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三

译耳。”读史的人应当揣测其本意是可以的。

有人问：老子的治国之道，曹参、汉文帝采用它都取得了成效，为什么凭借王导、谢安那样的权势力量反而做不到呢？朱熹说：王导、谢安又何曾真正领悟到老子的精妙之处？然而谢安又胜过王导。李光（石林）说：王导只是个随波逐流的人，谢安却比较有建树，对收复中原很有心。王导自从渡江以来只是这样，完全没有收复中原的意图，这种说法也是对的。但是谢安也被这种清谈虚浮的风气所牵绊，什么都做不成。谢安对待桓温本来没有防备，桓温前来废黜了一位君主，幸好他只是索要九锡，整理资历次序，还没有太过分，还算是个半吊子的文人。如果他真做了十分彻底的逆贼，像朱全忠那样，再进一步，谢安也对他无可奈何。王俭平时自比谢安，王俭是已经败露缺憾的谢安，谢安只是侥幸没有疏漏的王俭罢了。谢安相比王俭只是多些英气。苻坚前来进攻时，谢安也没有妥善的处置。前辈说：这不是晋人的善政，而是苻坚不善罢了。然而苻坚只是不该率领大军前来，谢安必定有所预料，加上秦国国内自行混乱，晋朝也必定知道，所以谢安得以镇定自若地等待。苻坚前来，谢安也只能出兵迎战。当时如果苻坚不率领大军前来，只派轻兵时常骚扰晋朝边境，晋朝就会坐视狼狈。于是问万正淳说：桓温篡夺晋朝皇位时，谢安能死节吗？回答说：一定不能，却需要逃跑。问：逃到哪里去？如果不是死节，就是北面侍奉贼人罢了。到了这一步就是绝境，中间再无回旋余地。接着说韦孝宽的智谋如此，当杨坚篡夺北周时，尉迟迥等都死了，韦孝宽却献上金熨斗。起初我曾怀疑他，既然不与他作对，又何必如此结交依附他？原来到了这种地步，即便不与他争辩，也不免一死。既然不能死节，就只得失节罢了。又说：谢安对待苻坚，就像近代陈鲁公对待完颜亮，侥幸推脱让他死了罢了。又说：像前代有很多侥幸而没有失败的人，如谢安、桓温入朝时已经无法防备，顺从他们的废立，九锡已成，只是故意拖延以等待他们死亡。不幸他们生病，小苏（苏轼）将如何处理？率领重兵从上游顺流而下，怎么抵挡？在这种情形下，谢安果真具备伏节死义的资质吗？有人说：谢坦倒拿着手板，而谢安从容闲雅，似乎也有坚持原则的地方。回答说：世间自然有一种心胆大的人，如废黜海西公时，他又不能阻止废黜，不废黜也得，大节在哪里呢。

译南轩张氏说：“苻坚倾尽全国兵力入侵，当时晋朝局势也非常危急。梁州、益州已经不属于我们，襄州、沔州又被敌军攻破，换作别人恐怕恐惧惊慌、不知所措都来不及，而谢安却从容应对敌人，只是把江北的军事交给谢玄及刘牢之等人，最终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他的战略方针早已确定，并非侥幸偶然。谢安善于用人，考察精准，不因亲疏关系而废弃人才。谢玄有谋略，善于指挥，而刘牢之勇猛锐利出众，谢安对他们的安排各得其所。大概用兵的道理，应当以奇兵和正兵相互配合，让谢玄率领重兵驻守后方，这是正兵；让刘牢之率领精兵在前迎击，这是奇兵。秦军逼近洛涧时，刘牢之迎击其锋芒，直接搏斗并战胜了他们，这已经夺去了敌人的士气。淝水之战，胜利的算计早已在谢安眼中，所以秦军一撤退，风声鹤唳，以至于山川草木都足以让他们恐惧。这都是因为刘牢之先夺去了敌人的士气。谢安的战略方针可以说早已确定了。正因为早已确定，所以谢安镇定而不慌乱。他矫饰情感以镇服众人，难道原本就是这样的吗？是因为有所倚仗罢了。至于击退上游的军队，又是他的一个奇招。得到上游的军队不足以增加助力，反而足以削弱声势，动摇人心。桓冲此举也没有谋略。我的忧虑已经确定，一旦击退他们的军队，战士的心志更加坚定，国内的情势全都安定，谢安看得明白且审慎。唉！国家所倚仗的是人才罢了。以当时晋朝的局势，只依靠一个谢安，就足以抵挡苻秦百万大军。在我看来，不仅是谢安战略的精妙，而且他所秉持的忠义纯粹坚固，肩负国家大事，简直想要与晋朝共存亡，所以能够运用英雄豪杰，成就功业。这是真诚与才能相结合的结果。大概成就大事的人，没有真诚与才能相结合不足以成功。像谢安这样的人，在东晋人物中真是杰出啊！”

有人问：“晋朝的殷浩、谢安，年轻时就有盛名。当他们隐居未被起用时，人们都期望他们成为三公辅臣。有人说：‘殷浩不出来任职，百姓怎么办？’有人说：‘谢安不出来任职，百姓怎么办？’等到他们被起用后，谢安击退苻秦，安定晋室，功业也可说不辜负期望。而殷浩出兵北伐，军队屡次失败，桓温趁着朝野的怨恨罢免了他，像丢弃草芥一样。人们比拟这两人的标准相同，而两人的事业为何相差如此之大！”潜室陈氏说：“东晋的各位贤人，大体上致力于修养民节，不致力于实用。侥幸成功，就是谢安；如果没有成功，就是殷浩。然而谢安能矫饰情感以镇服众人，殷浩则遇事犹豫不决，相比之下殷浩输了一着。”

