性理大全书卷四十四

译说“率性之谓道”，也只是这个理。道不可片刻离开，也只是这个理。认识到是自己应当做的事，便去做；不应当做的事，坚决不做。只是这样罢了。做学问没有那么多繁杂的事，只是要持守身心，探究道理，分辨清楚是非善恶，就像喜欢美色、厌恶恶臭那样自然真切。到了这一步，才算踏在实地上，自己停不下来。做学问应当以存养心志为优先，但推究事理和切实实行也不可偏废。即使已经有一方面的长处，也不可轻易轻视别人而助长自己骄傲吝啬、克制攻伐的私心，何况那长处是否真实具备，起初还难以确定呢？在日常起居中，如果有这一种毛病想要去除，那么这想要去除的念头，就是能去除它的药方。只应当坚守，常常自我警觉，不必胡乱推测探求，一定要舍弃这笨拙的方法而去寻求巧妙的见解。做学问的实质，固然在于实践履行。如果只是知道而不实行，确实与不学习没有区别。然而想要实行却对道理没有明白，那么所实践履行的，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呢？所以《大学》的道理，虽然以诚意正心为根本，但必须以格物致知为先。所谓格物致知，也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使我的知识无不精切透彻。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含有道理的，而其精微的内涵已经具备在圣贤的书中了，所以一定要由此去探求。然而想要它简明容易知晓，简约容易持守，那么没有比《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这几篇更好的了。○做学问贵在懂得道，而道不是一听就能领悟，一跃就能进入的。遵循下学的基本法则，增加穷究事理的功夫，由浅入深，由近及远，那么大概就可以成功了。自己既然有这个身体，必定有主宰。持守得住主宰，然后随着自己的力量穷究事理、格物，而应当做的事，不可放过丝毫。因此引用程子的话：“如同行军，应当先做好准备工作。”主敬，是存养心志的关键；而致知，是增进学问的功夫。二者相互激发，那么知识日益明达，持守日益坚固，而旧习中的错误，自然会在不知不觉中日益改变、逐渐转化了。讲学贵在切实体认，义理关键在于熟读精思，潜心玩味，不可贪多图得，搜集猎奇、敷衍了事就当作究竟了。做学问的要领，首先要约束自己，然后分辨清楚义利两个字，使趋向不偏差，这是大节。其他事情随着能力所及去做，务必精审，而不贵在泛滥涉猎。圣贤的教化，不过“博文约礼”四个字。博文就要多方探求获取，熟讲而精择，才可以融会贯通。约礼则只一个“敬”字就已经足够了。在日常起居中，只以这两方面确立课程，不让间断，那么久了自然有进步的地方了。问：横渠张先生说“义理有疑惑，就洗去旧有的见解，以迎来新的见解”，回答说：这个说法很恰当，最有道理。如果不洗去旧有的见解，从哪里得到新的见解呢？现在的学者有两种毛病，一是固执自己的意思，一是旧有先入为主的学说，虽然想要摆脱，也被它自来纠缠。看道理必须从大的方面去看，便前面开阔，不要从墙角里那样狭窄的地方看，一步就触壁没有去处了。现在且要看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辨得明白，将自己日常用的与他对照检验，必须渐渐有见解，前面渐渐开阔。那个大场合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墙角里，纵然理持守得一句，只是一句，透过的道理太小了。如《破斧》这首诗，必须看那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看见周公用心，才使得天下没有不可说的道理。如为人谋划而忠诚，朋友交往而

