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六十八

译不离开磻溪，牧野之战的阵势就已经形成了。那些像伊尹、傅说、姜太公一样的人，何曾白白耗费精力在州县事务上，低头埋首于文书案牍，然后才知晓天下大势呢？他们哪里知道，只有具备非凡的才能，才能做出非凡的举动啊。

译鲁斋许氏说：“大圣大贤，本末兼举，极尽规模之大，穷尽细节之详。先勤勉于小事，而后成就于大事。次一等的人，也是豪杰之士。然而他们举其大体则遗漏细节，究其细微则迷惑于大体。才具稍大的人，往往不谨守细微的品行，所以有‘才大则疏’的说法。谨守细小的人，大多不识大体，不能谋划大事。用人者应当知晓这一点。后世功名之士，到了礼乐制度方面便无法深入，大概是因为到这里稍显细密，精力也有所不及，所以必须另用一类人物。”传记中那些杰出可观的人才，以道理来看，只是偏才。圣人则圆融浑全，各种道理都具备。古今人才多是血气用事，所以多有偏颇。圣人纯是德性用事，只要明明德，自然就能圆成而不偏颇。

求贤

程子说：“古代的圣王之所以能实现天下的治理，没有其他方法。从朝廷到天下，公卿大夫，百官群吏，都称职罢了。怎么能使他们称职？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罢了。怎么得到贤能的人并任用他们？寻求他们有方法罢了。即使是天下常用且容易得到的东西，没有不求而得的。金生于山，木生于林，如果不是工匠采伐，就不能投入使用。何况贤能之士，杰出于众人，不像山林之物那样广泛生长而没有极限。如果不是君主搜求选择他们有方法，怎么能得到并任用他们呢？自古以来，国家设置官吏，没有不取士的。只看取士的方法如何罢了？纵观前史，自古以来，被称为治世的君主，有不以求贤为事的吗？有拘泥于常规，凭资历任用人才，而能实现大治的吗？有国家的兴起，不依靠用人的吗？由此说来，用贤的验证，不是很明显吗？如果说：不是不想得到贤才，而是苦恼于寻求的困难。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凭借君主的权势，心意所向，天下像风一样吹倒，像影子一样跟随。假设有珍禽异兽，瑰宝奇玩之物，即使是遥远地方和特殊地域所拥有，深山大海所生长，心意想要的，没有不能得到的。因为君主的心意所喜好，用天下的力量来供奉。如果让存有喜好贤才的心意像这样，那么什么岩穴的幽深不可寻求？什么山林的深远不可招致？所忧虑的是喜好得不坚定罢了。”

山杨氏说：“三代两汉人才之兴盛，风俗之美好，后世不能及的原因，是取士以行为，不专门以言论，所以如此。现在虽然诏令内外官员举荐经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优待恩典，不仅取之以言论，又根本于行为，差不多接近古代。然而只是让举荐，而不通过乡里的选拔，又没有考察的实效，与那些举荐者随众向官府递交文书考试，糊名誊录，比较一日之长，不仅士人失去了自重之义，而且在考试之际，无法与众人区别，那么所谓根本于行为的，也只是虚文罢了。认为应该另立一科，稍微仿效三代两汉取士官人的方法，根据现在的适宜，斟酌损益，总之不失去古意罢了。至于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类，不是古制的，全部罢免，待遇恩数，全部居于词赋、经义等科之上，希望使学者尊崇经术、敦厚行义，人人笃实于自我修养，那么人才不兴盛、风俗不美好，是没有的事。”明道在鄠邑，政声流传，当权者想向朝廷推荐他，而问他想要什么，回答说：“推荐士人，都是才能所胜任的，不问志向所想要的。”

五峯胡氏说：君主联结天下人来成就自身。在内从九族亲属中选拔，礼待其中的贤者，表彰并任用他们，以联结亲属；在外从四方之人中选拔，礼待其中的英杰，引进并提升他们，以联结民众。因此贤者，是众人的表率，君主的辅佐。不提拔亲属中的贤者，是自残自己的心腹；不提拔民众中的贤者，是自残自己的四肢。古代在乡里举士，从十岁出就外傅，在家塾、州序学习。他们学习什么呢？说：六礼，七教，八政。记录他们资质性情近道、才能品行合理，乡老乡吏在春秋祭祀时集合乡人，对着神明记录他们。三年大比，乡老乡吏及乡大夫审查他们性情不违背道，行为不违反理，核实他们记录的先后没有变化，于是将他们的记录上报司徒，称为选士。选士在乡校学习，他们的记录如同州序。三年大比，乡大夫及司徒像当初一样审查，于是将他们的记录上报乐正，称为俊士。俊士进入国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经尚书。以上观察古道，乐正官属按时考核他们学业的精粗而勉励他们。三年大比，乐正将精熟者上报君王，称为进士。君王命令冢宰统领天下的进士，评定他们的资质性情、才能品行、学业，某可以做卿吗？某可以做大夫吗？某可以做士吗？卿有缺位就用可以做卿的人补上，大夫有缺位就用可以做大夫的人补上，士有缺位就用可以做士的人补上。三年一次考核他们的政绩，三次考核罢免不称职的，提升有功的。因此朝廷没有侥幸得官的人，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毁誉不行，善恶不混淆。德的大小符合其位，才的高低符合其职。人们致力于自我修养而不侥幸于上级，人们知道自我坚守而不冒昧求进，人们知道自重而不轻用其身，人们能有耻而不苟且役利于利。这就是为什么做官

