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五十四

译对于圣贤的教诲，就要果断迅速地摒弃那些错误的观念。大体上，见到善行必定去实行，听到恶言必定去摒弃，不让心中有一刻懈怠散漫的态度，这样为学的根本就确立了。等到日后渐渐有了余力，然后再依次逐步阅读各种书籍，广泛通晓当世的政务，这也不算晚。有人问读书的方法，用功应当怎样？回答说：按照次序逐步深入，熟读并精心思考就可以了。又问：那么请问循序渐进的道理是什么？回答说：以《论语》和《孟子》这两本书来说，就先读《论语》后读《孟子》，通晓了一本书然后再去读另一本书。就一本书而言，它的篇章文句首尾次序，也各自有顺序而不能打乱。根据自己的能力所及，规定学习的进度并严格遵守，每个字都寻求它的训诂，每句话都探求它的义理。前面的没有理解，就不敢去求后面的；这里的没有通晓，就不敢去志求那里的。像这样循序渐进，那么心意安定、道理明了，就没有粗略轻率、超越次序的弊病了。这不仅是读书的方法，也是操持心性的关键，尤其是求学的人不可不知。又问：那熟读精思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论语》一章不过几句，容易背诵。背诵之后，在闲暇安静专一的时候反复玩味，等待它融会贯通就可以了。《孟子》每章有时有千百字，反复论辩，虽然好像没有边际，然而它的条理疏通，语意明洁，慢慢阅读并用心意跟随，来回诵读，达到几十上百遍，那么那似乎没有边际的内容，也将可以在指掌之间把握了。大体上阅读书籍，必须先熟读，让书中的言语都好像出自我的口，接着精心思考，让书中的意思都好像出自我的心，然后才能有所收获。至于文义有疑惑，各种说法纷杂错乱，那么也要虚心静虑，不要匆忙地在其中取舍，先让一种说法自成一种说法，顺着它的思路去验证它的通达与阻塞，那么那些尤其没有义理的，不用看其他的说法，自己就先屈服了。再用各种说法互相诘难来探求道理安适之处，来考察它们的是非，那么那些似是而非的，也将被公论所驳倒而无法立足了。大体上慢慢行走却站立，处于静止观察运动，就像攻克坚硬的木头，先处理容易的部分而后处理节疤，就像解开乱绳，有不通的地方就暂且放下慢慢梳理，这是读书的方法。为学的次序，先完善自己然后才能推及他人，通达事理然后才能处理事务，所以程夫子教导人，先读《论语》《孟子》，其次及于各种经典，然后看史书，这个次序不能打乱。如果担心他们只追求空谈，就应当在《论语》《孟子》和经书中教导他们亲身实践的意思，这样就不会相差太远。至于《左传》和奏疏中的言论，都是时事的利害，而不是学者切身的急务。凡是读书必须看上下文的意思是怎么样的，不可拘泥于一个字。比如扬雄说“对于仁是柔顺，对于义是刚强”，到了《易经》中，又将刚来配仁，柔来配义。比如《论语》说“学习不厌倦，是智；教导不疲倦，是仁”，到了《中庸》又说“成就自己，是仁；成就万物，是智”，这些必须各自跟随本文的意思去看，自然就不相妨碍了。凡是看文字，少看而熟读，一不要钻研立说，只要反复体验；二要埋头理解，不要求速效；三要。这三点是学者应当遵守的。看文字如果太快，看不仔细，必须理解透彻的还要将来看，这不厌其烦地熟读，熟读后再看，才开始有滋味出来。看文字必须像猛将用兵，一定要激战一阵；像酷吏审案，一定要推究到底，坚决不宽恕他才行。大凡文字有不懂的地方，必须下死功夫，一定要看到道理成为自己的才佳。看文字应当像高大的大船，顺风张帆，一日千里才行。如今才刚离开小港就搁浅了，有什么用，文字不应当这样看。问看文字被各种说法杂乱困扰怎么办？回答说：首先要虚心，逐一地看一种说法，看完一种说法，又看一种说法，看来看去，是非长短自然分明。譬如人想知道一个人是好是坏，就跟着他去看，随来随去，看到他的言语动作，自然就知道他的好坏。凡人看文字，刚开始看时心还容易散乱，道理还看不确定，还拿他没办法；等到看得确定时方才进入规矩，又只是在刻板上面说相似，都不灵活，不灵活就无法受用。必须玩味反复，等到熟透后才开始灵活，才开始生动，才有受用的地方。如果只是死记硬背，这道理就死了。看文字，如果以为已经晓得，就停下来了。必须晓得后，再思量后面还有没有？且如今有人拿一篇文字来看，也没有完全理解，知道他的义理，何况是义理，前辈说得那样，虽然容易理解，但也未必就能得到他的意思。必须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看文字有两种毛病：有一种性钝的人，向来没有看过，看得生疏，急忙看不出来，固然是毛病；又有一种性敏的人，多不肯仔细，容易有忽略的意思，不可不戒。看文字必须仔细，虽然是旧曾看过的，重温也必须仔细。每天可以看三两段，不是在那些有疑问的地方看，正须在那些没有疑问的地方看，因为功夫都在那里。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问的地方且渐渐思量，如果一下子就要理解透彻也没有这样的道理。看文字必须退步看，才能看得见，如果一直靠近前面迫近看，反而被遮蔽，转而不看见了。看文字，先有意见，恐怕只是私意。比如

