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
义有偏全，然其体认大本，涵养本源，学者求端性善，于人生而静以上之初，于静字似有端的。伊川解静専云不専一则不能直遂，正是此意，则静中工夫固是养动之根矣。朱子逺宗伊川，谓观未发之说终是少偏，亦是救彼时偏重之弊耳。窃谓论探索之原，而静之义为切，求体用兼备，而敬之说为长，盖敬统其全，而静极其本，罗、李工夫，朱子累述之，要之皆并行不悖矣。溯厥渊源，如颜氏之四勿，曾氏之动容貌，正颜色，孟氏之存夜。气以及周程之主静定性，无非殊条而共贯也。呜呼！求道者，舍此亦无所用其力矣。乾隆丁夘六月十日
译道义有偏颇与全面之分，然而其体认根本大道、涵养生命本源，学者探求性善的端倪，在人生而静以上的初始阶段，于“静”字似乎有所着落。程颐解释“静”专门说“不专一就不能直接达成”，正是这个意思，那么静中的工夫确实是涵养动的根本了。朱熹远承程颐，认为观察未发状态的说法终究有些偏颇，这也是为了纠正当时偏重静养的弊端罢了。我私下认为，论及探索本源，静的意义更为贴切；追求体用兼备，敬的说法更为优长。因为敬统摄了全面，而静穷尽了根本，罗钦顺、李材的工夫，朱熹屡次论述过，总之都是并行不悖的。追溯其渊源，如颜回的“四勿”，曾子的“动容貌，正颜色”，孟子的“存夜气”，以及周敦颐、程颐的“主静定性”，无非是条目不同而道理贯通。唉！求道的人，除了这些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着力了。乾隆丁夘年六月十日
文质罗豫章先生从彦
罗先生讳从彦，字仲素，先代自豫章徙剑浦，世称为豫章先生，祖父皆隐身不仕。先生自幼颕悟，不为言语文字之学。及长，严毅清苦，笃志求道。初从审律吴国华逰已而闻杨龟山得伊洛之学，遂徃从焉。初见三日，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枉过一生矣。”尝论易至干九四一爻，龟山曰：“曩日闻伊川说甚善。”先生遂鬻田走洛，见伊川，问之所闻，亦不外龟山之说。于是归而卒业龟山之门。龟山与语云：“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曽着力来。”先生受命益力。既而筑室山中，絶意仕进，终日端坐，间谒龟山，将乐溪上吟咏而归，恒充然自得。自是抠衣侍席二十余载。初，龟山以孟子“饥者甘食”章令先生思索，先生曰：“饮食必有正味，饥渴害之则不得正味而甘之，犹学者必有正道，不说于小道而适正焉，则尧舜人皆可为矣。”龟山曰：“此说甚善，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则可以入道矣。”先生服膺此语，凡世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学问日新，尤不可及。然其晦迹求志，人鲜知者。沙县陈黙堂渊，毎诣先生，竟日乃还，谓人曰：“自得仲素，日闻所未闻，奥学清节，南州冠冕也。”先生与黙堂亦多往复问辨，尝与书曰：“承喻圣道甚微，有能于后生中得一个半个可以与闻于此，庶几传者愈广，吾道不孤，又何难之不易也。”某闻尊兄此言，尤着意询访。近有后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鋭，曾以书求教，趋向大抵近正。云由是，愿中执弟子礼从之。学时政和六年也。其后新安朱乔年官于延，亦同门受业焉。七年复从龟山于毘陵，授学经年，尽裒得其书以归。靖康元年，遵尧録成，厯言宋一祖三宗开基绍述，若舜禹遵尧相守一道，见王安石用事则痛心疾首。绍兴二年，以特科授惠州博罗县主簿，适州学落成，郡守周绾命先生行释菜礼，与诸生等往。复论道，有洙泗讲切气象。吕舎人以诗叙诸庙壁，其山居有颜乐斋、寄傲轩、濯缨亭诸胜，每赋诗与黙堂诸公相倡和。所著有《春秋指归》《毛诗解》《中庸语》《孟说》《议论要语》《台衡録》《二程龟山语録》。五年卒于官，年六十有四。朱晦庵曰：“龟山先生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公者，盖一人而已。”又《语类》载道夫言：“罗先生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李先生以为此意不惟于进学有力，兼亦养心之要。”而遗书云：“既思则是已发。昔尝疑其与前所举有碍，细思亦甚紧要，不可以不考。”直卿云：“此问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厘，体用明白；罗先生探索本原，洞见道体。二者皆有大功于世，善观之则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况罗先生于其静坐观之，乃其思虑未萌，虚灵不昧，自有以见其气象，则初不害于未发。”苏季明以“求”字为问，则非思虑不可。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虽是如此分解，罗先生说终恐做病。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上蔡亦言多着静不妨，此说终是小偏，纔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至小处亦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也是。他经厯多，故说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人纷扰观之，会静得固好，如讲学则不可有毫发之偏也。”又曰：“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又曰：“存养之功不専在静坐时，须于日用动静之间无处不下功夫，乃无间断尔（按朱子此段与罗李讲习之初畧有出入，真西山尝言此，朱子发明伊川程子主敬之说而不专主于静云）淳佑间赐谥文质，明万厯间从祀孔子庙廷，国朝康熙四十五年从学臣沈涵之请。赐御书「奥学清节」四大字匾于祠。
（谨案豫章先生本传《宋史》详矣，独其载政和二年壬辰受学龟山于萧山，年四十一，后之綦録斯传者，考证似有未
译文质罗豫章先生从彦
