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二

译不将治理国家放在心上而沉溺于安逸享乐的人，这就好比抛弃田地而不加耕种；而霸主凭借仁义来谋求快速成功的人，也如同拔苗助长，这都是极其糊涂的做法。

译神明属于阳乾一类，幽暗属于阴坤一类。一阳初生而复归，子月天开，先王因此举行郊祀之礼，以迎接微弱的阳气。《礼记》说：“礼仪在郊外施行，而百神各受其职。”这是因为阳气刚开始倡导，万物生长才刚刚开始。然而礼仪本源于天，而成于地，乾德统领天，并兼有坤德。如果稍有不相协调，就会违背阳气，不足以激发万物生长的契机。因此先王恭敬地顺从昊天，对上超越上帝，那么风雨就应节，寒暑就适时，大地尚且能受职，何况百神呢？礼仪，不过是恭敬罢了。君子以恭敬存于内心，如同松柏有中心。礼仪的作用以和谐为贵，君子以和谐应对万物，如同竹箭有青皮。用竹箭的青皮与松柏的中心相比，中心在内而青皮在外。中心是本质而青皮是文采，总之外在根源于内在，文采本于本质。君子的存心，就是用来应对万物的。诚敬达到极致，通于神人，用来事奉上天、飨祭上帝。那些仅仅用威仪玉帛装饰外表的人，没有内心，还谈什么青皮呢？

《少仪》说：“拿着空器如同拿着满器，进入空室如同有人在内。”这是教导人主敬的学问。说到主敬，恭敬难道是外来的吗？心与敬分为二，就有时恭敬，有时不恭敬，又怎么能将盈虚有无统一起来呢？圣人教导人，常使人反省自身而达到真诚，真诚在于自身，又何必反省？这其中的意义正与《少仪》相合。明理的学者如果真能与敬合一，就能将盈虚有无统一起来，不见有可主的敬，何况有不敬的事呢？

鼓不依赖五声，五声不能离开鼓，以成就九奏的和谐；水不依赖五色，五色不能离开水，以成就山龙图案的描绘。在于人，内在是五常，外在是五伦，它们相接成为内外的枢纽。在一身之中完备具足的，没有比得上五官的。五官不能自我治理，治理它的是学问。学问的道理如何？也只是推行五常的本性，以接洽五伦的交往，使没有不得其宜的罢了。五官是本质，混杂于气质的因缘，那么理与欲各占一半。尽到学问的道理，而恭敬地顺从明聪睿的德行，即使是圣贤也不过如此。否则，外物的交往，己私的禁锢，有不可胜言的，不像五声没有鼓，五色没有水，只是扰乱声音，败坏颜色而已。那么五官对于学问，难道不比声音对于鼓，颜色对于水更重吗？

《学记》说：“先王祭祀河流，都是先祭河而后祭海。君子的学问，有什么不同呢？洗涤性命的源头，返回昭旷的根本，深沉地出自无穷的府库，牵引不竭的深渊，这是疏通源头的方法。遨游于诗书的园圃，践行于仁义的道路，充沛地内充而外达，浩浩然地日引而月长，优游渐进，不舍昼夜，而最终必定达到大成，这是穷尽流委的方法。”虽然如此，疏通源头而通达流委的，又哪里有所作为呢？孟子说：“如果智者像禹行水那样，就没有什么可厌恶的智慧了。君子做学问，没有急躁进取的志向，没有穿凿附会的巧诈，顺从自然，等待积累日久，直到有一天豁然贯通，那么到达大海的势头，就没有什么能阻挡的了。不然的话，没有万川的归附，又怎么能不枯竭于尾闾呢？”

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礼乐相互资助学成至道，内在以修养自身，外在以教化百姓。都如同二气的保合，独阴不生，独阳不成。知道这一点，就知道礼乐不可片刻分离了。

《礼记》说：报答，是天下的利益。君子不言利，而天地圣人却以利为四德之一。况且以占天下的报答，难道不说是报答吗？以天下而言，天下的报答，就是天下的利益。以天下的利益报答天下，天地圣人哪里容得下私心呢？所以事物到来的，报答它，顺应它的自然而各当其理，各适其性，这是在我这里的利益。事物离去的，报答它，也顺应它的自然而各遂其生，各观其成，这是在事物那里的利益。利在我而无我，利在物而因物，这就是所谓以天下的报答普及天下的利益。所以廓然大公，事物到来而顺应，天地无心，以万物为心；圣人无情，以万民为情。报答，是天下的利益，大概就是这样罢了。《表记》说：君子淡泊而成。有“人己内外”之见的人，不能淡泊。君子内不见我，外不见人，与物无亲而无物不亲。比喻于水，无不淡泊，那么无不以淡泊而成。大到江河，小到沟渠，不是水的分别。是人自己分别的，有分别就有人我确立，而水的淡泊始终没有分别。所以说：君子如水，水因为没有自己所以以水为水，可以以水为醴，也可以醴水之所成。小人，是君子所曲折成就的。周的王业，虽然造于太王、王季、文武，而开皇灵，承天眷，绵宝祚，抚万民，实由后稷教民稼穑，始祀上帝开始。所以只有后稷的祭祀容易富足，也只有后稷的祭祀难以效法。难以效法的是什么？有后稷的德行与诚则明。水的荐献可以告馨香，没有后稷的德行与诚，那么即使灿烂陈列苍璧、黄琮，完备排列镛钟、贲鼓，我知道神不会享用了。古圣人先成就百姓，而后致力于神，没有百姓不和而神降

译所谓福，是指后稷详细地从事农事，用来供给祭祀用的精米，使百姓得以成就，这就是侍奉神灵至诚的表现，难道还会有因准备不周而产生遗憾吗？等到后来，周公制定礼乐，逐渐发展到文饰繁盛，但大羹不加调和，牺尊只用粗布包裹，〇椫木做勺柄，这仍然是遵循先人的意旨，即用后稷侍奉天的方式来侍奉后稷。《礼记》称周武王为“达孝”，大概武王的孝道，是从后稷的祭祀中有所启发的。

译君子追求的是自我完善，就不希求别人的赞誉；追求的是实际获得，就不会因为拥有虚名而自我满足止步。《礼记》说：“看重玉而轻视石，是因为玉和石虽然相似，但志向不同。”小人与君子的不同之处，有两点：平庸懦弱没有成就的人，就像瓦罐一样自我废弃；借名求誉的人，就像用石来混淆玉。君子遵循中庸之道，温和得像玉一样，别人不了解也不生气，隐居避世也不烦闷，就像良玉藏在璞石中一样罢了。孔子想要等待好价钱才卖，大概是因为如果追求却等不及，玉就自己失去了它的美了，能不谨慎吗？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礼记义疏卷首

纲领一【本篇论述本经的源流以及本经的精蕴】

《汉书·艺文志》说：礼的古经有五十六卷，经有十七篇【朱熹说：就是现在的《仪礼》】；记有一百三十一篇【朱熹说：是七十子后学所记录的】；明堂阴阳有三十三篇【朱熹说：是古明堂的遗事】；王史氏有二十一篇【朱熹说：是七十子后学所作】；曲台后苍有九篇【如淳说：在曲台行礼射，后苍为此作记，所以叫曲台记】；明堂阴阳说五篇；周官经六篇；周官有四篇【颜师古说：就是现在的《周官礼》，亡失了冬官，用《考工记》来补充】。