译性格粗犷刚烈的人读书，必须以勇敢果断、坚强坚毅为主；性格柔和善良的人读书，必须以仁慈宽厚为主。书中有什么没有的呢？阅读文字不可过于疏略，也不可过于细密。因为如果太过谨慎细密，反而缺少间隙，道理从那个穷尽的地方去推究，再也插不进去，不如暂且放下，放宽视野去阅读。阅读文字必须逐字推敲，直到没有可推敲的地方，就像前后门都被堵死，再也无法前行，这才算是文字中的重大关键。在彻底理清三五个关键处之后，应当像庖丁解牛那样，顺着刀刃的空隙轻松解决学者们的困惑。

译所担忧的在于轻浮而不沉着痛快。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到一个浑沦的整体，久久看去，分成两三片，以至于十数片，这才是长进，如同庖丁解牛，眼中没有完整的牛一样。看文字且先自用工夫，先让自己切实体会，然后才可以提出疑问与朋友讲论；假如没有朋友，久而久之也能自己看出来，因为积蓄多了忽然爆发，便自然通达，这就是所谓“何天之衢亨”啊，因为积蓄到了极点就会通达，必须是积蓄到了极点才会通达。

问：看文字，只就本句固然能看出古人的本意，然而如果不推广开来，用处又容易不相融洽，怎么办？回答说：必须是本句透彻熟悉才可以推广，如果本句不透彻熟悉，不仅推广时会出错，在未推广时就已经错了。凡是看文字，各家说法异同的地方最值得观察，我从前看文字专门看异同之处，比如谢上蔡的说法那样，杨龟山的说法这样，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所以为对的是如何，所以为错的是如何。

看文字必须大段地投入精神，看时耸起精神，竖起筋骨，不要困倦，好像有刀剑在后面逼迫一样，在一段文字中必须透彻，击打它的头部尾部就会响应，击打它的尾部头部就会响应，这样才行，不可拿着册子就在，掩了册子就忘却。凡是看文字，专门看细密之处而遗漏了缓急之间的地方固然不可以，专门看缓急之间而遗漏了细密之处也不可以，今天看文字是为了他日之用，必须思考为什么看，不只是空在言语上理防得多而已，必须是切实对自己用功，使得将来自然心得，那么看待言语确实如同糟粕，然而现在不可便视为糟粕，只应当自己期许达到那种境界。

看文字不可落入偏僻，必须是周全地看，四通八达，没有一点窒碍，才有进益，我解释《语孟》训诂都保留，学者观书不可只看重要处，闲慢处也要周全，现在说求放心，不问其他，只此便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尽思，仁在其中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尽思，才是读书，却说仁在其中，因为这便是求放心。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里原本有缝隙，如同盒子相似，自家只去抉开，不是浑沦的东西硬去凿也不可以，先立说牵古人意来凑。

看文字专要看做里面去，如何里面也，更无去处，不着得许多言语，这里只主一无适，敬以直内，涵养而去。

曾经说文字，宁可看得浅，不可太深；宁可低看，不可太高，因为浅近虽未能达到，那切近处更从上面推寻，却有见到时节。如果太深远，更没有回头的时候。

凡是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能见意的。我曾经说，文字不难看，只是读者心自崎岖了，看不出。如果大着意思，反复熟看，那正当道理自然涌出来。不要将那小意智、私见识去干扰他，如此无缘看得出。如同千军万马从这一条大路去，行伍纪律自然不乱。如果拨数千人从一小路去，空搅乱了正当的行阵，无益于事。

凡是看文字，须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比如前辈作文一篇中，须看他用意在哪里。如杜子美诗云：“更觉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画只见到是画；一般识底人看，便见到他精神妙处，知道他用心苦也。

看注解时，不可遗漏了重要字。因为解中有极散缓的，有缓急之间的，有极重要的。我下一字时，直是称轻等重，才敢写出。

读书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咀嚼，教有味道。如果有理防不得处，深思之，又不得，然后将注脚看，方有意味。如同人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味道。不饥不渴而强饮食之，终无益也。

又说，我所集注《论语》，至于训诂，都是仔细的，因为要人字字与我着意看，字字思索到，不要只作等闲看过了。

凡人读书，若穷得到道理透处，心中也替它快活。若有疑处，须是参诸家解说，熟看，看得有差互时，此一段终是不稳在心头，不要放过。前辈解说，恐怕后学难晓，所以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再在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只把这个熟看自然晓得，不要枉费心去外面思量。

