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五十六

译只看他写出来的诗是什么气魄。如今《唐百家诗》开头载有明皇的一首《早渡蒲津关》，有多少飘逸的气概，便显出帝王般的底气和威严。越州有石刻唐朝臣子送别贺知章的诗，也只有明皇那一首好，其中有句说：“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何。”李太白的诗不全是豪放，也有雍容和缓的，比如开篇的《大雅久不作》，就十分和缓。陶渊明的诗人们都说平淡，据我看他其实是豪放的，只是豪放得不让人察觉罢了，他露出本来面目的是《咏荆轲》那一首。平淡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杜甫的诗早年很精细，晚年气势横逆不可抵挡，只要意到之处便押一个韵，像《自秦州入蜀》等诗，分明如画，那是他年轻时的作品。李太白的诗并非没有法度，而是从容于法度之中，大概是诗中的圣人。《古风》两卷大多效仿陈子昂，也有完全使用他诗句的地方。太白距离子昂不远，他如此尊崇仰慕，然而多被人弄乱了，有一篇被分成三篇的，有两篇被合并为一篇的。李太白始终学习《文选》中的诗，所以他喜欢杜子美的诗，喜欢的也大多是效仿《文选》的诗，渐渐放开手写的夔州等诗就不是这样了。问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前人大多称赞这话，怎么样？回答说：自然的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那就更好了。人多说杜子美夔州的诗好，这让人不明白，黄鲁直当时固然自有见解，今人只看见鲁直说好便跟着说好，就像矮子看戏一样。问韩退之的《潮州》诗，东坡的《海外》诗怎么样？回答说：很好。东坡晚年的诗固然好，只是文字也多是信笔胡说，全不顾及道理。文字喜欢用经书语句，也是一个毛病。老杜的诗“致远思恐泥”，东坡抄录这首诗到这句时说“此诗不足为法”。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这句话只是巧妙，韦苏州说“寒蛩暗深更，流萤度高阁”，这景色可以想象，但那是自在地说出来的。接着说《国史补》称韦苏州为人高洁，饮食清淡欲望少，所到之处扫地焚香，闭门而坐，他的诗没有一个字做作，真是自在，他的气象接近道，我常喜爱他。问比起陶渊明怎么样？回答说：陶渊明却是有力量的，只是语言刚健而意思闲适，隐者多是带着性情、负着意气的人做的，陶渊明是想有所作为而不能的人，又好名声。韦苏州则是自在。他的诗则有做不到的地方就倒塌了。晋宋间的诗多闲淡。杜工部等人的诗常显得忙碌。陶渊明说身有余劳心有常闲，这是《礼记》中身劳而心闲则为之的意思。韦苏州的诗高于王维、孟浩然等人，因为他没有声色臭味。韩诗平易，孟郊吃饱了饭思量到人想不到的地方，联句中被他牵着也只得如此做。人不可没有戒慎恐惧的心。庄子说庖丁解牛神妙，然而才到那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必定心里怵然为之一动，然后才解下去，心动便是恐惧的地方。韩文《斗鸡联句》说：“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是说虽然困了，用水喷一下便醒，“一喷一醒”即所谓的恐惧，这是孟郊的话，说得好。又说：“争观云填道，助叫波翻海。”这是退之的豪放。“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这是东野的工巧。李贺比较怪诞一些，不如太白自在。又说：贺诗巧妙。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浑然天成，像唐人玉川子这类人语句虽然险怪，意思也自有浑然天成的气象。因此举陆务观的诗：“春寒催唤客，尝酒夜静卧，听见读书不费力。”好。白乐天《琵琶行》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盘。”这是和而淫，到“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涕。”这是淡而伤。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孟子心不动，我今其庶几。这是乐天以文滑稽，然而还雅正驯良，不像现在的作者写村里杂剧那样。唐代的文人都不懂，像刘禹锡作诗说张曲江无后，等到武元衡被刺杀，也作诗表示痛快。白乐天也有一首诗畅快。李德裕贬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是涉及富贵处，都说得口水直流。杜子美以稷契自许，不知做得与否，然而子美却高看他救房琯也是正直的。偶然诵读寒山几首诗，其中一首说：“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鹦鹉花间唤，琵琶月下弹。长歌三日响，短舞万人观。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说如此煞有好处，诗人不易到此。石曼卿的诗极有好处，如“仁者虽无敌，王师固有征。无私乃时雨，不杀是天声。”曼卿的诗极雄豪而缜密方严极好，如筹。笔驿诗意中流水平远，愁外旧山青之句极佳，可惜没见到他的全集，多在小说诗话中略见一二罢了。曼卿胸次极高，非诸公所及，他为人豪放，而诗词乃方严缜密，这便是他好处，可惜不曾得用。山谷诗精绝，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

译忽然间如何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说精巧美好到了极致，没有一丝欠缺，已经自成一家了。只是古诗比较自然自在，而黄庭坚则是刻意雕琢而成。又说黄庭坚的诗太过精巧了，陈师道刚见到苏轼时，诗写得并不太好，等到担任正字一职时，笔

译力高妙如题赵大年所画《高轩过图》云：“晚知书画真有益，却悔岁月来无多，极其笔力。”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多重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笔力极佳，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臣是天意”等处说得好，但结末差弱耳。又曰：“张文潜大诗好，崔德符小诗好。古人诗中有句，今人诗中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陈简斋诗：“乱云交翠壁，细雾湿青林，暖日熏杨柳，浓阴醉海棠。”他是甚么句法？今时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乌夫人。李有诗大略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稽中散至死薄王莽，周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近世诸公作费工夫要何用？元祐时有无限事理，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今言不必作诗，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当自知，作诗果无益。今人所以事做得不好者，缘不识之故。只如个诗，举世之人命去奔做，只是无一个人做得成。诗是不识好底将做不好底，不好底将做底，这个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事物。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明，所以做得来精。心里闹如何见得？诗社中人言诗皆原于赧歌，今观其诗如何有此意？作先用读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次第方可读苏黄以次诸家诗。今人不去穷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况又不去学好底，却只学去做那不好。作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杜只学那崎岖底，今便学得十分好，后把作什么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时人山谷诗，然又不学山谷好底，只学山谷不好处。林择之云：“后山诗恁的深，他资质极高，不知如何肯去学山谷。”曰：“后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气力不山谷，较大但却无山谷许多轻浮的意思，然若论叙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叙得较有疏处。若读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或谓梅长于诗，曰诗亦不得谓之好；或其诗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江西之诗，自山谷一变，至杨廷秀，又再变。杨大年虽巧，然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及至欧公早，渐渐要说出来。然欧公诗自好，所以他梅圣俞诗，盖枯淡中有意思。欧公最喜一人送两句云：“晓日都门道，微凉草树秋。”又喜王建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欧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语不得，今都不识这意思，只要嵌事使难便云好。明道诗：“旁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少年。”此是后生时气象，显露无含蓄。

南轩张氏曰：“作诗不可直说破，须如诗人婉而成章。楚辞最得诗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兮，未敢言’。思是人而不言，则思之之意深，而可以言语形容也。若说破，如何思？如何思？则意味浅。”

