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五十五

译虽然（史书）没有记载，然而叙事简洁直率，与南朝北朝的正史相比，没有烦琐冗杂、杂乱无章的言辞。我私下认为，在陈寿之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他相媲美。只是遗憾李延寿没有撰写志书，致使几代制度的沿革都淹没而看不到了。

译和靖尹氏说：“太史公（司马迁）不通晓义理，只是见闻广博。比如他在《伯夷列传》中引用盗跖的例子就是如此。如果孔子虽然感叹颜回早逝，只说‘不幸短命而死’，那么就知道盗跖是侥幸得以长寿的人，是幸免于难者。”

元城刘氏问马永卿：“最近读什么书？”马永卿回答说：“读《汉书》读到了《酷吏传》。”刘氏问：“班固特意宽恕杜周、张汤，这是为什么呢？”马永卿说：“在太史公的时代，张汤、周后的后代尚未显贵，到了班固时，唯独认为他们有子孙通过赎罪来弥补父亲的过错，所以将他们列入列传。”刘氏说：“孟子说：‘称他们为幽王、厉王，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改变。’而班固却抹去了他们酷吏的名声，这是为什么呢？”马永卿说：“世上的评论者认为，这两个人都是有意为之，太史公的本意是想以此教育后世臣子的忠诚，班固的本意是想以此教育后世子女的孝道。”刘氏说：“这固然不错，然而班固在这里极有深意。张汤的后代，到了东汉依然兴盛，有一位恭侯张纯，即使在王莽时期也没有失去爵位，到了建武年间，历任官职直至大司空，所以班固不让他进入《酷吏传》，是因为张纯的缘故。”刘氏问：“那时杜氏断绝已经很久，也不进入《酷吏传》，这是为什么呢？”马永卿说：“杜周、张汤是同等级的人，如果只让张汤进入列传，那么世人就会议论我，所以一并宽贷杜周，这符合子产立公孙泄的道理。”马永卿退下后查阅《左传》，郑国卿士良霄，字伯有，死后成为厉鬼，国人非常恐惧。子产认为：“伯有所归，才不成为厉鬼。”于是立公孙泄，立良止来制止他。公孙泄是子孔的儿子，良止是良霄的儿子。郑国杀了子孔，子孔虽然没有成为厉鬼，所以也立了他的后代。况且伯有因罪而死，立其后代不合道义，恐怕迷惑百姓，所以立公孙泄，让他好像自己以大义存在，诛灭断绝之后代，不因为他成为厉鬼的缘故。《新唐书》叙事喜欢简略，它的文辞因此事情多晦涩而不明白，这是作史的弊病。况且文章哪有繁简之分呢？如果一定要多，就会冗长而不足以阅读；如果一定要简，就会偏僻涩滞让人不喜欢读。假使《新唐书》记载卓文君的事，不过只说：“年轻时曾私奔卓氏逃跑”这样罢了。班固记载这件事将近五百字，读起来不觉其繁。况且文君的事对天下后世又有什么补益呢？然而作史的方法不得不如此，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像风行水上，出于自然。如果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那就失之了。“唐书进表”说：“它的事迹比前代增加，它的文辞比旧史节省。”况且《新唐书》之所以不及两汉文章，弊病就在这两句话上。反而认为这是精巧，为什么呢？然而《新唐书》各史各有长短，不容易评判优劣。

朱熹说：司马迁才高见识也高，但粗疏率直。太史公的书疏朗爽快，班固的书严密堵塞。有人说《五帝纪》所取多依据《古文尚书》及《大戴礼记》为主，是知道考证信实的。然而伏羲、神农见于《易大传》，是孔圣人的话，而八卦列于六经，是万世文字的始祖。不知道史迁为什么唯独遗漏而不记录，致使《史记》一书像人有身体而没有头，这还能算是知道考证信实吗？司马子长动不动以孔子为证据，不知道他是见得如此还是只是这样说，所以吕伯恭阐发得并非细微，只怕子长不敢承认罢了。《史记》也怀疑当时不曾得到删改的底稿，高祖纪记载迎接太公的地方称高祖，这样的地方很多，高帝未死，怎么会有高祖的称号？《汉书》全部改掉了。《左传》只有一处说陈桓公受宠于周王。有人说史迁不能说不知道孔子，然而也只是知道孔子的粗浅罢了，历代世变即《六国表序》是他的极致，乃是俗人的议论，知道孔子的人本来是这样吗？正朔服色是当时论者所共同谈论的，如贾谊、公孙臣、新垣平之徒都谈论，难道只有迁吗？问伯夷传得到孔子而名声更加彰显，说：伯夷当初何尝指望孔子出来发挥？他又说黄屋、左纛、朝以十月、长陵，这是大事，所以书在后面。说：我曾经说《史记》恐怕是个未完成的文字，所以记载无次序，有疏阔不接续处，像这样等是也。伯夷传辨析许由的事固然好，然而他论伯夷的心正与求仁得仁者相反，他看苏氏的《古史》，谁更能考证信实于孔子的话呢？有人说史迁能贬卜式与桑弘羊为伍，又能不与管仲、李克为深，知道功利之为害，不知道《六国表》所谓世异变成功大，议卑易行不必上古，《货殖传》讥长贫贱而好语仁义为可羞的，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迁言公孙弘以儒显为讥弘之不足为儒，不知道果有此意否？他本来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所以其事难尽从，然而他所谓儒者，其意果何如呢？班固作《汉书》不合要添改《史记》字，行文也有不识当时意思处，如七国之反，《史记》所载甚疏略，却都是汉道理，班固所载虽详细便却不见此意思，吕东莱甚不取。班固如果记载文帝建储诏说：“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