刘歆说：《易经》说：有了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然后礼义才有施设的地方；而帝王的质朴与文饰，世代都有增减。到了周朝，细致地制定防范，为事务制定制度，所以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北史·儒林传》说：郑康成为众经作注解，《易》、《诗》、《书》、《礼》、《论语》、《孝经》在河北大行。自从魏末大儒徐遵明兼通这些经典后，后来三礼都出自徐遵明的门下。徐遵明师从熊安生，后来能通晓礼经的人，大多是熊安生的门人。学生们都通晓小戴礼，大致上南北所作的章句，喜好崇尚互有不同。但礼都共同遵从郑氏。

《隋书·经籍志》说：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苏林说：淹中，是里名】，而河间献王喜好古学，收集残存的典籍，得到后献上去，合起来有五十六篇，包括威仪之事。到了宣帝时，后苍最精通这门学业，于是作了《曲台记》。后苍传授给梁人戴德以及戴德的堂兄之子戴圣，沛人庆普，三家并立。后汉只有曹充师从庆氏，传授给他的儿子曹褒。汉末郑康成师从小戴的学问，后来用古经来校勘，选取其中义理深长的作注，成为郑氏学。汉初河间献王得到孔子弟子及后学所记录的一百三十一篇，献给朝廷时也没有删减。到了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刘向于是编次叙述，又得到明堂阴阳说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共五种，合计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去其中烦琐重复的，合并记录下来，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减大戴的书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汉末马融师从小戴的学问，马融又补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计四十九篇。而郑康成师从马融，又为之作注。现在《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共三种，只有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大多散失，又没有师说。

孔颖达说：“《礼记》的著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不再能明了。所以范武子不认识殽烝，鲁君和赵鞅把仪当作礼。到了孔子去世后，七十二子的门徒共同撰写所听到的，作为此记。有的记录旧礼的意义，有的记录变礼的原因，有的兼记体履，有的杂序得失，所以编录下来作为记。”《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说：“《月令》是吕不韦所修。”卢植说：“《王制》是汉文博士所录。”其余众篇都如此例，只是不能尽知所记之人。《六艺论》说：“现在礼行于世的，是戴德、戴圣的学问。戴德传礼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就是此《礼记》。”《儒林传》说：“大戴传授琅琊徐氏，小戴传授梁人桥仁，字季卿；杨荣，字子孙。桥仁做大鸿胪，家世传业。”

唐元行冲传说：“开元年间，魏光乘请求用《类礼》【魏徵传：魏徵认为小戴礼综合汇编不伦类，重新作《类礼》二十篇】列入经。命令行冲与诸儒作疏，将立于学。张说言：“戴圣所传的，已经近千年，与经并立，不可罢废。”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叶梦得说：“礼家的学问，五传弟子分曹教授。大概小戴最为后出，而现在谈论礼的人，只以小戴为众人所尊崇。这没有别的原因，六经刚出现时，诸儒讲习不精，而且没有其他书来证明其是非。经历时间既久，诸儒议论既精，而且简书时常出于山崖屋壁之间，可以作为证据，而学者得以考同异而长短显现了。长者出而短者废，是自然之理。”

郑樵说：“《孝经疏》说：‘经礼三百，威仪三千。’《礼记说》说：‘正经三百，动仪三千。’《礼器》说：‘经礼三百，

译《曲礼》有三千条。《中庸》说：“礼仪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详细考察这些文献，当时原本有两部书。那三百条的，记载的是官府职掌和上下等级的次序；那三千条的，都是关于曲折变化、升降进退的言辞。汉代后苍的《曲台杂记》有数万字，在汉宣帝时被设立为学官。到了郑玄，才开始有完整的训释；到了孔颖达、贾公彦，然后疏解才完备。汉宣帝设立大小戴的《礼》，到了汉平帝时又设立《逸礼》。光武帝中兴，设立《易》、《尚书》、《诗》、《礼》、《春秋》共十四位博士。汉代的制度是，六经只有设立学官之后，才招收弟子员，设置射策科。

译朱子说：“查考礼仪威仪，小戴作《经礼》《曲礼》，而《中庸》以礼经为礼仪。所谓曲礼，都是礼的细微条文和小节。如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等篇所记载的，侍奉父母、侍奉长辈，起居饮食，容貌辞气的法则，制作器物、备办物品，宗庙宫室，衣服车旗的等级，凡是用来施行于经礼之中的内容。其篇目的总数虽然不可确知，但分条析理，也应该不少于三千多条。”大戴礼冗杂，其好的地方小戴采来编入《礼记》，显然还有零碎的好的地方存在。

陈氏振孙说：汉信都王太傅戴德，字延君；九江太守戴圣，字次君，都向后苍学习礼学，这就是所谓的大戴礼和小戴礼。汉初以来，直到刘向校定，中书各家所记载的礼书，大概有数百篇。戴德删去其中烦琐重复的部分，编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减为四十九篇，即现在流传于世的小戴礼。而大戴礼实际存留四十篇，推测缺失的部分，就是戴圣所删去的吧？然而《哀公问》《投壶》两篇，与现在《礼记》的文字没有不同，其他也偶尔有相同的地方【以上论述本经源流】

司马氏迁说：“多么盛大的美德啊！统制万物，役使众人，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我到大行礼官那里【索隐说：大行，是秦朝的官职，主管礼仪；汉景帝改称为大鸿胪】观察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增减变化，才知道礼是顺应人情而制定的，仪是依据人性而建立的，其由来已经很久了。人道的经纬错综复杂，规矩无所不贯穿，用仁义来诱导进取，用刑罚来约束规范。所以德行深厚的人地位尊贵，俸禄厚重的人受宠荣耀，以此来统一海内而整顿万民。因此君臣、尊卑、贵贱的次序，下及百姓、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的区别，事情有适宜适当的，物品有节制文饰的。

孔氏颖达说：礼，经天纬地，其本源在于太初之初，推究其始要终，其体现在于人情的欲望。人向上禀受六气，向下顺应四时，赋予清浊以醇薄，感应阴阳而变化。所以说：“人生而静，是天赋予的本性；感于外物而动，是本性的欲望。”喜怒哀乐的情志，由此产生；动静爱恶的心意，由此存在。精粹的人虽然凝然不动，浮躁的人实在无所不为。所以古圣人鉴察到这种情况，想要用正道来保全它，用德义来引导它。所以上效天象之圆，下参地载之方，用德来引导，用礼来整齐。礼，是体，是履，人生在世，礼最为重大。没有礼就无法侍奉天地之神，辨别君臣长幼的位次。所以礼的时义真是伟大啊！礼，就是理。它用来治理，就与天地一同兴盛。所以《左传》引用晏子的话说：“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与天地并存。”只是当时质朴粗略，万物生长就自然有尊卑。比如羔羊跪乳，鸿雁飞行有行列，难道是有人教导它们的吗？这是三才既分，尊卑自然存在。只是天地初分之后，就应当有君臣治国，只是年代久远，没有文字记载。