译诚信的传授与习惯的养成，都是眼前的事情，都可以说得清楚，唯独一个“熟”字无法用言语完全道尽。除了这个“熟”之外，没有不可说的。在未熟练的时候，把心顿放在这里，又觉得不稳妥；把它拿放到那边，又不是。然而终究不能就此停滞，必须从这里更加着力，才能到达那个熟练的境界。顿放在这边也是对的，顿放在那边也是对的，七颠八倒，没有不对的。所谓“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左右逢其原”，就像梨和柿子，生的时候酸涩，吃不得；等到熟后，自然有一种甘美，相差极大，关键只在于熟与不熟之间。读书有应当讲解的地方，也有不必讲解的地方。如果确定某处主旨如此，就不必再讲，只是直接去下功夫。不要放肆，不要轻慢，整齐严肃，就是专一，就是敬。圣贤说话多方面，必须这样讲。但是，我任凭他说，那“理”无形无状，去何处验证？只需在切身处体察，这类事情久了自然能体察到。学习的话，处事都合乎理；不学习，看理便不那么周全，不那么广大，不那么细密。然而理也不是外面硬生生强加的道理，只是自家固有的理。尧舜是生来就具备此理，此理原本没有丧失；商汤、周武王是返归此理，已经有些许丧失，只是恢复其旧有的样子。学习只是恢复其旧有的样子罢了。因为以前交接得来，如今却丧失了，能不急切地自我修养而返归吗？这就是它之所以为急的原因。不学习，只是硬去提防，处事看不见理，一向任由私意，平时却也勉强能做到，临到事变就乱了。做学问的道理，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穷究事理的关键，一定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没有比循序渐进而达到精熟更珍贵的。而达到精熟的根本，又在于居敬持志。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含有理的。做君臣的，有君臣之理；做父子的，有父子之理；做夫妇、做兄弟、做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的时候，也各自含有理。有方法去穷究它，那么从君臣的大道，到事物的细微，没有不知道其所以然，以及其应当如此的，而没有丝毫的疑惑。善的就跟随它，恶的就去除它，而没有毫发的牵累。这就是做学问之所以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原因。至于论述天下的理，精妙细微，各有其恰当之处，贯穿古今，不可移易。只有古代的圣人能穷尽它，而他们所做的所说的，没有不可以作为天下后世不可改变的大法的。其余的人，顺从它的是君子而吉利；违背它的是小人，而违背得厉害的，能保全四海，可以作为法则；违背得更严重的，不能保全自身，可以作为警戒。这些鲜明的迹象，必然的效果，大概都具备在经书训诫和历史典籍之中。想要穷究天下的理，却不从这里去寻求，那就是正对着墙壁站立罢了。这就是穷究事理之所以一定在于读书的原因。至于读书，不喜欢的人，固然懈怠疏忽、间断而无所成就；喜欢的人，又不免贪多务广，往往还没开启头绪，就急于想要探求终点；还没研究完这个，忽然心思又在那边。因此虽然整天勤劳，不得休息，但心意恍惚，常好像有所奔趋追逐，而没有从容涵泳的乐趣。这又怎么能深信自得，长久不厌倦，从而不同于那些懈怠疏忽、间断而无所成就的人呢？孔子所说的“欲速则不达”，孟子所说的“进锐者退速”，正是说的这个。如果真的能以此为鉴而反过来做，那么心潜注于一，久而不移，所读的书，文意接连，血脉贯通，自然渐渐浸润透彻，心与理相合，善的作为劝勉的就深，恶的作为警戒的就切了。这就是循序渐进达到精熟，之所以作为读书方法的原因。至于达到精熟的根本，在于心，而心这种东西，至虚至灵，神妙不可测度，常为一身之主，以提万事之纲，不可有片刻的不在。一旦不自觉，而驰骛飞扬，去顺从物欲于躯壳之外，那么一身无主，万事无纲，虽然只是俯仰顾盼之间，大概已经不自觉自身所在，何况能反复圣人的言语，参考事物，以求义理至当的归宿呢？孔子所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是说的这个。如果真的能严肃恭敬、敬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被物欲所侵乱，那么用它来读书，用它来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用它来应事，用它来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这就是居敬持志，之所以作为读书根本的原因。生而知之的圣人，不等待学习而自然到达；如果不是生而知之，必须要学问。学问之先，只是致知，所知果然到达，自然透彻，不担心不进步。问：知道必须践履，回答说：不真知如何能践履？如果是真知，自己就停不住，不可像他们只是把话说过了。又问：如今谈论学问的人满天下，家家诵读《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的书，人人习学《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的学说，究观其实，不仅应事接物与所学不相似，而且其为人举足动步，全不像学者所为，或者做作些小气象，或者自治一等议论，专门欺人，这难道是他们的学问造成的吗？还是践履不