象山陆氏曰：“诗之学，尚矣。原于赧歌，委于风雅。风雅之变，而溢焉者也。湘累之骚，又流也。子虚、长杨之赋，而骚亡矣。黄初而降，日以澌。惟彭泽一源，来自天，与众殊趣，而淡薄平夷，玩者少。隋唐之间，否亦极矣。陵之出，爱君悼时，追骚雅，而才力宏厚，伟足以镇浮靡。诗家为之中。”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颂陈于闲燕，二南之房中，所以闲邪辟而养中正也。卫武公作《抑》戒，以自警，为时贤相，以楚灵王之无道。一闻祁招愔之语，凛焉为之弗宁。诗之感人也，如此。于后斯义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乐之新声，梨园之法曲而已。其不荡心而志者，鲜。”古今诗人吟讽吊古多矣，断平芜，凄风澹月，荒寒之状，读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工矣，而于世道未有云补也。惟牧之、王介甫，高才远韵，超迈绝出，其赋《息》、《留侯》等作，足以千古是非。

临川吴氏曰：诗之变不一也。廷之歌，邈矣弗论。余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自颂，变风自变

译风，以至于变雅，也是如此，各自不同罢了。《诗经》消亡而楚辞兴起，楚辞消亡而汉五言诗兴起。到了魏晋，颜延之、谢灵运以下，虽然说是五言诗，但魏晋的诗体已经改变。这种变化在陈隋时期达到极致，汉五言诗至此几乎消亡。唐代陈子昂变革颜谢以下的诗风，向上恢复晋、魏、汉的传统，而沈佺期、宋之问的近体诗风格则另辟蹊径。李白、杜甫继承陈子昂并加以变革。柳宗元、韩愈因李白、杜甫而再次变革。变革之中有古体，有近体。诗体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杂言。诗的体裁不单一，人的才情也不单一。各自依据其体裁，各自依据其才情，各自成就一家之言。就像自然化育万物，宏大细微、弯曲笔直、青黄赤白，都是大自然巧妙中的一巧。从《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始就不能一概而论，何况后来的作者呢？宋代王禹偁、苏轼、黄庭坚三家，各自得到杜甫诗风的一种体式。黄庭坚与苏轼迥然不同，苏门众人起初几乎不认可他，只有苏轼非常器重他，认为他出类拔萃。眼界高过世人而不强求别人与自己相同，就是这样的。近年却有人崇尚清圆倜傥的风格，而极力诋毁黄庭坚。唉，这是众人的愚昧啊！不全面把握诗歌的整体而包容其多样的变化，偏执于一种风格而全盘否定其余，不公允不公正，这与汉代专门研究一经的经学家有什么两样呢？诗的雅、颂、风、骚崇尚已久。汉、魏、晋五言诗直到陶渊明，是适宜的。颜延之、谢灵运以下不予讨论，逐渐衰微。到唐代陈子昂而中兴，李白、韦应物、柳宗元因袭杜甫，韩愈因革律诗。虽然始于唐代，但深远萧散，不背离古风，难道只是句子工整、语言精巧、用字精当就可以的吗？诗歌是用来表达情性的真切的。《十五国风》中有农夫、闺中妇女的言辞，而后世文士不能企及，为什么呢？因为发自自然而非刻意造作。汉魏至今诗歌经历了几次变革，其间宏才实学之士，纵横奔放，千姿百态。字因锤炼而精，句因雕琢而巧，用典取其贴切，模拟取其神似，功力达到了极致。而有识之士却有时舍弃这些，崇尚陶渊明、韦应物，也是因为他们不锤炼字，不雕琢句，不用典，而情性的真切接近古风。现在的诗人随着他们的能力而有所崇尚，各自认为自己的是对的，谁又能知道真正的归宿在哪里呢？

译论文章

程子说：“圣贤的言论，是出于不得已。大概有了这些言论，道理就明白了；没有这些言论，天下的道理就有缺失了。就像那些耒耜、陶器、冶炼的工具，一旦不制作，那么养生的方法就有不足了。圣贤的言论，虽然想要停止，能停止吗？然而它们包容并穷尽天下的道理，也非常简约。后世的人，一开始拿起书卷就把文章放在首位，一生的所作所为，动不动就超过圣人。然而有了这些言论对世事没有补益，没有这些言论对世事也没有缺失，这乃是无用的多余之言。不止是多余而已，既然不得要领，就会背离真理、失去正道，反而对大道有害，这是必然的。”有人问：“写文章会妨害大道吗？”程子说：“会妨害。凡是写文章，不专心就不能精工；如果专心，志向就局限在这上面，又怎么能与天地一样宏大呢？《尚书》说：‘玩物丧志’，写文章也是玩物。”吕与叔有诗说：‘学问像元凯那样才成为癖好，文章像相如那样几乎像俳优。独自站在孔门中一事无成，只输给颜回得于心斋。’这首诗很好。古代的学者，只致力于涵养性情，其他的就不学；现在写文章的人，只致力于章句，取悦人的耳目。既然致力于取悦人，不是俳优又是什么？”有人问：“古人学习写文章吗？”程子说：“人们看到六经，就以为圣人也写文章，不知道圣人只是抒发胸中蕴藏的道理，自然成为文章罢了，这就是所谓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有人问：“子游、子夏被称为文学，这是什么原因？”程子说：“子游、子夏又何曾拿着笔学习写词章呢？况且如观察天文以察知时节的变迁，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这难道是词章之文吗？”“圣人的文章，自然与学习写文章的人不同。比如《系辞》的文章，后人决计学不到。好比自然造化生物，比如生出一枝花，有的通过剪裁做成，有的通过绘画做成，虽然有时看似相似，但终究不如自然造化所生的，自有一种生机。”“孟子论述王道，就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度不能自行，便先从养生说起。百姓既众多又富裕，然后认为吃饱穿暖而没有教化是不可以的，所以教化他们。”“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中的话固然多有毛病，但大体意思都接近道理。至于《西铭》，则是《原道》的宗祖。《原道》只说到道的本源，没有达到《西铭》的意思。根据柳子厚的文章，纯正没有超过这篇文章的。自孟子之后，大概没见过这样的书。”“韩退之的文章不可随意观看，晚年所见尤其高深。”“退之晚年写文章所得很多，学习本来是修养德行，有德行然后有言论；退之却倒着学了，因为学习写文章，每天追求所未达到的境界，于是有所得。比如他说：‘轲之死，不得其传’，像这样的言语，不是蹈袭前人，也不是凭空编造，说出必定有所见。如果无所见，不知道言论所传承的是什么（原性等文都是年轻时作的）。退之作《琴操》有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是善于表达文王心中之事的人，前后的文人道不到的。”

