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礼记义疏卷十五

译其中记载先王分封爵位、授予俸禄、祭祀养老的制度，这在《别录》中属于制度类。郑玄回答临硕说：《孟子》成书于周赧王时期，《王制》的写作又在其后。叶适说：汉文帝初年，贾谊只主张改正历法、确定官名、颜色用黄、数字用五罢了。到了中年，贾谊已死，新垣平得势，才开始有制作《王制》、巡守、封禅的说法。项安世说：《王制》中关于爵禄的论述，取自《孟子》；关于巡守的论述，取自《虞书》中每年三次狩猎的记载；关于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三官的论述，取自《公羊传》；关于朝聘的论述，取自《左传》，其余内容必定也都有所本。大概是汉文帝综合了汉初今文博士的传授，加以斟酌增删，合为一书，想要振兴王制、实现太平。这本书自然应当与古文诸书不合，郑康成无法使之贯通，却强行解释说这是殷代的制度，这难道不是遁辞吗？

译通论高氏文彪说：“孟子说周朝制定爵位和俸禄的制度，诸侯因为憎恶祸害自己而销毁了相关典籍，这说明天下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所以《王制》把它放在篇首。又说：暴君和污吏必定轻视田地的疆界，这说明天下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事，所以《王制》把它放在篇末。”彭氏丝说：“这一篇前面讲爵位、任命、田地和俸禄，中间分散讲述六官，最后讲养老，这三者是经线，而中间穿插的几节是纬线，篇末自我注解前段的义理。”叶氏梦得说：“从‘王者制定俸禄爵位’到‘千里之内作为御用’，详细讲述分田制禄，这是为了端正疆界。疆界端正了，谷物和俸禄就公平，而封地是用来制定俸禄的，所封的土地有大有小，而守护土地的臣子必定按照大小相互隶属，所以从‘千里之外设立方伯’到‘下大夫一命’，讲述建立诸侯、设置官员尤其完备，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封地。建立诸侯、设置官员，人才不可不辨别，所以从‘凡是官员和百姓的才能’到‘不及用政事来衡量’，都是选拔人才的方法，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设官。设置官员来守卫外部，天子专门治理内部，恐怕不能相互顾及，所以从‘每隔一年进行一次小聘问’到‘以统一的德行尊崇天子’，都是巡守、朝聘的制度，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择人。巡守考察政绩，贤明的就升迁，昏庸的就罢黜，罢黜不足以惩戒就施加兵刑，所以从‘赐予诸侯音乐’到‘出兵征讨执拿有罪之人’，都是罢黜升迁的方法，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巡守。兵事不可没有防备，田猎用来训练军队，所以从‘没有战事时每年三次田猎’到‘不翻鸟巢’，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出征。财物用来聚集民众，使用财物不可没有节制，所以从‘冢宰制定国家用度’到‘每天举乐’，都是使用财物的节制，财物充足就可以行礼，而礼没有比丧祭更大的，所以从‘七天入殓’到‘寝庙不超过宗庙’，都是丧祭的礼仪，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财物充足。征税是获取财物，还没有涉及到创造财富，安排士农工商四民、利用地利才是创造财富，所以从‘司空测量土地’到‘乐于做事、勉励功效’，都是创造财富的方法，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征税。冢宰的职责是国家治理，而治理是为了使国家安定，司空的职责是工程事务，而事务是为了使国家富裕，既然富裕了就要教化他们，所以从‘司徒修明六礼’到‘乐正设立四种教化’，都是教化的大成，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生财。司徒、乐正通过教化成就他们的才能，还没有涉及到辨别他们的才能，所以从‘司马辨别官员的才能’到‘不与士人同列’，都是论辩的方法，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教化。司马所授予的是政令，而刑罚用来辅助政令不及之处，所以从‘司寇正定刑法、明确判决’到‘四种诛杀不听从’，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政令。刑罚惩治已经发生的罪行，禁止尚未发生的罪行，所以从‘圭璋不卖’到‘禁止奇异服饰、识别奇异言语’，都是在尚未发生时就加以禁止，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刑罚。到这里治理之道完备，事功成就了。百官在年终考核功绩，考察废置，所以从‘天子接受谏言’到‘百官接受质询’，都在于废置，这是为了承接前面的刑罚禁令。天子在上接受谏言，就有道的准则；百官在下接受质询，就有法的守持。而道德统一于天下，这是治理的终结。然而赡养老人以推行孝道，抚恤孤寡以惠及不足的人，这是王道的开始；疆界端正，谷物俸禄公平，这是仁政的开始。所以从‘休养老人、慰劳农夫’到‘养老、抚恤、分田、制禄’，详细讲述是为了成就开始。《王制》所论述的，其顺序就是这样。”孙氏景南说：“统辖诸侯的权力，从五国有属长，十国有连帅，三十国有卒正，到二百一十国有州伯，难道是后世维持郡国的人所能企及的吗？举荐贤才的方法，在乡里论定为秀士，升入学校为俊士，在大乐正那里论定为造士，在司马那里论定为进士，难道是后世选用人才的人所能企及的吗？审理案件，史官以案件判决报告，司寇正式审理，又由王审理，又命令三公参与审理，王还三次宽恕然后制定刑罚，多么谨慎啊！接受质询，司防把成案呈报天子，而冢宰接受后退回三官，又呈报天子而百官接受后退回，多么审慎详细啊！如果不是三代的法度，谁能做到这样？有不免矛盾的地方，比如祝史、射、御、医、卜，《周礼》列在六官的属官中，而射箭尤其重要，从天子到士人都有相关事务，却说不与士人同列，为什么呢？考察写这本书的人，必定是《仪礼》已经施行，《周礼》尚未出现，所以把乡饮酒相见列入七教，六官中没有宗伯，而司马也不说掌管军事。就其大体而言，说公田借给百姓而不征税，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收赋税，山林湖泽允许进入而不禁止，说圭田，说养老、抚恤穷民和无告者，说减轻刑罚，说设立学校，大多根源于《孟子》，而说班爵，则取用《孟子》全文，其不说天子为一等，是因为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天子非常尊贵，不敢再与公侯伯子男并列为五等，其质成之法独独归重于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是因为汉朝制度，以此作为三公，想要稍微改变古制以适应当今。虽然对于古圣人制作的精意未必完全恰当，但规模也整齐可观。况且汉文帝本来因为新垣平的话议论巡守、封禅，而本篇讲巡守绝无一言提及封禅，其学识远超叔孙通、司马相如等人。后来汉文帝谦让，最终没有实行，而这本书也成了空谈。辑录礼书的人把它收入《礼记》中，是因为它距离古代不远。而后人只因为它与《周礼》、《孟子》不合，逐字逐句地称量，一寸一寸地度量，却不考察它的本末，这难道是通儒的论调吗！

王者制定的制度，俸禄爵位：公、侯

译公、侯、伯、子、男，共分为五等。诸侯国中的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共分为五等。

