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七

译为熊氏文集作序，有“确立纲常，关乎世教，继承统绪”的赞誉（此处许公怀疑他是鲁斋公的后学，辨析见下文）。史书称陈氏尊崇听闻、阐发言论，巍然成为朱学正宗嫡派，其出处的高尚风范与刘静修、文文山、谢叠山、胡庭芳同出一辙。福建元代学术，以这两位先生为首倡。再如熊公勿轩等前代哲人，叙述多归于宋代，考察邵氏续写的《宏简录》，将熊公补列在元代儒者之中，大概是因为各位老辈凋零而先生如存硕果，且一代的风教必有一两位师表作为典型倡导，虽然他是宋代的遗民，但实在是元代的文献代表，所以特别表彰并列出他。至于丘氏富国，也从学于辅氏，同为宋代的遗民。再如我辑录福建元代学派，只有熊、陈、丘氏得到辅氏之学以延续其绪，现在续考熊公自述在浙江受业于刘敬堂，考察刘敬堂即金仁山先生，可见熊公也承继了金华三子的传授。莆田林氏以辨析父子关系著称，也都依次承继瓜山潘氏、复斋陈氏的派别，使朱学一脉相传，赖以不坠。又泉州南部有傅定保、卢琦等几位先生，一时为师，除此之外寥落无闻，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刚正直方之气在伪学党锢的余威下受挫，而秉持道义、怀抱德行之人因此长期隐遁山林，韬光养晦，即使有授徒讲学，也荒略姓氏而不著录，难道是当时执笔叙述的人大多缺失而不记载呢？还是学术升降盛衰的征兆，有断绝有延续，本来就有其时运呢？唉，先生生于末世，距离朱文公的时代已有一百多年了，老成凋谢，独自坚守典型，改朝换代后怀抱道义隐居空山，修明六经，毅然以传承斯文为己任，至今仰视洪源书堂，巍然与沧洲、云谷并峙而长存。先生平生著作，全部秉承朱文公的家法，对《易》《诗》《书》《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有集义之作，又有《三礼通解》。他撰写《三山五贤祠记》，确实尊崇五位先生，安排各位贤人的位置并决定其进退，持论坚卓不涉游移，尤其显示出对道统的谨慎。又论述孔庙祀典，至今多实行他的说法。他撰写《文公书院记》，详尽阐述全体大用之学，并推求晚年充养于大本大原之地，追溯延平李氏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体验真切的功夫，最终以敬贯动静为宗旨，认为圣人复起也不会改变此言。呜呼！先生叙述朱文公之学，即是先生精诣造道之学。先生师承确有渊源，数十年不求闻达，他扶持世教、继往表微的功绩深远啊。曾读先生送胡庭芳的序，说从前游历浙江，因受业于敬堂刘先生，得以听闻朱文公晚年与勉斋黄先生、潜室陈先生论学的宗旨，然后才知道朱文公之学与世人所说的不同。由此观之，先生在刘先生传授之际，渊源卓著。刘先生已详细考察本末，另记附后。再查考，先生雅志绍先，不在鲁斋、草庐、白云等先生之下。现在许吴白云已从祀庙庭，我私下检阅遗史，如先生与胡公一桂、胡公炳文、陈公公栎、熊公朋来、吕公大圭、邱公葵的出处，都有本末可考。他们纂述有关名教，补苴有功经学，似乎都是祀典不可缺的人，尚有待于后世贤者表章云。