苻坚

程颐说：“苻坚养育百姓并加以使用，一败之后再也无法振作，是没有根本的缘故。”有人问：“苻坚建立国家的局势，也坚固太平了许多年，百姓爱戴，为什么一败涂地，再也无法挽救？”朱熹说：“他是倾尽全国兵力而来，所以一败之后就再也无法挽救。”又问他：“如果想要灭掉晋朝，派遣一位良将率领数万军队前往，有什么不可以？何必倾尽全国兵力而来？”回答说：“他是急于要做正统，担心后世认为他不是正统，所以急于灭亡晋朝，这是人的本性，急躁。起初让王猛灭掉燕国，王猛说：‘既然委任臣下陛下，不必亲自前来。’等到王猛进入燕国，忽然苻坚到了，大概是他心里又担心王猛的功劳太大，所以亲自前来分取功劳。这就是他器量狭小，所以后来如此。”诸葛亮临阵对敌，神情安闲，好像不想作战，而苻坚踊跃不安地起兵，他的失败在淝水之战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桓温

朱熹说：“桓温进入三秦，王猛来见他，眼中不识人才，却说三秦的豪杰还没有到来，为什么呢？三秦的豪杰，不是王猛又是谁？可笑。”

陶潜

朱熹说：“陶渊明有高远的志向和见识，不能迎合世俗，所以作《归去来辞》以表明心志。又因为他自认为是晋朝臣子，以侍奉两个朝代为耻。自从刘裕将要取代晋朝皇位，他就不再出仕，那么他的心意也不得不悲伤了。然而他的词义平和旷达、萧散自然，虽然依托楚辞的声调，却没有那种尤怨急切、局促不安的弊病。”云说：“张良五世辅佐韩国，韩国灭亡后他不吝惜万金的财产，弟弟死后不为韩国报仇。虽然博浪沙的阴谋没有成功，横阳的寿命没有延长，但最终借助汉朝灭亡秦国、诛杀项羽来抒发他的愤恨，然后抛弃人间事务，导引辟谷，寄托心意于寓言，将与古代形体消散、精神化去的人相约于天地之外，使得千载之下听到他风范的人想象叹息，不知道他的心胸面目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志向可以说是壮烈。陶渊明自认为是晋朝宰辅的子孙，以在后世屈身为耻。自从刘裕篡夺政权之势已成，他就不肯出仕。虽然他的功名事业没有大致显现，但他的高情逸想流传于诗歌之中，后世能言善辩之士都自认为不能及。大概古代的君子，对于天命、民道、君臣父子等大伦大法所在之处，如此恳切，因此大节既已确立，然后节概的高尚、语言的妙处才有可说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纪逡、唐林的节操并非不苦，王维、储光羲的诗并非不超然清远。然而一旦在新莽、安禄山的朝廷失身，那么他们平生辛勤努力而仅能传世的东西，正好成为后人嗤笑的资料。”

鹤山魏氏说：“世上传播考证陶氏的人，说前后名字的互相变化，死生年份的不同，彭泽退休的年份，史书与文集所载各不相同。

译罢了。然而这是应当考察的，却不是关键所在。那些称赞陶公的人说：“荣华利禄不足以改变他的操守，声色滋味不足以拖累他的本真，文章辞藻不足以沉溺他的志向。”然而这也只是接近了，但对于陶公悠然自得的意趣，却未能深刻认识。自《诗经》的风雅以来，诗人的作品，快乐而不淫荡，悲哀而不伤害，以客观的态度观察外物而不被外物牵制，吟咏性情而不被情感所累，谁能像陶公这样呢？他有谢康乐那样的忠诚而勇于退隐却超过了谢康乐，有阮籍那样的通达却不至于放荡，有元结那样的散漫却不显露痕迹，这难道是小小的进退所能窥探其边际的吗？先儒所说的“在经学道义之余，因闲暇而观察时世，因宁静而映照万物，因时势而激发志向，因外物而寄托言语，因志向而抒发吟咏，因言语而成为诗歌，因吟咏而成为声调，因诗歌而成为音律”，陶公具备这些特点。”

译临川吴氏说：靖节先生志向高远，见识卓越，超越古今，但他的政治主张却很少显露。他担任彭泽令，不过是当时地方长官征召提拔，让他得以利用公田的利益来养活自己，就像古人不得已而做官取俸禄那样，并不是接受天子任命而出仕。没过多久，他就不肯向督邮低头而辞官离去，坚守这样的志节。换作别的时候，他难道会忍辱在两个朝代之间吗？看他的《述酒》《荆轲》等作品，大概是想做汉丞相诸葛亮那样的事，却没有那样的资本和责任。子有诗，与子有约定，志趣相同，苦乐安适。一家父子夫妇，又是这样。人伦之道以三纲为首，先生一人而三纲并举，无愧于心。在真意中忘却言语，在大化中顺应自然，这就几乎与同道之人一样了。谁说汉魏以后就没有这样的人呢？

崔浩

有人问崔浩怎么样？朱子说：“他也是个学识广博的人。他虽然自比张良，但却把张良学傻了。张良辟谷，姑且是为了免祸罢了，他却真个要去实行。”

