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一

译山先生掌握了中原正统学说的精髓，上承周敦颐、程颢程颐的道统，下启罗从彦、李侗、朱熹的传承，历代相传的深奥义理，至此圣人的学问变得彰明较著，而邹鲁（孔子孟子）、濂洛（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微妙言说和深刻义理，都汇聚在福建的山海之间了。程伯子将“吾道南”作为赠言送给他的行状，没有经过三代的传承，紫阳（朱熹）就集众儒之大成，这是上天想要开启伊洛之道向南传播，也就是鲁邹之道向南传播。昔日的贤者心意与大道相契合，精妙地契合于天道，于是持有符契如同左券一样确凿，确实啊，这文化的兴衰，难道不是天意吗？从此以后，福建就有了“海滨邹鲁”的称号。我们大朝道运昌明，历代圣君开创基业，启佑圣祖崇尚儒学重视大道，表彰宋代诸位儒者，从朱子以来，至今五百多年了，正应合王者受命的时期，而我们皇上亲自承继道统，显明阐发天命人心的根本，以圣人继承圣人，与千古之道相符合。谨按文靖杨公是程门的高足弟子，圣祖仁皇帝曾赐予匾额，题写为“程氏正宗”，从此福建士人更加争相自我砥砺，在前代礼乐教化熏陶下，风气尤为热烈。追溯我们福建的宗派学风，必定以延平（李侗）为星宿云。

译文靖杨龟山先生传

杨先生名时，字中立，他的祖先是京兆人，五代祖在唐末迁入福建，寓居在南剑州的将乐县，于是安家在那里。先生天资仁厚，不做那些标新立异、超出常人的行为来谋求世俗的名誉，本性极其孝顺，母亲去世时悲痛过度以致形体消瘦，如同成年人一般；侍奉继母尤其谨慎。熙宁九年，他二十四岁，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汀州司户参军，没有赴任，闭门刻苦力学。元丰四年，他二十九岁，被任命为徐州司法参军，又没有赴任，以拜师的礼节在颍昌拜见程明道先生，之后告辞回家。明道先生送他出门，对座客说：“我的道向南传播了。”元丰六年，他在徐州做官八年，明道先生去世，先生听说后，在寝门设置灵位痛哭，并写信告知同学。不久遭遇继母丧事，守丧期满后赴任，担任虔州司法参军。元佑五年，遭遇父亲丧事，守丧期满后，元佑八年赴任到达京城，升任瀛州防御推官，又在洛阳拜伊川先生为师，当时他大概四十岁了。有一天，伊川先生闭目静坐，先生与游定夫侍立在一旁不肯离开，等到伊川先生醒来，门外积雪已深一尺。先生曾经怀疑张横渠的《西铭》接近于墨家的兼爱思想，与二程反复辩论，听到“理一分殊”的说法后，才豁然开朗，不再疑惑。绍圣元年，他担任浏阳县知县，绍圣四年，伊川先生因党争被贬谪到涪州编管，当时先生任期已满，寓居在浏阳。元符二年，先生回到家中。先前跟随二程先生学习的人很多，而先生独自闭门不出仕多年，沉浸于经书之中，推广师说，深入探究，务求穷尽其旨趣。于是沙阳的陈渊投书请教学问。崇宁元年，因谏官推荐，被任命为荆州教授。大观元年，担任余杭县知县。这一年，伊川先生去世。政和初年，在毗陵等待任职两年，赴任萧山县。先生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有惠民的政策，在仕途中沉浮，不求显达，但道德声望日益崇高，四方之士不远千里跟随他游学，称他为龟山先生。政和四年，他六十二岁，请求担任祠禄官退居余杭，后来寓居在毗陵。过了很久，先生已经七十岁了。这时，蔡京当权，天下多事，恰逢蔡京的门客张觷对蔡京说：“宗庙社稷危在旦夕，应当迅速引荐旧德老成之人置于身边，或许还来得及。”恰逢有出使高丽的使者，高丽国王问龟山先生在何处，使者回国后上报。政和六年，以秘书郎征召，到达京城，升任著作郎，入宫对答，上奏陈述说：“熙宁初年，大臣用六艺之言来行其私欲，祖宗的法度纷纷更改殆尽，元佑年间继任，完全恢复祖宗的旧制，熙宁的法度全部废除，到了绍圣、崇宁年间，凡是元佑年间政事记载在法令中的，都焚烧以灭迹。”从此分为两党，士大夫的祸患至今未止。希望明诏有关部门，条列祖宗的法度，只要适合当今的就施行，应当增减的就增减，一切趋向中庸而已。徽宗点头同意，任命他为迩英殿说书。当时朝廷正图谋燕云之地，空虚内部以从事外部战事，先生知道时势将要变化，陈述政事十余条，执政者不能采纳，而金人已经入境。先生激切上言：“如今事势如同堆积的柴草已经燃烧，应当自我奋励，进用贤人，退斥奸佞，以震动视听。如果表现出怯懦的样子，萎靡不振，那么事情就完了。”又说今日最紧急的，没有比收拢人心更重要的，请求免除徭役以及京城的聚敛，东南花石纲的危害，极力论述天下积愤郁结而不能发泄的，将近二十年，想要达到人和，必须去除这三者。并且说山东的百姓凋敝已经非常严重，所依赖的只是东南罢了。两浙灾荒之后，创伤未愈，如果继续搜刮不止，那么前日方腊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昔日唐朝用兵之时，裴度复任宰相，就把解除谒见禁令以延见士大夫作为急务，所以能够成功。自从元和以后，多次用兵，宰相不得休息，李德裕在位，虽然紧急书写警报奏章，都从容裁决，通常在午时漏刻滴尽后回家，大概镇安人心不能不这样。不久钦宗即位，金人日益逼近，大臣正以推恩晋升官秩，争议巡幸之事，没有人考虑军计。先生请求对答说：“听说勤王的军队渐渐有到来的，应当召见将领商议战守之计。诸葛亮说：‘有制度的军队，无能的将领，不可以失败；无制度的军队，有能的将领，不可以胜利。’如今各路乌合之众，不相统一，而不设立统帅，即使唐朝李光弼、郭子仪以九节度之师，不免失败，不可不忧虑。”又说：“太上皇痛自引咎，禅位而宰相执政迁升叙位安然接受不辞，这是什么道理？君主受辱臣子当死，大臣应当承担责任，而都作为逃匿保全自己的计策，陛下孤立，依靠什么呢？”童贯担任三路总帅，金人侵犯边疆，抛弃军队而归，朝廷置之不问，所以梁方平、何灌相继逃跑，使得敌骑得以长驱直入，其误国已经非常严重，应当正法，作为臣子不忠的警戒。奏疏呈入，钦宗大喜，提拔他为右谏议大夫。金兵撤退后，先生上殿极力陈述和议的错误。当时议论者想要割让三镇以讲和，先生上疏说：“河朔是朝廷重地，三镇是河朔的重要藩篱，如今一旦抛弃它，距离京城没有藩篱的坚固。况且听说三镇的百姓想要以死抵抗，万一不能守住，那么数州的民众，朝廷难道坐视不救吗？紧急应当命令众将出兵，并请求召用种师中、刘光世，询问方略，是否可行？不可专守和议。”奏疏呈上

