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礼记义疏卷六十八

译不让人家失敬，是指在人际交往中保持恭敬谨慎。正因为不在人前失足，所以他的仪容足以令人敬畏；正因为不在人前失色，所以他的神色足以令人忌惮；正因为不在人前失言，所以他的言语足以令人信任。这是关于禁忌和戒慎的道理，正因为恭敬戒慎，所以身上没有可被挑剔的言语，这里只是举出一个方面作为证明。

译孔子说：“袒露和覆盖的礼仪不互相沿袭，是为了让百姓不互相轻慢。”

郑康成解释说：“不互相沿袭，是因为有时以袒露为敬，有时以覆盖为敬。礼仪隆重时以覆盖为敬，比如手持玉龟之类；礼仪不隆重时以袒露为敬，比如接受宴请时就是如此。”孔颖达解释说：“为了使百姓不互相防备轻慢，所以让礼仪有所变革。”

孔子说：“祭祀时极尽恭敬，不接着用音乐；朝会时极尽明辨，不接着以倦怠【乐读作洛，朝读作遥】

郑康成解释说：“极，就是尽；辨，就是分辨政事。”孔颖达解释说：“祭祀时极尽恭敬，不可以接着用音乐；如果不恭敬，朝会时极尽分辨政事，不可以接着以懈怠倦怠而不分辨。”叶梦得解释说：“礼的体没有不恭敬的，而极点在祭祀，所以用音乐迎接来者，用哀乐送别逝者，并不是接着用音乐。礼的用没有不明辨的，而极点在朝会，所以日中退朝，并不是接着以倦怠。”

余论王安石说：“不接着用音乐，是因为音乐在身；哀与乐各占一半，是因为音乐在亲人。”

按：祭祀用来接待神灵，本来极尽恭敬；至于献酒酬答、谈笑风生，那么音乐兴起而恭敬容易松弛。然而礼仪最终合乎法度，不接着用音乐。朝会用来明察各种政务，本来极尽明辨；或者到了日中偏西，那么倦怠兴起而明辨就不清晰。然而来不及吃饭，不接着以倦怠。君子慎终如始，就是这样的。

孔子说：“君子谨慎以避开祸患，笃厚以不被困迫，恭敬以远离耻辱【辟读作避，远读作万】

正义：郑康成解释说：“笃，就是厚；揜，就是困迫【孔疏：君子笃厚，行于善道，不使困迫而被困迫。按《易·彖传》：困，刚揜也。说刚被柔所困，所以郑用困来解释揜的意思】马睎孟解释说：“祸患起于细微，而产生于人所忽视的地方，所以君子谨慎以避开它。笃厚居于厚道，不居于浅薄；处于实处，不处于虚华，那么光辉发于外，而人不能困迫。恭敬就不被侮辱，不侮辱别人，那么别人也不侮辱自己，所以恭敬以远离耻辱。”

存疑：张载说，笃就是笃实，笃实自然有光辉，怎么可以被困迫？吕大临说，笃行，那么诚显著，何事于困迫？那么揜就是不。

善而彰显其善不笃而喜好困迫的人

按：不揜有三种解释，吕氏说君子不做困迫彰显之事，张子说君子诚则自然不可困迫，但玩味本文揜字与祸耻字同类，最终以郑孔为正。

孔子说：“君子庄重恭敬日益强盛，安逸放肆日益苟且。君子不使自己在一天内身体轻贱，好像不能终竟一日【儳读作鉴】

正义：郑康成解释说：“肆，就是放恣；偷，就是苟且；儳焉，是可以轻贱的样子。”孔颖达解释说：“又广泛阐明恭敬之事。君子恒常能庄重恭敬，所以德行事业日益强盛；小人安乐放恣，那么其情性日益苟且。君子不使自己的身体轻贱，好像小人不能终竟一日。”应镛解释说：“收敛则精神内固，操存则血气不浮，所以日益强盛；宴安则物欲肆行，纵肆则肤体懈弛，所以日益趋向苟且。儳，是参错不齐的样子。心无所检束而分离散乱，遂至儳焉错出。外既散乱而不整，内亦拘迫，所以好像不能终竟一日。君子主一以直内，片刻无不庄重恭敬之态，那么心广体胖，泰然自适，何至于好像不能终竟一日呢？”通论张载说：“君子庄重恭敬日益强盛，开始时必须拳拳服膺，出于勉强，至于中礼却从容如此，方是为己之学。”吕大临说：“庄重恭敬出于礼，安逸放肆出于欲。君子以此自检，所以德行事业可尊，进退可度，不至于凌节犯分，好像不能容其身。儳，是凌节犯分的意思。”程颐说：“常人之情，才放肆就日益旷荡，自检束就日益规矩。”

存疑。郑康成解释说：“好像不能终竟一日，是说人而无礼，死无日也。”按：书言僝功，左传“鼓儳”，《曲礼》“儳言”，都是急疾参错的意思。大概小人平日习于纵肆，一当大事，见君子勉为庄重恭敬，而手足耳目与心不习，那么参错不齐，有若不能终竟一日者。所谓心劳日拙也。君子岂使其身至是哉？

孔子说：“斋戒以事奉神灵，选择日期以见君主，是担心百姓不恭敬【齐读作侧皆；见读作贤遍】

正义：郑康成解释说：“选择日期以见君主，是指臣在邑境者【孔疏：朝廷之臣每日朝君，何得云择日月？故郑知在邑境，或择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别都，见君须择日月也】余论方慤说：《玉藻》言将适公所，宿斋戒，则见君者非不斋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帅报事而卜日，遂戒，则事奉神灵者非不择日月；而此于事奉神灵言斋戒，于君主言日月者，亦各有所当也。

孔子说：“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正义：郑康成解释说：“忕于无敬心也。”孔颖达解释说：“小人惟好狎侮，虽有死祸而不知畏惧也。”马睎孟解释说：“狎侮至于死而不

译“畏”，是指遮蔽其所防备的事物。

孔子说：“没有言辞就不互相交接，没有礼节就不互相见面。这是为了使百姓不互相轻慢。”《易经》说：“初次占卜就告知结果，再三占卜就是亵渎，亵渎就不告知了。”

译郑康成解释说：“言辞是用来沟通情感的。礼指的是见面时携带的礼物。《春秋》传中说：‘古代诸侯有朝见和聘问的事务，致辞时必定称颂先君，以此相互接待。’‘渎’的意思是轻慢亵渎。”孔颖达解释说：“前面阐明小人因轻慢侮辱而导致死亡，这里阐明君子之间没有相互防备和轻慢。说朝聘是为了防止聚集时的混乱，必须有言辞来沟通情意，有礼物之礼来表明自己的情意，否则就不能相互接见。引用《易经·蒙卦》来证明没有相互轻慢亵渎的道理。”吕大临解释说：“辞，是相互接待时的言语。比如国君与客人宴饮时说：‘我有不丰盛的酒，请求您与我共度片刻，派某人前来相请’之类的话就是如此。礼，是相见时的规范。比如羔羊、大雁、野鸡、野鸭之类的礼物，必须伴随言辞，必须遵循礼仪，因为交往不可马虎，马虎就会轻慢，有规范就不会不敬。占卜的道理贵在初次占卜，而不敢再三占卜，这是极度恭敬而不轻慢的表现。”陈澔解释说：“这是说宾客与主人的交往，应当谨慎开始并恭敬地结束，像初次占卜那样真诚，不可像再三占卜那样轻慢。”

按：言辞用来端正规范的名义，规范用来彰显恭敬的实质。没有言辞就会直率地放纵行为，没有礼物就无法表达恭敬。这是先王制定礼制，用来消除轻慢侮辱的萌芽，从而培养人们廉洁谦让的心性。以上为第一层意思。仁者是天下的表率，而《表记》不先谈论仁，是因为没有不恭敬而能仁爱的人。

孔子说：“仁者是天下的表率；义者是天下的准则；回报是天下有利的。”

郑康成解释说：“回报指的是礼。礼崇尚往来。”孔颖达解释说：“从这一节到‘无失’一节，总括阐明仁义的事理，所以再次称孔子说。仁，是行为极其盛大，所以成为天下的仪表。义，是适宜。制，是指对事务进行裁断。”方慤解释说：“仁足以统领众人，所以说它是天下的表率；义足以规范外部，所以说它是天下的准则。《曲礼》说：‘最上等的是崇尚德行，其次是致力于施予。’回报的礼仪崇尚往来，那么回报作为礼本来就很明确。不说礼而说回报，是因为礼不仅仅局限于回报。”马睎孟解释说：“仁不伤害爱人，是因为有义来裁制；义不伤害裁制，是因为有仁作为根本。仁是义的根本，义是仁的节制，而礼是节制仁义的。所有这些道理都是相互依存的。”

按：仁既然是天下的表率，那么只说仁就够了。必定兼说义，是因为不用义来战胜欲望，就不能使自身仁德；不用义来匡正万民，也一定不能使天下人都仁德。至于顺应事物本性而对待事物，不夹杂个人私意，那么回报也是仁的运用，并非另有一物。

孔子说：“用恩德回报恩德，百姓就会受到鼓励；用怨恨回报怨恨，百姓就会受到惩戒。”《诗经》说：“没有言语没有回应，没有恩德没有回报。”《大甲》说：“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相互安宁；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开拓四方。”【大，读作泰；辟，读作璧】

郑康成解释说：“惩戒的意思是惩戒改正，‘讐’同‘答’，即回应。大甲，是商汤的孙子，书以篇名命名。”【孔疏：伊尹作书训导他，所以叫大甲】胥，是相互的意思，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相互安宁。孔颖达解释说：“引用《诗经·大雅·抑》篇，来证明相互回报的道理，引用《大甲》来证明君臣上下各自以其事相互回报，‘胥以宁’，是说相互匡正以安居，‘辟’是君主开拓的意思。”马睎孟解释说：“这是解释‘回报是天下有利的’意思。所谓的回报，是随着善恶所在而有所回报。恩德必定用恩德回报，然后百姓才知道有所鼓励；怨恨必定用怨恨回报，然后百姓才知道有所惩戒。大概意思是言语有得失就必定有回应，恩德有吉凶就必定有回报。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相互安宁，这是百姓对君主有恩德而必定回报。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开拓四方，这是君主对百姓有恩德而必定回报。这是上下之间的回报。”