总论

五峰胡氏说：“夏桀、商纣、秦始皇，都穷尽了天下的恶行，是百姓共同厌恶的，所以商、周、刘、汉顺应天下人心讨伐并取代他们，百姓亲近归附，统治安定长久，这就是所谓的仁义之师。魏晋以来，没有不凭借别人的权势而拥有天下，败坏三纲的罪过，仁义不确立，纲纪不彰明，无法巩固民心，却想统治安定长久，这可能吗？”

象山陆氏说：“燕昭王对于乐毅，汉高祖对于萧何，蜀先主对于诸葛亮，苻秦对于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笃，这些地方，不可不加以防范。读他们的书，不了解他们的人，可以吗？”

临川吴氏说：“楚国三闾大夫竭尽忠志，想要使宗国强大。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国事，日益败坏，最终客死在秦国。襄王又听信谗言，将他放逐到江南，屈原不忍心看到宗国渐渐走向灭亡，于是沉江而死。韩国被秦国所灭，韩国臣子的儿子张良，自认为五世相韩，散尽家财结交宾客，为韩国报仇。博浪沙的椎没有击中，就隐藏在下邳，等待时机。山东义军兴起，跟随沛公进入函谷关，拥立韩公子成，延续韩国后代。秦国灭亡，而楚霸王在汉地杀害了韩成。张良于是辅佐汉灭楚，随后隐居离去。诸葛孔明初次见到昭烈帝，就知道贼寇必然灭亡汉朝，于是劝昭烈帝占据荆州和益州，图谋霸业，复兴汉室。后来终于实现了他的预言。晋朝陶渊明，自从他的高祖长沙桓公作为晋朝忠臣，到桓玄篡逆，刘裕起自布衣，诛杀桓玄，又灭秦灭燕，挟持震慑君主之威，晋朝国运即将更替。既然没有昭烈帝可以辅佐以复兴，又没有高祖可以依靠以报复，志愿无法伸展，他的愤闷之情，往往在诗中表现出来。大概这四位贤人，他们遇到的时势不同，他们的为人不同，但君臣之义重大，所以他们的心是一样的。”

唐

高祖

有人问：“刘武周兵势很锐利，关中震动惊恐，皇上出手敕令说：‘贼势如此，难以争锋，应该放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请求出征，怎么样？”范、杨、张氏说：“高祖可以说是错误而没有防备了。况且唐朝之所以能守住关西，是因为河东作为屏障。现在举而弃之，那么贼兵深入，就是放弃关西，难道不错误吗！由此推之，高祖夺取天下，依靠的是世民，不然事情未可知。”问：“李密占据洛口仓，流民去那里吃饭，每天数以万计，为什么？”回答说：“隋”

失去了他的鹿，豪杰并起而追逐它。李密占据洛口，王世充占据东都，窦建德占据山东，以至于萧铣、薛轨之徒，无不各自占据险要之地以争进取。只有唐高祖采用秦王的计策，独自决计进入关中。关中既定，于是尊立代王以号令天下，废除隋朝苛法以暗中结民心，收揽豪杰以经营四方。那么天下的权柄已在唐朝掌握中了。那些李密等人虽然在外面横行，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朱子说唐高祖辞得九锡却是

太宗

有人问：“贞观之治，不几乎三代盛世吗？”程子说：“《关雎》《麟趾》的意思，在哪里？”

有人问范祖禹《唐鉴》讥讽太宗说：“谋害父亲的罪，胁迫以起兵。古人做一件不义的事而得到天下，也不做。太宗最终坚守臣节就可以了。”我纵观唐史，隋炀帝既派遣江都的使者，唐高祖不宜坐视被夷灭。况且大业末年，百姓涂炭，太宗如果不这样做，必然无法拯救苍生的困境。范氏正大的说法，果真可用吗？假使圣贤处此，应当坚守臣节吗？还是权变以济事吗？潜室陈氏说：“孤隋的暴虐，何止桀纣？如果想要行汤武之事，只应当正名吊伐，不应当自陷于盗贼之地，而胁迫以起兵。以这种方式举事，是以乱易乱。大桀小桀也。可惜太宗有济世之志，伤于欲速迫切，反而以堂堂礼义之师，自陷于乱臣贼子之伦。世上有理明义正之事，只因为学术不正，举动不明，便坏了事体。”问：“唐太宗诛杀高德儒的谗佞，薄宇文士及的不忠，难道不知道奸邪谗佞之士不可厕身于文墨议论之臣，而定十八学士之选？而许敬