译钦宗下诏出兵，而议论者大多持观望态度。先生再次上疏极力争辩，所论述的多切中时务，但都没有得到回复。恰逢李纲被罢免，太学生伏在宫阙上书，请求留下李纲，军民聚集的有数万人。吴敏请求任用先生以安定太学，于是召先生应对，先生说：“诸生忠于朝廷，没有其他意图，只要选择老成且有德行的人担任长官和副职，他们自然就会安定。”钦宗说：“没有超过你的。”于是让先生兼任国子祭酒。先生于是说：“蔡京掌权二十多年，祸国害民，几乎危及宗庙社稷，人们对他咬牙切齿，但论述蔡京罪过的人，却不知道他的根源所在。蔡京以继承神宗的旨意为名，实际上挟持王安石来谋取自身利益，所以推崇王安石，无所不至。今天的祸患，实际上是王安石开启了端绪。”于是详细列举王安石的邪说，请求纠正其学术的谬误，追夺王爵，明诏内外，毁去配享的塑像。奏疏呈上后，下诏罢免王安石配享，但仍保留从祀。当时士人学习王氏学说以获取科第已数十年，忽然听到先生的说法，纷纷驳斥他。于是谏官冯澥上疏诋毁先生，又恰逢学宫纷争，一并罢免了先生。先生随即上章请求外放，被任命为给事中，先生请求更加坚决，于是以徽猷阁直学士的身份奉祠，又恳切辞去了直学士的任命。有旨意说：“杨时学问品行纯正坚固，谏诤有名声，改任徽猷阁待制。”高宗即位，任命先生为工部侍郎兼侍讲，召他前往行在。到达后劝皇上研习经典、采纳谏言，以及修撰《建炎会计录》，加恤勤王之兵。连续上章请求外放，二年因年老多病请求外放，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给予祠禄回家。四年上章告老致仕，悠闲地生活在林泉之间，以著书讲学为事。绍兴五年四月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近臣朱震上奏说：“杨某依据经书论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经义辩》，对学者有益，请求下诏本州抄录，并请求优恤其家。”有旨赠左中大夫，绍兴十二年赠少师，赐谥号文靖。先生在东郡时，所交往的都是天下士人，先达陈瓘、邹浩都以师礼侍奉先生。渡江以来，东南学者推崇先生为程氏正宗，与胡安国往来讨论尤其多。先生在州县浮沉四十九年，晚年在谏省仅九十日，凡所论述都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是驳斥王氏经学。排斥靖康和议，使邪说不兴。凡是绍兴初年，崇尚元佑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流脉络，都出于先生。昔日程颐曾指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令先生反求其后。罗从彦、李侗递相祖述，令学者在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气象分明。所谓龟山门下相传的指诀，胡安国说：“据龟山所见，在《中庸》。自从明道先生所授，这是其源流所本。”吕本中撰行状，曾听前辈长者说明道先生温和纯粹，终身没有疾言遽色，先生确实像他。胡安国志其墓说：“自从孟子去世，遗经仅在，而圣学不传。所谓‘见而知之’的人，世上没有，则有西方之杰，窥见间隙，遂入中国，举世倾动，靡然从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天理灭绝了。”宋嘉佑年间有河南二程先生，从遗经中得到孟子不传之学，以倡导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在南方则有广平游酢、上蔡谢良佐与先生三人。先生天资夷旷，辅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闲居和乐，神色笑容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色。与他交往的人，虽然群居终日，饮人以和，而鄙薄之态自然不显露。推本孟子性善之说，发明《中庸》、《大学》之道。当时公卿大夫中的贤者，无不尊信他。熙宁初年，代替余典教渚宫，才开始跟随先生游学。三十年间，出处险夷，也曾熟视先生。看先生一餐饭，虽然是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曾有所嗜。每加一衣，虽然是狐貉缊袍，皆适于体，未曾有所择。平生居处，虽然是敝庐厦屋，若皆可以托宿，未曾有所羡而求安。故山之田园，都是先世所遗，守其世业，也无所谓营增，豆区之入。老之将至，沉伏下僚，厄穷遗佚，若将终身。然而先生于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心则远矣。凡训释论辨以辟邪说存在于今者，其传浸广诸所。建白深切著明，而先生之学于河南小尝试之，其已如此。所谓援而止之，而止必有其故。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难道不确实吗？世人或以不屑去疑，先生盖浅之为丈夫。又与杨大谏书说：“杨先生造养深远，烛理甚明，混迹同尘，知之者少，知之者知其文学而已，不知者以为蔡氏所

译他一生不求于人，蔡京怎能使他受辱呢？」朱晦庵说：「龟山先生晚年出仕，很多人议论他。只有胡文定公说：「当时如果朝廷能听信任用他，必定能救下一半的天下。」这话最为公正。又说：「龟山先生这次出仕固然有瑕疵，但后人又何曾梦想到他当时的处境呢？只有胡文定公用柳下惠‘援而止之’的道理来评价，比喻得极好。」云。他所著的书有《校正伊川易》《三经义》《春秋》《礼记解》《学庸语孟解》《易经》《春秋》《孟子义辨字解》《论日录》《奏议》《龟山文集》。明朝成化元年，他配享孔子庙庭。清朝康熙四十五年，批准学臣沈涵的请求，赐予御书《程氏正宗》悬挂在祠堂中。他的儿子杨迪附见在家学传中（《宋史》胡文定公撰写的墓志铭、年谱，《伊川渊源录》《圣学知统录》《道南源委》）