〇山杨氏说：“写文章要只说眼前的话，让其自然分明，不使人惊骇，如果不能做到，然后才知道孟子所说的‘言近’非圣贤不能。写文章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君主说话以及章疏文章，文字温柔敦厚，尤其不可没有。比如子瞻的诗多所讥讽玩弄，完全没有恻隐爱君之意。荆公在朝中，论事多不循理，只是争气而已，怎么侍奉君主？六经先圣，是用来阐明天道，端正人伦，达到治世的方法。其文章从尧舜历经夏商周之末，兴衰治乱成败的迹象，救弊通变，因时损益的道理，都鲜明可考。网罗天地的大文理，象器幽明的缘故，死生终始的变化，没有不详细阐述、曲折比喻、清晰如数一二的，适宜后世高明超卓之士，一翻阅书卷就完全得到。我私下奇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备，士人在这个时候，不是有诵读记忆、操笔缀文然后才为学的，而他们蕴道怀德，优游进入圣贤之域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呢？他们通达而位居上位，则昌言嘉谋，足以辅助天工而成大业；即使困穷在下，而潜德隐行，还足以经世励俗，他们的芳猷美绩，又为什么那么显著呢？自秦焚诗书，坑术士，六艺残破，汉儒收拾补缀，到建元元狩之间，文词灿烂。像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相如、扬雄之类，相继而出，雄文大笔，驰骋古今，充沛如决开江汉，浩渺无边。后来虽然有作者，没有能涉足其波流的。然而贾谊明申韩，仲舒陈灾异，司马迁的多爱，相如的浮侈，都不足以与之议论，只有扬雄庶几近道，然而还恨其有未尽之处。积累到唐代，文籍的完备，大概十倍百倍于前古。元和年间，韩柳辈出，都以古文名天下，然而他们的论著不悦于圣人，大概很少了。自汉至唐，千余岁，而士人知名能文的，不过这几个人。及考察他们所达到的境界，最终没有能唱明道学，窥探圣人阃奥像古人那样的。那么古时，六籍未备，不妨害他们善于学习；后世文籍虽然多，亡失的比得到的还多。”

有人谈到写文章，和靖尹氏说：“曾经听说

译程先生说：“圣人的文章记载在六经之中，自从左丘明作传之后，文章才开始败坏，这是因为文采超过了质朴。”

译朱子说：“有太平盛世的文辞，有衰败时代的文辞，有混乱时代的文辞。六经，是太平盛世的文辞。像《国语》，委靡繁琐，真是衰败时代的文辞罢了。当时语言议论如此，难怪周朝不能振作起来。至于混乱时代的文辞，那就是战国时期了。然而它有英伟的气概，不是衰败时代《国语》那种文辞能比的。楚汉之间的文字，真是奇特雄伟，哪里容易企及呢？”

楚辞并不太怨恨君主，现在被各家解释得都成了怨恨君主，不成样子。《九歌》是借神灵来为君主说话，因为人神相隔不可企及，就像已经不能亲近君主的意思，由此看来，他就不是怨恨君主。至于《山鬼》篇，不能把君主当作山鬼，反而说山鬼想要亲近人却不可得的意思。现在的人解释文字不把握大意，只是逐句解释意思却不贯通。

问《离骚》《卜居》篇中“字曰”二字的含义，向来弄不明白，但凭意思推测可见。如“突梯滑稽”只是圆滑逢迎，随人倒下随人起来的意思。像这样的文字更没有一点窒碍，想只是随口这么说，都自然成文。林艾轩曾说：“班固、扬雄以下都是做文字。以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是这么说出来。现在看来是如此。古人有取于‘登高能赋’，这也须是敏捷须是说得通畅，如古者有人以言辞宣扬说得也是一件事。后世只在纸上做，如在纸上做则班固、扬雄就不如以前的文字。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口说，《史记》所载想都是当时说出来的。”

又说：“汉末以后只做对偶文字，直至后来一直衰弱。如苏颋着力要改变，改变不了，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数扫除，才做成古文。然而也只做得对偶合偶以前的体格。然而当时也没有人信服他，所以他的文风也改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微效仿，以下都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重关联地去做。又如柳子厚也自有双重关联的文辞。向来说是他早年的文字，后来看年谱乃是晚年的文字，大概是他效仿世间模样做则更甚。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然无人能改变。到尹师鲁、欧公等人出来一向改变了。其间也有想改变而不能的，然而大抵都要改变，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文自是四六文，却不混杂。”

楚辞中沈存中以些为咒语，如今佛徒念娑婆诃三合声，而巫师祈祷也有此声。这却说得好。因为现在的人只追求雅，而不追求俗，所以下一半都弄不明白【离骚叶韵到篇终，前面只举两例，后人不晓，却认为只有这两韵如此】。古人文章大抵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求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这么说着，自是好。后来如鲁直这么着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赋须熟读屈、宋、韩、柳所作，乃有进步处。楚辞平易，后人学做的反艰深了，都不可晓。

汉初贾谊之文质实，晁错说利害处好，答制策便乱道。董仲舒之文缓弱，他答贤良策不答所问切处，至无紧要处，又累述数百言。东汉文章尤更不如，渐渐趋于对偶。如杨震辈皆尚谶纬，张平子非之，然而平子之意却又理谶，风角鸟占何胜于谶纬？陵夷至于三国两晋，则文气日益卑下了。

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的。大概学之既久，自然纯熟，如相如封禅书模仿极多是。柳子厚见其如此，却作贞符以反对其，然而其文体亦不免乎蹈袭也。

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之文亦然。老苏之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之文实，刘向之文又较实，亦好，无些虚气象。相比仲舒，仲舒较滋润，发挥大抵武帝之前文雄健，武帝之后便实。到杜钦、谷永之书又太弱，无归宿了。匡衡之书多有好处，汉明经中皆不似此。

司马迁《史记》用字也有下得不是处，贾谊亦然。如《治安策》说教太子处云：“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於学”，这下面承接便用解说此义，忽然掉了，却说上学去云：“学者所学之官也”，又说“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一段了”，却方才说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严”，都不成文义，更无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乱写去，这般文字也不可学。

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钝。仲舒、匡衡、刘向诸人文字皆好，弱无气焰。司马迁、贾生之文，字雄豪，可爱，只是逞快下字时，有不稳处，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细密，他读得经书极仔细，能向里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无气節。仲舒读书不如衡仔细，疏略甚多，然而其人纯正开阔，衡不及也。

荀子云：“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诵数即今人读书记遍数也。”