译熊勿轩先生传

熊禾，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是建阳人。他是钱公的第十六代孙，世代居住在鳌峰山的南面。他少年时就能写文章，立志研习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学问，寻访朱熹的门人辅广并跟随他学习。他在宋度宗咸淳十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寜武州司户参军。宋朝灭亡后，他不再做官，带着书籍进入山中，修建了洪源书堂，跟随他学习的学生有几百人。当时的许多士人，如胡庭芳、刘省轩、詹君履等，都跟随他学习。他们每天用周公、孔子的学说在朱熹的著作中互相切磋砥砺，坚信并践行这些道理。后来他回到故乡的山中，又创建了鳌峰书堂，将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五位贤人视为道统的正统，祭祀他们以配享先师孔子，而邵雍、马光祖则不在祭祀之列。起初，谢叠山听到先生的名声，从江西前来拜访，等到会面时，两人共同倾诉宋朝灭亡的悲痛，抱头痛哭，于是互相讲论孔夫子的道理。而胡公庭芳向来精通《易经》，从江西带着道统理念前来拜访，两人互相切磋研讨达十七年之久。先生曾说，秦汉以后，天下之所以没有好的治理，是因为儒者没有正确的学问。儒者之所以没有正确的学问，是因为六经没有完整的书籍。考亭朱熹集正学之大成，他一生的精力都用在《易经》上，《四书》和《诗经》只是完成了草稿，《尚书》刚开始撰写就未能完成，即使是九峰蔡沈也未能充分阐发其主旨。《三礼》虽然有通解，但缺失且未补全的地方还很多。至于勉斋黄榦、信斋杨复，虽然粗略完成了《丧礼》和《祭礼》两书，但因传授受损，更加精微的意旨竟然无人能接续。至于《春秋》，不过是阐发其大义罢了，难道不是等待后来的学者来完善吗？战乱之后，学生离散，文集毁损。先生早年完成了《春秋通解》一书，又遭火灾损毁，加上自己年老体衰，《易经》、《诗经》、《尚书》刚刚整理就绪，《春秋》更加需要重新编纂，那么皇帝、王、霸的道理也就大致完备了。只有《三礼》是朱熹与门人历经三代都未能完成的著作，而且《周官》六典原本并不缺失，应当恢复其原貌，而《仪礼》十七篇甚至想要各自附会《礼记》的传义作为开端。胡庭芳应当分担这个责任，以完成我的心愿。后来胡庭芳竟然修撰《仪礼》但未及成书就去世了，福寜的陈益方接续完成，编为《礼编》。先生曾选取朱熹的著作，挑选其中最精要的部分编成一书，名为《文公要语》，并将邵雍、张载、吕祖谦以及朱熹门人的学说作为附录。又编写了《小学集疏》、《大学》、《尚书口义》，共三十卷。现在流传于世的有《春秋通解》、《大学广义》、《易讲义》、《书说》、四书标题、《三礼考异》、《经序学解》。先生曾修葺考亭书院并为之作记，后来有人向草庐吴公请求为考亭书院作记，吴公听到先生所作的记，便抚额感叹道：“江南有人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先生关于孔庙祭祀典礼的论述，后世多采纳他的意见。（据《闽书》、《道南源委》、《历代名儒传》、《续宏简录》、《家传》、《行状》）

熊勿轩先生文

《考亭书院记》说：周朝东迁而孔子出现，宋朝南渡而朱熹诞生，这是世运升降的关键时刻，上天必定安排大圣大贤来承担，因为三纲五常之道寄托在他们身上。道有统绪，伏羲、轩辕时代遥远了，从陶唐氏到现在六十二个甲子，孟子历数道统的传承，作为帝王的一千五百多年，那么尧舜禹在冀州，汤和伊尹在伊亳，文王武王周公在岐丰。从此以后，作为霸主和强权的两千多年，所寄托的道统仅如此，儒者几乎无法向后世交代。唉！如果没有孔子的六经，五帝三王的道就不传；如果没有朱熹的四书，孔子的道就不显著。人心没有主宰，利欲支配世界，难道有尽头吗？《孟子》七篇的结尾，之所以接近圣人的居所，而尚且评论那个时代，难道没有所感吗？唉！从朱熹以来，又一百多年了。建立考亭书院，比照鲁国的阙里，最初名叫竹林精舍，后来改名为沧州。宋理宗表彰朱熹的学问，让朱熹配享孔庙，才赐给书院匾额。学生们世代守护他的学问，深知朱熹的学问，是圣人全体大用的学问。根本在于身心，就是德行；施行于国家天下，就是事业。其本体有健顺仁义中正的性，其作用有治教农礼兵刑的器具。其文献有《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经》、《诗经》、《尚书》、《春秋》、《三礼》、《孝经》、图书、《西铭》、《传义》以及《通鉴纲目》、《近思录》等书。学者学习这些就够了。现在只知道诵读学习朱熹的文章，而体用之学却未曾探究，这能叫善于学习吗？何况说体悟其全体而运用其大者呢？朱熹在考亭时，门人蔡渊曾说：他晚年闲居在大本大原之地，充养敦厚，人们无法窥探其边际。大概他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早就在延平李先生那里听闻师说，体验已熟。虽然他对学者所说的不止一端，而“敬”贯穿动静的主旨，圣人复起，也不会改变这话了。唉！这是古人传授的心法，世上沉溺于口耳之学的人，哪里足以窥探其精微呢？朱熹修撰《三礼》，从家乡到邦国，王朝的大纲小纪，详略法则，都托付给门人黄干，并且说：如果要用它，固然应当穷尽天地的变化，斟酌古今的适宜，而又通晓南北的风气，减损文饰就质朴，以求其中道就可以了。如果朱熹的志向能够实现，有王者兴起，一定会来取法于此。唉！古人治理的大经大法，平时既没有素习，