看讲解，不可专徇他说，不求是非便道前贤言语皆的当如遗书中语？岂无过当失实之处？也有说不及处。

又说：初看时便先断以己意，前圣之说不可以入，此正当今学者之病，不可不知。

圣人言语本自明白，不须解说，只因为学者看不见，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如果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圣人意出？

又说：凡是看文字，端坐熟读，久久于正文边，自有细字注解迸出来，方是自家见得，只于外面捉摸个影子说，终不济事

译有人问明道先生的言论该如何理解，回答说：这是最难看懂的，必须轻轻地贴近它，揣摩它的意旨才行。如果拿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必须先把道理看得非常熟悉，才可以去研读。

译东莱吕氏说：“读书有善于思索的人，往往不轻率马虎。不曾读书和曾经读书且懂得义理趣味的人，观察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凡是读书，务必追求精通熟记。如果记忆力迟钝，就多诵读几遍，自然就能精通熟记，记得牢固。如果诵读遍数不多，只追求强行记忆，今天刚能背诵，明天就忘记了，这与不曾诵读有什么不同呢？“凡是做学问的道理，必须先达到真诚。不真诚，没有能达到的。怎么看出他的真诚？日常起居整齐庄重，意志凝聚安定，不乱说话，不轻率笑闹。打开书卷伏案诵读，必定兴起恭敬之心，如同面对圣贤。合上书卷深入思考，必定以义理为根本，来防止邪僻思想。长久实行，习惯成为本性，就会具有圣贤前辈的气象。”做学问的根本，没有比读书更优先的了。读书的方法，必须让每天有固定的课程。句读有不明白的，大义有不贯通的，不吝惜与人商量探讨，不吝惜向人请教诵读。一般人大多以此为耻，却不知道不这样做就有终身的耻辱了。“后辈读书，不曾识得眼前的大致轮廓，就要谈论性命之理，这极其有害于事情。做学问自有等级。”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值得畏惧，只有善于思索探究的人才值得畏惧。

象山陆氏说：大抵读书在训诂通晓之后，只要平心阅读，不必勉强揣测衡量，那么无非是浸润滋养、鞭策磨砺的功效。如果有不通晓的地方，暂且空缺无害。并且凭借那些明白清晰的内容，每天加以涵泳体会，那么自然会日益充实、日益明朗。后来根本深厚了，那么向来不通晓的，也将有豁然开朗、如冰消融的时候。读书作文，也是我们的事，但读书本来不是为了作文，作文是末节。有了根本，必然有末节，没听说过根本茂盛而末节不繁茂的。如果本末倒置，那么所谓的文章，也就可想而知了。

勉斋黄氏说：平时应当以恭敬自我持守，使心思宁静。至于读书，就要平心定气，端庄严肃，必须用我的心默默观察圣贤的话语，常使圣贤的意思自然进入我的心，如同用镜子照物，美丑自然显现。镜子有什么心思呢！现在的人之所以不善于读书，不是圣贤的意思难以明白，而是我们的心纷乱，反而扰乱了圣贤的意思。读书只是沉静精密，那么自然看得分明，切不可萌生轻率自喜的心。即使解得六经通彻，又有什么值得自喜的呢？又怎么敢轻率呢？才像这样，就不足以承担重任。后生应当收敛静退，常常感到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看书的人最怕心气不平。比如公冶长这一章，谢上蔡就说圣人选择女婿惊人到如此地步；杨龟山就说圣人要求别人的地方很少，可以免于刑戮而不连累他的家，都可以做妻子。上蔡心气高傲，龟山心气柔弱，所以所见各不相同。总之，应当顺着文意平看，才能看到圣人的本意，这是看书的大法。

北溪陈氏说：“读四书的方法，不要过度探求，不要巧妙穿凿，不要旁搜博引，不要曲折牵强。也只是平心玩味其大义，回归自身切实体察其实用罢了。果真能在这四者上融会贯通，而义理昭明，胸襟洒脱，那么在我就有衡量事物的标准。由此去考证经典，以及阅读天下的书，议论天下的事，都没有不冰消瓦解、而轻重长短截然确定的，自然不再有丝毫的紊乱了。”

范阳张氏说：“朋友讲习，固然是天下的乐事。不幸独自学习，那么崇尚结交古人也可以。所以读《论语》，如同面对孔门的圣贤；读《孟子》，如同面对孟子；读杜甫的诗，苏轼的文章，那么就凝神静虑，如同亲眼见到这两位先生。这样用心，即使生在千年之后，也可以见到千年前的人了。”

