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礼记义疏卷十六

译汝砺说：“千里之外以下，是从国家的体制结构来说的；八州以下，是从国家的名称数目来说的。‘伯’是从‘正’中选取，‘正’是从‘帅’中选取，‘帅’是从‘长’中选取。八位方伯各自有所统领，同时又向上隶属于天子之老。所谓‘老’，指的是两位方伯，这是先王盛世时上下相互维系，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原因。刘氏孟冶说：五官之长向诸侯自称‘天子之老’，这既是因为他们具备德行，也是因为他们的年长。”

译通论陈氏祥道说：古代的官职有常规名称，也有特殊名称。在内朝担任比长、闾师、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这是常规名称；等到让他们负责军事和田猎事务时，就称为军将、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公司马，这是特殊名称。在外朝担任公、侯、伯、子、男，这是常规名称；等到让他们执行连属的制度时，就称为属长、连帅、卒正、州伯，这是特殊名称。君王建立万国来划分土地，亲近诸侯来聚合人心。不划分土地，职守就不专一；不聚合人心，势力就不统一。上文提到的千八百国，是划分土地；这里接着提到方伯、连帅，是聚合人心。古代实行什伍编组之法，在州乡则联结百姓，在军事田猎则联结士兵，在宿卫则联结官员，所以能使中原地区如同一人而没有内患。设立属、连、卒、州来联结各国，设立长、帅、正、伯来联结各国之人，所以能使天下如同一家而没有外忧。方伯都称为牧，从内部来说，他们屈从于二伯，所以称为牧。《曲礼》中说九州之长进入天子之国称为牧，就是这个意思。从外部来说，他们凌驾于诸侯之上，所以称为伯。《王制》中称方伯之国，就是这个意思。徐氏自明说：先王举天下分封诸侯，如果中间没有纲纪，那么强弱就会互相吞并，大小就无法互相维系，所以设立方伯、连帅，是为了维系诸侯的存亡。文王曾经担任殷朝的西伯。到了周朝兴盛时，诸侯有千八百国，周公、召公担任东西伯，以陕地分界而分别主持。太公被封在齐国，也接受了专征五侯九伯的命令。《尚书·顾命》记载：毕公、太保率领东西诸侯进入。至于蔡仲、管叔监管荆州、豫州，君陈、毕公轮流驻守东郊，那么大的方面分为二伯，小的方面分为八伯，全都出自天子的命令，用来统领天下的诸侯。方伯、连帅设立在下位，而礼乐征伐出自上位，这是先王封建的大权。宣王中兴，这个制度尚未消亡。韩侯在韩地，申伯在荆地，布在诸侯之中，用来统领万国，恢复古代的事业就在此时。延及平王时期，牧伯废弛职责，东迁的变故，只依靠晋、郑两国。假使平王凭借这两国来振兴牧伯的职责，那么诸侯还可以有所作为。奈何因为文侯贤能就让他回国，因为郑伯贤能就剥夺他的政事，那么周的实权从此就丧失了。从此互相吞并，没有人能统领纲纪。春秋时期，可以考证的，只有一百七十多个国家而已。春秋初期，齐僖公、卫宣公。未曾见到他们接受任命，而齐僖公自认为是东伯黎的臣子，也履行方伯连帅的职责，卫宣公在蒲地的战役中，两国又互相推许，而《春秋》也记载为“胥命”。大概当时诸侯没有合适的主宰，而期望大国安定，周王室也不在意。齐侯自认为是牧伯之后，窃取方伯连帅的权力，并借此获利。不久，齐桓公、晋文公沿袭他们的余迹，而牧伯不再出自王命，强大者得以专断行事于弱小者了。然而周王派遣召伯赐给齐侯侯伯的命令，这还是有待于王命。晋文公把周天子迎到践土，而防止王命晋侯为侯伯，君子认为这与要挟夺取有什么不同？况且这两位国君，他们亲手屠杀消灭的人很多，与古代牧伯相比，小事大之义，究竟如何呢？更严重的，郤犨担任公族大夫，主持东诸侯，将要率领诸侯，却让他的大夫主持，哪里还算是宗诸侯呢？

按《公羊传》说：“天子三公是什么？是天子的宰相。天子的宰相为什么有三个？从陕地以东，由周公主持；从陕地以西，由召公主持。一位宰相在内朝。”郑氏引用周公、召公来解释二伯。眉山孙氏驳斥他，说三公自是三公，二伯自是二伯，一位宰相在内朝的说法不足信。古代制度有以二伯兼任三公的，有以三公兼任二伯的。《公羊传》也说三公是三人，一位专门治理内朝，两位分别治理外朝，并不是说确实指两个人，一个治理内朝，一个治理外朝。

千里之内称为甸，千里之外称为采，称为流【采音菜】

正义郑氏康成说：甸服治理田地缴纳谷物税【孔疏：禹贡五百里称为甸服，百里赋税缴纳总谷，二百里缴纳铚及秸粟米，都是治理田地的事】采服在九州之内取用美好物品来抵缴谷物税。流服，指九州之外的夷狄流移不定，有的进贡有的不进贡。禹贡荒服之外三百里是蛮，二百里是流。孔氏安国说：采，是事务。百里之内供应王事不一。孔氏颖达说：这是总论畿内外九州治理田地及采取美好物品，以及九州之外有的进贡有的不进贡的事。

存异。孔氏颖达说：“殷朝制度，中国方圆三千里，距离王城一千五百里，五百里为畿内，千里外采取美好物品称为采。周朝制度则王畿外各三千里，采取美好物品。大行人：侯服进贡祭祀物品，甸服进贡嫔妃物品，男服进贡器物，采服进贡服饰物品，卫服进贡材木物品，要服进贡货物。殷朝一千五百里为流，周朝则三千五百里为流。”蔡氏沈说：“《禹贡》侯服百里，采卿大夫采邑所在。”

辨正陈氏祥道说：“采《禹贡》所谓侯服百

译里，采流，是《禹贡》中所说的荒服二百里之外的流服。方慤说：“千里之外，没有比侯服更近的，而采又是侯服中最近的；没有比荒服更远的，而流又是荒服中最远的。举出这两个极端，那么绥服和要服就包含在其中了。”

译考查这一节本于《禹贡》而简略地加以陈述。孔氏依据《禹贡》来解释“甸”的含义，却不依据《禹贡》来解释“采”、“流”，为什么呢？后人大多依据蔡氏的《书传》来驳斥郑氏关于“采取美好物品”的说法，认为公卿大夫、王子弟的食邑都在王畿千里之内，没有在王畿之外的，恐怕蔡氏的说法也未为得当。现在考查《禹贡》：侯服百里，采服二百里，男服三百里，是诸侯。孔注说：“‘采’是从事王事，‘男’是承担内任，百里供应王事，一二百里仍然承担内任，到了三百里才专门排斥在外”，这似乎优于蔡氏的说法。至于“流”是流放罪人的地方，那么蔡氏的说法可以与郑氏并存。至于孔氏所论述的殷周疆域尤其不准确，如果刘敞说“采”应当作“要服二百里”，蔡氏的“蔡”则二百里“蔡”的文字可以依据，“百里采”的文字也可以依据，却一定要改字来为之辩解，为什么呢？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正义》孔氏颖达说：“这是论述天子设置公卿大夫元士的数量。”方氏慤说：“三公取阳数，卿是公的倍数再乘以三，大夫又是卿的三倍，元士又是大夫的三倍，地位尊贵者事务简约而总括，地位卑下者事务详细而分散。所以官制的法则，地位越卑下数量越加倍。以周官来说，大宰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那么中士和下士互相加倍，可知这里不说的原因，是因为阳数穷尽于九九，所以以八十一元士终结。”

存异。郑氏康成说：“这是夏代的制度。”《明堂位》说：“夏后氏官百，是举成数而言。”陆氏佃说：“周官三百六十，那么夏殷应当是二百四十，唐虞应当是一百二十。一百二十，是唐虞三代所不变的，其余都是根据事务而设置的，不是正数。”

辨正胡氏铨说：“《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比这里少，书中‘夏商官倍’是二百，比这里多。郑氏认为是夏代，有什么依据呢？”彭氏汝砺说：“这实在是汉博士斟酌建官的方法，想要把它作为定制罢了。”

考查三公，是大师、大傅、大保；九卿，是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以及六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周法三公、三孤多由六卿兼任，实际上是六卿。三公、九卿尚且不是实数，何况大夫、士以下，能一一核实吗？而一定要探求它是夏代、还是殷代，就越来越牵强附会了。

大国三卿，都由天子任命。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其国君任命。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都由其国君任命。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正义》郑氏康成说：“由天子任命的，是天子任用他们，就像如今诏书任命官吏一样。小国也是三卿，一卿由天子任命，二卿由其国君任命。这段文字似乎有误脱，或者是想要显示王畿内的国家是二卿吗？”孔氏颖达说：“这是论述天子任命诸侯国的卿大夫及士的数量。”崔氏灵恩说：“大国三卿，是周制设立司徒兼任冢宰，司马兼任宗伯，司空兼任司寇的事务，所以《左传》说：‘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三卿由天子任命，那么大夫以下都由其国君自行任命。下大夫五人，是取小卿而言，司徒之下设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马之下，只设置一小卿，小司马。”陈氏祥道说：“三等国家，卿的数量不同，大夫士的数量却相同，是因为卿是合治，大夫士是分职，所以卿的数量与俸禄以国家的大小为差别，大夫士的数量与俸禄则相同罢了。在大夫中说下大夫，就知道卿是上大夫；在士中说上士，就知道其中有中士和下士。”

通论李氏说：“周官大宰职，施行典章于各国，设置其三，辅佐其伍，陈列其殷。施行于都鄙，设立其两参，就是三卿；伍是大夫；殷是上士。两是贰卿。司马职说：‘凡是制定军队，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都任命卿来担任。’那么知道即使是王畿外的小国，还有一卿由天子任命。二卿都由其国君任命的，是王畿内的国家。王畿外举大国、次国来显示小国，王畿内举公卿来显示大夫。”彭氏汝砺说：“小国二卿，那么一人兼任三官的事务。大国想要其权力不匹敌于上，所以三卿都由天子任命；小国想要其权力足以控制下，所以二卿都由其国君任命。”方氏慤说：“受命于天子为隆重，受命于其国君为轻杀。”