译杨文靖公语录

先生说：“从尧舜以前，典籍尚不完备，世间所有的，只有伏羲所画的八卦罢了。在那个时候，圣贤那样多。自从孔子删定《系辞》之后，历经秦朝汉朝，直到今天，书籍多到无法计算。人们用来作为学习凭借的，应该比古人容易。然而在这千百年间，寻求一个像古代圣贤那样的人，终究不容易得到。为什么呢？难道道所传承的，本来就不在于文字的多少吗？尧、舜、禹、皋陶都称‘考察古事’，并非不依赖学习。他们的学习究竟是怎样的呢？由此看来，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他们的用心必定有所在。求学的人不可不仔细考察这一点。”

六经不讲“无心”，只有佛家讲它。六经也不讲“修性”，只有扬雄讲它。心不可没有，性不需要刻意修持。所以《易经》只讲“洗涤心灵，穷尽本性”，《礼记》讲“端正内心，尊崇德性”。孟子讲“存养本心，涵养本性”。

君子致力于根本，意思是凡是所致力追求的，只有根本而已。就像仁对于孝悌，孝悌只是根本的一个方面罢了。大概行仁必定要从孝悌推广开来，然后才能行仁。这里说的“行仁”与“体仁”是不同的。体仁就没有根本与末节的区别。孔子说：“使老年人安居，使朋友信任，使年轻人怀念。”这不需要推广。孟子说：“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晚辈，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晚辈。”这是推广。推广，就是所谓的行仁。

《狼跋》这首诗说：“公孙皮肤肥厚，红舄鞋履整齐。”周公遭遇诽谤，他是多么安闲而不紧迫啊！学习诗歌的人不在于语言文字，应当想象其中的韵味，那么诗歌的意思就得到了。

从事道义与做官取禄不同。常夷甫家境贫寒，被召入朝，神宗想优待他，让他兼任几个部门的职务，如登闻鼓院、染院之类，希望俸禄能够供养他的家庭。夷甫全部接受而不推辞。等到程正叔以平民身份被提拔为劝讲官，朝廷也让他兼任其他职务，他却坚决推辞。大概以前不仕，是为了道；那么现在做官，必须是官职足以推行道义才可以接受，否则就是苟且取禄。然而后世道学不明，君子在辞受取舍上的原则，很少有人能明白。所以常公的不推辞，人们不认为不对；而程公的推辞，人们也不认为对。

又说：“孟子对君主谈论政事，句句不曾离开仁，这就是所谓的王道。”问：“怎么能句句不离仁呢？”答：“必须懂得‘一以贯之’的道理。”问：“一以贯之，仁足以概括它吗？”答：“孟子本来就说：‘一是什么？就是仁。’仁的作用很大，现在的学者，连仁的本体也没有探究明白。”

臣子侍奉君主，怎么能辅佐以刑名法术之说？这样，是使君主失去仁爱之心。君主没有仁爱之心，就不足以得到人心。所以臣子能使君主看待百姓如同伤痛一样，那么王道就实行了。

有人劝先生解释经典，先生说：“不敢轻易这样做。”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谋划而不忠诚吗？与朋友交往而不守信吗？老师传授的知识而不温习吗？”如果不温习传授的知识来对待自己，不守信用来对待别人，不忠诚，这三者都失去了。从前有人劝程正叔先生拿出《易传》给人看，正叔说：“难道不希望学问进步吗？暂且缓一缓，等到年老糊涂时就传布吧。大概年老糊涂后学问就不再进步了。学问不再进步，如果还不可传布，那么他的话就不足以垂范后人了。”（黄氏东发说：“按照这个说法，那么近世纷纷解释经典的人可以警戒了。”）

懂得合内外之道，那么禹、稷、颜回的共同之处就可以看到了。大概从诚意正心推广开来，以至于可以平定天下，这就是内外之道所以合一的原因。所以观察他诚意正心，就知道天下由此而平定；观察他天下平定，就知道不是诚意正心不能做到的。这就是禹、稷、颜回之所以相同的原因。

君子修养内心、涵养正气、接触事物、应对事务，只有直率而已。直率就没有其他事情了。季康子赠送药物，孔子已经拜谢接受了，却说：“我不懂药性，不敢尝试。”这似乎违背人情，然而圣人谨慎对待疾病，怎么敢尝试不懂的药呢？既然不敢尝试，那么直率地说出来有什么用？委曲求全，微生高向邻居借醋给别人，在当今的君子看来，大概是常事，况且有什么害处呢？然而孔子不认为这是直率。从推辞季康子的话来看，确实是不直率。

李似祖、曹令德问：“怎么知道仁？”先生说：“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的发端，平时只以此探究体会，久而久之自然明白。”于是问似祖、令德平时怎么解释“隐”？似祖说：“如有隐忧，体恤百姓的隐痛，都是疾痛的称呼。”先生说：“小孩将要掉进井里，而看见他的人，必定有恻隐之心，疾痛不在自己身上，却称为疾痛，为什么呢？”似祖说：“出于自然，不可遏制。”先生说：“怎么能自然如此？如果探究这个理，知道它从哪里来，那么仁的道理就不远了。”两人退下后，我从容地问：“万物与我为一，是仁的本体吗？”先生说：“是的。”

问：“《论语》中讲仁的地方，哪句话最亲切？”答：都是行仁的方法。至于真正说仁是什么，孔子未曾说过。所以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要说得亲切，只有孟子说“仁，人心也”，最为亲切。（黄氏东发说：按此

译（提掇，最得要）

吴审律仪劝解《易》，说：“《易》难解。”说：“趁现在还可以致力，如果以后精力衰退就难了。”说：“我曾观察圣人言说《易》，便觉得措辞不得。只如乾坤两卦，圣人在后面曾解释其义，这就是解《易》的方法了。乾卦初九，潜龙勿用，解释说：阳在下。又说：有龙的德行而隐居。又说：在下。又说：阳气潜藏。又说：隐居而未显现，行动而未成功。这一爻罢了，反复推究阐明，直到五次改变其说法，然后才停止。现在的解释者，对于其他卦能像这样推究阐明吗？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一爻之义只可用于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一爻指一事，那么它的用途就只限于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像《易》所涵盖的，难道真的穷尽于此吗？如果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穷尽它，那么一爻的用途不止于一事，也就明白了。观察圣人在系辞中阐发卦义，尚且多有说法，难道像现在解《易》的人那样吗？所以我曾说，解说《易》须仿佛圣人的意旨，然后才可以下笔，这就是我不敢苟且的原因。”

