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礼记义疏卷四十四

译这是陈祥道的观点。他说：“明堂”这个名字见于《周颂》、《孝经》、《左传》、《孟子》、《荀子》、《考工记》、《礼记》、《孔子家语》，但其制度不见于经书，只有《考工记》说：夏后氏的世室，堂长十四尺，宽是长的四分之三，即十尺五寸。室长三步三尺，宽四步三尺，有九级台阶，四旁各有两扇夹窗。白盛门堂占三分之二，室占三分之一。殷人建重屋，堂长七寻，堂高三尺，四面斜坡屋顶的重屋。周人的明堂以九尺的筵席为标准，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有五室，每室二筵。这就是三代明堂的区别。《大戴礼记》、《白虎通》、韩婴、公玉带、淳于登、桓谭、郑康成、蔡邕等人，论述明堂的很多。只有淳于登认为明堂在国都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他的说法大概是有传承依据的。为什么呢？因为听朔必须在明堂，而《玉藻》说在南门外听朔，那么明堂在国都南面就可以知道了。成王时朝会，诸侯和四方君长都列队在四门之外朝见，寝宫和朝堂之间有这种制度吗？那么明堂在国都之外就可以知道了。郑康成认为明堂、太庙、路寝实质不同但形制相同。蔡邕认为明堂、太庙、辟雍、司实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难道真是这样吗？左右两边的堂叫“个”，因为它们介于四隅之间。中间的堂叫太庙，因为大飨宴在那里举行。明堂的建立不始于周公，武王时就有了。《礼记》说“在明堂祭祀，百姓就知道孝顺”，就是证明。不仅建在国都内，外面的四岳也有明堂。孟子时，齐国有泰山的明堂，就是证明。考察明堂的制度，尸子说神农叫天府，黄帝叫合宫。汉代公玉带上呈黄帝图，四面没有墙壁，中间一座殿，覆盖茅草。上古只侍奉天帝，制度朴实粗略像这样就够了。尧叫衢室，说“室”大概有墙壁，说“衢”则四通八达，但还是一间屋子。《考工记》说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阶，四旁夹窗，那么室分开，每室四扇门，每门两扇窗，而且用来安身了。殷人重屋，那么像楼房，所以方士因此说神人喜欢住楼房。周人礼制更繁复，就在五室基础上，又分析为九室，所以《大戴礼记》说九室十二堂，《考工记》又说五室，是文字讹误罢了。然而从此五室九室两种说法争论不休。不知道明堂有庙、有室、有堂，庙用来侍奉神灵，堂用来听政，室用来安身，而它们之间有分有合。《月令》在中间说太庙太室，大概是在太庙的堂侍奉神灵，在太庙的室安身，这是地点相同而用途实际不同。分祭五帝，则南明堂，北玄堂，东青阳，西总章，加上这个太庙为五庙。用来安身则四左个四右个，加上这个太室为九室，而四仲月实际都住在太室，各按方位开启遮蔽其门窗，就是十二室了。用来布政则就以四正为堂，在这里设置斧依，所以明堂、玄堂、太庙，早就被冠以堂的名称，而八室每室直对其堂，那么称之为十二堂，也无不可，这又是用途不同而地点实际相同。《尚书·大传》说路寝九雉，一雉三丈，就是二十七丈。蔡邕《独断》说明堂广二十四丈。《大戴礼记·盛德篇》说明堂宫九百步，即划分为九区，每边三百步，一步八尺，那么每边广二百四十丈。这是《考工记》所说“广九筵，深七筵”，只是就一堂来测量，不是通算明堂的纵横面积。只有就这九百步而言，四周有三重墙垣，中间一区五，其五分为二十五区，中间一区为太庙太室，周围八区为太庙的庭院，四面各五区，虚掉两角四区，使上面可以呈圆形，面三区，中间一区为太庙，旁边两区为左右个，那么下面可以呈方形，而又周围虚掉作为诸侯序立的庭院，那么《作洛》所说的“四阿”，《考工记》所说的“重屋”，《白虎通》所说的“四达”，专指太庙，张衡所说的“八达”指由太庙通达四庙，蔡邕所说的“二十八柱”指左右个，《盛德篇》所说的“三十六户，七十二牖”，通指内外九室。这样那么门都有可通行的路，窗都有可接纳的光，明亮而侍奉神灵，布政安身，也各自得到其用途了。

译从前，周公在明堂之位朝见诸侯，天子背靠着斧纹屏风，面向南方站立。【朝，音直遥；斧，音甫；依，原本又作扆，音同于岂；乡，音许亮】

郑康成正义说：“负的意思是背。斧依是带有斧形花纹的屏风，设在门和窗之间。”【孔颖达疏《释宫》说：门和窗之间叫做扆】孔颖达说：“从‘昔者’到‘之位’这一节，阐明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的礼仪，以及诸侯、夷狄所站立的位置。斧依，皇氏说：设在明堂中央大室的门和窗之间。方慤说：斧就是黼，其刺绣用斧形花纹，所以称为斧依，也就是扆。马睎孟说：斧是威断割之器。天子希望自己有独断的明智，并向天下申明威严。南是阳的方向，是万物生长养育的地方。天子养育万民，也是如此。《郊特牲》说：‘天子面向南方，是应答阳气的义理。’王氏说：‘古代接受朝见时站立而不坐下。’

存疑。吴澄说：‘成王七年三月，成王不在洛邑。诸侯因为侯国、甸服的缘故，以朝见三公的礼仪来见周公。’

存异，郑康成说：周公代理王位，用明堂的礼仪朝见诸侯，不在宗庙，是为了避开成王。【孔颖达疏案：《觐礼》中诸侯在庙门外接受位次，觐见在庙中，现在在明堂，所以说避开王，是指避开成王】天子，指周公。

辨正陈祥道说：成王居丧，周公位居冢宰，百官总领政务听从他。等到建成洛邑，辅佐成王朝见诸侯，于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那么朝见不在宗庙而在明堂，这是可以知道的。如果说周公代替成王接受朝见，那就错了。代替的说法始于荀卿，盛行于汉代儒生。于是把‘复子明辟’当作还政的事情，把‘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当作还政的时间，这都是不懂《尚书》的人。吴澄说：考证《尚书》，周公辅佐成王讨伐奄国而返回，四国、多方的诸侯都来到宗庙，周公代替成王告诫诸侯，而有《多方》这篇书，大概是成王三年。等到成王七年三月，周公制礼作乐的事情完备，于是会合侯、甸、男、采、卫五服的诸侯，营造洛邑，没有看到周公代替成王接受诸侯朝见的记载。这篇记载说周公在明堂之位朝见诸侯，大概是周公制作礼制时确定的朝位。天子指成王。注解说周公代理王位朝见诸侯，是不对的。

案吴澄认为周公营造洛邑时成王不在洛邑，诸侯以侯服、三公的礼仪来见周公，这是不对的。《洛诰》明确说‘派遣使者跟随成王到周’，‘戊辰日成王在新邑’，怎么能说成王不在洛邑，诸侯只是以侯服、三公的礼仪来见周公呢？蔡邕引用《檀弓》有‘成王斋戒在清庙明堂举行禘祭’的文字，朱熹解释《颂·清庙》篇也引用《尚书》‘成王在新邑，每年举行烝祭’，这是周公摄政的第七年，又引用《书大传》‘周公升歌《清庙》’，《左传》说‘清庙是茅草屋顶’，那么这明堂就是清庙，在洛邑而不在镐京，它是朝见诸侯的地方而不是七庙的宗庙，非常明显。但《尚书》所说的烝祭在冬天，而以文王、武王并配享，后来则在季秋而专门以文王配享，如《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罢了，也不能指责太庙、明堂同实异名为错误。大概古代的路寝、太庙、明堂、辟雍规制大致相同，起初并不是把四者合在一地。有人根据《觐礼》认为明堂就是方明坛，恐怕不对。大概方明只是一个坛，十二寻高，三层，深四尺，并没有堂室门和窗，所谓在王都则有事情而会合不协调而盟誓，特意筑坛；巡守到南、西、朔三岳没有明堂，也筑坛；如果洛邑、泰山有明堂，就不需要筑坛，就在太庙设方明举行会盟，四大庙接受币帛也没有不可的。

三公在中阶之前，面向北方，以东为上；诸侯的位置，在阼阶的东面，面向西方，以北为上；诸伯的国家，在西阶的西面，面向东方，以北为上；诸子的国家，在门的东面，面向北方，以东为上；诸男的国家，在门的西面，面向北方，以东为上。

郑康成正义说：朝见的礼仪不在此处，周公权宜使用罢了。朝位之上，靠近君主位置的是尊位。【孔颖达疏：三公则以东为上，侯比伯尊贵，所以在东；子比男尊贵，也在东，这是靠近君主位置为尊】孔颖达说：以下阐明朝位的法则。中阶，因为南面有三个台阶，所以称中。伯以下都说‘国诸侯’，说‘位’，是因为三公已经说了中阶之前，不说‘位’；诸侯在各国之上，特别举出‘位’来说，表明以下都是朝位。【案：《逸周书》三公下也有‘位’字】方慤说：天子叫‘乡’，众臣叫‘面’，与《郊特牲》说‘君主面向南方，臣子面向北方’同义。公尤其尊贵，所以位置在中阶之前，以应答君王。

通论陈祥道说：‘《周礼》治朝的位置，孤面向东方，卿大夫面向西方；外朝的位置，左边是孤、卿，右边是公、侯、伯、子、男；射人孤面向东方，卿大夫面向西方。都崇尚右。东西面向的，都崇尚北。路门左右的，都崇尚中。而明堂位，诸侯面向西方，诸伯面向东方，就不崇尚右。在门东西的，以东为上，就不崇尚中；在西门之外的，面向东方以南为上，就不崇尚北。为什么呢？’《仪礼》诸侯在国境之外朝见天子，在国境之外筑坛壝宫，上介都捧着君主的旗帜，放置在宫中，崇尚左。公、侯、伯、子、男都就其旗帜而立，位置都以东为上。这是在国境之外朝见与在国境之内朝见的礼仪不同。《明

译《堂位》与《坛壝宫》相类似，大概也是国都之外的礼仪吧。

译九夷的国家，在东门之外，面向西，以北为上；八蛮的国家，在南门之外，面向北，以东为上；六戎的国家，在西门之外，面向东，以南为上；五狄的国家，在北门之外，面向南，以东为上。

《正义》皇氏侃说：九夷在东门外之南，所以以北为上；八蛮在南门外之西，所以以东为上；六戎在西门外之北，所以以南为上；五狄在北门外之东，现在说以东为上，那么适宜在北门外之西。方氏慤说：九夷，是东夷，所以位于东门之外；八蛮，是南夷，所以位于南门之外；六戎，是西夷，所以位于西门之外；五狄，是北夷，所以位于北门之外。

《通论》孔氏颖达说：“查《职方氏》说：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这与《职方氏》不同的原因是，《尔雅·释地》说的是殷代的情况，这以及《职方氏》都是说周礼，只是戎狄的数量有的说五有的说六不同。所以郑玄回答赵商的问话说：‘《职方氏》所说的四夷是指四方夷狄，九貉就是九夷在东方，八蛮在南方，闽是它们的分支。戎狄的数量或五或六，两处的文字不同罢了。’”陈氏祥道说：“先王对于夷狄，排在后面而不排在前面，轻视他们而不尊贵他们。所以用戎人的法度来划定疆界，用翻译来调和关系。给他们食物就给他们牲体而让他们坐在外面，奏乐就不让他们扰乱雅乐而陈列在门外。那么把夷蛮安排在东南的门外，把戎狄安排在西北的门外，是适宜的。”