司马氏光说：“礼的作用，真是伟大啊！用在自身，则动静有法度，而百行完备；用在家庭，则内外有别，而九族和睦；用在乡里，则长幼有伦理，而风俗美好；用在国家，则君臣有次序，而政治成就；用在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端正。难道只是在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到它而不混乱吗！”

曾氏巩说：礼，其根本在于涵养人的本性，而其作用在于言语行动视听之间。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听都合乎礼，那么哪里会有放纵邪心而穷困于外物的情况呢？不放纵邪心，不穷困于外物，那么祸乱可以平息，而财用可以充足。它的立意微妙，它的法度深远。所以设置器物，制作物品，规定数目，建立文饰，以等待有事的人，都是人起居出入、吉凶哀乐的用具。这就是所谓的作用在于言语行动视听之间。然而古今的变化不同，而风俗的便习也不同，那么法制度数时间久了不能没有弊端，这是势所必然的。所以制定礼的人，其开始没有不适宜于当世的，而其后大多失去而难以遵循，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失去就必定改制以求适宜，所以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三代，礼未曾相同。大概上古圣人有制作耒耜的，或不制作宫室；有制作舟车的，或不制作棺椁。到了后世，有制作宫室的，不以土穴为不可改变；有制作棺椁的，不以衣薪为不可更换。难道是喜欢做相反的事情吗？认为人所已经感到弊病的，不可因循。又到了后来的圣人，则有设立两观而更改采椽的简陋，攻治文梓而改变瓦棺的朴素。难道是能不节俭吗？认为人情所喜欢的，为之节制，而不能改变。由此看来，古今的变化不同，而风俗的便习也不同，那么就屡次改变法度以适宜它，何必一一去追随先王的足迹呢？其要点在于涵养民众的本性，防范民众的欲望，本末先后能合乎先王的心意而已，这是制作的法则。所以崇尚元樽，而使用薄酒；先有大羮，而后有庶馐的饱足。一个是为了重视根本，一个是为了亲近实用，就知道圣人制作而为后世的礼，必定重视爼豆，而现在的器用不废弃；先有弁冕，而现在的衣服

译不禁止罢了。他推演其他事情都是这样，这样他所进行的改变和革新，就不会大大违背天下的形势，惊骇天下的人心，而本来就已经符合先王的意旨了。因此，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夏商周三代，礼制不曾相同，但像这样进行制度创设的原则，不曾有差异。

译周子说：“礼，就是理；乐，就是和。阴阳合乎理，然后才能和谐。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兄像兄，弟像弟，夫像夫，妇像妇。万物各自得其理，然后才能和谐。所以礼在先，乐在后。”

张子说：“《礼记》中的《中庸》、《大学》，出自圣门，没有什么可疑的。我过去对《儒行》多有怀疑，现在看它，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书是一样的，只是有人看见，有人没看见罢了。”

程子说：“《礼记》杂出于汉儒之手，然而其中传承了圣门的绪余，格言很多，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没有什么可非议的。《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也多有至理，只有善于言辞的人才能选择。如《王制》、《礼运》、《礼器》，这些篇章也有很多古意。至于《闲居》、《燕居》、‘三无’、‘五起’的说法，文字可疑。”《礼记》除去《中庸》、《大学》，只有《乐记》最接近大道，学者要深思自得。《礼记》中的《表记》，大概也接近大道吧？它言辞端正，古人从洒扫应对到冠婚丧祭，没有不有礼的，现在都废坏了。礼的根本出于民情，圣人因而引导它罢了。礼的器物出于民俗，圣人因而加以节制文饰罢了。圣人如果再生，必定依据现在的衣服器用来加以节制文饰，他所说的重视根本而亲近实用，也是随时斟酌而增减罢了。天下没有一物没有礼乐，且说放两只椅子，只要不正便无序，无序便乖戾，乖戾便不和。

陈氏祥道说：“先王的法度，以礼为根本。宫室、衣服、车旗、器械有用有等级，冠婚、丧祭、朝聘、射御有仪式。通过器物来观察理，没有不是法度象征所寄托的；通过文饰来观察义，没有不是道义所蕴藏的。让人思考而知道，是用来教导；让人遵守而知道，是用来禁止。奢侈的人不能放纵无度的心，节俭的人不能苟且简略，奇异的人不能扰乱常道，邪僻的人不能危害正道。这是上下所以能分辨，而民心所以能安定的原因。”

周氏谞说：“天定的秩序有礼，从我们五礼中有所应用吗？大概那些用欲望灭掉天命，用人情废弃天理的人，圣人不应用。只有天定秩序中所有的，才是圣人所应用的。”

郑氏樵说：“礼本于人情，情产生而礼随之。古代民风淳朴事务简单，礼制还没有，然而百姓不能没有室家之情，那么冠婚之礼已经在其中萌芽；不能没有交际之情，那么乡射之礼已经在其中萌芽；不能没有追慕之情，那么丧祭之礼已经在其中萌芽。从此以后，日益趋向文饰，烤黍肉、掰猪肉足以尽相爱之礼了。一定认为不够，积累到笾豆鼎俎，慢慢行走跟在长者后面足以尽相敬之礼了。一定认为不够，积累到宾主百拜，它的文饰不是不盛大。然而就其真情来看，笾豆鼎俎未必像烤黍肉、掰猪肉那样相爱深厚，宾主百拜未必像慢慢行走跟在长者后面那样相亲亲密。大抵礼有本有文，情是根本。享食的文饰，揖逊拜跪，根本只是敬罢了；丧纪的文饰，擗踊哭泣，根本只是哀罢了；祭祀的文饰，祼献酬酢，根本只是诚罢了。就其根本来看，日用三牲可以供养，喝豆汁喝水也可以供养；袭冒绞紟可以安葬，收敛手足形体也可以安葬；庭实旅百可以享祭，瓠叶兔首也可以享祭。小小的文饰，不担心它不周全。有根本而没有文饰，尚可以义起；有文饰而没有根本，那么连同文饰一起废除了。什么是礼？根本在于情罢了。”

朱子说：“有个叫许顺之的人，说别人认为《礼记》是汉儒说的，恐怕不对。汉儒最纯正的，没有比董仲舒更纯正的。仲舒的文章最纯正的，没有比《三防》更纯正的。哪里曾经有《礼记》中的说话呢？如《乐记》所说的‘天高地低，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怎么能说到这里？想必古来流传得此个文字如此。”

陈氏澔说：前圣继天立极之道，没有比礼更大的；后圣垂世立教之书，也没有比礼更先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哪一个不是精神心术所寄托的？所以能与天地同其节。四代损益，世远经残，其详细不可得闻了。《仪礼》十七篇，《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彰《中庸》《大学》，遂为千万世道学的渊源。那四十七篇的文章，虽然纯驳不同，然而义的深浅同异，确实不容易说【以上论本经精蕴】

纲领二【此篇论本经义例及读经方法】

仲氏长统说：“《周礼》是经，《礼记》是传。《礼记》作于汉儒，虽然名为经，其实是传。”

陆氏德明说：“此记二礼的遗阙，所以名《礼记》。”

孔氏颖达说：上自游夏之初，下终秦汉之际，其间歧途诡说，虽然纷然竞起，而余风曩烈，也时常独自存在。于是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的宪章，参当时的得失，所以所见各记旧闻，错综鸠聚，以类相附，《礼记》的目录于是乎在。注者，是解书之名，但释义的人多称为“某某谓‘某某’为义，或亲承圣旨，或师儒相传，所以叫传。现在叫注，是谦