通论徐氏自明说：“内诸侯的俸禄，外诸侯的继承，没有轻重之分，而又更出迭入，使得诸侯不能久掌其权。”列国之卿由天子任命，王臣遍布于诸侯之国，而诸侯每次向天子贡士，诸侯不能私有其人。大国三卿由天子任命，小国二卿由其国君任命，任命其大，不任命其小，圣人控制大国、优假小国的心意，深啊。自周室东迁，上失

译那些官职的任免权，只有陈国的女叔、鲁国的单伯、郑国的祭仲，解说者认为他们是受命的大夫。齐国的管仲说：“天子的两位守臣，国氏和高氏就在这里。”天子所任命的卿，与各国私自设立的卿相互环绕。到了晋国成为霸主，大量设置群官，而天子所任命的卿，其名称仅仅存在罢了。卿以军将为名，而三军的制度，一军有两位卿，邲之战时实际上具备了六卿。至于司马、司空，反而位列大夫之中，不再是卿的官职了。汉朝初年，藩国中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都是由汉朝任命的，而国家事务都隶属于太傅和相国。汉文帝时期，淮南厉王驱逐了汉朝所任命的二千石官员，请求自行任命，七国之乱，衡山、淮南的叛乱，大体上都是私自设置官员造成的。唐朝节度留后都可以自行辟置官员，那些贤能的人既然归附了他们，而那些倚仗强大、负固不服的人，又得以私结奸党，最终酿成藩镇之乱，这也是不懂得内外形势的缘故啊。

译天子派遣他的大夫担任三监，去监督方伯所管辖的国家，每个国家三人【上“监”字，古暂反；下“监”字，古衔反。卷末同】。

郑康成正义说：派遣他们辅助方伯，统领诸侯。孔颖达说：这是论述天子派遣大夫去监督方伯的事情，每一州三人，三八共二十四人。崔氏说：殷代的方伯都有三人辅佐，监督其所统领的诸侯。马氏说：《周官》中在邦国施行法典，建立牧官，设立监官，在牧官之下又设立监官，这就是所谓的三监。

存疑。陆佃说：“武王在邶地立武庚，让管叔、蔡叔去监督他。”《周官》说：“建立牧官，设立监官。”那么武庚是二王之后，他的牧官是谁呢？郑玄认为二王之后不担任牧官，不知依据何在。应镛说：“关于监的详情，无从考证。先儒认为由三公之孤、四命者担任，但终究只是一个人。大国三卿，其中二卿由天子任命，孤是王朝派遣的，二卿是大国设置的，但也由王朝任命，这就是所谓三人的原因吗？”《尚书·梓材》说：“君王开启监督，其治理是为了百姓。”又说：“自古君王如此，监督由来已久。”司寇是王朝的臣子，却任命他去监督，那么他就是诸侯之长，那么担任监官的不一定专门派遣大夫。诸侯既然担任监官，那么其他国家也必然听命，而方伯连帅也不必特意设置了吗？

按：三监监督方伯的国家，怀疑只是汉代设置诸侯守相的方法，而撰写《王制》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引用诸书，取武王命令管叔监督殷地的事来证实它。因为管叔、蔡叔与霍叔三人，所以叫三监。又说天子派遣他的大夫担任三监等等，这确实是汉代的制度，如曹参担任齐相而苏意担任楚相等就是例子。后儒相信这是事实，于是想由三公之孤四命者来担任，无论是一人与国三人，文字不合，况且与派遣大夫的本旨，不是更加谬误吗？至于黄帝二监，也是后世增附的话，与武庚为牧的说法一样，不足以作为依据。应氏又引用《梓材》“王启监厥乱为民”，认为担任监官的不一定专门派遣大夫，穿凿附会，尤其严重。

天子畿内的诸侯，是食禄的；畿外的诸侯，是世袭的。

郑康成正义说：“畿内选拔贤能安置在职位上，他们的国家俸禄如同诸侯，不能世袭职位；畿外有功劳才封赐，让他们世袭。”《冠礼记》说：“世袭而立诸侯，是效法贤能。”孔颖达说：“这是论述畿内食采邑的诸侯不能世袭以及外诸侯父死子继的事情。畿内公卿大夫的儿子，父亲死后可以吃父亲的采邑，不能继承父亲做公卿大夫，所以《〇》说：‘俸禄有罪就剥夺。’《公羊》《谷梁》解释说：‘卿大夫世袭，那么权力就集中在一姓，妨害堵塞贤路。经书讥讽尹氏、崔氏就是这种情况。’畿内诸侯父亲死后，视同元士；如果有贤德，才恢复父亲的职位。如果畿外诸侯父亲死后未赐爵位，也视同元士；除服后就继承父亲的职位。马睎孟说：‘内诸侯食禄而有德行的，也可以让他出去做诸侯；外诸侯世袭而有功劳的，可以让他进来做公卿，像郑武公之类就是。’黄震说：‘内诸侯让他有土地，那么权力就转移到下面，而君主孤立；外诸侯不让他专断其国，那么藩屏无助，而君主也〇’李氏说：‘古代生财有道，用财有礼，所以做官的人世袭俸禄而有余，然而不曾不教导他们尽其才能，使其见于事业。因为有俸禄，所以不同于抛弃贤能的人；断绝功臣的世袭，因为有放黜，所以不同于以世袭任用官员的人。’

通论叶梦得说：“内地的公卿大夫受田，视同公侯伯子男，所以通称为诸侯【按：这胜过郑玄《周礼》注‘内诸侯只有三公及王子弟’的说法】。

按：古代畿外，诸侯都是从唐虞以来，历经千余年，世守其国，世有其民。新朝所封的，不过数十国罢了。周初，蒲姑灭亡，然后封齐；奄灭亡，然后封鲁；唐灭亡，然后封晋。那些灭亡的，是有罪的。不然，旧国无罪而灭亡，先王且有兴灭继绝的典章，何曾贪图其土地人民而夺取呢？如果畿外没有可封之地，即使文王的四友，武王的十乱，也只在畿内，授予采邑。周的周、召、毕、荣，都是畿内。其后，周公封鲁，召公封燕，另建国，而采邑仍然世袭。毕公封魏，康叔封卫，畿外世袭国而采邑不世袭。凡祭、芮、荣畿外无国，而其邑则世袭。都是衡量其功劳而区别次第。那些世袭采邑的，贤德才能，任命为公卿大夫之位。大的如康叔做司寇，聃季做司空；小的如滕叔做卜正，毛叔、郕叔因亲近世袭邑而无官。到毛伯有讽刺厉王的诗，则是又贤能而任职了。如果宰、周公、师尹，凡以官职举荐，都是任职的。如果仍叔的儿子、武氏的儿子，未曾任职，无官可称，有使令之事，也涉及他们。胡传讥讽为世官施及童稚，是错误的。大概畿内九十余国，都是世袭俸禄，而任职的只有六卿、二十七大夫罢了。岂必人人而官之乎？至上士

译以下这些人，就都不再世代享有俸禄了。诸侯国的卿大夫，虽然不再世代承袭官职，但像齐国的高氏、国氏，都从周王那里受封采邑，世代享有俸禄同时也世代担任其职务。鲁国的季氏受封费邑，臧氏受封防邑，也都世代占有他们的采邑。而季文子的父亲无逸，臧文仲的父亲伯瓶，都未曾担任过大夫。这说明世代享有俸禄而不世代承袭官职，也与天子之下世代享有俸禄的制度相同。后来，鲁国的三家大夫、晋国的六卿，由世代享有俸禄演变为世代承袭官职。这是周朝末年礼制崩坏造成的，并非古制了。

译存疑。孔颖达说：“王畿之内不实行世袭爵位，而王畿之外可以世袭，这是因为王畿内的公卿大夫辅佐周王，非贤能之人不可，所以不世袭。王畿之外的诸侯常有大功，为了报答他们的劳绩，又因为在外事务较少，所以可以世袭。”这里所说的父亲去世儿子继承俸禄的情况，不在九十三国的数目之内。虽然论述的是夏代的制度，殷代和周代也是如此。考察这一点，即在王畿内的九十三国中，那些世袭俸禄的人，也是因为他们祖辈有功，报答其劳绩，而卿大夫任职辅佐周王，所以俸禄可以世袭，但官职不能世袭。王畿之外世袭爵位，也是因为国内有卿大夫任职辅佐君主，并非说诸侯国事务少，非贤能之人也可以担任。认为夏代制度没有依据的说法是不对的。

规定三公为一命，如果加上卷龙纹饰，则是赐予，不超过九命；次等国家的君主不超过七命，小等国家的君主不超过五命【卷音衮，古本反】

正义郑康成说：卷通作衮，三公已是八命，再加一命就穿着龙衮【孔疏：三公八命，身着鷩冕，加一命则为上公，着衮冕】，与周王之后相同，多于这个数目则是赐予，不是命服【孔疏：制度规定不应增加，出于君主特别赐予，不是礼法的常规，称为褒衣】。孔颖达说：这是论述三公以下、次等和小等国家君主的爵命等级，这一篇都是周王的制度，在这里特别说“制”，是因为三公地位尊贵，又加一命，这件事极其重要。朱熹说：天子的龙纹是一升一降，上公只有降龙，因为龙首卷曲，所以称为卷。方慤说：周王的三公在朝中是八命，穿着七章的鷩冕，等到出外封地加一等，就赐予九章的衮冕，衮冕虽然三公可以穿，但没有加命就不赐予，所以说不过九命，就是《典命》所说的以九为节。彭汝砺说：次等国家的君主，指侯伯卿在朝内是六命，出外为侯伯就赐予七章的鷩冕，就是《典命》所说的以七为节；小等国家的君主，指子男大夫在朝内是四命，出外为子男就赐予五章的毳冕，就是《典命》所说的以五为节。