译淮南王是弟弟，秉持德行来辅佐我，难道不是预先安排好的吗？”司马光于是删节了吴王的那一段，只在淮南王下面添加了一个“皆”字，说：“都秉持德行来辅佐我。”大概“陪”字解释为副贰，用来指弟弟是可以的，用来指哥哥可以吗？现在《史记》中却记载了全文。又说：“屏山”却说司马光作《汉纪》有学习《春秋》笔法的意图，他的叙传中说“为春秋考纪”。又说：“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都是随手得到什么就写入什么，正像现在人的草稿。”比如郦食其踞坐洗脚，前面已经记载了一段，最后又记载了一段与前面说法不同的，大概是因为两处的说法都已经写入了，又根据所得到的材料写入了一段罢了。《汉书》中有秀才写的文章，有妇人写的文字，也有记载当时狱讼辞令的。秀才的文章容易理解，当时的文字多碎句难以阅读，《尚书》就有这样的，《周官》只是像现在的文字太整齐了。诸葛亮治理蜀国不曾设立史官，陈寿搜集整理而写成《蜀志》，所以非常简略。诸葛亮是非常细致的人，也恐怕是因为当时经营王业的紧急，来不及顾及这些。《晋书》都是许敬宗胡乱写入小说内容，又大多改坏了。苏东坡说孟嘉传中陶渊明的自然，现在改成了“使然”，还有一两处【一作此类甚多】苏东坡这篇文章也没有见过，包扬因此问《晋书》中说得晋人风流的地方好，回答说：“《世说新语》所记载说得较好。”现在都改掉了。《载记》所记载的夷狄祖先之类特别严重，这恐怕是其故臣追述的。

译记录并过度赞誉他。问班固的《汉书》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两家的学问如何？回答说：读了他们的书自然就能明白。又说：司马光不采纳孟子的观点，却采纳扬雄的观点，甚至认为王道与霸道没有不同的道理。王道与霸道的不同，就像碔砆（似玉的美石）与美玉的区别。所以荀子说纯粹就能成就王道，驳杂就会成就霸道。孟子与齐梁的君主极力分辨是非，就是因为王道与霸道有差异。《史记》的功臣表与《汉书》的功臣表，在户数先后及姓名上有很多不同。两部史书各有其是非，应当用传记中的事实来验证，不应当完全认为《史记》所记载的不是真实的。比如淮阴侯韩信担任连敖典客，《汉书》写作票客，颜师古认为是因为他敏捷而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韩信之所以逃亡，是因为在汉军中未受到礼遇。萧何追赶他并向汉王推荐，他才成为大将。如果已经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韩信为什么要逃亡呢？这说明《史记》所记载的是正确的，这是胡三省（三代表）疏漏错误之处，毫无疑问。大概其他说法行不通。如果认为尧舜都出自黄帝，是同姓之人，尧固然不应当把两个女儿嫁给虞舜，舜又怎么能够接受尧的两个女儿而安于同姓之间没有区别呢？又认为商汤与王季同一时代，从商汤到纣王共十六代，王季到武王才两代。这是文王以十五代祖先的身份侍奉十五代孙纣王，武王以十四代祖先的身份讨伐他，难道不是极其荒谬吗？《资治通鉴》中先后记载不同的地方，却不值得怀疑。史家叙述事情，有时根据时间来记录，有时根据事件来显现。田和迁徙康公，《资治通鉴》记载在安王十一年，这是根据时间来记录的；《史记》记载在安王十六年，这是根据事件来显现的，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只有伐燕这一节，《史记》认为是湣王，《资治通鉴》认为是宣王，《史记》却是考证了其源流，《资治通鉴》只是凭信《孟子》。司马光平生不喜欢《孟子》，到这里却又相信它，不知道他的意思如何？张敬夫说《资治通鉴》有未尽之处，像这一节也是可疑的。司马迁、班固的史书，大抵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劣，只主张做贼的人，后来他自己做却失败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凡是涉及智谋险诈的事情，往往不记载，却看不出当时的风俗。比如陈平劝说高祖离间楚军的事也不记载，上面一段如果不全部记载可以看见当时的情形，却在下面评论很好。又如周亚夫得到剧孟的事，《资治通鉴》也删节了，意思是得到剧孟不值得说，不知道当时风俗事势，剧孟这类人也是关系重大的。比如周休且能一夜之间得到三万人，只因为吴王失败后，各自散去，事情没有成功。司马光对这件事，却不知不觉地记载了。大概因为周休名声不太显赫，不如剧孟罢了。想司马光平日讨厌剧孟，不知道司马光如果做将领，遇到这种人，能拿他怎么办呢？又如评论唐太宗的事，也特别不对。吕祖谦的《大事记》，周赧王之后添加秦朝，也不恰当。应当像记载楚汉事那样，并列书写。项羽死后，才可以专门书写汉朝。《资治通鉴》文字有自己改动的，仍然都不采用。《汉书》中的古字，都用今字代替。《南史》《北史》除了《资治通鉴》所选取的，其余只是一部可笑的小说。胡明仲看删节《资治通鉴》的文章，一定问应当是司马光删节的吗？明仲说：豫让的好处是不把生死看作两回事，所以赵简子说“真是义士”。现在删节了，是没有见识，必定不是司马光删节的。《资治通鉴》惯例每年，或者几次改年号的，只取后面的年号，所以石晋冬天才开始篡位，却用这一年来系属。曾问吕祖谦，吕祖谦说：到这里也后悔多了，不能改得了。我只用干支纪年，下面注所改的年号。有人说司马光旧例，年号都以后来改定的为正，这特别不安。比如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朝尚未灭亡，现在就作魏黄初元年，夺取汉朝太快，对魏朝太急促，大大不符合《春秋》存陈（保留陈国）的意思，恐怕不可以作为法则。这类情况还有一两条，不知道前贤的意思究竟如何？问司马光论才德如何？回答说：他就专门把朴实的人当作德，却不知道聪明果敢正直中和，也是才，也是德。才有好的，有不好的。德有好的，有不好的。德是得之于己，才是能有所作为。像司马光所说的，才是不好的。既然才是不好的，又说才德兼全叫做圣人，那么圣人一半是不好的。司马光的话多说得很偏，说它不对则不可以。问司马光说聪察强毅叫做才，聪明恐怕只是才，不是德。回答说：司马光的话便是有病。尧舜都说聪明，又说钦明，又说文明，怎么可以只叫做才？如今人不聪明，更将什么叫做德呢？问司马光以正直中和为德，聪明强毅为才。回答说：都是德。圣人以仁智勇为德，聪察就是智，强毅就是勇。问诸儒才德之说。回答说：起初话语自然不同。如果说才难，必须是那有德的才高。阳氏才子八人，这必须是有德而有才的。如果是将才对德说，则像周公之才之美那样，便有是才，更要德。这个起初说得自然不同。又问智伯五贤说：“如果说射御足力之类，可谓之才。”《资治通鉴》告发奸恶的人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发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罚。《史记》