罗先生名从彦，字仲素，祖先从豫章迁徙到剑浦，世人称他为豫章先生，祖父都隐居不仕。先生自幼聪颖，不从事言语辞章之学。长大后，严肃刚毅，清贫刻苦，专心致志地探求大道。起初跟随审律吴国华游历，后来听说杨龟山继承了伊洛之学，于是前往拜师。初次见面三天，惊得汗流浃背，说：“如果不达到这个境界，几乎就枉过一生。”曾经讨论《易经》到乾卦九四爻，龟山说：“往日听伊川先生讲得很好。”先生于是卖掉田地奔赴洛阳，拜见伊川，询问所听到的道理，也不超出龟山的说法。于是回来在龟山门下完成学业。龟山和他谈话说：“现在的学者，只因为不知道做学问的方法，又不知道学成后有什么用，这件事体重大，必须曾经下过功夫。”先生接受教诲更加努力。不久在山中建造房屋，断绝了做官的念头，整天端坐，偶尔拜见龟山，在将乐溪上吟咏而归，常常充实自得。从此恭敬侍奉二十多年。起初，龟山用《孟子》“饥者甘食”一章让先生思考，先生说：“饮食一定有正当的味道，饥渴损害它就不能得到正当的味道而觉得甘甜，就像学者一定有正道，不沉迷于小道而走向正道，那么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为。”龟山说：“这个说法很好，再在心受损害上一方面猛然醒悟，就可以入道了。”先生信服并牢记这句话，凡是世俗所喜爱的，全都禁止，所以学问日益精进，尤其别人赶不上。然而他隐藏踪迹追求志向，很少有人知道。沙县陈黙堂渊，每次拜访先生，整天才回去，对人说：“自从结识仲素，每天听到没听过的，深奥的学问高洁的节操，是南方的杰出人物。”先生与黙堂也有很多往来问答辩难，曾经写信说：“承蒙告知圣道非常微妙，有能在后辈中得到一两个可以参与其中的，大概传播者会更广，我们的道不孤单，又有什么难的呢。”我听到尊兄这话，特别留意询问访求。近来有后辈李愿中，向道非常锐利，曾经写信求教，趋向大体接近正道。于是，愿中执弟子礼跟随他。这是政和六年。后来新安朱乔年在延平做官，也同门受业。七年又跟随龟山在毗陵，传授学问一年多，全部收集他的书回来。靖康元年，《遵尧录》写成，历数宋太祖太宗真宗开基继承，像舜禹遵循尧道相守一道，看到王安石用事就痛心疾首。绍兴二年，以特科授予惠州博罗县主簿，恰逢州学落成，郡守周绾命令先生举行释菜礼，和诸生一起前往。又讨论道，有洙泗讲学的恳切气象。吕舍人用诗叙述在庙壁，他的山居有颜乐斋、寄傲轩、濯缨等胜景，每次赋诗与黙堂诸公互相唱和。所著有《春秋指归》《毛诗解《中庸语》《孟说》《议论要语《台衡录》《二程龟山语录》。五年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四。朱晦庵说：“龟山先生在东南倡导道学，士人游历他门下的很多。说他们深思力行，任重道远达到极致，像罗公这样的，大概只有一个人而已。”又《语类》记载道夫说：“罗先生教学者静坐，中间观察喜怒哀乐未发叫做中，未发时是什么气象？李先生认为这个意思不仅对进学有力，也是养心的关键。”而遗书说：“既然思考就是已发。过去曾怀疑这与前面所举的有抵触，仔细思考也非常重要，不可以不考察。”直卿说：“这个问题也很切中要害，只是程先生剖析毫厘，体用明白；罗先生探求本源，洞见道体。两者都对世间有大功，善于观察也就并行不悖了。况且罗先生对于静坐观察，是思虑未萌，虚灵不昧，自然能看到气象，起初并不妨碍未发。”苏季明用“求”字提问，就不是思虑不可。伊川所以极力辨析其差别。先生说：“您虽然这样分解，罗先生的说法终究恐怕会成毛病。像明道也说静坐可以做学问，上蔡也说多静不妨，这个说法终究有点偏，才偏就成毛病。道理自有动的时候，自有静的时候，学者只是用敬来端正内心，用义来端正外在，看到世间无处不是道理，即使最细微最小的地方也有道理，就用道理处理，不可以专门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说只用敬，不用静，说得平正也是。他经历多，所以说得这么正而不偏。如果以世人纷扰来看，能静固好，但讲学则不能有毫发之偏。”又说：“静坐理会道理自然不妨，只是追求静坐则不可。”又说：“存养之功不专在静坐时，必须在日用动静之间无处不下功夫，才没有间断（按朱子这段与罗李讲习之初略有出入，真西山曾说这个，朱子阐发伊川程子主敬之说而不专主静云）淳佑年间赐谥文质，明朝万历年间从祀孔子庙廷，清朝康熙四十五年根据学臣沈涵的请求。赐御书“奥学清节”四大字匾额于祠堂。
（谨按豫章先生本传《宋史》详细记载了，唯独它记载政和二年壬辰在萧山受学于龟山，年四十一，后来记录这个传记的人，考证似乎有未
合，兹辑此传，从邵氏《宏简録》、毛氏《豫章事实年谱》、黄氏《宋儒学案》并《龟山集》《豫章集》《朱子经义考》诸书辑録而重订焉。学案云：“考龟山丁亥知余杭，壬辰知萧山，相去六年，而余杭所闻已有豫章之问答，则其从学非始于萧山，明矣。”其言豫章之见伊川，在见龟山之后，伊川卒于丁亥，若见龟山始于壬辰，则伊川之卒已六年矣，又何从见之乎？以上所考辨殊有足据。独学案、豫章本传载崇宁初见龟山于将乐，余求其所证未得。考罗氏《革跋》《豫章师说》云：“族兄仲素从龟山游，抠衣二十余载，就豫章授官博罗主簿之岁，溯上二十九载，当在崇宁三年甲申。”按是年以后，龟山皆赴官，非在家也。所云见龟山于将乐者，此则未合。再考龟山年谱，辛巳春，沙阳陈黙堂渊投书问学。以黙堂跋《师说》考之，自云与豫章定交几四十年，以豫章卒官之岁溯至黙堂投书问学之年，有三十五年，亦几四十年矣。又考龟山年谱，自元符二年己夘归家，三年庚辰讲学于含云寺，作《勉学诗》以示诸生，中有“学成要何用，奔走利名场”之戒，与语録训豫章语云：“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之说”，语意相冋。越一年辛巳，即属陈氏渊问学之岁，意彼时龟山学成道尊，羣从蔚萃，较其时考其地，似有足征。盖自绍圣四年，伊川先生以党论送涪州编管，越両年，龟山归自浏阳抵家，正值洛学党禁之余，传中所谓“杜门累年，沉浸经书，推广师说”者，此其时也。其指示学者大本所在，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即其指缺也。至其髙弟黙堂陈氏渊投书问学，亦适及讲学是年之上下，黙堂所言订交于先生者，未始不于此相邂逅也。于乎，四贤一脉转。相嬗承其所维系，诚一缕千钧之重，斯文其不在兹乎？载籍浸逺，考证莫详，今将原稾，不敢遽下。从学何年？与受学何处？就前人所考证者，重订其畧，尚有待于博考者正云。乾隆己丑三月望日，清馥谨识）