译古人读书也如此，只是荀子写的那些文章，不合规范的地方也很多。董仲舒的文章大体上不错，然而也没有精彩之处。孔子所写的《书序》不像汉代的文章，倒像是李陵回复苏武的信；《问董仲舒》三篇文气也弱，与贾谊等人文章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董仲舒为人宽厚迟缓，他的文章也像他这个人一样。”大体上，汉代自武帝以后，文章讲究细密，都与汉初不同。林艾轩说：“司马相如是赋中的圣人，扬雄、班固只是填满了他的腔调，怎么能像他那样自然流出呢？”左太冲、张平子用尽气力，更比不上。问吕舍人：“有人说古文衰落，从谷永开始，我说哪里只是谷永？邹阳在狱中的书信已经都是对偶句了。”又问：“司马相如的赋似乎写得很容易？”回答说：“是的。”又问：“高适的《焚舟决胜赋》很浅陋吗？”回答说：“《文选》中齐梁间江总等人的赋都不好了。”问西汉文章与韩愈等人的文章如何？回答说：“现在很难说，就说某人优某人劣，也未必让人信服。必须自己仔细体会这一人的文字，哪里好，哪里有毛病，识破了，再去体会那人的文字，便能见出优劣。如果不识破这一人的文字，怎么定得下优劣？就算告诉您优劣，您又怎么能立刻看出其优劣之处呢？只要仔细自己体会、自己识破。现在的人之所以识不破古人的文字，只是不曾仔细体会，又加上先把自家的意思横在胸中，所以见解从偏颇的地方说出来，都是横说。”又说：“人写文章，如果仔细体会一种文字熟透了，不久写出的文章意思语脉自然相似。读韩文熟，就写出韩文那样的文章；读苏文熟，就写出苏文那样的文章。如果不曾仔细体会，不久就不能运用。大体上古人文章都是走正路，后来杜撰的都是走狭隘邪路去了。现在只是依照正路的路脉写下去，不久文章自然好。”高人又说：“苏辙有一段论人写文章，自有合用的字，只是下不着。又如郑齐叔说，写文字自有稳妥的字，只是人想不着。张载说，发明道理，只有命字难。总之，写文字下字实在难。不知道圣人讲出来的也只是这些字，怎么铺排得这么安稳？有人说，苏轼说，都来这些字只要安排。然而人的文章也只是三十岁以前，气格都定了，只是有精有未精罢了。然而荒疏了的便荒疏，只管用功的又较精。以前见韩无咎说，他晚年写的文章与他二十岁以前写的文章相差不远，这是自己验证得如此。人到五十岁不是理会文章的时节，前面的事多，日子少了。如果年轻时每天偷一两时闲做这种工夫，如果晚年怎么有工夫及此？有人说，人的晚年知识却多长进。回答说，也是年轻时都定了，长进也不多。然而能用心于学问的便多长进，如果不学问只纵其客气，又怎么多长进？日渐昏了。有人年轻时气盛时讲尽万千道理，晚年只这么颓废。有人引程先生说，人不学便老而衰。回答说，只这一句说尽了。又说，某人晚年日夜去读书，某人戏弄他说，您老年读书也须还读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是说其不能发挥出来为写文章之用。这话虽粗似有理。又说，人晚年写文章如秃笔写字，全无锋锐可观。又说，我四十以上尚要学人写文章，后来也不暇及此了。然而后来写的文章便只是二十岁左右写的文章。又说，刘季章近有书信说，他近来体会文字觉得心平正。我答复他让他更丢掉这个虚心看文字，大概他向来便是硬自执着他的说法，现在又是将这一说来罩，正是未理会得。大体上江西人都是硬执着他们的，横说如王安石、陆九渊都只是横说。且如陆九渊说，文帝不如武帝，岂不是横说？又说，王安石等人取人如资质淳厚的他就不取，体会文字稳妥的他就不取，如那决裂的他便取，说他转时易。大体上都是硬执着他们的。韩文力量不如汉之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我方才修韩文考异，而学者至因说：韩愈议论正，规模阔大，然而不如柳宗元较精密如辨《鹖冠子》，及说列子在庄子前，及《非国语》之类，辨得都是。黄达才说柳文较古，回答说：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便像他，不像韩文规模阔。学柳文也得，但体会衰了人文字。因论韩文公说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书之真伪。回答说：《鹖冠子》也不曾辨得。柳宗元说其书乃写贾谊《鹏赋》之类，故只有此处好，其他皆不好。柳宗元体会他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韩愈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较含宏，便不能如此。韩愈要讲道理，又要则剧

译有平易的地方，极其平易；有险怪的地方，极其险怪。且教他在潮州时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学人处便绝似平淮西雅之类，甚似诗。诗学陶的便似陶，韩亦不必如此，自有好处。比如《平淮西碑》如。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问子厚论封建立论是否？曰：子厚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亦是，但说到后面有偏处，后人辨之者亦失之太过，比如廖氏所论封建排子厚太过，且封建自古代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才见圣人的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类，也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亲当封而封之，却不是圣人有不得已之处。若如子厚所说，乃是圣人欲贪之而不可得，无可奈何而为此，不知所谓势者乃是自然之理势，非不得已之势也。有一等人专于为文，不去读圣贤书，又有一等人知道读圣贤书，亦自防作文。到得说圣贤书，却别做一个诧异模样，说不知古人为文大抵只如此，哪得许多诧异。韩文公诗文冠当时，后世不易及到。他上宰相书用《菁菁者莪》诗，注一齐都写在里面。若是他自作文，怎肯如此作？最是他说载沈载浮沈浮皆载，也可笑，载是助语，分明彼如。此说了，他又如此用。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曰：文者贯道之器，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说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章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的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同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以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以吗？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说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且如《易》所谓“利者义之和”，却解为“义无利则不和”，故必以利济义，然后合于人情。若这样，非惟失圣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仿者极精，比如自解诸书，是仿司马迁与任安的书。刘原父作文便有所仿。韩千变万化的无心变；欧有心变。杜祁公墓志说一件未了，又说一件。韩董晋行状尚稍长。权德舆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许长。欧苏便长了。苏体只是一类。柳《伐原议》极局促不好。东莱不知如何喜之。陈东山的文如仁宗飞白书，记大段好，曲折亦好，墓志亦好，有典故有法则，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的。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都有好处。比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防？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章，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需防，恐低了人手段。但采他好处以为议论，足矣。若《班马》《孟子》，则是大底文字。韩文高，欧阳文可学，曾文一字挨一字，严谨然太。

译廹又说道：“现在学习写文章的人，何曾真正写出过一篇好文章？白白浪费了许多精力。写文章的大意在于学问，用以阐明道理，那么自然能写出好文章。写诗也是如此。建国初年的文章，都显得庄重严肃、老练成熟。我曾看过嘉祐年以前的诰词等文书，其中言语有非常笨拙的，但那些作者都是当时有名望的人士。大概他们的文章虽然笨拙，但言辞谨慎庄重，有一种想要写工整却力不从心的意味，所以风俗淳朴敦厚。到了欧阳修，文字好的确实非常好，但仍有非常笨拙的，未能防止那种和气的丧失。到了苏轼的文字，便驰骋太过精巧了。等到宣和、政和年间，则穷极华丽，完全丧失了和气。所以圣人选取先进于礼乐的人，意思自然就是这样。”

刘子澄说：“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即《太极图》、《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他因感叹时文的弊端，说张才叔的书义写得好，特别是《自靖人自献于先生》这一篇，胡明仲醉后常常诵读。又说刘棠舜的《不穷其民论》写得好，欧阳修非常喜爱。后来姚孝宁的《易义》也很好【另一种说法是有人问起《太极图》和《西铭》时说：自从孟子以后，才见到这两篇文章】。

曾将伊川回答方道辅的书信出示给学者们说：“他只是那样平铺直叙，没有紧要的话说出来，只是想要改动他一两个字也不行，想要改动他一句话也不行。”

李泰伯的文章确实从经书中得来，虽然浅显，但都是从大的方面起议论。第一卷的《潜书》、《民言》很好，像古代的《潜夫论》之类。《周礼论》也很好，比如宰相掌管君主饮食男女之事，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现在他的论述都符合。文章的气象大体很好，很让人喜爱，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风气兴起如此。