译达到极致了吗？还是所学的不是正道呢？回答说：这哪里值得谈论学问！我与人谈论学问，只是说出大概，要人自己去下功夫，譬如宝藏一般，其中至宝之物，什么没有？我只能指着对人说是这里有宝，若不下功夫自己去寻找，终究无济于事。现在的人做学问，多是为了名声，不肯切己体察。以前见到前辈有志于学问而性格犹豫的人，他内省很深，下问很急切，但不肯在日用常行中充沛地用力，因此终身抱着不能决断的疑惑，这是可以警戒而不能效法的。给东莱吕氏的信中说：承蒙告知整顿收敛，则陷入着力；从容游泳，又堕入悠悠荡荡。这正是学者的通病。然而程子曾说：也必须暂且从这里入手，等到德行盛大之后，自然左右逢源。现在也应当暂且在整顿收敛处着力，只是不可刻意安排等，这就成了毛病。人看文字，多有浅薄急迫的毛病，浅薄则对文义多有不尽了解，急迫则对文理也不暇周全详悉。兼之义理精微，纵横交错，各有脉络，现在的人多是看到一边，就想就此执定，完全废弃其他说法，这是古人所说的固执德行而不通达的人，不只是读书如此，也要识破这个毛病，随事反省，或许可以深造而自得。横渠未能立心，厌恶思虑多导致疑惑，这个说法很好，便可见有次序之处【另一种说法：事情固然应当考索，但心没有主见，却泛泛地无法理防】。若是思虑纷乱，趋向未定，没有个主宰，如何讲学？问：理有未穷尽，暂且只持敬吗？回答说：不必这样说，持敬便只管持下去，穷理便只管穷下去。如果说前面万一有持不得、穷不得的地方，又去另生计较，这都是枉费思量。然而也只是不曾真正持敬、穷理，若是真正曾持敬、穷理，岂会有这种说法？譬如出路要乘轿，便乘轿；要骑马，便骑马；要走路，便走路，都不必思量前面去不得时，又该怎么办？只当勇猛坚决向前，哪里要像你说居敬不得处又该怎么办？穷理不得处又该怎么办？古人所谓“心坚石穿”，大概不曾有个不得的事情。又说：“圣人的言语本是直截了当，若里面有曲折之处，圣人也必说在上面。若上面没有，又何必思量从那曲折处去？都是枉费工夫。”问学者说：“你如今在这里坐着，是主静还是穷理？”很久没有回答，说：“便是你没有做工夫。若不是主静，便是穷理。只有这两者，既不主静，又不穷理，便是心无所用闲坐而已。如此做工夫，岂有长进的理？”夫子曾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必须如此做工夫才行。你们每日只是闲用心，问闲事，说闲话的时候多，问紧要事，究竟自己事的时候少。若是真正做工夫的人，他自然没有闲工夫说闲话，问闲事。圣人的言语有几多，大节目都不曾理防，小的固然不可不理防，但大的尤其重要。日用之间，随事随处提撕此心，不让它放逸，而在其中随事观理，讲求思索，沉潜反复，或许对圣贤的教导渐渐有默契之处，则自然见得天道性命真不离开此身，而我所说的学问，舍此没有别处用力。人没有英气，固然安于卑陋，而不足以谈论高深。其或有英气，而无以制约，则又反被其所驱使，而不肯谦逊志于学，这是学者的通病。所以古人设教，从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文化，必定都让他抑心下首，从事于其间，而不敢忽视，然后可以消磨其飞扬倔强之气，而作为入德的阶梯。现在既然都没有这些了，则唯有读书一事，尚可以作为摄伏身心的帮助，然而不循序而致谨，则也没有益处。主一的工夫，固然须常切提撕，不让间断。穷理的事，又在细心耐烦，将圣贤遗书从头循序，在平实明白处玩味，不必贪多，只要详熟，自然见得意绪。读书固然不可废，然而也须以主敬立志为先，方可入手。

译这些田地（指学问）向上推究义理，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如果平时漫不经心，既没有存养心性的功夫，也没有实践的志向，而只想理解文字含义，说得头头是道，那么即使精通所有经典，没有错一个字，又有什么益处呢？何况未必能精通且没有错误呢？学问的根本在于日常用度之间，持守恭敬、积累正义的功夫，确实是要紧的。念念自我省察，读书探求义理，只是其中的一件事罢了。近来学者的弊病，苦于学说太高深、太多，这样只见思绪杂乱，都没有玩味体悟的功夫，不仅失去了圣贤的本意，也分散了日常实用的功夫，不可不警惕。穷究事理与涵养心性，应当同时并进。因为如果没有稍许知晓，就无法达到涵养的功夫；如果没有深厚的存养，就无法穷尽义理的深奥。正当相互为用，各自发挥其功效罢了。现在的学者，不知道古人为了完善自身而学习的本意，不把读书修养自身放在首位，却急于闻道，因此文采胜过实质，言语浮于行动，最终不知道归宿在哪里。读书必须严格制定课程，思虑也不宜过于苦痛，只要虚心游意，时时玩味探求，时间久了自然会发现其中的缝隙和意味。持守也不必刻意安排，只是从容如此，才觉得松懈，就立刻提起警觉，自然常在此处了。学者必须虚心涵泳，不要凭空妄说，却要在日常生活中切实下功夫。

持敬的功夫，找回放失的本心，然后看看自己的本性，原本是善还是不善，自己与尧舜原本相同还是不同？如果相信得及，心意自然开明，持守也就不费力了。问：君子没有吃完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德，不仅仅是吃完一顿饭的时间而已，即使在仓促之间也一定如此，不仅仅是仓促之间而已，即使在颠沛流离中也一定如此。这是想要此心没有片刻须臾的间断。等到称赞颜回，就说三个月不违背；对于众人就说每天每月偶尔达到罢了。现在的学者对于每天每月偶尔达到尚且茫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上面的境界呢？克己的功夫应当从每天每月偶尔达到推而向上，直到吃完一顿饭的时间，以至仓促之间，以至颠沛流离，一节比一节紧密，一节比一节去除杂念，差不多持养纯熟，三个月不违背就可以通过学习达到了。不学习就算了，想要学习圣人，那么纯粹而且不停止，这就是进步的阶梯吧？回答说：下学的功夫确实应当如此，那些资质高明的人自然不在此限，但我没有见过罢了。做学问虽然有阶梯渐进，然而一开始立志也必须略见义理的大概。