存疑郑康成说：虞夏的制度，天子服饰有日月星辰。《周礼》说：诸公的服饰，从衮冕以下，如同天子的服饰【孔疏：虞夏的制度，天子服饰有日月星辰，是指《皋陶谟》说：“我想观察古人的形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防，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绣”。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龙五，华虫六，这六种都画在衣上。宗彛七，藻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这六种都绣在裳上。到了周代，把龙登在山之上，取其神；把火登在宗彛之上，取其明，尊崇神明。而冕服九章：一曰龙，二曰山，三曰华虫，四曰火，五曰宗彛，都画在衣上；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都绣在裳上。那么衮冕的衣五章，裳四章，共九章；鷩冕的衣三章，裳四章，共七章；毳冕的衣三章，裳二章，共五章；希冕的衣一章，裳二章，共三章；〇冕，衣无纹饰，裳只刺黻，所以称为〇。衣法天，所以章数是奇数；裳法地，所以章数是偶数。《周礼·司服》：王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如此；享祀先王，就穿衮冕；享祀先公、飨射，就穿鷩冕；祭祀四望山川，就穿毳冕；祭祀社稷五祀，就穿希冕；祭祀群小祀，就穿〇冕。郑康成引用这些，证明三公加一命穿衮冕，是指周代的制度。周代以前，山在衮之上，不能说是加一命穿衮冕】

辨正郑锷说：《周礼》说公从衮冕以下，如同天子的服饰，就知道从衮冕以上，天子自有服饰章纹无疑。衮冕以上的章纹，不是日月星辰是什么？那么天子服饰十二章就很明白了。杨氏说：详细玩味司服的经文，就知道有虞氏制作服饰十二章，周代也是十二章，非常明确。享祀先王穿衮冕，衮冕，是在服饰上绘制衮龙而戴冕。享祀先公、飨射穿鷩冕，是在服饰上绘制华虫而戴冕。大概服饰有六种而冕只有一种，郑康成说六种服饰同冕是对的。祭祀昊天上帝的服饰，具备十二章，那么绘制三辰于服饰而戴冕就可以知道了。贾公彦说：郑康成的九章说，这里没有正文，郑康成全凭意解，那么注疏家已经知道它不对而不相信了。林之奇说：郑康成所依据的不过是《左传》三辰旂旗的文字，《左传》说旗有三辰，何曾说过衣无三辰？况且又说上公九章而天子服饰也是九章，将如何区别？《郊特牲》说：祭祀之日，王穿衮冕以象天，那么十二章就具备了。郑康成说有日月星辰之象，这是鲁国的礼制，难道周代制度以九章，鲁国反而加上十二章的礼制吗？叶梦得说：在朝内嫌于逼视天子，所以他们的命数用八、用六、用四，遵循阴数；在外有人君之道，所以他们的命数用九、用七、用五，遵循阳数。

大国的卿，不超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的卿与下大夫，一命。

正义郑康成说：不写明次等国家的卿，是因为大国之下互相说明【孔疏：大国之卿不超过三命，就知道次等国家的卿不超过再命；大国下卿再命，就知道小国次卿一命】。这卿的命数则不同【孔疏：大国上卿三命

译下卿受再命；次国的上卿受再命，下卿受一命；小国的上卿和下卿都受一命，所以说卿的命数不同。大夫则相同。孔颖达疏解说：大夫在大国、次国、小国都同样受一命；因为大国下卿受再命，以此类推可知大夫受一命；又因为小国大夫受一命，那么次国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大夫的命数都是相同的。《周礼》规定：公、侯、伯之国的卿受三命，他们的大夫受再命；子、男之国的卿受再命，他们的大夫受一命。孔颖达说：这是论述大小国卿大夫命数不同的情况。

译通论：孔颖达说：这是夏、殷的制度。查考《周礼》，公国的孤卿为四命，与其余的卿不同，由此可知这里所说的大国之卿不超过三命，也称为孤。大国中下卿为再命，是指除去孤以外的卿，在再命之中又分为中卿、下卿。所以前文说：“次国的上卿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中卿”，就是这样。次国的卿为再命，也是指上卿执政者，就像鲁国的季孙氏；下卿为一命，也分为中、下二等。所以前文说：“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就是这样。小国的卿虽然同为一命，也分为三等。所以前文说：“小国的上卿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大国、次国、小国的大夫虽然同为一命，应当都分为上、下二等，这在上面的文字中已经详述。现在总称为“下大夫”，是相对于卿而言的。陆佃说：《周官》中子、男爵位的卿为再命，现在这里说小国的卿与下大夫同为一命，大概是说畿内小国的卿如此，与上面所说的小国之卿都由君主任命，意义相同。

按：本文没有次国，郑玄推测，应当比大国低一等。而《周礼·典命》说：“侯、伯的卿大夫与公相同，子、男的卿为再命，大夫为一命。”所以孔颖达认为这是夏、殷的制度，其实这是汉代博士约略制定的制度，既不是周制，也不是夏、殷制。

凡是选拔百姓中的贤才，必须先进行评议。评议分辨清楚后，然后任用他们。让他们承担事务后，然后授予爵位。职位确定后，然后给予俸禄。

正义：郑康成说：“论，指考核他们的德行、道艺；辨，指考核询问得到确定的结果；爵，指确定他们的等级次序；禄，指给予他们固定的俸食。”孔颖达说：“这是论述选拔贤才并授予爵禄的事情，任命官员必须先评议衡量、考核询问，事情已经分辨清楚得到确定的事实，所以说‘辨’。虽然考核询问知道了实情，但尚未明确他们的办事能力，所以让他们承担事务，事务办理得干练后，然后确定他们的等级次序，任命职位确定后，然后给予他们俸禄。”陈祥道说：“承担事务后授予爵位，是针对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后授予爵位，是针对有德行的人。”马睎孟说：“司马光辨析议论官员的才能，是议论国都中的士人。凡是选拔百姓中的贤才，是兼及万民而言的。议论国都中的士人，方法详细，所以在中年时考核；议论万民中的士人，方法简略，所以三年后才评议。”

在朝廷上授予爵位，与士人共同商议；在街市上执行刑罚，让大众共同唾弃。因此，公家不豢养受过刑罚的人，大夫不供养他们，士人在路上遇到他们，不与他们说话。将他们放逐到四方，任凭他们去任何地方，不再用政令管辖他们，表示不故意让他们生存【朝，音潮；屛，读上声】。

正义：郑康成说：“一定要共同商议，是为了审慎慎重。”《尚书》说：“能够彰明德行，慎重刑罚。”屛，就是放逐抛弃的意思。已经施加刑罚，就放逐抛弃他们。不服徭役赋税，也不授予田地，困乏时也没有救济。《虞书》说：“五种流放的人有住所，五种住所分为三类居住”，就是这样。周朝则让受墨刑的人守门，受劓刑的人守关，受宫刑的人守内库，受刖刑的人守园囿，受髡刑的人守仓库【吴澄说：“放逐到四方，是常法。周朝特意挑选那些虽然受刑但情节较轻的人让他们做事，难道每个人都让他们守门、关、囿、积吗？大概记载礼制的人，各自有所依据，或有异同，应当以意会通】。孔颖达说：“这是论述授予爵位和执行刑罚的事情，都是殷代的制度。周朝则是天子特意在祖庙中拜授，《洛诰》中册命周公就是这样。诸侯授予爵位，在尝祭之日，《祭统》说：‘一献之后，君主走下台阶站在东阶之南，面向南，被任命的人面向北’就是这样。周朝有爵位的人受刑，由甸师氏执行。”周谞说：“大众不足以了解人，能够了解人的，只有士人而已。所以授予爵位就与士人共同商议，执行刑罚就让大众共同唾弃。孟子说‘国人杀之’，而不说‘国人用之’，就是这个道理。”叶梦得说：“公家不豢养，表示不以国家藏匿恶人；大夫不供养，表示不以私家收留恶人；士人遇到而不与他们说话，表示不亲身亲近恶人。”

余论：陈祥道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周朝官制中乡老及乡大夫，群吏向王进献贤能者的名册，王再拜接受，登记在天府，内史副署，就是这样。在街市上执行刑罚，周朝官制中乡士、遂士所说的示众三日，就是这样。在宗庙中任命，未曾不在朝廷上评议，亲近的人有所隐讳，不可让国人参与谋划。凡此都是周制。

按：这是承接上文关于百姓贤才而言，卿大夫尊贵，所以在宗庙授予爵位，在甸师氏处执行刑罚；百姓贤才地位卑下，所以在朝廷授予爵位，在街市执行刑罚。如果是秀士、执技之人，直至下大夫，也不在街市执行刑罚。礼制所说的“刑不上大夫”，贾谊所说的“到请室请罪，听到命令就自杀”，就是这样。天子、诸侯也不亲近受刑的人，所以《春秋》记载阉人杀死吴子以作为警戒。这是夏、商、周三代通用的法则，正不必分辨它是殷制还是周制。

诸侯对于天子，每年进行一次小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聘，每五年进行一次朝见【朝，音潮】。

正义：郑康成说：比年，就是每年。小聘派遣大夫，大聘派遣卿【孔疏：《聘礼记》说：小聘称为问，有三介；大聘派遣卿作为介，有五人。小聘只有三介，所以郑玄知道小聘派遣大夫】。朝见则是君主亲自前往，然而这里所说的大聘与朝见，是晋文公称霸时所制定的制度【

译孔颖达疏引《左传》昭公三年郑国子大叔的话说：“周文王、周襄王称霸时，他们的政令不使诸侯烦扰，规定每三年诸侯派使者聘问一次，每五年诸侯亲自朝见一次。”虞夏的制度，是诸侯每年朝见。孔颖达疏引《尚书》“五载一巡狩”，郑玄注说：“巡狩的那一年，诸侯在方岳之下朝见天子；中间的四年，诸侯分批来京师朝见，遍行聘问之礼，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也可以推知。”周代的制度，侯、甸、男、采、卫、要这六种服制，各自按照其服制的等级数来朝见。孔颖达疏引《周礼·大行人》说：“侯服每年朝见一次，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孔氏颖达说：这是论述诸侯派遣卿大夫聘问以及亲自朝见的事。陈氏祥道说：朝、觐、宗、遇、㑹、同，是君主的礼仪；存、頫、省、聘、问，是臣下的礼仪。诸侯对于天子，通过聘问来沟通友好关系，通过朝见来陈述职守。沟通友好关系不希望疏远，所以每年进行一次小聘；陈述职守不希望过于频繁，所以每五年朝见一次。《尚书》与《周官》，先说朝见而后说巡守，这是指在京城朝见。《舜典》先说巡守而后说朝见，这是指在方岳朝见。存疑王氏安石说：每五年朝见一次，怀疑就是指在方岳的朝见。胡氏铨说：每五年朝见一次，郑玄依据《左传》来解释，却不知道子大叔的话乃是诸侯朝见霸主的法则，并非朝见天子。周文王、周襄王并不在京城朝见，怎能命令诸侯朝见天子呢？周襄王在河阳巡狩，晋文公率领诸侯在王所朝见罢了，并不是朝见周天子。郑玄的注释是错误的。