译于是，我编撰这篇传记，依据邵氏《宏简录》、毛氏《豫章事实年谱》、黄宗羲《宋儒学案》以及《龟山集》《豫章集》《朱子语类》等书进行辑录并重新修订。《宋儒学案》说：“考证杨时（龟山）在丁亥年任余杭知县，壬辰年任萧山知县，相隔六年，而他在余杭时听到的已有罗从彦（豫章）的问答，那么罗从彦跟随杨时学习并非始于萧山，这是明显的。”他说罗从彦拜见程颐（伊川），是在拜见杨时之后，程颐死于丁亥年，如果拜见杨时始于壬辰年，那么程颐去世已经六年了，又从哪里去拜见呢？以上所考证辨析的，确实很有依据。唯独《宋儒学案》和罗从彦本传记载，崇宁初年在将乐拜见杨时，我寻求其证据却未能得到。考证罗愿《豫章师说》跋文说：“族兄杨时（仲素）跟随杨时（龟山）游学，恭敬侍奉二十多年，在罗从彦受任博罗主簿的那一年，向上推算二十九年，应当在崇宁三年甲申。”查考这一年以后，杨时都去赴任，并非在家。所说在将乐拜见杨时，这就不符合事实。再考证杨时年谱，辛巳年春，沙阳的陈渊（默堂）投书问学。根据陈渊为《师说》所作的跋文考证，他自己说与罗从彦定交将近四十年，从罗从彦去世的那一年上推到陈渊投书问学的年份，有三十五年，也差不多是四十年了。又考证杨时年谱，从元符二年己卯年回家，第三年庚辰年在含云寺讲学，作《勉学诗》给学生们看，其中有“学成要何用，奔走利名场”的告诫，与语录中训诫罗从彦的话说：“现在的学者只是因为不知道为学的方法，又不知道学成究竟有何用”，语意相同。过了一年辛巳，正是陈渊问学的那一年，推测那时杨时学问已成、道义尊崇，众多弟子聚集，考察当时的时间和地点，似乎有足以证明的地方。大概从绍圣四年，程颐先生因为党争被贬到涪州编管，过了两年，杨时从浏阳回到家中，正值洛学党禁之后，传记中所说“闭门多年，沉浸于经书，推广老师的学说”，就是这个时候。他指示学者根本所在，用身体去实践，用内心去验证，这就是他的指归。至于他的高弟陈渊投书问学，也恰好赶上讲学这一年的前后，陈渊所说与先生定交，未尝不是在这个时候相遇的。唉，四位贤人一脉相承，他们所维系的东西，确实是一缕千钧之重，斯文的传承不就在于此吗？典籍久远，考证不够详细，现在将原稿，不敢轻易定论。从学是哪一年？在何处受学？就前人所考证的，重新修订其大概，尚有待于博学的人来纠正。乾隆己丑年三月十五日，清馥谨识。
罗豫章先生文集
宣和三年，岁在癸丑之中秋，朱乔年得尤溪尉，常治一室，聚羣书，宴坐寝休其间。后知大学之渊源，异端之学无所入于其心，自知卞急害道，名其室曰「韦斋」，取古人佩韦之义。泛观古人，有以物为戒者，有以人为戒者。所谓佩韦，以物为戒者也。人之大患，在于不知过，知过而思自改，于是有戒焉。非贤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揜未能遂志，因作「航斋」「陆海」中，且思古人所以进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叹曰：「自孟轲氏殁，更厯汉唐，寥寥千载，迄无其人。有能自树立者，不过注心于外，崇尚世儒之语而已。与之游孔氏之门，入于尧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书，世之学者，尽心以知性，躬行以尽性者也。而其始则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其终则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此言何谓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大学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茍知所止，则知学之先后；不知所止，则于学无自而进矣。漆雕开之学曰：「吾斯之未能信。」曾点之学曰：「异乎三子者之撰。」颜渊之学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而孔子悦开与点，称颜回以庶几，盖许其进也。此予之所尝自勉者也。故以圣贤则莫学而非道，以俗学则莫学而非物。乔年才髙而智明，其刚不屈于俗，其学也方进而未艾。斋成之明年，使人来求记于余。余辞以不能，则非朋友之义；欲蹈袭世儒之语，则非吾心。故以其尝所自勉者，并书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韦斋记）
延平先生答晦翁云：「承録示韦斋记，追往念旧，令人凄然。某中间所举中庸始终之说，元晦以为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即全体是未发底道理。惟圣人尽性能然，若如此看，即于全体何处不是此气象？第恐无甚气味耳。某窃以谓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体认到此达天德之效处，就喜怒哀乐未发处存养，至此气象尽有地位也。」
畧曰：五经论其理，春秋见之行事。春秋，圣人之用也。龟山常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终与？学者先明五经，然后学春秋，则其用利矣。」亦以此也。政和岁在丁酉，余从龟山先生于毗陵，授学经年，尽裒得其书以归，掇其至当者，作《春秋指归（春秋指归序）
议论要语
圣人无欲君子寡欲众人多欲
横渠教人，且令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过者化。私吝尽无，即浑是道理。即所过自然化矣。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恶。而圣贤未尝致忧于其间，盖邪正已明故也。至于邪正未明，则圣贤忧之。观少正夘言伪而辨，行僻而坚，孔子则诛之。杨、墨，一则为我，一则兼爱，孟子则辟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众，此孔孟之所以汲汲。
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或朝廷不务敎化，而责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风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乱。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必无全人。
立朝之士，当爱君如爱父，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子。然三者未尝不相赖也。凡人爱君，则必爱国；爱国，则必爱民。未有以君为心而不以民为心者。故范希文谓：「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逺，则忧其君。」谅哉！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则朝廷治安，得不谓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则家道隆盛，得不谓之福乎？俗人以富贵为福，陋哉！