喜欢老苏父子，是从史书、《战国策》中得来的，所以都从小处起议论。欧阳修喜欢他们，李泰伯不迎合，不被欧阳修所喜爱。范文正公的好处，欧阳修比不上。

曾读宋祁的《张巡赞》说：“他的文章自成一家，宋祁也让人佩服。”曾见他抄写欧阳修《泷冈阡表》中的两句：“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欧阳修的文章一唱三叹，现在的人是怎么写文章的？欧阳修的文章有断续不接的地方，像少了字的样子。比如《秘演诗集序》：“喜为歌诗以自娱，十年间”这两句不接。《六一居士传》的意思，凡是文弱。仁宗的飞白书记文章不好，制诰首尾的四六文都是治平年间所作，不是他得意的作品，恐怕当时也被人催促，加上文思迟缓来不及仔细推敲，不知如何，但有纡余曲折，言辞少而意蕴多，玩味不已，又不是一味直白的言辞可比。

《黄梦升墓志》极好，我所喜欢的是《丰乐亭记》。欧阳修的文字锋利，文字好，议论也好。曾有诗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以诗来说，是第一等的好诗；以议论来说，是第一等的议论。

问欧阳修的文章越改越好吗？回答说：“也有改不尽的地方。比如《五代史·宦者传》末句说‘然不可不戒’，当时必定是记载张承业等人的事在这里，所以说‘然不可不戒’。后来不想在这里记载，而移到后面，那么这句话应当修改，偶然删去罢了。”

欧阳修被蒋颖叔的军队诬陷，既然得以辨明，在谢表中自叙一段，只是从胸中流出，更没有一些窒碍，这是文章的妙处。又说：“欧阳修的文章也多是修改到妙处。近来有人买【一作见】到他《醉翁亭记》的草稿，起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几十个字，最后改定只说‘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而已。像平常不经思虑，随意所作的，言语也有完全不成文理的，不知如何。”

欧阳修的文章及三苏文章的好处，只是平易地讲道理，起初不曾使用奇特的字，替换掉那些寻常的字。文章到欧阳修、曾巩、三苏，道理到二程，方才畅达。王安石的文章晦暗。欧阳修的文字丰润温和，曾南丰的文字又更加峻洁。虽然议论有浅近的地方，但却平正。好到苏轼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恰当的地方。后来得到中原见到欧阳修等人了，文字方才稍微平正。老苏尤其严重，大概以前的文字都平正，人也不防止大体上的巧说。自从三苏的文章出现，学者才开始一天天趋向于巧。比如李泰伯的文章尚且平正明白，但也已经有些巧了。

辅广问王安石的文章如何？回答说：“他却像南丰的文章，但比南丰的文章也巧。”王安石曾作《许氏世谱》，写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一天因为晒书看见了，将看不记得是谁作的，心中以为是王安石作的，又说：“介甫不会做得这样，恐怕是曾子固作的。”辅广又问陈师道的文章如何？回答说：“陈师道有很多好文章，比如《黄楼铭》、《馆职箴》都好。”辅广又问陈师道是宗法南丰的文章吗？回答说：“他自己说曾在汉间见过南丰，后来见一篇文章说南丰经过荆南，陈师道带着所作去拜见他，南丰一见喜爱他，因而留他款待谈话，恰好要作一篇文章，事情多委托陈师道去做，并且授以意旨。陈师道的文思也涩，用尽一天的力量才完成，仅几百字。第二天呈给南丰，说：‘大体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以略删动否？’陈师道于是请他修改。只见南丰就座，取笔抹去几处，每抹处连一两行，便交给陈师道。凡削去一二百”

译字，后山读之，觉得其中的意蕴更加完备，因此赞叹佩服，于是把它当作效法的榜样。所以后山的文章如此简洁。欧公文章的大纲好处很多，晚年笔力也衰退了。曾南丰议论平正，经得起检验。李泰伯的文章也明白好看。钱穆之问老苏的文章议论不正当，回答说：“议论虽然不对，但文字本身却明白通达。”欧阳子说：“夏商周三代以前，政治出于统一，而礼乐通达于天下；三代以后，政治出于分裂，而礼乐成为虚名。”这是古今不变的至理名言。然而他只知道政事礼乐不可不出于统一，却不知道道德文章尤其不可使出于分裂。古代圣贤的文章，可以说是繁盛了。但起初哪里有意要学习写成这样的文章呢？内心有这种充实，外在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文章。就像天有这种气，就一定有日月星辰的光辉；地有这种形体，就一定有山川草木的行列。圣贤的心既然有这种精明纯粹的实质，充沛充满于内，那么它表现于外的，也必然自然条理分明，光辉焕发而不可掩盖。大概不必寄托于言语，写在简册上，才叫做文章。只要自身接触万事，凡是言语沉默动静，人们能够看到的，没有一处不是文章。姑且举最显著的说，那么《易》的卦画，《诗》的咏歌，《书》的记言，《春秋》的记事，以及礼的威仪，乐的节奏，都已经列为六经，而垂范万世。文章的繁盛，后世固然不能赶上。但它之所以繁盛而不可及，难道没有来源，而世人也不认识吗？所以孔子说：“文王死了，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大概虽然已经决意不能推辞这个责任，但还是好像犹豫观望而不能没有疑虑。至于推究它兴衰的原因，又认为这都是出于天命的作为，而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这它的体例非常庄重，难道是世俗所谓文章所能承担的吗？孟子死后，圣学失传，天下的士人背弃根本追求末节，不寻求知道德修养品德以充实内心，却急切地只把文章当作事业。然而在战国时期，像申不害、商鞅、孙武、吴起的方法，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的辩说，列御寇、庄子、荀况的言论，屈原的赋，直到秦汉之间，韩非、李斯、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班固，下至严安、乐毅之类，都还是先有实质，然后寄托于言语。只是因为没有根本，而不能完全出于道，所以君子还或许羞耻它。等到宋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之类，就一律以浮华为尚，而没有实质可言了。扬雄的《太玄》《法言》，大概也是《长杨赋》《校猎赋》之类，只是粗略改变了音节，起初并不是实在为了明道讲学而作的。东汉以后，直到隋唐，几百年间，越来越下越来越衰，那么它离道更远，而没有实质的文章也不值得谈论。韩愈出现，开始觉得它的浅陋，慨然向一世号召，想要去除陈词滥调，以追随《诗》《书》六艺的作品，而他的精神，耗费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的作为。但还庆幸他略知没有根基没有实质不足以依靠，因此颇追溯其本源，而恰好有契合之处。于是《原道》等篇开始写作，而他的话说：“根茂盛果实就成熟，油脂滋润光泽就明亮。仁义的人，他的言语和蔼。”他的门徒附和说：“没有不深于道而能文的，那么也差不多算是贤人了。”然而现在读他的书，那么出于谄媚、游戏、放纵而没有实质的，自然不少。至于他所原道的道，也只是能言说其大体，而没有看到探讨服行的效果。假使他的言论作为文章，都一定由此而出。所以他议论古人，就径直把屈原、孟子、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当作一类，而还不及董仲舒、贾谊。他议论当世的文士，就只因为词句不是自己出的，于是就有神人逝去圣人伏藏的感叹。至于他的门徒的议论，也只把剽窃潜偷当作文章的毛病，大力振作颓风，教人自己创作，这是韩愈的功劳。那么他们师生之间，传授之际，大概不免把道与文裂开当作两样东西，而对于它们的轻重缓急、本末主次的分别，又不免倒悬而逆置了。从此以来，又复衰歇，几十百年，然后欧阳子出现，他的文章精妙，大概已经不配愧于韩氏，而他说的“治出于一”等语，那么自荀子、扬雄以下都不能赶上，而韩愈也没有听说过。这似乎好像契合于道了。然而考察他终身的言论，和他的行事实质，那么恐怕他也未免有韩氏的毛病。又曾经用他的门徒的说法考察，那么诵读他的言论的人，既说“我老了将要休息，把这篇文章托付给你”，而又一定说“我所谓的文，必定与道俱在”。他推崇尊重，既说“现在的韩愈”，而又一定引用“文不在兹”来张扬。他的说法从前面的说法，那么道与文，我不知道它果真是合一呢，还是分裂呢？从后面的说法，那么文王、孔子的文章，我又不知道它与韩愈、欧阳修的文章，果真是这样并列呢，还是不是呢？唉！学问不讲究，很久了！习俗的错误，哪里说得尽呢！我读《唐书》而有感慨，因此写下这些说法来订正它，因此说文士的过失说：现在懂得义理的人少，偶尔被物欲激