译存异，黄氏震说：聘，是相互往来的名称，不是诸侯对天子的礼仪。

按：疏文认为此处记录的是《王制》的内容，记载的是文王、襄王时期的事情，既不属于虞夏，也不属于殷代，却引用古《孝经》注“诸侯五年一朝见，天子也五年一次巡守”。朱子注“朝聘按时节进行”，也采用此说，那么或许是古代通行的礼制，而晋代沿用了它。《虞书》说“五年一次巡守，众诸侯四次朝见”，马融说“四方诸侯在方岳之下朝见”，郑玄改说为“唐虞时代每年朝见四方，以四季之月朝见京师”，恐怕唐虞时代未必如此勤勉地要求诸侯。蔡邕又改为“巡守的次年，东方诸侯朝见；再次年，南方诸侯朝见；再次年，西方诸侯朝见；再次年，北方诸侯朝见”，也没有确切的依据。《周礼》大行人职中，六服都说“见”，不说“朝”，而大宗伯职中“春天叫朝，夏天叫宗，秋天叫觐，冬天叫遇”。郑玄说“朝礼和谐，宗礼盛大，觐礼严肃，遇礼简略”。孔颖达说“靠近东方的在春天朝见，靠近南方的在夏天宗见，靠近西方的在秋天觐见，靠近北方的在冬天遇见”。韩侯是北方诸侯中靠近西方的，所以说“韩侯入觐”。不知道先王为什么对东方宽松，对西方严格，对南方盛大，对北方简略。疏文又说“侯服朝见的，东方在秋天，西方在春天，南方在冬天，北方在夏天”，这就又改变了说法。《公羊》异义说“诸侯四季朝见天子，都叫朝，因为朝见时行礼。突然在路上相逢叫遇”。万斯大说“凡是诸侯来朝廷接受挚礼，都叫朝；在宗庙接受享礼，都叫觐。而觐礼有先朝见的环节，都有在朝廷接受舍礼的记载，似乎觐见未曾不先朝见”。诸侯觐见天子，“建造边长三百步的宫室，四面有门，祭坛高十二寻，深四尺”，似乎觐见又不在于宗庙，那么怀疑“朝”是四季四方诸侯来见的通称，而觐、宗、遇则是因事不同而有的异名。朝见时筑坛盟誓叫觐，旅行途中相见叫宗，其礼仪隆重；突然相见叫遇，其礼仪简略。《周礼》所谓“一年、两年，从巡守的次年开始计算”，与岁遍、存三岁遍的条例相同，是说巡守的次年，侯服朝见两年，甸服朝见三年，男服朝见四年，采服朝见五年，卫服朝见。所谓“五年一朝”就是这样。第六年应当要服朝见，但要服是夷王所不治理的。所以《周官》篇首虽然说到六服，承袭德政后只说六年五服一朝，不说六服全部朝见。其君朝见的次年，大夫小聘；再次年，卿来大聘；再次年，大夫聘；再次年，卿大聘；再次年，大夫聘；再次年，君再次朝见。这样在十二年中，君亲自朝见两次，卿大夫聘问四次，大夫小聘六次。《中庸》所谓“朝聘按时节进行”，大概就是这样。至于《公羊》说认为天子没有下聘的道理，那么《周礼》明确说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黄氏说诸侯对天子只有朝见没有聘问，那么《周礼》明确说时聘叫问，都不是确切的论断。

天子五年一次巡守【守一作狩，手又反，下同】

正义郑氏康成说：“天子以海内为家，时常巡视省察，五年一次，是虞夏的制度。周代则是十二年一次巡守。”孔氏颖达说：“《白虎通》说：‘为什么要巡守？巡是循行，守是牧养。为天子巡行守土牧民，担心远近教化不同，幽隐之处百姓不得其所，所以必须亲自前往，这是谦敬重民到了极点。’为什么不每年巡守？因为太烦琐，超过五年又太疏略。因为天道三年一闰，天道小备；五年再闰，天道大备。所以五年一次巡守。周代十二年一次，是象岁星一周天。”朱子说：“天子诸侯虽然有尊卑，但是一往一来，礼仪无不回应。所以四方诸侯分四年入觐，那么天子一次巡守以回应他们。”又说：“如果一年内行走不能遍及，那么去一方近处，防止一方的诸侯，让他们来朝见。”吕氏祖谦说：“天下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治理的，所以众建诸侯为君；而诸侯又不能保证常治，所以又巡视他们所守的地方。不然，岁月容易流逝，人心容易懈怠，法度容易松弛，上下容易隔绝，作新之治，岂能久而不变呢？”方氏慤说：“诸侯不只是守护天子的土地，也是用来守护天子的法度。天子巡视他们，是为了修明法度而已。”

存疑。孔氏颖达说：“夏与殷依郑志，应当六年一次巡守。六年，是取半一岁之律吕。”

按：夏殷巡守的年份，诸书无考，郑氏不知何据，而孔氏又从而为之辞。

每年二月，向东巡守，到达岱宗，柴祭并望祀山川，觐见诸侯，询问百岁老人，去见他们，命令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令市官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记录淫邪好僻，命令典礼官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柴，仕佳反，依字作柴，大音泰；贾，价同；好，去声；辟，僻同，匹亦反】

正义郑氏康成说：岱宗，是东岳。柴，是祭天告至。觐，是见。老人百岁则去见他们。陈诗，是说采其诗而视之。市典，市者，贾谓物贵贱厚薄也。质则用物贵，淫则侈。物

译如果民众的志向淫乱邪恶，那么他们所喜好的人事物就不端正。孔颖达说：“岁二月者”，都是指夏历的仲月，在律历中处于中间位置。二月和八月，昼夜平分；五月和十一月，阴阳终结，所以选取这四个仲月。岱，是说万物在东方相互更替，是宗庙尊位。岱是五岳之首，所以最为尊贵。天子宣告到达之后，修建宫室，在坛上设立方明。天子走出宫门，在东门外拜祭太阳，返回后祭祀方明。祭祀方明之后，天子用防同的礼仪接见诸侯王。天子登上坛位，面向南方站立。公爵在中间台阶之前，面向北方站立。诸侯在东阶的东侧，面向西方站立。伯爵在西阶的西侧，面向东方站立。子爵在门东北方，面向北方站立。男爵在门西北方，面向北方站立。天子走下台阶，面向南方接见他们。三次作揖后，天子登上坛位，让诸侯也登上坛位。公爵在上等位置拜见，侯爵和伯爵在中等位置拜见，子爵和男爵在下等位置拜见。接见诸侯之后，天子询问百岁老人，并去拜见他们。如果百岁老人尚未到达，而在巡行道路上的方岳之下有百岁老人，天子也会先拜见他们。大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命令他们各自陈述各国的风诗，以观察君主政教的善恶。命令掌管市场的官员呈进货物价格的书册，以观察民众的好恶。如果民众志向淫乱邪恶，喜好邪僻之物，是因为在上位者教化不正，这陈诗纳贾，是用来观察民风习俗，目的是想了解君主政教的善恶。掌管礼仪的官员在周朝就是大史，考校四季及十二个月的大小，时节有节气早晚，月亮有晦朔望弦，考校它们使各自符合节令，又校正甲乙等干支日期，阴管与阳管的音律，玉帛的礼仪，鼓钟的音乐，以及制度衣服各有等级差别，应当校正它们使它们端正。《尧典》说：“协调时月，校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文字略有差异但意思相同。方慤说：春天向东巡守，夏天向南，秋天向西，冬天向北，这是为了顺应天时。一定要居住在方岳之下，让诸侯知道所趋向的地方。天高远，所以焚烧柴火使祭品上达。山川遥远，所以遥望而祭祀。拜见百岁老人，是为了乞求老者的言论。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诗中言语的哀乐，足以看出民风的厚薄。民风的厚薄，足以知道上位者政教的得失，所以命令大师陈诗。民众的志向和喜好，不一定都是淫邪僻陋，观察它们大概是为了防止淫邪僻陋。王者必须颁布历法以统一天下，正朔所以巡守时考校时月、确定日期，是担心它们不一定准确，想要它们没有差错。律有阴阳，礼有隆杀，乐有清浊，制有大小，度有长短，衣服有文质，未曾相同。这所说的统一欲望，是使它们都出自天子，则统一于正道。陈祥道说：“柴望先于觐见诸侯，是尊重神灵；拜见百岁老人先于陈诗纳贾，是尊重老人。尊重神灵而后尊重老人，尊重老人而后观察民事的次序。陈诗纳贾，是用来观察在下位者所崇尚的；考校时月直到制度衣服，是用来观察在上位者所实行的。考校时月确定日期，是用来调和天道；统一律、礼、乐、制度、衣服并使之端正，是用来整齐人道。说到礼乐制度，则衣服已经包含在内了。又单独说到衣服，是因为民众德行不统一，僭越混乱的起因，常常在于衣服之间。”蔡沈说：“时日的差错，是由于日期的累积，所以其次序先粗略后精细。凡是各种制度，都受法于律，所以其次序先根本后枝末。”

译存疑：金履祥说：“既然已经分类祭祀四岳，又再行四祭，次数过多就亵渎了。本文说‘柴’，而在山川举行望祀，大概柴祭就是望祀所用的，目的是让祭气旁通上达。”郑康成说：“同律就是阴律。”

存异：陆佃说：“东巡守到达岱山，‘宗’字读如‘宗祀文王于明堂’中的‘宗’，天唯一而尊贵，所以叫‘宗柴’。山川低微而众多，所以叫‘望秩’。‘宗’在‘柴’之上表示尊贵，‘秩’在‘望’之下表示低微。在柴祭中说‘宗’，所以在望祀中也说‘秩’。如果只说‘类’、说‘禋’，那么也就只说‘望’罢了。”

按：《周礼》中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那么阴律称为同，本来有依据。但此文的句法应当是：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与《虞书》中“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一例，用以端正它们，“正”字总结上文，意思是考订、确定、统一，最终都归于端正。