程子说：凡是看书，各有门径。《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以下是读诸经的方法】六经的话在含蓄之中，默默识记心领神会，精义为根本。读书的人应当观察圣人作经的意图，以及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而我之所以未能达到的地方，探求圣人的心意而我之所以未能得到的地方，白天诵读品味，半夜思考，平复心气，存留疑问，那一定有见地了。古代的学者都有传授，比如圣人作经，本意是想阐明道，现在的人如果不先明白义理，就不能治经，大概是因为没有得到传授的意思吧。比如《系辞》本意是想阐明《易》，如果不先探求卦义，那么看《系辞》就不行。圣人的道如同河图洛书，起初只是画，上面就生出义理，后来的人既重卦又系辞，探求它未必能得到其理。至于《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过是当年的几个人而已，学者不看其他书，只看《春秋》，也可以穷尽道。卦爻开始确立义理，既具备后圣人又别起义理以错综之。比如《春秋》以前已经确立体例，到后来书写完全不同的事，就书写出别的意思。如果依照前面的体例来看，就大错特错了。苏季明曾经以治经作为传道居业的实质，日常讲习只是空谈无益。质问两位先生，伯淳先生说：修辞立其诚，不可不仔细。理法言辞能修省言辞，就是要立诚。如果只是以修饰言辞为心，只是虚伪罢了。如果修其言辞，正是为了确立自己的诚意，乃是体认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实事。道之浩

译浩，从哪里着手呢？只有确立诚意，才有可以立足的地方；有了可以立足的地方，就可以修习学业了。整天勤奋努力，无论大事小事都只在于忠信，所以增进德业是实实在在的，着手处在于修饰言辞以确立诚意，这是修习学业的地方。

正叔先生说：研究儒家经典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就像草木一样，可以分类区别。道存在于经典之中，无论大小、远近、高低、精粗，都清晰地排列在其中。好比日月高悬在上，有人看不见，一个人指给他看，不如众人一起指给他看，他自己就能看见了。

比如《中庸》这一卷书，从最高的道理推演到具体事务，像国家有九种常行之道以及历代圣人的事迹，没有不是实实在在的学问的。就像攀登九层的高台，从下往上攀登才是正确的。人们担忧平时讲习的都是空洞的言辞而没有实际内容，这是因为自己未能真正有所心得。做学问以研究经典为最好，如果不能自己有所心得，那么即使全部研读五经，也是空洞的。现在有人心得通达，收获很多，虽然也喜欢读书，却担忧内容空虚，难免会有这种弊病。

译张载说：经籍也需要记忆。即使有舜、禹那样的智慧，只吟诵而不表达，还不如聋哑人用手势指挥。所以能记住就能说出来，能说出来就能实行。因此刚开始学习时，也不能没有诵读和记忆。

龟山杨氏接着谈论秦汉以后的事情说：“也必须一一识别清楚。想要识别清楚，必须用心。六经，六经不可轻易看待。现在人多说要做事情，必须看史书。史书固然不可不看，然而六经中记载着先王治理天下的事迹，这也足够用了。一定要等到看史书，那么在史书出现以前的人，以什么为依据呢？大概孔子不依赖史书而作《春秋》，《春秋》正是用来纠正史书的得失的。现在的人自己不注意六经，所以从史书中寻求道理，因此学问越广博，离道却越远。如果经学明白了，自然没有工夫去涉及史书。假使有工夫涉及，那么随便提起一件事，就必须能够判断处理得当，还担心不能识别吗？”