译一旦面临具体事务，只关注微小的功利，视百姓为草芥，那么百姓何时才能蒙受至善政治的恩泽呢？秦人焚书绝学之后，六经没有完整的书籍。像井田制、学校制度，凡是古人治理人伦大道的器具，全都废除了。汉代还接近古代，但大的关键已经丧失了。当今天下统一，京师作为首善之地，设立贵族学校，振兴文教。朱文公的《四书》正被世人广泛采用，这难道不是世运上升的一个契机吗？邵雍观察变化所说的“善于变化的法则，帝王之道可以兴起”，用当时的情况来考察是可以的。如果真能在此追溯伏羲、轩辕以来的道统，光大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志向，上自辟雍，下至庠序，祭祀典礼和教化方法，一律以我们朱文公的训示为准则。古人全面而实用的学问，重新在天下施行，难道不从此开始吗？现在公的祠堂以文肃黄氏干配享旧典，跟随配享的是文节蔡氏元定、文简刘氏爚、文忠真氏徳秀，这是遵循建安武夷的惯例。我们朱文公体用兼备的学问，黄氏大概接近吧？其余的人都坚守公的道统，不改变辅佐公的地位，非常适宜。公在建炎庚戌年生于剑南溪，父亲吏部韦斋先生在朝廷做官。公蕴藏经世济民的大业，恰逢权奸相继掌权，郁郁不得施展，道学被世人严厉禁止，公与门人更加致力于坚苦清静。庆元庚申年公在考亭去世，十年后庚午年，边境战事兴起，又过了六十七年丙子年，宋朝灭亡。公的曾孙朱浚因死节而著名。唉！大圣大贤的诞生，其与天地化育、盛衰运势有关，难道可以用浅显的话来说明吗？孔子的六经不能在两代之后施行，而公的《四书》却在当代彰显。公的身世虽然在当时受屈，但公的道最终被后人信服，这是天命。渡过长江以来，中原的文献几乎殆尽，自从左丞覃懐许公衡倡导阐明公的学问，家家诵读他的书，人人尊崇他的道。所有用来启发君王心意、培养宰相事业，以开创太平治世根源的，都是公的余泽。