译为什么呢？」回答说：「了解人才非常困难。唐太宗不仅在许敬宗身上看走了眼，还认为李勣可以担当重任，这是更大的失误。」

译中宗（附武则天）

朱熹说：“关于唐中宗的事情，胡安国、张栻都认为，五位亲王联合行动，废黜中宗，借机诛杀武氏家族，另立宗室贤者。然而就当时的局势而言，中宗并没有过错，正因为他无罪而被废，又是太宗的孙子、高宗的儿子，天下人心都思念他，为他感到愤慨，五位亲王也因此容易成功。中宗后来的所作所为，固然荒谬，但当时也不能废黜他。”有人问：“狄仁杰虽然恢复了中宗的帝位，但大义终究没有彰显，做得似乎含糊不清。”朱熹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做到这样，狄仁杰终究死在武周时期，但他推荐了张柬之，最终能够匡复唐室。”又问：“吕后的局势倒只是如此，但武则天却令人畏惧。”朱熹说：“吕后只是一个乡村妇人，因为消灭戚夫人，于是逐渐做出后来许多坏事。武则天则是功臣武士彟的女儿，起初就有不可测度的野心，自任昭仪时，就毒杀自己的儿子，以倾覆王皇后。中宗无罪而被废，那么武则天的罪责已经确定，只可以借此废黜她，但拘泥于儿子不能废黜母亲的道义，所以不能这样做。”胡瑗说：“武则天的罪责，应当告祭宗庙社稷然后诛杀她。”有人问：“武则天造成的祸乱？”朱熹说：“前辈说，应当废黜武则天所生的儿子，另立太宗的子孙。”朱熹说：“这个议论固然好，但当时宗室被武则天杀尽，幸存的都是愚昧昏暗的人，哪里可以依赖？”

张栻说：胡安国论及武王不诛杀武则天的事情说：“武则天确实应当诛杀，但既然立了她的儿子，就难以诛杀她的母亲。有人认为这是儿子夺取权力，在轻重之间权衡，不过是在唐家宗庙前宣告，将她废黜并幽禁在僻静之处罢了。然而鉴于中宗的昏庸，恢复他的帝位易如反掌，这难道是长久之计吗？”在我看来，五位亲王如果有伊尹、周公那样的见识，那么当时恢复唐家社稷，何必一定要立中宗？中宗虽然被武则天废黜，但他曾经想传位给武则天之父，这是他得罪宗庙、不堪重任的表现，已经显而易见。五位亲王如果在唐家现存的子孙中，公开选拔一人来继承大统，告祭宗庙，诛杀这个老妇人，那么正义正当，事理顺畅，唐室的国运就有泰山般的稳固了。

〇宗（玄宗）

刘安世曾经与马永卿讨论唐史以及唐玄宗信任姚崇、宋璟的事情，说：“这两个人与张说都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不是玄宗自己任用的，所以玄宗对他们敬畏忌惮。至于张九龄等人，是玄宗自己任用的，所以在进退上就轻慢了。”马永卿说：“君主任用宰相，一定要专一。玄宗任用两位宰相专断，所以能够成就开元的治世。”刘安世说：“玄宗仰面不回答，任免官吏虽然是好事，但还不够。玄宗任用宰相是对的，但他将事情告诉宦官是不对的。让高力士以诚意告诉李林甫，固然可以。如果加上虚妄欺骗的话，那么李林甫从何核实？不如将告诉高力士的话当面告知李林甫，那么君臣之间的情意就透彻明白没有疑心了。”又说：“从玄宗任用韩休这件事来看，相信忠臣难以遇到，而奸臣难以除去。假使让君主知道某人说：‘某人忠诚，某人奸诈’，也未必能够任用或罢免他们。玄宗明明知道韩休忠诚，却迅速罢免他；明明知道萧嵩奸佞，却长久任用他。后来任用李林甫，更是可笑。明明知道他的奸诈，却任用他二十多年，直到死才罢免。君主只担心不能分辨忠奸，现在明明知道了，却这样，想要天下不乱，可能吗？”又说：“即使是极其无道的君主，也厌恶动乱灭亡，而玄宗是中等才能的君主，知道奸邪却任用他，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因为被左右的佞幸蒙蔽了。”所谓佞幸，就是嫔妃、内臣、外戚、幸臣。这些人都在君主身边，可以进言。贤相不与佞幸交结，他们有所求取，就依法抑制他们，人人都与他们结仇，必定天天进谗言，那么君主对他们的宠信就日益衰落了。奸臣则与佞幸交结，他们有所侥幸求取，就谨慎奉行，人人都感激他的私恩，必定天天赞誉他，那么君主对他们的宠信就日益加深了。君主虽然想任用忠臣而罢免奸臣，也不可能了。李林甫之所以做宰相二十年不被罢免，正是因为他得到了高力士、安禄山、陈希烈等人内外的赞佐帮助。

有人问：“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治世，为什么开始不能善终呢？”陈瓘说：“开元时期，是无妄之时，虽然四夷有时不安定，那是无妄之疾，因为小人用边功来煽动，导致边衅一开，生出万端祸患，病痛是因为无病服药的缘故。”

肃宗

胡安国说：“玄宗既然有传位的命令，太子并非真正叛乱，他的过失在于玄宗的命令没有迅速执行，而裴冕等人急于荣华富贵，这才导致灾祸。如果肃宗恪守父子君臣的道义，难道会被众人所动摇？能够被他们动摇，那么他心中早有这种念头了。唐高祖、睿宗被逼迫，没有察觉细微的迹象；而太宗、明肃之恶，想要迅速见到小利，所以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这难道不是后世的重大鉴戒吗？”

朱熹说：“肃宗收复京师，他的功劳和过错都可以称道，不等待父亲的命令就即位，分明是篡位。功劳和过错应当作为两件事来说，不能互相掩盖。”

宪宗

朱熹说：“韩愈说：‘凡是平定蔡州的功劳，只有果断才能成功。’现在需要知道他判断得对还是不对。古今有很多因为决断而失败的人，比如唐德宗，不是没有决断，却生出

译事情就是这样。归根结底，只是任由私意行事。皇帝刚愎自用，不明事理，不采纳别人的意见。只有宪宗知道蔡州叛军不可不讨伐，知道裴度不可不任用。假如他自身不明事理，胸中毫无见识，那么怎么知道裴公可以任用呢？如果只在“防备”二字上死守，而忽略了左右前后的局势，那根本无济于事。