在自己方寸之间，如果有一个警惕惭愧、奋发勇决的志向，然后可以加上讨论、玩味的功夫，存养省察的力量，而期望有所收获。孔子所说的立志于学，所说的发愤，正是为此。如果只是悠悠泛泛，没有开始下手的处所，就认为可以这样平铺直叙地做下去，那么恐怕所谓的庄重恭敬持守涵养、一定有事要做，也是若存若亡，徒劳把持，而没有精明确实、亲切到位的效果。人做学问，应当知道为了什么而做学问，又知道做什么事可以做学问，然后按照次序，勤勉用力。一定要使此心之外，没有别的念头，而旧习能否克服、世俗的毁誉、身世的通达阻塞，自然没有一丝一毫进入心中，然后才可以接近罢了。道的体用，虽然极其深奥微妙，而圣贤说它却非常明白。学者如果能虚心静虑，并随之探求日常亲身实行的实质，那么其规模的广大、曲折的详细，固然应当在闲暇静一之中有所获得。它的味道虽然平淡却实在丰美，它的表面虽然浅显却实在深远。然而探求它的方法，不难于探求，而难于涵养。所以程夫子说：“学习没有比获取知识更优先的，然而没有能够获取知识而不在于恭敬的。”而邵康节告诉章子厚说：“以你的才华，对于我的学问，顷刻间就可以穷尽，但必须跟随我在林下一二十年，使尘世的思虑消散，胸中豁然开朗没有一件事，才可以传授给你。”正是为此。做学问的功夫，不在日常用度之外。检点自身则动静语默，居家则侍奉父母长辈，穷究事理则读书讲解义理，大抵只要分辨一个是非，而去彼取此罢了，没有其他玄妙可言。论它最近最容易，那么现在就可以用力；论它最急迫最切要，那么现在就应当用力，不要再迟疑。且随着深浅用一天的功夫，就有一天的效果，遇到有疑问的地方，才好找人商量，那么其长进通达不可限量。如果现在完全不下手，一定要等到将来远求师友然后用力，那么眼下就错过了应当做的亲切功夫，虚度了难得的少壮时节。即使将来得到圣贤为师，也没有积累凭借的资本可以接受锤炼，未必能真正受益。义利之间，相差毫末，而舜和跖的归宿却不同。因此古代君子做学问，庄重恭敬涵养以确立根本，而讲习义理以阐明它。那么口中诵读的，也有正当的学业；心中所处的，也有恒常的分际了。至于迎合世俗取宠的事情，不仅有所惭愧而不敢做，实在也有所急迫而没有空闲。问：获取知识以阐明它，持守恭敬以涵养它，这是学问的要领。不获取知识，就难以持守恭敬；不持守恭敬，也无法获取知识。回答说：两者相互为用，确实如此；但也应当各自尽力，不可依赖这个而责备那个。大抵思索义理，到了纷乱阻塞的地方，必须一切扫去，让胸中空荡荡的

译（前文缺）了，举起一看，便自然觉得有下落之处。这话以前曾听李先生说过，今天才真切地验证了确实如此，并非虚妄之语。天下的事物，没有一样不具备天理，因此圣门之学，下学的次序，从格物开始，以推致其知，不脱离日常事物之间，辨别是非，审察可否，由此精研义理而入于神妙，以推致其用。其中曲折细微之处，各有次序，而一以贯通，没有分限，没有时节，没有方位，所以称为精；而不脱离粗浅，所以称为末；而不脱离根本。必须从容潜玩，饱足而自得之，然后才能达到极致。固然不可以自我设限而迟缓，也不可以急于求成而急躁。譬如草木，从萌芽生长直到枝叶花果，不待其成熟之时，却拔苗以助其长，岂不是无益反而有害吗？人之所以为学，是因为我的心不如圣人的心。心不能像圣人的心，因此烛照事理不明，没有准则，随其所好，高的超过，低的不及，而自己不知道其超过和不及。如果我的心与天地圣人的心没有差异，那还学什么呢？所以学者必须依据先达的言论，以求圣人的意旨；依据圣人的意旨，以通达天地的道理。求索从浅到深，到达从近到远，循序渐进，不可以用急于求成、迫切的心去求索。像这样，因此逐渐经历，审察熟悉、详细明了，而没有越级、空谈的弊病，逐渐达到极致，然后我的心得以端正，天地圣人的心不外乎此。并非固守浅近而忘记深远，舍弃我的心去求圣人的心，抛弃我的学说以迎合先儒的学说。向往道之勤奋，捍卫道之急切，不如求其所谓道者，而修养于自身为根本；用力于文词，不如穷究经书、观览史书，以求义理，而施之于事业为实在。大概人有了这身体，那么其秉承的天性法则，起初不在外面。与其向往于人，不如反求诸己；与其用口舌驰骋言论而希望其行于世，不如得之于己，而一任其用舍于天呢？至于文词，只是小技艺罢了。就近而言，不足以修养自己；就远而言，无以治理他人。这又与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有什么关系，而计较其利害，勤恳反复，以至于连篇累牍而不厌倦呢？为学的次序，必须先成就自己，然后可以成就外物。此心此理，原本没有间断亏欠。圣贤遗训，都在典籍之中。如果果真有此意，何用迟疑等待？何用揣摩安排？只从今日开始，随处提撕，随处收拾，随时体究，随事情讨论。只要一天之中整顿得三五次，理察得三五事，那么日积月累，自然纯熟，自然光明。如果只如此，立个题目，顿在面前，却又犹豫不前，不肯果决向前，真实下手，那么悠悠岁月，岂肯待人？恐怕不免只是自欺自诬之流，而终究没有得力可恃之地。观看佛塔的人，仰首注视而高谈，不如俯首历阶而渐进。大概观看外面的人，虽然足以识别其崇高巨大之美，哪里比得上进入其中的人，能使真为我所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层层叠加、结构架设之所由呢？从今而言，圣贤之言，都在典籍之中。其所以幸教天下后世的，固然已经不遗余力。而近世一二先觉，又为他们指出门户，标示梯级，而后学者由此而前往，应该也很容易而没有困难了。而有志于此的人，有的不能有所到达，弊病在于只看其外，粗略窥见仿佛，便说我已经看见了，于是不再进入其中，以为真有其物而尽力探究。计算这所以突然谈论它，虽然知道可悦，但无法深得其味，于是半途而废，而终究不能有所成就。问现在的学者，不是遗忘就是拔苗助长。回答说：这只是见理不明罢了。理是自家固有的，从中而出，如何忘得？假使他见之明，如饥必食，渴必饮，那么有什么遗忘的呢？如食到饱则止，饮到满腹则止，又有什么拔苗助长呢？这都是见理不明的弊病。问工夫有间断，也是气质之偏使然。回答说：固然是气质，但大患是不仔细。曾经说今人读书能像汉书那样，也好。汉儒各专一家，看得极仔细。今人才看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最后都没有理察明白。现在必须先端正路头，明辨为己为人的区别，直见得透彻，然后逐渐下工夫，那么思虑自然通达，知识自然明了，践履自然端正，积日累月，渐渐熟习，渐渐自然。如果见得不透彻，路头错了，那么读书虽多，为文日益精工，终究做事不得。自天降衷，万理皆备，仁义礼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自己一身都担在这里。必须理察明白，体认教一一周全，略欠阙一些不得。必须缓心，直要理察教尽。必须大作规模，阔开其基，广辟其地，稍后到逐处，即看逐处都有顿放之处。日用之间，只在这许多道理里面转，更无些子空阙之处。尧舜汤武也