译商鞅商议变法，首先就确立了斩敌首级、使敌人投降这两条赏罚规定，后面才出现那两句“比类之法”。实际上，秦人崇尚战功，所以将这两条作为变法的首要内容。司马光却删去了这两条，只保留了后面两句“比类之法”，致使读者看不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司马光编修史书，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地方就删去，不知道别人的想法并非如此。《资治通鉴》中这类情况很多。

有人问，司马光不相信四皓辅佐太子的事情，认为只是叔孙通劝谏才得以实行。意思是说，如果是张良这样做的，那就是胁迫他的父亲。回答说：“张良平生所用的权术只是如此。”唐太宗听从劝谏，也只是因为懂得利害，并非出于诚心。汉高祖只是懂得事理机宜、明白利害，所以看到四位老人辅佐太子，便知道这是得人心的，可以依从了。叔孙通关于嫡庶的言论如何能打动他？司马光又说汉高祖平生建立的大功业超过常人，只是不杀人。司马光却认为汉高祖杀了四位老人非常奇怪【此事见于《考异》】。而在后面一处，又记载了四位老人的事，却不相信剧孟的事，意思是剧孟凭什么能影响局势轻重？然而又记载了周休这个人，品行极差，自己请求去吴国，招集了几万人帮助吴国。像张良、剧孟，都是司马光个人好恶所在，记载他们的事迹并立论以阐明道理，是可以的。难道可以因为有无其事来进行褒贬吗？司马光在这些地方的议论非常纯正。

因为讨论章惇的言论，说司马光义理不通透，说道：“司马光在大处占得多，章惇的小节哪里足以了解大处？”胡致堂说：《资治通鉴》很久没有完成，有人说司马光贪图俸禄，所以迟迟不完成。司马光于是急忙结束编修，所以唐五代部分多有繁冗【见《管见》后唐庄宗六月甲午条下】。

司马光的言论如同桑麻谷粟，而且像《稽古录》非常好看。常想着教导太子和诸王，恐怕《资治通鉴》难以阅读，且看一部《稽古录》。人家子弟如果先看了这本书，便是一部古今历史在肚子里了。《稽古录》有不完备的地方，应当用《资治通鉴》来补充。司马光写这本书，想在忙碌中完成，原本没有义例。《稽古录》这本书，可以供讲筵官僚进读，小孩子读完六经后，接续读下去，也很好。最后的一篇文章，其言论如同蓍草占卜，一一都应验。宋莒公的《历年通谱》与这本书相似，但不如司马光有法度。

《唐鉴》欠缺的地方很多，看的人能辨别出来才好。《唐鉴》多说散开，没有收束。比如姚崇论选拔十道使，担心未能得到合适的人，他自己说得得意，不知道范氏为何却贬低他的说法。有人说史赞唐太宗只说他的功业盛大，至于功德兼隆，则伤害了自古未有的说法。回答说恐怕不是这样，史臣正是赞扬他的功德之美，没有贬低他的意思。他的意思也是说，平定隋朝的混乱是功，达到治世的美好是德。自从道学不明，所以谈论功德的人如此分别。以圣门来说，则这两件事不过是功，不能称之为德。范《唐鉴》第一段专门论述太宗的本原，然而也未说完太宗后来的做法都很好，只是本原不对，与三代就不同了。

问欧阳修以平定隋朝混乱比迹汤武，达到治世的美好庶几成康，赞扬得不是太过分了吗？回答说只是因为欧阳修这一辈人平常也不曾理会本原处，所以他的言论如此。范氏以武王释放箕子、封比干的事，比作太宗诛杀高德儒，这也是根据他眼前的好处这样比附，未论到他的本原处。像这样且宽泛地看，如果一一要求完美，则后世的君主没有一件事可说了。范《唐鉴》第一段论守臣节的地方不圆满，想写一本书来补充，未曾写成。范氏这篇文章非常草率，他本人资质浑厚，说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疏漏多而不入理。最终守臣节的地方在这里，也须有些处置，岂可就这样结束了。如此议论，岂不被英雄所笑。