朱熹说：“读六经时，就像还没有六经一样，只从自己身上探求道理，那道理就容易明白。人只有私意，圣贤所以留下千言万语，用来扫除人的私意，使人人完全保有恻隐、羞恶之心。六经不写也可以，里面容不得一点私意。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书是外在的事物，没有紧要之处可以札记问人。如果是经书有疑惑，这是切身的问题，就像人身上带着病痛，想暂时忘记都不可能，怎么能比作看史书遇到疑惑就记在纸上呢？”问：“做学问只是看六经、《论语》、《孟子》，其他史书杂学都不必看，怎么样？”回答说：“这样就不能看到古今的成败，这就是王安石那样的学问。书哪有不可读的呢？只怕没有那么多心力去读。六经是三代以前的书，经过圣人的手，全是天理。三代以后的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里依然如故，也要有主见能看透，这些都是学问。看经传有不明白的地方，暂且要旁通，等到融会贯通，自然触类旁通。治经的人必须依据先儒已经形成的说法来推究，假使不一定全对，也应当究其得失的原因，然后才可以反求诸心来纠正错误。这就是汉代诸儒之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易改变的原因。但他们守得太拘泥，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知，这就是毛病了。然而因为这个缘故，当时的风俗终究是淳厚的。近年以来，习俗苟且偷安，学问没有宗主。治经的人不再读经书的原文和先儒的传注，只是近时科举中选的文章，讽诵模仿，选取经书中可以作为题目的句子，凭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书的本意，但取便于行文，顾不上其他。大抵所读的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才能渐渐见到意趣。诵读时宜舒缓不迫，让字字分明，更须端正正坐，如同面对圣贤，那么心定而义理容易究明。不可贪多务广，涉猎粗疏，刚看过了就以为已经通晓。稍有疑惑，就立即思索，思索不通，就放在小册子里，每天抄记，按时省阅，等日后逐一理清。切不可含糊苟且，耻于请教，而终身受此昏暗以自欺。现在谈论经书的人，往往有四种毛病：本来卑下却抬高它，本来浅显却凿深它，本来近便却推远它，本来明白却一定要使它晦涩。这是今天谈论经书的大患。六经浩渺，乍难尽晓，暂且看到路径后，各自立得一个门庭。问什么是门庭？回答说：是读书的方法。如读这一本书，须知这本书应当如何读。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的《易》解来看，这就是读书的门庭。因为当时诸经都还没有成说，学者乍难捉摸，所以教人如此。有人问：如《诗》是吟咏情性，读《诗》的人就应当以此求之，对吗？回答说：对。读书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己分晓，不必去偏曲处看。《易》有个阴阳；《诗》有个邪正；《书》有个治乱，都是一直路径，可见别无崎岖。学者只是要熟，工夫纯一而已。读的时候熟，看的时候熟，玩味的时候熟。如《孟子》、《诗》、《书》，全在读的工夫。《孟子》每章说了，又自己解释了，大概他直要说得尽才停。他的话一大片，所以后来老苏也拖他来做文章。说须熟读，便得其味。现在看《诗》，既然没有写成传，暂且除了小序而读之，也不要将做好底看，也不要将做恶底看，只认本文语意，也须得八九。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让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的当然，见道义的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他的话虽然简约，而天下的故实，幽明巨细，无不包含。欲求道以入德的人，舍此没有地方用心。然而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何况新学小生，骤而读之，这又怎么能立即得其大指要归呢？所以河南程夫子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大概其

译难易、远近、大小的次序，本来就是这样，不可扰乱。有人问看《易经》的事，先生说：“《易经》不好看，《易经》本身就很难。《易经》本来是因为占卜而设立的，推究阴阳消长的道理，吉凶悔吝的法则。前代儒者的讲解，很多都失去了圣人的本意，如果用心力去探求，要耗费多少时光，不如暂且先读《论语》。”又问读《诗经》的事，先生说：“《诗经》固然可以兴起情志，但也很难。前代儒者的解说，也多有误失。我枉费了许多年的工夫，近来对《诗》《易》才略微领悟到圣人的本意。现在的学者不如暂且看《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部书，暂且就现成的道理，精心细致地探求，自然会有收获。等到读这四部书精熟透彻，然后去读其他经典，就容易用力了。”有人问近来看胡氏的《春秋》，起初没有固定的条例，只说归于忠孝的地方就是经义，不知道是否真的得到了孔子的本意？先生说：“我曾经说过，《诗》《书》是隔着一重两重来说的，《易》《春秋》是隔着三重四重来说的。《春秋》的义例，《易》的爻象，虽然是圣人确立的，但现在解说的人运用它们，各自相信自己的见解，然而在人伦的大纲上都是相通的，只是不知道是否曾得到圣人当初的本意？暂且不如让他们这样解说，暂且探取大意，只要三纲五常不废坠就足够了。现在想要直接得到圣人的本意而不差误，不必急于理会经书，首先要在《论语》《孟子》《中庸》的意旨中探求，切不可匆忙，要虚心观察，不必先自立见解，慢慢地等待，不要设立固定的课程。”有人问《左传》中的疑难义理，先生说：“你不向六经、《语》《孟》中探求，而在《左传》上用功，况且《左传》有什么道理？只看圣人所说的，没有不是这个根本的。比如《乐记》说：‘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不然，子思为什么说要‘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教’？这三句话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万种变化都从这里产生。人如果能体察得到，才能看见圣贤所说的道理，都从自己的胸襟中流出，不必向外探求。”又说：“人必须在大根本上看透彻，自然心胸开阔，看见世间的事都微不足道了。”又说：“每天睁眼便看见这四个字在面前，仁义礼智。这四个字如果看得熟，对于世间道理就会充沛地像决堤的江河一样流下，没有什么能阻挡。如果看得道理透彻，才能看见每天所看的经书，没有一句一字一撇一画不是此理的流行；看见天下事无大无小，没有一个名目一件事物不是此理的发见。这样才看见这个道理浑全周遍，不偏枯，才看见所谓‘天命之谓性’的全体。现在的人只是随所见而言，有的看见一二分，有的看见二三分，都不曾看见那全体，不曾达到那极处，所以不济事。学者看书，首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背诵精熟。注解中解释文意、事物名义、阐明经旨、相互关联的地方，一一认清，像自己做出来的那样，才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彻的地方。如果不这样，只是虚设议论，像科举应试一样，不是为自己而学的学问。曾见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和靖易传》《伊川易传》哪里是切要处？尹先生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是切要处。后来举给李先生看，先生说：‘尹先生的话固然好，但必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着落，才说得这话。如果学者不曾仔细理会，就对他这样说，岂不误导他？’我听了感到恐惧，才知道从前空谈无实，不济事，从此读书更加详细。”