译只是这道理。大凡做学问，不可只防备、理会一端。圣贤千言万语，看起来虽然纷繁杂乱，但都归结为这同一个道理。如今只在紧要处下功夫，固然好，但其他方面也必须一一防备、理会，凑合到这同一个道理上，使之统一，才能通晓天下事。如果只硬着头皮在一个地方做功夫，终究是做不成的。就像庄子说风的疾速，如果风不深厚，那么它承载巨大的翅膀就无力。必须防备、理会得多，才能支撑得起。比如笾豆这类礼仪事务，各有主管的人负责，并不是说笾豆之事可以置之度外，不用防备、理会。动容貌等三句话，也只是这三句是自己紧要应当做的，笾豆之事是交给主管的人做的，那件事比较轻。如今只防备、理会这三句，笾豆之事都不理会，万一主管的人把笾当作豆，如果未曾晓得，就会被他们蒙骗。所以《中庸》先说要博学。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且看孔子虽然说是生而知之，遇到事情也去问人，像问礼问丧于老聃之类的事情很多。只是像官名这样的小事不知道，或许也没有害处。圣人却急切地去问郯子，大概是因为我不懂的，必须去问人才行。因为说到南轩编的《洙泗言仁》也不完全对。圣人说到仁的地方固然是仁，但没说到仁的地方也不就是非仁。天下只有一个道理，圣人说的许多话都要防备、理会，岂可只去理会说到仁的地方，没说到仁的地方就丢开不管。问：像古人咏歌舞蹈，到了动荡血脉、流通精神的地步，现在既然没有这种形式，专门依靠义理去研究，恐怕难以得到喜悦和快乐，不知该怎么办？答：只是看得不熟罢了。如果熟读深思，融会贯通，就会喜悦了。如今暂且放下闲事，不要闲想，只专心去玩味义理，就能使心思精纯，心思精纯就能使涵养纯熟。应当用恭敬的态度增进学问，就在于获取知识。无事的时候暂且存养在这里，提拨警觉，不要放纵。等到讲习应对的时候，就应当思考义理，用义理去行事。无事的时候就要存养，收拾这颗心。问：“做学问的功夫以什么为先？”答：也不过像前面所说的，全在于人自己立志。既然知道了这道理，立下坚定的心志，一味向前，何必担心不能进步？只怕立志不坚定，只是听别人的言语，看别人的文字，终究对自己没有益处。有人说必须做功夫才觉得言语有益。答：别人的言语也应当仔细穷究。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就是穷理。别人的言语，如果是邪说，与我有什么关系？被他蒙骗而防备、理会不得，就会有陷溺。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问：“讲学应当志在远大。”答：固然如此，但细微之处也必须研究穷究。如果细微之处不研究穷究，所谓远大之处，只是揣测出一头诡怪的话语，究竟有什么益处？必须知道大小，测量浅深，又辨别轻重。因为问平时读书，因为听到先生所说，才知道只得到一个模样罢了。答：模样也不容易得到，恐怕只是认识文句。问：“不知道学问，只知道有人欲，不知道有天理。既然知道了学问，那么克己的功夫就有着力之处。然而在应事接物的时候，如果失去了存养主宰，那么心就不在焉。等到知觉已经间断，所以因为天理的发见而收合善端，便成为一片。”虽然承蒙教导如此，但功夫最难。答：这也是学者的常理，即使是颜回也不能没有间断，正需要常常检点防备，尽力持守，使动静如一，那么功夫自然接续。学问不分贤愚，不分大小，不分贵贱，自然是人应当防备、理会的事情。况且如果圣贤不出生，没有许多书册，没有许多发明，难道就不去防备、理会吗？只应当防备、理会。现在有圣贤言语，有许多文字，却不去做，老师朋友只是能发明道理给人。如果不自己前进，老师朋友如何能着力？问：“所观书滕璘以读《告子》篇。”答：古人兴起于诗，诗可以兴起。又说：“虽无文王犹兴。”人必须奋发兴起，必定作为心志去做。学问才有头绪，古人用诗吟咏起发善心，现在既然不能通晓古诗，我认为《告子》篇各处读之，可以兴起人的善心，所以劝人读之。比如理义使我心喜悦，就像牛羊猪狗使我口喜悦，读这句必须知道义理是否可以使我心喜悦，果真像牛羊猪狗使口喜悦吗，才是得到。滕璘说义理使心喜悦，也是临事见到此事合理义，自然喜悦。答：现在整天无事，难道就废弃了理义，就没有喜悦的地方吗？比如读古人的书，见到那事合理义，思考古人的行事与我如今所思虑想要做的事，才见到合理义，就自然喜悦，才见到不合理义，自然有羞愧愤闷之心。不必一一临事时看，问程子说：“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进诚心”，只是教人鞭辟近里切，说明善是致知，诚心是诚意吗？答：知至即便意诚，善才明，诚心就进。又问：“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就是应那省外事一句吗？答：是的，外事所可省的，即省之所不可省的，也强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的至理，文章是威仪制度所守，不约束泛滥无功，说得