存疑，陈澔说：“从《论语》‘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来看，这一章恐怕不是孔子的话。”

按：这与《论语》不同的地方在于，《论语》是从常人的回报施予来说，这里是从君主治理百姓来说。仁者是百姓所感激的，用恩德回报他们，那么百姓都会鼓励行仁；不仁者是百姓所怨恨的，所以必定用怨恨回报他们，那么百姓都会相互警戒不行仁。

孔子说：“用恩德回报怨恨，那是宽纵自身的仁；用怨恨回报恩德，那是该受刑罚杀戮的百姓。”

郑康成解释说：“宽纵就是爱护，爱护自身以平息怨恨，这不是礼的正道。‘仁’字也应当是‘民’字的误写。”孔颖达解释说：“用恩德回报怨恨，是宽纵爱护自身的百姓，想要苟且平息祸患，这不是礼的正道。”吕大临解释说：“用怨恨回报恩德，就是违背天常，是天下扰乱法纪的百姓，是法律应当诛杀的人。”

存疑，方慤说：“用恩德回报怨恨，就会忘记别人的怨恨；忘记别人的怨恨，虽然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但众人会感激他，所以说这是宽纵自身的仁。用怨恨回报恩德，就会忘记别人的恩德；忘记别人的恩德，既不足以起到鼓励作用，而且众人会怨恨他，所以说这是该受刑罚杀戮的百姓。”

按：这一章是从常人的回报施予来说。

孔子说：“没有私欲而喜好仁爱的人，没有畏惧而厌恶不仁爱的人，天下只有一个人罢了。”因此君子讨论道义从自身做起，而制定法度以利于百姓。【好，读去声；恶，读乌路反】

郑康成解释说：“只有一个人罢了，是比喻很少。从自身做起，是尽力做到自己所能行的。”孔颖达解释说：“一般人喜好仁，都有所贪图，现在没有贪图而喜好仁；一般人厌恶不仁，都有所畏惧，现在没有畏惧而厌恶不仁。如

译这是浅显的道理。君子讨论道，先从自身开始，自己能够做到的，才施加给别人，所以说设立法度要顺应民情。吕氏大临说：依据圣人本性的要求来讨论道，那么道就没有不能穷尽的；依据众人能够做到的标准来制定法度，那么法就没有不能推行的。方氏慤说：这就是《论语》所说的“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要求宽松”。自，是从自己推向别人的说法；以，是把别人的情况用于自己的说法。

译孔子说：“仁有三种吗？仁的功效相同，但内在的情状不同。与仁者有相同功效，他的仁德还不可确知；与仁者有相同的过失，然后他的仁德才可确知。仁者安于仁，智者利于仁，畏罪者勉强行仁。”

郑康成正义说：“仁有三种，即安仁、利仁、强仁。利仁、强仁，功效虽然与安仁者相同，但本情则不同。功效，是世人所贪求的；过失，是世人所避讳的。在过失之中，若非其本情，或许会有悔恨的人。”

吕大临通论说：“功效，是世人所贪求的，借助人力也能做到。所以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商汤、周武王的举动，也不过如此，但他们的情状不同，所以他们的仁德还不可确知。过失，是世人所避讳的，有时不幸而招致。所以周公让管叔监管殷地，管叔凭借殷地反叛，只是过于爱护兄长罢了；孔子对陈司败说鲁昭公懂礼，只是过于为君主避讳罢了。这些都出于真情而无虚伪，所以他们的仁德才可确知。”

马睎孟说：“过失，是世人所避讳的，只有仁者承受它而不推辞。至于利仁、强仁的人，不能没有悔恨。所以同有过失，然后才知道仁。”

按语：与仁者同有过失，他的仁德才可确知，这就是所谓的‘观过知仁’。像周公让管叔监管殷地，孔子称赞君主懂礼，都是天理人情的极致，不能因为陈司败的话就真把他们看作有过失。

存疑：吕大临说：“仁者安于仁，没有欲望而喜好仁，没有畏惧而厌恶不仁；智者利于仁，有欲望而喜好仁；畏罪者勉强行仁，有畏惧而厌恶不仁。”

仁者，是右。道者，是左。仁者，是人。道者，是义。厚于仁的人，薄于义；亲近但不尊贵。厚于义的人，薄于仁；尊贵但不亲近。

郑康成正义说：“右、左，是说相互依赖才能成就。仁多则人们亲近他，义多则人们尊敬他。”

孔颖达说：“仁义相互依赖，就像手的左右。仁者，是人，是说仁恩之道，以人情相爱。道者，是义，凡是可践行的，必定裁断得宜。”

项安世说：“仁就是人身，道就是义理。人身能践行仁义，所以称为右，右用力。义理不能自行，等待人然后才实行，所以称为左，左不用力。”

叶梦得说：“道以仁为用，所以说右。仁以道为体，所以说左。仁充足则人道完备，所以说人。人而有义则人道确立，所以说义。仁义本是一体而有厚薄，是因为时势与事情不同。”

吴澄说：“日常动作的便利，右优而左稍劣。仁为右，义为左，犹如说礼先乐后，志至气次，如此而已。大概仁，是心中具备的德体；道，是事物所由的路用。体先用后，体至用次，所以借左右二字来比喻其有分别，不是说一尊一卑，相差悬殊。仁作为体，从人心在人而言，所以说人；道作为用，从事物的义理而言，所以说义。人的气禀，得到生物之气多的，仁厚而义薄；得到收物之气多的，义厚而仁薄。仁者，是温和的慈惠，所以人们亲爱他；义者，是严明的裁制，所以人们尊敬他。”

按语：以下记者，是申释上文这一节，则是申释利仁。说人的身体本具此道，如左右之原，不相分离；就其中分别而言，则人顺性之道为仁，如右之取携甚便；人以人从道为义，如左之用力稍艰。于是有好仁的人，其慈祥之意多，而不足于义，人们见他亲近，不见他尊贵；有恶不仁的人，其严毅之气多，而不足于仁，人们见他尊贵，不见他亲近。大概始于所禀之气有偏，即使至于成德，也不能没有差异。这些都是利仁的事情。

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王读去声，郑康成认为‘义’上当脱一‘有’字】

郑康成正义说：“此读应当说‘道有至，有义，有考’。字脱一‘有’耳。有至，谓兼仁义者；有义则无仁矣。考，考成也。能取仁义之一，成之以不失于人，非性也。”

吕大临说：“至道者，至于道之极，不可以有加也。故以王。义道者，揆道而裁之，制节谨度，可以有国而长诸侯，故以霸。考道者，必稽古昔，称先王，所谓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虽未达道，亦庶几乎不失矣。”

马睎孟说：“考道非体道者也，惟稽考而已矣。故考道止于无失，先至而后义，先义而后考，此优劣之序。”

张载通论说：“考求过失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仁也。故曰：考道以为无失，薄仁厚义；薄义厚仁，非论仁义之至语。其偏者，虞夏之道，仁义不偏，故亲而尊。”

胡铨余论说：“仁义归往曰王，汤武是也。不粹而驳曰霸，五霸是也。杂王霸道，成名以不失天下，汉文、景，唐太宗是也。”

王氏辨正说：“义道以霸，非孔子之言。”

按语：此以上为第二支言仁也。

孔子说：仁有数量，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憯

译怛，是爱人的仁心。遵循法度而勉强实行，是借助外在的仁。《诗经》说：丰水边有枸檵，武王难道不从事天下大事吗？留下给子孙的善谋，用来安护他的后代。武王真是位好君主啊，这是延续数代的仁。《国风》说：我现在尚且不能自容，哪里有空忧虑我的后人呢？这是只及于一生的仁。

正义：郑康成说：资，是取用的意思。数与长短小大是相对而言的。天性仁义的，其仁的数目长久广大；取用仁义的，其仁的数目短暂狭小。〇，是枸檵。仕，是从事的意思。诒，是遗留的意思。燕，是安的意思。烝，是君的意思。说武王难道不念虑天下之事，就像丰水有枸檵一样，于是遗留给后世子孙以善谋，用来安护他的后代。真是位好君主啊，这是赞美武王。阅，是容忍的意思。皇，是闲暇的意思。恤，是忧虑的意思。说我现在尚且恐怕不能自容，哪里有空忧虑我后世人呢？孔颖达说：从这到不称其服，更广泛阐明仁义的道理，所以又提到子所说的中心憯怛，是天性自然的仁。遵循法度而勉强实行，是取用仁而行的人。引用《大雅·文王有声》赞美武王的诗句，来证明天性仁者其仁的数目长久。武王行仁恩泽遗留到子孙，所以说这是数世的仁。又引用《邶风·谷风》的篇章，证明取用仁而行只在于自身，哪里有空忧虑到后世，这是终身的仁。吕大临说：仁是器用，重是道，远近随着所举之多寡，所至之远近，都可以称为仁。这就是仁之所以取数目多寡的原因。中心憯怛，是仁发自本性。遵循法度而勉强实行，是仁由外铄而成。因为诚心爱人，所以叫爱人的仁。因为有所取于外，所以叫资仁。这是所发深浅的数目。数世的仁，终身的仁，这是所施远近的数目。义有短长小大，义没有固定的形体，只随其适宜罢了。本章论仁而涉及义，大概仁的数目，也是义。马睎孟说：数世的仁，是数目多。终身的仁，是数目少。义，是依于仁而为之节制。仁的数目多的，则其节制长；仁的数目少的，则其节制短。中心憯怛，推其所爱以及人，说爱人则爱己可知。遵循外在的法度而勉强为之，则借助仁来成就自己，自爱尚且不足，爱人足以吗？丰水有枸檵出于自然，武王所以有事于天下，也出于自然。大概是由仁义而行，而不是实行仁义。所以遗留给子孙善谋，用来安护后代。徐师曾说：人体现仁，不能都达到极致，所以随其力量所及而言，都可以称为仁，所以仁有数目。义用来制事，本来没有固定形体，所以随其用处而言，都可以称为义，所以义有长短小大。所以以仁而言，可恻之事，感于外而中心憯怛显现，这是爱人的仁，其所发的深。遵循古人为仁的法度而勉强实行，这是资人的仁，其所发的浅。行仁于今时，恩泽及于后世，而成为数世的仁，惟其所发的深，故其所及的远。取仁于人，仅成就自己，而成为终身的仁，惟其所发的浅，故其所及的近。仁的数目如此，则义的长短小大可类推了。