查朝、宗、觐、遇、会、同虽然名称不同，但统称为“见”，其意义本来取自于面向天子。面向天子就都应当北面，不北面就都应当以北为上。所以《曲礼》说：“诸侯北面而见天子叫做觐。”《觐礼》说：“同姓诸侯面向西以北为上，异姓诸侯面向东以北为上，因为靠近君主为尊。”如果四方边远地区的国家既在四门之外不能见到君主，那么就环绕四周，随着他们面向的方向，而都以右为尊。这就是所谓地道尊右的意思。

九采的国家，在应门之外，面向北，以东为上。四塞世代告至，至此是周公明堂的位次【采读作“七在反”，塞读作“先代反”，又读作“先则反”，又逸《周书》中四塞二字在九采之上】

《正义》郑氏康成说：正门叫做应门【孔疏：明堂没有重门，不是路门外的那个应门。《尔雅·释宫》说：正门叫做应门。李巡说：宫中朝南的大门，是应门，应当的意思，因为对着朝正门，所以叫做应门。只是天子宫内有路寝，所以应门之内有路门；明堂既然没有路寝，所以没有路门以及外面的其他门，只有应门罢了】四塞是指夷服、镇服、蕃服，在四方作为屏蔽阻塞的，新君即位时就来朝见。《周礼》规定侯服每年朝见一次，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衞服每五年朝见一次，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查：采、衞、要三服只说到九，采是举近而言】九州之外叫做蕃国，每世朝见一次【孔疏：《周礼·大行人》篇查：四塞兼有镇、蕃三服，不全部列举，是略去遥远的】方氏慤说：四塞只说告至罢了，那么就不要求他们履行朝贡的礼节，所以不说明他们的位次，那么也是顺着四方而位于四门之外。

存疑。郑氏康成说：九采，是九州之牧掌管贡职的人。二伯率领诸侯进入【孔疏：查《顾命》，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召公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牧居在外面而纠察他们【孔疏：二伯既然率领他们进入应门，所以牧居在应门外，纠察诸侯后入不合礼仪的】孔氏颖达说：九州叫做采，是因为采取当州的美好物品而进贡天子，所以《王制》说：“千里之外叫做采。”采也是事务，说各自掌管诸侯的事务。陆氏佃说：“九采的国家，所谓要服、荒服就是。”改说“采”，也是夸大周公的德行，即使在要荒之地，也愿意供王事。四塞，就是上面的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世告至，是说随着诸侯大朝会，在门外朝见一次天子。

《辨正》王氏炎说：这是排列诸侯的位次，但也有差错。《周官》侯服外面有甸服、男服、采服、衞服，衞服外面才有蛮服，蛮服外面才有夷服、镇服、蕃服。《周官》所谓“六年五服一朝”，大概说的是侯、甸、男、采、衞。作洛之役，称侯、甸、男、邦、采、衞，见于《周》的都未提及蛮夷，而采服诸侯参与其中。现在九采的国家反而在应门外。郑玄解释说：“二伯率领诸侯进入，九牧居在外面，纠察他们。”有什么依据而这样说呢？《周官·职方氏》九服有蛮服、夷服，而没有戎狄之服。《大行人》的职掌，衞服外面有要服，而没有蛮服。郑玄说：“要服就是蛮服。”要服之外叫做蕃国，每世朝见一次，又说：“蕃国、夷服、镇服、蕃服也。”现在《明堂位》蛮夷、戎狄都在门外，而夷服、镇服、蕃服又在蛮夷、戎狄之外，称为四塞。记载所说的已经可疑，郑玄的注释又怎能相信呢？

查这是排列诸侯的位次，用《禹贡》《周官》来证明

译（前文）大多不相符合。郑玄注解说“九采”是九州之牧，但九牧不应在序应门外，所以陆德明认为“九采”指的是要服、荒服。孔颖达认为“采”是指选取当州的美好物品进贡给天子，称为“采”，那么“采”的意思就是“贡”。《国语》说：“蛮夷属于要服，戎狄属于荒服。”要服进贡，荒服在年终向王进贡，这说明蛮夷较近，戎狄较远。这九采的进贡，即上文所说的蛮夷四塞报告到来，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戎狄。而《王制》将蛮夷分为东南，戎狄分为西北。周朝的疆土起初从西北逐渐扩展到东南，以洛邑作为天下的中心来计算，实际上西北的戎狄较近，东南的蛮夷较远，这不矛盾吗？大概是因为蛮夷、戎狄各自根据其种类、性情、风气习俗来命名。东南地区遥远但柔顺容易服从，所以列入要服之中，意思是还可以用盟约来约束。西北地区较近但刚狠难以服从，所以列入荒服之中，意思是这只能包容其荒远，不必用礼义诚信来要求他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关于异同的说法就没有必要争辩了。

译明堂的作用，是用来彰显诸侯尊卑等级的。

郑玄解释说：诸侯在此朝见，是为了端正礼仪、辨别等级。【孔颖达疏：《周礼·大司马》的职掌说：设置仪仗辨别位次，以区分诸侯国的等级。郑玄简要引用了这段话】孔颖达解释说：想要显明诸侯的尊卑，所以就在庄严的地方让他们朝见。吴澄说：这是总结上文，借此解释“明”字的含义。

从前殷纣王扰乱天下，把鬼侯做成肉干来宴请诸侯，因此周公辅佐武王去讨伐纣王。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体弱，周公践履天子的职位来治理天下。第六年，在明堂朝见诸侯，制定礼乐，颁布度量衡，于是天下大为信服。【“相”读作xiàng；“量”徐邈读作liàng】

郑玄解释说：脯鬼侯，是说把人肉做成肉干作为祭品，极其凶恶。践，就是履的意思。颁，通“班”。度，指丈尺的高下宽窄。量，指豆、区、斗、斛、筐、筥等容器的容量。孔颖达解释说：这是说明周公有功勋劳绩之事。鬼侯，《史记·周本纪》写作九侯。方慤说：纣王的罪行不止于脯鬼侯，大概是举出其中最严重的事例，来说明武王讨伐他的原因。陈祥道通论说：度起源于黄钟律管的长度，其方形像矩；量起源于黄钟律管的容量，其圆形像规。《礼记·王制》说：使用的器物兵器车辆不符合度，布帛的宽窄不符合量，都是礼制所禁止的。《周礼·典同》用十二律作为度，用十二声作为量的标准，这些都是礼乐的根本，这是礼乐的道理。度量，是器物。周公制定礼乐并颁布度量衡，就是《论语》所说的“谨慎地管理权量，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的意思。

存疑。孔颖达说：“《孔子家语》说：武王去世时，成王十三岁。郑玄认为成王十岁。”又说：“周公摄政三年，天下太平。第六年才开始制礼作乐。”《书传》说：“周公将要制礼作乐，从容游息了三年，然后营建洛邑，以期待天下人心的归附。”于是四方百姓大为和谐。防周公说：“用劳役来展示给他们，尚且能到来，何况用礼乐来引导他们呢？”其度量衡在第六年颁布。所以郑玄注《尚书·康王之诰》说：“摄政第六年，颁布度量衡，制定礼乐。”

查考《金縢》及《东山》诗，周公在摄政时，就住在东方，等到东征，哪里有空闲参与政事？怎么会有三年太平的说法呢？至于营建洛邑，是立国的关键计策，像“劳役尚且能到来”这种说法，只是借此暂时试探民心罢了，不足以采信。

第七年，周公把政权归还给成王。成王因为周公有功勋劳绩于天下，所以把周公封在曲阜，方圆七百里，兵车千乘。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

郑玄解释说：致政，是把王事归还，授予王功称为勋，事功称为劳。【孔颖达疏：这是《周礼·司勋》职掌中的文字】曲阜是鲁地的地名。【孔颖达疏：查考《费誓》序说：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又臣瓒注《汉书》说：鲁城内有曲阜，蜿蜒长八九里】革车，就是兵车。兵车千乘，是成国的赋税。【孔颖达疏：《左传》说成国的军队不过半天子的军队。查考《论语》千乘的赋税，居住的地方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有余，诸侯之地方圆三百里以下，不算成国。公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计算土地剩余有千乘称为成国】《诗经·鲁颂》说：王对叔父说，建立你的长子，让他做鲁国的诸侯，大大开拓你的疆域，作为周室的辅佐。于是命令鲁公，让他做东方的诸侯，赐给他山川土田和附属的小国。又说：公家的兵车千乘，红色的缨饰绿色的绳结，世世代代祭祀周公，用天子的礼乐，这与周王室相同，是尊崇他的意思。鲁公指的是伯禽。【孔颖达疏：同之于周者，是说把周公等同于周的天子。知道鲁公指的是伯禽，是因为伯禽回到鲁国，《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传说：周公没有去鲁国】孔颖达解释说：从此以下都是说周公有功勋劳绩的缘故，所以成王特别赐予鲁家使用天子的礼乐，兼用四代的服饰器物。方慤说：《诗经》说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因为这出于非常之恩，所以特别说“锡”（赐）。《诗经》说让他做鲁国的诸侯，《尚书》说鲁侯伯禽，那么鲁国受封为侯爵，是很明白的。而这里有时又称鲁公，大概公侯都是有国家的人通用的称呼。革车，是兵车用皮革装饰。井田的法度，一平方里为井，十井为乘，方圆百里的国家正好有千乘。出车赋税来供给军队，所以用革车来说。《诗经》又说公车千乘，从输送给国家来说叫公车，其实是一样的。

查考这里方圆七百里，实际上是方圆百里七个，是夸张的说法。就像《周礼》中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也是这样，并不是说方圆七百里是天子畿内的一半。孟子说现在鲁国方圆五百里，还认为应当削减，怎么会有注疏所说四十九个方圆百里的说法呢？有人根据前后《汉书》的地理志来证实，说鲁国完全拥有兖州，跨越徐、青两州的区域，不止方圆七百里。孟子“俭于百里”的说法不准确。现在用《左传》中所有的鲁地地名来核实，现在的地理志大约在今滋阳、曲阜、宁阳、泗水、费县之内，而在邹、峄、鱼台、钜野、郓城各县的交界处。而《左传》起初还有费伯，后来灭掉它赐给季友，夺取鄟，夺取邿，灭掉项，明显记载在经书中，那么方圆百里五个，实际上是兼并小国而得到的。孟子是鲁国公族，难道会在周公封国本来狭隘的情况下少说，而《汉书》地理志反而比孟子准确吗？存疑。

译郑玄说：“上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加上鲁国作为四等附庸（侯、伯、子、男），方圆百里的有二十四块，加上五百里封地本身二十五块，总共四十九块，开方计算得到方圆七百里。”方慤说：“孟子说齐国和鲁国的封地方圆百里，大概是因为伯禽以侯爵受封的缘故。”《周官·大司徒》说诸侯的封地方圆四百里，其中供食用的土地占三分之一，那么供食用的土地就是方圆百里了。王肃认为连同附庸一起计算，就是方圆四百里。孔子谈到颛臾时说：“从前先王让他做东蒙山的主祭，而且它在鲁国疆域之内，让他做东蒙山的主祭，并不是鲁国拥有那块土地，而且它在鲁国疆域之内，这就是附庸的缘故。”连同附庸计算只到方圆四百里，而这里又说方圆七百里，这也是连同附庸一起计算罢了。