译欧阳修的文章，还是强弱相间，胜败互见。就像写文章的人，稍微有点偏差就靠不住了。比如欧阳修起初写《本论》，他的观点已经大体粗疏了，然而仍是一篇好文章，有头有尾。他不过是想通过封建、井田以及冠、婚、丧、祭、搜、田、燕、飨等礼仪，让百姓早晚都忙于这些事，稍有空闲就不会被佛教引去，自然可以改变他们的计谋，这可以说是粗疏了。然而这仍是正当的议论。等到晚年自己写《六一居士传》，按理他的造诣应该怎样？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加上一个老人凑成六样，这不成话。分明是自己承认失败。像苏东坡一生读尽天下书，讲无数道理，等到晚年渡海写《昌化峻灵王庙碑》，引用唐肃宗时一个尼姑，恍惚升天见到上帝，赐予十三枚宝玉，说中国有大灾，用这些来镇压，现在这座山如此，想必一定有宝玉，这更不成议论，像是糊涂人的话。其他人无知，这样说还罢了。你平日自视如何？讲尽道理，却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不可怪吗？见过大海的人难以被其他水吸引，在圣人门下学习的人难以被其他言论吸引，分明就是这样了。便觉得他们的这类文字不入流。问：苏东坡的文章不可以用道理来衡量吗？全篇都要衡量吗？只应当衡量其大体。答：苏东坡的文章讲得透彻，曾巩也讲得透彻，像互相辩论的内容，一齐指摘说尽了。欧阳修没有说尽，含蓄无尽意又好。因此对张定夫说：曾巩秘阁诸序好。答：那文字正是好。《峻灵王庙碑》没有见识，《伏波庙碑》也没有意思。伏波当时的踪迹在广西，不在那里，记中完全没有阐明。有人说：不可以用道理来衡量他吗？然而这两篇碑文笔力健劲。答：是的。又问：《潜真阁铭》好吗？答：这类闲戏文字就好，雅正的文字便不好，像韩文公庙碑之类，初看很好，仔细检查疏漏很多。人老气衰，文章也衰。欧阳公作古文，极力改变旧习。老来照顾不到，为我诗作序，又用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的习气。苏东坡晚年文章虽然健劲不衰，然而也有粗疏如《南安军学记》。这是从海外归来所作，而有弟子扬觯序，说“三者”的话。序中的人名，其粗疏如此。老苏的文章高只在议论乖角。老苏文字起初也喜欢粗疏，后来觉得自家意思都不正当，由此知道人不可粗疏。这类文字固然应当以欧阳修、曾巩的文字为正。坡文雄健有余，只是用字也有不贴切的地方。《东坡墨君堂记》只是开头不该说破“竹”字，不然便像《毛颖传》。《东坡欧阳公文集序》只是这样，文章尽好，但要讲道理便衡量不得，首尾都不相应。开头怎样宏大，最后却说诗赋像李白，记事像司马迁。统领商荣以温公神道碑为题，因命吏约杨道夫同看，且说：“坡公此文说得恰似山崩石裂。”道夫问：“不知既说诚，何故又说一？”答：“这便是他道理讲不透。”不久，黄直卿到，又问：“若说诚之，则说一也不妨碍吗？”答：“不用这样说，大概诚则自然能一。”问：“大凡作这类文字，不知还有布置吗？”答：“有，他也只是据他直说下去，初无布置。”这样看文字，当他说起头时，自己还不知道后面说什么。用手指中间说：“到这里自己说尽了，无可说了，却忽然说起来。”像韩愈、曾巩的文章却是布置。我旧看二家之文，复看坡文，觉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说：“从前曾听说东坡作韩文公庙碑，一日思考很久【一说不能得，一起头起行百十遭】忽然得到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于是扫将去。”道夫问：“老苏文似胜坡公？黄门之文又不若东坡。”答：“黄门之文衰远不及，也只有《黄楼赋》一篇罢了。”道夫因言：“欧阳公文平淡。”答：“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及处，却不是阘茸无意思。”又说：“欧文如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坡公文如说不办后对人闹相似，都无这样安详。”童蜚卿问：“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据见定说，将去也，无甚做作。如《唐鉴》，虽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评论总意不尽，只是文字本体好，然无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处，无力气，到后面多脱了。道夫问黄门《古史》一书曰：‘此书尽有好处。’道夫曰：‘如他论西门豹投巫事，以为他本良吏，马迁列之于滑稽不当，似此议论很合人情。’”答：“然《古史》中多有好处，如论庄子三四篇讥议夫子处，以为决非庄子之书，乃是后人

译截断《庄子》原文，掺入此段，其考据非常精密。但如今看来，庄子这几篇文字也颇为粗俗浅陋。”问：苏辙的文章比苏轼的稍微合乎道理吗？回答说：“也有很讲道理的地方，但在阐述利害之处，苏轼的文字较为明白，苏辙的文字不太清晰。总之，他们的学术见解大体相同。”苏辙在《古史序》中说：“圣人行善，就像水一定寒冷、火一定炎热一样；他不为恶，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食谷物一样。”这类议论极好，程颢、张载之后的文人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因此说到《栾城集》时说：“以前读他的议论也觉得好，近日读他的文字觉得有很大害处。比如刘敞才高而傲视他人，苏辙写信劝他谦逊待人，这个用意很好。其中却说：‘天下因为我有辩才而用辩才驾驭我，因为我有巧智而用巧智困扰我，不如用拙朴来涵养巧智，用木讷来涵养辩才。’这样就是害怕别人来困扰我，所以谦卑退让，这大体上是有害的。比如苏轼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却说：‘担心刑罚和奖赏不足以胜过天下的善恶，所以全都归结于仁。’这样仁就只是一个模糊不清、没有条理的东西，所以又说仁可以过度，义不可以过度。大体上现在的人读书不仔细，这两句话却从‘疑’字上生出许多道理。如果心中无疑，罪过必须惩罚，功劳必须奖赏，就不必再这样说了。”有人说：“这种病源起于苏洵。”回答说：“看苏洵的《六经论》，那就是圣人完全是用权术欺骗天下。苏辙晚年作《待月轩记》，想他大概自以为见解高深，如今看来很可笑。比如他说轩是人身，月是人性，那就是先造出一个身体，却从外面寻找一个性来拼凑。”范纯仁的文章纯粹，每下一个字就是恰当的字，苏轼因此佩服他。苏轼轻视文章，不把它当作正事，如果写文章只是胡乱写去，好像后面像是后来添加的。刘敞才思极多，喷涌而出。每次作文大多效法古人，极其相似。