译三山郡学五贤祠记说：我在云谷南面、鳌峰下面创建了一座小精舍，中间作为孔子闲居之所，配以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其次配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有人说：朱文公在竹林精舍以六位君子从祀，先朝采纳他的做法施行于太学，推广到郡县。现在邵雍、马光二贤没有列入，恐怕不符合朱文公的初衷吧？回答说：从祀的典礼，凡是先儒对圣门有功德的人，都包括在内。至于配享先圣，如果不是道德功业言论足以得到圣统正统传承的人，不足以参与其中。这五位先生，我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至于邵雍、马光、张载、吕祖谦等贤人，本来已经在从祀的行列中了，并不是把他们排除在外。朱文公赞颂六位君子，是一时景仰先哲的盛情；而竹林祠增加延平先生成为七贤，又是为了表达他平生尊敬师承的意思。这本来各有其恰当之处，不能因此产生怀疑。癸卯年夏天，三山郡学商议创建新祠。郡博士东武人刘叔敬告诉我：郡学旧有道立堂，查旧碑大概是取“师道立、善人多”的意思。自濂溪以来，共有十五人，首先是六位君子，其次是广平游氏、龟山杨氏、豫章罗从彦、延平李侗，其次是晦庵朱氏、南轩张氏、东莱吕祖谦、西山蔡氏、勉斋黄氏。丙子年战乱之后，主管文教台谏的官员，又增加了北山陈氏、信斋杨氏、毅斋郑氏说斋杨氏、庸斋赵氏，共五人，都是朱文公的学生，这也是为了彰显此地文物的美好。但查考郡志，西山真德秀主持三山时，曾创建尊道阁祭祀朱文公，但只用勉斋配享道立堂，旧祠也只到勉斋为止。现在廉台长官恪斋严公更新创建新祠，想要恢复尊道阁的旧制，但议论的人说法不一，希望您能教导我们。我说：这座祠如果仍然叫道立堂，是为了尊崇师道而设，姑且沿袭旧制也可以。但老师和学生不应该都坐北朝南，勉斋以下的北山、信斋等贤人，都是北面接受朱文公经义的人，却奢侈地并列在南面之列，这是不可不纠正的。如果改名为尊道阁，是为了尊崇道统而设，那么祠中本来应该只限于五位先生，其他人不得参与。邵雍、马光、张载、吕祖谦诸贤自有从祀的常典，广平、龟山、豫章、延平西山诸贤则在福建邻近的郡县，各有专门的祠庙。查考礼经，本国没有先师，就合于邻国。勉斋是朱门道统的单传，不仅是三山一地的期望，不如正西向陪食之位，虽然不合于邻国，也可以。西山尊道阁的初衷，本来也是这样。当时旴江德臣李君也说：“饶州的石洞，也是以孔子居中，配以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贤人，勉斋继之。”当时曲阜孔君申卿主持这个提议，于是报告严公，首先认为妥当。于是画像立祠，改匾额为尊道。又因为我曾经参与讨论这个义理，并且嘱托我写记。恰逢莆阳史侯有刊修礼书的约定，于是没能完成这件事。接着恰逢莆阳博士永嘉宋蜀翁商议创建先贤祠，也以此问我，我援引这个理由回答，都认为妥当。但有对程颢程颐、张载座位次序有疑问的人。大概张载对于二程是表叔，端平年间从祀的典礼，张载在程颢程颐之前，竹林七贤祠与六君子赞，则程颢程颐在张载之前，两者不同，议论最终没有确定。我说：“张载的学问得自二程，撤去讲席以及平时议论，历历可考，闻道在先，本来有所受。但应当以竹林祠为正，这是学校的公论，不能与家庭的私情相提并论。”于是莆阳新祠的位置就确定了。恰逢孔君应三山士友的请求，嘱托史侯写记，深入说明尊道阁只限于五位贤人，不及邵雍、马光，是万世道统所系，只应当以此作为定论。孔君又说：“曲阜旧有五贤祠，是祭祀荀子、扬雄等贤人，现在祠已毁坏，回去应当请求衍圣公，再商议用这五位贤人替换。这不仅大明洙泗的正统传承，也能洗刷汉唐的陋习，扶持世道、建立教化，抑制邪说、尊崇正道的功绩宏大。”趁他出行的机会，极力称赞勉励他。我私下自认为山中一时的草创礼仪，或许因为莆阳、福州两郡作为开端，也是我的小小志向。忽然三山朋友来信责问，说旧祠邵雍、马光以下共十四人，都从改撤，公议的攻讦，没有不指向首议之人的，您应当如何解释？而且贤牧、乡贤两祠，也听说有所建议，如果果然如此，千万不要再说了。我深深感叹世道衰微之余，学校没有公论，竟然到了这个地步，本来可以忘记辩解，但关系到这个道统，也不可以不直言，于是申述其义理。或许有人能察知，也是学校风化的一种帮助。