译《谷梁传》正义引谷梁氏说：仁义所归往，称为王。孔颖达疏解：自身具备仁义，是众人所归往的。郑康成说：禄是受食的俸禄，爵是等级的次序，上大夫称为卿。班固说：禄是记录，用来收录人才；爵是尽，指尽其才能而加以任用。孔颖达说：郑玄注《司禄》说：禄的含义是谷，年成谷物丰收才制定俸禄；《周礼》大司徒以贤能制定爵位，以功绩制定俸禄，禄在爵之后。这里禄在爵之前，是因为禄是田产财物，分布在下层，是国家最重大的事务，必须裁度节制得当，王者制度重视它，所以排在前面。又说：《元命苞》说：公的含义是平，公平正直；侯是候，观察王室的顺逆；伯的含义是白，德行明白；子是奉恩宣德；男是任功立业；大夫是达人，意为扶持通达于人；士是事，熊安生、皇侃都说担任职事。士既然命数相同却分为三等，是因为士职位低微、德行浅薄，义理上采取渐进的方式；卿大夫职位高、德行显赫，不需要细分。卿、大夫、士不是指王朝的臣子，而是取君臣相对的意思。陈祥道说：田地不划分就不能制定俸禄，俸禄不制定就不能确定爵位，先王衡量财物来制定用度，观察俸禄来制定爵位，然后就没有多余或不足的祸患，所以以禄爵为次序。徐师曾说：首句是一篇的纲领，所以特别提出。叶梦得说：禄用来表彰功绩，爵用来表彰德行，都是王者之事，所以制定等级，从公到下士，是爵位的名称。从天子方圆千里的田地到庶人，在官者俸禄的差别。公接近天子且爵位盛大，所以必须以无私为德行。侯、伯远离天子而在外屏障扞卫，希望他们有所屈从，所以称侯、伯。侯、伯是长，说他们的德行足以统领人；子是养，说他们的道足以养育人；男是任，说他们的道足以安定人。五等，是臣属于天子的人。诸侯有国家，也是人君。有君主就没有没有臣子的，所以接近诸侯希望他们承奉上级，结群而不结党，知道进退，就称为卿；对上以忠诚辅佐君主，对下以智慧率领众人，就称为大夫；志有所崇尚，仕有所从事，就称为士。王好比是天，他的臣子数量有公、侯、伯、子、男；有卿、大夫、士。诸侯好比是地，他的臣子止于卿、大夫、士。附庸虽然依附于大国，不能以地统于天来臣属他们。地统于天，那么即使是他们的卿、大夫、士也不能纯粹臣属于诸侯。天统地，所以即使是诸侯为君，也必须纯粹臣属于天子。熊安生说：上五等制定爵位，通行于天下；下五等施行于一国。郝敬说：《王制》解说宗法、孟子而有不同之处，不把天子列在五等中是尊崇王，不把国君列在六等中是尊崇君。

通论：孔颖达说：《周礼》设官分职，官是管，以管领为名，指其所主管的，就称为职。《尚书》“唐虞建立官职只有百官，外有州牧、侯、伯”，这是州牧、侯、伯也称官。如果细说，那么诸侯没有偏私的主管，所以《学记》说：“大德不官”，注解说指天子、诸侯。诸侯也称职，朝见天子叫述职。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位，所以《士冠礼》说：“古人生前无爵位，死后无谥号。”周朝则士也有爵位，所以郑玄注“周朝以士为爵位，死后仍然不给谥号”。马端临说：周朝制度，不是二王之后不封公，所以周公、太公的爵位都是侯。《诗经》说：“穆穆鲁侯，齐侯之子”就是这样。而《春秋》有虞公、虢公，或者是常为三公子孙，沿袭他们的称号吧？所以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他们出封各加一命，三公加为方伯九命，卿加侯伯七命，大夫加子男五命，元士出为附庸四命。大夫以上德行盛大，爵位和命数一并增加；士德行未周全，进命数不进爵位，所以附庸还称命数。子弟及异姓封爵不超过侯，如果有大功大德就进封土地，所以齐、鲁都以侯爵而受上公五百里的土地。如果列土侯伯有功德加一命为牧，所以《春官》说：“八命作牧，上公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次国没有四命，卿、大夫、士同小国的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周礼》爵位及命士，所以说“一命受爵”。有爵位命数的人有职事，所以《周礼》说：“一命受职，再命受服。”受服于君主，不自己制作，那么一命的人其服饰是自己制作的。三命受车马，指侯伯的卿，父亲在世就不受，所以《曲礼》说：“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三命的卿有天子命数的礼制，所以《周礼》说：“三命受位，皆有列位于王朝。”那么小国的卿再命，没有列位。三命才开始受车马，那么再命以下车马是自己制作的，如果君主特别赐予的不在此例。四命受器，指公的卿受祭器于公，如果三命以下都是自己制作，所以记载说：“有田禄的人先制作祭器。”

存疑：孔颖达说：“《白虎通》说：‘卿的含义，是向，为人所归向。’”

按《周礼》六官的属官，只有中大夫、下大夫，是天子的卿，即上大夫。

译也。诸侯的国家没有中大夫，只有下大夫五人，因此诸侯的上大夫，就是卿。诸侯的三卿，司徒兼管冡宰，司马兼管宗伯，司空兼管司寇。《左传》记载季孙担任司徒，叔孙担任司马，孟孙担任司空，这是明确的证据。关于下大夫有五人，崔氏灵恩说：司徒之下设置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设置小司寇、小司空，司马事务较少，只设置小司马。然而鲁国有夏父弗忌担任宗伯，难道是因为礼事需要，就将小司马转任为宗伯，就像燕射时转任司马为司正那样吗？又考证《白虎通》说：“卿的意思是彰明善道、阐明道理；大夫的意思是大力扶持、提拔人才。”所以传文说：“举荐贤能、通达才能的人称为大夫。”士，就是事的意思，是承担事务的称呼。所以传文说：“通晓古今、辨别是非的人称为士。”这与孔颖达疏中将卿训释为“归向”的说法截然不同。况且“卿”字的字形从“卩”，与“乡”字从“邑”的字形，也完全不同。叶氏训释“知节”的说法是正确的。

译天子的田地纵横各一千里，公和侯的田地纵横各一百里，伯的田地纵横各七十里，子和男的田地纵横各五十里。达不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

正义：郑康成说：“纵横各一千里，是王畿内的土地，用来作为公卿大夫和元士的俸禄。‘不合’是指不能直接朝见天子。小城叫做附庸。附庸是指将国事依附于大国，还不能用自己的名义直接通达天子。”熊安生说：“这以下都是制定俸禄的方法。”孔颖达说：“这是论述天子王畿内的田地以及王畿外五等诸侯的制度。七十里比一百里减少一半，五十里比七十里减少一半。所以《孝经纬》说：‘德行没有加倍的不改变爵位，功劳没有加倍的不改变土地。’所以依次减半，以区别优劣。”成伯璵说：“德行高的人加倍其爵位，功劳高的人加倍其土地。臣子有大功勋，天子用土地来报答他，这是开国立国、继承家业的意思。”彭丝说：“纵横各一千里，是指横着一千里，竖着一千里，总共一百万平方里【案：一百万平方里，是说边长为一里的正方形有一百万个】。案：凡是说‘方’的，并不是指正方形，是用开方法计算，才有这样的数目。比如臣瓒说周朝西都纵横各八百里，每边作为一百里的有八个，八八六十四，即六百四十里；东都纵横各六百里，每边作为一百里的有六个，六六三十六，即三百六十里。合起来就是纵横各一千里。其余的侯国也大致依据山川的形状，大国纵横各一百里，所谓的一同；纵横各七十里，有纵横各一百里的一半；纵横各五十里，有纵横各七十里的一半。都是举其大概的说法。民功叫做庸，他们治理百姓的功劳，通过大国而通达天子。有人说‘庸’和‘墉’相通，附庸就像附属的城池。项氏说王莽封诸侯，设置附城，大概是以城为庸。