译问：《中庸》只论述“诚”，而《论语》却从未提及“诚”，这是什么原因？答：《论语》教导人，凡是说到恭敬、忠信，都是为了求取仁德、增进道德的事情，这些无不是“诚”的体现。《论语》向人展示进入大道的门径，《中庸》则阐述大道的极致。因为《中庸》是子思传授大道的著作，如果不正面阐述大道的极致，那么道就不明晰。孔子很少谈论的，孟子常常谈论，道理也是这样的。

《易经》说：“君子以恭敬来使内心正直，以义理来使行为方正。”竭尽诚心而没有虚伪，这就是所谓的“直”。如果将其施行于事务上，那么厚薄、隆杀（轻重缓急）一定不可改变，这就是有“方”了。敬与义本来没有两样，所主导的是敬，而义则由此产生，所以有内外的区别。其实义也是敬。所以孟子谈论义时说：“实行我的恭敬，问必有事做，不要刻意端正心志，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既然既不能忘记，又不能助长，应当如何着力呢？答：孟子本来就说：“至大至刚，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那么虽然没有刻意不忘，也不会助长。”

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刚毅。人必须能够弘大，然后才有包容。”接着谈到陈述古先生说：“大丈夫应当包容别人，不要被别人所包容。”

论述《西铭》说：河南先生（程颐）说“理一而分殊”，知道理是统一的，所以能行仁；知道分是殊别的，所以能行义。所谓分殊，就像孟子说的“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它们的分际不同，所以施行的爱不能没有差等。有人问：“像这样，那么体用果然分离成为两样了吗？”答：“用从未离开过体。且以一个人身体来看，四肢百骸都具备，这就是所谓的体。至于其作用，鞋不能穿在头上，帽子不能戴在脚上，那么从体来说，分际就在其中了。”

孟子整部书，只是要端正人心，教导人存养心性，收回放失的心。至于论述仁义礼智，就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发端。论述邪说的危害，就说：“产生于心，危害于政事。”论述侍奉君主，就想要纠正君主心中不正的地方，君主端正了国家就安定。千变万化，只说是从心上来的。人如果能端正心，那么事就没有什么难办的了。《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根本只是正心诚意罢了。心得到了端正，然后才知道本性是善的。孟子遇到人就讲性善，欧阳修却说圣人的教化，人性不是首要的。欧阳修在论列是非利害、文字上都能处理得当，但在本性这一方面完全没有见解，所以说不通。人性上不可增添一物，尧舜之所以成为万世的法则，也只是顺应本性罢了。所谓顺应本性就是遵循天理。外面使用计谋权术，即使建立了功业，也只是人欲的私心，与圣贤的作用天地悬隔。

罗仲素问张横渠说：“气质之性是怎样的？”答：“人所禀受的资质固然有不同，但如果论其根本，则没有不善的。因为一阴一阳叫做道，阴阳无不善，而人接受它而生存。然而善是常态，有时也会有恶。就像人生下来，气得其和就安乐，人得了病，因为气不和就反常了。常态就是性，这就是孟子说性善的原因。横渠说气质之性，也说人的性有刚柔缓急、强弱昏明的区别，不是说天地之性就是这样。现在水清澈是它的常态，至于浑浊则是泥沙混杂了。泥沙去除后，它的清澈依然如故。所以君子对于气质之性，一定有办法改变它，这就是澄清浊水以求清澈的道理。”

对罗仲素说：“现在的学者，只是因为不知道做学问的方法，又不知道学成后有什么用，这件事体重大，必须曾经下过功夫，才知道不容易。所谓学者，是学习圣贤所做的事。想要做圣贤所做的事，必须听闻圣贤所获得的大道。如果只是想要博通古今，写文章，做个忠信诚实、不做不义之事的人罢了，那么古来这样的人不少。但如果认为这样就是闻道，那是不可以的。且如东汉衰败时，处士、逸人以及有名节之士，当世闻名的人很多。看他们的作为，用古圣贤之道来要求他们，则完全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于道最初就没有听闻的缘故。现在的学者，平时就说：‘我应当做古人所做的事’，一旦有事到手，就处置不了。大概他们所学，以博通古今、写文章，或者立志忠信诚实、不做不义之事为满足，而不知道必须闻道，所以会这样。由此看来，学习而没有闻道，就像不学习一样。”

对罗仲素说：“《西铭》只是阐发一个事奉天地的道理。所谓事奉天地，就是遵循天理罢了。”

对罗仲素说：“我曾经有几句话教导学者读书的方法，说：‘用身体去体验它，用内心去验证它，在幽闲静一之中从容默会，在书言象意之外超然自得。’这大概是我所做到的就是这样。”

仲素问：“尽其心者，知其性，什么是尽心？其中的道理是怎样的？”答：“还没说到尽心，必须先理会是心是什么东西。”又问：“心这个东西，明白洞达，广大静一，如果体会得了然分明，然后才可以谈尽。没有理会得心，尽个什么？能尽其心，自然知道性，不用问人。大抵必须先理会仁作为道的道理，知道仁……”

译这样就能认识心，认识心就能认识性，这三者起初并没有区别。”横渠撰写《西铭》，也不过是要求学的人去追求仁罢了。

译听说正叔说：“古代的读书人，四十岁才出仕做官，在未出仕之前，二十多年可以全力致力于学问，没有其他营求。所以人的才能得以成就，可以任用。现在的读书人，十四五岁以上就开始学习写文章，谋求官职，哪里曾经有意做自己的学问？那些不学习的人，一旦授予官职，让他侍奉君主、治理百姓、处理事务，他们的成效不如古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如今在仕途上的人，大多平庸低下，不值得称道。因此（黄氏东发说：‘按此极中时病，士大夫宜反求其所学’）。”