译孔子说：“仁作为器物是沉重的，作为道路是遥远的。举起它的人没有谁能胜任，行走它的人没有谁能到达。在诸多德行中，仁所占的比重最大。那些勉力追求仁德的人，不也是很难吗？因此，君子如果用义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就会觉得很难做到；如果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别人，那么贤能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郑玄说：“‘取数多者’是说，计算天下的道，仁占据其中大部分。‘以义度人’是说，用先王的成法去比拟衡量别人，就很难符合，应当用同时代的人相互比较才行。”孔颖达说：“‘难为人’是说，很难符合古法。‘贤者可知’是说，能够合乎当今世事，就是贤人了。”张载说：“仁德至极无法穷尽，只是取其中占多数者为仁，如同九德，德行越多的人越发贤能。”吕大临说：“举起来没有人能胜任，走起来没有人能到达，勉力去做的人之所以难。‘以义度人’是说，用尽善尽美的义来衡量别人；‘以人望人’是说，用当今的人相互期望。用尽善尽美的义来要求别人，不是圣人不足以担当，所以很难做到。用当今的人相互期望，那么大贤胜过小贤，小贤胜过不贤，所以贤能的人就可以知道了。这也是从数量上来谈论仁。”方慤说：“器如同器物的器，道如同道路的道，胜是说胜任。”

它的承担是说，达到它的极致；举，如同用手举起；行，如同用脚行走。

孔子说：“内心安于仁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罢了。”《大雅》说：“德行轻如羽毛，人们很少能举起它。”我谋划考虑，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爱惜他却没有谁能帮助他。《小雅》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循。”孔子说：“诗人喜好仁德到了这种地步。”朝着道而行，在半路上就因力竭而停止，忘记了自身的衰老，不知道年岁已经不够，勤勉努力，直到死才停止。

郑玄说：“輶，轻；鲜，少；仪，匹；图，谋；爱，犹惜。说德行轻如羽毛，人们都以为重，很少能举起它的人。作这首诗的，是周宣王的大臣，说‘我谋划仲山甫，他能举起美好的德行，可惜当时的人没有能帮助他’。说贤人少，仰望高山、勤勉行道的，是仁的次一等。景，明；有明行的，指古代的贤圣。废，比喻力气用尽疲惫不堪，不能再走就停止。俛焉，勤劳的样子；毙，仆倒。”孔颖达说：“《诗》《大雅》《烝民》篇，引用来说明行仁的人少；《小雅》《车舝》诗，说修养德行如高山，人们就瞻仰它；有光明的行为，人们就仰慕跟随。证明古代的贤圣能行仁道，后世瞻仰慕行。”朱熹说：“景行，大道；高山可以仰望，景行可以遵循。”应镛说：“前面说仁重且远，不可以完全责备，所以以人望人，随其力量所至；又恐怕人们认为仁不可企及，所以又总述而劝勉。安仁的人虽然独立无匹，但德行本来很轻，人们自己很少能举起，幸好有能举起的人，应当共同谋划而一起帮助，仰望高山勤勉行道，直到生命结束才停止，这是对人期望不止，不容许有自我宽恕的心。”陈澔说：“《烝民》篇，说寻求能举起德行的人只有仲山甫，如果他有所不及，我思效忠以帮助他，而山甫全德无可以致助的地方。夫子引用此，又引用《车舝》诗而赞美说：‘诗人喜好仁德如此，中道而废，是说力气用尽而停止。如果不是力气用尽就不停止。’不足，少；人老了，未来的岁月就少了；俛焉，没有别的顾念之意。”

存疑，姚舜牧说：“中道而废，应当作中道不废。”

案足疾说：“废”这个字，只是力气用尽不能前进的意思，到这里还一定要前进，所以看出他喜好仁德，语气直下。

孔子说：“仁难以成就，已经很久了。人们失去了他们所喜爱的，所以仁者的过错，容易辩解。”

郑玄说：“说仁道不成，人们由不得其志，辞，犹解说。仁者恭俭，虽有过错也不严重。只有圣人没有过错。”孔颖达说：“取仁行，所以尚有过错。天性仁则全无过错。”吕大临说：“仁者的心公正，众人的心自私。公正则所喜爱的，兼容博爱，自私则所喜爱的，是克伐怨欲，这是人们失去他们所喜爱的。心诚向仁，虽有过错，其情则善，不待辩解就清楚了。所以说：仁者的过错容易辩解。”方慤说：虽有过错容易辩解，何况没有过错呢？仁者的过错，是过在厚道。

孔子说：“恭敬接近礼，节俭接近仁，诚信接近情理。用敬让来行事，这即使有过错，也不严重了。恭敬使人少过错，情理使人可信，节俭使人易被容纳。因此失去仁德的人，不也是很少吗？”《诗》说：“温和恭敬的人，是德行的基础。”

郑玄说：“说很少因此失去仁德。”孔颖达说：“礼主于敬，所以恭敬接近礼；节俭不浪费，无害于物，所以接近仁；言语信实，所以接近情理。恒能恭敬，所以少过错；以情理示人，所以可信；节俭则寡求，所以易被容纳。”《诗》

译《大雅·抑》篇，总结上文“恭敬接近于礼”的意思。吕氏大临说：“恭敬就不会侮辱别人，符合礼的精神，就接近于礼了；节俭就不会掠夺别人，符合仁的精神，就接近于仁了；言语必定守信，存心端正行为，就接近于真情了。这三种行为，不偏私于自己，又用恭敬谦让的态度去实行，就趋向于仁了。即使有过失偏差，其本意也是善良的，所以过失就不严重了。大概不侮辱别人，别人也不会侮辱自己，这样过失就少了；接近真情，就不存心欺骗，这样就可信了；不掠夺别人，就能知足，这样就容易被人包容了。像这样而犯错的很少，就可以进而修养德行了。”马氏睎孟说：“恭敬不侮辱别人，是礼，但没有穷尽礼的道理，所以说恭敬接近于礼；节俭不掠夺别人，是仁，但没有穷尽仁的道理，所以说节俭接近于仁；守信不欺骗外物，是真情，但没有穷尽真情的道理，所以说守信接近于真情。”陆氏佃说：“恭敬如果不接近礼，就会显得傲慢；节俭如果不接近仁，就会显得鄙陋；守信如果不接近真情，就会显得虚伪。真情是可以信赖的，像柯地会盟、伐原徙木那样的守信，难道是可以的吗？”周氏谞说：“情是真实的意思，恭敬排在前面，节俭排在其次，而守信排在最后，是因为恭敬和节俭要依靠守信才能完成。用真情来贯通恭敬和节俭的，是因为恭敬和节俭以守信为主。”

译考信近情，石梁王氏作“情近信”，陈氏澔、徐氏师曾都跟随他，认为情是诚实的意思。诚实而不虚伪，所以接近信。现在考订“信”是约“信”，“信近情”与《论语》“信近于义”大致相同。可信就是言可复，意改读是错误的。

孔子说：“仁难以成就，已经很久了。只有君子能做到。因此君子不拿自己所能做到的去使别人困病，不拿别人所不能做到的去使别人羞愧。因此圣人制定行为准则，不拿自己的标准来限制，让百姓有劝勉和羞愧耻感，来践行他们的言论，用礼来节制他们，用信来团结他们，用容貌来修饰他们，用衣服来改变他们，用朋友来穷尽他们。想要百姓专心于善。”《小雅》说：“不羞愧于人，不畏惧于天【制行之行，下孟反；移，旧作昌氏反，今如字】

正义郑氏康成说：“只有君子能做到，是说能成就人道的人很少。使别人困病、使别人羞愧，是说用中人的标准来限制，那么贤者会劝勉，不及者会羞愧耻感。圣人的言论才能践行，极致。壹是说专心于善，不羞愧于人，不畏惧于天。是说人有所行为，应当惭愧畏惧于天和人。”孔氏颖达说：“君子不拿自己的所能使别人必定能做到，如果别人不能，就认为困病。不拿人力所不能必定要使他做到，行人不能，就认为羞愧耻感。所以不拿人所不能羞愧耻感困苦于人，也是仁者的行为。因此圣人制定法度确立行为，不拿自己的所能，只拿中人的行为来限制使可以践行，那么百姓自然劝勉羞愧耻感来践行。圣人的言论了。用衣服来改变他们，使他们尊严；用朋友来穷尽他们，相互勉励以极致于道；从礼来节制他们，以下所以想要百姓专心一意于善道。”引用《小雅·何人斯》，是苏公讽刺暴公的诗。吕氏大临说：“君子责人以恕，而成就人有道，那么仁就不难成就了。君子所能，众人必定有不能的。让众人效仿自己的所能，那么困病；让众人自己彰显其不能，那么羞愧了。所以圣人制定行为来确立教化，必定与天下共同，以天下所能行的作为法度，所以为达道。只有不限制自己，所以百姓知道企及于此而有所劝勉，不及于此而有所羞愧耻感。制定礼来节制他们的行为而使他们整齐，确立信来团结他们的意志而使他们坚固。他们的容貌必定符合他们的意志，他们的衣服必定符合他们的容貌。衣服如此完备，他们的容貌必定改变而符合他们的衣服。容貌如此修饰，中心必定有其实。朋友切磋相成，直到极致而后停止，那么一道德以同俗了。大概修养其外则知道羞愧于人，修养其内则知道畏惧于天。所以说：‘不羞愧于人，不畏惧于天。’”叶氏梦得说：“用礼来节制他们，用信来团结他们，然后人知道耻。有其德而无其行为，耻；有其辞而无其德，用容貌来修饰他们，用衣服来改变他们，然后人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服而无其容。这是百姓所以不贰其行，而道德所以一的原因。人没有不需要朋友来成就的，所以用处在最后。”吴氏澄说：“上面说愧人，是我使他羞愧；下面说愧耻，是他自己羞愧。”徐氏师曾说：“责之太严，适足以加重其畏难之心；成之无道，无以。”开启其从入之路，这是仁之所以难成的原因。君子不拿自己的能者使别人困病，恐〇人之短；不拿别人的不能者使别人羞愧，恐沮人之进。这是责人之恕，而使无畏难之心。其制定行为来确立教化，不拿自己的所独能，而必定以天下所共能者为法，使贤者劝勉，不肖者羞愧耻感。必定至行顾其言，然后止；而又制定礼来节制他们，无过不及，约于仁之中。用信来团结他们，着诚去伪，致其仁之实；齐其容貌，验其仁之文；正其衣服，称其仁之存；广其朋友，求仁之辅。想要其表里专一于仁，这是成人之周，而使知从入之路。圣人之善教如此，纵有懈怠而欲为恶者，独不羞愧于人而畏惧于天乎？所以引用诗来阐明。