译王珪、魏征

程子说：“天下宁可以没有魏征那样的忠诚刚直，却不可以没有君臣之间的大义。他们过去侍奉太子建成，现在侍奉太宗，这可以吗？”

有人说，王珪、魏征侍奉后来的君主，后人不应完全用古人的礼法来约束他们，毕竟高祖不应当立建成为太子。朱子说：“建成既然像那样，王珪、魏征为什么看不出来？又为什么不知道太宗会像那样？他们不侍奉建成，也只是抱着侥幸心理罢了。”有人问：“这两个人如此机敏，为什么看不出来？”朱子回答说：“王珪、魏征也只是正直罢了。”

马周、褚遂良、狄仁杰

龟山杨氏说：“马周议论政事，每件事都要给君主留一条退路，终究不如魏征的正直。比如他劝谏太宗避暑时议论政事，亲近之道是很好的。但他又说：‘皇帝出行的日子已定，不能突然停止，希望明示回宫的日期。’如果事情不对，就顺势阻止，何必这样呢？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每月偷一只鸡’，难道是把君主当作尧舜来期望吗？”

褚遂良修撰起居注。唐太宗说：“我有不好的地方，你也应当记录下来吗？”有人替他解释说：“假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会记录。”朱子说：“这话也不错，只是君主喜好名声，就可以用这话来打动他罢了。”但这话说得未尽。君子居处，说出的话好，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响应；说出的话不好，千里之外的人都会背离。所以言行，是君子的关键，不可不谨慎。即使史官不记录，而百姓的响应与背离就像这样，即使想掩盖自己的不好，难道能做到吗？

狄仁杰在武则天时期，能够拨乱反正，称他为社稷之臣是可以的。但他何曾挟持权术、任用心机？看史书所载，他的议论没有不是正当时宜的。只是用母子天性的道理告知武则天，他濒临死境的次数也很多。最终武则天愤怒地说：“把太子还给你。”他何曾姑且顺从，以暗中侥幸求得事情的成功？孟子说：“君子创立基业、留下传统，是为了可以继承。至于成功，那是天命。”臣子侍奉君主，或远或近，或离去或不离去，保持自身纯洁就可以了。难道可以委屈自己来求得难以必然成功的功业吗？

陆贽

龟山杨氏说：“陆宣公在动荡混乱之际，劝谏君主从未使用权术，看他的奏议就可以知道。想要议论天下大事，应当以此为法则。宣公在朝中，自认为不顾虑自身安危，知道就说，说就说不尽；至于被贬谪，只是闭门收集古代方书罢了，可以说是懂得进退的人。”

有人问：“陆宣公被贬后，避谤闭门，不著书，只编撰《古今集验方》吗？”朱子说：“这也不对。难道没有圣经贤传可以玩味探究、讨论吗？终究不至于连这个也不懂道理。”陆宣公奏议最后几卷议论税事，极其详尽细致，是他都理清了头绪，这就是经世济民之学。史书将陆宣公比作贾谊，贾谊才高像宣公，宣公经验丰富、学识广博，更加纯粹。大体上汉朝距离战国近，所以人才大多不纯粹。有人问陆宣公与诸葛武侯相比如何？朱子说：“武侯的气象较大，恐怕宣公不及。武侯当面就能说得透彻，比如议论孙权那一段，即使是辩士也比不上他的细密，不知与宣公相比如何？只是武侯也很细密，如桥梁道路、水井厕所，无不修缮，市场上没有醉汉，更是细密。只是武侯的细密显得严厉，他的气象刚大严毅。”

杨绾

朱子说：“杨绾被任用，而大臣减损音乐、减少车马仪仗，那么人难道可以不修养素朴、自重吗？”

东莱吕氏说：“杨绾任吏部尚书，想要废除科举，后世都认为不可，只是不了解罢了。等到他任宰相半年而死，志向未能施展。唐朝像陆贽、杨绾议论治道，都有规模。”

阳城

有人论及阳城的事，说欧阳修不取法阳城的纯厚，如果取法，他的话说：阳城大概是有所等待才行动的，后世还责备他不停止，他不成全别人的美名，也太严重了！这种议论似乎近于宽厚。龟山杨氏说：阳城固然可取，但认为可以效法则不可以。裴延龄想要当宰相，由来已久，为什么不逐渐阻止他呢？等到陆贽被贬，然后议论延龄的奸佞，没有益处了。看古人退斥小人的方法，不是这样，《易经》的姤卦说：“女子强壮，不要娶她。”姤，是一阴初生，尚未强壮，却说“壮”，是因为一旦产生而不加制止，自然有变强壮的道理。娶她则是引导她与自己平起平坐，引导她与自己平起平坐就难以控制了。阴，是小人的象征，小人本来应当逐渐加以制约。所以当阴气初生时，就知道它有变强壮的道理，知道它有变强壮的道理，就不要娶她就可以了。所以姤卦初爻说：“系于金柅，贞吉，有所前往就会见凶。”金柅，是阻止车轮滚动的东西。阴气初动，必有东西来阻止它，这就是逐渐加以制约吧。小人的恶行，在尚未形成时制约容易，在已经形成时制约困难。延龄掌权，权势倾覆宰相，虽然没有正式任命他为宰相，他的恶行依然如故，何必还说等待他当宰相然后撕毁任命状呢？然而阳城所做的，是当时难以做到的，取法他是对的，但不可以作为效法的准则。