读书人如果不把恭敬当作要事，就没有用心的地方。专一叫做敬，无所适从叫做一。

文集

承蒙示下高文，用意精深，更加看出好学之笃实。养气的方法，如同治理禾苗一样，舍弃而不耕耘，就有稂莠伤害禾苗；帮助它生长，就会拔苗助长而枯死。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如果不舍弃而耕耘，那么应该怎么做呢？与那些帮助它生长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似是而非的地方，体会的人尤其应当谨慎选择。又说：“反诸身者，反求诸身也。”大概万物都具备于我，不是从外面得到的，反求自身罢了。反求自身而达到诚，那么利人的事就不值得称道了。又说：“生之谓性，没有过错。”告子论“生之所以谓之性”，就错了。老子的有无，佛家的色空，大概是用来阐明天下的深奥道理，并不是有人物的差异。老子认为有生于无，又说“有无相生”，这是不知道有无是一致的。《正蒙》说万象是太虚中所见的物，那么物与虚不相依存，最终陷入佛家以山河大地为见病的说法。山河大地，正是指物而言的。如果说指物而言是可以的，那么佛家见病的说法就不值得非议了。这与佛家以心法起灭天地，更应当探究所谓“心法起灭天地”的宗旨，不容易用一句话来攻击它。再详细品味一下如何？如果有未尽之处，不要吝惜疏略地示下（与杨仲远书其三）。

克己，就是扬雄所说的“战胜自己的私欲”。反求自身而达到诚，就常常体现而充足，没有什么需要克的。所以前信论述“反身”与“克己”意义不同。再详细考证，告子“知道生之谓性”，而不知道“生之所以谓之性”，所以错了。“非生之谓性”有两种说法，只是告子没有通达罢了（其四）。

诸子的学问，折服于圣人，如同望洋兴叹，他们的辩驳自然屈服。儒佛的争论，达到极致，那么所差的只是毫厘罢了。它的义理难以知晓，而且言辞善于逃避，不操戈入室，不容易攻击。即使是横渠的博辨精深，还不能使他们屈服，成为城下之盟，何况其他人呢？搁置不论也可以。重要的是深造而自得，那么他们的辩驳自然显现。近日治经读史如何？居家既然不被外事淹没，想必精到。如果有论议寄来，是幸事（其六）。

圣人，是人伦的极致。难道与人有什么不同吗？尧舜之道，就是孝悌，不过是行止疾徐而已，都是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喝水饿了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非是道。譬如，没有不饮食而知道味道的。推而求之，那么尧舜与人相同，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实行这个道的人，必须先明善，然后知道如何为善。明善在于致知，致知在于格物。物的数量多到万种，那么物大概有不可穷尽的。反求自身而达到诚，那么天下的物都在我身上了。《诗经》说：“天生众民，有物有则。”凡是形色具备于我身的，无非是物，而各有法则。反求自身，那么天下的理就得到了。由此而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参天地之变化，法则就不远了。进入德之门，有应当先传授的，有后倦的，顺序不可违背。如果洒扫应对，就是门人小子应当先传授的，如果在成人之后还让他们做，那么可能会倦了。然而圣人所说的性与天道，难道曾经离开洒扫应对之间吗？开始的时候，就以此而学习；结束的时候，不离开此而道。后倦的，都是由之而不知的。所以说：“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我所听到的就是这样（答李杭）。

伊川先生在时，世人的迂怪之论都归之于他，以为讪笑。现在他去世了，士大夫尊信他的学问，逐渐增多，实在不可理解。先生的语录流传越来越广，其中记录颇有失真的。我想收集，删去重复和可疑的。您幸好闲居无事，可以广泛寻访，恐怕有遗失。听说朱教授在洛中所传颇多，康侯都有。等寻便以书信询求，异时再互相校对，稍加润色，共成一书以传给后学，不为无补。先生门下所存的只有我们二人，不得不承担责任（与游定夫其六）。

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道至就知止了。这是顺序。大概格物是为了致知，格物而至于物格，那么知道的人就至了。所谓止，就是其至处。从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而都以诚意为主。如果没有诚意，即使有道，也不能实行。所以《中庸》论述天下国家有九经，而最后说“

译那么，为什么所推行的道理是“一”呢？不过是“诚”罢了。大概天下国家如此宏大，没有不真诚就能使之感动的。然而，如果不格物致知，又凭什么能够知晓其中的道理呢？《大学》所论述的诚意、正心、修身、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其根本就在于推究事物之理罢了。如果说心意真诚就足以平定天下，那么先王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就都成了虚设的器物了。所以明道先生曾经说：“具备了《关雎》《麟趾》那样的诚意，然后才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正是说的这个意思。（与学者其一）

译学习之道荒废已经很久了，偏颇、邪僻、诡辩的言论充斥天下，读书人沉溺于他们所习惯的旧习，只是盲目地行事罢了。我曾经考察过，周代司徒以智、仁、圣、义、忠、和这六德来教化万民。仁与圣，孔子都不敢自居，而先王却用这些来教化万民，大概是因为天地万物本性相同，没有圣贤与智愚的区别。所以颜回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孟子也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所以求学的人必定以圣人为老师，就像射箭的人把天鹅挂在箭靶上作为目标一样。司徒用仁、圣来教化百姓，大概也是取那把天鹅挂在靶上作为目标的意思吧。然而仁之所以为仁，圣之所以为圣，必定有内在的根据。求学的人不知道仁、圣之所以为仁、圣的根本，即使有学习，也如同空虚的器具一样。世上议论的人认为仁就是爱罢了，大概是没有深入探究孔子的言论。如果知道了孔子关于仁的言论，那么圣也就随之可知了。

学习开始于获取知识，终结于知道界限而止步。获取知识在于探究事物，事物本来是无法穷尽的。反省自身而达到真诚，那么天下的事物就都在我身上了。《诗经》说：“上天生育众民，有事物就有法则。”凡是具备在我身上的形体和色彩，没有不是事物的，而且各自都有法则。眼睛对于颜色，耳朵对于声音，口鼻对于气味，接触外界而不能逃避的，必定有其原因。知道它体现于事物而不可遗漏，那么天下的道理就掌握了。天下的道理掌握了，那么事物与我合一，没有谁能扰乱我的思虑而怀疑我的意念不真诚呢？由此而通达天下的志向，分类万物的性情，辅助天地的化育，那法则就不远了。那么他的知识能不称为至极吗？知识达到了极致，就应当有所止息。比如四方万里之远，如果没有止息的地方，那么将归于何处呢？所以只看到他的进取，没看到他的止息，这是孔子所惋惜的。古代的圣人，从诚意正心到平定天下，其道理只是一个，所以能融合内外之道。世俗儒者的议论，认为高明是用来修养自己，中庸是用来对待他人，割裂了内外，区分了内心与行为，他们的错误就在这里。所以我私下认为《大学》是求学者的门径，不通过这门径而想望其堂奥，不是我所能理解的。萧君欲仁，是立志求学的人，抄录《大学》一篇给我看，请求我写几句话题在后面，他的意思大概不是随便的，所以姑且为他阐发一下。如果在这方面尽心，那么圣人的庭院门户就可以稳步进入了。欲仁，你要努力啊。