名器之贵贱，以其人何？则授于君子则贵，授于小人则贱。名器之所贵，则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贱，则小人勇于浮竞，而君
译罗豫章先生文集
宣和三年，岁次癸丑的中秋，朱乔年担任尤溪县尉，常整理出一间屋子，聚集群书，在其中安闲地坐卧休息。后来他明白了大学的渊源，异端邪说无法侵入他的内心，自己知道急躁有害于道，于是将屋子命名为“韦斋”，取古人佩戴熟牛皮以自戒的含义。广泛观察古人，有用事物来警戒自己的，有用他人来警戒自己的。所谓佩戴熟牛皮，就是用事物来警戒自己。人的大患，在于不知道过错，知道过错并思考自我改正，于是就有了警戒。不是贤者，谁能做到呢？我起初因为困顿遮蔽而不能实现志向，因此在“航斋”和“陆海”中，并且思考古人所以能进于此道，必定有其原因。过了很久，于是感慨叹息说：“自从孟子去世，历经汉唐，寥寥千年，直到没有这样的人。有能自我树立的，不过是将心志专注于外物，崇尚世俗儒者的言论罢了。让他们进入孔子的门下，步入尧舜的大道，他们必定不能到达。”《中庸》这本书，世间的学者，尽心以了解本性，亲身践行以穷尽本性。而其开头说：“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叫做中。”其结尾说：“那有什么偏倚呢？真诚地仁爱，深沉地渊默，浩大如天。”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毫厘之差，谬误千里。所以大学的道理，在于知道所应止息的地方罢了。如果知道所应止息的地方，就知道学习的先后次序；不知道所应止息的地方，那么在学习上就没有自我进取的途径了。漆雕开的学问说：“我对这个还不能确信。”曾点的学问说：“不同于三位同学所说的。”颜回的学问说：“我虽然不聪明，请让我从事这些话。”而孔子赞赏漆雕开和曾点，称赞颜回为差不多，大概是赞许他们的进步。这是我曾经自我勉励的。所以以圣贤的标准来看，没有学习不是道的；以世俗学问的标准来看，没有学习不是物的。乔年才高而智明，他的刚强不屈从于世俗，他的学问正在进步而没有止境。斋室建成后的第二年，派人来向我求记。我推辞说不能写，那就不是朋友的情义；想要沿袭世俗儒者的言论，那就不是我的本心。所以将他曾经自我勉励的话，一并写下来，让人知道重点在此而不在彼。（韦斋记）
延平先生回答晦翁说：“承蒙抄录示下《韦斋记》，追念往事，令人凄然。我中间所举出的《中庸》始终之说，元晦认为‘真诚地仁爱，深沉地渊默，浩大如天’，就是全体都是未发的道理。只有圣人穷尽本性才能这样，如果这样看，那么在全体何处不是这种气象呢？只是恐怕没有什么意味罢了。我私下认为‘真诚地仁爱’以下三句，乃是体认到达到天德的效果之处，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处存养，达到这种气象尽有地位。”
略说：五经论述其道理，《春秋》在行事中体现。《春秋》，是圣人的应用。龟山常告诉人说：“《春秋》是事情的终结吗？学者先明白五经，然后学习《春秋》，那么其应用就便利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政和年间，岁次丁酉，我在毗陵跟随龟山先生，受学经年，全部收集得到他的书而回去，选取其中最为恰当的内容，作《春秋指归》（《春秋指归序》）
议论要语
圣人无欲，君子少欲，众人多欲。
横渠教导人，且让人留意“神化”二字。所存的是神，就能所过者化。私吝尽无，就全是道理。所过自然化矣。
正，是天下所共同喜好的；邪，是天下所共同厌恶的。而圣贤未曾对此感到忧虑，因为邪正已经明辨的缘故。至于邪正未明，圣贤就忧虑。看少正卯言语虚伪而善辩，行为偏邪而固执，孔子就诛杀他。杨朱、墨翟，一个为我，一个兼爱，孟子就驳斥他们。都是邪正未明而迷惑人的众多，这是孔孟之所以急切的原因。
教化，是朝廷的首要任务；廉耻，是士人的美好节操；风俗，是天下的重大事务。朝廷有教化，那么士人就有廉耻；士人有廉耻，那么天下就有风俗。如果朝廷不致力于教化，而要求士人有廉耻；士人不崇尚廉耻，而希望风俗美好，这能实现吗？
君子在朝廷，那么天下必定治理。因为君子进用，就常有乱世之言，使君主多忧，而善心生，所以天下必定治理。小人在朝廷，天下必定混乱。因为小人进用，就常有治世之言，使君主多乐，而怠心生，所以天下必定混乱。
朝廷的大奸不可容忍，朋友的小过不可不容忍。如果容忍大奸，必定扰乱天下；不容忍小过，必定没有完美的人。
立朝之士，应当爱君主如爱父亲，爱国家如爱家庭，爱百姓如爱子女。然而这三者未曾不相互依赖。凡人爱君主，就必定爱国家；爱国家，就必定爱百姓。没有以君主为心而不以百姓为心的人。所以范希文说：“居庙堂之上，就忧虑他的百姓；处江湖之远，就忧虑他的君主。”确实如此！
君主英明，是君主的福；臣子忠诚，是臣子的福。君主英明臣子忠诚，那么朝廷治安，能不说是福吗？父亲慈爱，是父亲的福；子女孝顺，是子女的福。父亲慈爱子女孝顺，那么家道隆盛，能不说是福吗？俗人以富贵为福，浅陋啊！
名器的贵贱，以其人来决定？那么授予君子就贵，授予小人就贱。名器所贵，那么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所贱，那么小人勇于浮竞，而君子
祖宗法度不可废，徳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徳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徳泽最厚，莫若唐虞。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至于法度，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孙世守，则厯年至今犹存可也。
王者富民，覇者富国。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国，齐、晋是也。至汉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严，民反至于奢。武帝行覇者之道，欲富国，而费用无节，国乃至于耗。