敬斋铭箴跋说：查考南轩张栻的《敬斋铭》，专门以“敬”作为安顿心志的关键。大概心存在则众理具备，而万事的纲领就举起了。不是在心存之外，另外有所谓的“敬”。朱子的箴言，不过是发挥其未尽的蕴意。程子说：“约束外在，用来涵养内心。我没有见过外貌放肆，而内心能存养的人。”所以可贵的是动静不违背，表里互相端正。后来的学者，只见箴言不见铭文，只有矜持拘束，而没有从容涵养的功夫。更甚者把恭敬站立、弯曲作揖当作敬，看得敬

译文字大多死板而不鲜活。唉！圣贤的学问不被讲求，人心失去了主宰，道理乖谬、事理荒诞，世道随之败坏，这难道是小事吗？张栻《南轩集》中的《敬斋记》说：“万事具备万种道理，万种道理蕴含在万事之中，而其精妙之处体现在人心上。一个事物不去体察，那么一种道理就消亡；一种道理消亡，那么一件事就荒废。‘敬’是贯通万事、统摄万理，并成为万物主宰的东西。‘致知’是为了使这颗心明白，‘敬’是为了保存这颗心而不使其丧失。”又说：“心生生不息，这就是‘道’。做到‘敬’就会生机勃勃，生机勃勃那么邪恶怎么能够停止呢？懈怠就会放纵，放纵就会陷入死寂。”这是千古圣贤传授心法的精妙之处，求学的人应当深入体悟并多次反省啊！

译送胡庭芳序说：南宋南渡之初，武夷文定公胡安国前往行在（临安），有人以程氏之学盛行来进言，胡公便神色凝重地说：“我正担忧程氏之学未能推行，怎么说它盛行了呢？难道诵读学习其学说的人都可以谈论程氏之学吗？”我在武夷山中读书，有位胡庭芳先生从新安携带一部书来拜访，探究他的学业，大概源自朱子之学，而在《易经》方面尤为精粹。他留在山中三个月，我们一同考订，推究象数的本源，穷尽义理的归宿，书成之后，我已经写了序言附在后面了。

我们又一起推究文定公所论述的其他经典的大旨，重新思考《诗经》《尚书》两经的训诂义理已经完备，唯独《三礼通解》尚未完成，而《春秋》则仅阐发了其主旨要点，白鹿洞、临漳所刊刻的版本尚有待后人完善。我知道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胜任的，却私下有志于此。《春秋》这一部经，我耗费精力九年，而稿本却在丙子年的灾祸中焚毁，屈指算来十年，学业荒废。我交往的朋友很多，讨论经书、阐述义理，很少有像胡君这样的人，多么幸运能借此切磋研究，共同编纂著述以形成一家之言。胡君说：“好，回去后将专攻一部经书。”明年春天，他应当带着粮食来到武夷山中，以完成这项事业。临行前又请求我写一句话作为告别，我对文定胡公的话深有感触，于是告诉他：“前面所说的，也只是诵读学习其言论罢了。文公去世将近百年，门人传习逐渐失真，我认为文公之学未能推行，文公之道未能传承。从前我游历浙江，曾拜在敬堂刘先生门下受业，得知文公晚年与勉斋黄先生、潜室陈先生论学的要旨，然后才知道文公之学，其本体是全体，其功用是大用，与世人所说仅仅用来资助学说诵读的确实不同。大概必定有超出其外的东西吧？因为与我志同道合，便阐发其端绪。你的学问源自盘磵董先生，江东的文献风流还有足以证明的，用我的话参酌一下，大概有契合之处吗？并且以此告知江东那些学问源自朱子的人士君子。”