存疑：郑氏康成说：“移，读如水泛移之移，移犹广大也。”陈氏澔说：“移，读为称。”

辨正陆氏佃说：“衣服以移之者，孔子说：‘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乐，非耳弗闻，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亵慢，非性矜庄，服使然也。是之谓移。”

考移，孔氏训使之尊严于郑氏。读“侈”犹“广大”之说，善于补救。陈读为“称”，则不善体吕氏说矣。

因此君子穿他的衣服，就用君子的容貌来修饰；有他的容貌，就用君子的言辞来修饰；遂其言辞，就用君子的德来充实。因此君子耻穿他的衣服而无其容貌，耻有其容貌而无其言辞，耻有其言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为。因此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诗》说：“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衰，七雷反；绖，田节反；鹈，徒兮反；濡，

译而朱反叛；称，读去声】

译郑玄说：“‘遂’就是‘成’的意思。‘无其行’，是指不践行他的德行。‘衰绖’三句，是说脸色要符合所穿的丧服。‘鹈鹈胡’是污浊的水泽【原注：污泽，善于在泥水中生活，在鱼梁上以不沾湿弄脏翅膀为才能，就像君子以符合所穿服饰为有德行。按：郑玄的解释似乎不符合诗意。诗意是说鹈鸟污贱，处在泥泽中是适宜的，在鱼梁上则不沾湿它的翅膀了。侯人拿着戈和祋是适宜的，如今在位的人穿着赤芾却不符合他的服饰了】。孔颖达说：‘“实”就是“充”的意思。是说君子既然完成了他的文辞，就应当用君子的德行来充实它。德行在于内心，行为表现于外。内心既然有德行，就应当把德行推行到外面，以接洽百姓。《诗经》曹风《候人》篇，是讽刺曹共公的诗，用来证明君子内外都必须相称。’吕大临说：‘这都是修养外在来改变内在，遵循法度而勉强做到的。等到成功了，知道敬畏上天，那就与内心悲痛的人一样了。’方慤说：‘没有相应的仪容，就不配穿那服饰；没有相应的言辞，就不配表达那仪容；没有相应的德行，就不配匹配那言辞；没有相应的行为，就不配成就那德行。这四点，是君子所羞耻的。’

按：以上为第三支，都是关于仁的言论。见到安于仁，很难自我约束，那么从利也可以进至于安。教导人则从勉强也可以进至于利。

孔子说：“君子所说的义，是指无论贵贱都在天下有所作为。天子亲自耕种祭祀用的谷物和秬鬯酒，来侍奉上帝，所以诸侯勤勉地辅助侍奉天子。”郑玄说：“是说无所事事却占据职位享受俸禄，这是不义而富有且尊贵。”孔颖达说：“从这一节到‘便人’一节，说明天子以下各有其职责，天子侍奉上帝，诸侯侍奉天子，这是贵贱都在天下有所作为。”马睎孟说：“在我必须先尽自己的本分，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天子亲自耕种祭祀用的谷物和秬鬯酒，来侍奉上帝，亲身表达诚信并展示尊敬上级的礼节，所以诸侯辅助侍奉天子，也有尊敬上级的礼节。”应镛说：“义，是截然方正而没有偏私，只知道卑贱者侍奉尊贵者。”

尊贵的人不知道尊重尊贵，率领卑贱的人，这难道是所谓的絜矩之道吗？所以天子竭尽全力表达敬意，以尊崇上帝，那么诸侯也就会勤勉地辅助侍奉天子。

孔子说：“下级侍奉上级，即使有庇护百姓的大德，也不敢有统治百姓的心。这是仁德深厚。因此君子恭敬节俭以求践行仁德，诚信谦让以求践行礼制，不崇尚自己的功绩，不自尊其身，在职位上节俭而欲望少，谦让于贤人，卑下自己而尊重他人，小心谨慎而敬畏义理，以求侍奉君主。得到职位是因为自己做得对，得不到职位也是因为自己做得对，以此听任天命。”《诗经》说：“茂密的葛藟，缠绕在树枝上。”和乐平易的君子，求取福泽不走邪路。这说的是舜、禹、文王、周公吧？他们有统治百姓的大德，有侍奉君主的小心。《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翼翼，显明地侍奉上帝，从而获得多福。他的德行不走邪路，因此承受四方之国。”【庇，音必利。藟，音力水。施，音以豉。凯，也作恺，又作岂。与，音余】

郑玄说：“庇，是覆盖的意思。没有统治百姓的心，是思虑不出其位。‘役’的意思是‘为’，求以侍奉君主，是想成就忠臣的名声。‘自是’而听任天命，是说不变易正道，去求取禄利。凯，是乐；弟，是易。是说和乐平易的君子，他求取福泽是修养德行以等待，不走邪路。总之像葛藟蔓延在树枝上，是他的本性【孔疏：君子求福不走邪路，也是他的本性】。有大德，有小心。是说这德行应当不走邪路【孔疏：常能畏惧是不走邪路】。昭，是明；上帝，是天。聿，是述；怀，是至。是说述行上帝的德行以至于多福。方，是四方。承受四方之国，是说统治天下。孔颖达说：“君子既有庇护百姓的大德，不敢有统治百姓的心，是他的心仁厚，所以恭敬节俭以求践行仁德，诚信退让以求践行礼制。不问利禄得到还是失去，恒常行其是，不行其非，不轻易改变其道。《诗经》大雅《旱麓》，是赞美文王的篇目。舜、禹、文王、周公有统治百姓的大德，有侍奉君主的小心，常能畏惧是不走邪路。又引用大雅《大明》，赞美文王、周公的诗，证明上面说的求福不走邪路。”马睎孟说：“这段经文讲下级侍奉上级的义，即使有庇护百姓的大德，因为他有统治人的道理，不敢有统治百姓的心。因为他处理侍奉人的职责，其理本来应当如此。如果不是仁厚不足以达到此。从‘君子恭俭以求役仁’到‘求以事君’，这是命在我。命在我，所以君子求之至于不违背上级。命在外，命在外，所以君子听任罢了。得到也是由道，得不到也是由道，所以说听任天命。”陈祥道说：“恭敬就不侮辱，节俭就不掠夺，这两者对于仁有其本质了，才可以从事于仁，所以说以求践行仁德。诚信就不怀疑，谦让就不争夺，这两者对于礼有其本质了，才可以从事于礼，所以说以求践行礼制。”方慤说：“事情虽然可以崇尚，但只是被别人崇尚，不曾自己崇尚。身体虽然可以尊贵，但只是被别人尊贵，不曾自己尊贵。在职位上节俭就不是贪图职位，欲望少就不是羡慕俸禄，谦让于贤人就不是争

译这是它的名称。因为谦卑自己，所以能够尊重他人；因为小心谨慎，所以能够敬畏道义。君子之所以能做到这些，难道是向别处寻求吗？不过是寻求用来侍奉君主罢了。用这种态度侍奉君主而得到君主信任的，是道义使然；用这种态度侍奉君主而得不到君主信任的，那是命运使然。古代有实行这种道义的人，只有舜、禹、文王、周公罢了。朱氏申说：文王侍奉君主时小心翼翼，然而他的恭敬之心，用来明察侍奉上帝，能够招来许多福泽。他的德行没有偏邪，所以能够承受四方国家的归附。引用文王来证明几位圣人的道理，没有不是这样的。陈氏澔说：莫，莫，是茂密的意思。枝条，称为条；树干，称为枚。文王祈求福泽而不走邪路，如果有一丝一毫侥幸的心理，那就是邪僻了。

译考察拥有庇护百姓的大德，就可以统治百姓了。但不敢有统治百姓的念头，因为君主在上方，我仍然是臣子。就他爱戴君主的心，统括来说，叫做仁德深厚；就他爱敬的心，分别来说，爱叫做仁，敬叫做礼。而仁礼的心不可见，其表现出的行为，则有恭敬、节俭、诚信、谦让。说到恭敬，就不因自己能济助他人而自夸其事，不因他人归附自己而自尊其身。说到节俭，就不因尊位为贵而宁愿处于卑下，不因厚禄为欲而宁愿处于寡少。说到谦让，就谦让于贤者，宁愿卑下自己而尊崇他人。说到诚信，就只小心谨慎而敬畏道义，总以求侍奉君主罢了。像这样而得到君主的任用，也是天命，问心可以安定；像这样而得不到君主的任用，也是天命，问心没有愧疚。只是听任天命罢了。古代帝王如舜的协理帝位，禹的德行，文王的怙冒，周公的勤施，不都有统治百姓的大德吗？舜的让德，禹的只承，文王的服事，周公的孙肤，不都有侍奉君主的小心吗？舜、禹得到君主的任用最为兴盛，周公对于成王也是起初怀疑最终信任，只有文王没有得到君主的任用，处境最为艰难，所以下面单独引用文王的诗来总结。

孔子说：“先王用尊贵的名号来定谥号，用一项善行来节制。以名号超过行为为耻。因此君子不自夸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符合实情；行为有过失，不遵循以求符合厚道。彰显他人的善，赞美他人的功，以求谦下贤人。因此君子虽然自谦卑下，百姓却尊敬尊崇他。”