译道路清静，政事治理得当，风俗淳美，天下安宁，四方夷狄仰慕道义而边境没有惊扰。

译朱子说：“德行对于人来说，意义重大。然而其实质都是人性中本来具有的，是人道所应当做的。因为它是内心所获得的，所以称为德；因为它是身体所实行的，所以称为行。并不是刻意有所作为，增加修饰而想要成为观听上的美好。士人如果真知道在此处用力，那么不仅可以修身，而且推而广之可以治理他人，还可以推广到天下国家。所以古代的教化，没有不以此为优先的。像舜任命司徒，来广泛施行五教；任命典乐，来教育贵族子弟，都是这个意思。到了成周时期，法度才开始完备，所以那时人才兴盛，风俗美好，后世没有人能比得上。汉朝初年，还保留着旧法，其选拔人才的科目，必定以尊敬长辈、顺从乡里、严肃政教、出入不违背所听闻的道理为称首。魏晋以来，虽然比不上古代，但那九品中正的法度，还算是接近的。到了隋唐，于是专门以文词来选拔士人，而崇尚德行的举措就不再出现了。古人以德行、道义、技艺来教化百姓，而兴起其中的贤者和能者，那法度完备而用意深远。现在制定的法度却不是这样，其教化的详细，选拔的审慎，反复筛选淘汰以至于再三，但其内容不过是无用的空话罢了。深入探求其用意，虽然或许也将依赖其作用，然而他们只知道只要做无用的空话就足以求得我的爵位俸禄，那么又哪里有空再思考我之所以选取他们的用意是怎样的呢？古代的大臣以一身承担天下的重任，并不是因为凭借一耳一目的聪明，一手的勤力就能周遍天下的事务。他所依赖来共同端正君心，共同决断国论的，必定有待于众多贤人的帮助。因此君子将要以身承担此责任的人，必定咨询访问，在无事的时候选取，并参伍校量，在有事的日子使用。大概当责任必定加于自己而还未到时，没有早晚仓促的时候，那么观察就能长久；没有利害纷扰的迷惑，那么考察就能精细。诚心素来显著，那么获得的人就多；岁月长久，那么积蓄的就丰富。自重的人没有嫌疑而敢于进言，那么没有幽隐不显露的；想要进言的人没有阻碍而不来，那么没有巧伪扰乱真情的。长久且精细，所以能知道他们的长短实情而不差错；多且丰富，所以能让他们更迭使用而不枯竭。幽隐全部通达，那么正直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而我的德行修养，取舍不偏颇，那么声望和实际每天都能隆盛，而士人的心归附。这是古代的君子之所以能在当时成就尊主庇民的功业，而其遗风余韵还在后世被人称颂思念的原因。天下的事务决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才力所能独自运作的，所以古代的君子虽然其德行、功业、智谋足以有所作为，却未曾不广泛寻求人才来补益自己。当还未使用时就收罗安置在门下，劝奖成就的人已经不胜其多，所以到了应当使用的时候，推挽成就，布置在列位，而没有事情不能成功的。古代的君子有志于天下的人，没有不以致天下贤才为急的，而他之所以急于求贤，并不是想要让他们缀缉言语，称誉功德以成为一时的观听之美，而是想要扩大他见闻所不及、思虑所不至的地方，并且担心自己在处世接物之间或许有未尽善之处，而将让他们有办法来纠正自己。因此他寻求不得不广泛，礼遇不得不丰厚，对待不得不真诚。必定使天下的贤才，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没有不乐意自己来到我面前来辅助我的过失的，然后我的德行功业才能无愧于隐微之处而逐渐达到光大。朝廷设官求贤，所以在上位的人不应当因为请托而推荐人；士人应当有礼义廉耻，所以在下位的人不应当自我炫耀卖弄而求取推荐。

东莱吕氏说：“井田的制度，士与兵，是国家的重要事务，都是从农工商中选取，不与（其他阶层）。古代在田野中选取士人，选取百姓中的优秀者，是因为他们质朴的缘故。”

临川吴氏说：古代做士人的人，如果可以在那里居住，就在里中选拔，在乡中举荐，而长久治理乡里的百姓。在公事上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在私事上能够资助俸禄供养。这是古代的士人之所以内心安定，而没有向外追求的念头的原因。后世选拔士人的方法不一，虽然保留着选举的名目，但实际与古代不同。为什么呢？所选取的不是其可用的实际才能，而是其不可用的虚浮技艺。可以任职的人或许不能任职，而不可以任职的人却或许能任职。时势的许多失误，士人的许多失意，往往由此而来。

论官【莅政附】

程子说：“古代任用以德，封爵以功，世袭俸禄而不世袭官职，所以贤才众多而各项功业成就。到了周朝衰微，公卿大夫都世袭官职，政事因此败坏了。三代之时，人君必定有师傅保的官职，师教导道义，傅教导德行义理，保保护身体，后世做事没有根本，只知道求治而不知道端正君心，只知道规劝过失而不知道培养德行，傅教导德行义理的道已经疏远了，保保护身体的法再也听不到了。古代的时候，分派羲和来职掌天道，以端正四时，于是主管其方位，主持其时节，政事在尧时称为四岳，周朝则是六卿的职责，统管天下的治理。后世学习其法度的人不再知道其道，所以星历成为一门技艺之事，而与政事分离了。礼院关乎天下之事，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凡是举事可以考古而立制，得不到合适的人未免随俗而已。有人说：‘治狱的官不可做，说如果能充任其职，那么一郡就没有冤民了。’四海之利”