识熊勿轩先生传后

我曾经听说，治经的人必须遵守家法，讲学的人必须归于践行，探究其派别，必定本于师传友授。这是古人广泛学习、亲近老师，论学选取朋友，其渊源不可歪曲的。我自壬戌年回乡后，搜集闽中的师友，多年考订，断绝的线索无法寻得。私下想到海边典籍荒废残缺，湮没的很多。何况想要网罗历代，与千载之上的贤人交朋友，在离群索居之余搜讨，更是困难。因此从名家著作中得到的，可以补充一二的，如宋初莆阳蔡君谟，在三山周公辟那里执经学习；邵武黄简肃中，早年受舅父游定夫先生的熏陶；晋江梁文靖克家，实际上是永春陈休齐知柔的门人；温陵刘叔文，是朱子的高足；晋江梁寿卿椿，被选任在安溪来苏设教，建立书院，实际上与吕时可、中洪、阳岩天锡等公是朋友，都在师友考中详细记载了。唯独建阳熊氏勿轩先生没有确实可依据的记载。

现在读先生的行状，记载他与胡一桂庭芳是朋友；他的本传记载他拜访文公的门人辅氏并跟随学习。行状由建宁府训导天台李让撰写，本传前有翰林偰处约叙述的两篇，不详所作年月先后。唯独传中详细记载先生生于宋理宗淳佑七年丁未，卒于元仁皇庆元年十月，葬于鳌峰之横沥。现在读熊公文集，师从辅氏，未见叙述一字。只有送胡氏庭芳序中说：“从前游历浙江，曾拜在敬堂刘先生门下受业得知文公晚年与勉斋黄先生、潜室陈先论学的要旨，然后才知道文公之学其本体是全体其功用是大用与世人所说仅仅用来资助学说诵读的确实不同因为与我志同道合便阐发其端绪。”又说：“你的学问源自盘磵董先生江东的文献风流还有足以证明的用我的话参酌一下大概有契合之处。”按照这个说法，先生师从敬堂所得必定深厚，而向志同道合者阐发端绪，想要两证其所学，这说明他的师承根底所在。而传言师从辅氏的，绝无提及。多年蓄疑无法释怀，自戊辰年七月编纂先生传稿，无从考证。等到乾隆壬午年，从浙江归途中，在兰邑书坊中购得金氏履祥先生文集抄本，共三卷。卷一首页，书后学喻良能香山校下列，刊刻门人十人，首曰熊鉌、熊瑞、林景熈、方逢辰、汪梦斗、陈淳、邓虎、张偘、许棐、罗愿，捧读再三，私下怀疑熊公师从仁山，本集中全无叙及，其疑与师从辅氏同。而且陈氏淳疑是闽中北溪名氏，已是勉斋一辈人年岁已久，不应在弟子之列。回乡后，恍惚六年，在今年闰七月间雨窗重阅仁山先生本传以及张氏祖年《金华正学编》，才知道金公本姓刘，因避钱武肃王讳，故以金易刘，于是恍然大悟。先生所述闻之于师者，恐怕就是金公。而且又叙述勉斋、潜室二公，所以发明文公晚年的造诣，元元本本，自非金华的正统传承，其能如此断制吗？所谓“敬堂”，考金公字吉甫，晚年卜筑仁山，因以为号，又号次农，所谓敬堂，未有显证。然而考鲁斋王氏栢，受学于北山何基，当时北山授