山川神祇有不祭祀的，就是不敬；不敬的，君主削减他的封地。宗庙有不顺的，就是不孝；不孝的，君主降低他的爵位。改变礼制、更易音乐的，就是不听从；不听从的，君主流放他。变革制度、更改服饰的，就是背叛；背叛的，君主征讨他。对百姓有功德的，增加封地、晋升爵位【绌，音丑律】

正义：郑康成说：“举就是祭祀。不顺，是指违背昭穆次序【孔疏：如鲁国逆祀，将僖公置于闵公之上】。流放，讨伐诛杀，律法【孔疏：《释诂》文，法指法度，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缫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类】。孔颖达说：山川是外神，所以说‘不举’，不举就是不敬。山川在其国境，所以削减封地。宗庙是内神，所以说‘不顺’，不顺就是不孝。宗庙可以表明爵位等级，所以降低爵位。礼乐虽然是大事，但不是急切所需，所以视为不听从君主。只有变革制度、更改服饰才是政治的急务，所以视为背叛君主必须诛讨。这四条罪行由轻到重。陈祥道说：不敬就是无礼，不孝就是不仁，不听从与背叛就是不道。无礼尚未达到不仁，不孝尚未达到不道。这就是先削地而后降爵，降爵而后流放征讨的原因。削地、降爵、流放、征讨之后接着是增加封地、晋升爵位，是因为退黜不肖之后才能进用贤能。马睎孟说：进律，就是晋升爵位。如果子男以五为节，就晋升到七；侯伯以七为节，就晋升到九。

通论：应镛说：“四巡的礼仪，与《舜典》所载没有很大差别。然而帝舜修五礼，辑五瑞，复五器，上下交际的仪节，温和而令人敬仰。《王制》用削地、降爵、流放、征讨的惩罚，事先警示；用增加封地、晋升爵位的奖赏，事后诱导。赏罚黜陟的政治，威严而非常严格。舜难道完全没有黜陟吗？只是他的德行胜过而不过分，特别在于法度罢了。世道的淳厚与浇薄，治理的烦琐与简略，德行的盛衰，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李氏说：“先王的政治已经消亡，其余泽已经熄灭。郑人来归祊，而泰山之祭不举行；鲁国跻僖公，而宗庙不顺；杞国使用夷礼，制作淫乐，而礼乐变易；制作丘赋，聚集鹬冠，而制度变革。祭祀不举而不能削其地，宗庙不顺而不能降其爵，变礼易乐而不能流放，变革制度而不能征讨。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

五月，南巡守，到达南岳，如同东巡守的礼仪。八月，西巡守，到达西岳，如同南巡守的礼仪。十一月，北巡守，到达北岳，如同西巡守的礼仪。归来告祭祖父，用特牛【假音格，祢音乃礼】

正义：郑康成说：“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祢，皆一牛。孔颖达说：按《尔雅》释山说：泰山为东岳，郭注：在奉高县西北。霍山为南岳，郭注：在衡阳湘南县南，今在庐江潜县西。汉武帝认为衡山辽阔空旷，因谶纬都称霍山为南岳，所以移其神于此。当地人都称为南岳。华山为西岳，郭注：在农华阴县西南。恒山为北岳，郭注：在恒山上曲阳县西北。方慤说：天子出行，必到祢庙。归来时，必告祭祖庙。祢出而告之，所以象征生前必告。归来而告之，所以象征生前必面见。特是一头牛，用特牛以示简约，那么巡守不烦费可知。黄震说：这是刺《虞书》而作的。

通论：马端临说：“古代帝王巡守，以省方观民，起初并非游适。然而舜必五年，周必十二年，又以四岳为返回之地。大概虽然本于忧民之心，尚有烦民之事故，出必有期，止必有方。”李格非说：“田仆职说：‘以田以鄙，则王之于都鄙，未尝无巡守。而只说四岳之诸侯者，盖先王之于畿内诸侯也。’有祭祀以驭其神，则山川无不举，祭祀无不顺；有礼俗以驭其民，则礼不得变，乐不得易，制度衣服不得革矣。盖圣人治之略，则考之详；治之详，则考之略。所以致四海于一堂之上也。”

余论：胡氏

译安国说：“宫室道路，可以预先修缮，所以百姓不劳累；供给调度，可以提前准备，所以物资不浪费。自秦朝以后，帝王巡游没有节制，以至于地方长官因无法办到而被诛杀，百姓因烦扰劳累而自我厌弃，于是巡守的本义就丧失了。所以《春秋》记载‘鲁公朝见周王’，是为了非议这种行为，贬斥并正本清源巡守的大义。”

译查考十一月北巡守之事，传言说周朝虽然改正历法，但巡狩、冬祭等礼制仍沿袭夏制，那么周朝也是以夏正的子月进行北巡守。然而孔子在赞《易》于复卦时却说“后不省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周朝的巡守是依据周正，所以子月不出行，而传言者妄加附会吗？

天子将要出行，向上帝举行类祭，向社神举行宜祭，到父庙举行造祭；诸侯将要出行，向社神举行宜祭，到父庙举行造祭【“类”，陆德明作“禷”；“造”音七报反，下文同】。

正义郑康成说：“类、宜、造都是祭名，其礼仪已失传【孔颖达疏：古《尚书》说，非时祭天叫做类。郑注虽然是非常之祭，但类是正礼而为之，欧阳说以事类为之，如舜摄位及巡守及征伐，各以事类也。小宗伯凡天地有大灾，类社稷宗庙。《尔雅》：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于社而后出，叫做宜。大祝一曰类，二曰造，这三者都是祭名】。皇侃说：“出行必有主神，没有的话就把主命载于斋车。《书》说：用命赏于祖，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出行辞别先从卑者开始，最后到祖庙，取迁主则出行。如果回来则先告祖后告祢，不再告天。《白虎通》说：天道无内外。孔颖达说：这是论述天子巡守之礼，知道这是巡守，因为下文别云出征。类乎上帝，是祭告天。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诛杀封割，应载社主。说宜者，令诛伐得宜，社主地又为阴，诛杀亦阴也。造至也，谓至祖父之庙也。《白虎通》说：独言祢何？辞从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祢，不嫌不至祖也。诸侯将出，谓朝王及自相朝盟防征伐之事，不得告天，故从社始，亦载社主也。造乎祢者，亦告祖及载主也。周谞说：类者，言虽有事而祈，亦类于常礼。宜者，求其无所不宜，故孙炎以宜为求见福佑也。造求其有所至也。帝者远人而尊，故以礼言之。社者近人而卑，故以福佑言之。祢则亲之而已，故以所至言之。方慤说：前言巡守之归而不言出，此言出而不言归，互相备也。马睎孟说：类礼则略于祭天，宜礼则略于祭地。”

通论陈祥道说：“《书》曰：类于上帝；《诗》曰：是类是祃。《周礼》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灾，类社稷宗庙，则为位。肆师类造上帝，则为位。大祝六祈：一曰类，二曰造。类上帝，大防同造于庙。诅祝掌类造之祝号。《礼记》曰：‘天子将出类于上帝，造于祢。’则类者，类其神而祭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类之所施，或于上帝，或于日月星辰，或于社稷，或于宗庙。类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师，或以大灾。造则或于上帝，或于宗庙。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类造而无旅焉。郑康成以宗伯之四类为日月星辰，盖以四类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尔雅》以《诗》之是类是祃为师祭，盖以大祝大师类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庙非大灾则无类祭，上帝非巡守之所至则无造祭。巡守于其将出则类上帝，于其所至则造上帝。大师于其将出亦类上帝，于其所至特祃于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纣，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成王营洛，位成之后，用牲于郊，牛二。此盖类礼也。何则，《书》于舜之既受命则类乎上帝，汤之既受命则告于上天。是既事则必祭，祭必以类礼也。于舜之既受命言类，则汤之既受命而类可知。既受命而类，则师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类造之礼，其详不可得而知，要之劣于正祭与旅也。观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类造上帝，小宗伯肆师掌之，则礼之隆杀著矣。四类日月星辰于四郊，则类上帝，盖南郊乎？”又说：“帝非不可以言造，以类为主；社祢非不可以言类，以造为主。”

存疑：张载说：“类者，与旅相似。言既祭东方帝，则东方山川百神皆从而至，祭所谓类者，以一类祭也。若非时有事于一方，则止，以其方之百神从祭于一方之上帝，故亦言类。”彭廉夫说：“宜于社，载社主以行，造于祢，或亦载父主。”

查考张载谓：若有事于一方，则止祭其方之帝。之神理或有之，而巡守周历四方，则将出，必不先类一方也。若彭氏载父主之说，则大不然。七庙无虚主，载祧主，不载祢主。《文王世子》在军，守于公祢，以在外亲之也，非真祢主。《史记》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或因公祢之名而误耳。

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

译在天子【朝，直遥反】

译郑玄说：“事”指征伐。【孔颖达疏：知道不是防备，是因为天子七月下葬，天下诸侯都来会聚。】孔颖达说：“朝”指常朝，虽然四季都来朝见，但“朝”是总称。诸侯相互朝见天子时，考核校订礼仪，正定刑法，专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单独说“乐”，是因为“礼”中已经包含了它。方慤说：考核天子的礼，那么礼乐就出自天子了。正定天子的刑，那么征伐就出自天子了。礼乐征伐都出自天子，那么诸侯就没有异心，所以能专一道德来尊崇天子。

存疑。陆佃说：“相见主”，是说天子见不见诸侯，取决于天子。按古代诸侯朝见天子，天子没有不见的，陆佃的说法恐怕不对。有人说：“尊于天子”，意思是见尊于天子。

天子赐给诸侯音乐，就用柷来引导；赐给伯、子、男音乐，就用鼗来引导。诸侯受赐弓矢，然后才能征伐；受赐斧钺，然后才能杀人；受赐圭瓒，然后才能制作鬯酒。没有受赐圭瓒，就向天子借取鬯酒。【柷，音昌六；鼗，音桃；鈇，音斧；钺，音越；圭，一作珪；瓒，音赞；鬯，音畅】