译百姓的疾苦安乐关乎于此，而百姓的疾苦安乐又取决于地方官的贤良与否。然而，监察官员是地方官的纲领，朝廷则是监察官员的根本。想要让百姓都能各得其所，其根本源头也就在于朝廷罢了。

译元城刘氏说：“左右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职位清贵且地处要害，其他官职无法相比。如果不是器量见识端正方正，上下都信任；才学优厚充足，内外都推崇的人，是不会轻易授予这个职位的。”

华阳范氏说：“天地有四季，就像百官有六职，天下万事都完备地包含在这里，就像网有总绳，皮衣有领子，即使经过百代也不可改变。君主如果想要考察古制来端正名分，如果不依据《周官》，我看是不行的。”

朱熹说：“宰相选择监司，吏部选择郡守，这样朝廷就可以清闲无事，又何必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呢？”

临川吴氏说：“我听说有人思考天下的治理方法，认为禹、稷、伊尹那样的志向，如果得到一个县，也可以小试身手，为什么呢？县与百姓最近，县令的福惠施加得最快，没有比县官更直接的了。然而世人昏昧，谁知道这个职位的责任不轻？专门致力于自己发财，哪里还顾得上百姓的困苦，阻塞了君主的恩德，使它不能下达，愁怨之气弥漫天地之间，以至于上干阴阳之和的，十有八九。聚集一群羊而用一只狼去放牧，任凭它吞食，百姓有什么罪过而落到这种地步？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出现，安慰并满足他们休养生息的愿望，那么百姓爱戴他，怎么会不像子女爱戴父母那样呢？世上固然有防备的人，但他见识不明，就被官吏蒙蔽，即使防备又有什么补益？也有防备而且见识明达的人，但他内心不仁，就自认为不需要从百姓那里获取什么，不干预事务，却深刻严酷，又放纵下属掠夺践踏，毫无怜悯之心。或者他内心虽然仁爱，但短于决断裁制，徒有仁心，而百姓得不到恩泽，这是有仁心但不能施行的缘故。或者他才能虽然出众，但心意所向难免稍有偏颇，最终也不免有小瑕疵，这是有才能但不公正的缘故。具备这五种优点，太难了！”

程颐说：“谈论经书道理的人是有的，很少涉及治国大体的。如果有任用我的人，端正内心来端正自身，端正自身来端正家庭，端正家庭来端正朝廷，进而端正百官直到天下，这是它的次序。其间又取决于任用的深浅，根据当时情况裁度应对，难以固执一种意见。【以下论述处理政务】斟酌取舍古今，恐怕不容易说清楚，必须心中有明确的尺度权衡，没有疑惑，才能处理得没有差错。古代乡间田地实行井田制，百姓出入互相友爱，所以没有争斗的诉讼。现在郡邑的诉讼，往往出自愚昧的百姓，因为戾气互相构陷，善于为政的人不审理这些就可以了。又时常选取那些强暴且喜欢讥讽侮辱的人，严厉惩罚他们，那么柔良的人就安心了，争斗诉讼就可以平息了。韩持国常常忧虑在下位的人多欺骗，说：‘欺骗有三种，有一种是为了利益而欺骗的，那本来就可以治罪；有一种是因为害怕获罪而欺骗的，这在所原谅；有事看似欺骗的，这在所考察。’问：‘处理政务不刻意用心，追求宽恕怎么样？’回答说：‘推己及人实行宽恕是可以的，刻意用心追求宽恕是不对的。宽恕是自己本来就有的，不需要刻意追求才能得到，只是把自己对别人的态度推及到对方罢了。’吕进明出使河东，伊川问他：‘为政什么最重要？’回答说：‘没有比遵守法律更重要的。’说：‘拘泥于法律而不能有所作为的，世上到处都是。如果按我的意思，认为还有可以变通的地方，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可以有所作为。从前明道担任县令，凡是涉及百姓的事，大多是人们认为在法律上有阻碍的，然而明道做了，从未严重违背法律，人们也不觉得奇怪。说他能伸张志向是不可以的，说他想求取小补则过了，与现在为政的人相差很远了。人们虽然对他感到诧异，不至于指责他是狂人。至于指责他是狂人，那么内心就会大大惊骇，尽诚心去做，不被允许然后才离开，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呢？’有人问：‘作为下属官员向长官陈述意见，道理正确而不被听从，该怎么办？’回答说：‘也是权衡轻重罢了。事情比离职重要，就应当离职；事情比离职轻，就应当留下；事情比争执重要，就应当争执；事情比争执轻，就应当停止。虽然如此，现在做官的人，其中有能离职的肯定有，但我没有见过。’即使是一命的小官，如果心存爱物爱人的念头，必定会有所成就。问：‘如何对待百姓？’回答说：‘让百姓各自能够倾诉他们的实情。’问：‘如何驾驭官吏？’回答说：‘端正自己，推己及物。’”

有人谈到为政，和靖尹氏说：“子张问政，孔子说：‘居于职位不要疲倦。’疲倦最妨害事情。如果能够不疲倦，推行实行，做县尉、做县令、做郡守，以至于做宰相，都可以办好。如果疲倦，那么即使在家里做小事，也不能办好。”

五峯胡氏说：“事情有大变化，时势有大适宜。通达变化，然后才可以作为；致力于适宜，然后才有功效。”