西汉人才，可与适道；东汉人才，可与立；三国人才，可与权。杜钦、谷永，可与适道，而不可与立，故附王氏；陈蕃、窦武，可与立，而不可与权，故困于宦官。至于诸葛孔明，然后可与权。夫人才至可与权，则不可以有加。张良近太公之材畧，诸葛亮近伊伊之出处。然良佐髙祖，论其时则宜，论其徳则合；亮处三国，则才大任小，惜哉。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汲黯正直，所以辟张汤之残刻。武帝享国五十五年，其臣之贤，独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君可知。
中人之性，由于所习。见其善，则习于为善；见其恶，则习于为恶。习于为善，则举世相率而为善，而不知善之为是；东汉党锢之士与夫太学生，是也。习于为恶，则举世相率而为恶，而不知恶之为非；五代君臣，是也。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指国家而言，故晋武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平平陈，房、乔、陈其不久。祸福倚伏者，其在兹乎？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徳，不可常行者在威。盖徳则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则格人也浅，而一时所畏。然徳与威不可偏废也。常使徳胜威，则不失其为忠厚之士；茍威胜徳，则未免为鍜炼之流。观羊祜与杜预俱守襄阳，后人思祜之深而思预之浅者，岂祜尚徳而预尚威乎？
石守道采摭唐史中女后、奸臣、宦官事，各以其类作三卷，目之曰《唐鉴》，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乱之于前，奸臣壊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后。考其所论，可为万世鉴。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惩三者之患，其本不过有二：以内则清心，以外则知人。能清心，则女后不能乱之；能知人，则奸臣不能壊之，宦官不能覆之。请借明皇一君而论：开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氏、惠妃、萧蒿、杨思勉，岂能易其志？及天寳之际，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杨贵妃、李林甫、髙力士遂乱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欤？」
奸邪之人乱国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国势，张禹是也。荀子曰：“权出于一者强，谓权出于一则主势不分，而君道尊矣。”后世宰相侵君之权而不令终者多，如李文饶尚不能免，此况李林甫之徒哉！为人臣者，当视此以为戒。
人世读经则师其意，读史则师其迹。然读经以《尚书》为先，读史以《唐书》为首。盖《尚书》论人主善恶为多，《唐史论朝廷变故最盛。
诗
观书有感
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周诚，程敬，应粗会奥理，休从此外寻。
自警
性地栽培，恐易芜；是非理欲，谨于初。孔颜乐地，非难造；好读诚明，静定书。
示书生
知行蹊径固非艰，每在操存养性间。此道悟来，随寓见一毫物欲，敢相闗。
颜乐斋
山染岚光，带日黄。萧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与，真堪笑。赖有颜瓢，一味长。
邀站台
矮作垣墙，小作台。时邀明月，写襟懐。夜深独有，长庚伴。不许庸人，取次来。
延平先生云：「罗先生山居诗，侗记不全，今只据追思得録。去邀站台诗云云。侗见先生出此语，后两句不甚惬人意，尝妄意云：先生可改下两句不甚浑然。先生改云：『也知邻斗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盖作此数絶诗，正靖康间也。」
勉李愿中五首。愿中以书求道甚力，作诗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视听于聋盲，未知是否）
圣道由来自坦夷
译祖宗的法度不可废弃，恩德不可依赖。废弃法度，变乱之事就会兴起；依赖恩德，骄奢淫逸之心就会产生。自古以来恩德最深厚的，莫过于唐尧虞舜。假使子孙可以依赖，那么尧舜必定会把帝位传给他们的儿子；至于法度，没有比周朝更明确的。假使子孙世代遵守，那么直到今天法度仍然存在也是可能的。
王者使百姓富足，霸者使国家富足。使百姓富足，是夏、商、周三代的情况；使国家富足，是齐国、晋国的情况。到了汉文帝，实行王者的道，想要使百姓富足，但告诫不严，百姓反而变得奢侈。汉武帝实行霸者的道，想要使国家富足，但费用没有节制，国家竟然导致耗损。
西汉的人才，可以与之共同追求道义；东汉的人才，可以与之共同确立志向；三国的人才，可以与之共同权衡变通。杜钦、谷永，可以与之共同追求道义，但不能与之共同确立志向，所以依附王莽；陈蕃、窦武，可以与之共同确立志向，但不能与之共同权衡变通，所以被宦官所困。到了诸葛孔明，然后可以与之共同权衡变通。人才到了可以与之共同权衡变通的境界，就不能再有所超越了。张良接近太公的才略，诸葛亮接近伊尹的出处。然而张良辅佐高祖，论当时的形势是适宜的，论他的品德是相合的；诸葛亮身处三国，则是才大任小，可惜啊。
士人在朝廷立足，要以正直忠厚为根本。正直，那么朝廷就没有过失；忠厚，那么天下就没有怨恨。这两者不可偏废。只正直而不忠厚，就会逐渐变得苛刻；只忠厚而不正直，就会流于懦弱。汲黯正直，所以能避开张汤的残酷苛刻。汉武帝在位五十五年，他臣子中的贤人，只有这一位而已。汉武帝反而不任用他，他的君主可知了。
中等资质的人的本性，取决于所习染的环境。看到善行，就习惯于行善；看到恶行，就习惯于作恶。习惯于行善，那么举世都相率而行善，却不知道善之所以为是；东汉党锢之士以及太学生，就是这样。习惯于作恶，那么举世都相率而作恶，却不知道恶之所以为非；五代时期的君臣，就是这样。
老子说：“祸啊，福就倚靠它；福啊，祸就潜伏其中。”就国家而言，所以晋武帝平定吴国，何曾知道它将动乱？隋文帝平定陈国，房玄龄、魏征、陈叔达知道它不久就会灭亡。祸福相互依存转化，大概就在这里吧？人立身处世，可以常行的是德，不可以常行的是威。因为德感人很深，而百世不忘；威使人屈服很浅，而只是一时畏惧。然而德与威不可偏废。常使德胜过威，就不失为忠厚之士；如果威胜过德，就难免成为严酷刻薄之流。看羊祜与杜预都镇守襄阳，后人思念羊祜很深而思念杜预很浅，难道是因为羊祜崇尚德而杜预崇尚威吗？