郑玄说：柷和鼗都是用来节制音乐的。将，指拿着它来传达命令。圭瓒和鬯爵，鬯是黑黍酿的酒。得到那些器物，才敢做那些事。孔颖达说：凡是给人东西，放在那里，大的放在地上，拿着小的来向人传达命令。将行，指拿着它来执行命令。柷用来节制一曲的开始，其事宽泛，所以用来传达诸侯的命令。鼗用来节制一唱的结束，其事狭窄，所以用来传达伯、子、男的命令。赐弓矢，指八命作牧的人，《宗伯》注说：侯伯有功绩德行的人加命，得以专征伐，在州之内。如果九命为二伯，就能专征一方五侯九伯。如果七命以下没有受赐弓矢，就是《尚书大传》所说的把兵权归属于能专征伐的人，这弓矢就是《尚书》中的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千。【按《尚书》今本作卢弓一、卢矢百，《左传》作旅弓矢千】在《周礼》中则是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规的。赐斧钺，指上公九命的人赐斧钺，然后得以专讨。晋文公虽然受赐弓矢，未受赐斧钺，不得专杀，所以拘捕卫侯送到京师。圭瓒以大圭为柄，黄金勺，青金外而朱其中，鼻寸，衡四寸，瓒槃大五升，口径八寸，下有槃，口径一尺，鼻勺为龙口有流前注。赐圭瓒也指上公九命的人。如果没有受赐圭瓒就用璋瓒。鬯是用黑黍酿的酒，混合郁金草，叫做郁鬯。不用郁金混合就直接叫鬯。马睎孟说：征伐与杀戮用来执行天讨，弓矢斧钺是用来执行天讨的器物。诸侯必须等待天子的赐予，因为臣下没有作威的权力，所用的只是君主所赐的。周谞说：礼唯独以鬯酒来说，是因为僭越没有比祭祀更严重的。鬯酒是九献之首，芬芳下达于深渊。诸侯道足以统领一国，德足以下达，然后赐圭瓒让他自己制作鬯酒。不然就向天子借取鬯酒，显示他侍奉神明的事物自身不足，而有待于上级。

通论孔颖达说：鲁国没有受赐弓矢，陈恒弑君，孔子请求讨伐篡逆，应当征伐。如果邻国无罪而擅自征伐，就不可以。按诸侯能调和百姓，就赐音乐；能征伐不服，就赐弓矢；能杀有罪，就赐斧钺；能修孝道，就赐郁鬯。孔颖达说这赐乐不是九锡之乐，所以伯、子、男能受赐。古代诸侯有这些善行，就赐这些物品，难道一定要拘泥于九吗？《尚书》说：“搏拊琴瑟以咏，是堂上的音乐；下管鼗鼓，是堂下的音乐；合止柷敔，是堂上堂下合乐。”合乐盛大，所以赐给诸侯；堂下卑微，所以赐给伯、子、男。搏拊不赐，因为升歌堂上最尊贵。

天子命令进行教化，然后才设立学校。小学在公宫南面的左边，大学在郊外。天子的学校叫辟雍，诸侯的学校叫頖宫。【辟与璧同，頖与泮同】

郑玄说：学，是教导士人的宫室，辟雍意为明和，用来明和天下。【孔颖达疏：指在这所学校中学习道艺，想让天下人都明达和谐】頖的意思是班布。【孔颖达疏：頖是分判的意思】用来班布政教，尊卑名称不同。孔颖达说：因为经文承接上文诸侯之下，所以只说天子命令教化，不说命令诸侯。

按《诗经》注说：筑土壅水之外，圆如璧。注又说：頖的意思是半，南通水，北不通。两注不同，是因为此注解释其义，《诗经》注解释其形。【按朱子《诗传》也以形命名，那么《诗经》注更确切】

存疑。郑玄说：“《尚书传》说：百里之国，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国，三里之郊。【孔颖达疏：这是伏生《多士传》的文字。国城居中，四面各半。如百里之国，则每面五十里，以十分之四为郊。每面五十里，则郊二十里。如果是周朝，那么《司马法》说：百里郊天子，方千里以百里为郊，那么诸侯的郊都计算境域大小。所以郑玄注《聘礼》说：远郊上公五

译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减半。这是小学、大学，是殷代的制度【孔颖达疏：因为殷人在右学奉养国老，在左学奉养庶老，所以知道左学较小而右学较大。如果是周代，那么大学在国都内，小学在郊外，下文也有详细记载，所以知道这不是周代的制度】朱氏进一步解释说：小学用来教育尚未成年的人，说它在左边，那么大学就在

译由此可知，《大学》是就教育成人而言的；在郊外的是小学，在国都内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了。辨正张载说：这小学是教育国子、胄子中年幼的人，他们还不能进入大学，所以他们的学校在宫室的左右。天子、诸侯所视察的大学，必定在国都之中，没有设在郊外的道理。这大学就是郊外的学校，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只是规模大罢了，并不是国子、胄子中优秀人才的居所。但是国家设立学校必定要均衡，所以在四郊也设立学校，使求学的人去上学，没有路途远近太大的差别。郊外的学校由乡遂大夫来教育，国都中的大学则由天子、诸侯亲自视察。郊外的学校虽然不是优秀国胄的居所，但有时也会去那里，比如在中间举行礼仪，让不听从教导的人观看。王安石说：天下不可以一天没有教化，学校不可以一天在天下被废弃。《王制》所说的“命令进行教化然后才成为学者”，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教化不能不依赖天子，依赖天子，道德才能统一。设立诸侯没有不命令进行教化的，古代建立国家，必定从天子那里取得礼制，这就是所谓的“命令进行教化”了。

按：伏生所叙述的，还比较接近古制。孔颖达依据郑玄关于这是殷代制度的说法，又引用《司马法》来辨析周代与殷代的不同。然而殷代的诸侯，大半沿袭夏代的旧制；周代的诸侯，大半沿袭殷代的旧制。它们的城郭、郊野，都确定很久了。哪里见得周代的郊外一定与殷代的郊外不同？况且孔颖达只根据《司马法》中“百里为郊”这一句话来推论，也完全没有明确的依据。《大学》《小学》的详细辨析见下文。

天子将要出征，向上帝举行类祭，向社神举行宜祭，到父庙举行造祭，在将要征伐的地方举行祃祭，在祖庙接受出征的命令，在学宫确定作战的谋略。出征时，抓获有罪之人；返回时，在学宫举行释奠礼，用所俘获的俘虏和割下的左耳来报告【祃音骂，又音伯，《诗经》中“既伯既祷”，讯又作谇，音信，馘音古获反】

正义郑康成说：“祃是出征时的祭祀，为战争祈祷，其礼仪已经失传【孔疏：祃祭是祭祀最初制定军法的人，大概是蚩尤，有人说黄帝熊氏，认为是祭地是错误的】受命于祖，是向祖先禀告；受成于学，是确定军事谋略；释奠是礼敬先师。讯馘，讯是活捉的俘虏，馘是杀死敌人后割下的左耳【孔疏：讯是活捉的可以审问的人，馘是已死的人割下的耳朵】《诗经》说：‘执讯获丑’【孔疏：《小雅·出车》篇】又说：‘在頖献馘’【孔疏：《鲁颂·泮水》篇】馘有时也指国家。孔颖达说：‘这是论述天子出征时所祭祀的事情。受命于祖，是说出发时不敢擅自做主，有所禀承，祖庙和父庙都禀告，因为祖庙更尊贵，所以特别提到祖，也就是前文说的造乎祢。但前文是根据出发禀告，这里是根据征伐的事情所以说受命。那么受命于祖，在造乎祢之前。但前文说类帝、宜社、祃于所征之地，是总说出发的时候，然后追溯最初受命受成的事情，所以文字顺序颠倒了。受成于学，是说在学宫谋划军事，喜好厌恶、可行与否，谋略确定后，在学宫接受这已确定的谋略。出兵征伐，抓获有罪之人，返回归来，在学宫释菜奠币，用讯馘向先圣先师报告。只说先师，文字不完整罢了。’

通论周谞说：‘受命并非不在父庙，是以禀告尊者为主；受成并非不在朝廷，是以与众人谋划为主；讯馘所禀告的，并非不包括宗庙社稷，是以接受谋略的地方为主。’

存疑：郑康成说，释奠，就是释菜，奠币。孔颖达说，释菜奠币。按：《大胥职》说，春天入学，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也说，释菜。郑玄注，礼仪轻，只释苹藻，没有牺牲，没有币帛。《文王世子》又说，兴器用币。注说，用器物成告，只用币，没有菜，也没有牺牲。又刚开始设立学校时，释奠于先圣先师，以及行事必定用币，这说明释奠有牺牲，有币帛，没有用菜的记载。这里用释菜解释经文的“释”字，用奠币解释经文的“奠”字，似乎讯馘报告，只有菜和币，没有牺牲，对此事有疑问。

辨正黄震说：释奠就是舍采。《周礼》说春天入学舍采，《吕览》说仲春上丁命乐正习舞舍采，《文王世子》说春官释奠于先师，秋冬也这样。用于视学，释奠的礼仪是一样的。又说：凡是刚开始设立学校，必定释奠于先圣先师，以及行事必定用币。用于刚开始设立学校，释奠的礼仪是第二种。这里出征返回释奠于学，是第三种。它们所行的礼仪，都是用采而不是用菜。大概贽见必定先用币，所以事神也先用币。释置采帛而奠在神位之前，这是礼仪中最重的。至于菜就是腌菜，是物品中微薄而礼仪中末节的。所以只有士子刚开始入学时使用。《学记》说：‘大学开始教学，皮弁祭菜。’就是这样。《文王世子》说：‘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也是说设立学校已经兴器用币，世子入学也用菜。人没有生来就高贵的。释奠与释菜完全不相干。郑氏因为《月令》误将采当作菜，于是用士刚开始入学的礼仪来解释这里，并且将‘释’与‘奠’分为两件事，错误更加严重了。