译似乎有防备的文字，学习《礼记》、《春秋》的学说，学习《公羊传》、《谷梁传》，文辞胜过李觏。李觏的文字擅长摹仿。问南丰的文章怎么样？回答说：南丰的文章却接近质朴。他起初也只是学习写文章，却因为学习文章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所以文章是依据道理来写的，不是空泛的言论。只是在关键紧要的地方也说得宽缓不清晰，因为他的见解不透彻，本来没有根本的功夫，所以如此。但比起苏东坡，则较为质朴而接近道理。苏东坡则华丽的地方多。曾巩之所以不及欧阳修的地方，是在纡徐曲折之处。曾巩喜欢摹仿别人的文章。《拟岘台记》，是摹仿《醉翁亭记》，不太像。南丰摹拟的制诰中有几篇，即使混杂在三代的诰命中，也没有愧色。南丰写《宜黄县学记》、《筠州学记》，很好地表达了古人教学的意思。南丰《列女传序》中论述《周南》、《召南》的地方很好。南丰《范贯之奏议序》，气脉浑厚，把仁宗皇帝说好。苏东坡、赵清献的神道碑中论述仁宗的地方，文章的气象不好，是一流人的弊病。南丰不评论苏辙，挽悼南丰的诗很佩服他。问曾经听说南丰让陈后山读《伯夷传》一年，然后领悟文章的法度，是这样吗？回答说：只是让他读一年，自然会有自得的地方。江西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文章这么好。到了黄庭坚，一味追求巧饰，反而损害了正气。陈后山的文章有法度，如《黄楼铭》，当时各位公卿都敛衽致敬【一说便是今人的文章都没有他的抑扬顿挫】。因为论述当时的人物，有用文章、记问作为才能，而喜欢检举别人，不自我检举的，说：所以圣人讲有益的三种快乐，以节制礼仪为乐，以称道别人的善行为乐，以多结交贤友为乐。李清臣的文章比苏东坡较为实在。论述胡文定公的文章，字字实在，但奏议每篇都引用《春秋》，也有没有那件事而牵强附会的。大体上朝廷的文章且要论述事情的利害是非，让人明白。今人多先引用旧例，如论述青苗法，只是苏东坡兄弟说得有精神，别人都从别处说起。张子韶的文章充沛，还有气势，开口见心，索性说出来，让人都知道。近来的文章开了又合，合了又开，开合七八次，到结尾处又不说，就这样结束了。各位公卿的文章驰骋好异，只因为好异，所以见到异端新奇的说法就喜欢。这也只是见解不清晰，所以如此。仁宗时的制诰文章极朴实，固然不好，只是他的意思气象自然深厚长久，固然笨拙，只是他的见解都实在。他下字都不甚恰当，有该下的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认识了不下，只是他当初自己没想到，然而气象很好，不像后来的文章一味纤巧不实。且如进卷是二苏做出的，这样壮伟发扬，以前不曾如此。张方平进策更不作文，只如说盐铁一事，他便从盐铁的源头一直说到如今，中间却载着什么年什么月？后面便不说措置。如今只是用虚文漫演。前面说了，后面又将这一段翻转。这只是不曾见得。所以不曾见得，只是不曾虚心地读圣贤的书。固然有不曾虚心地读圣贤书的人，到得要去读圣贤书的，又先把自己的一套排在这里。不曾见得圣人的意思，待做出，又只是自己的。今人作文都不足以称为文章，大体专务节省字句，更换新奇生面的辞语。至于说义理的地方，又不肯说清楚。看前代欧阳修、苏轼等公卿作文，何尝如此？圣人的言论坦易明白，因言语来阐明道理，正是要让天下后世由此去探求。如果圣人立言要让人难懂，圣人的经典一定不作了。如果义理精奥的地方，人们所不了解的，自然是他们的见解未到。学者必须玩味深思，久了自然可见。何尝像今人想说又不敢说清楚？不知道是他们自己的见解毕竟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含糊地说在里面。前代文字有骨气，所以文章壮浪。欧阳修、苏东坡也都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加粉饰罢了，如舞讶鼓然。其间男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 but 都是假的。旧见徐端立说石林曾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个减字换字的法子？如说湖州必须去州字，只称湖，这是减字法。不然则称霅上，这是换字法【一说今来的文章至无气骨，向来前代称是作时文，也是朴实头铺字，朴实头引援，朴实头着着道理，虽不入眼，然有骨气。今人的文字全无骨气，便似舞讶鼓者，涂抹眉眼，只不是本样人，然皆足以惑众，真好笑也。有人说这是禁怀挟所致。说不然，自是时势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家引动，尤而效之。且如而今做件物事，一个做，一人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的。本来合当理会的事，全不理会，直是可惜】。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辞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怠，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无所不可。

译表达出来。言语用来宣示内心的志向，应当自然流露，不寻常且值得喜爱和传颂。如今拿着笔去研习那些追求华丽辞藻的文章，只务求取悦他人外表罢了，这是可耻的。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叶。正因为根本在于道，所以从文中表达出来的，都是道。夏商周三代的圣贤文章，都是从这颗心中写出的，文就是道。现在苏东坡说：“我所说的文，必定与道同在。”这却是文自是文而道自是道，等到要作文时才临时去找个道放进去，这是他的大毛病所在。只是他平常的文字华丽美妙，掩盖了问题，到这里不知不觉泄露出他根本的病痛，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都是因作文才渐渐说到道理上来，而不是先理会明白了道理才作文，所以大根本都错了。欧阳修的文章则稍近于道，不说不切实际的话。如《唐礼乐志》说：“三代以上，政治出于统一；三代以下，政治出于分裂。”这类议论极好，大概还知道只是一个根本。如苏东坡的说法，则是两个根本，不是一个根本了。刚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妨害了学问，反而两样都失去了。问：要阅读文章来资助笔势，言语需要帮助阐发义理吗？回答说：可以阅读。孟子、韩愈不用分段，直接就说下去，到整篇自然纯粹成为一体，没有破绽。如欧阳修、曾巩却各有一个分段。以前曾学过曾巩的文章，因为他的层次定好了。现在觉得要表达一个意思，必须等层次清楚了才说得出来，等到这一路定下了，左右就再也去不得了。因而说到陈阜卿教人先读柳宗元的文章，再读韩愈的文章，不知道读了柳宗元的文章便自坏了，如何再读韩愈的文章？写文章必须靠实说得有条理才好，不可凭空细巧。大抵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如欧阳修文字好的，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如《张承业及宦者等传》自然好。苏东坡如《灵壁张氏园亭记》最好，也是靠实。秦少游《龙井记》之类，全是凭空说去，完全不能启发人的意思。文章要理会本领【指义理】，前辈作者多读书，也随所见理会。每论著述文章，都要有纲领【文定文字有纲领，〇山无纲领，《字说》《三经辨》之类】，前辈用言语，古人有说过的固然好，如世俗常说的也用。后来人都要另外撰写一些新奇言语，结果与文章都差异了。要作好文字必须是理会。道理更可以去韩文上一截。如西汉的文字，用工问《史记》如何？回答说：《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倒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问后山学《史记》，回答说：后山文字极有法度，几乎太法度了，然而做许多碎句子，是学《史记》。又说：后世人资质与古人不同，今人去学《左传》《国语》,都一切平铺直叙地说去，没有收束。文字奇而稳才好，不奇而稳只是平庸。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颓塌，只略教整齐足矣。前辈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拟作一篇，故后有所作时，左右逢源。曾见傅安道说：为文字之法，有所谓笔力，有所谓笔路的。笔力到二十岁左右便定了，便后来长进也，只就上面增添些笔路，则常提笔时转开拓，不提笔便荒废。此说本出于李汉老。提笔来作诗亦然。因而说到吕伯恭所批文章说：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我因而说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时便将来入个腔子，故文字气脉不长.回答说：他便是眼高见得破。东莱教人作文，当读《获麟解》，也是其间多曲折。又说：我旧最爱读陈无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诸生说：韩柳文好者不可不读。曾与后生说：若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读做文章。旧见某人作《马政议》云：观战奇也，观战胜又奇也，观骑战胜又大奇也。这虽是粗，中间却有好意思。如今时文字一两行便做万千屈曲，若一句题也要立两个脚，三句题也要立两个脚，这是多少衰气。人有才性者不可令他读东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须收入规矩，不然荡将去。凡人作文字不可太长,照管不到,宁可说不尽。欧苏文皆说不曾尽，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前辈云：文字自有稳当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说：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合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论古今利害,比并为说曰：“不必如此，只要明义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与古人合者,只为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着,只是说不着,说不到,说自家意思不尽。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