朱熹说：“做县令固然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尽心竭力去做，必定没有不成功的。现在的人大多是自我放纵懒惰了，所以一旦纲纪松弛，众目就混乱了。”做官只是要谨慎勤勉自我约束，进退快慢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大抵做官只要律己公正谨慎，办事勤勉谨慎，日夜孜孜不倦，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自然就没有其他祸患。一旦有所依赖，就使人怠惰放纵，不知不觉做错了事。”大率天下的事，遵循道理遵守法律，平心静气地处理，就是正当的。比如贼盗入狱而加上枷锁鞭打，这是正理。现在想要废除这些来诱导他们的心，希望他们感恩于我，这就是挟私用术，不实行众人共同的道理。况且恩惠既然归于自己，怨恨必定归于他人，他们又怎么能不对我产生愤恨呢？事变无穷

译堤防容易失守，在应酬交往之间，往往有来不及省察而谬误千里的情形。因此君子重视明理，务必果断，那么异端邪说就不能迷惑，流俗风气就不能扰乱，德行可以长久，事业可以宏大。

问：上朝治军，任职执法，没有礼制威严就无法施行；祈祷祭祀，没有礼制就不诚恳庄重。先生认为古人用诚恳庄重对应威严，大概是因为为政以严厉为根本，用宽厚来补救严厉的过分之处。我私下认为，居于上位应以宽厚为根本，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用严厉来补救宽厚的不足之处罢了。如果一味倚仗威势，其弊端将发展到法令如牛毛般繁密的地步。然而先王为政的根本，以及宽严先后施行的差异，不敢不加以探讨。

说“为政以宽厚为根本”，是说其大体规模、意向应当如此。古人观察事理精密，修身严谨，没有懈怠嬉戏的时候，所以他们的政令不待树立威势自然严厉，但其本意是以爱护百姓为根本罢了。等到将其施行于政事，就必须有纲纪法度、关防禁约，界限分明不可侵犯，然后我所说的宽厚才能随事惠及百姓，而没有颓败废弛之处。百姓蒙受我的恩惠，也能通达明白，切实受到恩赐，而没有阻隔欺瞒的祸患。圣人讲为政以宽厚为根本，现在反而要求严厉，正如古乐以和谐为主，而周敦颐反而要求淡泊。因为现在所谓的宽厚，其实是放纵松弛；所谓的和谐，其实是嘈杂淫靡，并非古人所说的宽厚与和谐。所以必须用严厉和淡泊来矫正，才能得其平衡。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但事情没有统纪，缓急先后、可否取舍的权力都不在自己手中，于是奸诈豪强得逞，善良百姓反而不能蒙受恩泽。这种利害，就在眼前，不必引用书传、考证古今才知道。

但为政必须有规矩，使奸民猾吏不能行其私欲，然后刑罚可以节省，赋税可以减轻。所谓以宽厚为根本，体恤仁爱百姓，哪有比这更大的呢？“平易近民”，是为政的根本。

译南轩张氏说：“处理政务必须先使内心平和，内心不平，即使是好事也会做错。比如抑制强权、扶持弱小，难道不是好事吗？往往就在这个地方出错。必须像明镜一样，美的人自然美，丑的人自然丑，这与我何干？如果先认定某人是丑的，那么接着看这个人就没有一处不是丑的了。”有人问赵德庄任建宁府知府时，向晦庵请教：“处理政务，宽容好呢，还是严厉好呢？”晦庵说：“如果让你一会儿宽容一会儿严厉，那就像发疟疾一样。依我的意思，对待善良的人用宽容，治理强暴的人用严厉。这话怎么样？”回答说：“如果心中存着一个‘宽’字，宽容必定有弊端；存着一个‘猛’字，严厉必定有弊端。我们处理事情，应当像拿着秤一样，高的把它压低，低的把它填平。如果是圣人的秤，那就常常是平衡的了。”