天子、诸侯没有战事时，每年打三次猎，一次是为了祭祀祖先，一次是为了宴请宾客，一次是为了充实君王的厨房【干音干，庖音步交反】

正义郑康成说：三田，是指夏天不打猎，大概是夏天的时候【孔疏：夏禹以仁让得天下，又

译为了避讳“夏”这个名称，所以不在夏季打猎，这是引用《春秋纬·运斗枢》的文字。《周礼》规定：春季打猎叫“搜”，夏季叫“苗”，秋季叫“狝”，冬季叫“狩”。“干豆”是指将猎物制成干肉，作为祭祀时豆器中的祭品。“庖”，就是现在的厨房。孔颖达说：从这一节到“覆巢”这一节，论述的是从天子到下级官员打猎的事情。“无事”是指没有征伐、出行、防备灾祸等事务。打猎在田野中进行，又为田野除去祸害，所以称为“田”。郑玄解释“废疾”时说：一年打猎三次，是指为了“干豆”这三件事而打猎。不说是“脯”而说是“干”，是因为制作肉酱和肉汁时，先将肉晾干，所以称为“干豆”，这是上等猎物。第二等用于招待宾客，是中等的猎物。第三等充入君王的厨房，是下等的猎物。查考《谷梁传》桓公四年范宁说：上等猎物射中心脏，死得快，晾干后作为豆器中的祭品；中等猎物射中大腿骨，死得稍慢，所以用于招待宾客；下等猎物射中肠道膀胱，死得最慢，所以充入厨房。又《诗经·车攻》毛亨传解说：从左侧腹部射入，穿透到右侧肋骨，是上等猎物；穿透到右耳，是中等猎物；射中左大腿穿透到右膝盖，是下等猎物。这也是有三种等级的猎物。先供奉宗庙，其次招待宾客，体现了尊崇神灵、敬重宾客的意义。方慤说：“事”是指防备荒年之类的事情，天子和诸侯在没有事务的年份才打猎，那么他们的打猎可以说是有节制了。春搜、夏苗、秋狝、冬狩，是打猎所进行的时间。干豆、招待宾客、充入君王的厨房，是打猎所做的事情。所进行的时间有四种，所做的事情有三种，所以说一年打猎三次。这与《易经》所说的“田获三品”意义相同。《公羊传》认为夏季不打猎是错误的。干豆是用来供奉神灵的，招待宾客是用来供奉他人的，充入厨房是用来供奉自己的，先神灵而后他人，先他人而后自己，所以次序是这样的。

译没有正当理由而不进行田猎，叫做不敬；田猎不遵循礼制，叫做暴殄天物。

郑玄解释说：“不敬，是指简略祭祀，怠慢宾客。”孔颖达解释说：“暴殄天物，是指田猎不依礼制，杀伤过多，这是暴害上天所生的万物。依礼田猎，就是下文所说的天子不合围，一直到不覆巢都是。”马睎孟解释说：“田猎，是为了供给祖庙祭祀，可以田猎而不田猎，所以说不敬。田猎虽然以杀生为主，但在杀生之中又有礼制，所以说‘不以礼’。”黄震解释说：“天地生育万物，圣人用礼来辅助，以此来辅佐天地，使万物交往有道。”

天子田猎时不把猎物围困住，诸侯田猎时不把猎物全部掩捕。天子下令杀猎，就放下大绥旗；诸侯下令杀猎，就放下小绥旗；大夫下令杀猎，就停止驱逆车。驱逆车停止，百姓就可以田猎。【绥，郑玄读作緌，现在按原字读】

郑玄解释说：“合围、掩群，是指把猎物全部捕获。绥应当读作緌，是有虞氏的旌旗。下，是指弊止（停止）。【孔颖达疏：仆于地】佐车，是驱赶和拦截的车辆。【孔颖达疏：驱，是驱赶禽兽使它们趋向田猎者；逆，是拦截要道，不让他们逃走】”孔颖达解释说：“天子四季田猎都可以围猎，但围而不合。如果诸侯只有春田不得围猎，夏、秋、冬都可以围猎，围也不合。所以下文《曲礼》说：‘国君春田不围泽’，这里说诸侯不掩群，是指畿内的诸侯作为天子的大夫，所以下文《曲礼》说：‘大夫不掩群’。这都是熊氏的说法。如果皇氏则认为这是夏、殷的礼制，下文《曲礼》是周代的礼制。绥，是没有旒的旌旗，周代称为大麾。在周代，春夏田猎用绥，所以郑玄回答赵商说：‘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诗经传》说：‘天子发抗大绥，诸侯发抗小绥。’这抗绥是用来标示天子、诸侯的猎获。大夫杀猎就停止，佐车是指天子、诸侯杀猎尚未停止时的佐车。说佐车停止，百姓就可以田猎，由此推论，就是天子杀猎之后诸侯才杀猎，诸侯杀猎之后大夫才杀猎。”方慤解释说：“佐车停止，百姓就可以田猎，大概是尊卑先后的次序。”马睎孟解释说：“这是田猎依礼的事情，显示其爱惜万物的仁爱。”

李觏评论说：“兵器，是不祥的工具。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练习使用，就是练习杀人。所以借田猎来教化。鸟兽也含有血气，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杀戮，就是暴殄天物。所以借祭祀来施行，以彰显侍奉神灵的礼制，同时也作为防备意外的准备。”

按：郑玄在许多经书中改字，朱子也多遵从本字，唯独此处指责郑玄错误而认为自己的看法正确。如果坚持认为绥是立执的绥，那就不对了。驾驭车马的方法，御者先上车，拿着绥来授予乘车的人，乘车的人上车后，御者就放下绥，而拿着缰绳来驱赶，哪有常常高举着绥站立的情况？而且驱驰的节奏在于缰绳而不在于绥。《诗经·韩奕》说“淑旂绥章”，注解说：“绥章，是染色的鸟羽或旄牛尾，系在旗竿的顶端，作为标志。”《诗经传》说：“天子发抗大绥，诸侯发抗小绥。”这是说绥就是指旌旗而言，抗是指举得很高，就像《诗经》说的“孑孑干旄，孑孑干旌”，说旌可以说旄，说旗说绥也可以，抗就是孑孑的样子，不必一定要改为緌。大概绥在杀猎时，高举它表示杀猎，结束后自然就会放下。田猎时车上所树立的，是大绥和小绥，田猎结束后献禽，虞人所树立的，是虞旗和虞旌，两者互不干扰。孔颖达错误地认为大绥小绥也是用来标示猎获，因此导致胡氏说旗应当立而不应当仆，驳斥他。这是以误致误。如果说夏、殷所用，周代不得使用，那么《明堂位》所陈列的四代服饰器物，哪一样不是当时兼用的呢？

水獭把鱼陈列出来像祭祀一样，然后虞人才进入水泽设置鱼梁；豺狼把野兽陈列出来像祭祀一样，然后才进行田猎；斑鸠化为鹰，然后才设置捕鸟的网；草木凋零，然后才进入山林；昆虫没有蛰伏，不用火来驱赶野兽；不猎取幼鹿，不取鸟卵，不杀怀孕的母兽，不杀幼小的动物，不掏鸟巢。【獭，音他达；又，音他瞎；豺，音柴；罻，音尉；麛，又作麑，音迷；卵，音力管；殀，音子表；夭，音乌老；覆，音福】

郑玄解释说：“获取物品一定要顺应时节。”梁，是截断水流来捕鱼的工具；罻，是小网。昆，是众多；虫，是得到阳气而生，得到阴气而藏。麛、卵、胎、夭，都是未成形的生物，严重伤害它们。殀，是防止杀戮；少长曰夭，覆，是败坏。孔颖达解释说：“《月令》正月，水獭祭鱼。”《孝经纬》说：“野兽蛰伏。”

水獭祭鱼，是在十月。这是说水獭一年两次祭鱼，这里指的是十月的时候。正月虽然水獭祭鱼，虞人不得进入水泽设置鱼梁。《月令》九月豺狼才祭兽，《夏小正》十月豺狼祭兽，那就是九月末十月初。斑鸠化为鹰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月令》季夏鹰才开始学习，孟秋鹰才祭鸟，那斑鸠化为鹰，就是八月的时候。罻，是捕鸟的网。又《尔雅》说：捕鸟的网叫做罗。草木凋零，是指十月的时候。《月令》季秋草木黄落，那凋零就是十月的时候。所以《毛诗传》说：草木不折断，不拿斧斤，不进入山林，这是指官民总共采集木材。如果依时采集，那么山虞说：仲冬砍伐阳木，仲夏砍伐阴木，不在凋零的时候。昆虫没有蛰伏，不用火来驱赶野兽，是指未到十月的时候。

译从十月以后到仲春，都允许使用火攻的方式狩猎，所以《周礼·司马职》说：春天用火驱赶野兽。不猎取幼兽，不取鸟卵，《国语》说：野兽养育幼崽，幼鸟羽翼未丰、卵未孵化，这在春天尤为严重。此处的注解说：严重伤害尚未成形的生物，那么四季都是如此。夭与麛连用，所以郑玄说：年少而长成的叫夭。彭氏翼夫说：麛，是鹿的幼崽，也是所有兽类幼崽的通称。不翻毁鸟巢，是厌恶伤害它们哺育幼雏，也是避免将生物取尽。

译通论陈氏祥道说：昆虫尚未冬眠时，不应用火焚烧田地来狩猎；因为用火驱赶后，冬眠的昆虫就会全部出来，所以不能这样做。然而孟春时节惊蛰开始，而《周礼》中仲春时的田猎却有“火弊”（用火驱赶野兽）的做法，焚烧园圃杂草来狩猎是可以的，焚烧山林来狩猎则不可以。《月令》规定仲春禁止焚烧，这是合乎礼制的；《郊特牲》说季春出火焚烧，是不合礼制的。春秋时期，楚子田猎，让齐侯携带火种，这大概就是火田狩猎所用的吧？

存疑方氏慤说：“獭祭鱼，大概是孟春之月；豺祭兽，大概是季秋之月。鱼是阴类生物，其习性随着阳气上升而活动。春天是阳气旺盛之时，鱼在这个时候容易捕捉，所以獭祭鱼并进入水泽设网捕鱼的人，就以此作为捕鱼的季节信号。兽是阳类生物，其体质随着阴气而成长。秋天是阴气旺盛之时，兽在这个时候可以捕捉，所以豺祭兽并田猎的人，就以此作为捕兽的季节信号。”按方氏关于“獭祭鱼”的说法，依据《月令》似乎比依据《孝经纬》更准确，然而《月令》在季春说“天子开始乘船，将鲔鱼进献于寝庙”，因为鲔鱼最先到来而进献它，那么春天未必允许百姓捕鱼。大概鱼在春天怀孕，夏天才分别孕育，如果春天允许百姓捕鱼，就与“不杀怀孕的动物、不杀胎中的幼崽”的原则相违背了，所以以孔颖达的疏解为准确。