译也，不敢传授〇注己意而已。若然，则「〇之与注，各出巳情。皇氏以为自汉以前为「〇自汉以后为「注」，然王肃在郑之后，何以亦谓之「〇其义非也。

译吕氏大临说：“《礼记》都是孔子门人所传授的书，那些杂收在遗留的简册断简中的篇章，都是礼的变通节文。”

胡氏寅说：“《礼记》出自孔子弟子之手，必定要去除吕不韦的《月令》和汉儒的《王制》。其次则是《经解》、《儒行》之类的篇章，仍然广泛收集名儒的著作，选择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燕礼、射礼、相见礼等典制，按类别归类，然后才能成为一部书。至于《中庸》、《大学》不可以附在礼的篇章中。至于《乐记》、《表记》、《学记》、《坊记》、《燕居》、《缁衣》格言很多，应当排在《中庸》、《大学》之后。《礼运》、《礼器》、《玉藻》、《郊特牲》之类的篇章，又排在更后面。”

郑氏樵说：“三礼之学，之所以出现讹误差异，其缘由有四个方面。有出于前人实行，而后人更改的，比如墨刑始于晋国，髽髻始于鲁国，宗庙设两个神主始于齐桓公，朝服用白色细麻布始于季康子。乃至古代冠帽缝合用缩缝，现在用横缝，同一时代却有不同的制度，就是如此。幸好遗留的说法尚存，得以推究因袭变革的缘故。假如这些说法不存，那么或同或异，岂不是会增加后人的疑惑吗？有出自圣人门下而传承各异的，比如曾子穿着皮裘去吊丧，子游露出皮裘去吊丧。小敛时的奠祭，曾子说“在东方”，子游说“在西方”。异父兄弟的丧服，子游说“服大功”，子夏说“服齐衰”。同师从孔子却说法不同，就是如此。何况再传给众弟子的门人，那么其失误就更远了。如果相信他们，则矛盾可疑；如果怀疑他们，则他们的说法有师承，这就导致文义不能没有乖违差异。有后世诸儒增减前代制度而自成一代之典的，比如吕不韦作《月令》，大概想作为秦朝的典故，祭祀官名不纯粹符合周制。汉博士想制定汉朝制度，所以封爵不纯粹符合古制。后世明知这两部书出自秦汉，还却说《月令》是周制，《王制》是商制。何况三礼之书，完成者不是一个人，写作不是同一个时代，又怎么能使其没有乖违差异呢？有专门之学，想自成一家而妄以臆见作为前代训释的，比如春秋末年，执羔执雁，鲁国人自己都不知道，那么礼的留存，大概没有多少了。秦朝焚书几乎毁灭殆尽，汉朝不惜高官厚禄来招揽儒生，宁愿舍弃黄金来酬谢断简残编。诸儒各自陈述所闻，夹杂臆见，而实际上没有见到古人的全书。所以他们的说法以霍山为南岳，以大尉为尧的官职，以商朝的诸侯为一千八百国，以周朝的封域为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陕处内为三公，以大宰、大宗、大卜、大士等为六官。当时相信这是古书而没有疑问，后世因为传承久远而不敢辨析，又怎么能使其没有乖违差异呢？礼乐的讹误，就在于此。后世议论明堂，有的认为是五室，有的认为是九室，有的认为是十二室；议论大学，有的认为是五学，有的认为应当像辟雍，有的认为应当像胶庠，有的认为应当像成均、瞽宗。明堂只有一个，而制度有三种；大学只有一个，而名称有六种。这怎么能让后世没有疑问呢？有古文不通，现在多依据字义来立说的，比如《礼记》说礼就是体，义就是宜。这类情况很多。有随方训释，取舍不同的：地方口音不同，而训诂也不同。因此熊安生本是朔方人，就多采用北方口音；郑康成本是齐国人，就多收录齐地口音；陆德明本是吴国人，就多遵从吴地口音。郑玄注经字有不妥当的地方，有说“当作”、“当为”的话；有说“读作”、“读如”的话，而不敢轻易改动圣贤的文字。

朱子说：“《礼记》是解释《仪礼》的。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就有《冠义》；《仪礼》有婚礼，《礼记》就有《昏义》。乃至燕射之类，没有不是这样的。”《仪礼》是礼的根本；而《礼记》，则是它的枝叶。《礼记》本是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的书，又有其他书附加在其中。现在想要确定为一部书，先把《仪礼》的篇目放在前面，而把《礼记》附在后面。比如射礼就附上《射义》，像这类已经得到二十多篇。如果其余《曲礼》、《少仪》，又自成一类，而按类别归类。如果疏中有解说制度的地方，也应当采取来补充它。问吕祖谦：“三礼篇次：‘曰仪礼附记上篇：士冠礼【冠义附】士昏礼【昏义附】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饮酒义附】乡射礼【射义附】燕礼【燕义附】大射礼，聘礼【聘义附】公食大夫礼，觐礼。’仪礼附记下篇”

丧服【丧服小记大传服问闲传附】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丧大记奔丧问丧曾子问檀弓附】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祭义祭统附】礼记篇次曲礼内则玉藻少仪投壶深衣【六篇为一类】王制月令祭法【三篇为一类】文王世子礼运礼器郊特牲明堂位大传【与丧小记误处多当厘正】乐记【七篇为一类】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儒行【六篇为一类】学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五篇为一类】以上恐怕有不安妥的地方，希望再详细斟酌。语录贺孙于是问：祭礼附上《祭义》，如果说孝很多，怎么得来？回答说：就是祭礼难以附上，兼且祭

译义前所说，大多是关于天子的礼制。如果《仪礼》中所保留的，只有《少牢馈食》《特牲馈食》，这些是诸侯、大夫、士的礼仪，兼有这些也只是馈食礼。如果是天子祭祀，就应当有初献、闲祭、腥祭等事情，比如所说的“建设朝事、燔燎、羶芗”。我本想将《周礼》中天子祭祀的礼仪逐件整理成一个总纲，却以《礼记》作为附录。如疏中所说，天子皆编入此书，此书所关联的重要性很大。

大小戴《礼记》的第一篇《曲礼》，讲述的是委曲细致的礼仪之事，所谓“曲礼三千”就是指的这个。其中那些可以随事而见的，已经包含在经礼三百篇之内了。这一篇则是那些杂碎、首尾出入、各篇之间不能随事而见的内容，所以合并记录为一篇，并且多用韵语，使学者能够诵读于口而存于心，这大概是《曲礼》的记录。

第十二篇《内则》，大概是古经。郑氏认为这是男女居室、侍奉父母舅姑的方法，因为闺门之内的礼仪可以作为准则，所以叫《内则》。现在考察，这必定是古代学校教化民众的书，适宜排在《昏礼》第十八篇之后。