译前人写作的文字，如果没有领会其中的深意，就轻易地建立自己的学说，这实在有害于事。因为这样既不能把握正确的道理，又白白耗费心力，不如保持虚心、静心思虑，这样涵养心性、探究求索的功夫，就能一举两得。

译有人诵读韩愈的《圣徳颂》，读到“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曵足，先防腰膂”这一处时，梁世荣引用苏辙（子由）的说法说：“这是李斯诵读秦朝时都不忍心说的话，而韩愈却自称无愧于《诗经》的风雅，这多么浅陋啊？”这种说法怎么样？南轩张氏说：“韩愈笔力高妙，该斩截的地方就斩截，他难道不知道吗？他之所以这样说，必定有他的道理，大概是想让藩镇听到后畏惧罪责祸患，不敢叛乱罢了。现在的人读到这里，尚且感到寒心，何况当时的藩镇呢？这正是符合《诗经》风雅的地方。就像《墙有茨》《棫中》等诗，有人认为不必收录，而象山先生却说：‘这是卫国被夷狄防备的原因’，韩愈的话也是这个意思。韩愈的意图，比苏辙深远多了。大体上，前人的言论不可轻易非议。”

象山陆氏说：“文章以理为主，荀子对理有遮蔽，所以他的文章不驯服雅致。”

慈湖杨氏说：“孔子说花言巧语的人很少仁德，又说言辞能表达意思就可以了。而后世的文士写文章，真是奇怪！雕琢刻画，无所不用其巧。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务必去除陈旧的言辞’。言语，只要恰当就可以了。错误地用心，沉溺于辞意，这样还想接近大道，岂不太难？虽然号称没有斧凿的痕迹，像太羹元酒那样，其实是巧饰的极致。工巧之心从外兴起，意念越深越苦，离大道就越远。像尧的文章，孔子的文章，是从道心流露出来的，才可以称为文章。至于文士的话，只能称为巧言，不能称为文章。”

鲁斋许氏说：凡是立论，必须探求事情的本原，道理究竟如何，不应当驰骋文笔，像科举应试的文章那样，捏合抑扬。比如论述人性，说孟子，却牵强地引出荀子性恶的说法，又牵强地引出杨子善恶混的说法，又牵强地引出性分三等的说法。这类文章，都是文士在笔端驰骋，像辩士说客，不求真知，只想用利害迷惑人。如果真能见到是非所在，就应当主张孟子的观点，不应当说许多互相牵强的话。宋代的文章接近义理的很多，但获得真实义理的却很少，世人所说的“接近义理却大大扰乱真相”，宋代文章中多有这种情况，读者必须擦亮眼睛。论述古今文字说：二程和朱子不讲作文，只讲明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学问中的大节目，这里明白了三纲五常九法，确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条，这是文章的大者。细微到衣服饮食、起居洒扫、应对，也都符合文理。现在将一生的精力专门用于作文，铺叙转换，极其工巧，那么对于应当用文章表达的内容，缺失遗漏就多了。现在能写文章的人，说尧舜周孔曾孟的话，好像出自他们之口，由此去责求他们的实际，那就相差天壤了。假使他们不刻意于文章，通过圣人的言语去探求圣人的心意，那么他们的收获也一定可观。文章的害处，在于妨害大道。优孟模仿孙叔敖，楚王以为是真的孙叔敖，这难道可以要求他做孙叔敖的事吗？文士与优孟有什么不同？上古圣人何尝有意于文章？他们德性聪明，声音自然成为音律，身体自然成为法度，岂是后世小人笔端所能模仿的？从德性中流露出来，不刻意求文而自然成文，这就是所说的“出言有章”。在事物之间，其节文详备，后人尽力去做，也有所不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人之心去做圣人之事，不能做到。读魏晋唐以来诸人的文字，他们放旷不羁，确实可喜，身心立刻感到快活，但必须思考究竟如何？真能终身快乐吗？真能不毁坏先业而恩泽子孙吗？天地间的人各有职分，本性中固有的，不可自我泯灭。职分中应当做的，不可荒废怠慢。人如果怠慢人的职分，虽然说是饱食暖衣，安乐终身，也是志士仁人所不取的。所以古人称他们为幸民。凡是无检束、无法度、华丽不羁的文字，都不可读，极大地能改变人的性情。圣人用义理教诲人，极力挽救而不能回转，这类话一见到，就入骨髓，使人的情志无法收拾。从善如登山，从恶如山崩。古语有这样的话，能不谨慎吗？有人问：凡人为诗文，出于什么才能如此？回答说：出于本性。诗文只是礼部韵书中的字，已经能排列成章，这是心的明德使然。不只是诗文，凡事能排列得有条理，大到君臣父子，小到盐米细事，总称为文。因为它合宜，又称为义；因为它可以日用常行，又称为道。文、义、道，只是一回事。

性理大全书卷五十六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五十七

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子的言论混杂权谋诈术，秦朝愚弄百姓，其术盖有所本。老子谈论道德却混杂权诈，本末颠倒。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都是其流派的弊端。申不害、韩非原本道德之意而制定刑名，后世还师法他们。苏秦、张仪得到权诈之说而从事纵横之术，其过失更远了。因此没有传承。老子的话很杂乱，比如《阴符经》却不杂乱，然而都是窥测天道未尽之处。老子说：无为，又说无为而无不为，应当有为而以无为的方式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