译鲁斋许氏说：研读经书，必须先将原文反复诵读，探求圣人立言的旨意，务必在经书内部有所心得。如果反复诵读达到二三十遍，乃至五六十遍，仍求得其意义不得，然后再用古注来印证。如果古注训释不明，尚不能通晓，才去考察诸家的解释，选择恰当的一家，取其说法作为定论，不可泛泛而谈，不知该听从谁。诵读经书、研习史书，必须专心致志，摒弃外物，除非有父母师长的命令，不得因其他事情而中断。

程子说：“凡是解释文字，只要换一种心态，自然能看见道理。道理就是义理，非常分明，就像一条平坦的道路。比如《随卦》说君子天黑时进入室内休息，解释者多将‘晦’字解释为‘遵养时晦’的‘晦’。有人问：‘为什么用这个‘晦’字？’回答说：‘这只是顺应时势的大道理，天黑就休息，并没有其他深意。’有人说：‘圣人的话，恐怕不能看得太浅近。’回答说：‘圣人的话，自有浅近之处，也自有深远之处。至于浅近之处，怎么能强行凿空说教，使其变得深远呢？’【以下论解经】汉代儒生谈论经书，用三万多字来阐明‘尧典’二字，这可以说抓住了要领吗？只有毛公、董仲舒有儒者的气象。东汉士人崇尚名节，加上明晓礼义，这都是贤人的德行功业了。

朱子说：“经书有解释，是为了通晓经书；经书既然通晓了，自然就不需要解释了，借经书来通晓道理罢了。道理既得，就不必依赖经书了。现在心思只滞留在经书上，什么时候才能豁然贯通呢？况且所贵在简练，并不是说想要语言少，而是在于是否切中要害。如果句句亲切，即使多又有什么害处？如果不亲切，越少越不能通达。”我曾经说过：“读书必须细看，等到意思融会贯通后，都看不见注解，只看见正经的几个字在那里，才好。”经书文字，好比是主人，解释者好比是奴仆。现在人不认识主人，先通过奴仆通报名字，才认识主人，毕竟不如直接认识经书文字。解释经书应当像射中靶心一样。经书有不可解释的地方，只能空缺；如果一味去解释，就会有不通而谬误的地方。后世的解经者有三类：一是儒者的经，二是文人的经，苏东坡、陈少南等人是这一类；三是禅者的经，张子韶等人是这一类。解经必须先还原其成句，其次还原其文义，增添不必要的字，却不妨增添重复的字，不得添加今人新添的字，恰是重复的字。我解书如在训诂一两个字等处，多有不必解释的地方，只是如此。

解书的方法如此，也要教人知道看文字不可忽略。问：解经有不同于程子说法的，如何？回答说：程子的说法，有时一句自有两三种说法，其中必有一种是对的，两种是错的，理只有一个，怎么会有两三种说法都是对的道理呢？大概他的说法后来曾改动过，现在之所以与他不同，怎么知道他不曾改动过呢？大概一章而众说纷纭，如果不平心明白，自有主张，断定采用一种说法，就一定没有众说都是对的道理。程先生的经解，道理都在解释的语言内，我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言辞，使人玩味经文，道理都在经文内。《易传》不看本文，也自成一部书；杜预《左传》解，不看经文，也自成一部书；郑玄笺注不认识经书的大义，所以多随句解释。解经不必做文章，只合解释得义，文通则理自明，意思自足。现在多去做文章，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己的一片道理，经意却错过了。总之，经书对于道理，也就像传对于经书，传是为了解释经书的。既然通晓了经书，那么传也可以没有；经书是为了阐明道理的，如果晓得了道理，那么经书虽然没有，也可以。解经已是不得已，如果只在注解上说，有什么用处？就像画那个人一样，画底却识得那人，别人不识，须因这画去求那人才行，现在便以画唤做那人不得。凡是学者解书，切不可给他看本，看本则心死在本子上，只让他这样说，则他心便活，也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说：“我每次读史读到一半，便掩卷思量，预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的地方，又更精细思考。其间多有幸而成功，不幸而失败。现在人只见成功的便以为是，失败的便以为非，不知道成功的煞有不是，失败的煞有是的地方。【以下读史】读史须要看见圣贤所存，治乱的关键，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现在人只将他现成的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误人的地方。凡是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得治乱安危兴废存亡的道理。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始终治乱当如何，这也是学习。