译辨正程子说：王介甫认为周公能够成就人臣所不能成就的功业，所以可以使用人臣所不能使用的礼乐，这是不懂得人臣的道理。处在周公的位置，就做周公的事，凭借他的职位而能够做到的，都是应当做的。周公只是尽了他作为臣子的职责罢了，难道可以独自使用天子的礼乐吗？王氏炎说：《周礼》虽然记载诸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大概是连同附庸一起说的，然而这种制度实际上从未实行过。所以孟子说：“周公封在鲁，太公封在齐，方圆百里，怎么会有方圆七百里之地而封给他们呢？”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其土地有一百同。鲁地的土地如果方圆七百里，共有四十九同，大概占了天子国家的一半了。许氏说：《通鉴外纪》记载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求郊庙之礼，周王派史角前往鲁国，鲁公阻止了他。《路史》记载鲁公阻止他，是因为周王不给他，鲁国就自行使用了。那么鲁国的郊庙之礼都是后世的僭越，而附会鲁国为明堂的说法吗？张氏燧说：《春秋》记载“禘于庄公”，表明禘祭的僭越始于鲁闵公；记载“卜郊”，表明郊祭的僭越始于鲁僖公。况且成王用天子之礼赐给鲁国，这样的大事，周史必定会记载，然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国语》都没有记载。《公羊传》说“鲁国郊祭不合礼”，《左传》中隐公向众仲询问舞队的数量，众仲说：“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如果成王赐给鲁国八佾，众仲为什么不举出这个理由来回答呢？皋鼬之盟时，祝鮀列举鲁、卫所受赐之物详尽无遗，为什么对于最大的赐礼反而没有提及？子家驹回答昭公时明确说都是僭用天子之礼，如果真是赐给的，子家驹敢当面斥责吗？不仅如此，周公阅来鲁国聘问，鲁国宴享中有昌歜、形盐，他推辞不敢接受；〇武子来鲁国聘问，鲁国赋《湛露》《彤弓》，却说“不敢冒犯大礼”，可见鲁国的僭越尚未很久。有见识的人都疑惑于这种谦让推辞，而鲁国人却没有陈述王赐之事来自我辩解。《吕氏春秋》记载：惠公请求郊庙大礼，周王派人阻止，鲁国是自行僭越。等到史克作颂，以郊祭为夸耀，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就流传至今了。

按成王元年丁酉，周公位居冢宰，统领百官。管叔、蔡叔散布流言，秋天，周公出居东都，武庚进入卫国，以此叛乱。二年，周王军队到达卫国，攻打殷地，殷人大败溃散。武庚逃入邶地，管叔自缢而死。奄、徐、淮夷都进入邶地，以此叛乱。秋天，周王迎接周公归来，于是讨伐殷地。三年，周王军队灭亡殷地，杀死武庚，迁移殷民到卫国，于是讨伐奄和蒲姑。冬天，灭亡蒲姑。四年，封太公于齐，封康叔于卫。秋天，周王军队讨伐淮夷，于是进入奄地。五年春正月，用奄地的土地封伯禽为鲁侯。《公羊传》说：封伯禽是为了周公。六年，任命太公、康叔为方伯，分别监管东方的诸侯。七年，周公将政权归还给周王。二月，周王前往丰邑。三月，命令召公前往洛邑规划都城，命令周公前往洛邑，在成周告诫多士，作《多士》。于是营建东都，作《召诰》《洛诰》。秋天，周王前往东都，在明堂盛大朝见诸侯。冬天，在明堂举行烝祭，命令周公留在洛邑处理后方事务。周王返回。十年，周公从东都归来，居住在丰邑。二十一年，周公在丰邑去世。全面考察逸书、竹书、《书大传》、史书、汉书的年代次序，井然有序，而后儒妄加臆测，有的更改年代，有的扰乱史实，使人眼花缭乱，所以合并论述。大概鲁地就是奄地，必定奄地灭亡后鲁国才能受封，所以凡是说周公封鲁在武王时，鲁公建国在成王元年，都是荒谬的。

因此鲁君在孟春乘坐大路，装载弧韣，旗帜有十二旒，绘有日月图案，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制【载音戴，弧音胡，韣音独，旂其衣反，本又作旗，旒本又作斿，力求反】

正义郑氏康成说：大路，是殷代祭天的车【孔疏：祭天崇尚质朴，大路只有一层装饰，知道是祭天所用的】弧是旌旗用来张挂幅面的，它的套子叫韣【孔疏：弧用竹子制成，形状像弓，用来张挂旗帜的幅面，所以《考工记》说“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这弓的套子称为韣】天子的旌旗画有月亮【孔疏：《周礼》说“日月为常”，又说“王建大常”，这里说“日月之章”与天子相同】

通论陆氏佃说：“孟春不说正月，表明鲁国占卜郊祭日期时顺从得很急切。”《谷梁传》说：“我在十二月下辛占卜正月上辛，如果不吉，就用正月下辛占卜二月上辛，如果不吉，就用二月下辛占卜三月上辛，如果不吉，就不郊祭了。”人臣使用天子礼乐，所以他的言辞委婉而成章法如此。方氏慤说：“《大司马》说君王载大常，诸侯载旂，鲁公作为诸侯而使用天子之礼，所以虽然有日月之章却只称为旂，这也是隆杀之防的意思。”辅氏广说：“将公改为君，是因为下面所说的不是公的事。后面说君卷冕立于阼，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存异郑氏康成说：孟春是建子之月【孔疏下说：季夏六月禘礼，如果是夏历的季夏，不是禘祭的月份，就是周历的季夏，显然这孟春也是周历的孟春】鲁国开始郊祭的日期是冬至【孔疏：《郊特牲》说，周国开始郊祭的日期是冬至，郑玄既然将周改为鲁，所以这里说鲁郊祭日期是冬至】帝指苍

译帝是灵威仰，即昊天上帝。鲁人方氏慤说：周代的制度，在建子之月举行郊祀，是为了迎接阳气的生发；在建巳之月举行禘祭，是为了顺应天位的端正。这就是鲁国在孟春于郊外祭祀天帝，在季夏于太庙禘祭周公的原因。鲁人举行郊祀和禘祭不使用周代的牺牲和车辆，而使用商代的牺牲和车辆，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仅使用当今天子的礼制，是诸侯分内的事；通用先王的礼制，才是天子的事。凡是旗帜树立在车上的，都说“载”。这里说“载弧韣旂”，是因为把它树立在大路上，所以这样说。日月图案的旗帜叫“常”，交龙图案的旗帜叫“旂”。这里说日月图案的旗帜称为“载常”是可以的，称为“载旂”，就像公、侯、伯、子、男都通称为诸侯一样吗？辨正王氏炎说：周天子有冬至日的郊祀，用来报答根本；有惊蛰日的郊祀，用来祈求谷物丰收。祭祀天帝的车辆使用玉路，旗帜使用画有日月的“常”。鲁国僭用天子的礼制，也不敢完全相同，所以只有祈谷的郊祀，没有冬至日的郊祀。在孟春于郊外祈谷然后耕作，那么孟春就是建寅之月，而不是建子之月。不敢乘坐天子的玉路，又不肯乘坐同姓诸侯的金路，所以乘坐殷商的大路，旗帜上画着日月。天子树立的旗帜，画着交龙；同姓诸侯树立的旗帜，画着日月，有十二旒；而“旂”只有九旒。现在不敢完全使用天子的旗帜，所以在旗帜上画日月图案，并缀上十二旒。这些都是使用天子的礼制而不敢完全相同的情况。

译查考《春秋》，鲁国在郊外祭天都在春天，没有以子月（十一月）祭天的。大概周朝祭天在周历的孟春（正月），鲁国祭天在夏历的孟春（三月）。撰写这条记载的人想要夸耀鲁国，所以说是孟春。周朝在大庙祭祖先在周历六月，鲁国在大庙祭祖先在夏历六月，这在周历是秋天。所以《诗经》说“秋天举行尝祭”，而《统》也说举行大尝祭。郑玄必定认为鲁国使用的是周王室的礼仪，并且把《郊特牲》中的周朝改为鲁国，这已经不是正确的依据。况且鲁国的郊祭必定不是成王赐予的。成王赐予是为了尊崇周公，郊祭配享的是后稷，不是配享周公。这与尊崇周公有什么关系？《春秋》中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没有记载郊祭，如果真的是王室赐予，为什么历经几位国君一次都不举行？这与《诗经》明确说庄公的儿子龙旗承祀，《春秋》从僖公开始记载卜问郊祭，那么《吕览》所说“惠公请求而周王不允许”，可信了。

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大庙祭祀周公，牺牲用白色的公牛，酒器用牺尊、象尊、山罍，郁鬯酒的酒器用黄目，灌礼用玉瓒大圭，进献的祭品用玉豆雕篹，酒爵用玉琖仍雕，加上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大庙音泰，后面大庙都相同。牺、象，郑玄读何音，现在按本字读。罍音雷。灌，古乱反。瓒，才旦反。篹，息缓反。琖，侧眼反。散，先旦反。梡，苦管反。嶡，居卫反，又作撅，音同】正义：郑氏康成说：“季夏，是建巳之月。禘，是大祭。周公称大庙，鲁公称世室，众公称宫【孔疏：公羊文十三年传】白牡，是殷代的牺牲。尊，是酒器。郁鬯酒的酒器。黄彝。灌，是酌取郁尊的酒来献祭。瓒，形状像盘，容量五升，以大圭为柄，这叫圭瓒。篹，是笾一类【孔疏：与豆连文，所以知道是笾属】用竹子做的，雕刻装饰它的柄【孔疏：既然用竹，不能刻饰，所以知道是雕镂其柄，直谓柄也】爵，是国君进献给尸的。仍，是因，因爵的形状做装饰。加，是加爵。散、角，都用璧装饰它们的口【孔疏：郑玄怕散角是用璧做的，所以说用璧装饰它们的口】梡，开始有四个脚【孔疏：因为虞代崇尚质朴，没有多余的装饰】嶡，给它加横木【孔疏：贺防说：只有脚叫梡，加脚中央横木叫嶡，夏代逐渐文饰的缘故】孔氏颖达说：“从这里到下面，一节说明禘礼祭祀周公于太庙，文物具备的仪式。牺牲用白牡，是尊敬周公，不用已代替的牺牲，所以用殷代的牺牲。牺、象、山罍，是用天子的酒器。牺，是牺尊。周礼春夏之祭，朝践堂上，进献血腥时，用来盛醴齐，国君及夫人所酌来献尸。象，是象尊。周礼春夏之际，堂上进献朝事完毕，尸入室馈食时，用来盛盎齐，国君及夫人所酌来献尸。山罍，是说夏后氏的酒器，天子在追享、朝享之祭，再献所用，现在褒崇周公于禘祭，杂用山尊，只是不知道哪一节所用。郁，是说郁鬯酒，黄目尝烝所用，尊崇周公所以用它。灌，是说酌取郁鬯献尸，求神。用玉装饰瓒，所以叫玉瓒。荐，是说所进献的菹醢之类，用玉装饰豆，所以叫玉豆。篹，形状像筥，也是进献时所用。爵，是国君酌酒献尸的杯。琖，是夏后氏爵名，用玉装饰所以叫玉琖。加，是说尸入室馈食，朝献完毕，夫人酌盎齐，亚献，名叫再献，又叫加，这时进献加豆笾。这时夫人用璧角，内宰所说的瑶爵。那璧散的，是夫人再献完毕，诸侯为宾用它，来献尸。虽然不是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后，所以这里总说加。先散后角，是顺文。梡嶡，是两代的俎。梡形四足，如案。阮氏礼图说：梡长二尺四寸，广一尺二寸，高一尺。诸臣加云气，嶡也像梡，而横柱四足，中央如距。天子用漆装饰它。陈氏祥道说：用天子的礼仪在庙里禘祭，而牺牲用白牡，不同于周官牧人所说的阳祀用骍牲。牺必用牛，是重视根本。必用象，是诚在内。罍，是贮酒而供给尊，叫罍的，有雷的象。山，是止而安的。罍用山的，是用来安神的。玉，是阳精的纯而通神明的。所以在瓒用玉圭，是锐而有生物之利的。所以瓒的柄用圭。豆的装饰与瓒同意。篹则用竹，而无事于雕。雕的，是因为其质而有取乎文的。璧，是圆而有天体之象。散，是散而非致饰的。角，是刚而能制，作为酒戒的。马氏睎孟说：黄目，是用黄金为目。郊特牲说：黄目，郁气之上尊。玉豆所荐，是说菹醢之类，水草的和气。雕篹所荐，是陆产之物。凡器饰之以玉的，都是贵文的意思。查考牺尊，聂氏崇义说尊腹画牛是对的。阮谌说尊为牛形。先郑说饰以翠羽，后郑说刻为凤羽，莎莎然都不对。象尊，阮谌说以画象饰尊是对的。先郑说象凤凰形，后郑说象骨饰尊，都不对