郑康成说：“谥号，是行为的痕迹；名号，是声誉。说先王论定行为来定谥号，用尊贵的名号，是让声誉可以值得尊崇。‘壹’读作‘一’，‘惠’就是善。说声誉虽然众多，但用一项大善行来定谥号。”孔颖达疏：“善行虽然多，但只取一事来定谥号。”在上面叫浮，君子勤行成功，声誉超过行为，这是所耻的。率是遵循，自卑而百姓尊敬尊崇他，是说谦虚是用来成就行为树立德行的。孔颖达说：“这是阐明君子名实相副，谦卑自己尊崇他人的道理，恐怕行为不符合名号，所以减少众多善行的名号，只取一项善行来定谥号。既然不想行为超过名号，所以不自夸其所做的事，不自尚其所做的功，以求符合实情，不想虚伪矫饰。”吕大临说：“文王并非没有武德，武王并非没有文德，只取一项来定谥号，只怕名号超过行为。”方慤说：“活着时有名号，死后有谥号，有谥号就避讳其名号了，所以说用谥号来尊崇名号。”存疑：张载说：“节以壹惠，‘惠’字一定是古‘德’字。”郑康成说：“行为有过失不再犯，遵循行为就像不贰过。”孔颖达疏：“即修改以求符合仁德。”

考察“过行”是过高之行，足以惊世而取名的，君子以名号超过行为为耻，只求符合笃厚之行罢了。如孔子不做素隐行怪的事，而只依循中庸。郑康成训“惠”为善，也可以讲通。

孔子说：“后稷在天下建立的功业，难道是一手一足所能完成的吗？只是想让行为超过名号。所以自称是便于此事的人。”

郑康成说：“烈是功业。说后稷创造稼穑，天下世代以此为业。难道是一手一足？比喻用的人多，无数。自称便于此事的人，是说他的谦虚。避开仁圣的名号，说：‘我是便于此事的人罢了。’”孔颖达说：“君子以名号超过行为为耻，所以这里阐明后稷来证明。后稷只想实行，超过虚名。自称便于稼穑的人，不自称自己的仁圣。”

考察：以上为第四部分。以下讲侍奉上级，阐明君子的义。而义正，所以能成就仁。

孔子说：“君子所说的仁，难道不难吗？《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用和乐来强力教化，用平易来喜悦安抚，快乐而不荒废，有礼而亲近，威严庄重而安定，孝顺慈爱而恭敬。使百姓有父亲的尊贵，有母亲的亲近。像这样然后可以做百姓的父母了。不是至德，谁能像这样呢？”

郑康成说：“有父亲的尊贵，有母亲的亲近，是说百姓尊崇亲近他就像父母。”孔颖达说：“凯，是乐；弟，是易。说君子起初用仁政教化百姓，使人乐于仰慕，自强不息，这是用和乐来强力教化；用逊弟教化百姓，百姓都喜悦安乐，这是用平易来喜悦安抚。快乐失于荒废，礼失于疏远。明君教化百姓为乐而不荒废，有礼而相亲，威严矜庄而百姓安定，孝顺慈爱而百姓恭敬，所以百姓尊崇他像父亲，亲近他像母亲。”吕大临说：“《诗经》有《凯风》，司乐王师大献，就令奏凯乐。凯风，是鼓动长养的风；凯乐，是战胜之乐，都有盛强之意。所以恺也可以训为强。强力教化的，是用道驱使；喜悦安抚的，是得其心。乐是喜悦安定，不荒废就有教化了；有礼，是强力教化；亲近就喜悦了；威严庄重，是强力教化；安定就喜悦了；孝顺慈爱，是喜悦；恭敬就有教化了。强力教化则父亲的尊贵存在，喜悦安抚则母亲的亲近存在。天下的百姓，没有不尊崇亲近的，这叫至德，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译母亲。”

现在父亲对待亲生的子女，亲近贤能者而轻视无能者；母亲对待亲生的子女，贤能则亲近，无能则怜惜。母亲，亲近但不受尊崇；父亲，受尊崇但不亲近。水对于百姓，亲近但不受尊崇；火，受尊崇但不亲近；土对于百姓，亲近但不受尊崇；天，受尊崇但不亲近；命运对于百姓，亲近但不受尊崇；鬼神，受尊崇但不亲近。

译郑康成解释说：有的被尊崇，有的被亲近，这是因为威严与恩惠所崇尚的不同。命是指四时的政令，用来教导百姓勤于事务。鬼是指四时的祭祀，用来训导百姓侍奉君主。孔颖达解释说：下是指地位低下的父亲，以义理立身，所以对子女分别善恶；母亲主要在于恩爱罢了。吕大临说：尊与亲的道理，是从父母推演出来的。当父母严厉教导时，就不单纯依靠恩惠，所以贤能就亲近，无能就轻视；当父母温和安抚时，就有包容而没有断绝，所以贤能就亲近，无能就怜惜。这就是父母尊与亲的区别。水，百姓亲近而玩弄它；火，百姓远望而畏惧它。这就是水与火尊与亲的区别。大地承载我们，但离人近，人人都可以承载；上天覆盖我们，但离人远，人人都不能攀登上升。这就是天与地尊与亲的区别。君主的命令体现在事务上，离人近而可行；鬼神的道理存在于义理中，离人远而无形。这就是人与鬼神尊与亲的区别。吴澄说：上面说至德的君子，能兼具父母的尊与亲；这里说的是各自偏于一端而不能兼具的人。

存疑的应镛说：“命，是造化用来向人展示的东西。明显而易见，所以人们玩弄它；鬼幽暗而难以测度，所以人们畏惧它。”

孔子说：“夏道尊崇天命，侍奉祖先，敬奉鬼神而疏远他们，亲近百姓而忠诚。先给予俸禄而后施加威严，先施行奖赏而后进行惩罚，亲近而不尊崇。其百姓的弊端，是憨厚而愚昧，傲慢而粗野，质朴而没有文采。殷人尊崇鬼神，率领百姓侍奉鬼神，先祭祀鬼神而后讲礼义，先施行惩罚而后给予奖赏，尊崇而不亲近。其百姓的弊端，是放荡而不安静，好胜而没有羞耻。周人尊崇礼义，崇尚施予，侍奉鬼神敬奉神灵而疏远他们，亲近百姓而忠诚。其奖罚依据爵位等级，亲近而不尊崇。其百姓的弊端，是逐利而机巧，有文采而不惭愧，残害而蒙蔽。”

郑康成解释说：夏疏远鬼神而亲近人，弊病是指政教衰败之时，因为原本不困于刑罚，少有欺诈虚伪。殷人先鬼神后礼义，礼是指君臣朝会，凡是以挚礼交接相互施予。因为原本习惯于鬼神虚无之事，使其心放荡无所安定。困于刑罚，苟且取胜免于惩罚而没有羞耻。周人奖罚依据爵位等级，以尊卑为差别，其百姓因为原本讲究交接往来，以言辞区分尊卑，多诉讼。孔颖达解释说：这里阐明夏、殷、周尊与亲的事，尊命是指尊崇四时政教之令，使人乐于事务、勉励功劳。夏崇尚仁，恩惠百姓，承受宽厚。到了衰微末期，还有先世遗风，少有诈伪，憨厚愚昧，指性情不浇薄诡诈，傲慢粗野，质朴不竞争文华，如同淳朴之时。殷代崇尚虚无，所以其弊病是不安静。周人崇尚礼，往来施惠之事，因为崇尚礼，原本讲究交接往来，所以便利机巧，多文辞，而没有惭愧，互相残害而困蔽，因为礼失于繁琐导致如此。吕大临说：夏崇尚忠，忠是奉上，所以尊命；殷崇尚质，质是不欺，所以尊神；周崇尚文，文是多仪，所以尊礼。赏罚用爵列，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赐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之类。先王的政教，如果没有道用来补救，其末期不能没有弊病。忠的政教使百姓亲近人，只求其所不能知的，劝勉为善，不责其所不能为的。到了末期，人不知道进于学问，所以守其专愚；不困于刑罚，所以不为诈伪。其百姓则憨厚而愚昧，其风俗则傲慢而粗野，其事务则质朴而没有文采。乔，高大也。如厥木惟乔之乔，妄自高大而没有文采，乃是憨厚愚昧的风气。忠的弊病如此，所以殷人尊神来补救。百姓知道敬奉鬼神，则莫非真诚。真诚则质朴美好，尊神者使知道敬奉幽暗，先罚者使知道敬奉光明罢了。到了末期，在虚无不可知的领域求神，则茫然不知道其所安；在无所措手足的地方畏惧威严，则不知道礼义之所贵。所以其百姓放荡而不安静，其风俗好胜而没有羞耻。质的弊病如此，所以周人尊礼来补救。礼是人文，人文显著则上下有等级，亲疏有辨别。到了末期，溺于文而不求其实，拘于末而不返其本。所以其事务则逐利而机巧，亲近人所以苟且逐利，崇尚文所以机巧。其风俗则有文采而不惭愧，文胜质而不知义。其百姓则残害而蒙蔽，不返其本，所以残害于其末，不求其实，所以蒙蔽于虚文。方慤说：亲近人而忠诚，夏周所同，而弊病不同的，夏的亲近人本于尊命，周的亲近人本于尊礼。命所制定的简略，所以亲近人的弊病是傲慢而粗野；礼所修饰的繁琐，所以亲近人的弊病是有文采而不惭愧。朱申说：夏崇尚忠，忠则不欺于人，所以尊命；殷崇尚质，质则入与物辨，所以尊神；周崇尚文。文则出，与物交，所以尊礼。吴澄说：憨厚愚昧傲慢，都是内在的无知；粗野质朴没有文采，都是外在的无矫饰。荡是指心驰于幽冥，不静是指不敢自安。礼有节度，仪文外有文饰，则与直情径行者有间隔了。如哭踊之有节，则非如自然之哀也。贼而蔽，谓虽货财筋力

译那些无法战胜的，对自己有害的，也都被虚浮的礼文所蒙蔽而不知道反省。

译通论孔氏颖达说：“先惩罚后奖赏。查考《左传》说：‘春夏行赏，秋冬行刑。’又《月令》说：‘春夏行赏，秋冬行刑。’这与这里所说的相违背，那是指王者大体上一年之中，效法天道生杀，所以春夏行赏，秋冬行刑。这里说的是赏罚同时施行，所以夏代是先赏后罚，殷代是先罚后赏。”

存疑。郑氏康成说：远离鬼神，亲近人，是指疏远宗庙，亲近朝廷【吕氏大临说：修习烝尝之祭而简略盟诅之事】；先鬼后礼，是指亲近宗庙，疏远朝廷【吕氏大临说：先盟诅而后祭享】。