译极其迫切。在这种地方只管拿来玩味，那么道理自然都能显现。问做学问的大端，回答说：比如士人参加科举，是要做官，所以他的功夫勇猛，念念不忘，最终能够成功。如果做学问必须立个标准，我要如何做学问，这个志向念念不忘，功夫自然精进。因为人凭着渺小的身体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常想我以血气之身如何配得上天地？况且天地所赋予我的，样样完备，人自己却污损破坏了。于是举出“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一章。如今做学问必须是求恢复其本初，求保全天地所赋予我的，才成。如果要保全天地所赋予我的，就必须以圣贤为标准，一直做到圣贤的地位，才是保全了本来之物而不失。这样那么功夫自然勇猛，临事观书常有这个意思，自然接续。如果没有求恢复其本初的志向，没有必定要做圣贤的心，只见因循荒废了。学问只要理会一个道理，天生众民有物有则，有一个物便有一个道理。所以上学之道，教人在事物上逐一理会得一个道理。如果理会一件未得，直须反复推究研究。穷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想不通，晚间又拿出来想。晚间想不通，明日又想。这样，哪有想不通的道理？如果只是略略地想，想不通便丢掉了。这样，千年也理会不得。问人固然想要事事物物都理会，然而精力有限，不明白一一都理会得。回答说：固然有做不尽的，但立一个纲程，不可先自己放倒。也必须静着心，实着意，沉潜反复，终久自然晓得去。问人的思虑有邪有正，如果是大段邪僻的思虑，却容易制。惟是许多无头面无紧要的思虑，不知如何制它？回答说：这也无他，只是觉得不当思量的便不要想，便从脚下做将去。久久纯熟，自然没有这等思虑了。譬如人坐不定，两脚常要行，但才要行时就自省觉，不要行。久久纯熟，也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了。前辈有想要澄治思虑的，在坐处置两器，每起一个善念，就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个恶念，就投黑豆一粒于器中。起初黑豆多，白豆少；后来白豆多，黑豆少。后来遂不再有黑豆，最后则连白豆也没有了。然而这只是一个死法，如果更加以读书穷理的功夫，那么去掉那般不正当的思虑，有什么难的呢？又如人有喜欢做不要紧的事，如写字、作诗之类，起初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如果能将圣贤言语来玩味，见得义理分明，那么渐渐觉得此重彼轻，久久不知不觉，自然剥落消殒去。何必横生一想要得别寻一条捷径尽去了意见，然后能如此？这都是不耐烦去修治他一个身心了，作此见解。譬如下人做官，就应当至诚去做职业，却不耐烦去做，须要寻个幸门去钻，钻得这里透时，便可以超等将去。如今想要去意见的，都是这个心。学者，但应当在意见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掉其妄者而已。如果不问真妄，尽想要除去，所以游游荡荡，虚度光阴，都没有下工夫处。于是举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叫做中；发而都中节，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达之道。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各得养育。”只如喜怒哀乐，都是人所不能没有的，如何要去掉？只是要发而中节罢了。所谓致中，如孟子的求放心与存心养性是也。所谓致和，如同孟子论平旦之气与充广其仁义之心。如今却不耐烦去做这样的功夫，只管要求捷径，去意见，只怕所谓去意见的，正未免为意见。圣人教人，如一条大路，平平正正，从此直去，可以到圣贤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彻底。做得彻底时，也不大惊小怪，只是私意剥落净尽，纯是天理融明罢了。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圣人造出这一件物事来，使学者听到，自然欢喜，情愿上这一条路去，四面八方催促他去这路上行。又说：所谓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才有一些偏倚，不可，必须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比如射箭，虽射中红心，然而在红心边侧也未当，必须是正当红心之中，才叫做中。辅广说：这非常存戒谨恐惧的功夫，不可。回答说：固然是，只是个戒谨恐惧便是功夫。又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圣门教人只是两件事，必须是互相发明。约礼的功夫深，那么博文的功夫愈明；博文的功夫至，那么约礼的功夫愈密。学者最怕因循，莫说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也得，行得一事也得，只不要间断