朱子说：“有人说阳城担任谏官，与屠夫酒贩混迹，如果真是这样，怎么能让他君主听从他的话呢？”

张巡

涑水司马氏说：上天赋予的叫做才，人跟随而成

译做到这一点，就叫做义；将这种义发扬光大并体现在事业上，就叫做功。精明敏捷、善辩博学，拳脚快捷、矫健勇猛，这些并不是真正的才能。能够驱使市井平民数千人的队伍，击溃胡虏百万人的军队，作战时不可战胜，防守时不可阻挡，这才可以称得上是有才能。为死去的党羽朋友收殓，抚养孤儿，这些并不是真正的义。能够明确君臣之间的大伦常，认识天下的大义，坚守至死而不改变，这才可以称得上是义。攻城略地、防守城邑的人数众多，斩首擒获敌人的数量巨大，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功绩。能够控制天下的咽喉要道，庇护天下大半的疆域，使国家在即将倾覆时得以安定，在已经灭亡时得以存续，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功绩。唉！像廵这样有才能、有义、有功的人，尚且不免遭受流俗的诋毁，何况那些平庸昏暗的人呢？

译总论

有人问：百世可知的大道是怎样的？程子说：“从夏、商、周三代以后来看。秦朝因为违背正道、施行暴政而灭亡，汉朝兴起后崇尚德行，推崇经学，这是借鉴前代的过失。学士大夫虽然未必真正懂得大道，但严重违背理义的也很少了。所以王莽篡位时，有很多坚守节操、为义而死的人。光武帝兴起后褒奖推崇他们，这是势所必然的。然而坚守节操久了就会感到痛苦，视死如归，却并不明白理义的恰当之处。所以魏晋时期风气一变，形成了旷达放纵、浮华虚妄的习气，人伦纲纪不能确立，人们互相轻视如同夷狄。五胡乱华，就是这种风气弊端的体现。阴气极盛则阳气生，乱世极盛则治世形成。隋朝驱除胡虏，唐朝统一天下，这是理势不可改变的。唐朝皇室三纲不能确立，是从唐太宗开始的，所以后世即使是子弟也不听从父兄的命令。唐太宗让他的儿子篡位，肃宗让他的弟弟造反，选武才人刺探王妃的隐私，接纳寿王妃是因为武才人的进献。整个唐朝，夷狄屡次成为中原的祸患，而藩镇侵凌犯上，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到了五代时期情况更加严重，这是人为造成的。”

元城刘氏说：“曾经考察前代已经发生的事，大概有真正的朋党而不能清除的，也有不是朋党而不能辨别的，这确实是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可不仔细考察。东汉衰败时，奸人先用党锢之祸诛杀禁锢，天下的贤者都被排斥，而在朝廷的都是小人，所以汉朝因此灭亡，这就是所谓不是朋党而不能辨别的。唐朝末年，牛李党争的人交替进用互相诋毁，巧诈地互相倾覆，而善良的人君子被废黜排斥无一幸存，所任用的都是庸俗鄙陋不肖的人，所以唐朝因此动乱，这就是所谓真正的朋党而不能清除的。大概君子进用，就出于至公之心引荐同类来报效国家；小人进用，就顺从私意结党来巩固恩宠。虽然君主深深痛恨臣下背离公义结成朋党，但小人窥见间隙，迎合上意，隐藏私心，表面上好像可信，反而指责君子引荐同类是结党。‘党’与‘类’相似而不同，是非虚实，差别细微到头发丝之间。辨别不早，就产生动乱的阶梯，这正是正人君子常被诬陷，而小人常得志的原因。”

五峯胡氏说：“汉唐以来，天下既定，君主如果不是因循守旧自我懈怠，就是沉溺于声色；如果不是沉溺于声色，就是开拓边境；如果不是开拓边境，就是崇尚虚浮的文饰。下面还有被神仙真空之术迷惑的人，哪里比得上阐明先王之道，存养本心，端正情欲，扩大德行，革新政治，光耀国家，成为万世的大君呢？后世一定有比汉唐贤君更聪明的人，然后才能实行。而汉唐贤君的志向、情趣、见识、气量，也不容易达到，可以轻易抛弃吗？何况三代的盛世，君王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做，他们的仁德哪里能比得上呢？”