按，“命”也指天赋予万物的本性，“神”则是其鼓舞变化的奥妙，“礼”则是其等级隆杀的适宜。尊崇“命”只是顺从人的常理、事物的自然法则，而不勉强；尊崇“神”则是运用其鼓舞变化的奥妙，尊崇“礼”则是展示等级隆杀的适宜。一个由“命”而归于幽隐，一个由“命”而显于外。三代都奉行天道来治理天下，而其变化，又是顺应人情的发展趋势，就像寒暑更替一样。所以说：三王的治国之道如同循环。

孔子说：“夏代的道，不滥用言辞，不苛求完备，不对百姓期望过高，百姓没有厌倦他们的亲近。殷代人，不滥用礼仪，而对百姓苛求完备。周代人，勉强百姓，不滥用神灵，而奖赏爵位和刑罚用到了极点【强，音巨两反】。”

正义郑氏康成说：“未渎辞，是说当时的王不崇尚言辞，百姓也不轻慢言辞，不苛求完备，不对百姓期望过高。这是说他们政治宽厚，贡赋税轻【吕氏大临说：不求备，不责备别人的善行，所以政令简略；不大望，不竭尽别人的忠诚，所以贡赋轻】。强民，是说承接殷代难以改变的弊病。赏爵刑罚穷矣，是说其繁文缛节完备设置。孔氏颖达说：上面阐明三代亲尊有别，这里进一步阐明三代治理百姓不同的事情。渎，指亵渎；辞，指言辞。未厌其亲，是说百姓没有困苦，没有厌倦上下相亲之心。周代说强民，是因为遭遇纣王衰乱，风俗顽劣凶暴，用礼义勉强百姓，未渎神，是说祭祀有时节，没有亵渎。夏代说未渎辞，那么殷代就渎辞了；殷代说未渎礼，那么周代就渎礼了；周代说未渎神，那么周代衰败之后就渎神了。吕氏大临说：夏道崇尚忠，忠是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语，所以说未渎辞。忠的风俗衰微，行动虽然修持还不足以使人信服，所以殷人开始渎辞，如《盘庚》三篇就是如此。然而殷人崇尚质朴，虽然言辞渎乱但尚未用繁缛的文饰来治理，所以说未渎礼。质朴的风俗衰微，言辞虽然渎乱也不足以取信于民，所以周人开始渎礼了。分别致其辨析，文饰致其详细，想要驱使他们向善而责备人。严大要教人以敬而已，所以礼先于祭祀。然而至敬而不祈祷，那么未渎神就可知了。到了周代末年，则相信盟诅，从事祈祷，就渎神了。周人强民，驱使他们向善，顺从的有爵赏，不顺从的有刑罚，所以爵赏刑罚用到了极点。马氏睎孟说：周代里有长，闾有胥，乡有大夫，其政治极其详细，其法律极其严厉，而爵赏刑罚极于此了。方氏慤说：前面说殷人尊神，到这里却说周人未渎神，为什么呢？大概尊与渎不同，渎神是由渎礼所导致的。吴氏澄说：夏代先爵赏以劝人为善为急，殷代先刑罚以惩人为恶为急，周代虽然用夏代的爵赏却不足以劝善，虽然用殷代的刑罚却不足以惩恶，所以说穷。大概是承接殷代之后，时局愈发难以治理，所以如此。郝氏敬说：夏道尊命，天道无言，所以不烦辞令，夏道所以最近古。殷人尊神，而礼文不烦，然而以罚为先，那么对百姓就苛求完备了。周人以礼勉强教化百姓，对于事神的礼没有衰微，对于治人的事，赏爵刑罚用到了极点。二代之治所以不及夏代。”

按，未渎辞，是亲身施行率导，教令不完备。到了殷人，教化非常详细，几乎到了渎辞的地步。然而上面的制礼，尚不严密，如上下各自以其亲疏，没有贵贱的区别，百姓还容易顺从，看不出勉强。到了周代，礼更加详细，几乎到了强民的地步。然而也是因为人心本具之理而为之初，并非渎乱其神。神指人心之神明，然而到了这里，爵赏刑罚之法，都处于无可再增加的地步了。圣人对此，似乎有反本复古的想法。至于“穷”字，各家都解释为极备，只有吴氏澄解释为“穷而难治”。然而两义相因，所以《易》说：“穷则变，变则通。”

孔子说：“虞夏之道，对百姓怨恨少；殷周之道，不能承受其弊病【胜音升，今如字】。”正义：郑氏康成说：“胜，犹任也。殷周极文，民无耻而巧利，后世之政难复也。”孔氏颖达说：“虞夏政治宽厚，百姓怨恨尚少；殷周文饰烦琐，失在苛碎，所以其民不堪。胜不言无怨，而言寡怨者，天地之大，犹有所憾，如冬寒夏雨，百姓犹怨恨之；如圣人之德，无善不包，人犹怨恨之，是不备也。”吕氏大临说：“虞夏之道质，质者责人也，略故寡怨于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责人也，详，民之不从，则穷刑赏以驱之，故不胜其敝。”

辨正黄氏干行说：“此

译前三章，怀疑不是孔子的言论。孔子曾经学习夏、殷的礼仪，却深深遗憾它们缺乏证据；极力称赞周礼的典章制度，并且多次表达遵从它的意愿。怎么会数落它的弊端败坏到如此极端的程度呢？况且把民众强悍和无法承受弊政归咎于当世，也不符合圣人“为下不倍”（身为臣子不违背君上）的道义。

译考察治理国家必定会有弊端，夏商周三代的百姓不能没有弊端，这是形势使然，是流弊发展到极点造成的，并非先王的过错。《礼记》说：“殷代对百姓要求完备，周代对百姓要求强盛，那么过错就在先王身上了。”又说：“殷代和周代的治国之道，无法克服其弊端。”孔子惋惜宋国不足以验证古礼，却说“我遵从周礼”，殷代和周代的治国之道，本来就是孔子所诵习、遵循的，这话怎么会从孔子口中说出呢？老子学派的人，轻视文饰而崇尚质朴，推崇古代而贬低当今。汉初黄老之学盛行，学者沉溺于所听到的说法，不能决断正误，便假托孔子的名义。像这类情况很多。就像《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也怀疑是老子学派的人所说的话，但从《戴记》成书以来，没有人加以辨正。黄氏这一条辨正非常精当。又考察：“胜”字应当按本字读音理解。虞夏时代不要求完备，不期望过高，所以百姓怨恨少。到了殷周时代，不得不因为百姓的弊端而加以矫正，然而没有亵渎礼制，没有亵渎神灵，起初并没有想要克服其弊端的心意。下一章会详细论述。

孔子说：“虞夏时代的质朴，殷周时代的文饰，都达到了极致。虞夏时代的文饰不能胜过质朴，殷周时代的质朴不能胜过文饰。”

郑玄注解说：“意思是后来的王者，在制定质朴或文饰的制度时，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王者相继更替，质朴和文饰各自有所偏多。”孔颖达疏解说：“虞夏时代，虽然也有文饰，但文饰少而质朴多，所以文饰不能胜过质朴；殷周时代虽然也有质朴，但质朴少而文饰多，所以质朴不能胜过文饰。”方慤说：“‘至矣’，是说其文饰和质朴不可再增加了。如果增加虞夏的质朴，就会变成上古的洪荒时代；如果增加殷周的文饰，就会变成后世的虚饰。这就是它之所以达到极致的原因吗？”

孔子说：“后世即使有创立制度的人，也赶不上虞帝了。治理天下，活着时没有私心，死后不厚待自己的儿子。对待百姓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有悲痛深切的爱，有忠诚有利的教化。亲近而又受尊敬，安定而又被敬畏，威严而又被爱戴，富有而又合乎礼制，施惠而又能散财。他的君子们尊崇仁德，敬畏道义，以浪费为耻，轻视私藏，忠诚而不冒犯，合乎道义而顺从，有文采而沉静，宽厚而有辨别。《甫刑》说：‘德行威严则使人畏惧，德行光明则使人尊崇。’如果不是虞帝，谁能做到这样呢？”

郑玄注解说：“死后不厚待自己的儿子，是说既不传位给儿子，又没有用财物使群臣丰饶，实际上指的是财货。‘辨’是辨别的意思，就像‘宽而栗’一样。德行所威慑的，人们都畏惧他，意思是服从罪罚。德行所彰显的，人们都尊崇他，意思是得人心。”孔颖达疏解说：“‘子’指的是商均，‘生无私’，是说安排爵位必定依据德行。像父母爱子女一样爱百姓，爱民的意志凄怆深切，有忠恕利益的教化。君子指虞朝的臣子，君主圣明臣子贤能，这是由于舜才这样的。所引用的《甫刑》，现在的《尚书》用来阐明尧的德行，记录者引用它来总结舜的德行。”吕大临说：“三代的治国之道，有的亲近但不受尊敬，有的受尊敬但不亲近，不免流于偏颇，所以最终不能没有弊端。如果虞帝则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待百姓，有母亲的亲近，所以有悲痛深切的爱；有父亲的尊贵，所以有忠诚有利的教化。所谓悲痛深切的爱，就像慈母的爱，不要求子女报答，不向他人求取名誉，发自诚心，不知道其他罢了。所谓忠诚有利的教化，比如让契担任司徒，教化人伦，比如穷则变，变则通，制作衣裳、舟楫、臼杵、弓箭、宫室、棺椁、书契，用来使天下利用而不厌倦，这都是教化百姓向善的诚心，无所不利的功绩。安定而敬畏，威严而爱戴，爱戴就能安定，教化就懂得敬畏，亲近就爱戴，尊贵就威严。富有而合乎礼制，是对财物有节制；施惠而能散财，是对财物能周济。对财物有节制，是义；对财物能周济，是仁。尊贵而有教化，是义；亲近而有爱戴，是仁。这就是君子尊崇仁德、敬畏道义的原因，所谓君子是尊贵的人，是贤能的人。有道之世，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处在高位，所谓小德役使大德，小贤役使大贤，所以称为君子。富有而合乎礼制，所以以浪费为耻，担心使用不符合道义；施惠而能散财，所以轻视私藏，大概不必藏在自己身上。爱戴到了极点必定忠诚，忠诚到了冒犯的地步就不恭敬；恭敬到了极点就有道义，如果只凭一道义决断，或者陷入不顺从，就不爱戴；恭敬主要在于区别，区别就有文采，文采繁琐就不沉静；爱戴主要在于恩惠，恩惠就宽厚，宽厚而逾越节度就没有辨别。所以忠诚而不冒犯，合乎道义而顺从，有文采而沉静，宽厚而有辨别，都是尊崇仁德、敬畏道义，亲近而又受尊敬的方法。实行这种方法而天下人尊敬他，就是德行威严；实行这种方法而天下人爱戴他，就是德行光明。所以尊崇和亲近的方法，都主要在于德行，并行而不废弃，那么天下就没有人不尊崇和亲近了。所以《甫刑》说：德行威严则使人畏惧，德行光明则使人尊崇，如果不是虞帝的盛德能达到这样吗？”通论应镛说：“从‘庇民大德’以下，说的是臣道难以尽仁，只有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算是仁厚，而后稷差不多接近了。从‘凯弟君子’以下，说的是君道难以尽仁，只有舜可以算是德行的极致，而夏、商、周都未免有所偏颇。”