译疑惑断绝，积累久了自然化解，做得透彻才行。如果有疑惑的地方，暂且须要自己去思考，不要依赖别人说，等着去问他。如果没有人可以问，难道就停止了吗？人如果能除去依赖别人的心，学问也须要防备进步。有人说：一下子用功，也难以一下子得到功夫。不要说今天做不了，暂且等明天做。如果做成一件事，便是一件事的功夫。如果理会上这些细微之处，便有这些细微之处的功夫。如果见解上有积累，那么见解自然贯通；如果存养上有积累，那么存养自然透彻。

问：张横渠说“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说“须放宽地步”，如何？答：只是暂且放宽眼界去看，不要守得太死。张横渠说的自好，但如今所论却是大局促狭了。

问：举止行动，未能合乎礼仪。在应酬事物、接待人物之间，难免有违背道理的地方，怎么办？答：这本身就是学习，只要能在应酬之时，逐一检点，使每一件事都合乎道理，久而久之自然能合乎礼仪。

对万人杰说：平日的功夫须要做到极致时，四周都黑，无路可入，才是有长进的地方。大疑惑才能有大进步，如果自觉有些长进，便说我已经到了，这是不足以称为大进步的。颜回仰望高远，钻研艰深，瞻望前面，回顾后面，等到虽然想追随他，却没有办法了，真是无路可去了，到了这一步才可以谈论进步了。

洪庆将要回去，先生召他进来对他说：这次回去暂且存养，要使这个道理分明，常在心里，久了自然会有觉悟，觉悟后自然对此物洞然贯通圆转。于是举出孟子“求放心”、“操则存”两段，以及明道语录中“圣人教人千言万语，下学上达”一条说：自古圣贤教人，也就在这理上用工夫。所谓放失的心，不是跑向别处去，大概是一眨眼间便不见了，才觉得便又在面前，不是难以收拾。你暂且自己去撕扯一下，便见得。

又说：如今要下工夫，暂且须要端庄存养，独自观察昭旷的本原，不须枉费工夫钻研纸上的言语。等到存养得心中昭明洞达，自觉没有许多窒碍，这时才取文字来看，则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彻，遇到事情时自然迎刃而解，都没有许多病痛。这类话不想对众人说，恐怕他们不肯去看文字，又不踏实了，暂且教他们看文字撞来撞去，将来自然有撞着的时候。

为学之道，须先存得这个道理，才可以讲究。如果居处必定恭敬，做事必定严肃，与人必定忠诚，要像颜回那样，直须就在视听言动上警戒，直到恢复礼仪的地步。仲弓出门如同会见大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奉大祭，是无时不主敬。如今也不须较量颜回、仲弓如何防备如此，只将那些事就在自己切身处便做他的功夫，然后有益。

又说：为学之道，如同人耕种一般，先须办了一块地在这里，才可以在上面耕种。如今却在别人的地上铺排许多耕作的东西，这田地原本不是我的。又如人经商，也须先安排许多资本，才可以运作。如果资本不足，则运作不得。

到论道时，如同说水，只说是冷，不能用不热来说。如同说汤，只说是热，不能用不冷来说。又如饮食，吃着酸的便知是酸的，吃着咸的便知是咸的，这才对。如今学者不防备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张自己的说法，只借圣人的言语做起头，便自把自己的意思接下去说，病痛专在这上面，不可不戒。

问治心修身的要领，认为虽然知道事理应当做，但念虑之间多与日间所讲论的相违背。答：暂且就这样做去，只是如今暂且说个“熟”字，这“熟”字如何便达到这个地步？达到熟的地步，自然有忽然不可知的地方，不是被你硬要得到的，直是不知不觉地如此。