石守道采集唐朝史书中女后、奸臣、宦官的事迹，各自按类别编成三卷，命名为《唐鉴》，并说：“巍巍大唐，女后在前扰乱，奸臣在中破坏，宦官在后颠覆。考察他所论述的，可以作为万世的鉴戒。可惜他不推究其根本而论述。所以君主想要惩戒这三者的祸患，其根本不过有两点：对内则清心，对外则知人。能清心，那么女后就不能扰乱他；能知人，那么奸臣就不能破坏他，宦官就不能颠覆他。请借唐明皇一位君主来论述：开元年间能清心了，能知人了，武氏、惠妃、萧蒿、杨思勖，怎能改变他的志向？到了天宝年间，不能清心了，不能知人了，而杨贵妃、李林甫、高力士就扰乱了他的心。清心、知人，大概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吧？”
奸邪之人扰乱国政，李林甫就是这样。庸俗鄙陋之士削弱国势，张禹就是这样。荀子说：“权力出于一人的国家强大，是说权力出于一人则君主的权势不分散，而君主的道就尊贵了。”后世宰相侵夺君主的权力而不能善终的很多，如李德裕尚且不能避免，何况李林甫之流呢！作为臣子，应当以此为戒。
世人读经书就效法其意旨，读史书就效法其事迹。然而读经书以《尚书》为先，读史书以《唐书》为首。因为《尚书》论述君主善恶最多，《唐书》论述朝廷变故最盛。
诗
观书有感
在静处观察内心，尘埃不染；在闲暇中考察古事，意味尤其深远。周敦颐的诚，程颐的敬，应该粗略领会深奥的道理，不要从这些之外去寻求。
自警
本性需要栽培，恐怕容易荒芜；是非理欲，要在起初谨慎。孔子和颜回的快乐境地，并非难以达到；喜好阅读《诚明》、《静定》这类书。
示书生
知行的途径本来并不艰难，每每在于操持存养本性之间。此道悟来，随处都能见到，一丝一毫的物欲，怎敢与之相关。
颜乐斋
山峦染上岚光，带着日光呈黄色。萧条的茅屋，枕靠着池塘。自知寡少交往，真可笑。依靠有颜回的瓢饮，一味长久。
邀站台
矮矮的垣墙，小小的台。时常邀请明月，抒发胸怀。夜深独有，长庚星陪伴。不许庸人，随意前来。
延平先生说：“罗先生的山居诗，侗记得不全，现在只根据追忆记录下来。去邀站台诗云云。侗见先生说出这话，后两句不太符合人意，曾妄自认为：先生可改下两句不太浑然。先生改说：‘也知邻斗非吾事，且把行藏付杯酒’。大概作这几首绝句，正是靖康年间。”
勉李愿中五首。愿中写信求道很努力，作诗五首（以勉励他的心意，然而借视听于聋盲，不知是否正确）
圣道由来自然平坦平易
，休迷佛学，惑他岐，死灰槁木，浑无用縁。置心官不肯思（学道以思为上，孟子曰：心之官则思。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惟狂克念作圣。佛法一切反是）
译休要沉迷于佛学，被旁门左道所迷惑，像死灰枯木一样，浑然没有用处。安放心志却不愿思考（学习道义以思考为最上，孟子说：心的功能就是思考。《尚书》说：思考能通达明智，明智能成就圣德。只有狂妄之人若能克制念头也能成为圣人。而佛法的一切主张恰恰相反）
不闻鸡犬闹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种情田勤礼义，眼前风物任繁华。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须是且安民，临深履薄，縁何事？祗恐操心近矢人（外吾圣人之学，申韩佛老皆冇书在决择也）
彩笔画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无痕。人心但得如空水，与物自然无怨恩（吾道当无疑于物）
权门来往絶，行踪一片闲云过九峯。不似在家贫亦好，水边林下养踈慵。
颜乐亭用陈黙堂韵
平时仰止在髙山，要以亭名乐。内颜颠倒一生，浑是梦，寻思百计不如闲。心斋肯与尘污染，陋巷宁容俗往还。坚守箪瓢，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墦间。
寄傲轩用陈黙堂韵
自嗟踽踽复凉凉，餬口安能仰四方？目送归鸿心自逺，门堪罗雀日偏长。家徒四壁樽仍緑，侯户千头橘又黄。我醉欲眠卿且去，肯陪俗客语羲皇。
备考
金华胡氏翰撰《罗文质公集叙》曰：尚论人物者，功业易见，学术易知，而道徳为难。颜子之不违仁，必孔子而后知之；有若之似圣人，必曾子而后辨之。一时之门弟子，非不贤也，日与之处也，犹不能致察于斯，而况庸常之人？方之圣贤，才智相百十也，将探其所藴之精微，孰从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逺也，将极所至之髙妙，孰从而得之乎？扬子云曰：「存则人，亡则书。」将必于其书而知之而得之。罗文质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国。绍兴之未，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属之先生焉。先生受学于龟山杨文靖公，因文靖而见伊川程正公，则固及程氏之门矣。当是时，若李吁之才器，谢良佐之力学，张绎之髙识，尹焞之笃行，未尝不与其进，而道南之叹，明道独于龟山发之。及论《西铭》，犹不能无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难明也，如此。先生闻易于龟山，与其闻于伊川者无间，则固会而为一矣。尝谓汉唐儒者，能自树立，不过注心于外，与之游仲尼之门，入尧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为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书，潜思力行，任重诣极；有如朱晦庵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吁辈未闻有以是与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窥测之，固学者之所惑也。独不考之先生之遗书乎？盖博古通今，务以文章为学者，非先生之学也；忠信愿悫，不为非义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学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学，静而求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扩而极夫肫肫其仁，渊渊其渊，则达天徳之妙矣。