《唐鉴》白马之祸，欧阳修论及不到这里。《唐鉴》意思正有疏漏处，孙之翰《唐论》精练地论述利害，如同亲身经历，但理不及《唐鉴》。吕伯恭晚年对人说：“孙之翰《唐论》胜过《唐鉴》。”总之也是切合事情，只是大纲却不正了。《唐鉴》也有缓而不精确的地方，如说租庸调及杨炎两税法，说得都没有收束，只说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的地方，如果真是这样，则古之圣贤“徒法云尔”。他也是看到熙宁年间详于制度，所以有激而言。总之只要有激便不平正。

《五代旧史》、司马光《资治通鉴》使用它，欧阳修大概以此作文，因有失实之处，如宦者张居翰，当时只说缓取，一日则一日固，二日则二日固定。欧阳修直将其作为大忠说得太好了。胡致堂《管见》才是议论，《唐鉴》议论弱，又有不相称的地方，前面说一项事，末尾又说别处去。

子由《古史》舜纪所论三事，其中关于许由者，是已然之事，应当全载史迁本语，以概括卞随、务光之流，不应当只斥责一个许由而已。然而太史公又说箕山之上有许由，则又明其实有此人，亦是当世的高士，只是没有尧让位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苏子也有所未及。其中关于瞽象杀舜，大概不知其有无，现在只当知舜之负

译罪过招致邪恶，象号啕哭泣、怨恨思慕，象忧愁他也忧愁，象喜悦他也喜悦，以及小杖责打就承受，大杖责打就逃跑，父母想要使唤他，他未曾不在身边，父母想要杀他，却找不到他罢了，不必深究瞽瞍和象是否真的想杀舜。其中舜、禹避让丹朱、商均而天下归附他们，苏子担心这种避让足以导致天下的悖逆；等到益避让启而天下归附启，苏子又讥讽这种避让是不知分寸且无耻。于是凡是孟子、司马迁所记载的，都被认为是荒诞虚妄而不被相信。现在固然来不及考证这些事情的有无，然而苏子之所以这样论述，大都是用世俗不真诚的心去揣度圣贤，这是不能不辩驳的。圣贤的心淡泊无欲，哪里会有夺取天下的意思呢？只是辞让之举，有根植于本性而不能停止的，如果不是自己应得的，即使是半杯酒、一点肉，尚且知道避开，何况掌握重权、地位显赫，而天下有归附自己的趋势，又怎能内心没有警惕而不远远引退以避开呢？避让而对方不放过我，不得已才接受，有什么过错呢？如果避让而侥幸被放过，本来符合我本心的愿望，又有什么可耻的呢？只有不避让而强行夺取，才是悖逆；安然接受而对方不归附，才可耻。按照苏子的说法，那么世间所有辞让的人，都是暗中想夺取而表面上假装谦让，因此他的话与事实相反，到了这种地步，却不知道自己错了。舜、禹的事情，世人本来不怀疑，现在不再讨论。至于益的事情，也有对苏子的说法感到疑惑的人，却不知道像太甲贤明而伊尹告退，成王成年而周公还政，宣王有志而共和行政结束，这类例子很多。该行动时行动，该停止时停止，又有什么可耻的呢？苏子认为共和行政是贤明的，又何必怀疑益呢？如果说受人托付，就应当最终占有它，而不能归还。归还就是不知分寸且无耻，这就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父子的心理，也是杨坚夫妇所谓的骑虎难下的态势。竟然想用这种心态来谈论圣贤的事情，也太错误了。《古史》说司马迁浅陋而不学习，粗疏而轻信，这两句话最切中司马迁的过失。吕伯恭极其厌恶他。《古史序》说：“古代的帝王，他们必定行善，就像火必定热，水必定冷；他们不做恶，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食谷物。”这话最好。我曾经问吕伯恭：“这难道是司马迁能达到的吗？”然而吕伯恭说虽然这话好，但又有毛病。比如他说“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旨”之类，他只说得开头气势很大，下面的工夫却又都空泛疏漏。也就像司马迁《礼书》说：“礼乐之道伟大啊，浩浩荡荡地鼓舞万物，役使众动。”说得开头气势很大，然而下面也空泛疏漏，却引用荀子等人的说法来补充。又如《诸侯年表》极力宣扬形势的利益，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没有权谋，却说“形势虽然强大，终究要以仁义为根本”。他上文的本意主张形势，而结尾却这样说，大概他也知道仁义是个好东西，不得不说，且说得好看些。像《礼书》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吕伯恭非常喜欢他这类说法，认为司马迁知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是得到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汉代儒生所能达到的，这也是众人所共知的，何必是司马迁呢？然而司马迁曾经跟随董仲舒学习，《史记》中有“我听说董生说”这类语言，也是有来源的。司马迁的学问，讲仁义，讲诈力，使用权谋，使用功利，然而他的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的一篇传记从头到尾都是怨恨的话，完全说坏了。伯夷、子由的《古史》都删去了，全用孔子的话作传，难道可以说子由错，司马迁对吗？圣贤用六经垂示训诫，鲜明如丹青，无非是仁义道德的说法。现在寻求义理不在六经，反而取用粗疏浅陋的司马迁，也太糊涂了。温公《通鉴》以魏为正统，所以写蜀丞相诸葛亮侵犯何地，是跟随《魏志》的，其理完全错误。我所作的《纲目》以蜀为正统，后来刘聪、石勒等人都是晋的旧臣，所以东晋以君临之。至于宋后、魏各国，则两朝平列书写，不偏主一方的年号，只写干支。问正统之说，自三代以下，如《汉书》也未纯粹符合正统，是变局中的正统，如秦、西晋、隋，是统而不正的，如蜀、东晋，是正而不统的。说：何必这样论？只要天下统一，诸侯朝觐、诉讼都归附，便是得到正统。其有正有不正，是随他们怎么做这样论？有开始不得正统而后才得到的，是正统之始；有开始得正统而后不得的，是正统之余。如秦初还未得正统，到始皇兼并天下，方才得正统；晋初也未得正统，自晋康以后，方才得正统；隋初也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才得正统。如本朝到太宗兼并了太原，方才得正统。又有无统之时，如三国、南北、五代都是天下分裂，不能相为君臣，都不得正统【一作此时便是无统】。我曾经作《通鉴纲目》，有无统之说，此书现在还未及修定，后来的君子必定会采纳。温公只要编年号相续，这些地方须要把一个书