通论：陈祥道说：“三等土地，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正式的封地；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五等则包括附庸，是广阔的封地。正式封地则每一寸土地都不是他的土地，每一个百姓都不是他的臣民；尊贵的人嫌于太盛而无以屈尊，所以公的土地必须向下而顺从侯；卑贱的人嫌于太削而无以立足，所以男的土地必须向上而顺从子。至于广阔的封地，则希望上级的政令有所统辖而不烦琐，下级的职贡有所依附而不耗费，而且不是诸侯所能擅自决定的。尊贵的人不嫌于太多，卑贱的人不嫌于太寡，所以公的土地必须是五百里而不同于侯，男的土地只有一百里而不同于子。”王安石说：“《王制》规定封国为三等，古时候九州之地以及四海之内，没有不各有君长的。如果斥退而扩大它，增加到一百里、五百里，那么被贬废削灭的必然很多，这在人情上必然不合。或许有人认为商朝末年诸侯各自相互侵并，合并为大国，到周朝才开始裁损到五百里至一百里，那么就不应当说分土只有三等。武王分土只有三等，周公又为什么增加到五百里呢？孟子说周公封鲁国一百里，《明堂位》说封周公纵横各七百里，大概这时候鲁国人已经不知道最初封地的大小了。又子产说诸侯一同与孟子相合，那么五百里的说法大概不足信。”叶梦得说：“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掉山林川泽，取其可食用的土地一半，那么附庸就在其中；以其地方一百里都是可食用的土地，而山林川泽不在其中，那么附庸就在其外。这就是鲁国之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也说周公封于鲁国地方一百里的原因。《诗经》说：‘赐给他山川、土田和附庸’，附庸是举其虚封来说的，所谓七百里；‘土田’是举其实封来说的，所谓纵横各一百里。”汪克宽说：“《周礼》大司徒论述公侯伯子男的土地，各自以封疆来说，而他们食用的土地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孟子《王制》所说的专门主于田禄，正是《周礼》所说的食用的土地。他们食用的土地是《鲁颂》所说的‘赐给他土田’，他们的封疆是《鲁颂》所说的‘赐给他附庸’。”陈澔说：“里数有两种，分田的里数以方计算，分服的里数以长计算。分服则计算道路远近作为朝贡的节度，分田则计算田亩多少作为赋禄的制度，这就是所以均平的原因。

案：《虞书》说辅佐成就五服，直到五千里，每服一面五百里，合两面一千里，通五服纵横各五千里，又外面迫近四海，都建立五长，大约五百里。《王制》州纵横各一千里，那么纵广纵横各三千里。《周礼》九服，每服一面二百五十里，合两面五百里，通九服四千五百里，合王畿一千里为纵横各五千五百里，那么纵广纵横各七千里。郑玄因此说唐虞时中国纵横各五千里，以符合《虞书》；夏朝衰微四夷内侵，所以疆域最狭，只纵横各三千里，以符合《王制》；周公扩大疆域，中国地到纵横各七千里，以符合《周礼》职方附防，可以说严密了。至于说殷时纵横各一千里的有九个，周时纵横各一千里的有四十九个，其地比殷多五倍，而又有一半。周因殷的旧制，所以公侯还纵横各一百里。周公增加公的封地五倍，五倍二十五个纵横各一百里。按照他的说法，那么增加一个公，其左右都是公侯，那么合并其二十四国；都是伯，那么合并其四十七八国。如果是子男附庸，那么所合并的将有一百国了。不知道这所合并的是无罪而全部灭掉他们呢？还是迁徙而远至四裔之

译在外，难道是把旧有的国号，迁移并加在那边吗？现在考证经典，《禹贡》在东方提到海岱，提到河济；《周礼·职方》提到它的镇山是岱山，它的河流是河泲【案：泲是古济字】。《禹贡》在西方提到华山，提到泾渭；《周礼·职方》在河南提到华山，在正西提到泾汭渭洛。《禹贡》在南方提到衡山，提到江汉；《职方》与《王制》相同，《王制》在东方举出东海，在南方举出衡山，在西方举出流沙，疆域大致相同。只有《周礼·职方》在北方提到它的镇山是医无闾，它的沼泽是貕养，而《王制》说北方不到恒山，疆域稍显狭小。然而《禹贡》说“朔南暨”，是以声教所及而言；《王制》都说“不尽”，是以分封诸侯国而言，其实范围是相当的。大概州域的分合大小没有定规，而山川的名称自古不变，所以虞朝初定十二州，禹又改为九州。《禹贡》与《职方》在山川分属上只有细微差异罢了。哪里能看到周公所斥退的大地，面积是殷朝的一半呢？自古山川的奠定，成就于禹的功业，所以《诗经·周南》说“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商颂》说“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孟子说“周人也说方圆千里的有九份”，齐国占其中一份。说到周朝分封爵位俸禄时说“天子的制度，地方方圆千里，公侯都是方圆百里”，又说“周公受封于鲁，太公受封于齐”，都是方圆百里。《王制》所说的，全都依据孟子，断定是周朝的法度无疑。又唐尧虞舜与夏朝都建都于冀州，商朝建都于冀豫之间，周朝建都于雍州。大致南方的疆域宽广而北方狭小，那么《尚书》的五服，每服各五百里；《周礼》的九服，每服各五百里，不过是举两面来说罢了。

译存异：郑康成说：“这是殷朝沿袭夏朝爵位三等制度的地方。殷朝有侯、梅伯。《春秋》改变周朝的繁文缛节，采用殷朝的质朴，将伯、子、男合并为一等，那么殷朝的爵位就是三等：公、侯、伯。在王畿之内称为子。周武王平定天下，重新设立五等爵位，增加了子、男，但仍然沿用殷朝的土地划分，因为当时九州的疆界还比较狭窄。周公摄政，达到太平盛世，扩大了九州的疆界，实现了武王的志向，封王者的后代为公，以及有功的诸侯，大的封地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沿袭殷朝的诸侯，也根据功劳进行升降。那些不合适的，都增加土地到百里。因此周朝有爵位尊贵但封地小的，也有爵位低微但封地大的。只有天子王畿内的封地没有增加，因为那是用来俸禄群臣的，不是为了治理百姓。孔颖达说：“夏朝在涂山会盟诸侯，拿着玉帛的有一万个诸侯国，如果不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封地，不可能有一万个诸侯国，所以知道夏朝爵位三等制度是这样的。”《武成》说：“爵位分为五等，分封土地分为三等。”武王平定天下，增加了子、男的爵位，爵位既然分为五等，那么分封土地也意图分为五等，但土地还比较狭窄，没能广泛分封。周公开拓疆土比先前广大，中原地区方圆三千里，现在方圆七千里，于是实行五等分封，以完成武王的意图，就像《大司徒》职文中所说的那样。解说的人因此认为文家五等，质家三等。然而虞夏质朴，而《虞书》记载五瑞，难道只有三等吗？《孝经》记载夏朝制度，却说公侯伯子男，也不是三等。”