朱子说：现在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贯通处，如果便去看史书，考察古今治乱，理法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灌溉田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开它，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如果是陂塘中水方才有一勺之多，遽然决开它以灌溉田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也复没有了。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贯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察治乱理法制度典章，则是犹如陂塘之水已满

译如果不决开堤坝来灌溉田地。如果读书不多，义理没有融会贯通的地方，却急切地把读史当作首要任务，这就好比决开池塘的一勺水来灌溉田地，其干涸是可以立刻等待到的。读史应当观察大的伦理、大的关键、大的治乱得失。凡是阅读书史，只有对与错，看其对的地方，寻求其错的地方；看其错的地方，寻求其对的地方，然后才能看出义理。史书且这样看读，等到知道首尾稍微熟悉后，再下手梳理，读书都是这样。读书有不能理解的地方，标记出来等待去问人，暂且先读过去，有时读别处碰到有文义与此相关，自然就明白了。先看《论语》《孟子》《中庸》，再看一部经书，然后看史书，才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互包容，其次看《左传》，其次看《资治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像现在看史这样有许多崎岖难行。看治乱如此，成败如此，与治理之道相同没有不兴盛的，与动乱之事相同没有不灭亡的，知道其中的次第。凡是读书，先读《论语》《孟子》，然后看史书，就像明镜在此，美丑无法逃脱。如果没有读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便去看史书，胸中没有权衡的标准，大多会被迷惑。读史的方法，先读《史记》及《左氏春秋》，然后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其次看《资治通鉴》。司马光起初作编年史始于周威烈王之后，又添加到周共和之后，又作《稽古录》，始于上古，然而共和以上的年份已经不能推算了。只有邵雍却推算到尧元年，在《皇极经世书》中可见。司马光又作《大事记》，如果想要看本朝的事，应当看《长编》，如果精力不及其次，则应当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的内容。史书也不可不看，看《资治通鉴》固然好，然而须看一部正史，然后看《资治通鉴》，一代帝纪更逐件大事立个纲目，其中的细节疏略一些。在下面恐怕可以记得，《资治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情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也有，志里也有。《资治通鉴》是逐年记载事情，逐年过去了，更没有寻找头绪的地方【一说更没有踪迹】。问《资治通鉴》历代具备，看得大概且未免求速罢了。说：求速却依旧不曾看得，须用大段有记性的人方可。且如东晋以后，有多少小国夷狄姓名头项最多，如果是看正史后，然后看《资治通鉴》，见到他姓名，却便知道他是某国人。我旧读《资治通鉴》，也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遍，然后来看他。看史只是以自家义理来判断，大概自汉以来，只是私意，其间有偶然符合的地方罢了。只这样看他，已得大概。范祖禹《唐鉴》也是此法，然而稍疏，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而得似他也得了。问陈芝史书记得熟吗？苏丞相颂看史都在手上轮得，他的资质直是强记。陈芝说：也缘多忘。说：正缘如此也，须大约记得某年有什么事，某年有什么事，才记不起，无缘防得浃洽。陈芝说：正缘是不浃洽。说：合看两件，且看一件，若两件是四百个字，且看二百个字，有何不可。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诵才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去，韩信初说汉王处，与史赞《过秦论》之类，皆用背诵方是。若只是略略看过，心下似有似无，济得什么事。读一件书，须心心念念只在这书上，让彻首彻尾读教精熟。这说是如何，那说是如何，这说同处是如何，不同处是如何，安有不长进的。杨至之患读史无记性，须三遍五遍方记得，而后又忘了。说：只是一遍读时，须用功作相别之计，止此更不再读，便记得。有一士人 read 《周礼疏》，读第一板讫则焚了，读第二板又焚了，便作焚舟计。若初且粗读一遍，准拟三四遍读，便记不牢士居平世处下位，视天下之事，意若无可作为者，及居大位遭事急，便觉无下手处。信乎义理之难尽，而学问之不可已也。病中随手乱抽得《资治通鉴》一两卷看，正值难处置处，不觉骨寒毛竖，心胆堕地。向来只作文字看过，全不自觉，真是枉读了古人书也。《匡衡传》、司马温公史论、《稽古录》、范祖禹《唐鉴》，不可不读。

译南轩张氏说：研读史书的功夫，应当考察治乱兴衰的原因，审察人物的是非邪正，至于细微之处以及似是而非、取舍难定之间，尤其应当反复推敲。如果只是为了增加见闻来辅助文辞，那就太末节了。于定国担任廷尉时，天下没有受冤屈的百姓，史官想欺骗谁呢？赵盖、韩杨的死，都在于定国之手，没有比这更大的冤屈了。大凡看史书，不能被史官蒙蔽。张释之担任廷尉时，有惊扰皇帝车驾马匹的人，皇上想杀他，张释之认为应当罚金，并且说：“法律是天下公共的准则。况且当时，皇上如果下令杀他也就罢了，现在既然已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张释之知道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却不知道君主才是天下公平的象征。有人问阅读《资治通鉴》的方法，回答说：“治乱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财赋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都应当深入探究。”