译皇帝去世写“崩”，而我为余主写“殂”，我既不是他的臣子，又不是他的史官，只是像旁人站立观看一般，为何要采取这种尊奉的态度？这些地方应当只写干支纪年，而在其下附注年号，如同魏黄初年间、蜀章武年间、吴青龙年间之类，这样才正确。又问：南轩认为汉朝之后应当用蜀汉的年号来接续，这个说法怎么样？回答说：这样也可以，他也是认为蜀汉是正统的延续，就像东晋也是正统的延续一样。又问：东周的情况如何？回答说：毕竟周是天子。又问：唐朝后来藩镇割据很多【另一种说法是：唐末天子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也可以说是正统的延续吗？】该怎么办？回答说：唐朝的天下非常辽阔，不服从的只是河北几个藩镇的土地而已【另一种说法是：怎么能说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呢？】问：宋、齐、梁、陈的正统该如何书写？回答说：自古以来也有没有正统的时候，比如周朝灭亡之后、秦称帝之前，本来就是无所统属的道理，南北朝代也只是并列书写。又问：东晋该如何书写？回答说：宋、齐怎么能比得上东晋？又问：三国该如何书写？回答说：以蜀为正统，蜀灭亡后没过多久，就是西晋，中原地区也暂且以魏为正统。又问：后唐也可以继承唐朝吗？回答说：怎么继承得了？问《纲目》的主旨是什么？回答说：主旨在于正统。问为什么主旨在于正统？回答说：三国应当以蜀汉为正统，而司马光却说某年某月诸葛亮入侵，这是颠倒冠履，怎么用来示训？因此便想立意成书，推究这个意思，修正的地方极多。如果成书，篇幅也不会少于《通鉴》那么多文字，只是恐怕精力跟不上，未必能完成罢了。如果估计不能完成，就必须把它烧掉。《纲目》在没有正统的地方并列书写，不区分主客。《通鉴》在没有正统的地方，必须确立一个为主。我又选取史法中好的部分，比如权臣专权，多写以某人为某主。某公范〇（此处疑为衍文或特定人名，依文意略去或保留原字），就写曹操自立为魏公，《纲目》也采用这个体例。扬雄、荀彧这两件事，按照司马光旧例，凡是王莽的臣子都写“死”，比如太师王舜之类，唯独对扬雄隐藏他所接受的莽朝官称，而用“卒”来写，似乎涉及曲笔，不免还是按照本例写为：“莽大夫扬雄死”，认为足以警戒那些畏死失节的人，而最初也没有改变司马光直笔的正例。荀彧却是汉侍中光禄大夫，参预丞相军事，他的死是自杀，所以只据实写为：“某官某人自杀”，并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不是故意把荀彧当作汉臣。然而全部写出他的官职，也显示他实际上是汉天子的近臣，而附逆不忠的罪过，并不是认可他作为汉臣。这些地方当时极费斟酌，不知道最终能否免于后世的公论？胡氏论说荀彧是曹操的谋臣，而胁迫迁都、九锡这两件事，都是董昭先发起的，所以想稍微延缓九锡的议论，等待日后慢慢自行发起。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而自杀，属于刘穆之这一类，而宋齐丘在南唐的事也相似。这个论断我认为符合荀彧的情实。于是说到《通鉴》提纲的体例，凡是逆臣的死，都写为“死”。到了狄仁杰则很怀疑，李氏的复兴虽然出于狄仁杰，但毕竟他是死于周朝的大臣，无可奈何。教他随入死例，写云：“某年月日狄仁杰死。”伯恭《大事记》辨析司马迁、班固异同的地方最好。他一天记一年，他大体上谦退，不敢承担作书的意思，所以《通鉴》、《左传》已经记载的都不记载，他记载的都是《左传》、《通鉴》所没有的。有太琐碎巧妙的地方，比如指出公孙、张汤奸狡之处，都说得让人羞愧。伯恭年轻时被人说他不懂事，所以他论事多指出人的情伪，说：“我也知道有这种不好的意思。”

译东莱吕氏说：史官是衡量万世是非的准则。大禹不能褒扬鲧，管叔、蔡叔不能贬低周公，赵盾不能更改董狐的史书，崔杼不能夺走南史氏的竹简。公是公非，全天下没有人能够改变。自古以来有国家的，都设置史官，掌管记录言行的职责，凡是出入起居、发号施令，必定经过九思三省，确定之后才发布，战战兢兢，害怕被记录在汗青竹简上，给万世留下讥讽。这难道是凭借王者的权势而压制一位臣子吗？也是因为公议所在，不得不敬畏罢了。汉朝继承尧的运数，设置太史令，用来记录信实的史书，而司马氏父子相继担任这个职务，才识广博，位居史臣之首，司马迁叙述从黄帝以来直到麟止，编成一家之言，世称实录。汉武帝却厌恶他直笔书写，删削他的史书。唉！这也太糊涂了。公议存在于天下，压抑就会张扬，堵塞就会决口，困穷就会通达。纵然能削去一位史官的书，怎么能阻止天下所有的笔呢？