问学者忌讳先立标准如何？答：如同“必有事焉而勿正”所说，如今虽然说是想要学圣人，也暂且从下面做将去。如果天天这样比较也不得。虽然说是“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如果只管拿来比较而不做工夫，又有什么益处？

译《性理大全书》卷四十四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四十五

学三

总论为学的方法

朱子说：“做学问的道理，圣人经典和贤人传述用来告诉人们的，已经穷尽而没有剩余，不过是想要人们保存这一颗心，使自己的身体有主宰。现在的人奔波纷扰，一颗心都不在躯壳里。”孟子说：“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求回那颗放逸的心罢了。”又说：“保存这颗心，涵养本性，是用来侍奉天的。”做学问的人必须认识这一点。涵养的功夫，就像一粒菜籽，中间含着许多生机，也必须培土浇灌，才能长成。不能说道有那种子在这里，只等待它自然生根发芽。如果只看见道理是这样，就要去享受它，那么一天就像一天，一年就像一年，不会有什么长进。就像菜籽没有粪土去培护，没有水去浇灌一样。必须再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中的道理拿来涵养。人做学问，只怕不知道自己有所不足，既然知道了，也就在此处加以勉励罢了。做人由自己，哪里是别人所能给予的？只有读书穷究事理的功夫不可不讲。涵养、致知、力行三者，是以涵养为首要，致知次之，力行再次之。不涵养就没有主宰。就像做事需要用人才，放下或困睡，这事便无人做主，都听由别人，不由自己。既然涵养，又必须致知；既然致知，又必须力行。如果致知而不力行，与不知相同，也必须一时并做，不是说今天涵养，明天致知，后天力行。也要都以敬为本。敬却不是拿来当作一件事去做。现在的人多先安一个敬字在这里，怎么能做得敬？只是提起这颗心，不要让它放散。这样心便自然清明，这里便穷究事理、格物，见到应当如此，便是不应当如此，便不是。既然见到了便实行下去。现在且将《大学》来读，便可见做学问的次第，初没有那么多曲折。又说：“我在《大学》中极力强调小学，是因为古人在小学中已经自己把握成了，所以在大学之道上无所不可。现在的人既然没有小学的功夫，却应当以敬为本。”问：“程子说‘看小鸡可以观察仁’，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既然通晓道理后，这样长久自然知道。”《礼记》说：“善于提问的人就像砍伐坚硬的木头，先砍容易的部分，后砍节疤。”所以游先生问‘阴阳不测之谓神’，而程子问他：‘您是拣难的问，还是疑后再问？’所以昨天说：‘对您说读书必须看一句后又看一句，读一章后又读一章，穷究事物必须穷究一物后又穷究一物。见到这个事物的道理既多，那么难的道理自然能认识。’童蜚卿说：‘程子说近思只是此类推去。’回答说：‘程子说得‘推’字极好。’又说：‘此类莫是比这一个意思推去否？’回答说：‘固然。比如做儿子就应当止于孝，做臣子就应当止于忠，从此节节推去。然而只一个‘爱’字虽然出于孝，毕竟千头万绪，都应当推去，必须得到。’人做学问，五常百行，岂能尽常，常常记得？人的本性只有五常为大，五常之中，仁尤为大。而人所以成为仁的，又只应当守敬这一字，只是常常求回放逸的心，昼夜相承，只管提撕，不要让它废惰。那么虽然不能常常尽记众理，而义、礼、智、信的作用，自然随着事物的当然而显现。仔细思考，做学问的人最紧要的就是这一件事，所以孔门只是教人求仁。做学问没有那么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辨得是非善恶，直是像喜欢美色，像厌恶恶臭，到这里，才是踏着实地，自然停不下来。问持敬，难道不想纯一于敬？然而自有不敬的念头，固然想要与自己相反，越是压制就越严重。有人说只自己持敬，虽然念虑妄发，不管它，久了自然安定，这样行吗？回答说：总之邪正本来不对立，只怕自己胸中没有个主宰，如果有主宰，邪自然不能进入。又问：不敬的念头，不是出于本心，比如忿怒欲望的萌发，做学问的人固然应当自己克制，即使是圣贤也无能为力。至于思虑妄发，想要制止却不能，回答说：才觉得这样，自己便提起了，但不要先去防备它。然而这只是自己见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学》，事物穷究而后知识至，知识至而后意念诚，才意念诚则自然没有这种毛病。做学问的大要，只在求回放逸的心。这颗心流滥无所收拾，将何处做管辖处？其他用工都闲慢，必须先在自己心上立得定，决不杂乱，则自然光明四达，照用有余。凡所谓是非美恶，也不难分辨，何况天理人欲，决不两立，必须全在天理上行，方见人欲消尽。义与利，不待分辨而明。至于所谓利，凡有分毫求自利便处，都是，便克制去除，不待显著，才谓之利。这颗心必须令纯纯，只在一处，不可令有外事参杂。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