存疑：郑玄注解说：“‘耻费’，不是说不说空话，而是说不浪费。”孔颖达疏解说：“富有四海而不骄傲，是合乎礼制。下面的‘威’，解释为畏惧；下面的‘明’，解释为尊崇。意思是舜的道德，想要威慑人，那么在下位的百姓就只畏惧他。舜用道德阐明善人，只有能得善人……”

译人，是天下人之所以尊重他的原因。”

译辨正：吴氏澄说：“耻费”是指不奢侈浪费。

按语：以上为第五支。以上论述治理民众，阐明君子的仁德。

孔子说：“侍奉君主，先要谋划好进言的内容，然后拜见君主，亲身献出自己的身躯，以成就自己的诚信。因此，君主对臣子有所责成，臣子则应为自己的言论效死。所以，臣子接受俸禄不会虚妄，遭受罪责也就越少。”

正义：郑氏康成说：“资，是谋划；献，是进献。意思是臣子侍奉君主，必须先谋划好进言的内容，然后亲自进献，为君主陈述。死于其言，是指竭尽全力去做自己所说的事情，至死也不辜负承诺。做事不诚信，叫做诬。孔氏颖达说：“这里显示君子侍奉君主的方法，必须内心与外表相符合。谋划既定，就拜见君主，亲身进献自己，以成就言语的诚信。因为言语善美，才接受俸禄，这就是接受俸禄不虚妄。顺从自己的言论，竭尽臣子的力量，这就是遭受罪责越少。”吕氏大临说：“自我承担重任，那么接受俸禄就不虚妄；有死无二，那么遭受罪责就少。”方氏慤说：“先资其言，是指先以言语作为凭借；献其身，是指将用行动来实践自己的言语。能够实践自己的言语，所以足以成就诚信。拜，是指接受君主的命令；献，是指效献自己的能力。君主无为而治，所以对臣子有所责成；臣子有所坚守，所以为自己的言论效死。有人因为忠诚而获罪，所以不说无罪，只说罪责减少罢了。”应氏镛说：“资，是凭借。古代的君子，他们经世济民的学问，都预先在胸中确定。等到侍奉君主时，预先确定的规划，先通过言语表现出来，作为凭借，然后委身以成就诚信。自献，不是屈身以求取功名，如《尚书》所说‘自靖自献，致命而无所愧’。”

通论：应氏镛说：“畎亩幡然的那几句话，《说命》中的三篇对话，这是伊尹、傅说先资之言；齐桓公问答而记录在书，燕昭王任命而有所对答，这是管仲、乐毅先资之言。先有言语而后有信任，没有不兑现的。后世如登坛东向的回答，草庐三顾的对策，也差不多是这样。”

存疑：吕氏大临说：“初次见面必须知道君主任用自己的意图，如伊尹侍奉商汤，知道商汤以讨伐夏桀、拯救百姓为己任，这是先资于商汤的言语。说：‘我难道不是要使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吗？’这是拜自献其身于商汤的事迹。傅说侍奉高宗，高宗任命他说：‘让你遵循先王之道，引导我高祖，以安定万民。’这是先资于高宗的言语。傅说回复君王说：‘木材顺着墨线就直，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君主能圣明，臣子不命令他承担，怎敢不遵从君王美好的命令？’这是拜自献其身于高宗的事迹。”陈氏祥道说：“君主先采纳臣子的言论认为可用，然后有任用臣子的心意，于是拜见并尊崇他，如《尚书》中记载贤能之书，特意登记名册，尚且要拜见，何况采纳言语善美的人呢？《尚书》说：‘禹拜受善言。’《孟子》说：‘禹听到善言就拜。’”

按语：侍奉君主的人，必须先陈述进献自己的言论。这里的“言”，只是指臣子的言论。吕氏认为臣子先资借君主的言语，拜只是臣子拜受君主的命令。陈氏认为君主拜受臣子的言语，似乎都牵强。

孔子说：“侍奉君主，大的言论被采纳就期望大的利益，小的言论被采纳就期望小的利益。所以君子不因为小的言论接受大的俸禄，也不因为大的言论接受小的俸禄。《易经》说：‘不家食’。”

正义：郑氏康成说：“大言可以成就大事，小言可以成就小事。入，是指君主接受并赐予利禄赏赐。入或者解释为人，大禄、小禄，是说臣子接受俸禄各与其德能相称。”《易经·大畜》彖辞说：“不家食吉，是供养贤人。”贤人有大小，俸禄有多寡。孔氏颖达说：“小言受大禄，那么臣子就滥竽充数；大言受小禄，那么君主就重财而轻德。”引用《易经》文辞证明君主有俸禄用来供养贤人。张氏说：“利不是归于自己的利，大言被采纳那么我的道就可以大行，这是大利；小言被采纳那么就可以小利。”马氏睎孟说：“大言被采纳就期望对国家大有利，小言被采纳就期望对国家小有利。望，是说庶几。”某氏说：“君子不因为小言接受大禄，是耻于俸禄超过言论而尸位素餐；不因为大言接受小禄，是畏惧言论超过俸禄而委屈正道。”

通论：陈氏澔说：“不家食吉，是说大畜卦的君子，才德蕴藏深厚，就应当在朝廷接受俸禄，在天下有所作为，而不居家吃饭就吉利。这里说不以大言受小禄，所谓通达可行于天下而后实行【按语：大畜卦以艮畜干，艮代表贤人，干代表君主，贤人以正道匡正君主，所以君主尊崇他在上位并供养他，这就是贤人不居家吃饭】”

存疑：郑氏康成说：“不家食，吉。是说君主有大积蓄，不供给家人吃饭而已，必定用俸禄供养贤人【孔疏：大畜，是干下艮上的卦。注说：从九三至上九有颐卦之象，居外是不家食，吉】”黄氏震说：“横渠批评汉儒的说法太卑下，所以陈述高谊来张扬罢了。本文所说的大利，明确指大禄而言，未曾涉及行道，只是以小言不敢期望大利作为安分，义理各有所在。”

辨正：吕氏大临说：“大言就是所说的言论大，小言就是所说的言论小。利益遍及天下，恩泽惠及万世，这是大利；进献一个微小的善举，治理一个官职的事务，这是小利。劝谏被实行，言语被听从，利益就随之而来了。先儒说利是俸禄赏赐，如果言语被采纳就随即期望俸禄赏赐，这是小人的做法。”

译这难道是侍奉君主的方法吗？俸禄，是君主用来酬谢臣下的，不是臣下用来期望君主的。依据道义接受俸禄，只要与功劳的大小相称就可以了。如果功劳小却接受大俸禄，那么酬谢就超过了本分；如果功劳大却接受小俸禄，那么君主就不了解我，这也是不能接受的。”周氏谞说：“如果对百姓有大利益，就接受大俸禄而不认为多余；如果对百姓有小利益，就接受小俸禄而不认为不足。”

译孔子说：侍奉君主，不私下向君主通达个人意图，不崇尚浮华辞藻，如果对方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自我表现。《小雅》说：“恭敬地安守你的职位，与正直的人为友，神明会听到你的行为，从而赐予你福禄。”

郑康成解释说：不下达，是指不通过私事向君主自我通达；不尚辞，是指不发表过多浮华虚饰的言辞；弗自，是指不亲身与君主过分亲近。靖，是治理的意思；尔，是你；式，是用；谷，是福禄。意思是说，恭敬地治理你职位上的事务，只与正直的人结为朋友。神明会听到你的所作所为，从而用福禄来赏赐你。孔颖达说：这是《诗经·小雅·小明》中的篇章。吕大临说：用私下通达的方式侍奉君主，就是损害君主；崇尚辞藻而实际才能不匹配，就是欺骗君主；对方不是合适的人却自我通达，就是委屈自己来侍奉君主。这三种情况都不符合所谓恭敬、正直的要求。陈澔说：自，是指自我进身的途径。按陈澔说：“自，是指自我进身的途径”，指的是推荐举荐的人。吕大临说“非其人而自达之”，那么“其人”直接指所侍奉的君主。两种说法都能讲通，兼采两说才完备。其人，是指正直的人。

孔子说：侍奉君主，关系疏远却去进谏，就是谄媚；关系亲近却不进谏，就是尸位素餐【讇，也作谄】。正义：孔颖达说：关系疏远却去进谏，是指与君主关系疏远，却强行想要进谏争辩，这就是谄媚奸佞之人，希望借此自我通达。吕大临说：疏远的臣子既没有言责，又远离君主，不是他的职责却去进谏，所以说这是谄媚。亲近的臣子有言责，不进谏就是荒废官职，贪图禄位固宠，主要在于谋利，所以说这是尸位素餐。方慤说：关系疏远却去进谏，看似忠诚实则不忠诚，只是谄媚罢了；关系亲近却不进谏，看似谨慎实则不谨慎，只是谋利罢了。

通论吕大临说：“古代史官记录，乐师作诗，工匠诵读箴言进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言，百姓批评，商人在市场议论，百工献艺，都像关系疏远却去进谏的人。因为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要求就是这样，那么下位者就可以共同尽职并发表言论，不可以说是谄媚了。”颖封人进谏郑庄公，杜蒉进谏晋平公，也是关系疏远却去进谏的人。然而像这两个人，君子是赞许他们的。大概有封人、杜蒉那样的心意，即使进谏也可以；没有封人、杜蒉那样的心意，就是谄媚。