辨正：胡铨说：郑康成说这是殷朝沿袭夏朝爵位三等制度，何休说《春秋》改变周朝的繁文缛节，采用殷朝的质朴，将伯子男合并为一，都不符合常理。查考《春秋》尊崇周朝，什么时候改变过周朝？又什么时候将伯子男合并为一？比如杞国进入《春秋》记载为侯，庄公二十七年贬为伯，到僖公二十三年贬称为子。如果伯子男是一等，何必记载侯、记载伯、记载子来贬低杞国？《明堂位》说：“脯侯”，《天问》说：“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殷朝有侯、有伯、有子，也有男，可知殷朝也具备五等爵位。郑康成却说“微子、箕子是王畿内采地的爵位，不能称为子男之子”，那么天子三公也不能称为公侯之公吗？由此推断，郑康成说“殷朝爵位三等”是不对的。夏朝有涂山会盟，拿着玉帛的有一万个诸侯国，如果只有三等，不可能有一万个诸侯国，那么郑康成说“殷朝沿袭夏朝三等”也是不对的。自从虞朝五瑞五玉以来，制度就是五等，夏、殷、周沿袭它，没有改变，不能说虞、周有五等，殷朝还是三等。

存疑：叶梦得说：“《周官》将山林川泽合在一起说，就称为地；王制只限于可耕种的土地，就称为田。”

查考《孟子》说天子的制度，地方千里，大国地方百里，这是地和田是一样的。所以用五百里兼括山林川泽附庸，百里作为可耕种的土地，那么就可以说地和田意义不同，否则就不可以。

天子的三公的田，比照公侯；天子的卿，比照伯；天子的大夫，比照子男；天子的元士，比照附庸。

正义：郑康成说：“视就是比照的意思。”朱熹说：“元士，就是上士。”陈祥道说：“在内部的地位低，他们的任命和俸禄一定比照外部，那么名义上有委屈而实际有所供养，在外部的尊崇他们的任命，而俸禄不不同于内部，那么名义上有伸展，而实际有所坚守。”

查考这是以俸禄制度在王畿内的情况来说的，比照外部诸侯，将内外合为一体。

通论：陈祥道说：《周礼》载师士田，负责近郊的土地。家邑的田，负责稍地。小都的田，负责县地。

译【焉】大都的田地，由疆界之地（公受地在此）来承担，这就是所说的参照侯、伯、子、男来确定的。士所受田地较少，而近郊之地足以容纳，所以让他们在近郊任职。公、卿、大夫所受田地较多，非远地不足以容纳，所以让他们在县城及疆界之地任职。这是周代采邑的区别。郑玄解释《大司徒》时，用《王制》中王畿内的数量作为夏代的采邑制度，说周代的制度未曾听闻。《小司徒》又说：采邑，百里之国共有四都，五十里之国共有四县，二十五里之国共有四甸。既然说未曾听闻，却又明确地说出，依据何在呢？徐氏自己解释说：先王设立官职、制定俸禄，所受田地根据内外情况统一规划，以此来制约天下偏重一方的祸患，使远近如一。毕公镇守治理东方土地，卫武公入朝在周担任宰相，所以内外劳苦均等，而内外的轻重不分。因此，内诸侯的俸禄，必定参照外诸侯来制定。三公受百里之地，卿受七十里之地，大夫受五十里之地，而元士分为三等，也参照附庸来受田。田地是俸禄的来源，居官的俸禄就是田地，都有采邑。大夫受五十里之地，有功劳才开始享有采邑，其子孙可以世袭俸禄，但不能世袭官职。没有功劳就没有采邑，也与士一样从上级领取俸禄，仅以圭田用于祭祀罢了。从三公到元士，大的受邑，小的受田。所谓分田制禄，可以坐在此处确定，大致可以考察了。

译存疑：叶氏梦得说：“古代三公没有固定的职务，大夫虽然有固定的职务，但有卿来担任，所以三公与六卿的田邑等同看待。公、侯、卿与大夫的田邑等同看待，伯、大夫与元士的田邑等同看待，子、男以及附庸小国。孟子列举卑下的以显示尊贵的，所以只说到卿、大夫、元士。《王制》确定了尊卑的次序，所以虽然三公没有固定职务，附庸小国不直接隶属于天子，也必定详细地加以说明。”季氏本说：“‘视’，是比照他们所吃的俸禄。大国国君的田邑有三万二千亩，卿就比照它；次国国君的田邑有二万四千亩，大夫就比照它；小国国君的田邑有一万六千亩，元士就比照它。大概畿外诸侯的公费用在国君十分之一的俸禄之外，畿内的臣属公费用都出自天子的赋税之内，不必从他们的私产中取用，所以比照他们的俸禄就足够了，并不是比照他们国土方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而言的。”

存异：郑氏康成说，元是善的意思，善士，就是命士。孔氏颖达说：查《周礼》注，天子的上士是三命，中士是再命，下士是一命，所以都称为元士，这与诸侯不同。诸侯伯一级的士虽然是一命，也不能称为元士。

辨正：方氏慤说：“上士称为元士，与元子、元侯意义相同。只有上士可以这样称呼，因为他们的才能不仅在于侍奉他人，还可以统领他人。不提及中士、下士，只有上士可以比照附庸小国。”

按：《孟子》说天子的卿受田比照侯，大夫受田比照伯，元士受田比照子、男。这是依据《孟子》递减一等，也是斟酌当时时宜而打算作为汉代制度的。叶氏认为《孟子》列举卑下的以显示尊贵的，王制确定了尊卑的次序，所以必定详细地加以说明。这是《孟子》只听到其大概，而汉代儒生反而得到其详细吗？他们的错误源于郑氏将《王制》当作殷代制度，而众儒又将其当作周代制度。至于季氏所说的比照俸禄而非比照国土的说法，在义理上并不协调。看篇末说封赐方圆百里的有九个，方圆七十里的有二十一个，未曾不以国土来谈论。

制定农田百亩，百亩的划分：上等农夫养活九人，上次等养活八人，其次等养活七人，再次等养活六人，下等农夫养活五人。在官府任职的庶人，他们的俸禄以此作为等级差别【“分”，《孟子》作“粪”，“食”音嗣，“差”音楚宜】

正义：马氏睎孟说：百亩是按周尺来计算的，六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郑氏康成说：农夫都从公家受田，庶人在官指的是府、史、胥、徒，由官长任命，不由天子或国君直接任命的【孔疏：官长如冢宰是天官之长，大司徒是地官之长，太府是府藏之长，大司乐是乐官之长，他们的府、史、胥、徒都可以自行任命，因为不在九命之类，所以知道不由天子任命。除，指除去他们旧的名籍】贾氏公彦说：《王制》说下士比照上等农夫养活九人，那么府养活八人，史养活七人，胥养活六人，徒养活五人，这些官职都仅次于士，所以称为庶人在官。应氏镛说：上等农夫养活九人，下士比照农夫，互相累积而加倍三次，就成为中士、上士、大夫；从此累积而四倍就成为卿【按：这里举的是大国，次国三大夫、小国二大夫可知】又从此累积而十倍就成为国君，都是从农夫来计算的，所以没有比庶人更贱的，而在官者以农夫为等级差别，没有比国君更尊贵的，而俸禄也比照农夫所累积的，不仅使执行杂役的卑贱者不敢立刻忘记本业，而且俸禄优厚、物资供奉丰厚的人也知道他们的根本无不基于农业。方氏慤说：府、史、胥、徒之类，他们的家也授予田地，就是《周礼》所说的官田，他们的职位高低无法详细得知，所以俸禄的高低也无法确定，大概多的不超过养活九人，少的也不低于养活五人。《孟子》说百亩之粪，这里说分，分是用来均平的，在于法度；粪是用来治理的，在于人力。法度由上制定，人力由下付出，互相补充。马氏睎孟说：上止于九人，是依据诸侯下士所比照而言的；下止于五人，是依据庶人在官中最下等者而言的。