学士廖用中先生刚（以下门人）

廖刚字用中，顺昌人。年轻时跟随陈莹中和杨龟山学习。崇宁五年考中进士。宣和初年，从漳州司录调任国子录，提拔为监察御史。蔡京掌权时，他上奏议论毫无避讳。因为父母年老请求外放，任兴化军知军。钦宗即位，以右正言召还。遭父亲丧事，守丧期满，任工部员外郎。因母亲生病回家。绍兴元年，盗贼在邻近郡县起事，官吏全都逃跑了。部使者发公文命令廖刚安抚平定，廖刚派遣长子廖迟去晓谕盗贼。盗贼知道廖刚父子讲信义，也散去了。任本路提点刑狱。不久召任吏部员外郎，升任起居舍人，代理吏部侍郎兼侍讲。任给事中，遭母亲丧事，守丧期满，再次拜任给事中。上言江淮军事防备不如屯田，可以免除等待供给和转运粮饷的祸患，写了三篇文章进献。当时朝廷追究章惇、蔡卞误国的罪责，追贬他们的官职，并诏令他们的子孙不得在朝廷做官。于是章杰从郎中出任婺州知州，蔡仅从大府丞提举江东茶盐事。廖刚封还诏书，说这样做难道足以显示惩戒吗？有旨意全部授予他们祠禄官。升任刑部侍郎，请求外放，任徽猷阁直学士，知漳州。漳州风俗奢侈靡费，丧葬嫁娶超过制度，廖刚制定条约晓谕他们。遇到日食求言，廖刚请求确立建国储君的名号，布告内外。以后即使有百个儿子也不再更改，才可以承受天意，显示大公。高宗读后十分震惊，诏拜御史中丞。上奏说：“我的职责是纠举奸邪，应当致力于大体。如果搜集细枝末节，不是我的本心。”又上奏经费不足，盗贼不止，事功不立，命令不信服，以及士兵骄横、官员冗杂的弊端。当时各位将领依仗功劳希望得到恩宠，所请求的多是废除法令，廖刚随事论列，多达四五次。各位将领肃然起敬。郑亿年与秦桧有勾结，于是得到美官。边疆战报传到从官，在都堂集会，廖刚对郑亿年说：“你用全家百口担保金人，现在他们已经背约，有什么面目在朝廷呢？”于是公开列举他的罪恶。郑亿年奉祀离职。又请求起用有德望的旧相，安置在近藩。秦桧听说后说：“把我置于何地呢？”改任工部尚书，由王次翁代替他的职务。王次翁弹劾廖刚推荐刘昉、陈渊结为朋党，以徽猷阁直学士身份提举亳州明道宫。第二年退休，于绍兴十三年去世。著有《诗经批注》《性理小学集注》，学子称他古溪先生。儿子四人：迟、过、遂、遽，都担任过地方长官，当地人号称万石廖氏。

宗正陈知默先生渊

陈渊字知默，初名渐，字几叟，沙县人。陈莹中的从孙。陈渊最初在程门受业，比陈莹中更早。后来也跟随杨龟山学习，与罗豫章为友。杨龟山称赞他深识圣贤旨趣，把女儿嫁给他。在任余杭知县时，曾经送他南归，诗云：“几年梦想到

译父母在堂，自己却追随行云万里飞翔。苕水之游未尝不同于沂水之上的快乐，春风之中不负舞雩而归的志向。绍兴五年，近臣廖刚、胡寅等人推荐他担任枢密院编修官。丞相李纲看重他的品行，与他结为布衣之交。到了这时，李纲担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征召他担任制置司机宜文字。绍兴七年，皇帝下诏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因胡文定、安国推荐，被召入对答，改任官职，赐进士出身，授任监察御史，升任右正言。入朝对答时进言说：“近年以来，恩惠过于泛滥，赏赐过于丰厚。”又论述程颐、王安石学术上的同异。高宗说：“杨时的学问，能够尊崇孔孟，他对三经义理的辨析非常恰当。”回答说：“杨时起初尊崇王安石，后来拜程颐为师，才醒悟到王安石学说中的错误。”高宗说：“观看三经义解，完全可以看出王安石穿凿附会了。”回答说：“穿凿附会还算小错，至于道的根本源头，王安石没有一处不错。”皇上说：“怎么说呢？”回答说：“圣贤所传承的，只有《论语》、《孟子》、《中庸》。《论语》以仁为核心，《中庸》以诚为核心，《孟子》以性为核心。王安石都未能明白这些根本。仁道极其广大，《论语》中随问随答，用爱人来回答樊迟，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王安石却把爱当作仁。他谈论《中庸》，则认为《中庸》是用来接待他人的，高明是用来修养自己的。《孟子》七篇专门阐发人性本善，而王安石却采纳扬雄善恶混杂的说法，甚至说无善无恶，又沉溺于佛学，这离本性太远了。”于是议论和议，希望以和谈作为停止战争的权宜之计，以战争作为坚守和谈的手段，奏章五次上呈，言辞更加直切。秦桧厌恶他，他又上疏弹劾秦桧的亲党郑亿年，秦桧更加愤怒，于是解除他的言官职务，改任宗正少卿。因何铸弹劾而被罢免，管理台州崇道观。绍兴十五年去世，著有《默堂集》三十卷（见《闽书》、《道南源委》、《宏简录》）。