问：司马迁既然是汉武帝时的人，必定能详细记载武帝的史实，但看《武帝纪》只说封禅、祷祠、神仙方士等事，其他全不提及，直到八书中才略微提及武帝，然而《封禅书》不过是又叙述《武帝纪》所说的话，《平准书》又为何独独详细叙述武帝生财的法令，至于《律书》言兵又言文帝而不提及武帝，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对于定公、哀公则隐微，也须略举宏纲，而有的详载有的不载，既然自不相同，如果《武帝纪》还值得怀疑，潜室陈氏说：《史记》不专为汉史，乃是历代史，所以记载汉事比《汉书》简略，而记载武帝事独详，如果《封禅》《平准》二书，即使称之为南史家风也可以。问：《汉书》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沟洫刑法，都为了立志而作，而选举之法最为近古，为何不为了立志呢？回答说：《汉书》缺典之处，兵无志，选举无志，是因为太史公没有写成这本书，所以班固因陋就简。问：太史公作《史记》，上自唐虞，而八书的写作只说汉事，班孟坚作汉史，合记汉一代事，却为何作《古今人表》呢？回答说：八书未必都说汉事，只有《平准书》专说武帝，其赞却讲古今，《汉志》虽然为一代作，但都自古初述起，只有《古今人表》专说古而不说今，自悖其名，先辈曾讥讽它，中间科等分别人物，又很有可议之处，这却是班史之赞画蛇添足。

字学

程子说：“我写字时非常恭敬，不是要使字好看，这只是学习。”问：张旭学草书，看见挑夫与公主争道，以及公孙大娘舞剑，而后悟出笔法。莫非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发吗？回答说：“是的。必须思考，才有感悟之处。如果不思考，怎么能这样呢？然而可惜张旭留心于道，如果把此心移到道上，何所不至。”

张子说：“草书不必近代才有，必定自从笔札以来就有。只是写得不谨慎，便成了草书。其流传已久，只是法度完备于王羲之。附上自己的书法作为解说，既然有草书，那么经书中的字传写失去真貌的就多了。因此《诗》《书》之中，字尽有不可通晓的。”

问：苍颉造字，也不是细人。朱子说：“这也不是自撰，出自天理。如此如心性之类的字，未有时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然流出。”二王的书法，我不懂，看着只见俗了。现在有人写得这么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也有写，唐人文字底也有一释名底，此皆伪者。字被苏轼、黄庭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则，如端人正士方是字。黄庭坚不甚理会字，故所论皆虚。米芾理会得，故所论皆实，嘉祐前前辈如此厚重，胡安国于义理不分明，但是甚气象。南海诸蕃书，煞有好者，字迹遒劲如古钟鼎款识，诸国各不同，风气初开时，此类事到处皆有，开其先者不独中国。或问古今字画多寡之异，回答说：古人篆籀笔画虽多，然而无一笔可减，今字如此简约，然而也不可多添一笔，便是世变自然如此。问：何谓书穷八法，回答说：只一点一画皆有法度，人说永字体具八法。蔡行夫问：“张孝祥的字为何人都看重？”回答说：“也是好，但是不持守，爱放纵。本朝如蔡襄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芾、黄庭坚诸人出来，便不肯这样。总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问：明道先生说：“云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是此是学意。”谓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今作字匆匆，则不复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则愈不能好，这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间。回答说：“若如此说，则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的意思。”问：“礼乐射御书数，书莫非只是字法否？”回答说：“此类有数法，如‘日月’字是象形；‘江河’字是谐声；‘考老’字是假借。如此数法，若理会得，则天下之字皆可通晓。”

临川吴氏说：声音用三十六字，毋尚矣。俗本传说讹误，而莫或正也。羣当易以芹，“非”当易以威。知、彻、牀、娘四字宜废。

译“圭缺羣威”四字应当增加。乐安人陈晋翁根据《指掌图》编写了节要，在卷首有《切韵须知》，在“照、穿、牀、娘”下注曰：“已见某字母下”，在“经、坚、轻、牵、檠、防”之外另外列出“扄、涓、倾、圏、琼、拳”，则应当废除的应当废除，应当增加的应当增加。大概已经明白清楚了。仓颉所造的字，世人称之为古文，其中另外衍生出来的称为古文奇字。从黄帝以来直到周宣王这两千年间，中国所通行的字只有这些而已。史籀开始略微改变古法，称之为大篆。李斯又略微改变籀法，称之为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称虽然有三种，实际上却是小异而大同。当今世间的字书只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最早，然而所编纂的都是秦代的小篆罢了。古文和大篆仅存一两种。宋代薛氏收集钟鼎上的文字编为五声韵，虽然他所依据的资料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但让学者因此大致看到三代以前的遗留文字，他的功劳确实很大。秦丞相李斯焚烧毁灭经典，罪责万世，但他能够增删仓颉、史籀两家的文字创制篆书，至今与日月一样光辉灿烂，这固然不能因为他的罪过而掩盖他的功劳。李斯被杀之后，擅长篆书并以之闻名于世的人是谁呢？七八百年间仅见到唐代的李阳冰，又过了二百年仅见到宋初的徐铉而已。宋代擅长篆书的人多于唐代，而杰出的人却不过一两个，唉！多么孤立啊！大概也有其原因。秦人苟且简略、烦碎苛刻以实行统一治理，只任用刀笔吏，甚至用衡石来考核他们的书写速度，厌恶篆书繁难，便简化为隶书，以便官府使用，人们只图方便，谁肯违背时势而甘心于繁难呢？篆学之所以孤立，大概是大势所必然导致的。唉！篆书的兴起源于秦代，而篆书的废弃也实在源于秦代，推究其由来，是任用刀笔吏的过错。自从隶书在秦代兴起而篆书在汉代废弃，起初不过是图简便以适合自己而已。汉代的隶书流变为晋代的隶书，则又专门追求姿态妩媚以取悦于人，妍巧千姿百态，见到的人没有不喜爱的，学者竭尽精力去模拟它，还担心不像呢。字，是用来传经载道、叙述史实记录事件、治理百官、考察万民、贯通天人的，它的用途很大啊。用简便来压缩它，用妩媚来粉饰它，偏旁笔画逐渐失真，不加省察不顾及，只以悦目为美，多么是小用了它啊！汉晋以后，像唐代像宋代，声教文物之盛，各达三百年，颇有肯追寻李斯、史籀的绪余，上追科斗鸟迹遗迹的人，比汉晋要好，但也只是偶尔见到罢了，不容易得到。就这两个朝代而言，唐代擅长篆书的人超越宋代，宋代擅长篆书的人多于唐代。