《学记》讲述古代学校教化人、传道授业的次第，以及其得失兴废的原因，大概兼及大学和小学而言。旧注大多失去了它的旨意。

第十七篇《少仪》，讲述年少者侍奉长辈的礼节。注疏认为这是细小的威仪，这是不对的。

第三十一篇《中庸》，程氏认为这本书成于子思，其言论与《大学》相互阐明。朱熹听父亲常说，《大学》是这一篇的门庭，而这一篇则是《大学》的深奥之处。

第四十篇《投壶》，只记载主人与宾客宴饮时投壶的礼仪。郑氏认为它实际上是《曲礼》的正篇，其事与射礼相类似，在五礼中属于嘉礼。

第四十二篇《大学》，程氏认为是孔氏的遗书。

第四十三篇《冠义》，大概是汉儒所作，用来解释冠礼的意义。

第四十四篇《昏义》，大概是汉儒所作，用来解释昏礼的意义。

第四十五篇《乡饮酒义》，第四十六篇《射义》，也是汉儒所作。还有《燕义》《邦国礼》《聘义》《〇国礼》。

凡是解释文字，我私下认为应当只像汉儒毛亨、孔安国之流，略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特别是那些难以明白的地方，而那些容易明白的地方更不需要逐句贴附解释，这样才得体。如果这样，那么读者看注就知道它不是经文之外的文字，却需要将注再结合经文去理解，自然思虑归一，功力不分，而其玩味探究的意味也就更加深长了。

译马氏廷鸾说：“《礼记》不跟随《仪礼》经文和注疏各自成为独立的书籍，读者不能立刻明白，这就像《周易》的彖辞、象辞、文言、系辞各自成书一样，郑康成因此想要省去学者两遍阅读的麻烦而编订了现在的《周易》。朱文公对于分散的礼书将其合并，对于合并的易书将其分开，这也是学者应当知道的。”

熊氏朋来说：汉代儒者在解释礼经时，常常把某个字改读为某个名称。比如《投壶》篇中“二算为纯”，那么“纯”就是“全”，就读作“全”。这是因为《仪礼·乡射》经文中也有“二算为纯”，注解说：“纯就是全的意思。”“一算为竒”，“竒就是亏的意思。”现在读作“全”，却没听说把“奇”读作“亏”。像这类情况很多。【以上论述本经的义例】

荀氏况说：“礼，是法律的大纲，各类事物的纲纪。所以学习到了礼就停止了，这就叫做道德的极致。”

张氏说：“《礼记》大体上出自孔子门下二三弟子的记录，讲解各不相同，所以言辞不能没有害处。至于礼的条文，不能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礼未必胜过各位儒者。如果有前后出处不同的，暂且空缺不论。《礼记》中有可疑的义理，也暂且空缺不论，向有道德的人请教以纠正它。”

程氏说：“学习礼的人，考订文字必须先了解先王的心意，领会了心意才可以沿革变化。子厚用礼来教导学者最为善，使学者先有所依据和坚守。”

周氏谞说：“《礼记·杂记》，是先王的法言，但尚多有汉代儒者附会的弊病，这是学者应当精心选择的。”

陆氏佃说：“小礼的不谨慎，是大礼消亡的根源。”

胡氏寅说：“礼，它的数目可以陈述，它的义理难以知晓。如果不是既仁且智，就不能本着人情而约束于中道。所以有的先王有，但不适宜于当今之世；有的古代没有，但可以依据义理兴起。神妙地理解它，在于人罢了。”

郑氏樵说：“四十九篇的书，虽然杂出于各位儒者的传记，而不能完全得到圣人的旨意。然而它的文字繁多，它的义理广博，学者观看它，随着自己的入门，广博而简约它，也可以不背离。不可以因为它的言论不全是出自孔子，就轻易议论它。”

朱氏说：“凡是礼有根本有文饰。从它施用于家庭来说，名分的坚守、爱敬的实质，是它的根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仪章度数，是它的文饰。它的根本，有家庭日用的常体，固然不可以一天不修习；它的文饰又都是用来纲纪人道的始终。虽然实行它有时节，施用它有场所，然而如果不平时讲习明白、练习熟练，那么临事之际，也没有办法合宜而应节，因此不可以一天不讲习和练习。”《礼记》必须兼读《仪礼》，比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都记载其事，《礼记》只阐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理都没有安着处。《礼记》有说宗庙朝廷的，说得深远，不切合于日用。如果想要观礼，必须从《礼记》中节选出切合于日用常行的，比如《玉藻》《内则》《曲礼》《少仪》来看。学者博学而没有用来简约它的，就不是学习。什么叫简约？礼就是。礼，就是履行。是说以前诵读和解说的人，到这里可以实践和履行了。然而古礼不一定有经典，大概先王的时代，上自朝廷，下至闾巷，它的仪品有章法，动作有节制，所谓礼的实质，都实践和履行了，那么岂必简策而后传哉？后来礼废，儒者惋惜它，才开始论著为书以传于世。现在《礼记》四十九篇，就是它的遗说。已经学习了而寻求用来简约它的，不可以不练习。《周易》说：“知崇礼卑。礼以极卑为事。”所以自饮食起居、洒扫欬唾之间，都有仪节。听闻它好像可厌，实行它好像琐碎而不纲，然而只有愈卑故愈约，与所谓极崇之知，几乎不可以差别看待。像这样，所以成性存存而道义出矣，这是造约的极功。

项氏安世说：“《礼记》诸篇有相抵牾的，大概各家各记其师说，比如本朝诸臣的家丧祭之礼，各成一书，也不能相似。世之好礼者，总而集之，以资考证可也。必欲曲为之说，使贯为一家，则妄也。比如《檀弓》之言丧，有的认为是大功，有的认为是齐衰，有的认为应当使之丧，有的认为不应当使之丧，有的认为可以反，有的认为不可以反，像这类很多。只有它们各载姓名，所以后人不以为疑，而得置议论取舍于其间，没有合为一说而并用之的。自余诸篇不载姓名，就认为都是古之成礼，而一切强解而曲通之，可以吗？”

魏氏了翁说：“人生而莫不有仁义之性存乎其心。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圣人禀诸天道，所以合内外之道而节文乎仁义者也。学者诚能即是仅存之礼而推寻之内，反诸心，随事省察，充而至于动容周旋之会，揖逊征伐之时，则是礼也。将以宅天衷而奠民极，岂形器云乎哉！”

衞氏湜说：“凌节而求，躐等而议，越见闻以谈卓约，后学大患也。矧会礼之家，名为聚讼

译如果任凭主观意愿来取舍，难道能平息关于同异的争论，杜绝后世的讥讽吗？

译纲领三【本篇论述各家学说的精粗优劣以及后代的礼仪制度】

范蔚宗说：汉朝兴起后，众多儒生颇为修习艺文，东汉的学者也各自成为名家，然而有些章句繁多的著作，竟然多达百余万言。郑玄（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学说，删减裁汰繁冗芜杂，刊正修改遗漏缺失，从此学者大致知道该归依谁了。我的祖父豫章君【李贤注：范蔚宗的祖父，字武子，晋武帝时任豫章太守】每当考校前代儒者的经学训释，都推崇郑玄，常认为孔子门下的人也不能超过他。等到传授学生时，都专门以郑氏的家法为准。