东莱吕氏《官箴》说：“凡是处理涉及权贵的事务，必须平心静气地看道理在何处。如果对方有理，固然不可避嫌，所以使他无理【必须平心静气地看，如果有一丝畏惧灾祸、自我宽恕的念头，那么五分有理就会看成十分有理】；如果对方无理，也不可畏惧灾祸而曲意使他有理。即使看出他无理，也只当作寻常公事看待，判决过后不必再提起议论。平常触犯权贵而招致灾祸的人，大多是把事情夸大，以博取不畏强权的名声，所以对方心中不平。如果处理得平稳妥帖，对方虽然不高兴，但也就渐渐平息了。然而之所以不想再提起，本来不是为了避祸，因为这本来就是职分内的常事。如果特意把它当作一件事来看待，那么出发点就已经不对了。”做官的方法，只有三件事：叫做清，叫做慎，叫做勤。知道这三点，就知道如何安身立命了。然而世上做官的人，面对钱财和事务，不能自我克制，常常自以为必定不会败露，抱着必定不会败露的念头，就没有什么不做的了。然而事情常常败露，却不能自己停止，所以用心处事，要在开始时警戒，不可不仔细考察。假使运用权谋智巧，百般补救，侥幸得以免祸，所受的损失已经很多，不如当初不做更好。司马子微《坐忘论》说：“与其在末端巧妙地维持，不如在初始时笨拙地警戒？”这是天下的至理名言，是做官处事的大法，用力少而成效多，没有比这话更好的了，人如果能思考它，哪里还会有悔恨呢？侍奉君主像侍奉父母，侍奉长官像侍奉兄长，对待同僚像家人，对待众吏像奴仆，爱护百姓像妻子儿女，处理官事像家事，然后才能算是尽到了我的心。如果有丝毫不到位的，都是我的心没有尽到。所以侍奉父母孝顺，因此忠诚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侍奉兄弟顺从，因此顺从可以转移到长官身上；居家治理得好，因此治理可以转移到官府，难道有两种道理吗？做官处事，常想着有恩惠施及于人。比如征收赋税，既然不能免除，就在其中寻求使百姓省力的方法，不让它成为百姓的重患，益处就多了。做官的人，困难的事不要推辞，而要深深避开嫌疑，以真诚待人而深深避开文法的束缚。这样，就可以免祸。前辈曾说：小人的本性，专门致力于苟且偷安，明天有事，今天能休息就休息。做官的人不可顺从他们的私意，忽视而不处理。谚语说：“劳心不如劳力。”这确实是至理名言。做官既然自己保持廉洁，又必须防范小人，比如文书引用之类，都必须明白以防中伤，不可不谨慎，不可不详细知晓。做官的人凡是异色之人，都不宜与他们交往，巫祝尼媪之类，尤其应该疏远断绝，要以清心省事为根本。后生少年刚到官位，多被狡猾的吏员所引诱，不自省察，所得极少，而一任之间，不再敢有所举动。大体上做官贪利，所得很少，而吏员所盗取的不计其数，因此遭受重谴，实在可惜。做官的人首先要以暴怒为戒，事情有不可行的，应当详细处理，必定没有不恰当的。如果先暴怒，只能害自己，怎么能害人？前辈曾说：凡事只怕等待，等待就是详细处理的意思。大概详细处理那么思虑自然产生，人就不能中伤。曾见前辈做州县或狱官，每一件公事难以决断的，必定沉思静虑多日，忽然好像有所得，于是是非就判明了。这种方法，只有不随便的人能做到。处理事情的人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不以集成为急而以方便为上。畏惧避讳文法固然是常情，然而世人自私者大多把文法难办的事推给别人，殊不知别人的自私也像自己的自私一样，这样处理事情，怎么能成功呢？做官的大要，正直不触犯灾祸，和顺不损害道义，在于人仔细斟酌罢了，然而求合于道理，本来不是私心专为自己。做官处事，只务求实在，比如涂改文书，追改日期，重新更换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而更重，也不是培养诚心侍奉君主不欺骗的道理。百种奸伪不如一个实，反复变诈不如谨慎开始，防备人怀疑众人不如自己谨慎，智数周密不如省事不变的道理。事情有应当死而不死的，其耻辱有甚于死的，后来也未必能免死；应当去而不去的，其灾祸有甚于去的，后来也未必能安。世人至此多惑乱失常，都是不知道义命轻重的分别。这个道理如果不平时熟讲，临事必定不能自立，不可不预先思考。古代想要委身侍奉别人的人，他的父兄日夜先拿这个教导他。中等才能以下的人，哪里是临事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呢？教导有素，他的心就安

译这，就是所说的有所修养。一个“忍”字，是通向各种奥妙的门径，在担任官职、处理事务时尤其应当作为首要任务。如果能在清廉、谨慎、勤勉之外，再践行一个“忍”字，什么事办不成？《尚书》说：“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这是处理事务的根本。谚语说：“能忍耐事情，就能抵御灾星。”杜甫诗云：“忍耐过去，事情便值得欣喜。”这些都切合事理，是世间的普遍法则，并非空话。王旦曾说：“吃得下三斗浓醋，才能做宰相。”这是说能够忍受事情。做官处理事务，外面有抵触，内心必定有阻碍，因为内外相互呼应，丝毫不差，只有“反省自己”这两个字，没有别的办法。

译鲁斋许氏说：“恐怕伤害自己的人，必定会思考如何伤害别人。哪里知道有利于别人，就没有不利于自己的呢？至于审理公事，已经掌握了主要案情，恰好符合法律，不旁求深入，这也是有利于别人的一种表现。那些世俗的官吏不通晓这个道理，专门以开脱罪名为心思，称之为阴德。孔子说：不对！履行正道、奉行公事，憎恶邪恶、举荐善良，是人臣的道理。违背了这一点，那么邪恶的人应当惩罚反而有利于他，善良的人应当奖赏反而伤害他，明显地不能逃避刑罚责罚，隐秘地不能欺骗神明，哪里还有阴德呢？”每当面临事情，暂且不要让人看见喜悦，既然让人看见喜悦，必定是偏颇于一处，随后就会有缺失。因为喜悦不是长久的情理，既不让人喜悦，也不让人愤怒，就是得中道的谏诤。

程子说：“有剪桐叶的戏言，就随着事情规劝；违背养生的告诫，就即时劝谏制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侍奉君主的，必须体悟“从窗口接纳简约之言”的意思，一定要违背君主所蒙蔽的地方而都指向他所明白的地方，才能进入君主心中。虽然有所蒙蔽，也有所明白，没有完全蒙蔽而一无所知的。古代善于进谏的人，必定顺着君主心中所明白的地方，然后呈现简约之言。所以，直言强果的人，他们的言论多违逆；温厚明辩的人，他们的言论多被采纳。爱戚姬将要改变嫡庶，这是君主所蒙蔽的地方；一向看重四位老人的贤能而不能招致，这是君主所明白的地方。四位老人的力量，哪里比得上公卿及天下人的心？他们言辞的恳切，哪里比得上周昌、叔孙通呢？高祖不听从他们而听从四位老人，是因为留侯不攻击君主所蒙蔽的地方而顺从君主所明白的地方。赵王太后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不让他到齐国做人质，这是她所蒙蔽的地方；爱他想要他富贵长久在齐国，这是她所明白的地方。左师触龙用来引导她的，也是顺着她所明白的地方。所以她的接受命令如同回声。教导别人，也不过如此罢了。