通论：叶氏时说：大概古代赋给俸禄是用田地，那些不能受田的，就有稍食。王宫中的宿卫，由宫正均给稍食；后宫中的人民，由内宰均给稍食。至于士庶子以及在外守卫城郭沟池的众庶，由掌固均给稍食；驭夫、圉师、府史等在宫中的人，由校人均给稍食。内外朝官吏留任处理文书的，由稿人供给冗食。像这样，所分发的有常数，所供给的有定额。他们的俸禄出自廪人所储藏的，以等待匪颁赒赐，而司禄取用来分发。宫正、内宰等官，是让他们均给吗？

存异：郑氏康成说，田地的肥瘠有五个等级，收入不同。孔氏颖达说，家中有二人到十人，分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就授予上等土地，所供养的人多。男女五人以下，就授予下等土地，所供养的人少。《周礼》大司徒，上等地每家七人，中等地每家六人，下等地每家五人。说的是中地之上、中地之中、中地之下，推而上地之上，每家十人；上地之中，每家九人；上地之下，每家八人；下地之上，每家四人；下地之中，每家三人；下地之下，每家二人。总共九等。陈氏澔

译说，土地肥沃富饶的为上等农地，土地贫瘠瘦薄的为下等农地。马氏睎孟说，《周礼》中有关于不易、一易、再易的三等差别，这也就是九等。《周官》制定农田的方法，这里则是根据制定俸禄来论述的。季氏本说，一夫百亩，并不是说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耕种百亩田地。这里的“夫”是指九夫为井的“夫”，是说百亩田地称为一夫之田。百亩的田地，一个人的力量只能耕种二十五亩，那么百亩田地，就是四个人力量所耕种的。

译辨正季氏原本说：“上等田、中等田、下等田，这就是古人考核田地的方法，后世丈量田地应当以此为准则。因为根据田地的肥沃与贫瘠来制定均衡的标准，那么贫瘠的田地也就和肥沃的田地等同了。而郑玄说：‘七人以上授予上等田，五人以下授予下等田’，那么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本来就没有通盘均衡，只是根据人口多少来划分差别，这难道不是扰乱疆界治理而成为弊端之源吗！”

按朱子说农夫受田同样是这一百亩，而所获多少，看他们力气勤勉还是懒惰。庶人在官府任职的，他们的职事有小有大，他们的才能也有优劣，勤勉与懒惰不同，所以受禄多少，参照农夫的五等来划分差别。这道理很明白，大概之所以一定要参照农夫，是因为俸禄都出自民力，上面没有滥给，下面没有虚受，然后激励劝勉的道理才明确。从士以上到君卿，虽然不说以此作为差别，但差别从此开始。拿出俸禄的人很艰难，享受俸禄的人不容易，俸禄越丰厚，责任越重大，不举出一国百姓安康治理的愧疚，这是君卿的俸禄而不安心。如果说田地有九等，授予田地一定要看人口多少，那么从三十岁受田，六十岁归田，他们的里居有定，而生齿的增加与减少，每年不同，一年要改变两三次，不是太烦扰吗？况且庶人在官，只计算他家人口多少，那么卿大夫士的家人口难道没有多少吗？而用庸制俸禄，用功定食的方法，都无从推行了。季氏说一夫不是一个人，百亩是四个夫耕种的，那一定不对。因为周代以百步为亩，到汉景帝时，才开始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桑弘羊说：古代制定田地百步为亩，十分之一征税，先帝哀怜百姓，制定田地二百四十步为亩，三十分之一征税】古代的百亩，只相当于四十亩，又古尺相当于宋钞尺六寸四分弱，那么四十亩只相当于二十五亩六分。如果又四分，每人耕田六亩四分，父母妻子不都饿死吗？孟子说百亩之田，匹夫耕种，匹夫就是一夫，四人为夫，说法有什么根据呢？只有他考核田地的说法很好，所谓一夫百亩，是《周礼》所说的不易之地，《左传》所说的衍沃之地，都是举出最上等的来定赋税。就像现在以折平定赋税一样。

诸侯的下士比照上农夫，俸禄足以代替他耕种。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卿是大夫俸禄的四倍，君是卿俸禄的十倍。次国的卿是大夫俸禄的三倍，君是卿俸禄的十倍。小国的卿是大夫俸禄的两倍，君是卿俸禄的十倍。

正义郑氏康成说：这是班禄尊卑的差别。孔氏颖达说：从下士到小国之君加倍俸禄的，都依据没有采地的人而言。大夫以下，地位低俸禄少，所以大小国家没有区别。卿与君地位重俸禄尊，所以俸禄随国家的大小来节制。朱子说：倍是加一倍，四是四倍，三是三倍，十是十倍。黄氏震说：一定要本于上农夫，是显示俸禄出自农等，而上面的都是代替耕种的。徐氏说：下士田百亩，可养活九人；中士二百亩，可养活十八人，上士四百亩，可养活三十六人；大夫八百亩，可养活七十二人；大国卿三千二百亩，可养活二百八十八人；君三万二千亩，可养活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国卿二千四百亩，可养活二百十六人；君二万四千亩，可养活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国卿一千六百亩，可养活百四十四人；君一万六千亩，可养活千四百四十人。所食的俸禄，都是助法的公田，借庶人的力气来耕种而收取其租。士的无田与庶人在官的，则只受禄于官，如同田地的收入而已。按这是以俸禄制度在畿外诸侯之国而言，君夫人、公子及女御、内官都有常禄，不一定实有一二千人吃，只是其数如此罢了。

通论朱子说：“君是卿俸禄的十倍，是君所私用。如果贡赋、宾客、朝聘、祭享，另有公储。”詹氏道传说：“大国为田九百万亩，除去山林、城郭、宫室及民田庐舍，公田所入常得五十三万三千三百亩有余。赋禄五万一千九百亩，余四十八万三千三百亩有余。次国公田二十六万三千三百亩有余，赋禄四万一千五百亩。小国公田一十二万三千三百亩有余，赋禄二万九千五百亩。余以供国家调度、丧祭、宾客之费，以备凶荒不测之用。”徐氏自明说：“春秋以来，诸侯擅其国山泽之赋，皆自有之，无复君十卿禄之制。而卿大夫采邑也大多逾制，为国生患。晋惠公一入国，即许里克以汾阴之田百万，丕郑以负葵之田七十万。在齐桓时，伯氏有骈邑三百；鲁成公时，施氏有百室之邑。郑赏入陈之功，子产以上卿受八邑。宋之盟，公与左师邑六十；齐庆氏之变，公与晏子邑六十，晏子辞而复之。惧其盈以召祸于先王之制，不暇论矣。”

按詹氏只以山林、城郭、宫室三分去一的方法推之，约田数如此。其实各国山林薮泽有多有少，不

译都是相同的。另外，詹氏依据郑氏关于侯国上、中、下士各自仅有九人的说法进行推论，因此俸禄只到此为止。如果跟随徐氏的观点，即中士的俸禄是上士的三倍，下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三倍，那么合计应给各级士增加俸禄田二万三千八百亩。

译次国（中等诸侯国）的上卿，其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其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