孔颖达说：大戴和小戴两位，同姓而分属不同门派。王肃和郑玄两家，同解一经而注释不同。从晋、宋时期，直到周、隋时代，那些传承礼业的人，江南地区尤为兴盛。那些撰写义疏的人，南方有贺循、贺玚、庾蔚、崔灵恩、沈重、宣皇甫侃等人；北方有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人。其中流传于世间的，只有皇氏和熊氏两家而已。熊氏违背原本的经典，多引用外部的义理，又想要解释经文，只聚集难解的义理。皇氏虽然章句详实正确，略微有些繁冗广博，而且既然遵循郑氏，却时常违背郑氏的义理。这都是两家的弊端，算不上得当。然而拿熊氏与皇氏相比，皇氏更胜一筹。虽然体例已经不同，不可因循旧例。现在奉诏删改整理，便依据皇氏作为根本，如果有不完备的地方，用熊氏来补充。

《唐书·列传》说：孔颖达八岁入学，每天诵读记忆千余字，暗记《三礼》的义理宗旨。刘焯在海内名声显赫，等到孔颖达请教他疑惑之处，于是非常敬畏佩服。孔颖达与颜师古、王恭等人受诏撰写五经义疏，共有一百余篇，名为《正义》。王恭讲解《三礼》，另外编写义证，非常精辟广博。

《宋史·艺文志》说：起初，《礼记·月令》篇排在第六，即郑玄的注本。唐明皇改黜旧文，附益时事，号称“御删月令”，升为第一篇。集贤院另外为之作注。后来学者传习它，而释文、义疏都本于郑注，于是有了别注、小疏。言辞颇为卑劣。淳化初年，李至再次请求施行郑注。秘阁集议，请求按照李至的奏章办理。

郑樵说：郑玄在六经上用力很深，但后世只选取《周礼》《礼记》《毛诗》。大致郑氏的学问长于礼，而深于经制，所以先注《礼》而后笺《诗》。至于训诂，又想一一求合于《周礼》，不知道诗人一时的言论，不能一一牵强附会。他注《礼记》，把“维申及甫”当作仲山甫，“泮宫”当作颁布政教的宫室；等到笺《诗》，却把“甫侯”当作吕侯，“頖宫”当作学宫。出自一人却有两种说法，大概是因为注《礼》的时候还没见到《毛诗》，笺《诗》的时候，《礼》注已经施行，不可追改。笺《诗》的时候，才醒悟注《礼》的失误，怎么知道日后不会醒悟笺《诗》的失误呢？

朱熹说：“《礼记》有王肃的注，非常好。太史公《乐书》记载《乐记》全文，注家兼存王肃、郑玄，如陆农师的《礼象》、陈用之的《礼书》，也很广博。陈氏胜过陆氏。郑康成是个好人，考订礼的名数，大有功劳。王肃议论礼，必定反对康成。魏征以小戴礼综汇，杂乱无章。”

又作《类礼》二十篇，几年才完成。太宗赞美他的书，收录放在内府。现在这本书不再见到，很可惜。二程与横渠，多采用古礼。司马光则大体本于《仪礼》，而参酌现在可行的。总之，司马光的本子较稳妥。如果伊川的礼，祭祀可用，婚礼只有司马光的才好。

杨复说：“先生所定的家乡邦国王朝的礼，专门以《仪礼》为经；等到自述家礼，则又贯通古今的适宜。所以冠礼多取司马氏，婚礼参酌司马、程氏，丧礼本于司马氏；后来又认为高氏的书最好。等到议论祔迁，则取横渠的遗命；治丧则因为书仪疏略，而用《仪礼》；祭礼，则兼用司马、程氏。而先后所见，又有不同。节祠则以韩魏公所行的为法。至于明确大宗小宗的法度，以寄托爱礼存羊的意思，这又是家礼的大义所系。大概是诸书所未涉及的，而先生对此尤其恳切。”

晁公武说：《礼记》二十卷，汉戴圣编纂，郑康成注，即所谓小戴。《礼记正义》七十卷，唐孔颖达等贞观年间奉诏撰写。《礼记外传》四卷，唐成伯璵撰写。《义例》两卷，《名数》两卷，虽然以《礼记》为名，通以三礼而言。刘明素序，张幼伦注。《唐月令》一卷，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注序。说吕氏定以孟春日在营室，不知道节气随闰月移动，节令随北斗建位变化，于是重新删定。景祐初年改从旧文，由此别行。《石经礼记》二十卷，伪蜀张绍文所书，以《月令》为首。议论的人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不敬，一言足以概括，所以先儒以为首篇。肆意变乱，非常荒谬。《明道中庸解》一卷，程颢撰。《杨中立中庸解》一卷，杨时撰。《晁以道中庸解》一卷，游定夫撰。《芸阁礼记解》十六卷，吕与叔撰。与叔礼学非常精博，《中庸》《大学》尤其致力。

译《三礼图》，由聂崇义编纂汇集，依据郑康成、阮谌等六家的图样进行刊定，在建隆二年上奏朝廷，皇帝赐予紫绶犀带以奖励他笃志求学，窦仪为此书作序。《太常礼书》一百五十卷，由陈祥道撰写，解释礼仪中的名物，并且绘制其图像，非常精详广博。《丁丑三礼辨》，由李心〇撰写。对小戴《礼记》中存疑的一百九十八条，对郑氏注中存疑的三百七十五条，分别辨析其缘由并详细记载。

译熊氏禾说：《仪礼》是六经之一，《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就像《春秋》的《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一样，不过是它的传注罢了。自从王安石废除《仪礼》，只以《小戴礼记》设立科举科目，从此学者们再不知道有礼经这一回事。朱文公晚年编撰《仪礼经传通解》，大纲细目都记载其中，历经门人黄勉斋、杨信斋三代人才得以成书。

魏氏了翁说：平江卫氏正叔，从郑玄注《孔子礼义》、陆氏释文以及诸家曾经讲论的内容，汇集精粹编成书，共一百六十卷。像范氏、何晏那样，各自记下他们的姓名，供阅览者自行选择。

陈氏振孙说：吕与叔撰写了《表记》《冠昏》《乡饮酒》《乡射》《燕聘义》《丧服四制》共八篇，又有《曲礼》上下篇、《中庸》《缁衣》《大学》《儒行》《深衣》《投壶》八篇，这是朱晦庵所传的本子，在临漳射垜书坊刻印，称为《芸阁吕氏》的就是这本书。方慤《礼记解》二十卷，因为王氏父子没有解释义理，就选取他们撰写的三经义及字说加以申述阐明，他所解释的文义也很明白。马睎孟《礼记解》七十卷，也宗奉王氏。朱子说：方、马两人的解说，应当合起来参考，有很多说得好的地方，不能因为他们是新学而排斥他们。兼山《中庸说》一卷，是郭忠孝撰写的；《中庸集解》二卷，是会稽石塾汇集的，共十家的学说，晦庵为之作序。《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各三卷，是晦庵撰写的。又选取石子重所集的解说，删去其繁杂混乱之处，命名为《辑略》。《曲礼》《学记》口义各二卷，是戴溪撰写的；《中庸说》，是项安世撰写的；《礼象》十五卷，是陆佃撰写的，用来改正旧图的失误。陈祥道《礼书》一百五十卷，论辩详实广博，偶尔引用唐代诸儒的论述，以及近世聂崇义的图，有的纠正其失误，有的补其缺漏。