元城刘氏说：曾经读《国语》，认为天子听政，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师献曲，史官献书，太师进箴言，盲人赋诗，蒙童诵读，百工进谏，庶民传语，近臣尽规劝，亲戚补察，乐师史官教诲，老人修治，然后君王斟酌。这是三代之前，上面公卿大夫朝夕得以进献忠言，下面百工庶民还执掌技艺来进谏，所以忠言嘉谋每天在上层听闻，而天下的情势没有幽暗不被照亮的，没有遥远不通达的，所做的事必定成功，所举荐的人必定得当，这是谏诤的功效。后世的士人不致力于向君主进献，而多为保全自己的谋划，正论远谋很少有进告的，于是设置员额职位而责成他们进谏。进言的人日益减少，而听言的人不更加勤勉，这是天下的治理之所以终究愧对先王盛世的原因。

华阳范氏说：“人臣进谏而不被听从，就应当离位。如果不能强行进谏，而看着君主的过错举动，以至于天下都怨恨他的臣子，却说：‘不是我进谏，是君主不能任用我。’开始选择利益来安身，最终招引诽谤归于君主，这是不忠的大罪。”国家将要兴盛，必定赏赐进谏的臣子；国家将要灭亡，必定杀害进谏的臣子。所以进谏而受赏的，是兴盛的祥瑞；进谏而被杀的，是灭亡的征兆。天下如同人的身体，身体必定气血周流，没有壅塞停滞，然后才能生存。进谏，是让下面的情势得以向上通达，上面的意思得以向下传达，如同气血周流于身体一样。所以言路开通就治理，言路堵塞就混乱，治乱取决于言路而已。

五峯胡氏说：“事物的情理，成就则难，毁坏则易。脚行走，也是这样。登高难，就低易。船行走，也是这样。逆流难，顺流易。所以，雅正之言难入，淫邪之言易听；正道难从，小道易用。伊尹训诫太甲说：‘有言语违背你的心意，必定求之于道；有言语顺从你的志向，必定求之于非道。’这是根据天下事物的情理而告诫他罢了，不是说太甲资质平凡，而故意告诉他这样的。英明的君主，能以此自我告诫，那么德行功业日新，可以配天。”

朱子说：“内自臣工，外及百姓，有能开悟圣心、指陈阙政的，不论疏远卑贱，都让他们得以自我通达。然后选择近臣中通明正直的一二人，让他们各自引荐所知道的有识敢言的士人三数人，寓直殿门。凡是四方之言有上达的，都让他们省阅，举出尽忠不隐的，每天上报于聪听。那么天人之际，将有粲然毕陈于前的。然后兼总条贯，称制临决，划分为科品，依次施行。”问渊源录折柳事【程伊川在经筵，一天讲罢未退，哲宗忽然起身凭靠楹柱，戏折柳枝，进言说：“方春发生，无故不可摧折”】说：“有无不可知，但刘公不是妄语人，而春秋有传疑之法，不应该遽然删削它。况且伊川的进谏，其至诚恻怛，防患于微虑远，既发自爱君的诚意，其涵养善端，培植治本，又符合告君之道，都可以为后世法，而对于辅导少主尤其应当知道。至于其余味之无穷，那么善学者虽然以自养也可以。”

南轩张氏说：“我每次登对，必定先自盟其心说：‘切不可见上喜便随顺将去，恐怕一时随顺，后来收拾不得。’皇上曾经说：‘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我回答说：

译陛下还没有找到寻求人才的正确方法。”皇上问：“应当怎么做？”回答说：“应当在那些敢于冒犯龙颜、直言进谏的人中去寻找，这样在面临大事时，就能得到那些坚守节操、为义而死的志士了。如果平时不能冒犯龙颜、敢于进谏，将来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坚守节操、为义而死呢？”武昭仪掌握权柄，长孙无忌想要进谏，褚遂良说：“您是国家的尊舅，如果进谏而获罪，会让皇上背上杀害尊舅的恶名，不如由我先去进谏。如果我进谏皇上不听从，您再随后跟进。”于是褚遂良进谏到了掷下笏板的地步，这并非不美好。然而耗费了多少心力，最终也没有成功。哪里比得上在高宗初次宠幸尼寺、将才人接入后宫的时候，大臣们一句话就能将她遣返呢。大凡做事，难道能不辨别细微之处就轻易放过，等到事态扩大后再去争辩，那就毫无益处了。