译因为立志、居敬的宗旨，于是撰写了《敬斋箴》，画出一个“敬”字，作为日常亲身践行的准则。等到读到金仁山祭祀北山文定公的文章说：“甲寅年秋季，当时我开始求学，‘截断为人’这一句话，如梦初醒，认为古代圣贤只有一个敬畏之心，曾子终身如同面临深渊、脚踏薄冰。”然而所说的“敬”，既不是拘谨也不是恐惧，常常把它看得庄重，就不会有逾越的行为。又读到祭祀鲁斋王文宪公的文章说：“最终在北山从师求教，有所传承，立志居敬。”读了这些，知道先生对于何、王两位先生反复传授的“敬”这一句话，实际上追溯的是洛闽学派的心法，与程门尹公以“敬”作为入门关键的观点，一脉相承且完全契合。纵然没有得到“敬堂”作为仁山称号的确切证据，但当时他重任至极，恭敬地铭记老师的教诲，在“敬”字上下功夫，并非别人所能替代的了。再查考熊公《送胡氏序》写于宋端宗景炎丙子年之后十年，正好是元世祖至元乙酉年，大概元世祖统一天下至此已经六年了。熊公是宋代遗民，避讳榜名未定，书写“鉌”字，或许称他的老师舍弃改姓而跟随旧姓，或许也是寄托前朝君臣的大义罢了。或许还有“敬堂”这个人，也未可知，可惜金华地区的各种名家文集无从搜访，尚待博学的人考证订正。再考据辅氏汉卿，虽然是朱子晚年所得的门徒，但考据汉卿的本传，起初侍奉吕东莱，后来在晦翁门下完成学业。即使朱子的语录也说：“以前在临安相聚，见到伯恭的门徒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伯恭在淳熙八年去世，比朱子早去世二十年，那么辅氏在朱子门下求学时，年纪也已经不算年轻了。等到考据魏氏《鹤山跋》中朱文公写给辅汉卿的信说：“先友汉卿端庄方正且深沉敦厚，文公深深赞许他，往来的书信帖子应当不止这些。”等等，这是汉卿去世后鹤山所说的话。鹤山在嘉熙元年之后十一年去世，勿轩刚刚出生，那么偰氏序言中“勿轩拜访文公的门人辅氏并跟随游学”这一句话似乎没有依据了。偰氏叙述在勿轩音容未远之初，而我错误地订正在勿轩去世四百五十多年之后，这是检查前人的过失，不禁感到怅然若失。唉，师友之道深远，末世托名标榜、互相依傍的人很多，但在古代自视甚高、以向老师学习为耻的人也有。从前河汾门人多有显达，等到修撰隋史时遗忘了他们的老师，不立传，以致千年来若明若暗，可见师友关系所系并非浅薄。现在考据仁山的文集，校订者是喻氏良能，著有《忠义传》二十卷，《文集》几十卷，兄弟都是宋末遗民，一时的名流德士，那么校订署名岂是草率的？至于刊刻几位先生的姓氏，也都是光耀千载可以传信的。金公当时的文章，固然不凭借几位先生而显扬，而几位先生也不凭借金公的文章而流传。我固然感慨金、熊两位先生传习的始末，都关系到当时此道绝续的关头，硕果的会合，所以不禁娓娓道来。乾隆丁亥年闰七月望日后一天丁未，清馥谨识。

译教授李士则先生传

李士则，字士则，崇安人。他聪慧敏捷，笃志好学，在熊勿轩门下求学，与杜本交好，谈论议论之间，一以讲习学问为事，名声远扬，学者们纷纷向他请教以端正学业。皇庆初年，被推举为苏州学教授。

教授虞善继先生传

虞善继，字善继，崇安人。幼年师从熊勿轩学习，广泛综合经史知识，文章有跌宕之气，担任邵武学教授。

安子仁先生传

安实，字子仁，崇安人，是哀长吉的曾孙。因为“哀”字不吉利，便改用了现在的姓氏。他师从熊勿轩，聚集门徒讲学。他忧愤郁结之气，往往在文章中抒发出来。等到他去世，建安人翁植作诔文说：“子仁的气概激荡于鲸海，学问传承于鳌峰。绝尘脱俗的险峻文辞，拔出神牙而破除鬼胆；钩深索隐的幽微思绪，出自月胁而穿透天心。”

迪教郎江继祖先生传

江志，字继祖，师从熊勿轩，私下仰慕朱文公，刻意追求精深造诣。跟随他求学的士人，无论资质高低，都有所收获。延祐年间，发生严重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江志毁掉家产进行赈济抚恤，县令夹谷山寿上表推荐，省府下文书授予他迪教郎的官职。