译关于科举之学

程颐说：“汉代选拔贤良，还是由人推荐。像公孙弘那样的人，还是勉强起用才应对。至于后世的贤良，却是自己谋求被举荐。如果确实有人心里只希望廷对，想要直言天下大事，那也值得崇尚。如果志在富贵，那么得志就会骄纵，失志就会放荡或悲愁罢了。”有人学习其他经典，后来放弃，改学《戴记》，问他原因，说：“为了科举的利益。”我说：“你的这种心态，已经不能进入尧舜之道了。子贡的高明见识，何曾拘泥于货利呢？只是在丰俭之间不能没有留情罢了。况且贫富有命，他却在这中间留情，多见他不信道。所以圣人称他不接受天命。有志于道的人，要去除这种心态然后才可以谈论【另一种说法：明道任扶沟县事，伊川随行。谢显道将要回家应举，伊川说：‘为什么不在太学考试？’显道回答说：‘蔡州人很少学习《礼记》，为了科举的利益。’先生于是说：‘显道只停止’】。人们常说我不教人学习举业，我何尝不教人学习举业呢？人如果不学习举业却希望及第，却是要求天理而不修人事。但举业既然可以及第也就罢了，如果再去上面尽力寻求必定得到的方法，这是迷惑。有人说科举事业夺取人的功夫，这不是真的。况且一个月之中，十天为举业，其余日子就可以做学问。然而人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所以科举之事，不担心妨碍功夫，只担心夺取志向。

龟山杨氏说：“试教授宏辞科，乃是以文字自我推销。古人修身，似乎不这样。现在的进士，如果豪杰出来，一定不肯就任。然而认为舍弃这个就没有仕进的路，所以作为不得已之计，或者是为了贫困，或者想借此稍微施展才能。已经得到官职了，又侥幸追求荣达，这有什么道义呢！”

朱熹说：现在专门去理会时文，不久身体就全做错了。这是一类人，又有一类人，不理会时文，去理会道理，不久所做的事，却与所学不相关。又有依本分，就所见定是要躬行的，也不需要去讲学。这个不久只是做得有些差错，也不至于太狼狈。只是如今这样的人，已经是大段好了。义理，人心所共同认可的，人去讲求却容易用力。举业是分外的事，倒是难做，可惜举业毁了多少人。士人首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哪个轻哪个重。如果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还说得过去。如果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一定会被它战胜。况且这志向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用不上。因为不关乎为自己。圣人教人，只是为自己。有人因不安于科举之业请教说：道只有两种，仁与不仁而已。两者不能并存，知道所不安的，就反过来改变所不安的，以就我所安的。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以前的科举之习，大概未曾不谈孝悌忠信，但使用它不是这样。如果举而反之于身，见于日用就安了。专门做时文的人，他说的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也说得好；说义，他也说得好。等他身上做的时候，只自己不廉，只自己不义。因为他将许多话，只是在纸上说。廉是题目上该说廉，义是题目上该说义，都不关自家身上一点事。告诉某人说：看如今人心下自成两样，为什么却专门向功名利禄的心去，却全背了这个心，不向道理这边来。您现在赴科举，是多少年，您的文字想不精。以您专门理会做时文，应该一举便中高科，登显仕都了。到现在却又不得，也可以自己看见得失，不可一定如此。如果只管沉溺在里面，都出头不得，最后只管衰塌。如果将这个放在一边，必须去理会道理，是要紧。等到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专门做举业工夫，不等到不得后，枉了气力。即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状元时，也自己输却这边工夫了。人对于此事，从来只是勉强，不能舍命去做。正像今人勉强来学义理一样。我平生穷理，只不敢自以为是。士人也有略知向前的，然而那下重掉不得，怎么知道这下的事？如今凝神静虑，积日累月，这样尚且今日见得一件，明日见得一件，未有廓然贯通的地方。况且那千头万绪，支离其心，未曾一日用其力于此呢？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只要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所以不可不勉罢了。其实甚夺人志。以科举为为亲，而不是为己之学，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碍实学，不知曾妨碍饮食否？只是无志罢了。有人以科举作馆废学自咎的，说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罢了。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当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说：“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止。正为此也。若志立，则无处无工夫。”