郑康成在《正义》中说：“这是诸侯派遣卿大夫进行聘问和防闲（外交礼仪）时的等级次序。如果爵位相同，小国（的卿）地位低于大国；如果爵位不同，小国（的卿）地位反而高于大国（的大夫）。”孔颖达说：“同样是卿，那么小国的卿地位在大国卿之下；如果大国是大夫，小国是卿，那么小国的卿地位就在大国大夫之上。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卿手持羔羊，大夫手持大雁；卿穿絺冕，大夫穿玄冕。卿的地位不可能在大夫之下。”方慤说：“三等诸侯国，其土地和国君的地位互相降低一等，所以其卿大夫的地位所对应的等级，也各自降低一等。上大夫就是卿。既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大概是因为上大夫是在下大夫之上的缘故。”

考察命数（官职等级），大国和次国的卿分为二等，小国的卿分为一等。在地位次序上，则各自分为二等。大夫相对于卿来说，都算是下级。而在这里又将大夫分为上下，崔灵恩说：“小宰、小司徒属于上级，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属于下级。”有人说：“天官、秋官没有正卿，所以吴国的宋宰称为‘太’，鲁国的司寇称为‘大’。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这说明小宰、小司寇属于上级，保留此说供参考。”

通论徐自明说：“对于大国的卿，文中没有说‘略之’（省略其具体对应关系）。”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卿，借口自己相当于小国的国君，常常以臣子的身份与国君平起平坐，安然主持盟会而不推辞。于是垂陇之盟，三个国家的国君都在场，却由士縠主持；新城之盟，七个国家的国君都在场，却由赵盾主持。不久棐林之师，四个国家的国君率领军队去抵御晋国的大夫，却不觉得惭愧。逐渐发展到众多大夫举行湨梁之盟，以此傲视他们的上级，这都是起初事态发展的验证。由此可知，先王不把它明确说出来，正是为了正名定分，其防闲之意深远啊。鲁成公时，晋国的荀庚地位是下卿，卫国的孙良夫地位是上卿，都来聘问。臧宣叔说：“卫国在晋国面前，不能算作次国。”后来卫国、晋国、卫国都是侯爵，却以强弱来区分大小，这是不对的。那时士大夫虽然能谈论周礼，但受习俗影响，巧妙地附会解释。左丘明反而认为这是合乎礼制的，为什么呢？

其中还有中士和下士，他们的数量各自占上一级的三分之一。

徐师曾在《正义》中说：“这段文字应当位于‘上士二十七人’之下，是错简（简牍次序错乱）所致。意思是中士的数量是上士的三倍，下士的数量是中士的三倍。”

存疑：郑康成说：“居，就是相当的意思。”这是依据大国来说的，大国的士为上士，次国的士为中士，小国的士为下士，士的数量都是二十七人，各自分为上九、中九、下九。以地位相当来说，次国的上士相当于大国的中士，中士相当于大国的下士，小国的上士相当于大国的下士。凡是没有受命的士，也没有出使聘问的事情。《春秋传》称士为介（副使）。孔颖达说：“次国以大国为上，小国以次国为上。”这篇文章以大国为主，用次国、小国来对应。

存异：方慤说：“有的有，有的没有，叫做有后。列举三等诸侯国，只提到上士二十七人，就知道中士和下士，诸侯国有的有，有的没有。那些有的国家，各自有二十七人，合起来是八十一人，说各自与上士为三分。”胡铨说：“士的数量，各国都是二十七人，三分之中上士占大半，中士、下士各占上士的三分之一。”黄震说：“‘其有者’，是不常有的说法。中士、下士有时会有，那么制定俸禄的数量应当占上士的三分之一。”陈祥道说：“卿大夫是宾，宾以地位次序排列，所以用地位来说；士是介，介只需要用数量来对待罢了。传曰：名位不同，礼的数目也不同。中士的礼占上士的三分之一，下士的礼占中士的三分之一。”

考察大国有一位孤，三位卿，五位大夫，合起来是九人。所以上士乘以三得到二十七人，那么中士和下士必然根据国家的大小依次增加，或者乘以三，或者加倍。所以草庐吴氏和吴江徐氏都认为“上二十七人”之后脱漏了“下”字。郑氏认为这是聘问的等级。现在考察下大夫五人，可以分为二等，那么上士二十七人分为三等，也未可知。但本文明确说有中士、下士，不应该又把上士分为中士、下士。至于方氏说的“有的有，有的没有”，黄氏说的“不常有”，胡氏说的“合中下士得上士小半”的说法，尤其不准确。孟子明确说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如果没有中士、下士，爵位就只有四等了。本篇也说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如果没有中士、下士，就只有三等了。天子六乡五家的比长就是下士，六遂是内诸侯的食邑，所以比外诸侯而二十五家的里宰为下士，那么侯国中的中士、下士也很多了。难道会有没有中士、下士，或者合中下士而仅得上士一半的情况吗？郑氏说非命士不出使，那么小国的卿和下大夫只有一命，又哪里有命士出使的呢？陈氏说卿大夫为宾，士为介，义理大致可通。然而聘礼在归饔饩时说，士介四人皆饩大牢，米百筥，设飱则众介皆少牢，怎么见得中士的礼只得上士的三分之一呢？

译下士的礼制只达到中士的三分之一吗？恐怕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采纳。

译四海之内，分为九州，每州方圆千里。每州建立方圆百里的诸侯国三十七个，方圆七十里的诸侯国六十五个，方圆五十里的诸侯国一百二十个，总共二百一十个诸侯国。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其余的土地作为附庸国和闲田。八个州各有二百一十个诸侯国。【“闲”音同“闲”】

《正义》引郑康成说：这大的疆界方圆三千里，三三得九，即九个方圆千里的区域。其中一个为天子畿内，其余八个各设立一个州。大国三十个，对应三公；次国六十个，对应六卿；小国一百二十个，对应十二小卿。【孔颖达疏定本说：“十二小卿”前多了一个“十”字，俗本直接写“十二小卿”，是错误的。】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是因为要与百姓共享财利，不得垄断管理，只是征收赋税而已。孔颖达说：这是论述四海之内，九州各自建国数量的多少以及附庸、闲田的制度。《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这四海之内，指的是夷狄居住的区域之内。一个方圆千里的区域，等于一百个方圆百里的区域。一州只剩余十个方圆百里的区域，足以配备二十一个附庸国。郑玄注《大司徒》说：凡是诸侯中的牧正、帅长以及有德行的人才有附庸，并非每个诸侯国都有。如果尚未分封给人，就称为闲田。名山大泽，如果分封给诸侯，诸侯就成为主人，百姓就不能获取其中的财物了。所以不用于分封，那么诸侯就不能阻塞管理，禁止百姓获取物品，只是随着百姓所取之物征收赋税而已。李觏说：方圆千里可以得到一百个方圆百里的区域，方圆百里可以得到一百个方圆十里的区域，方圆七十里可以得到四十九个方圆十里的区域，方圆五十里可以得到二十五个方圆十里的区域。伯爵的田地是子、男爵的两倍，公、侯的田地是伯爵的两倍，天子的田地是公、侯的一百倍。不这样不足以作为稳固的维持。

《辨正》朱熹说：“分封诸侯的制度，只是汉代儒者设立的一种算法。九州之地，冀州极其宽阔，河南、河北都归属于它。雍州也很宽阔，陕西五路都归属于它。至于青、兖、徐、豫四州，则疆界有不足的地方。假如夏朝时封建的国家，到了商朝革命，必定削减多的给少的，那么他们未必服从，或者因此产生动乱。又如周王把原田赐给晋文公，那里的百姓不服从，以至于讨伐他们，大概是世代守护那片土地，不肯立刻顺从他人。如果分封王子的子弟，必定要有空余的地方可以分封。《左传》记载齐地的蒲姑氏，后来太公望才继承那里。如果武王没有得到蒲姑的土地，那么太公也没有安置的地方。”