译也。山尊，聂云刻成山的形状并加以彩绘，容量为五斗。罍尊，郭璞说刻成云雷的纹饰，容量为一石。郑玄认为在罍上刻山，这是不对的。宋代的刘杳说这两种尊是用木头雕刻而成的，胡翰说都是用铜铸造的。玉瓒大圭，璋瓒使用半圭，用大圭作为手柄，是因为地位尊贵。篹笾，雕刻后没有施加漆饰，这是虞代的制度，是沿袭前代。玉琖仍然雕刻，采用夏代玉琖的制度并加以雕刻，这与周代的玉爵有所不同。梡俎，是虞代的制度。夏代使用嶡俎，周代在足下又加上跗，成为大房。

译通论方氏慤说：“《郊特牲》说：‘用圭璋进行灌礼，是利用玉的气。’这里没有提到璋，大概是因为举出大的足以涵盖小的。”王氏炎说：“《周官》中有鬯人、郁人，不加郁金叫做秬鬯，由鬯人供给；煮郁金和鬯酒叫做郁鬯，由郁人掌管。天子赐给诸侯圭瓒，那么诸侯就可以使用郁鬯。宣王曾经用圭瓒和两卣秬鬯赐给召虎。周公在东都，说：‘成王曾经用两卣秬鬯命令周公祭祀文王、武王。’那么秬鬯和圭瓒，鲁公必定接受这种赏赐无疑。凡是灌礼，天子、诸侯用圭瓒，后夫人用璋瓒，所以郁尊有黄目。灌礼有圭瓒，虽然鲁人得以使用，然而瓒有大圭，未免僭越了天子的礼制。”

按本文说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并没有说用禘礼在周公之庙祭祀文王。本文虽然夸张，但确实是当时亲眼所见僭越礼制的实情而加以夸张。而解说经义的人又增加了实际上不存在的事情，比如赵伯循说在周公之庙祭祀文王，有什么依据呢？大概最初被封于鲁国的是伯禽，不是周公，所以伯禽称为鲁公，周公没有去鲁国，所以只系属于畿内的采邑，称为周公，不称鲁周公。但是伯禽被封于鲁国是为了周公，那么周公就是鲁国的始祖，去世后就祭祀在鲁太庙，而鲁公又确实是始封之祖，不能列入昭穆五世而迁祧，所以另外建立一座庙叫做世室。到了大祫祭，周公向东而坐，鲁公配享，俨然像王者禘祭所出自的始祖，而始祖配享一样，所以说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又按上文孟春举夏正，那么这里季夏六月也是夏正建未之月，不在巳月避开周天子。《周礼》祫禘朝践用大尊，馈食用山尊；春夏朝践用牺尊，馈食用象尊。鲁国不用大尊，是低于天子。《周礼》祫禘灌礼用虎彝、蜼彝，冬烝灌礼用黄目。鲁国不用虎彝、蜼彝，是低于天子。《周礼》王加玉爵，后加璧角，宾加璧散。鲁国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加用璧散，是低于天子。周公有王礼，所以俎用梡嶡。鲁公以下没有嫌疑，那么用大房与周公白牡、鲁公骍刚同义，那么鲁国又何曾一概使用天子的礼乐呢？

升堂歌唱《清庙》，下堂吹奏《象》，拿着朱干、玊戚，戴着冕舞《大武》；穿着皮弁素积，袒露上体舞《大夏》。昧，是东夷的音乐；任，是南蛮的音乐。将夷蛮的音乐纳入太庙，是说扩大鲁国在天下中的影响【任读如林，或读如鸩】。

正义：郑氏康成说：“《清庙》，是《周颂》。朱干，是红色的大盾。戚，是斧头。冕，是冠的名称。诸侯的服饰，从衮冕以下，都像天子的服饰。”《大武》，是周代的舞蹈。《大夏》，是夏代的舞蹈。《周礼》：“韎师掌管教导韎乐，广大也。”孔氏颖达说：“升，是升堂。升，乐工在庙堂上歌唱《清庙》诗。”

下堂，下管匏竹在堂下，所以说下管。冕是衮冕，王穿着衮冕，拿着赤盾玉斧而舞，是武王伐纣的音乐。舞《大武》，是说跳《大武》之舞。皮弁，是三王的服饰，裼见美也。王又穿着皮弁，袒露上体而舞，是夏后氏的音乐。六冕是周制，所以戴冕而舞，是周乐。皮弁是三王服饰，所以穿皮弁而舞，是夏乐。周乐是武舞，武舞质朴所以不袒露。夏家乐文舞，所以袒露。如果诸侯祭祀，各自穿着所祭的冕而舞。《祭统》戴冕总干以乐皇尸就是如此。周公德行广大，不仅使用四代的音乐，也被蛮夷所归附，所以赐奏蛮夷的音乐于庭中。只说蛮夷，那么戎狄可知。一说正乐既不得六代，所以蛮夷只与二方，纳入夷蛮的音乐，都在太庙奏之，扩大鲁国想要像天子一样示于天下。方氏慤说：武王以征伐的大功而平定商朝的混乱，所以他的音乐叫做《大武》。夏后以文明的大德而受禅于舜，所以他的音乐叫做《大夏》。那么《大武》是武舞，《大夏》是文舞。音乐先唱文王的歌而后舞武王的舞，是时间的顺序。舞蹈先舞武王的武而后舞夏后氏的文，是事情的顺序。先王的时祭，必定使用夷乐。《周官》有韎师及旄人鞮鞻氏的职位，就是因为这个。陈氏祥道说：周朝的兴起，功劳没有比武功更大的，音乐没有比武舞更重的，所以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则朝服之皮弁而已。王者舞先王的音乐，表明有法度；舞当代的音乐，表明有制度；舞四夷的音乐，表明有怀柔。通论孔氏颖达说：《白虎通》说：“乐元语说：东夷的音乐叫朝离，万物渐离地而生，乐持矛舞，助时生也。南夷乐叫南，南任也，任养万物，乐持羽舞，助时养也。西夷乐叫味，味昧也，万物衰老，取晦昧之义，乐持防舞，助时杀也。北夷乐叫禁，言万物禁藏，乐持干舞，助时藏也。”这里东叫昧，西叫株离，与《白虎通》相反，因为春秋二方都有昧株离之异，所以《白虎通》与此各举其一。朝离就是株离【按记无株离説，而

译疏文对此言之凿凿，这无法解释，只能与《白虎通》辨析异同，暂且并存。陈祥道说：干是用来遮蔽自身的，戚是用来抵御敌人的。用朱砂和白银来装饰干的背面。《礼记》说：“朱干设钖”，就是这个意思。玉戚，是用剥落的玉来装饰它的柄。楚国工尹路说：“剥圭以为槭柲”，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武舞的道理。籥是用来发声的，翟是用来表现文采的。声音源于阳，所以左手持籥；文采源于阴，所以右手持翟。这是文舞的道理。天子的乐舞如此，那么鲁国拥有它，是因为康叔是周公的缘故。

译我评论陈氏祥道说：考证经典，在东西两阶上舞蹈干羽，那么文舞在东阶，武舞在西阶。武舞通常在前，文舞通常在后。为什么呢？《尚书》说舞蹈干羽，是先干后羽；《乐记》说及干戚羽旄称为乐，是先干戚后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统》都说：拿着朱干玉戚，戴着冕舞《大武》；穿着皮弁素积，袒露上衣舞《大夏》。那么先《大武》后《大夏》，都是先武后文。大概武舞用来威慑众人而平定祸难，文舞用来凝聚众人而守成。平定祸难通常在前，守成通常在后。又说：四夷的音乐，有的用其服饰颜色命名，有的用其声音命名。服饰颜色就是韎，声音就是株离。其他的无法考证，存疑。郑氏康成说：象指《周颂》中的《武》，用管乐演奏它【孔疏说堂下吹管来演奏象武的诗。襄二十九年《左传》见舞象箾南籥，知道不是文王之乐，是武王之乐，因为经文说升歌《清庙》，下管《象》。父诗在上，子诗在下，所以如此】又说：《诗经》说：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孔疏引《诗》来证明经文，南夷之乐任南，就是南】

按先儒说象是《周颂·维清》篇注疏，以象为武王乐，前已在《文王世子》篇内辨明，这里不再赘述。但是象有只用管吹奏的，这就是所谓下管《象》与升歌《清庙》相对，一歌一吹。有拿着籥来舞蹈的，所谓象箾、南籥与朱干玉戚舞《大武》相对，一文一武。郑氏每次把象武合为一，说用干戚舞象，明显与下管字违背；孔氏又说下管指吹《大武》，又明显与象字违背了。

君主穿着卷冕站在阼阶，夫人戴着副饰穿着袆衣站在房中。君主肉袒在门迎接牺牲，夫人进献豆笾。卿大夫辅助君主，命妇辅助夫人，各自发扬他们的职责。百官废弛职责，服受重刑而天下大服【卷，古本反；袆，音辉；袒，音诞】

正义郑氏康成说：副，是首饰。《诗经》说：副筓六珈。《周礼》追师掌管王后的首服为副【孔疏：《诗鄘风》引《周礼》追师证明副是王后首服】袆，是王后的上服【孔疏：按《周礼》，袆衣、揄翟、阙翟等都是后所穿，但袆衣是王后服中最尊贵的】只有鲁国及王者之后的夫人穿它，诸侯夫人则从揄翟以下。赞是佐助，命妇在内则是世妇，在外则是大夫之妻【孔疏：世妇与大夫同位】祭祀，世妇以下佐助夫人发扬举职。大刑，是重罪。天下大服，知道周公的德行适宜享受这个。孔氏颖达说：前经文说明祀周公所用的服物，这里说明祀周公时君与夫人、卿大夫、命妇行礼的仪式。尸刚入的时候，君等待在阼阶，夫人站在东房中迎牲于门，是说祼鬯之后牲入的时候迎于门。夫人进献豆笾，是说朝践及馈孰并酳尸的时候。卿大夫辅助君，是说初迎牲币告及终祭。命妇辅助夫人，是说进献豆笾及祭祀之类。当祭的时候，令百官各自发扬举职，如有废职不供，服之以大刑。以此祭周公，文物备具，礼仪整肃，百官供命，天下大服，明周公的德行宜合如此。方氏慤说：首饰以副为名者，首以髪为正，饰则副之，所以如此。君立阼，夫人立房中，所以顺阴阳之位而已。肉袒迎牲，将以亲射、亲割而致其力也。牲则于外，男子之事故君迎之；豆笾则膳羞，妇人之事故夫人荐焉。君与夫人祭主也，必专其事焉；卿大夫、命妇臣妾也，则赞其事而已。各扬其职，若司徒奉牛，司马奉羊，司空奉豕，司冦奉犬之类也。其职虽扬，又不可侵，故言各焉。废职则不扬矣。服大刑，则肆师于祭之日诛其怠慢者是矣。

通论陆氏佃说：「君出迎牲，卿大夫从矣。而后夫人荐豆笾，命妇赞夫人，男女相辟，别嫌也。」方氏慤说：「凡笾则豆从之，豆则笾不必从也。故礼器言天子诸侯之豆数，乡饮酒言五十六十之豆数，未有特言笾者。若晋侯飨季孙宿，有加笾而武子辞，则虽或特言笾，固亦有豆矣。周官笾人掌四笾之实，醢人掌四豆之实，其序则先笾人而后醢人焉。葢以笾尊而豆卑故也。及其竝陈，则笾居边而豆居里。然则以尊卑言，故曰笾豆；以内外言，故曰豆笾。其实一也。」