陈先生传

陈蒙正的籍贯不详。考察陈公《送熊先生东归序》中有说：“癸卯年冬天，退斋熊先生到来，我去向他求学，也是在他门下受业的人。”又说：“书籍能够通达，足迹能够到达的地方，怀疑他是闽地的人士。”等待再次考证。

学正詹先生传

詹君履，邵武人。根据熊先生《送詹君履学正序》大致说：记得甲申年（世祖某年），我开始在武夷山南邑定居，乡里的俊秀之士与我交往的固然不少，但聪慧特异、成为人才的人指头数来也不容易多。当权者推崇培养儒官，奖掖引导士人，只有儒官这一条路是捷径。于是那些年富力强、想借此奋发进取的人都由此而出。在隐屏山下，曲溪岸边，年年作赠别诗送别朋友，散出郡邑的也不少。我在闽上游历，往往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一人担任学正，叫刘某；今年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一人担任学录，叫詹君履。都是武夷山旧日的交游。君履即将上任，同舍各人表达赠言的道义，我将拿什么告诉你们呢？就对你们说：当权者遴选儒官这一条路，不仅可以作为进身的凭借，涵养德行器量，修习磨砺学业，正是在这个时候啊（全文详细记载在著述后，不再全部记录）。

刘希泌先生传（以下交友）

刘应李，字希泌，起初名叫棨，是刘韬的孙子，谨慎厚道庄重，博学修洁，考中咸淳十年进士，调任建阳主簿。宋朝灭亡后不再做官，与熊勿轩、胡廷芳在洪源山讲道，居住了十二年后，建立化龙书院，与莒潭聚集门徒讲授，丰厚地供给课试费用，完全仿照州县的法度。

林先生传（陈子芳）

林若存，福清人；陈子芳，宁德人。根据《熊先生祀典议略》说：遵道祠的祭祀，只涉及周、程、张、朱五位先生，而没有涉及司马光、邵雍。曾经以此向乡先生福清林若存请教，他说这个论断可以直接质问而没有疑问，等待不惑之年。并且说康节作《长历书》，建成元吉作乱，秦王李世民诛杀他，可以与温公作《通鉴》、诸葛亮入寇同列，这也是一个证据。宁德陈子芳说这个说法已经正确，程子也说：“尧夫简直是不恭敬。”又说：“尧夫根本不安分。”他对温公不满的地方也很多。再以此参证，应当更加明白了。看这些，那么林、陈两位都是当时的德高望重之人，与勿轩先生相互切磋，本传没有记载，等待再次考证增补。

魏先生传

魏梦斗见于熊先生《考亭书院记》，与先生共同教导大小学者，籍贯不详，等待详细考证增补。

刘先生传

刘边，建安人，与熊勿轩交好，擅长诗文，所著有《读史摭言》流传于世。

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八

广平府知府李清馥 撰

○丘行可先生富国学派

考察，先生考中宋淳祐七年进士，在朱文公之后数十年，黄氏海辨正这件事，说道南源委作为朱子门人是错误的，大概也是从公的门人辅氏学习罢了，现在遵从黄氏的说法。

丘行可先生传

丘富国，字行可，建安人。师从朱子的门人辅汉卿。淳祐七年进士，担任端阳佥判。宋朝灭亡后不再做官。著有《周易辑解》十卷，《经世补遗》三卷，《易学约说》五篇，阐发朱氏的宗旨（《闽书》）。

郑翠屏先生传

郑仪孙，号翠屏，建安人。跟随邱富国学《易》。咸淳癸酉年，参加贤良科考试。又过了一年，少帝北行。仪孙退隐而著书：《易图说解》、《大学中庸章句》、《史学蒙请求笺注》、《性理字训》。太守吴某率领幕僚在学宫迎接他，以师礼对待他（《闽书》）。

知事张伯阳先生传

张复，字伯阳，建安人。泰定元年年进士，担任建宁路知事。师从郑仪孙，学《易》得到邱氏的传承。曾经辑录诸儒的论议，编成《性理遗书》（《闽书》）。

应奉张子京先生传（弟贡）

张谅，字子京，建安人，与弟弟张贡一起学《易》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