卫氏湜说：汉代郑康成因卢植侍奉马融，依据马融、卢植所考定的《礼记》，并为之作注。唐代孔颖达先与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等人，选取皇氏、熊氏两家的义疏删定，接着与前修疏人及周元达、赵君赞、王士雄等人再次详细审订，编成《正义》，共七十卷。邱氏光庭《书》四卷，摘取经典训释的不同之处，再用经典加以印证。中山成氏伯璵撰写《礼记外传》四卷。吴郡张氏幼伦作注，共一百一十条，虽然以《礼记》为名目，实际上兼论三礼。宋代临川王安石有《礼记明》一卷。长乐刘彝《七经中义》一百七十卷，其中《礼记》四十卷。李氏格非有《精义》十六卷，随所见之处作义理阐释。横渠张氏有《记说》三卷。马氏睎孟有解说七十卷。延平周氏谞解说《王制》《礼运》《礼器》《郊特牲》《玉藻》《学记》《乐记》《祭法》《祭义》《祭统》《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中庸》《表记》《大学》共十七篇，未见于中兴馆阁书目。山阴陆氏佃解说《礼》四十卷，又有《新说》四卷。严陵方氏慤有解说义理二十卷。蓝田吕氏大临有《礼解》十卷，馆阁书目仅著录一卷。长乐陈氏祥道有讲义二十四卷，《礼书》一百五十卷，《礼例详解》十卷。考察方、马、陆三家的书坊刻版流传于世，方氏最为详悉，对初学者有补益，但夹杂字说，且多有牵强附会，大大成为全书的累赘。偶尔有与长乐陈氏讲义相同的，马氏、陆氏都较简略。马氏《大学解义》与蓝田吕氏相同，朱文公《或问》认为吕氏现在遵从它，陆氏的说法多可取，偶尔有穿凿附会，也是字学误导所致。庐陵胡氏铨有《礼记传》十八卷。石林叶氏梦得解说《礼记》十九篇，他的次子叶模《过庭录》中时有论说。新安朱文公《中庸》《大学》章句《或问》之外，其他解说散见于语录《仪礼经传通解》。广安游氏桂编撰经学十二卷。金华应氏镛编撰《纂义》二十卷。庆源辅氏广选取注疏及方、马、胡、陆诸家，仿照吕氏《读书记》编集，偶尔有己说。金华邵氏渊解说《曲礼》《王制》《乐记》《中庸》《大学》五篇以上解说义理，只有方氏、胡氏始末全备，其余大多不过二十篇，或三数篇，或一二篇，或仅因。讲说仅十数篇，其他如语录，如文集，凡是涉及礼经，可以开导后学者的，搜集编次，大致已经详尽。

陈氏澔说：“近世应氏集解，对于杂记、大小记等篇，都缺漏而不解释。唉！慎终追远，关乎人伦世道，不是细微小事可以忽略的啊【以上论述诸家优劣】

班氏固说：“秦朝焚烧诗书，陈涉称王时，鲁地诸儒拿着孔子的礼器前往归附。等到高帝包围鲁地，鲁地诸儒还在讲习礼，弦歌之声不绝。这难道不是圣人遗留的教化，好学的国家吗！”于是诸儒才开始修习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

译孙通制定汉朝的礼仪制度，因此被任命为奉常。那些共同参与制定的弟子，都被选拔为首领。汉朝建立后，说到礼学，就要推举鲁地的髙堂生。

译范晔说：“光武帝中兴汉室，喜爱儒家经术，首先访求儒雅之士，于是设立五经博士，各自按照家法传授。礼仪方面，大小戴氏的学说，由太常寺排定次序，总领其事。中元元年年初，建立三雍宫，明帝亲自举行其中的礼仪。建初年间，在白虎观大会诸儒，考辨详审同异之处，肃宗亲自莅临，称制行事如同石渠阁故事。”

欧阳修说：自汉代以来，史官所记载的事物名数升降、揖让拜伏兴起的节次，都是有司职掌的事罢了，这是所谓礼仪的末节。然而用在郊庙朝廷，自缙绅大夫从事其间的人，都不能通晓熟悉，而天下的人以至于老死未曾见过。何况想要认识礼乐的盛大，明白晓喻其意而受到其教化以形成风俗呢？唉！习知其器物而不知其意，忘记其根本而保存其末节，又不能完备具备所谓朝觐、聘问、射乡、食飨、师田、学校、冠昏、丧葬之礼，存在的有多少呢？自梁代以来，各自确立一家的学说。唐初即沿用隋礼，太宗时房玄龄、魏征等人依据隋礼，增加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大社等，这就是贞观礼。高宗时又诏令长孙无忌、杜正伦、李义府、李友益、刘祥道、许圉师、许敬宗、韦琨等人增补，为一百三十卷，这就是显庆礼。其文混杂了式令，而李义府、许敬宗正得宠幸，多迎合旨意附会。事情既已施行，议论的人都认为不对，诏令恢复使用贞观礼。因此终高宗一世，贞观、显庆二礼并行，而有司遇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不再有定规。开元十年，任命韦縚为礼仪使，掌管五礼。王嵒上疏请求删去《礼记》旧文，而增加当今事务，交付集贤院商议。学士张说认为《礼记》是不刊之书，去圣人久远，不可改易，而贞观、显庆礼前后不同，应当加以折衷。诏令徐坚、李锐、施敬本撰述，未成而李锐去世。萧嵩代替李锐为学士，奏请王仲邱撰定一百五十卷，这就是开元礼。由此唐代五礼的文辞开始完备，而后世使用它，虽然时常小有增减，不能超过它。贞元年间，王泾撰写《郊祀录》十卷。元和年间，韦公肃又记录开元以后礼文的增减为《礼阁新仪》三十卷。王彦威撰写《曲台新礼》三十卷，又采集元和以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为《续曲台礼》三十卷。唉！考察其文辞记载，可谓完备了。用它施行于贞观、开元之间，也可谓盛大了。而不能达到三代的隆盛，是具备其文辞而意不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礼乐成为虚名啊。

《宋史·礼志》说：“宋太祖因为太常寺聂崇义重新汇集《三礼图》，诏令詹事尹拙等儒学之士详定。”

叶梦得说：建国初年沿袭使用唐代《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开宝初年才命令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辑遗逸，通以当今事务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阐明其旨意。嘉祐初年，欧阳文忠公主持太常礼院，请求续编，由姚辟、苏洵掌管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论的人认为它太简略。元丰年间，苏子容又复议详定礼文。到大观年间，才开始修撰，郑达夫主持其事。然而当时没有通晓礼制的旧人，书成后颇多抵触矛盾，后来也被废弃。

陈祥道说：“先王的治理，以礼为根本。晚周以后，先王的制度渐渐扫地以尽。天下学者也失去了其传承。所以随武子不知道殽烝，孟僖子不知道相礼，范献子不知道问讳，曾子不知道奠方，鲁国不知道尚羔，卫国不知道立市。那么当时通晓礼制的人，大概很少了。汉代兴起，叔孙通的绵蕞礼仪，只是规求当时的近功，而其法失于太卑。鲁二生论礼乐，必定期望百年然后兴起，而其言失于太高。贾谊有修礼的议论，而困于绛侯、灌婴；曹褒有定礼的议论，而沮于酺敏。傅咸在晋代极力论说，而被流俗讥笑；刘蕡在唐代对策，而被当时抛弃。由汉代以来，一千多年，礼的道理终究不明，礼的事情终究不行。”