豫章罗氏说：“汉武帝知道汲黯贤能却不任用，唐太宗知道宇文士及奸佞却不罢免，多么错误啊！君主知道贤能却不能任用，不如不知道为好；知道奸佞却不能罢免，不如不知道为好。如果知道贤能却不能任用，那么善行就没有鼓励；知道奸佞却不能罢免，那么恶行就没有惩罚。虽然如此，汉武帝知道贤能而不任用，还胜过汉元帝知道萧望之贤能反而治他的罪；唐太宗知道奸佞而不罢免，还胜过唐德宗知道卢杞奸诈反而重用他。看汉元帝、唐德宗与汉武帝、唐太宗，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石介采集唐朝史书中女后、奸臣、宦官的事，各自按类别写成三卷，命名为《唐鉴》，并说：‘伟大的唐朝，女后在前扰乱，奸臣在中破坏，宦官在后颠覆。考察他的论述，可以作为万世的鉴戒。可惜他没有推究根本来说。’所以君主想要惩戒这三种祸患，根本不过有两点：对内则清心，对外则知人。能清心，女后就不能扰乱；能知人，奸臣就不能破坏，宦官就不能颠覆。请借唐明皇一位君主来论述：开元年间能清心，能知人，武惠妃、萧嵩、杨思勉怎么能改变他的意志？等到天宝年间，不能清心了，不能知人了，于是杨贵妃、李林甫、高力士就扰乱了他的心。清心、知人，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吗？君主想要明察而不苛察，仁爱而不懦弱。因为苛察常常损害明察，而懦弱反而伤害仁爱。汉昭帝明察而不苛察，汉章帝仁爱而不懦弱。汉宣帝明察却失之于苛察，汉元帝仁爱却失之于懦弱。如果唐德宗则是苛察而不明察，唐高宗则是懦弱而不仁爱。兼有两者长处的，大概只有汉文帝吧？”

乐庵李氏说：“人读书必须识字。确实有读书却不识字的人，如汉朝的孔光、张禹，唐朝的许敬宗、柳宗元，不是不读书，只是不识字。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孔光不识‘进退’二字，张禹不识‘刚正’二字，许敬宗不识‘忠孝’二字，柳宗元不识‘节义’二字。”

朱子说：“汉高祖夺取天下，却正当因为他直截了当地去做，没有那么多委曲。唐初隋朝大乱，像高祖、太宗这样，趁着群盗兴起，直截了当地这样做，只是诛杀独夫。因为他心中过不去，又立恭帝，假借援救回防，如此委曲，又何必呢。所以不及汉朝创业。”汉高祖私意很少，唐太宗一切假借仁义来行其私。刘汉以下，高祖、太宗也是如此，都是从智谋功力中做出来的，不是从圣贤门户中出来的，不

译这是从自家心地义理中流露出来的。假如让高祖、太宗处于商汤、周武王的位置，他们固然做不好；但如果处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位置，那还难以断言。有人问：“假如这两位君主与齐桓公、晋文公处于同一时代，是在他们之上，还是在他们之下？”回答说：“齐桓公精密地做工夫多年，如果晋文公只是用了六年，那更是快得多。但管仲治理内政，都是从根基做起，所以齐国在诸侯中独盛。汉高祖从起兵到进入秦地，只是掠夺前进，与项羽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他宽大而不怎么杀人罢了。秦朝因为苛虐而灭亡，所以高祖不得不宽大。隋朝因为拒谏而失国，所以太宗不得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这都是因为他们天资高，看得清利害，稍微不这样做，天下就会分裂而背离他们。像太宗听从劝谏，虽然并非完全心甘情愿，但当时只有这一点能让人信服。”太宗听从魏征关于仁义的说法，只是出于功利之心，认为这样就可以安稳地居于百姓之上。汉文帝资质较好，但也都用的是老子的权术。太宗功高天下，所依赖的也没有安顿之处。只是高祖处置不善，又加上太子建成想要立功来掩盖他。像唐中宗诛杀韦氏有功，睿宗想立宋王李成器，宋王李成器便处理得当，坚决不接受。论三代以后，以义行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至于魏征，完全只是出于功利。汉唐的兴起，都是为了利益，必须是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兴起，才能做得成。太宗也只是为了利益，也做不成。有人说：“汉高祖看见秦始皇出游，说‘大丈夫应当像这样’。项羽说‘那个人可以取代’，他们的功利之心是一样的。”有人问：“唐朝的宦官与东汉末年相比如何？”回答说：“我曾经说过，唐朝时天下还可以有所作为，唐朝还有余力。东汉末年简直没有下手的地方，而且没有君主了。像唐昭宗、唐文宗，一心要除掉那些宦官，那时如果有人像他们那样，还可以有所作为。那时只有唐宣宗能看清形势，不能诛杀，就一直不过问，这也是老练了。”这样看来，伊川的《易解》也失于考订，说“屯其膏”云云，又不是恬然不作为，像唐朝的僖宗、昭宗那样。这两个人完全不同，一个是要做事，一个是不想做，与小黄门分食果物度日，称呼田令孜为阿父。不知道东汉时，如果一直把忠贤之人引到朝廷内部，会怎么样？只是那时没有君主可立，天下大势如同人衰老到了极点，百病交加，稍微有些变动，就会酿成大祸。像乳母也吵闹一场，像单超、徐璜也作怪一场，像张让、赵忠之徒，才有一点小权柄，就作怪一场。这是什么时节呢？有人说：从那时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势才安定。叠说：这许多时候，简直没有下手的地方，但也有侥幸而没有灭亡的，东晋就是。汪萃作《诗史》，认为窦武、陈蕃诛杀宦官，不应该先收捕郑飒而最后收捕曹节、王甫、侯览，如果一开始就收捕这四个人就好了。阳球诛杀宦官，不应该先诛杀王甫、段颎而最后诛杀曹节、朱瑀，如果一开始就诛杀这四个人，也就安定了。这种说法是对的。