译朝请林朝彦先生宋卿

林宋卿，字朝彦，是仙游人。崇宁五年考中进士，与廖刚一同拜见陈了翁，接受陈了翁的教导。陈了翁说：“头项要挺直。”宋卿听后立刻领悟，受益良多。他又曾跟随杨龟山学习，被召试担任秘书省正字，外放担任恭州知州。当时边防将领多因开拓疆土而蒙受赏赐，泸南帅司因此奏请开辟溪费州，设置一州二县。宋卿上疏认为不可行，徽宗下诏停止这项工程。杨龟山听说后说：“朝彦真是百炼钢啊。”当时尚书省命令夔路征收十万匹绢作为燕山军队的军需，宋卿说：“夔门地势极其险要，人心容易动摇。”这件事于是作罢。他又请求免除恭州百姓拖欠的二十万八千余缗钱和十五万四千余石米。他领取俸禄，凡是不在俸禄法令规定范围内的，一丝一毫也不取。当地百姓绘制生祠供奉他。靖康年间，他寄居在涪陵的朝亭，每天与当地士大夫唱和诗词，自得其乐。涪陵人认为宋卿的才学、出处与黄太史前后辉映，因此称他为“小涪”。尹和靖见到他说：“溪费一奏，都是从涵养正气中得来的。”他向张浚推荐宋卿，征召他担任参谋军事，宋卿极力推辞。建炎三年，凭借涪陵知州王择仁及河北帅臣的推荐，担任湖南帅司参议。张浚在江上巡视军队，想征召他担任宣抚判官，他不就任。等到张浚回朝，首先推荐他，宋卿蒙受召见，请求担任祠禄官，最终官至朝请大夫（出自《莆阳文献》《闽书》《道南源委》）。

运判卢公圭先生奎

卢奎，字公圭，是邵武人。在太学读书时，撰写《毋我论》，被众人推崇，号称“卢毋我”。在杨龟山门下讲学，所论述的仁以及忠恕一贯的道理，都确切而有意味。在政和年间考中进士，官至江西转运判官，著有《笔録》十卷（出自《道南源委》《闽书》）。

主簿萧子庄先生顗

萧顗字子荘，是浦城人。天资朴实，少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母亲去世，他在墓旁结庐守孝，出现了灵芝的异象。与李郁、陈彦、罗从彦一同在杨龟山门下受业。曾回复友人书信说：“士人所立志的，除了仁义还能做什么呢？仁一定要熟透，义一定要精纯。仁熟透了，那么在仓促匆忙或颠沛流离时也不会违背；义精纯了，那么就能利用它来安身，从而使德行崇高。”后来因多次科举考试而得官，担任清流县主簿，任职一年便回家，在乡里闲游。朱韦斋曾以师礼侍奉他（出自《道南源委》《闽书》）。

陈先生好

陈好初名豪，是晋江人，在杨龟山门下受业，后来在太学读书，与陈东一起上书挽留李纲，陈东被杀后，他改名游历琼州，就在那里安家（出自《闽书》）。

提刑黄用和先生锾

黄锾字用和，是浦城人。政和五年考中进士，跟随杨龟山学习，很受器重。等到担任工部侍郎，皇帝想抬高他的才能，多把事务委托给他。恰逢各地发大水，巡视官员迎合部使者的意图，大多不据实上报。黄锾独自减免田租十分之八，使者发怒，加以讥讽责备，最终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定。再次调任西安县丞。靖康初年，李纲宣抚河东，征召他担任幕僚。高宗朝，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首先陈述七件事，深受嘉奖采纳。一天，皇帝询问孟子与齐梁国君问答的说法，黄锾回答词义敷畅。高宗说：“你可谓是不讲尧舜之道就不在君王面前陈述。”于是告诫他说：“黄锾论述人君治国的事情很详细，应当让他担任谏官。”有人从中阻挠，他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请求担任祠禄官回家。黄锾在御史台任职不过数月，风骨节操凛然，士大夫推崇他的贤能，天下传颂他的正直。著有奏议杂着《论语类观》《唐史笃論》，共二十卷（出自《建宁府志》《道南源委》《通史》）。

廖仲辰先生衙

廖衙字仲辰，是将乐人，杨龟山的侄女婿，擅长写诗，议论深得杨龟山的精髓，但寿命不长。

学士江全叔先生琦

江琦，字全叔，是建阳人。宣和三年考中进士。文学品行在当世知名，跟随他学习的多是德高望重之人。深入思考春秋之学，著有《春秋经解》三十卷，《辨疑》一篇。杨亀山见到后称赞他。又著有《语孟说》各五卷。担任永州学教授，历任官职至宣教郎，最终官至徽猷阁学士（出自《建宁府志》《道南源委《闽书》）。

参议章希古先生才邵

章才邵字希古，是崇安人。凭借父亲章胤的恩荫补官。年轻时拜见杨龟山先生，先生教导他熟读《论语》。才邵玩味其中道理并亲身践行，世人称他为笃实的君子。历任贺州、辰州长官，改任荆湖北路参议官。

杨遵道先生迪（以下家学）

杨迪字遵道，是杨龟山的儿子。幼年就能努力学习，成年后更加贯通古今。孝顺友爱，温和平易，内外没有非议。平时没有喜怒之色，到了别人困乏时则乐于行善。与人辩论，提纲挈领，条分缕析，发掘微言大义直至极致，如冰消瓦解般透彻，听者钦佩耸动。退下来观察他的私下言论，好像不能出口，大概是不亲身实践，就不轻易发言。他怀抱经书游历伊川之门，以渺小少年的身份，同门之士都拱手推崇他为先。伊川先生稍微认可并雅量器重他。曾回复杨龟山的信说：“令郎好学，美好的资质将成就远大的器量，他在《易经》、《春秋》方面尤其精通。”朱韦斋撰写墓志铭说：“我不曾认识先生，自从来到闽中多与杨龟山门下的士人交往，偶尔谈论近代学者，到了先生这里，都说我不如他。”官至奉议大夫（出自朱韦斋先生撰写的墓志铭略）。

杨仲逺先生敦仁（以下交友）

杨敦仁字仲逺，是将乐人。元佑

译考中三年进士。龟山先生回信说：“收到您惠寄的书信，说您能不被世俗所改变，这确实是我微薄的心愿。正道废弃已有一千年，读书人沉溺于异端邪说的习气已经很久了。立志追求道的人，如果不是对善有明确的见解，意志坚定，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世俗的影响而改变，这种世俗习气对人的侵蚀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仅仅是外表上排斥利禄、声色，不做流俗中诡诈多变的行为，就认为是不被世俗所改变，那么对于求学的人来说，这还不足以称道。希望您努力。”又说：“为了完善自我而学习，正好像饥饿口渴对于饮食一样，并不是因为外在有什么令人喜悦的东西。如果不饮食，那么饥饿口渴的病症必然会导致死亡。人如果不学习，就会丧失本心，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人。然而古代善于学习的人，必定先知道所应达到的境界，知道所应达到的境界然后才可以循序渐进。迷茫不知方向，却想要达到圣贤的境界，大多会看到其困难了。”又常常与他来回讨论涵养正气、克制私欲的学问，以及佛老等异端学说的错误。（《闽书》杨龟山先生文集《延平郡志》）