译“你何必担忧贫贱患难以及夷狄之间的事情呢？”科举功名并不妨碍做学问，前辈们何尝不应考？只是因为现在人心志不定，所以才会产生妨害。一旦把得失放在心上，文章的意旨就全都偏离了。我曾经议论科举说：“不是科举拖累人，而是人自己拖累科举。如果有高见远识的士人，研读圣贤的书，依据自己所学来写文章以应考，把得失利害置之度外，即使天天应考，也不会被拖累。身处当今之世，假使孔子再生，也不免要应考，但难道能拖累孔子吗？”有的人天资超脱，不被外物所累，不需要多费力气去克制，我对于科举从小就觉得它不重要。起初并不是有什么见解而轻视它，就像有人天资不喜欢喝酒，看见酒就厌恶，并不是知道酒的危害有多大。又有人天资不好色，也不是有什么见解，只是他天资上觉得那些东西不重要。像这样的人，就省下了工夫去处理这一项事务。现在如果还不能这样，就必须用力克制才能做到。有人问许叔重过于贪恋做科举文章的事，回答说：“既然家贫亲老，难免要应考，也应当好好去做举业。做举业不妨事，只是先把得失横置心中，这才妨害道义。”有人问关于科举之学的问题，回答说：“做举业不妨事，只是不要拘泥于格式，把自家的道理都框死，只要没有追逐时好、回避忌讳的意思就好了。”

译北溪陈氏说：“圣贤的学问，从未妨碍过科举的文章。道理义理明白了，那么文字议论就更有精神和光彩。平日亲身践行、内心体悟有素，那么表现在商讨时事、阐述治国大体上，无非是内心充盈而自然流露于外的余绪，自然能够符合人情事理。那些充满仁义道德的话语，句句都是可以付诸实践的真知。”

潜室陈氏说：“参加科举考试以求符合标准，这是道理上应当如此的。但如果不符合标准却萌生侥幸之心，不守规矩却产生冒然为之的念头，这就是狂妄了。参加科举有什么妨害义理呢？只要能够克制去除这些狂妄的念头，才是真正合格的举子。”

双峯饶氏说：“义理与科举学业起初并没有相互妨碍。如果一天之中，上半日探讨经传中的义理，下半日准备科举学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科举文章，没有不是从义理中产生的。如果能把义理讲得透彻明白，那么见识就高人一等，行文条理通畅，科举学业自然会更加精进。如果不通晓义理，那么见识就平庸低下，议论浅显鄙陋，言语粗俗，文章中十有八九都是毛病，自己却察觉不到，怎么能做好科举文章呢？即使终身从事于此，也没有益处。”

《性理大全书》卷五十五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五十六

学十四

论诗

问：诗可以学习吗？程子说：“既然要学诗，就必须用功，才能符合诗人的格调。既然用功，就很耽误事情。古人诗说：‘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说：‘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这话很恰当。我向来不作诗，也不是禁止不作，只是不愿意写这些闲言语。”邵尧夫的诗说：“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真是风流倜傥的人啊。石曼卿的诗说：“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这句话形容出了浩然之气。

龟山杨氏说：“作诗如果不知道《风》《雅》的意旨，就不可以作诗。诗崇尚委婉劝谏，只有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的人足以警戒，这才算是有补益。如果劝谏却涉及毁谤，听的人发怒，有什么补益呢？看苏东坡的诗，只是讥讽朝廷，完全没有温柔敦厚的气象，因此被人抓住把柄而获罪。如果是程伯淳的诗，那么听的人自然会感动。”于是举出程伯淳和温公等人修禊饮宴的诗说：“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又泛舟的诗说：“只恐风花一片飞。”多么温柔敦厚啊！君子所培养的品德，是要让暴戾傲慢邪僻的气息不存于身体。陶渊明诗不可及的地方，在于冲淡深粹，出于自然。如果曾经用力学习作诗，然后才知道陶渊明的诗不是着力所能写成的。私意去尽，然后才可以应对世事。

朱子说：“诗是志向所趋向的，在心中为志，发于言为诗。那么诗，难道还有工拙之分吗？也只是看其志向所趋向的高低如何罢了。所以古代的君子，德行足以实现其志向，必定出于高明纯一的境地，对于诗本来不学而能。至于格律的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词的优劣，现在考察魏晋以前各位贤人的作品，大概没有在其中刻意用心的，何况是古诗一类呢？近世的作者才开始在此用心，所以诗有了工拙的议论，而辞藻华丽的词句占了上风，言志的功效就隐没了。”有人问：“现在人作诗大多要有出处，说‘关关雎鸠’出自何处？”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加了许多泛声，后来的人怕丢失了那些泛声，每有一个泛声就添加一个实字，于是形成了长短句，现在的曲子就是这样。作诗偶尔用几句诗来抒发情怀，也不妨碍，只是不要多作，因为这便是防溺。当不应该做事的时候，平淡自守，难道不比思量诗句好吗？等到真正的韵味流露出来，却又与寻常喜好吟咏的人不同。古诗要防备西晋以前，如乐府诸作都佳。杜甫夔州以前的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习。苏、黄只是今人的诗，苏才气豪放，然而一古脑儿说尽，没有余意；黄费心安排。选中刘琨的诗，高过东晋的诗已不及前人，齐梁更加浮薄。鲍明远才气健朗，他的诗是《选诗》的变体，李太白专门学习他，如‘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分明说出了倔强不肯甘心的意思，如‘疾风冲塞起，砂砾自飘扬，马毛縮如猬，角弓不可张’，分明说出了边塞的状况，又俊健。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世人学习他的平淡，便相差甚远了。我后辈见人作诗好，锐意要学，于是将陶渊明诗的平仄用字一一依从他，做到一个月后，便解得自做，不要他的本子，方才得到作诗的方法。苏子由喜爱《选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这正是子由慢底的句法。我却喜爱‘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这十字，却有力。齐梁间人的诗，读之使人四肢都懒慢不收拾。晋人的诗只有谢灵运用古韵，如‘祜’字、‘协烛’字之类。唐人只有韩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韵，如《毛颖传》‘牙’字、‘资’字、‘毛’字皆协‘鱼’字韵是。唐明皇资禀英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