按：这是申述畿外建国的数量。在尧帝之前，洪水横流，有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必定有千百人聚集，他们的首领，就是他们的君主。大禹平定水土，然后统一天下，所以大禹说“辅助完成五服制度直到五千里的范围”，都建立了五长，外围迫近四海，所以赐给土地姓氏是从这时开始的。孔子删定《尚书》，断自唐尧虞舜，唐虞时期有万国，殷朝初期有三千国，到了周朝有一千八百国，也是日益相互吞并造成的。周朝初期灭掉卫国，管叔去监管；灭掉霍国，霍叔去监管。成王四年灭掉奄国，于是分封给鲁国；六年灭掉唐国，于是分封给晋国。所以孟子说“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同姓五十个封国，就是那些地方。所以有爵位低而土地广的，有爵位高而土地狭的，有起初小后来大的，起初大后来小的。所谓“爵位分为五等，分土分为三等”，大概就是这样。朱子的说法很明白。汉文帝时，贾谊进言“多建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的防备措施，博士依据孟子的话，想要仿效周初建立一千八百个诸侯国，也是识时务的人。文帝不能实行，于是发生了七国之乱。后来又打压过分，名义上是诸侯王，以至于不能拥有寸土，臣民只有一个，于是封建制度就废除了。

天子畿内，方圆百里的诸侯国九个，方圆七十里的诸侯国二十一个，方圆五十里的诸侯国六十三个，总共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用于分赐，其余的土地用来俸禄士人，作为闲田。【“朌”，郑玄读作“班”；“闲”，音同“闲”】

《正义》引孔颖达说：这是说明天子畿内诸侯国数量的多少以及俸禄士人的制度。名山大泽，畿外有分封的意义，所以说“不用于分封”；畿内不世袭职位，只有分赐，所以说“不用于分赐，也是与百姓共享财利，不垄断管理”。百姓获取其中的财物，也进入王府。《周礼》中山虞、泽虞所掌管的就是这样。用来俸禄士人，是指没有封地的士人给予土地，以抵当他们的俸禄，不能成为采邑。作为闲田，是《周礼》所说的公邑，不说附庸。畿内的诸侯没有附庸。

《通论》叶时曰：晏子认为齐侯独占山林薮泽的利益，百姓怨恨诅咒；韩献子认为晋国想要占据郇瑕之地，说靠近宝物，公室就贫困了。由此可知山泽的利益，先王未曾禁止百姓自行获取。所以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诸侯，而九州山川薮泽的名称，都由职方氏掌管，用来消除诸侯的奢侈之心，而谨慎天子的守地。至于山林川泽的利益，有可以与诸侯国共享的，就任命山师、川师辨别物品并颁赐，使他们进献珍异之贡，用来显示诸侯的公心，而均衡天下的利源。山海是天地的宝藏，山泽是国家的宝物。古代先王不与百姓争利，也不放纵百姓趋利，所以大宰用九职任用万民，其中第三项是虞衡，制作山泽的材用，那么官府就不以私心对待。地官的属官有山虞，命令万民按时

译砍伐木材；泽虞将剩余的物资分发给百姓。田猎时接受迹人的指令，获取金玉锡石时依据丱人的地图，羽毛、兽角、细葛布、粗葛布、草料贡品，以及用于染色的草、灰、炭、杂木、互蜃等物品，都是山泽之民所能拥有的，这叫做与百姓共享财富。随后，大宰又通过九种赋税来征收财物，其中第八种是山泽之赋，那么百姓就不能擅自占有。地官下属的山虞、泽虞、川衡、林衡、迹人、丱人都有严厉的禁令，兽角、羽毛用来充当国家的赋税，则由角人、羽人统领；细葛布、粗葛布、草料用来充当国家的赋税，则由掌葛统领；至于掌炭、掌染草、掌荼、掌蜃等职官，无不按时征收其物品，这叫做禁止百姓谋取私利。自从齐桓公通过管仲获取山海盐铁之利，开始成为诸侯国的利益，而与民共享财富的意图就丧失了。汉代将山泽租税归入少府赋税，虽然私利仍在百姓手中。到了吴王刘濞开山铸钱、煮海制盐，禁止百姓趋利的意图就丧失了。等到孔仅垄断天下的盐铁，山泽就变成了独占的利益了。徐氏自明说：土地虽然由王官统领，而财富却藏在郡国；财物虽然

译与王民相同，而利益实际上归于公室。诸侯除了自食田税之外，其余的都不敢越权过问。考察《周官》的记载，凡是山泽的数量，由司书掌管，用来计算官吏治理山泽的赋税；由大府掌管，以备丧葬祭祀之用。九州的水泽山薮，由职方氏实际掌管天下的地图，而诸侯对此无所干预。至于伯禽在东方鲁地封侯，并被赐予山川，那是天子的特别赏赐，这固然是异于常例的恩宠，不能以此为例来看待。山虞命令万民砍伐木材有规定的期限，那么未曾不与百姓共享，只是司徒禁止他们不要残害树木罢了。泽虞派人看守财物，按时送入王府，那么实际上是替百姓看守，而王官按时按其职责将财物送入王府而已。推究先王由王臣统领的本意，大概是使侯国不得以此垄断管理罢了，并非不与百姓共享财富。

存疑：陈氏祥道说：《周礼》中载师所管的宅田，位于近郊之地，距离近而面积狭小，用来俸禄致仕的臣子，他们的俸禄较少。家邑、大都、小都的田地，位于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距离远而面积广阔，用来俸禄公卿大夫及其子弟，他们的俸禄较多。郑玄认为三等采邑都有致仕之田，与公卿大夫子弟的土地相当，恐怕先王的法度不是这样。胡氏铨说：天子三公则对应大国，其余的有六个；六卿则对应次国，其余的有十五个；二十七大夫则对应小国，其余的有三十六个。看下文说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就知道这九十三国不全是为公卿大夫的田地，大概是等待君王另外有所分封。郑玄却说有为致仕者副设的田地，其余等待封给王子弟，在经文中有什么依据呢？况且公卿大夫在位时有定员，致仕者哪有定数？现在一定要限定以员数，恐怕不是通论。陈氏埴说：田里的“里”以方形计算，即井田方一里就是如此；道里的“里”以长度来说，如二十五家为一里之类就是如此。季氏本说：一千七百七十三国，虽然也是臆测，但用汉制来考察，那么古代的田地没有完全湮没，分数还可以弄明白。现在总计汉时天下的土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城邑、道路、山川、林麓，去掉三分之一，可垦田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所谓“定垦”，是汉时已经开垦的实际田地；所谓“可垦”，是通计周时井授的田地，而荒芜的尚在其中。那么所谓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都是指可以井田化的实际田地而言。怎么能说山川林麓、城池宫室在中间去掉三分之一呢？