冢宰制定国家开支，一定要在年末，五谷都收获入库后，然后制定国家开支。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观察年成的丰歉，以三十年通融的平均数来制定国家开支，衡量收入来决定支出【杪音眇，量音亮】

正义郑氏康成说：制定国家开支，就像现在的度支经用。杪是末的意思。小大丰耗，是指小国、大国，丰年、荒年，各自根据每年的收入来制定开支的多少。多不超过礼制，少有所削减。通融三十年的平均数，应当有九年的储备。出是指应当供给的【孔疏：给是指供给百官宾客及百姓；为是指制造国家器服】孔氏颖达说：从这一节到以乐一节，论述冢宰制定国家开支以及年成的丰歉，并防止祭祀及储备积累的方法。凡是制定国家开支的多少，必须计算土地的大小，又观察年成的丰歉。如果土地大、年成丰，则制定开支多；土地小、年成歉，则制定开支少。先以三十年通融的方法，留下九年的储备，以外计算现有的物资来制定国家开支。每年收入分为四分，一分拟作储备，三分作为当年所用。第二年又留一分，第三年又留一分，这样三年总共得到三分作为一年的储备。通融三十年的平均数，应当有十年的储备。这里说应当有九年的储备，崔灵恩说：三十年之间，大概有闰月十三个月，足以算作一年，所以只有九年的储备。王肃认为二十七年有九年的储备，而说三十年是举成数。不知道哪个正确。

通论刘氏彛说：用地大小，是想了解万民多寡的实际情况；观察年成丰歉，是为了裁度国家费用的适宜。通融以三十年所入的数额，那么丰歉就在其中了。即用这个通融的数额作为礼制，那么三十年之内即使有凶荒，国家开支也不会匮乏。又有九年的储备在外，所以能防备大凶灾，保育百姓。马氏睎孟说：年末，万物都成熟，九赋都收入，所以《周官》以九式均节财用，一定是在九赋之后。国家的用度在于财，财的产出在于地，地的产出本于天时。地的产出有多寡，而天时的成熟也有多寡，所以说：用地大小，观察年成的丰歉。大概礼的大伦，以土地的广狭作为常礼的厚薄，以年成的上下作为变通。

按冢宰掌管六典，统辖百官，均衡四海，在职务上没有不统辖的，却单独说制定国家开支，是因为在太平盛世，府库盈余，君主之心容易奢侈，心奢侈则用度奢靡，用度奢靡则征收厚重，征收厚重则百姓贫困，百姓贫困则祸乱发生。古代的冢宰用九式节制，凡是君主所用的，大府司防，职币职〇，都能依据九式来争辩，君主没有不听从的。后世却取“惟王不防”一句话来纵欲，取“国服为息”四个字来剥削百姓，这哪里知道制定用度使国家富足的道理呢？

祭祀用度取当年开支的十分之一，居丧三年不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越过丧期而举行。居丧用度取三年开支的十分之一，居丧祭祀用度不足叫做暴，有余叫做浩。丰年祭祀不奢侈，凶年祭祀不节俭【仂音勒，又音力】

正义郑氏康成说：“仂，计算当年一年的经用数额，而用其十分之一。越绋行事，不敢因为卑贱而废黜尊贵。越，犹躐（超越）也。绋，是輴车的绳索【孔疏：未葬之前，属绋于輴，以备火灾。现在祭祀天地社稷，须越过此绋而前往祭祀的地方】居丧是大事故，用三年开支的十分之一。暴，犹耗也【孔疏：物被残暴则虚耗】浩，犹饶也【陈氏澔说：暴，是残败的意思，言不齐整；浩，是泛滥的意思，所谓以美没礼】孔氏颖达说：“私丧，是卑贱的；天地社稷，是尊贵的。现在虽然遭遇私丧，既殡以后，如果有天地社稷的祭祀，就举行。”马氏睎孟说：“国家用度不止于居丧祭祀而言，居丧祭祀是举重而言。居丧用度取三年开支的十分之一，祭祀则用当年开支的十分之一，为什么呢？祭祀有常典，而居丧出非常之变。出于非常之变，所以居丧三年不祭祀，不仅是哀情有所隆盛，而且祭祀也有所不暇。礼的厚薄，与年成的上下：丰年则用丰年之仂，凶年则用凶

译一年的十分之一。丰年时超过这十分之一，就叫做奢侈；荒年时少于这十分之一，就叫做节俭，这是用来顺应年成的好坏的。」黄震说：「不奢侈，是不让超过十分之一；不节俭，是不让少于十分之一。」

译通论：孔颖达说：“因为祭祀天地社稷，所以有越过丧绋（丧礼限制）举行祭礼的礼仪；六宗以及山川等神祇，地位低于天地社稷，要等到丧事终了才在宫中祭祀它们。五祀在丧期之内，也应当祭祀。所以曾子问：‘国君去世，五祀的祭礼不举行；已经入殡后则祭祀它们。从启殡直到反哭，五祀的祭礼不举行；安葬之后则祭祀它们。’但是祭祀时需要人手，既然人手不足，众位官员不能全都离开，所以不算越过丧绋。天地社稷的祭礼，预先占卜日期，现在忽然遭遇丧事，所以入殡后越过丧绋行事。如果遭遇丧事之后，恰逢天地郊社常规祭祀的日子，从启殡直到反哭，就避开这些郊社祭祀的日子来进行。查考礼制：卒哭后祔祭，练祭后在庙中禘祭，这些都是为新死者而举行的，所以不是常规祭祀。常规祭祀必须等到三年丧期结束后。春秋时期，未满三年就举行吉祭的，都不符合礼制。”程颐说：“越过丧绋，那就是还在殡宫，当时没有办法斋戒，又怎么能脱下丧服、穿上祭服呢？这些都难以实行。纵然天地之祀不可废除，也只能让冢宰代理罢了。”张载说：“只有天地社稷越过丧绋行事，那么未安葬时怎么祭祀呢？那时即使想祭祀，也做不到。如果居丧期间不祭祀，那么根据礼制有‘缌麻之丧不祭’的条文。丧期之初，即使是功缌之丧怎么可以祭祀呢？又怎么能三年废除祖先的祭祀呢？时间久了哀伤减轻，可以斋戒就可以祭祀。以人情来斟酌，三年之丧，期满一年可以祭祀；一年之丧，安葬后可以祭祀；缌麻、小功之丧，过一个月可以祭祀。祭祀时各自穿着盛装，祭毕再换回丧服。”吕大临说：“居丧不兼做别的事，那么祭祀虽然重要，也有不可行的时候。大概祭祀如果诚意到了，就会忘记哀伤；祭祀如果诚意不到，不如不祭祀更好。后人对死者的哀悼不如古人隆重，所以对此多有怀疑。”

查考《周礼》大宗伯，国君不参与祭祀，就有人代理职位，而天官也有冢宰主持祭祀的记载。注解说有变故国君就不祭祀，冢宰、宗伯都可以代理。那么变故哪有比国君去世更大的呢？正在殡宫时，参酌程颐的议论，那么未安葬以前，天地社稷的祭祀，让冢宰或宗伯代理；安葬后国君亲自前往即可。“越绋”与“大辂”、“越席”中的“越”字相同，意思是辂车的绳索不用丝线，而用苎麻。

存疑：方慤说：“把多余的蓍草归于扐中，用来象征闰月。扐，是指指缝。分揲蓍草并分成四份，把余数归于指缝，这就是所说的扐，即四分之一。‘仂’是余数的意思，一年所用的四分之一；三年之仂，就是三年所用的四分之一。”

辨正：孔颖达说：“仂是分散的名称，《考工记》中说‘以其围之阞’，指的是三分之一，这里知道是什一（十分之一）的，是因为百姓纳税十一取一，祭祀所用的，也称为什一。”

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叫做国家不成其为国家。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以三十年的通融计算，即使有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然后天子才能每日举乐侑食。【溢音亦】

正义：郑康成说：“菜色，是吃菜时的脸色。百姓没有吃菜的饥色，天子才每日举乐侑食。”

通论：孔颖达说：“积贮满九年后，就会腐败损坏，应当随时供给使用。”李格非说：“鲁庄公冬天大无麦禾，臧孙到齐国借粮。传文说：古代税收什一，丰年防备灾年，不向外求取，而上下都充足。即使连年灾荒，百姓也不受害。一年不收割，百姓就饥饿，君子非议这种做法。又说：先王治理田地，开挖沟渠来疏导，均平土地来种植，足以抵御凶旱；排列田亩来蓄水，开浍沟来排水，足以抵御水涝。然而还依赖九年的储备，是为了等待天灾的穷尽。先王防备水旱的措施已经完备，然而还有水旱之患，大概是因为天时不可预测，即使先王的防备方法，也有不能避免的时候。”陈祥道说：“古代天子遭遇大丧、大荒、大疫就不举乐，天地有灾祸、有大变故就不举乐。至于荒政，就禁止音乐；大凶之年就放松县狱。那么以三十年的通融，即使有凶旱水涝，百姓没有饥色，然后天子每日举乐，难道不合适吗？”应镛说：“这不是说旱灾水涝也不废除音乐，而是说既然有三十年通融的制度规模，即使有凶灾百姓也不受害，那么平常时候就可以每日举乐。大概即使是一顿饭的时间也不忘记百姓。如果偶然遇到凶年，即使有储备又怎么敢用音乐呢？”

查考三十年通融的意思，是储备有十年的粮食，所以即使有水旱，百姓也没有饥色。文传解释说：有十年积蓄的，君王没有一年积蓄的就会灭亡，正与此相互印证。有人说：九年之蓄，不仅仅指储备有九年的粮食，大概是指九年耕种所储备的粮食，那么粮食仅够支撑三年，国家没有三年的粮食，所以叫不足；没有六年耕种的储备，就是国家没有两年的粮食，所以叫危急；没有三年耕种的储备，就是国家连一年的粮食都没有，所以叫国家不成其为国家。不然的话，九年、六年的储备不具备，按理还有三年的粮食，却说国家不成其为国家，不是太过分了吗？

钦定礼记义疏卷十六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钦定礼记义疏》>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礼记义疏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