译东莱吕氏说：“自古以来，向君主进言的人，必定以提出责难作为恭敬的表现。因为安逸享乐、声色娱乐、奇珍异宝的玩赏、田猎游观的放纵，实在是治理国家的大害。这些快乐难以舍弃，迷惑难以消除，忠臣义士于是冒着万死之险，想要夺去君主所嗜好的东西，这就是从古至今共同称之为‘责难’的原因。”大凡做人，必须懂得纲目，言辞语气是纲，陈述事情是目。陈述事情虽然正当，但言辞语气不和谐，也没有益处。自古以来动乱灭亡的国家，并非没有敢于进言的大臣，只是杀了他们的身体，国家也跟随灭亡，正是坐实了这一点。进谏的方法有三个难点：叫做远、疏、骤。远则权势不衔接，疏则情感不沟通，骤则道理不深究。他们的话不被采纳，是必然的。周朝设置师氏这个官职，其用意的深远啊！师氏这个官职，实际居住在虎门之左，而向王告诫美好之事。其权势接近，其情感亲近，其言语渐进，如同江海浸润，膏泽滋润，日益增加而不知不觉。周公设置官职三百六十，每个官职必定掌管一件事，每件事必定寄托一种用意，而师氏独自列在地官的属官中，实在是周公用意极深的地方。想那成周兴盛之时，出入起居都归于恭敬，发号施令都归于善政，师氏大概也有帮助吧。从前周太史辛甲命令百官规劝王的过失，而虞人的规劝独自流传，我私下认为师氏所献的规劝，必定反复推敲，言辞顺达意旨恳切，足以作为百代规劝的法度。然而在虫蛀的书简漆板中寻找，即使是断章片语，也遥远不可得，这是可叹的。

西山真氏说：“天下的事务极其广泛，军国的大事极其重要。即使是英明的君主听取决断，贤能的宰相谋划商议，思虑的失误，也不能避免。一旦失误，造成的危害就不小，必定借助忠良之士进谏纠正。忠良之士论述治国的根本，补益国家事务，是他们的志向罢了。如果能秘密地有所帮助，那么志向也就伸张而道义也就施行，何必彰显君主的过错而获取高名呢？当君主和宰相商议事务的时候，让谏官参与听闻，得以关涉说明，如果有失误就随之纠正。天下只看到朝政得当，不知道进谏者说了什么，上下真诚沟通，国家体制难道不美好吗？况且大臣议论事务，在君主面前由谏官规劝纠正，怎么会有不公正的议论呢？这也是控制大臣使他们没有过错的方法。如果把谏官看作小臣不可以参与国家议论，必定众人知道过失才允许进谏纠正，事情或许已经施行而不可挽救，过错或许已经彰显而不可言说，所以刚直的臣子有激愤指责不顾一切去争辩的。君主听从了，还掩盖了他的过错；君主如果不听从，那么君主的过错和大臣的罪责就更大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只是义和利罢了。君子的心纯粹为了义，所以他得到职位将用来施行他的道；小人之心纯粹为了利，所以他得到职位将用来满足他的欲望。二者操守方法不同，所以引导君主的方法也不同。作为君主，接受进谏就英明，拒绝进谏就昏庸。英明则君子得以尽力，昏庸则小人得以欺骗。所以作为君子，只担心君主不接受进谏；作为小人，只担心君主不拒绝进谏。那些小人，难道认为接受进谏不美好吗？大概是因为正确的言论胜利则邪说不能容身，公道施行则私意不能逞强，所以他们的计谋不得不出于此。想要进谏君主的人，必定先能接受别人的进谏。如果在自己这里知道尽言进谏君主，而在别人那里却不希望尽言进谏我，这是善于责备君主却未曾善于责备自己，这可以吗？所以作为大臣，必定把群下有言论看作补救自己的过错，而不看作显露自己的短处，看作爱护自己而不看作轻视自己，看作帮助自己而不看作异己，然后才可以称为宰相的气度。

鲁斋许氏说：“后世的臣子向君主谋划，只说利害。有如此用利害来恐吓震动，那么利害不符合时宜，都不相信了。或者在君主面前说旱灾可畏，税赋害人，危害不小，后来都没有损害，再有便难以说。后来虽然因此败坏了天下，也说不得了。唐懿宗因为进谏骊山之事，说：‘他们磕头说什么值得相信’，这就是验证。人只应当言说义理，可以不可以，应当不应当。况且天道福善祸淫，有时会有差错，这是祸福也不足以相信的。人只应当合乎义理罢了，利害一切都不顾惜。”

法令

程子说：“三王的法令，各自是一个王的法令，所以三代损益，文质随时的适宜。如果孔子所立的法令，乃是通行万世不变的法令。孔子在其他地方也不见说，唯独回答颜回说：‘使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武乐。’这是在四代中举出这个法式，其详细虽然不可见，而孔子也只说了大法，让后人在此基础上修习。两千年来，也没有一个人识得的。”处在现在的时代，不安于现在的法令，是不义的。如果论述治理，不治理罢了，如果重新治理，必须在现在的法度内处理得当，才符合义。如果必须更改然后治理，那么有什么义呢？古人重视更改制作，改变政令易改法令，人心开始认为可疑的有的。久了必定相信，这是他们更改制作的善处。开始既然怀疑，最终又不相信而能善治的，未曾有过。治理政事必定建立善法，使得可以长久流传，如果后世改变它，那么末流就无可奈何了。

龟山杨氏说：“立法要使人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至于有触犯则必定执行而不赦免，这是法令得以施行的原因。”

元城刘氏说

译我曾经考察典籍，来推求先王的治国之道。虽然礼乐刑政被称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但用来推行它们的，仅仅在于命令罢了。从前善于观察他国的人，不看其势力是兴盛还是衰微，而是先考察其命令是松弛还是紧张；不议论其政治是纯正还是驳杂，而是先审察其命令是繁杂还是简省。只要考虑得已经成熟，谋划得已经完善，发布时不轻率，并且坚持必定执行，那么就会像金石一样坚固，像四季一样守信。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侧耳倾听，震惊而心服。这是圣人用来激励万民的方法。《尚书》说：“谨慎地发出命令，命令发出就只执行，不反复。”《易经》说：“像出汗一样发布重大的号令。”《左传》说：“命令庄重则君主尊贵。”又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布命令。”所有这些，都是圣人慎重对待命令的意思。君主的命令虽然必须执行，如果处理得符合道理，那么坚持它不可改变。但如果它不符合众人的期望，违背人情，关系到天下的兴盛衰微，牵系朝廷的轻重，就应当选择好的做法，何必害怕改正呢？