我评论孔氏颖达说：「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经言卿大夫赞君，士贱，略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略之【案：女御贱，无与祭礼】

按《周礼》公之服自衮而下，如王之服，则三公之一命衮者皆得以服之，而其夫人亦得以服袆衣，不必二王之后也。陈祥道谓天子六冕，有衮冕，诸侯出而有君道，故其冕如之，恐未必然。葢出而有君道者，不

译唯独诸侯中的伯、子、男在其封国内也是君主，难道都能穿着衮服吗？又查考礼制，有袒露身体以牵牛、袒露身体以割牲的记载，却没有说“肉袒”的，脱去冠冕才叫肉袒，那么戴着冕冠可以肉袒吗？这“肉”字大概是衍文。

译因此，夏礿、秋尝、冬烝、春社、秋狝，以及随之举行的大蜡祭，都是天子的祭祀【礿音药，省读为狝，仙浅反，蜡仕嫁反】。

郑康成解释：省读为狝，是秋季田猎的名称。春季田猎祭祀社神，秋季田猎祭祀方神【孔颖达疏：祭祀社神和方神，见于《大司马》的职掌文中。祊应当是方的误字，指四方之神如勾芒之类】。大蜡祭在每年的十二月，是搜索鬼神而祭祀他们。陈祥道说：春天提到社，就知道秋天狝猎也是祭祀方神。《诗经》说：“以社以方”，就是这个意思。秋天提到狝，就知道春天社祭也包含搜猎。《左传》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就是这个道理。孔颖达说：这是阐明鲁国得以举行天子祭祀的事情。方慤说：文中提到夏礿、秋尝、冬烝，却没有提到春祠。这与《王制》中说有烝祭就没有礿祭，意义相同。它们不同的地方，只是《王制》把礿当作春祭罢了。春祭缺少了祠祭而没有缺少社祭，是因为祠祭是国君独自举行的，而社祭是百姓共同参与的，所以如此。社祭在春秋两季都有，它们不同的地方，在于春社以祈求为主，秋社以报答为主。这里在社祭上只说春，是用春来概括秋；在狝猎上只说秋，是用秋来概括春【按：说秋狝是为了概括春搜】，其实是一样的。大蜡祭必定说“遂”，是与《大司马》中说的“遂”字相同，即搜猎的“遂”。蜡祭是因为报答百物在其成熟之后，才可以报答。狝猎不是祭名，却与祭祀并列提及，原因就在于此。

存疑：郑康成说：“不提及春祠，是因为鲁国在东方【孔颖达疏：在东方，朝见天子时恒用春季，当朝见的那一年，因为朝见而缺了祭祀】。天子向东巡守，有时在春季会缺了祭祀【孔颖达疏：又阐明天子巡守的时候，鲁国也缺了春祭。巡守在二月，不在正月。皇氏说：诸侯预先在边境等待，所以不能在正月祭祀】。”方慤说：“狝猎春秋两季都有，它们不同的地方，在于春狝以耕种为主，秋狝以收获为主罢了。”陈澔说：“秋狝，是视察收获。如果年成不好，那么八蜡祭就不能举行，一定要根据年成的好坏来决定蜡祭的丰俭。旧读将省作为狝是不对的。按：这里不提及春祠，是因为它有时会缺席所以省略了文字，难道是说每年都要废除春祭吗？”又按：“礿、尝、烝、社、蜡都以祭祀来说，省也应当如此。郑康成将省改为狝，大概是因为狝有方祭的缘故。陈澔的说法并非不与大蜡的意义相贯通，然而记文中六件事并列，自然应该以同类相从，未必省字独自成为一个不同的意义。”

总论：吴澄说：“从孟春乘大路以下，说的是鲁国得以举行郊祭；从季夏六月以下，说的是鲁国得以举行禘祭。从‘君卷冕’以下，说的是夏礿、秋尝、冬烝，开头文字说明鲁国的国君和夫人四季得以穿着天子的衮冕，以及王后的副袆，用天子的礼仪在太庙祭祀周公。至于春搜时的社祭，秋狝时的方祭，冬月的八蜡祭，鲁国都得以像天子一样举行。”

大庙，是天子的明堂；库门，是天子的皋门；雉门，是天子的应门。在朝廷上摇动木铎，是天子的政令【铎，大各反】。

郑康成解释：“庙和门都像天子的制度。天子有五门：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鲁国有库门、雉门、路门，那么诸侯只有三门。皋门的意思是高。《诗经》说：‘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孔颖达疏：出自《诗经·大雅·文王緜》】。天子将要发布号令，必定用木铎警示众人。”孔颖达说：“周公的大庙制度像天子的明堂，鲁国的库门制度像天子的皋门，鲁国的雉门制度像天子的应门。制度高大像天子，不必每件事都相同。”方慤说：“名叫库门而比照天子皋门的制度，名叫雉门而比照天子应门的制度。天子有五门：一是路门，路意为大，是正寝的门；二是应门，应意为和；三是雉门，观阙建在这里；四是库门，器械藏在这里；五是皋门，皋意为缓。近了则紧迫，远了则舒缓。皋门是五门中最远的，所以如此。”《周官》中小宰率领治官的属员而观察治象的法度，巡行时摇动木铎说：“不守法度的人，国有常刑。”一直到乡师、士师、宫正，也没有不使用的。这不是天子的政令吗？

通论：孔颖达说：鲁国祭天，不能祭圜丘；穿衮服，不能穿大裘。这是不能完全像天子的地方。记录者赞美它说，这是天子的礼仪罢了。大庙不可能一一都像明堂。李觏说：鲁国实行天子的礼乐，然而因为是人臣不敢建立天子政教的殿堂，所以在周公的庙里略微模仿明堂的制度，以完备其礼仪，并不是周朝的宗庙像明堂。朱熹说：太王的时候还没有制度，特意建造了两座门，名字就是这样。等到有了天下，就尊崇它们作为天子的门，而诸侯不得设立。又说：《尚书》记载“天子有应门”，《春秋》记载“鲁有雉门”，《礼记》说“鲁有库门”，《家语》说“卫有库门”，都没有说诸侯有皋门和应门，那么皋门和应门是天子的门就很明白了。陈祥道说：铎有用金属做的，就取义于义，而在时令上属于秋，《周官》中鼓人用金铎通鼓，司马振铎就是如此；有用木头做的，就取义于仁，而在时令上属于春，《周官》中小宰、小司徒都说“正岁率领他们的属员而摇动它巡行于市”就是如此。按方慤说：从外面进入皋门，靠近库门，所以库门比照皋门。

译门的规定：从内室出来到应门，靠近雉门，所以雉门比照应门的规制，在道理上是足够的。陆佃把库门当作中门，如果库门真的是中门，那么所谓“从寝门到库门”的说法就不应该在这里就停止了。大概库门、雉门、路门这三门，凡是诸侯都有的，所以卫国也有库门见于《孔子家语》，只是鲁国的库门、雉门的规制像天子的皋门、应门，这是不同的。诸侯有三门，那么天子就有五门，按照服饰器物制度的等级差数来推算，礼制应当是这样。刘敞说：天子也只有三门，怎么与诸侯区别呢？况且《作雒》解释“路寝、明堂都有库台、库库门、台台门”，也就是雉门，这说明天子有库门、雉门。

译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这些是天子宫庙的装饰【藻，原本又写作缲，音早；棁，音专悦；复，音福；重，音直龙；檐，音以占；刮，音古八；乡，音许亮；坫，音丁念；康，郑玄读作杭，音苦浪；陆德明读如本字】

郑玄解释说：山节，是指在斗栱上雕刻山形；藻棁，是指在侏儒柱上绘制藻纹；复庙，是指屋顶双层；重檐，是指屋檐双层；刮，是指磨光；乡，是指窗户，每间房屋有八个窗户，四面通达；反坫，是指放置酒杯的土台，只有两国君主友好时，献酒后将酒杯放回台上，尊位于土台之南；礼制规定君主的尊位于两楹之间，崇高；康，读作亢，意为高，又指高土台，接受宾客的圭并置于其上；屏，称为树，即现在的浮思，雕刻云气虫兽，如同现在宫阙上的装饰。

孔颖达解释说：这是论述鲁国太庙的装饰，刮楹，是指用细石磨光柱子；达乡，是指门窗通达；坫，是用土筑成的，反坫也在庙中，所以合称为庙饰。

陆佃解释说：崇坫，是指高土台；康，是指使圭安定，康读如本字，土台高则嫌或不安，所以称为康。

应镛解释说：严密静深以安神灵，所以复庙以深邃其藏，而重檐则又以避风雨；绚丽赫奕以昭物采，所以刮楹以华其饰，而达乡又所以通日月；稠密重固幽而神之也，开通洞达显而明之也。

方慤解释说：反坫，是指酒杯土台；崇坫，是指圭土台；凡是器物仰放为正，覆放为反，反坫所以覆放酒杯，故酒杯土台称为反；崇坫所以荐奉圭，故圭土台称为崇。

辅广解释说：反坫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备也。

按《乡饮酒礼》，尊位于房户之间，宾主共用；《燕礼》，尊位于东楹之西，只有君主面对尊，恩惠必自君主出；两国君主相见，则两君皆当面尊，故尊在两楹之间，而反爵之坫在尊之南，献酬皆自尊而南出，故曰“出尊崇坫”；康圭，以其高则读亢，以其安则读康。郑玄、陆佃二义俱可通，并存之。

又按此以上，极言周公功之大，而成王报礼之隆，然即其所言细覈之，则周公庙所用皆前代天子之礼乐，其与周同者皆降王礼一等，则当时所僭亦微矣，不得以此记及鲁颂所无者诬之也。

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钩，音古侯；乘，音食证】

郑玄解释说：鸾，有鸾和；钩，有曲舆；大路，木路也。

孔颖达解释说：此明鲁有四代之车，其制各别；路即车也。

陈祥道解释说：鸾在衡，和在式；鸾鸣则和应，唱和于自然，故虞氏之车以之；钩者曲也，致曲以趋时者，人之道，故禹之车以之；大路繁缨一就，周官谓之木路；木则质，而其制畧，殷之道畧于周，故车以之。

辅广解释说：虞夏言车，殷周言路，各据时代所称言之。

方慤解释说：曰车，上下之所通曰路；尊者之所独，以上下之所通；或以钩车爲兵车；《司马法》言钩车先正，是已；以尊者之所独，故《郊特牲》言乘素车，贵其质；是殷以大路祀。

存疑：郑玄解释说：“乘路，玉路也。”陈祥道解释说：“乗路繁缨之就，十有二，周官谓之玉路；玉爲阳之精，而其制文文之盛，莫过于周，故车以之。”方慤解释说：“巾车言玉路锡樊缨以祀，是周以乘路祀明也。”

辨正：王炎解释说：周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则有金路，封异姓则有象路；鲁之乘路，葢金路也；玉路非鲁所敢僭，故郊礼反用殷之大路；郑以乘路爲玉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绥，郑玄读作緌，今读如本字】

郑玄解释说：四者旌旗之属也；绥，所谓大麾；《书》云：“武王左杖黄〇，右秉白旄以麾”；《周礼》：“王建大旂以宾，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

译子所用，鲁亦当然】孔颖达说：这是论述鲁国有四代旌旗的情况。大白，是白色的旗帜；大赤，是红色的旗帜，各自遵循所代表朝代崇尚的颜色，上面没有绘制任何图案。陈祥道说：旗帜的制度始于舜，到了夏代则装饰得更为完备，所以说夏代用白色，白色是西方的颜色，西方主杀伐而属于义，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从商汤开始，所以殷商的旗帜用白色。红色是南方的颜色，南方是离卦的位置，是文明的象征，所以周朝的旗帜用红色。