举而措之，行事施于有政，则莫非达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隐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多故，而义不忘乎朝廷。其言类皆切于时弊，达于治体。其言既足以惩熙宁创残之失，其授受之际，又足以启淳熙理学之正。观是集者，虽不能尽。知先生因文以求义，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绪余乎？余喜，遂不坠其家学。以寡闻陋见论前人之道徳，其亦过矣。仲尼之门，颜子交一臂而失之，而况其逺者？其亦难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毛氏念恃撰《豫章罗先生事实节畧》曰：先生清介絶俗，里人知之者尚少，惟郡人李愿中、新安朱乔年闻先生得伊洛之学于龟山之门，遂执弟子礼从之游。愿中以书谒先生云：「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如春风发物，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故读圣贤之书，稍有见识者，皆愿授经门下，以质所疑。其愿中之所以心服于先生而善为形容，与凡从先生学问者，终日相对，端坐解说文字，未尝一及杂语。晚年以特奏中下科授惠州博罗县主簿。或曰博罗尉。绍兴二年壬子八月上丁，延平郡守周绾命之领袖诸生行释菜礼，有洙泗龂龂气象焉。盖先生之道，上得之杨龟山，再上则得之河南程夫子，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紫阳，则先生其继徃开来之人哉？其山居有颜乐斋、寄傲轩、邀站台、独寐轩、白云亭，又池畔有亭曰濯缨，每自赋诗，黙堂诸公皆有唱和。尝曰：「士之立
译听不到鸡犬在桑麻间喧闹，仁德之家安居乐业，这里便是我家；在情欲的田地里耕种，勤勉于礼义，眼前的风物任凭繁华。
古今天地共用这具身躯，安身立命必须首先安定百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为了什么事？只怕操心过度接近了射箭的人。（除了我们圣人的学问，申不害、韩非、佛家、道家都有书籍，需要决断选择。）
彩笔在空中绘画，天空不被沾染；利刀在水中切割，水面不留痕迹。人心如果能像天空和水一样，与万物自然就没有怨恨和恩惠。（我的道理对万物应当没有疑惑。）
权贵之门绝少往来，行踪像一片闲云飘过九峰。不像在家那样贫穷也好，在水边林下培养疏懒的情态。
颜乐亭，用陈默堂的韵脚
平时仰望高山，要用亭子来命名“乐”。颜回颠倒一生，全是梦境，寻思百计不如清闲。心斋岂肯被尘世污染，陋巷怎容俗人往来。坚守箪食瓢饮，心意不改，恐怕沦为在坟间乞求祭品的野人。
寄傲轩，用陈默堂的韵脚
自叹孤独凄凉，谋生怎能仰仗四方？目送归鸿心意自远，门可罗雀日子偏长。家徒四壁酒杯仍绿，侯门千树橘子又黄。我醉欲眠你且去吧，怎肯陪俗客谈论羲皇。
备考
金华胡氏翰撰《罗文质公集序》说：评论人物，功业容易看见，学术容易知晓，而道德却难以把握。颜回不违背仁德，必定是孔子之后才能知晓；有若像圣人，必定是曾子之后才能辨别。当时的门弟子，并非不贤能，天天与他们相处，尚且不能对此仔细考察，何况平庸常人？与圣贤相比，才智相差百倍十倍，将探究他们蕴藏的精深微妙，谁能从而得到呢？何况时代相距又遥远，将穷尽他们达到的高妙境界，谁能从而得到呢？扬雄说：“活着时是人，死后是书。”必定要通过他们的书来知晓并得到。罗文质公在宋朝，仕途未登朝廷，教化未行于国家。绍兴末年，谈论承担道统重任的人，必定归属于先生。先生师从龟山杨文靖公，通过文靖公见到伊川程正公，则确实进入了程氏的门墙。当时，像李吁的才器，谢良佐的力学，张绎的高识，尹焞的笃行，未曾不与他一起进步，而道南的感叹，明道唯独对龟山发出。等到讨论《西铭》，尚且不能没有疑惑。伊川用“理一分殊”来比喻，道的难以明了，就像这样。先生从龟山那里听闻，与从伊川那里听闻的没有差别，则确实融会贯通为一了。曾经说汉唐儒者，能够自我树立，不过是用心于外，让他们与仲尼的门人交往，进入尧舜之道，必定不能达到这个境界，他们的志向是怎样的呢？因此本性明达行为完善，扩展它使之广大，体察它使之仁恕，有如李延平的书，深思力行，任重道远达到极致；有如朱晦庵的话，他的造诣又是怎样的呢？李吁等人未曾听说有以此给予他的，现在想要用近似之处来窥测，确实是学者所迷惑的。难道不考察先生的遗书吗？大概博古通今，务必以文章为学的人，不是先生的学问；忠信诚实，不做不义之事而自我坚守的人，也不是先生的学问。两者不同，却都失之偏颇。先生的学问，静下来寻求，喜怒哀乐未发时的中道，扩展它达到至诚的仁德，深邃的渊泉，则通达天德的妙处了。举而措之，行事施用于政治，则没有不是达道的运用了。所以先生退而隐居，而志向常存于天下；遭遇世事多故，而道义不忘于朝廷。他的言论大多切中时弊，通达治国的根本。他的言论既足以惩戒熙宁年间开创残害的过失，他的传授之际，又足以开启淳熙年间理学的正统。阅读这个文集的人，虽然不能完全知晓先生，通过文字来探求义理，通过事迹来探求功用，大概也能得到他的绪余吧？我高兴，于是没有坠失他的家学。以我寡闻陋见来评论前人的道德，这也太过分了。仲尼的门下，颜回交臂而失之，何况更远的人？这也难以言说了。姑且保存其大要罢了。
毛氏念恃撰《豫章罗先生事实节略》说：先生清高廉洁绝俗，乡里知道他的人尚少，只有郡人李愿中、新安朱乔年听说先生从龟山门下得到伊洛之学，于是执弟子礼跟随他游学。愿中写信拜见先生说：“先生本性明达而修行，完美而洁净，充实它使之广大，体察它使之仁恕，精深微妙，大多达到极致。汉唐诸儒没有近似的人。至于不言而使人和谐，与人并立而使人感化，如春风发动万物，大概也不知道它所以然的原因。”所以读圣贤之书，稍有见识的人，都愿意在门下授经，以质疑所疑。愿中内心信服先生而善于形容，以及凡是跟随先生学问的人，整天相对，端坐解说文字，未曾一次谈及杂语。晚年因特奏中下科授惠州博罗县主簿，有人说博罗尉。绍兴二年壬子八月丁日，延平郡守周绾命令他率领诸生举行释菜礼，有洙泗间谆谆教诲的气象。大概先生的道，上承杨龟山，再上则承河南程夫子，一传而为李延平，二传而为朱紫阳，那么先生是继往开来的人吗？他的山居有颜乐斋、寄傲轩、邀站台独寐轩、白云亭，又池畔有亭叫濯缨，每自赋诗，默堂诸公都有唱和。曾经说：“士人的立