朱熹说：“六经的道理同归，礼乐的用途最为急迫。遭遇秦代灭学，礼乐首先毁坏。汉、晋以来，诸儒补辑，终究没有全书，其大致保存的，只有三礼罢了。《周官》一书，固然是礼的纲领。至于其仪法度数，则《仪礼》才是其本经，而《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乃是其义疏。此前还有三礼通学、究诸科，礼虽然不行，而士人还能够诵读学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章，废除《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过失已经很大。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读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中，也有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的，则全都幽暗隐晦而不知其源流，一有重大议论，率用耳学臆断罢了。”

魏了翁说：河间献王、二戴、马融、郑玄相互保全残篇补缀毁坏，晋、宋、隋、唐诸儒迭为发挥，三礼得以不尽亡。自《正义》既

译科举制度兴起后，先儒关于礼学的完整著作便湮没不再显现。自礼学被列入科举科目以来，博士和诸生也不过是学习其中的句读，以此作为科举应试的凭借。等到金陵王氏（王安石）执政时，又废除了以《仪礼》取士的制度，仅保留《周官》和《戴记》（即《礼记》）的科目，于是研习礼学的士人更加稀少。就《戴记》而言，像《檀弓》、《丧礼》等篇章，既然被指为涉及凶丧之事，士人们很少去记诵省察，那么他们所学习的仅仅只有十几二十篇罢了。如果未能领会其中的义理，便又推脱说：“这是汉儒的说法”，于是抛弃不再讲习。所谓解说详尽的，仅有方、马、陆、陈等几家，然而他们阐述的都是王氏的学说。只有关洛地区的各位大儒，上承孔子洙泗之道的正统，却仅仅与门徒弟子进行疑难问答，未能著成完整的礼学全书。唉！学术残缺，文献缺失，没有可以沿袭的依据，驱使一代人盲目行事，这难道不是极其令人叹息的吗！

译《明史·礼志》记载：明太祖刚平定天下时，设立了礼、乐两个局，广泛征召年高德劭的儒士，分派部门深入研讨。洪武二年，诏令各位儒臣修撰礼书，第二年完成，赐名为《大明集礼》。这部书以五礼为准则，并增补了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等内容，凡是升降的仪节、制度的名目数量，细微详尽，全部具备。又多次敕令议礼大臣李善长、傅瓛、宋濂、詹同、陶安、刘基、魏观、崔亮、牛谅、陶凯、朱升、乐韶凤、李原名等人编辑成集，并且诏令郡县举荐高洁博雅之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到京城，共同修撰礼书【以上论述后代礼仪】

钦定《礼记义疏》卷首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钦定《礼记义疏》>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礼记义疏》卷一

曲礼上第一之一

正义孔颖达说：“查考郑玄《目录》说：‘命名为《曲礼》，是因为此篇记载五礼的事。祭祀，属于吉礼；丧事、荒灾、离开故国，属于凶礼；进贡、朝见、聘问，属于宾礼；兵车、旌旗，属于军礼；侍奉长辈、尊敬老人、执持贽礼、纳女成婚，属于嘉礼。’这在《别录》中属于制度简略而重大，分为上、下两篇。吴澄说：‘曲，是指一偏一曲的意思。《中庸》说‘致曲’，《易·大传》说‘曲成万物而不遗’，老子说‘曲则全’，王通说‘曲而当’，意义都相同。张载说：‘物与我两全，是从《曲礼》入门的。’吕大临说：‘礼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曲礼》指的是威仪。布帛有经线，经礼象征它，就是现在的《仪礼》。布帛有纬线，曲礼象征它，就是现在的《礼记》。所载的都是孔子门人传授，杂收在遗留的简册断简中的。’叶梦得说：‘经礼，是制度的总纲。曲礼，是文辞的条目。先王时代，都有书和法，藏在官府，由官员掌管，士人学习，官员遵守。《周官》大史，在大祭祀时与群执事读礼书以协调事务。祭祀那天，拿着书按次序站位。大丧会同朝觐，用书协调礼事。将币之日，拿着书告知王。小史，在大祭祀时读礼法。到了周朝衰微，这两者都亡失了。现在《礼记》中的《曲礼》，不是其书与法的正本，是汉儒杂记所闻而编纂的。’

存异，吕大临说：‘现在所传的《仪礼》，是经礼。其篇末称‘记’的，是记载礼的变通，就是曲礼。’叶梦得说：‘经礼，是常；曲礼，是变。’

辨正朱熹说：‘郑康成等人都说：经礼就是《周礼》，三百六十官；曲礼就是现在的《仪礼》，冠婚吉凶在其中。书仪三千，因为它有委曲威仪，所以有两个名称。只有臣瓒说：《周礼》三百，只是官名罢了；经礼是冠婚吉凶，大概是以《仪礼》为经礼。而叶梦得说：经礼是常制的总纲，曲礼是变文的条目。我的意思是《礼》篇三个名称，以《礼器》为胜；诸儒的说法，以臣瓒、叶梦得为长。因为《周礼》是制治立法、设官分职的书，不是专为礼设立的，也难以计算其官数来充作礼篇的数量。至于《仪礼》，则冠婚丧祭燕射朝聘，自为经礼的大目，也不容许专门以曲礼命名。现在的《仪礼》存留十七篇，而其中见于其他书的，还有投壶、奔丧、迁庙、衅庙、中霤等礼。又古经增加三十九篇，而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以及河间献王所辑礼乐古事，多至五百余篇，或许还有遗漏在其中的。大致以春官所领五礼的条目来约略统计，起初应当有三百余篇了。所谓曲礼，都是礼的微文小节，如现在《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篇所记载的，事亲事长、起居饮食、容貌辞气的方法，制器备物、宗庙宫室、衣冠车旗的等级，凡是用来施行于经礼之中的。其篇目的总数虽然不可知，然而条理分析，也应该不下三千有余了。如果专门以经礼为常，曲礼为变，那么如冠礼不醴而醮用酒，杀牲而有折俎，孤子冠母不在之类，都是礼的变通，却未曾不在经礼篇中。坐如尸，立如齐，毋放饭，毋流歠之类，虽然在曲礼之中，但不能称为变礼，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芮城说：‘此篇所记载的，关键在于寻常日用、居处执事。’

接人应物，至纤至悉处，仪礼固然不及记载，也不是仪礼所能记载的。成周盛时，礼教洋溢；春秋以后，日就消亡。好礼君子，随所闻见，得即录之，名曰《曲礼》，大概有识小之意罢了。有人认为偏曲一端，有人认为细微曲折皆可通。

查天高地低，万物散殊，而礼制施行。所以说礼，是天地的经线。圣人依据天地的自然，人心的同然，而列出大纲有五：曰吉，曰凶，曰宾，曰军，曰嘉。在吉礼之中，分为禋祀、实柴、槱燎、血祭、貍沈、疈辜、肆灌、献、馈食、祠、禴、尝、烝，共十二种。在凶礼之中，分为丧、荒、吊、禬、恤。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