东莱吕氏说：“阅读史书，先从《尚书》开始，然后依次阅读《左传》、《资治通鉴》，目的是让它们的体例源流相互承接。”

范阳张氏说：“比如看唐朝的事情，就要让自己仿佛参与其中。君主的情性如何？所任命的宰相如何？当时在朝的士大夫，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他们处理事情，哪些得当？哪些不当？都要在心中清清楚楚，能够口头讲解并手指描绘，这样应对事物的机变就会圆熟。将来临事处理，必定超过别人。凡是前代可喜可惊的事情，都应当储存在心中，以此抒发在笔下，那么文章就不会是空话了。”

鲁斋许氏说：“阅读诸子史书，必须有所折衷。六经和《论语》《孟子》，就是诸子史书的折衷标准。譬如法家有律令格式，赏功罚罪，符合律令格式的就是得当，不符合律令格式的就是不当。诸子百家的言论，符合六经和《论语》《孟子》的就是正确，不符合六经和《论语》《孟子》的就是错误。用这个标准来考察古代的人，从而决定取舍，很少会有失误了。”阅读史书必须专心于一家，其余的全部摒弃，〇读完一部史书，清晰地默记下来，然后再另取一部史书阅读。这样持之以恒，不出几年，各种史书都可以全部记住。如果读一部史书还没读完，就混杂着读其他史书，纷繁交错在眼前，那么到老也不能通晓一部史书。只是读《春秋三传》，应当参考《史记》；读《史记》，应当参考《汉书》。文辞的繁简要领，也各有法则，不可不知道。看史书，应当先看这个人的大节，然后看他的细行，善的就效法，恶的就引以为戒。这样才能对自身的践行有益，如果只是记住事情而诵读书本，就不是所谓的学问了。

性理大全书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五十五

学十三

史家

程子说：“古代诸侯各国都有自己的史记，所以他们的善恶都显现在后世。自从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县令，史官也就随之废除了。此后如果不是杰出有功德的人，或者不被记载。循吏以及凶狠残忍杀戮到极点的人，因为残酷而被传颂。其余的人就默默无闻了。像汉唐拥有天下，都有几百年，其间郡县政治值得记载的，应该也很多。然而被记载的，大概才几十个人。使得贤能者的政绩不幸没有流传，而不肖者反而侥幸得以掩盖。这种恶习就与古代史书的本意不同了。”司马迁的著作接近古书，其中多有前人的格言，比如作《本纪》依据《尚书》，但其中有不理解书意的地方，有错用的地方。李嘉仲问：“项羽作《本纪》怎么样？”回答说：“《本纪》只有拥有天下的人才可以作。”又问：“班固曾经议论司马迁的过失怎么样？”回答说：“后人议论前人，本来很容易。”司马迁说：“上天给予善人福报，伯夷是善人却不是这样。”这是用私意揣度天道啊。一定要说：“颜回为什么早死，盗跖为什么长寿？”指着一个人来比较，不是懂得天道的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到唐朝的事情，正叔问：“敢给太宗、肃宗正名篡位吗？”回答说：“敢。”又说：“敢辨明魏征的罪过吗？”回答说：“什么罪过？魏征侍奉皇太子，太子死了，于是回避戴天的仇敌反而侍奉他，这是王法应当诛杀的。后世只因为他在后来立朝的风节而掩盖他的罪过。有善有恶，怎么能互相掩盖？”说：“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侍奉桓公，孔子称赞他的才能。不死说：‘难道像普通男女那样守小信吗？自缢在沟渠中而没有人知道。’这与魏征有什么不同？”回答说：“管仲的事情与魏征不同。齐侯死了，公子们都出奔。小白年长应当即位，子纠年幼也想即位。管仲侍奉子纠逃到鲁国，小白进入齐国。即位后，管仲接纳子纠来对抗小白，以年幼侵犯年长，又是不应当即位的，道义上已经不顺。不久小白杀了子纠，管仲从所侍奉的人的角度来说可以死，从道义的角度来说则不可以死。所以《春秋》记载‘齐小白入于齐’，以国家系于齐，表明应当即位。又记载‘公伐齐纳纠’，纠去掉‘子’字，表明不应当即位。至于‘齐人取子纠杀之’，这再次系于‘子’字，是罪责齐国大夫既已盟誓却杀了他。这与魏征的事情完全不同。”有客人见到伊川先生，案桌上没有其他书，只有印行的《唐鉴》一部，说：“最近才见到这本书，三代以后没有这样的议论。”

涑水司马氏说：“李延寿的书，也是近世的好史书。虽然在机祥、诙谐小事上没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