译东莱吕氏说：“自古以来，虽然经历了太康之乱和夏商周三代末期的动乱，但制度只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其罪责都归咎于商鞅。虽然汉文帝、唐太宗出来扶持天下，然而这根本的格局终究没有改变。井田制最先被破坏，其次是分封制，其他制度也未完全破坏，府兵制尚且保留着古制。等到张说才彻底破坏殆尽，两税法被杨炎破坏，自然会有这样一些人出现。”自两汉以来，明君良臣关注国家根本的很多。贾谊关于治安的防范，言辞虽然忠诚但道理却疏漏；魏征关于承华殿的规谏，言辞虽然恳切但内心却含有诈伪；元稹关于教化根本的著作，言辞虽然华丽但要点却很少。任用智囊担任家令，那么辅佐他的人就不合适；开设博望苑、延揽宾客，那么安置他们的地方就不恰当。培养他们没有方法，难怪他们治理的成效卑劣污浊、艰难浅薄。

潜室陈氏说：“汉高祖事事都不能，只有一个帝王的器度，本来不打算达到这个地位，自然是天与人共同推举出来的，所以规模比得上夏商周三代。唐太宗事事都能办到，本来是唐朝的第一位君主，因为他一定要做帝王，不等待天与人自然安排，所以只做到了魏晋的规模。问：汉高祖兴起，计谋有人出；光武帝起兵，既自己出谋划策，又亲自作战，于是恢复了旧有的基业。马援却认为光武帝不如汉高祖，意思是用人者格局大，自己用者格局小吗？回答说：光武帝和唐太宗身经百战，真是千古英雄中的将领，所以不像汉高祖的原因，大概是汉高祖不能做将领但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光武帝和唐太宗被汉高祖所容纳的原因。问：汉宣帝的麒麟阁，汉明帝的云台二十八将，以及唐太宗的十八学士和凌烟阁，都是为了图画功臣。必须看到汉代的君主务实不务虚名，唐太宗务虚名而无实，让奸佞的许敬宗入选十八学士，让小人侯君集列入凌烟阁，都失去了真实。不然汉唐的时代都有得失吗？回答说：这未免是用成败来论断，可以讨论的地方也很多，却不只在这两个人身上，这两个人不足以决定轻重。唐朝学士的选拔，就像淮南王刘安招揽宾客，羽翼多了，就有互相倾轧的趋势。凌烟阁虽然效法麒麟阁和云台，但汉代却有教化的意思寓于其中，比如让苏武入选麒麟阁，不让马援入选云台，这大概有深意，唐代却没有。问：唐太宗恭敬节俭不如汉文帝但功业超过他，为什么呢？回答说：三代以后英明的君主没有超过汉文帝的，唐太宗只做到了创业功臣，在君主德行上可议论的地方很多，不只是恭敬节俭。汉文帝不是没有功劳，但处在守成时期，所以不以征伐显赫罢了。唐太宗只是削平动荡的功劳，而德行深入人心之处很少。问：汉代七位制度完备的皇帝，景帝、昭帝为什么不与唐朝三位宗室并列？宣宗、武宗为什么不收录？希望听听您的说法。回答说：景帝天资刻薄，没有君主的度量大度，但因为不失汉文帝的恭敬节俭，所以史家的辞藻称作文景。昭帝虽然聪明早成，但享国不长久，所以不在七位制度完备的皇帝之列。唐朝三位宗室已经不似汉代，再添加宣宗、武宗，为什么呢？”

庸斋许氏说：“汉高祖天资本来明达，而用宽大来统领；唐太宗见识固然高，而用详审来统领。正因为宽大，所以事情常合于常规，暗中与道相合，但偶尔失之于疏漏；正因为详审，所以事情每每关乎念虑，但有时过于细密。”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四

历代

五代

后唐明宗

致堂胡氏说：“明宗美德很多，过错也不至于太严重，在汉唐之间寻求，大概也是贤明的君主。他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内无声色之好，外无游猎之娱，不任用宦官，废除内藏库，奖赏廉洁的官吏，惩治贪官污吏。如果辅佐的宰相得到贤能之人，那么他的过错应该又会减少。他焚香祝天的言语，发自诚心。上天既然厌恶动乱，于是生出圣人。由此看来，天人交感的道理，不可诬蔑。”后周世宗

朱熹说：“周世宗规模虽然大，但性情急躁，没有很宽大的气象。做好事也做得显眼，都没有一点含蓄宽容的意思。这也是因为寿命短促而这样。晋悼公年少聪慧，像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到了太祖。”

接续他做下去，虽然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来说，毕竟是得到了人接续。所做许多规模不白费，但就像周武帝一时也自己做得好，只是后代就如此衰弱了。后来虽然得到一个隋文帝，终究是不太济事。周世宗也可以说是有天下的度量，才见到元稹均田图，便慨然有意。周世朝天资高于人才，中间找到了王朴来任用，不几年间做了许多事业。且如礼乐律历等事，想见他都考虑到了，所以能用他的学说成就他的事业。

冯道

程颐说：“冯道相继侍奉多位君主，都是他的仇敌。安定认为，在五代之末，百姓不至于肝脑涂地，冯道有力。虽然侍奉仇敌，也没有伤害。”荀彧辅佐曹操诛伐，而最终死于曹操之手。司马光认为，东汉的衰败，荀彧和荀攸看天下没有足以安定刘氏的人，只有曹操可以依靠，所以俯首听从他。当时，不知道曹操有其他志向。君子说：“在冯道是不忠，在荀彧是不智。如果认为做事，本来有轻重的权衡。我正以天下为心，来不及防备别人议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