译存疑：郑康成说：“‘绥’应当是‘緌’，读音如同‘冠蕤’的‘蕤’。‘緌’指的是在旗杆顶端悬挂旄牛尾。有虞氏应当说‘绥’【孔颖达疏：虞代质朴，只在旗杆顶端悬挂旄牛尾，没有旒縿】；夏后氏应当说‘旂’【孔颖达疏：夏代逐渐讲究文采，既在旗杆顶端悬挂旄牛尾，又有旒縿】。这大概是错误。

按《诗经》‘淑旂绥章’，朱熹注：‘绥章，染鸟羽或旄牛尾，悬挂在旗杆顶端，作为标志。’那么就不必改读为‘緌’。又《子华子》说：‘舜建立太常’，可见‘旂’始于舜。陈氏说‘夏代又加上绥来增加装饰’，很恰当。不必像郑玄、孔颖达那样认为‘旂’和‘绥’互相错置。

夏后氏用骆马（白马黑鬛），殷人用白马黑首，周人用黄马赤鬛。夏后氏祭祀用的牲口崇尚黑色，殷商用白色牡牛，周商用赤色壮牛【‘骆’音洛，‘鬛’音力辄反，‘蕃’字又作‘番’，音烦，‘骍’音息营反，又音呼营反】。正义：郑康成说：‘顺应正色。白马黑鬛叫骆，殷代黑首是为了避免纯白不吉，骍刚是赤色。’孔颖达说：‘这说明鲁国有三代马匹及牲口颜色的不同。夏代崇尚黑色，所以马黑白相间而鬛黑；殷代崇尚白色，所以头黑而鬛白；‘蕃’是赤色。周代崇尚赤色，用黄色接近赤色，而用赤鬛。三代都以鬛作为崇尚的标志。‘刚’，壮健。‘骍’说‘刚’，那么‘白’也说‘刚’；‘白’说‘牡’，那么‘黑’也说‘牡’。’方慤说：‘马以毛色为主，而鬛又是毛中最长的，所以三代的马都以鬛来描述。‘刚’，《公羊传》作‘犅’，大概是牛。‘牡’说的是本质，‘刚’说的是性情。’

通论陆佃说：‘根据这些，鲁国虽然兼用四代的服饰器物，都有所减省。’骆马黑鬛，相当于乘坐骊马；白马黑首，相当于乘坐翰马；黄马赤鬛，相当于乘坐騵马。殷商用白色牡牛，周商用赤色壮牛，不说‘尚’字，没有疑问。

泰是有虞氏的尊，山罍；夏后氏的尊，着；殷代的尊，牺象；周代的尊【‘着’音直畧反】。

正义郑康成说：泰用陶瓦【孔颖达疏：《考工记》有虞氏崇尚陶器，所以知道泰尊用陶瓦】；着是贴着地，没有足。孔颖达说：这说明鲁国使用四代的尊。然而有时用三代，有时用四代，随其礼仪所存而使用。殷代尊没有足，那么泰罍、牺象都有足。方慤说：泰司尊彝，指的是上古的陶瓦尊。大概那里称其实物，这里称其意义，所以如此。‘着’如同附着的‘着’，下面没有承托，只是贴着地而已。殷代质朴所以其尊从简，周代崇尚文采所以其尊有装饰，就是这样。

爵，夏后氏用琖，殷商用斝，周商用爵【‘斝’音嫁，又音古雅反】。

正义：郑康成说：‘斝画有禾稼。《诗经》说：‘洗爵奠斝。’孔颖达说：‘这说明鲁国有三代的爵并存，以爵为名，所以一并标名在上面。琖用玉装饰，周爵有的用玉制作，有的用玉装饰。’方慤说：‘斝，是殷代尊名，而爵也这样称呼，如同《行苇》所说的‘奠’。’

斝，就是爵。司尊彝所说的斝彝，是尊。

通论陈祥道说：考察《尔雅》，‘钟的小者叫做栈’，夏代爵命名为琖，大概其形制低浅，像栈一样。《祭统》：‘尸回敬夫人，执柄；夫人接受尸的敬酒，执足。’柄是它的尾部。有足而有尾，命名为爵，大概其形制像雀一样。琖像栈，爵像雀，而斝有耳。《诗经》说：‘洗爵奠斝。’《周礼》‘郁人，大祭祀与量人接受举斝的余酒而饮下。’琖、斝，是先王的器物，只有鲁国和二代王之后可以使用。所以记载说：‘琖斝及尸君，不合礼。’

存疑。陆佃说：‘琖以齐命名，斝以鬯命名，爵以酒命名，知道这样是因为，盎齐也有的叫做醆，酒鬯尊一名斝彝，由此可知。’按：对于爵说‘殷商用斝灌尊’，也说‘殷商用斝’，一名而异制，还是所受的容量不同呢？皇氏说周爵只用爵形而不画装饰，孔氏根据《周礼·太宰》赞玉爵驳斥他，说用玉装饰。然而夏后氏用琖，琖也从玉，殷代崇尚质朴，推测不会比夏代更质朴，那么斝也用玉装饰吗？陆氏说齐说鬯，他的说法不确切。彝也是尊类，不是爵。

灌尊夏后氏用鸡彝，殷商用斝，周商用黄目，它们的勺夏后氏用龙勺，殷商用疏勺，周商用蒲勺【‘夷’作‘彝’，‘勺’音市灼反，以下同】。

正义郑康成说：夷读为彝。《周礼》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孔颖达疏：《周礼》司尊彝职文，鸡彝盛明水，鸟彝盛郁鬯，斝彝黄彝也一样】。孔颖达说：这说明鲁国有三代灌尊及所用勺彝的法度。与其他尊为法，所以称彝。鸡彝者，画鸡于彝；龙勺，勺为龙头。疏谓刻镂通刻勺头，蒲谓合蒲刻勺为凫头，其口微开，如蒲草合本而末微开。方慤说：灌尊是用来盛祼鬯的尊，勺用来酌酒。

者疏疏而通之无他饰焉

通论陈祥道说：‘尊的意思是尊崇，彝的意思是常。尊用来献上以及天地，彝用来祼施于宗庙而已。’存疑孔颖达说：‘鸡彝者，或刻

译木头做成鸡的形状。

土制的鼓，用土块做鼓槌，用芦苇做笛子，这是伊耆氏时代的音乐。拍击玉磬，摩擦敲击大琴大瑟，以及中琴小瑟，这是夏、商、周、汉四代使用的乐器。

译郑玄解释说：“‘蒉’应当是‘凷’（土块）的假借字。‘籥’像笛子，有三个孔。‘伊耆’是古代拥有天下的天子的称号。‘拊搏’是用芦苇制成的，里面填充糠皮，形状像小鼓，‘揩击’是指柷和敔，这些都是用来节制音乐的器具。‘四代’指的是虞、夏、殷、周。”孔颖达解释说：“这是说明鲁国使用古代的音乐，以及四代的乐器。‘土鼓’，是说用泥土筑成鼓；‘蒉桴’，是说用土块做鼓槌；‘苇籥’，是说截断芦苇做成籥。”方慤解释说：“古代用泥土做鼓，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皮革的声音；用土块做鼓槌，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砍削木材的便利；用芦苇做籥，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截断竹子的精细。玉磬、琴、瑟，又都是堂上的乐器，所以特别列举它们的名称来说明。琴说‘中’而没说‘小’，瑟说‘小’而没说‘中’，这也是互相补充完备的意思。”陈祥道通论说：“从拊搏到琴瑟，都是堂上的乐器；从土鼓到苇籥，都是堂下的乐器。鲁国使用音乐，向上追溯，极至伊耆氏；向下追溯，极至四代，那么文饰和质朴就都具备了。”

存疑。孔颖达解释说：“解说的人认为伊耆氏是神农。”方慤解释说：“拊搏揩击，是说制作这些乐器的方法。”有的说乐器，有的说演奏音乐，互相补充完备。这与《尚书·益稷》中说“敲击鸣球，拍打琴瑟来歌唱”意义相同。陈祥道说：“古代制作音乐从伊耆氏开始，而蜡祭也始于此时。《周官》中有伊耆氏的职位，而且由下士担任，那么伊耆氏就不是古代拥有天下的天子的称号，只是古代开始礼乐的人罢了。

查考古史，神农、伊耆氏、唐尧也都是伊耆氏。汉代王符的《帝系篇》称尧为神农的后代，可见伊耆氏是古代帝王的称号，这是确定的。陈氏认为周朝不应当用帝王的称号来命名官职，所以怀疑它不是帝王的称号，并没有确切的依据。本文列举四代的乐器，而说‘搏拊揩击’，那么这四者断定为乐器是没有疑问的。用皮革做鼓，叫做搏拊，见于《贾子》中的‘鞉拊椌楬’，似乎万物都见于《荀子》书中。方氏将音乐和乐器分为两样，也不确切。

鲁公的宗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宗庙，是武世室。

郑玄解释说：“这两座宗庙是仿照周朝有文王、武王的宗庙建立的。‘世室’，是不毁弃的名称。鲁公是伯禽，武公是伯禽的曾孙，名叫敖【孔颖达疏案：《世本》记载，伯禽生炀公熙熙，熙熙生弗，弗生献公具，具生武公敖，所以武公是伯禽的曾孙。查考《史记》，鲁公生考公酋，酋的弟弟炀公熙熙生幽公宰，宰的弟弟魏公防，防生厉公擢，擢生献公具，具生慎公濞，濞的弟弟武公敖】孔颖达解释说：“这是说明鲁国有两座宗庙不毁弃，仿照周朝的文、武二宗庙。鲁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代代不毁弃他的宗庙，所以称为‘文世室’；武公有武德，他的宗庙不毁弃，所以称为‘武世室’。查考《春秋》成公六年，建立了武宫，《公羊传》、《左传》都讥讽这件事，认为不应当建立。撰写这篇记述的人，极力赞美鲁国的事，连带着赞美它，这不是实情的言辞。”

王炎通论说：“周公是鲁国的太祖，而开国实际上依靠鲁公，他的宗庙不毁弃，本来就很适宜。然而不能援引文王来做比喻。炀公的宗庙毁弃后又重新建立，炀公是以弟弟继承哥哥的。武公的宗庙毁弃后又重新建立，武公是舍弃长子而立幼子的。这两者都是季氏不臣服的心意。《春秋》记载‘立武宫’‘立炀宫’，用来谴责季氏。而将武公比作武王的世室，也严重违背了《春秋》的宗旨。”

米廪，是有虞氏的庠；序，是夏后氏的序；瞽宗，是殷代的学校；頖宫，是周代的学校【廪，音力甚；頖，音判】

郑玄解释说：“庠和序也是学校。‘庠’的意思是详，在这里考察礼仪、详备事务。鲁国称之为米廪，虞帝崇尚孝道，现在在这里储藏祭祀用的粮食【孔颖达疏：委指委积】‘序’，是次序王事的意思。‘瞽宗’，是乐师瞽蒙所尊崇的地方。古代有道德的人让他们教导百姓，死后就作为乐祖【孔颖达疏：古者以下，是《大司乐》的原文】在这里祭祀他们【孔颖达疏：《大司乐》祭祀于瞽宗就是如此】‘頖’的意思是班，在这里颁布政教。”孔颖达解释说：“这是说明鲁国得以建立四代的学校，鲁国的米廪就是。”