译宣教郎翁好德先生邵

翁邵，字好德，是顺昌人。起初名叫醇，笃信并喜好古学，学识渊博且擅长写文章。元丰八年考中进士，被调任为崇安县尉。当时刘韐还是平民百姓，翁邵以对待国家栋梁之材的礼节来对待他。后来升任福清县丞，廉洁谨慎，品行端正。当权者听说了他的名声，想要招揽他。公文传到公堂，翁邵仍指责其苛刻。翁邵拂袖而去，脸上流露出弃官的意图。发公文的人感到羞愧后悔，委婉地安慰安抚他。不久后，翁邵因病回到家乡。县令俞伟大力兴办教育，恳请翁邵担任主讲师，翁邵坚决推辞不出任。友人杨龟山写信反复劝导，翁邵不得已才答应。几个州的学子背着书箱像云一样聚集而来。官职做到宣教郎。另外，杨龟山先生曾经写信给他说：“我愚笨没有可取之处，加上年纪轻，把您当作前辈，每每承蒙您的眷顾，进而成为执友之交。这哪里值得担当呢？自认为在正直、诚信、多闻方面的益处，从您这位长者身上得到的很多。”（《延平府志》《杨龟山先生文集》）

审律吴国华先生仪

吴仪，字国华，世代是延平人。从小志向坚定，勤奋学习，年老更加不懈怠。六经和百代以来的书籍，没有不研究的，深入探求，广泛汲取，自信而不怀疑。尤其精通《诗经》和《易经》，都有成熟的学说。晚年更加潜心于象数音律之学，自成一家。崇宁五年，朝廷下诏征求天下被遗漏的人才，地方使者推荐先生应诏，先生推辞不去。后来敦促逼迫他，他才乘坐驿车上路，被授予将仕郎、太晟府审验音律的职务。不久，太晟府被撤销，先生也浩然归隐，不再出仕。先生为人刚毅笃实，洞察人心，并且褒善贬恶，毫不宽容。他侍奉父母以孝顺著称，结交朋友以道义闻名。曾经在橘溪之上垂钓，有时在松林小径、竹林深处边走边唱歌，没有人能窥探他的边际。杨龟山先生撰写先生的墓志铭说：“吴氏以学问品行在乡里闻名的人有三位，一位叫吴及之，一位叫吴熙字季明，而审律先生是其中一位。在嘉祐、治平年间，士人正以声律对偶的文章在世上争名，而这三个人却独自切磋，以穷究经学、效法古人为务，不从事科举，退居家中养老，好像打算终身如此。后来季明因为经学品行被征召但不赴任，被授予某官职，而审律先生晚年也出仕，只有及之老死在平民身份。我把这三个人看作前辈，而年少时得以跟随审律先生交游，关系最深厚。”另外，杨龟山曾经与先生反复讨论王氏之学，曾在先生的钓台题字以及咏归堂作诗。豫章罗氏曾经师从先生，自号审律，学者称他为审律先生。（《闽书》《杨龟山先生集》）

吴季明先生熙

吴熙，字季明，博学且磨砺操守，与哥哥吴国华齐名，当时被称为双璧。有人跟随他谈论道义、评析文章，他倾心吐意，如果用人情势利来谈论，他低头不回答。元祐年间，陈瓘（字莹中）因为兄弟二人的学问品行向郡守推荐，延请他们到学宫给诸生讲经，并推荐给朝廷，被征召但不赴任，被授予某官职。（按《道南原委》记载得到征召前往京城，这里依据《杨龟山先生文集》）

杨先生希旦

杨希旦，是将乐人，从小以文章品行闻名，多次科举不中，退居家中养老，以诗书自娱，敦厚朴实，平易自然，俨然有长者的风范。杨龟山先生说：“我曾经侍奉先生在闲暇之时，美好的言论和德行，饱听熟见，又为他文集作序，说他的诗文清切平易，不崇尚雕琢。”（《闽书》《延平府志》）

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

广平府知府李清馥 撰

○文肃游广平先生酢学派

谢上蔡先生说：“从前在二程门下，明道最喜爱游中立，伊川最喜爱谢定夫。观察他们两个人的气象，也很相似。又前代儒者曾经评论程门的高足弟子，传承其学派的只有杨龟山最为兴盛，其次是上蔡谢氏。现在考察先生门徒所传承的，没有详细记载，仅记录一二人。考察简肃黄公的母亲游氏，是文肃公的妹妹，常常嘱咐简肃把舅舅当作老师来效法。简肃小时候，文肃特别喜爱他的厚重，现在记录附在学派之列。”再考察《志乘》，游、朱、蔡、刘四大家族，是崇安的老族。游氏世代有隐德，游执中是定夫先生的族父。杨文靖公为他写墓志铭，称赞他品行修养好、学问丰富，读书追求心领神会，自己获得成就，教导门徒，大概不是平庸的口耳之学。当时定夫与龟山继承伊洛之学，而执中也卓然自立，开创了游氏家学的先河。后来少监以及文靖、文清，又与紫阳（朱熹）、南轩（张栻）讲学切磋特别深入，大概是潜德的光辉，越久越茂盛了。

文肃游广平先生酢

游先生名酢，字定夫，是建阳人。与哥哥游醇都以文章品行闻名，所交往的都是天下的士人。伊川先生因为事务到京城，一见便说他的资质可以适合大道。当时大程子（程颢）任扶沟县知县，偕同弟弟伊川正以倡导兴办道学为己任，设立学校聚集县中子弟教育他们，于是召请先生让他负责学务。先生欣然跟随他，得到他的微言大义，于是尽弃以前的学问而学习道学。元丰六年考中进士，调任越州萧山县尉。县里有十余年未能决断的疑难案件，先生代理县务，一问便得到实情，释放了当事人。因为侍臣推荐，被召为太学录，任命为博士。因为奉养父母不便，请求任河清县知县。范忠宣公判理河清，以对待国家栋梁之材的礼节对待他，调任颖昌太守，征辟先生为教授。不久回朝，又掌握枢要，就任命先生为太学博士。不久忠宣罢政，先生也请求外放，授予齐州判官。遭遇父亲丧事，服丧期满，调任泉州签判。徽宗即位，召任监察御史，外放任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