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怨嗟。」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则无全人。」又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务；亷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亷耻；士人有亷耻，则天下有风俗。或朝廷不务教化而责士人之亷耻，士人不尚亷耻而望风俗之美，其可得乎？」又曰：「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乱。」先生之言，其体用兼该如此。所著《诗》《春秋》《语孟》解说《释例》，今多不传。其着《遵尧録》八卷，《厯言》宋之祖宗绍述，纲举目张，无汉唐杂覇。之未醇，君圣臣贤，若舜禹，遵尧而不变。迨乎熈宁之间，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祸乱，为痛心疾首，义激由中，言言剀切。书成未奏，公殁之后七十九年，为宁宗嘉定癸酉，延平郡守刘允济上其书于朝，乞宣付史馆，锡谥号。至理宗淳佑六年，提刑杨栋请谥罗李两先生，七年乃锡谥文质。至正三年，有沙县知县曹道振者，辑先生之行实为年谱一卷，事虽不详，亦可寓景行之一班焉。尔善乎庐陵刘将孙之跋先生遗稿也，其文曰：「学记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后海，此之谓务本。』至哉言乎，此师友之定论也。考亭朱子出延平李氏，延平出豫章罗氏。今朱氏之书满天下，豫章延平之遗言绪论未有闻者。将孙一来延平，适兵革之后，慨然求之耆旧间，久乃得延平问答，其词语浑朴，皆当以三隅反者，且自谓不能发挥以文。又乆之得豫章家集，所传者寥寥，仅见又非延平比，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开考亭者。或曰其简也若是，道乌乎传？余作而言曰：兹道之所以传也。子曰：『余欲无言』，又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言语之道盛而自得之学隐矣。二先生之自得者，有不能得于言也。其所以传朱氏者，亦不在于言也。朱氏之得于二先生者，亦有不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为言之长者，其所授者无二朱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必求之言也，则吾为斯道慨然于此久矣。此集鸠集劳矣，宝守尤不易。正不必他求而附益之，先生之所以为先生者不在此。盖尝拜先生之晬容矣，光风霁月，玉色金声，剑山青青，剑水流清，徘徊瞻极，何往而不闻金石丝竹之音也。是可为善言道南之学者矣，是可为善读豫章先生之集者矣。
译上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根本，正直则朝廷没有过失，忠厚则天下没有怨恨叹息。」又说：「朝廷中的大奸佞不可容忍，朋友的小过错不可不容忍。如果容忍大奸佞，必定扰乱天下；如果不容忍小过错，就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又说道：「教化，是朝廷的首要任务；廉洁知耻，是士人的美好节操；风俗，是天下的重大事务。朝廷有教化，那么士人就有廉洁知耻；士人有廉洁知耻，那么天下就有良好的风俗。如果朝廷不致力于教化却要求士人廉洁知耻，士人不崇尚廉洁知耻却期望风俗美好，这怎么可能呢？」又说：「君子在朝廷，天下必定治理得好。因为君子进用则常有批评乱世弊端的言论，使君主多忧虑而善心产生，所以天下得以治理；小人在朝廷，天下必定混乱。因为小人进用则常有粉饰太平的言论，使君主多快乐而懈怠之心产生，所以天下得以混乱。」先生的言论，其本体与作用兼顾得如此全面。他所著的《诗经》《春秋》《论语》《孟子》解说及《释例》，现在大多没有流传。他所著的《遵尧录》八卷，历述宋朝祖宗继承道统，纲举目张，没有汉唐杂霸之气的不纯正，君主圣明臣子贤能，如同舜禹，遵循尧道而不改变。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政，奉行管仲商鞅的法术，甲倡导乙附和，最终酿成祸乱，先生对此痛心疾首，义愤发自内心，言辞恳切。书写成后尚未上奏，先生去世七十九年后，是宋宁宗嘉定癸酉年，延平郡守刘允济将这本书上呈朝廷，请求宣付史馆，赐予谥号。到了宋理宗淳祐六年，提刑杨栋请求赐予罗、李两位先生谥号，七年才赐予谥号「文质」。至正三年，有位沙县知县叫曹道振的，辑录先生的行实为年谱一卷，事情虽然不详细，也可以寄托对高尚德行的一分敬仰。你善于评价庐陵刘将孙为先生遗稿所作的跋文，那篇文章说：「《学记》说：『三代君王祭祀河流，先祭河后祭海，这就叫做抓住根本。』话说得太好了，这是关于师友关系的定论。考亭朱子出自延平李氏，延平李氏出自豫章罗氏。现在朱氏的著作遍布天下，豫章、延平的遗言绪论却很少听到。我刘将孙来到延平，恰逢战乱之后，感慨地在老人中间寻求，很久才得到延平的问答录，其词语浑厚质朴，都应当举一反三，而且我自己认为不能用文章来发挥阐发。又过了很久得到豫章的家集，所流传的寥寥无几，仅见的又比不上延平，更加相信两位先生之所以能上接伊洛学派而下启考亭学派的原因。有人说他们如此简略，道怎么传承呢？我回答说：这正是道得以传承的原因。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又说：『在文采方面，我还和别人差不多，至于身体力行的君子，我还没有做到。』言语之道兴盛而自得之学就隐没了。两位先生的自得之处，是有不能从言语中得到的。他们所以能传给朱氏的，也不在于言语。朱氏从两位先生那里得到的，也有不能言说的部分。而朱氏之所以言论丰富，是因为他所传授的没有第二个朱氏。朱氏的言论是不得已而说的，而世上求道的人往往一定要从言语中寻求，那么我为此道感慨已久了。这个集子搜集整理很辛劳，珍藏守护尤其不容易。正不必另外寻求而附加增益，先生之所以成为先生的地方不在此。我曾经拜见过先生的画像，光风霁月，玉色金声，青山青青，剑水清清，徘徊瞻仰至极，到哪里听不到金石丝竹的音乐声呢。这可以说是善于谈论道南学派的人了，这可以说是善于阅读豫章先生文集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