有虞氏的庠，鲁国用虞庠作为廪，用来储藏祭祀用的粮食。

张载通论说：“四代学校的名称大多不同，总之都是学校。可以解释的就解释它，不能解释的，何必勉强说是养老尊贤的地方呢？”关于瞽宗说：“善于听教，在这里唱歌。”那么瞽大概是太师的官职。后世的乐正虽然未必是盲人，但他们的学校不妨也称为瞽宗。方慤解释说：“米廪储藏养育人的物资，庠也是以善于养育人为目的。射箭以次序进行，主要在于礼，瞽宗有乐祖在其中。”孟子说殷代是序，而这里说夏代是序；说周代是庠，而这里说虞代是庠，大概是因为在这里养育人，都可以称为庠；在这里练习射箭，都可以称为序。其实是一样的。

查考这些学校名称，虞夏与《王制》相同，与孟子不同。大概孟子所说的是周代的乡学、州序练习射箭，所以取义于序；党庠养老，所以取义于庠。所以《王制》也说“虞庠在国都的西郊”。孔颖达说诸侯有大功德，就可以建立异代的学校，或者四代或者三代。但《鲁颂》只说泮宫，没有说有瞽宗。

译宗庙、虞庠。其他书籍也没有说鲁国的国学有“三”或“四”种，所以孔安国的说法也是因此而言的。至于米廪，《春秋》说“御廪用来储藏祭祀用的精米”，实际上并不是学校。难道是因为米有供养的含义，所以把它附会在这里吗？天子设立的学校叫辟雍，诸侯设立的叫頖宫，那么鲁国的国学明显属于诸侯的礼制；而乡学则有州序、党庠，情况尚不可知。这大概也是把它们合在一起，用来夸耀罢了。

译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是天子的礼器。越棘、大弓，是天子的兵器。

郑玄解释说：崇、贯、封父都是国名。周文王讨伐崇国，古代讨伐他国，迁移其贵重器物，分赐给同姓诸侯。大璜，是夏后氏的玉璜。越，是国名；棘，指防地。《春秋传》说：“子都驻守防地。”陆佃存疑说：大璜，封父龟。《左传》所说的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繁弱弓就是这些。大概这弓名叫繁弱，难道是因为善于射中目标而得名吗？大弓，是周武王的弓。周公受赐后将其收藏在鲁国。《公羊传》说：“璋判白弓，绣质青纯。”辅广说：诸侯各国，都有分得的礼器，不只是鲁国才有。这里说“天子之器”，是夸大的说法。

夏后氏的鼓，有四只脚；殷商的鼓，有柱状支架；周代的鼓，悬挂在簨虡上；垂制作的和钟，叔制作的离磬，女娲制作的笙簧。

郑玄解释说：足，是指有四只脚；楹，是指柱子，贯穿其中向上伸出；县，是指悬挂在簨虡上。殷商的颂歌说：“树立我的鼗鼓。”周代的颂歌说：“应田县鼓。”垂，是尧时的共工官；女娲，是继承伏羲的三皇之一；叔，未曾听说过。和、离，是指按次序排列其声音，悬挂起来。《世本》说：“无句制作了磬。”孔颖达说：垂制作了调和音律的钟，叔制作了编悬的离磬，女娲制作了笙中的簧片，意思是鲁国都拥有这些。方慤说：《郊特牲》说：“用钟来排列次序，用和钟来参杂其间”，所以称为和钟。《乐记》说：“石声为磬，磬用来确立辨别，辨别是离的声音”，所以称为离磬。笙用来象征万物生长的形态，簧片则美好在其中，所以称为笙簧。

夏后氏的龙簨虡，殷商的崇牙，周代的璧翣。

郑玄解释说：“簨虡是用来悬挂钟磬的。横木叫簨，装饰以鳞状物；立柱叫虡，装饰以甲壳类、羽毛类动物。簨用大木板制成，称为业。殷商又在龙纹上刻画，做成重牙，用来悬挂悬挂钟磬的绳索。周代又画缯帛做成翣，上面镶嵌玉璧，下面垂挂五彩羽毛，树立在簨的角上，装饰更加繁多。周颂说：‘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孔颖达说：“这说明鲁国有三代乐悬的装饰翣扇。说周代画缯帛为扇，在扇上佩戴小璧。”方慤说：“其崇牙像牙齿一样。夏后氏有簨虡而没有崇牙，商代有崇牙而没有璧翣，到了周代才三者兼备。这都是逐渐增加文采。”孔颖达通论说：“根据《考工记》：笋（簨）装饰以鳞纹。这里都说是虡，大概夏代簨虡之上都装饰以鳞纹，到了周代才区分，或许是因为簨而连带说到虡。”

陈祥道存疑说：“簨是横置的，设置崇牙；那么它的形状高耸峻峭。虡是竖立的，设置业；那么它的形状直立高举。这是簨的上面有崇牙，崇牙的上面有业，业的两端又有璧翣。”

按此簨虡到周代才具备，兼有夏殷的装饰。鲁国也是周代的装饰，只是簨虡罢了。《礼记》特意铺张其辞，所以列举说明。朱熹《诗集传》：簨上的大木板刻成锯齿状，称为业。在业上悬挂钟磬的地方，又用彩色做成崇牙的样子，层层叠叠。这是崇牙，即业上如锯齿的地方。陈祥道说簨的上面有崇牙，崇牙的上面有业，恐怕不一定正确。

有虞氏的两敦，夏后氏的四琏，殷商的六瑚，周代的八簋。

郑玄解释说：“都是盛放黍稷的器具。”

译我未曾听说过。【孔颖达疏：郑玄注《周礼》舍人职时解释说：方形的叫簠，圆形的叫簋，这里说‘未曾听说’，是指瑚琏之器与簠簋在形制上的异同问题。】陆佃说：“两个敦盛黍稷，四个琏盛黍稷稻粱，六个瑚盛黍稷稻粱麦苽，八个簋盛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吴澄说：“簋是盛黍稷的器皿，用来盛稻粱的器皿名叫簠。”陈澔说：“《少牢馈食礼》中说：‘拿着盛有黍的敦，上面有盖子，又说设置四个敦，都头朝南。’敦这种器皿，是有盖子和首端的。”

译通论：孔颖达说：这里说两敦、四琏、六瑚、八簋，是说鲁国所得到的只有这些罢了。方慤说：称为敦、称为琏、称为瑚、称为簋，那么所命名的名称不同；有的两、有的四、有的六、有的八，那么是逐渐增加其数量。陆佃说：敦设置成对，所以称为敦；两敦就是四，所以称为琏；瑚是说盖子，盖上后便不可见；簋是说底部轨迹相同，相同然后才能承受。字有时写作匦，就是因此。

俎，有虞氏用梡，夏后氏用嶡，殷商用椇，周代用房。俎，夏后氏用楬豆，殷商用玉豆，周代用献豆【椇音甫，楬音苦瞎，又音苦八，献郑音素何，陈读如字】。正义：郑康成说：嶡的意思是蹷【孔疏：蹷是说足横斜不正】，是说中间的足做成横距的样子【孔疏：是说嶡的足之间有横木，好像有横蹷的样子】，《周礼》称之为距【孔疏：是说周代礼仪称这种俎的横木为距】。椇的意思是枳椇，是说弯曲的样子【孔疏：椇是枳树，它的枝条多弯曲，殷代的俎像它】。房是说足跗，上下两足之间有像堂房的样子【孔疏：周代俎头各有两只足，足下各别为跗，足间横木像堂的墙壁，横木下两跗像堂的东头西头各有房】。《鲁颂》说：笾豆大房，楬没有其他的装饰。献是疏刻的。陈祥道说：殷代的横距与夏代相同，而弯曲其足与三代不同；周代的下跗与三代不同，而伸直其足与虞夏相同。方慤说：梡是砍断木头做足，没有多余的装饰，只要完备即可。嶡是在足间加上横木，竖立为立，横放为嶡的缘故。椇是既有横木，又做成弯曲的形状，那么于是完备的缘故。这些都是逐渐使其完备。楬豆用木头做柄，像蜡氏的楬那样；玉豆则在楬之上又装饰以玉。周代祭祀的豆是疏刻的形状，那么宴享的豆就不疏刻了。《司尊》所说的献尊，意义也类似这样。这些都是逐渐增加其装饰。

通论：陆佃说：《尔雅》说：木豆称为豆，竹豆称为笾，瓦豆称为登。豆是说头部，竹是说笾，缠绕瓦是说足部。《祭统》说：夫人进献豆，拿着柄，拿着甜酒，交给拿着足的人。镫本来就是足部。

存疑。孔颖达说：「献音娑娑，是稀疏的意思。」陈祥道说：「楬是说它的形制，玉是说它的装饰，献是说它的用途。」

按：郑玄、孔颖达对于献尊、献豆都读作“莎”，说刻得“莎莎”的样子，完全没有依据。陈氏说“献”是说它的用途，那么夏、殷的豆，难道不用来进献吗？也不确切。

有虞氏服韨，夏后氏画山，殷商画火，周代画龙章。

正义：郑康成说：「韨，是冕服上的蔽膝。舜开始制作它，用来尊崇祭服【孔疏：《易·困卦》九二：『朱绂方来，利用享祀』，所以知道韨是祭服】禹、汤到周代，增加画上的纹饰。后王更加装饰。山，取它仁德可仰慕；火，取它光明；龙，取它变化。」孔颖达说：「这是论述鲁国有四代韨的形制。」方慤说：「有山、有火，又加上龙，那么它的纹饰就完备了。在周代特别说『章章』，是纹饰完备的意思。」

通论：郑康成说：「天子具备所有纹饰，诸侯只有火以下，卿大夫只有山，士只有韎韦罢了。韨有时写作黻【孔疏案：《士冠礼》士韎韐，是士没有装饰，推论此即尊者装饰多。这里有四等，天子到士也有四等】

按：《尚书》说十二章纹到虞代就已经完备，虞代不是仅仅质朴。《礼记》说：「有虞氏服韨。」难道虞舜的时候衣裳有十二种章纹，而韨却没有装饰吗？夫韨在下体，即使没有装饰，本来也适宜。用山、用火、用龙，大概是所谓继承前事而增加，纹饰逐渐完备的意思。《玉藻》说：「君用朱色，大夫用素色，士用爵韦。」也是这样的等级吗？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商祭肝，周代祭肺。

正义：郑康成说：“气主盛。”方慤说：“有虞氏祭首，崇尚用气的缘故。气虽然有阴阳的不同，总之是以阳为主。首，是气的阳部。至于三代，则各自祭其所胜者。大概夏崇尚黑色，黑色胜红色，心是红色的；殷崇尚白色，白色胜青色，肝是青色的；周崇尚红色，红色胜白色，肺是白色的。必定各自祭其所胜者，明白如果没有所胜，就不能称王天下；不能称王天下，就不能在宗庙尽孝了。”

通论：陈祥道说：「周代崇尚肺，只是在宗庙宾客饮食之间罢了。如果是五祀，则户神先祭脾，中霤先祭心，门神先祭肝，因为事不同所以礼不同，因此。士冠礼有哜肺，而乡饮、乡射、燕礼之类，都有离肺而没有祭肺。这是鬼神阴阳的意思。特牲馈食礼，先祭肺，后祭肝，祝也先祭肺后祭肝，那么祭肺不是不祭肝，是以肺为主罢了。由此推论，夏殷不是不祭肺，是以心与肝为主罢了。」

夏后氏崇尚明水，殷商崇尚醴，周代崇尚酒。

正义：郑康成说：这都是当时的用法罢了，说崇尚并非【孔疏案：《仪礼》设尊崇尚〇酒，是周代也崇尚明水。《礼运》说：澄酒在下，那么周代不崇尚酒，所以知道经文说崇尚是不对的】孔颖达

译孔颖达说：夏后氏崇尚质朴，所以用水；殷人稍加文饰，所以用醴；周人更加文饰，所以用酒。方氏慤说：明水，是取法于月亮这一阴鉴，从上天获取的；醴则是逐渐酿出味道，由人工制成的，然而味道还不够醇厚，仅足以用来行礼罢了；酒则是味道已经成熟，可以进献祭品，是醇厚到了极点。