译五峯胡氏说：“荀子说‘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我私下打个比方，想要拨乱反正的人，就像要渡过江河湖海，法则是船，人是操船的人。如果船破了桨坏了，即使有像神一样的技艺，人人都知道不能渡河。所以在天下大乱的时候，一定要变法。法不变而能成就治理功业的，从来没有过。”法制是道德的显化；道德是法制的隐化。天地的心，是生生不息的，一定要有春秋冬夏的节令，风霜雨露的变化，然后化生万物的功业才能完成。有道德凝结在民心，却没有法制，叫做无用；无用就会灭亡【像刘虞这类人】。有法制束缚在民身，却没有道德，叫做无体；无体就会灭绝【像暴秦这类人】。所以法度确立制定，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也不能实行。

朱子说：“古人立法，只是大纲，下面的人得以自行其是，后世的法都详细严密，下面的人只是守法，法所在的地方，上面的人也要进退，下面的人不能自主。”朝廷的纲纪尤其应当严明，上自君主以下直到百官，各有职分，不可互相侵越。大概君主虽然以制定命令为职分，但一定要和大臣谋划，参酌给事中、舍人的意见，让他们充分议论，以求得公议所在，然后在朝廷上宣布，明确发出命令而公开施行，因此朝廷尊严，命令详审，即使有不恰当的地方，天下也都清楚地知道错误出自某人，而君主不至于独自承担责任，臣下想要议论的，也能够尽情尽言而没有所忌惮，这是古今常理。

赏罚

程子说：“圣人所知道的，应该没有不到的；圣人所实行的，应该没有不尽的。然而《尚书》称颂尧、舜，不说‘刑罚一定符合罪行，奖赏一定符合功劳’，而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功劳有疑问从重，与其杀害无辜，宁愿违背常法’，这和后世苛刻严密的议论不同。”万物都只是一个天理，我有什么参与呢？至于说到“天讨伐有罪的人，五刑五种用法；天命有德的人，五服五种纹章”，这些都只是天理自然应当如此。人什么时候参与呢？那就是私意。有善有恶，善就理当喜欢，像五服自有一个次第来彰显；恶就理当厌恶，他们自己断绝于理，所以五刑五种用法，哪里曾容心喜怒于其间呢？舜举用十六相，尧难道不知道吗？只是因为他们善行尚未显著，所以尧不自己举用。舜诛杀四凶，尧难道不察知吗？只是因为他们恶行尚未显著，怎么诛杀他们呢？举用与诛杀，哪里曾有一丝一毫夹杂于其间呢？只有一个义理，与义相比。

元城刘氏说：“君主用来鼓动天下、控制臣民的权柄，没有比赏罚更大的。如果赏一定给予有功的人，罚一定加于有罪的人，那么四海之内肃然向风，而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只有无功的人虚受赏赐，有罪的人侥幸免罚，于是容许僭越滥施，而风气将至于无所劝惩。那么治理天下的人，怎么能不以至公而谨慎地使用它呢？”

华阳范氏说：“君主赏一个人，天下没有不劝勉的；罚一个人，天下没有不畏惧的。难道他的力量足以胜过亿万民众吗？处于中理，而能服其心。用用一个不贤的人，四方没有不解体的；杀一个无罪的人，百姓没有不怨怒的。难道一定要人人而害之吗？处于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

武夷胡氏说：“君主以天下为尺度，所喜欢的应当遵循王道，不可以私劳行赏；所厌恶的应当遵循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他的喜怒应当发作必中节，和气氤氲而化育万物。”

吕氏本中说：“赏一定赏功，罚一定当罪，是苛刻严密的议论。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功劳有疑问从重，是君子长者的心。以君子长者的心为心，那么自然没有苛刻严密的议论。像君子不穷尽人的恶，不竭尽人的忠，罢免他的臣，一定可以让他复职；休弃他的妻，一定可以让她再嫁。像这样的议论，上下薰蒸，那么太平的功业可以立刻成就。芝草生长，甘露降落，醴泉涌出，都是这些和气薰蒸所生的。”

朱子说：“古代想要公平的人，一定衡量事物的大小高下，而施行多寡厚薄，然后才得到公平。如果不问是非曲直，而对待一样，那么善的人常常不能伸张，而恶的人反而侥幸免罪。以此为公平，这是所以为大不公平。所以即使尧舜的治理，既举用元凯，一定放逐共工、驩兜。这又是《易经》象辞所说的‘遏止恶行，发扬善行，顺应天美命’。大概善，是天理的本然；恶，是人欲的邪妄。所以天的道，既福善而祸淫，又把赏罚的权柄寄托给统治者，让他们有以补助祸福所不及的。那么作为君主的人，能不谨慎地执掌权柄，而务求奉承天意吗！”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八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程子说：“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的，是尧舜之道。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的，是霸者的事业。王道如磨刀石般平直，本乎人情，出乎礼义，像走大路而行，没有曲折。霸者在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终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