按：这是申述畿内建国的数量，合计畿内畿外可以建立多少个国家罢了。不是夏制，不是殷制，也不是周制。郑玄认为是夏制，与注书自相矛盾，孔颖达又附会为殷汤因袭夏末的余巧而更加拙劣了。大概畿外诸侯多因袭前代畿内的封地，那么多是本朝疏远附和后先的臣子，看周初周、召、毕、荣、康叔、聃季诸国就可以知道了。其后有的建国而仍世袭邑地，有的建国而不世袭邑地，有的只世袭其邑，而在其中又有任职、不任职的区别，大概都看其功德的大小、才能的优劣罢了。成王十年，周公还政归于丰；又过了十一年去世，他在周的食采如故。何曾因为致仕就不能食三公之邑而另外更换一地呢？又周朝只有文王、武王的子弟都有封邑，后来只有宣王的弟弟友封郑。其他如王子虎列于会盟，只称王叔文公，没听说以国号举称，那么没有封邑的多了。陈氏、胡氏驳斥郑注很明白，而陈氏说致仕之田在近郊，胡氏说虚建此国以待分封，恐怕也不是确论。陈氏说分服的里数以长度计算，封国的里数以方形计算，似乎已经如此。分服以纵向来说，开方合纵广来说。现在法田以长五尺、宽五尺为一歩，道也以长五尺为一歩，两种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况且二十五家为里，是授民居的里，民居疏密不齐，怎么能据此来确定远近，接近季氏的说法，也接近了。而根据他所推算的提封田数，也不符合。

存异：郑氏康成说，县内是夏时天子所居州界的名称，殷周都叫畿。大国九个，是三公三个致仕的，公三个，其余三个等待封给王之子弟。次国二十一个，是六卿六个致仕的，卿六个，又三个，其余六个等待封给王之子弟。小国六十三个，是大夫二十七个致仕的，也是二十七个，其余九个也是等待封给王之子弟。三个致仕的田地不副设，因为他们没有职位辅助公论道，虽然致仕还可以就近谋划。孔氏颖达说，郑注《益稷》，夏禹万国，四百国在畿内，这里只有九十三国，汤承袭夏末所余的国家是殷制，说县明显承袭夏余。三公在朝有正田，现在既然致仕不能仍食三公采邑，身体又存在不能完全没有土地，所以公卿大夫有正职的田地，又有致仕副邑。王子弟有同母异母、亲疏的差异，所以待遇也有三等的差别。《周礼》乡老，二乡则公一人，是公虽正职犹列于官，致仕则不列了。

辨正：陈氏祥道说：“《周礼》有在乡的县，有在遂的县，有采邑的县，有闲田的县，所以王畿统称为

译到县。郑氏认为‘县是夏代时州界内的名称，殷商和周代则都称为畿’，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陈澔说：“这是郑氏的主观臆测，周代制度中六卿兼任公职，那么剩余的田地还很多，王室的子弟也未必都能全部获得封地。”

译九州之内共有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其中天子的元士和诸侯的附庸，都不计入这个数目之中。

郑康成解释说：“不与”就是不在统计的数目之内。陈澔说：“元士和附庸的封地都不到五十里，所以不计入。”孔颖达说：“这是总计京畿内外国家的数目。”胡铨辨正说：“郑康成认为大禹继承唐尧虞舜时，最初有万国，这倒是对的。夏朝末年四夷入侵，诸侯互相兼并，土地减少，国家数目变少。商汤继承夏朝，重新制定中国的疆界，方圆三千里的范围内，也划分为九州，建立了这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这似乎不太对。《洛诰》的传文说：天下的诸侯来朝见接受周王的命令，退下后拜见文王武王神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三位诸侯。《孝经》也说：周朝有一千八百位诸侯，分布在一千里范围内。《异义》中《公羊传》的说法：商朝有三千诸侯，周朝有一千八百诸侯，这与这一千七百七十三的数字相符。郑康成不依据周朝的数据而依据商朝的数据，为什么呢？”

钦定礼记义疏卷十五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钦定礼记义疏》>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礼记义疏卷十六

王制第五之二

天子在百里以内的土地，用来供给官府的费用；在千里以内的土地，用来供给天子个人的用度。

郑康成解释说：“这是指这些地方的田税所供给的用途。”孔颖达说：“这是论述京畿千里之内土地田税所供给的事项。百里以内，是指距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则是二百里；千里以内，是指四面相距为千里，距离王城四面五百里。这两者是相互对应的。”叶梦得说：“官，是指天子宗庙、社稷、宾客宴享等，由有关官吏所供给的。御，是指车驾、服饰、膳食，以及赏赐给王所用之物。君子对自己生活节俭，对侍奉神灵严肃。人们如同建造家宅，以祭祀器具为优先，牺牲赋税为其次，生活器具为最后，因为奉养自己不是急务。”方慤说：“用近处的供给他人，是为了容易供给而不劳苦；用远处的奉养自己，是为了难以得到而有节制。百里以内，并非不供给天子个人用度，只是以供给官府为主罢了。千里以内，并非不供给官府，只是以供给天子个人用度为主罢了。”又说：“御，是用卑下侍奉尊贵的称呼，所以凡是天子所用的物品，都称为御。”

存疑。郑康成说：“官，是指文书和财用。御，是指衣食。”孔颖达说：“从田税可知不是按人口征收钱币。查考《周礼》，关市的赋税用来供给王室的膳食服饰，邦中的赋税用来供给宾客，四郊的赋税用来供给马匹饲料，家削的赋税用来供给赏赐，甸的赋税用来供给工程事务，县的赋税用来供给币帛，都的赋税用来供给祭祀，山泽的赋税用来供给防备记录，剩余的币帛用来供给赏赐。这是按人口征收钱币，各有其用途。官府所需较为低微，所以用近处的物品供给官府；衣食所需较为尊贵，所以用远处的物品。这是商朝的制度。”陈祥道说：“《周官》太府分发财物，有的依据土地所便利的，有的依据土地所适宜的，有的依据类别所归属的，难道是用近处的供给官府，远处的供给天子吗？又太宰制定国家用度，必须合并王府的财物进行调度，才可以。难道官府所供给的只限于百里，膳食服饰的供给必定在千里吗？”刘彝说：“官，是指王国所俸禄的士大夫，说百里以内专门用来养育乡遂的百姓，并用三物教化他们，选拔贤能，以供给王官使用，兴起政教以倡导天下。御，是指王的卿掌管政教以驾驭天下的诸侯，说千里以内专门用来养育天下的大贤大能，任用为公卿上大夫，以统领六卿的治理，以驾驭八州的诸侯。”

按：古代只有田赋，不曾有按人口征收钱币。郑康成的说法不对。又古人简朴，不把簿书当作事务，哪里见得百官所掌管只是文书财用呢？也不如叶梦得的解释正当。刘彝说教化乡遂的百姓，可以成为王官，养育大贤作为公卿，以驾驭诸侯，意义也迂曲。

千里以外，设置方伯，五国作为一个属，属有长官；十国作为一个连，连有统帅；三十国作为一个卒，卒有正官；二百一十国作为一个州，州有州伯。八州有八位州伯，五十六位正官，一百六十八位统帅，三百三十六位长官。八位州伯各自率领他们的属国隶属于天子身边的两位老臣，将天下分为左右两部分，称为二伯。

郑康成解释说：属、连、卒、州，都是聚集的意思。伯、帅、正也都是长官。凡是长官都因为贤能的诸侯而设立。商朝的州长称为伯，虞夏及周朝都称为牧。老，是指上公。《周礼》说：九命作伯。《春秋传》说：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孔颖达说：“这是论述京畿外设置方伯、连帅、卒正，以及二伯的事务，统领诸侯的人非贤能不可，所以依据州内的贤侯来担任，不是从州外另外选取贤能的牧。郑康成回答张逸说：京畿内的州不设置伯，有乡遂的官吏主持，伯就是牧。所以《周礼》大宰说：在邦国施行典法，建立牧官，设立监官。这是京畿外的邦国有牧官，京畿内不设置牧官，有八伯。”彭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