译有虞氏设置五十个官职，夏后氏设置一百个官职，殷商设置二百个官职，周朝设置三百个官职。

正义：郑康成说：“周朝六卿，其下属各六十人。”

通论郑康成说：“《昏义》说：天子设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共一百二十人。这大概说的是夏朝的情况。用夏朝和周朝来推演，前后相差，有虞氏的官职应当是六十，夏后氏应当是一百二十，殷商应当是二百四十，不能像这里记载的这样【孔疏引用《昏礼》证明夏朝官职一百二十，夏朝是有虞氏的两倍，殷商是夏朝的两倍，殷商官职既然很多，周朝不可能再是殷商的两倍，所以只增加了一百二十】孔颖达说：“这说明鲁国兼有四个朝代的官职。鲁国是诸侯，按照太宰的职责，诸侯只有三卿，五大夫。所以《公羊传》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两个小卿，司马之下有一个小卿，这就是三卿五大夫。鲁国怎么能具备四个朝代的官职和三百六十个职位呢？大概是杂存了四个朝代的官职名号，并不是具备其数目。只是记载者极力赞美鲁国，因而列举了四个朝代官职的本数来说。”方慤说：“《尚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建立官职共一百，夏商官职加倍，这与这里不同，为什么呢？《尚书》所说的是依据官职的名号，这里所说的是依据实际的人数。大概官职有等级而分职，不能没有区别；职事有繁简而用人，有时可以兼任。所以官职的名号常常多，而官职的实际人数常常少。以有虞氏的官职实际是五十，夏朝是有虞氏五十的两倍即一百，殷商是夏朝一百的两倍即二百，周朝三百六十。这里说三百也是以实际数目而言。先儒于是用冬官缺失来解释，难道是这样吗？《天官》说太宰是卿，小宰是中大夫，那么天子的官职就可以兼任了。《尚书》说周公为师，这是三公的职责；又说周公位冢宰，这是六卿的职责。难道不是兼任的吗？王氏说三公的官职率领由六卿中有道者兼任，没有其人就不设置，这是对的。大概鲁国使用四个朝代的礼乐，只得以通用其名，不必完全使用其数目。如禘礼有山罍而没有大尊，夷乐用东南而缺西北，都是这个意思。”

存疑。郑康成说：“周朝官职三百六十，这里说三百，是记载时的情况。周朝官职缺失了【案：这只是举大数而已，作记者未必一一数周官，且此时冬官未必缺失】

有虞氏的绥，夏后氏的绸，殷商的崇牙，周朝的璧翣【绥，郑读緌；绸，吐刀反；徐音筹】

正义郑康成说：绥也是旌旗的绥。夏朝用绸包裹旗杆，用练做旒。殷商又刻缯为崇牙，用来装饰侧面，也是装饰越来越多。商汤以武力受命，常以牙为装饰【孔疏：前面的簨虡既以崇牙为饰，这旌旗又饰以崇牙，所以说恒也】这旌旗及翣都是丧葬的装饰【孔疏：前文崇牙璧翣是饰簨虡，这与夏后绸练连文，按《檀弓》绸练设旐，夏也，故知防葬之饰】《周礼》大丧时巾车执盖，从车持旌，御仆持翣，旌跟随遣车，翣夹柩车左右前从【孔疏：引《周礼》证葬有旌旗及翣之义】天子八翣，都载璧，垂羽；诸侯六翣，都载圭；大夫四翣，士二翣，都载绥。孔子的丧礼，公西赤为志，也使用这个。《尔雅》说旌旗曰：素锦绸杠，纁白縿，素升龙于縿，练旒九。孔颖达说：“这说明鲁国有四个朝代丧葬旌旗的装饰，周朝也是以武力取天下，殷商既以崇牙为饰，周朝崇尚文治，更取他物装饰，不用崇牙，以物为翣，翣上戴之以璧，陈之以障柩车。

凡是四个朝代的服器，鲁国兼用之。所以鲁国，行的是天子之礼。天下流传很久了。君臣未曾互相弑杀。礼乐、刑法、政俗未曾互相改变。天下认为是有道的国家。所以天下取法其礼乐【传文专反弑本又作杀音试】正义：郑康成说：王礼，天子之礼也。传，传世也。资，取也。这大概是盛赞周公之德罢了。孔颖达说：言土鼓、苇籥，伊耆氏之乐，又有女娲氏笙簧，不仅四个朝代而已。这里说四代，据其多者言之耳。也有只举三代的。四代服器，鲁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谓事事尽用也。作记之时，是周末，惟鲁独存周礼，故以为有道之国。《左传》襄十年云：“诸侯宋、鲁，于是观礼。”是天下资礼乐也。

案此以上，因天子所赐礼乐之盛，因言鲁所有礼乐之器，如是其多，以继之，当别为一章。

辨正郑康成说：“春秋时三君被弑，又士之有诔，由庄公始；妇人髽而吊，始于台骀。说君臣未曾互相弑杀，政俗未曾互相改变，也近乎诬蔑了【孔疏：羽父弑隐公，庆父弑子般，闵公是三君弑也】朱子说：“夏父跻僖公，礼之变也；季氏舞八佾，歌雍诗，乐之变也；僖公欲焚巫尩，刑之变也；宣公初税亩，法之变也；政逮于大夫，政之变也；妇人髽而吊，俗之变也。”总论孔颖达说：“记者既陈四代服器官于前，

译这（篇记载）是附在后面的，称颂鲁国美好宏大。」陈澔说：「这是旨在夸大鲁国，所以历数四代（周公、鲁公、僖公、文公）的服饰、器物、宫室，以显示鲁国的礼乐如此兴盛。却不知道鲁国的禘祭、郊祭是不合礼制的，这篇记载所陈述的，恰好足以彰显其僭越罢了。」按：这篇记载虚妄不实，前代儒者的驳斥已经非常明白。然而鲁国终究胜过其他国家，孔子说「经过一次变革就能达到正道」，齐国的仲孙说「鲁国奉行周礼」，晋国的韩起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那么天下认为鲁国有道，并非虚妄。况且凭借惠公、僖公僭越天子之礼，三家僭越诸侯之礼，已经失去了礼乐的根本，而周公、鲁公的教化仍然潜移默化于人心，凭借这些微薄的礼乐形式，尚且足以使国家绵延不绝。何况以仁人之心来运用礼乐，如果像孔子所说「经过一次变革就能达到正道」，那又该是多么美好呢？

译钦定礼记义疏卷四十四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钦定礼记义疏>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礼记义疏卷四十五

丧服小记第十五之一

正义孔颖达说：查考郑玄的目录说《丧服小记》，是因为它记载了丧服中的细微义理。这一篇在别录中属于丧服类。朱熹说：《仪礼》中的丧服篇，由子夏作传，《小记》是解释传文中曲折细微之处的。吴澄说：丧服正经之后有记，大概是为了补充经文所没有完备的地方。这一篇里面所记载的《丧服》一章，又是为了补充《丧服经》后面记文所没有完备的地方。因为事情琐碎，所以名叫《小记》，以区别于经后的记文。《记丧服》一章之外，又广泛记载丧礼中的杂事，也都琐碎，与《丧大记》所记载的相比就显得小。《小记》也就像《杂记》，《小记》所记载的事情小，《杂记》所记载的事情杂。《丧大记》所记载的，看待这两篇就显得大。只是《杂记》中记载丧服的很少，所以承接《丧大记》之后，只称《杂记》。这一篇记载丧服的详细，所以用“丧服”二字冠在《小记》之上作为篇名。

通论方慤说：“悲哀的根本在心里，等到表现在声音上，以及体现在衣服上，那只是末节罢了。这一篇以丧服为主，所以以丧服来说，并且叫作小记。至于大记，所主的不仅仅在丧服，所以不叫作服，而叫作大记。”

斩衰，括发以麻；为母，括发以麻，免而以布。齐衰，恶笄以终丧【衰，音七雷；以下同。括，音古活。为，音于伪。免，音汶。齐，音咨；以下同。笄，音古兮】

正义郑康成说：为母亲的服制较轻，到免的时候，可以用布代替麻。为母亲又哭而免【孔疏：又哭是在小敛拜宾后，即堂下位哭踊时】笄是用来卷发的，带是用来束身的。妇人在丧事中质朴，所以用来自我卷束的东西有去除而没有变更【孔疏：妇人腰间的绖带及笄不需要更换，服丧结束才去除】孔颖达说：从这一节到则髽一节，论述斩衰、齐衰之丧男女括发、免、髽的区别。斩衰，是主人为了父亲所穿的丧服。括发，是为父亲在尚未正式成服之前所服的。礼制规定亲人刚死，儿子穿布深衣，去掉帽子而有笄和绖，赤脚，把衣襟向上掖起，等到将要小敛时戴上素冠观看敛尸，敛尸完毕后扔掉帽子而括发。括发，是用麻绳从颈后向前交叉在额头上，再绕回来束发髻，就像戴防头一样。为母亲初丧至小敛后括发与为父亲的礼制相同，所以也说括发以麻。免而以布，这是说为母亲与为父亲不同的地方。小敛后至尸体抬出堂上，儿子拜见宾客时还和为父亲没有不同，到拜宾后儿子前往堂下之位时就不同了。如果是为父亲，此时仍然括发而哭踊，穿上绖带直到大敛而成服。如果是为母亲，此时就不再括发，而是戴上布制的免，哭踊并穿上绖带直到成服。恶笄，是用榛木做的笄。陆佃说：士丧礼，主人束发袒露，众主人在房中免，妇人在室内髽发则袒露括发，只有一个人而已，其他儿子都免。朱熹说：括发是束发为髻。《仪礼》注疏说男子括发与免以及妇人髽都说像戴防头，所谓防头就是如今的掠头编子，从颈后向前交叉在额头上，再绕回来束发髻【案：束发者大概括发就去掉了纚，所以又束之】黄干行说：为父亲、为母亲括发都用麻，因为恩情相同。为母亲则小敛后免而以布，比父亲轻，因为家中没有两个至尊的缘故。

通论黄干说：括发、免、髽，是小敛至大敛未成服时的制度，又有变礼。括发、免、髽，奔丧时是这样的。有启殡见到棺柩的变礼，同小敛之时一样，《既夕礼》说，丈夫髽发，防带垂下，就是这样。大体不出这三节，而免的用途尤其广泛。大概丧礼未成服以前，没有比袒露括发更重的了。《檀弓》说：“袒露括发，是去除装饰最甚的。”括发用麻，免用布。又说：“免是不戴帽子的人所服的，那么免的礼制就比括发稍轻。”所以小敛时为父亲括发，而到成服时为母亲，则在就位之后不括发而作免。小敛时有括发，有免；等到启殡，那么即使是斩衰也免，而没有括发，直到卒哭。不仅如此，从斩衰到缌麻都有免。五世无服的人，也袒露免。童子当室免，朋友在他邦也袒露免。国君吊唁即使不当免的时候，也免。所以免的用途尤其广泛。方慤说：“衰，是凶服的名称。它的形制，当心处叫衰，当背处叫负，左右处叫辟，区别如此，而通称为衰，是因为悲哀虽然表现在衣服上，其根本在心里。”

存疑。孔颖达说：将要小敛时去掉笄和绖。吕大临说：免是用布做卷帻，用来约束四周垂下的短发，而露出冠下的发髻，礼称为缺项。戴帽子的人必须先戴上这个缺项，然后加冠，所以古人有罪免冠而缺项还在，因此称之为免，音免。因为它与冕弁的冕音相近，所以改音问。程大昌说：只是解除吉冠，并没有其他东西。彭汝砺说：斩衰下脱箭笄，终丧三年。一句案：问丧亲始死笄绖，注云：二日乃去笄绖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