存疑。郑康成说：“尸，是指不懂人事，没有辞让。”孔颖达说：“祭祀时的尸，没有言辞却接受享祭，亲近的臣子不进谏，就像尸接受利益一样【按：无辞让与近而不谏，意义相差较远。根据记述尸位的意义，自然应以吕说为准确，郑、孔的说法似乎不免牵强】。吕大临说：“关系疏远却去进谏，逾越节度侵犯名分，以求自我通达，所以说这是谄媚。”

按，有人说：讇是谰字的讹误。汉代王阳生病时诋毁谰言，谷永传中充满谰言诬蔑上天。意思是说，关系疏远却去进谏，就是犯上诋毁君主的过错。这与吕说并行不悖，保留一种意义。

孔子说：“亲近的臣子保持和谐，冢宰端正百官，大臣谋划四方。”

正义郑康成说：“迩，是近的意思。和，是指调和君主事务的人。宰，是冢宰。冢宰主治百官。”孔颖达说：“迩臣，是亲近的臣子，献可替否，辅佐赞襄君主，保持调和的事务。冢宰端正治理百官，二伯、州牧之类谋划四方。这里的大臣也兼指冢宰，但冢宰居于中枢，所以说端正百官。”马睎孟说：“说迩，是相对于远；说大，是相对于小。冢宰可以兼作迩臣，而迩臣大概不止于冢宰，凡是接近君主的人都叫迩臣。说冢宰，可以兼作大臣，而大臣也不止于冢宰，凡是处于百官之上的人都叫大臣。”

存疑，应镛说：“盐梅、麴糵，在上调和；埙箎、金石，在下协恭。这是迩臣的和谐。表端正则影子正，纲端正则目举起，这是冢宰的端正。事理微妙，清晰如在眼前；民间疾苦幽隐，痛苦如切肌肤，这是大臣的忧虑。其顺序是先君主德行而后朝廷，先朝廷而后天下。按，守和是指调养君主德行，张子说臣子自己平正其心，叶氏说与君主有可否皆可，都能讲通。”

孔子说：“侍奉君主，想要进谏而不想要公开陈述。《诗经》说：‘心里爱戴啊，何不告诉啊。’心中珍藏着它，哪一天会忘记呢？”

正义郑康成说：“陈，是指在外公开说君主的过错。瑕，是胡的意思。谓，是告诉的意思。”孔颖达说：“所引用的《诗经·小雅·隰桑》篇，是讽刺周幽王的诗。”吕大临说：“臣子侍奉君主，用来告诉君主，就冒犯而不隐瞒；用来告诉别人，就隐瞒恶行而宣扬善行。”姚舜牧说：“龙逢、比干的进谏，可以说不是公开陈述吗？但这不是两位臣子的心意。想要与不想要，要推究其本心。”

按，陈，是指直接指责。进谏的方法有五种：直谏为下等。孔子说：“我大概要听从讽谏吧？”这大概是想要进谏而不想要公开陈述的防范。

孔子说：侍奉君主，难以进身而容易退身，那么职位就有秩序；容易进身而难以退身，就会混乱。所以君子三次作揖才进身，一次推辞就退身，以此来远离混乱【易，音豉；远，去声】。正义：郑康成说：乱，是指贤与不贤不分。进身难，是因为主人选择自己；退身快，是因为君子疲倦。孔颖达说：这说明臣子侍奉君主，应当使贤与不贤分别。职位有序，是指贤愚有别；混乱则无别。吕大临说：职位有序，小德

译所谓“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是指小德之人侍奉大德之人，小贤之人侍奉大贤之人；所谓“乱”，是指贤者与不肖者地位颠倒。相见的礼仪，主人迎接宾客，三次作揖直到台阶，三次谦让；宾客告退时，只辞谢一次便离开，主人拜送，宾客离去时不回头。周谞说：他前进时依循礼制，所以艰难；他退却时依循道义，所以容易。难进而易退，是职位之所以有序的原因；易进而难退，就会混乱而无序。君子在宾主之间就远离这种混乱，何况在君臣之间呢？前进依循礼制，是为了慎重地开始；退却依循道义，是为了恭敬地结束。方慤说：前进不艰难，就会苟且迎合以贪图职位，那么职位在我之上的人或许会被超越；退却不轻易，就会因害怕失去而固守职位，那么职位在我之下的人或许会受到妨碍。像这样，职位就没有秩序了。有秩序就治理得好，没有秩序就混乱。

译孔子说：“侍奉君主，三次违背君命而不离开国境，那就是贪图利禄。别人虽然说不贪求，我也不相信。”

正义：郑康成说：“违，就是离去。利禄，是说因为贪恋俸禄而留下。臣子以正道离开君主，到了三次还没有离去，这是贪恋俸禄，必定是因为他强行与君主约定。”陈澔说：“不离开国境，实际上没有离去的志向。说他不贪求利禄，可以吗？”

孔子说：“侍奉君主，开始时谨慎，结束时恭敬。”

正义：郑康成说：“轻率交易容易断绝，这是君子所耻的。”

案：慎始，就是不轻率地接受托付；敬终，就是在官职完成时不怠慢。

孔子说：“侍奉君主，可以尊贵，可以卑贱，可以富有，可以贫穷，可以生，可以死，但不可让他做乱政的事。”

正义：郑康成说：“乱，指违背废弃侍奉君主的礼制。”吕大临说：“臣子侍奉君主，富贵贫贱生杀，全由君主决定，那不可剥夺的，只是我的理义罢了。凡是违背理义的，都是乱。”马睎孟说：“在外物方面有命运，在自己方面有义理。有命运所以可以尊贵卑贱，可以富有贫穷，可以生可以死；有义理所以不可让他做乱政的事。”徐师曾说：“君主所施加的，就是命运所在，所以顺受而不随便趋避。如果不合乎义，那么即使用富贵生全来引诱，用贫贱杀戮来恐吓，最终也不肯跟随君主走向昏乱。”

孔子说：“侍奉君主，在军旅中不躲避危难，在朝廷中不推辞卑贱。占据职位而不履行职务，就是乱政。”所以君主使用臣子，如果符合臣子的志向，就谨慎思虑而服从；如果不符，就仔细思虑而服从。事情做完就退下，这是臣子的忠厚。《易经》说：“不侍奉王侯，使他的事业高尚。”

正义：郑康成说：“履，就是实行。君使用臣，指派遣他出使聘问、军队服役之类，谨慎思虑而服从，这是符合自己志向的。谨慎思虑，服从命令而行，希望它必定成功或失败，这是不符合自己志向的。虽然不符合自己志向，仔细思虑而服从，又考虑到自己的利害。事情做完就退下，不符合自己志向的，事情成功就离去。不侍奉王侯，是说臣子退休离去，不再侍奉君主。”孔颖达说：“这是阐明臣子的礼，君主派他在军旅之中，不躲避危亡的灾难；在朝廷之中，不推辞卑贱的职位。君主所派遣的虽然符合自己的才能，也应当谨慎思虑，服从君主的命令而行，务必使成功。君主所派遣的虽然不符合自己的本才，但君主的命令没有选择，就更应仔细思虑而服从执行。对自己有利，应当尽力去做；即使对自己有害，也必须去做，不得推辞。终事，就是事情完毕。既然本来不符合自己的才能，而侥幸得以完成，就辞别退下。得志、不得志，都服从而没有违背，这是臣子行为的忠厚。引用《易经·蛊卦》上九爻辞证明事情做完就退下，是臣子的忠厚。”吕大临说：“侍奉君主的人，不任职就算了，任职就不推辞卑贱。《诗经》说：‘硕人俣俣，公廷万舞。’侍奉君主的人，不接受命令就算了，接受了就不推辞患难。《诗经》说：‘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占据职位而不履行职务，就像造弓的人耻于造弓，造箭的人耻于造箭，是名实混乱。得志，符合平素的志向；否，不符合平素的志向。虽然有所符合，不敢因为得志而自满，所以谨慎思虑而服从。有所不符合，又不是应当推辞的，也不敢因为不得志而不做事。所以仔细思虑而服从，事情完成就退休离去，这是为了自我保全而不连累上级，所以说这是臣子的忠厚。蛊，是有事的时候，从九五以下都以整治蛊乱，能不能作为得失，至于上九是事情的终结且没有职位，所以说‘不侍奉王侯’。只有不侍奉王侯，才能使事业高尚，不被他人役使。如果委身仕途，反而想使事业高尚而不做事，就是旷废官职空享俸禄，无处逃避罪责了。所以这一章取它作为证明。”

案：这承接上一章不可让他做乱政的事而言，吃他的俸禄必定忠于他的事，不可以临难而逃跑；居他的职位必定守他的官，不可以因为地位卑贱而推诿。不然，或者躲避危难，或者推辞卑贱，就是占据职位而不履行职务，就是乱政了。所以君主对我言听计从，不敢自恃，而必定谨慎思虑而服从。即使已有离去的志向，而时势与事情有不可，请求也不可以愤然离去，必定仔细思虑而服从，等到事情完成才退休离去。大概必定离去是义，而不立即离去是仁，所以说这是臣子的忠厚。又不得离去，有几种情况：一违背心愿，如《北山》诗人劳于王事而不能赡养父母；一违背才能，如庞士元不是百里之才，孟公绰不能做滕薛大夫；一不欺骗自己的隐衷，如自靖自献于先王；一安于命运，如北门的大夫、伐檀的君子。极而言之，如苏武奉使、颜真卿陷贼，都是所谓事情做完就退下的，都要归于忠厚罢了。

孔子说：“只有天子受命于天，士人受命于君主。所以君主的命令顺，臣子就有顺命的；君主的命令逆，臣子就有逆命的。”《诗经》说：“鹊鸟飞翔姜姜，鹌鹑奔跑贲贲。人没有良善，我却以为他是君主。”

正义：孔颖达说：“《诗经·鄘风·鹑之奔奔》，是讽刺宣姜的诗。”吕大临说：“天道无私，无非理义。君主之所以

译代替上天来治理百姓的人，不过是推行上天的理义来治理这些人罢了。所以天定的秩序、天定的伦常、天定的使命、天定的讨伐，没有不是出自上天的。臣子接受君主的命令，符合礼义的才是顺从命令，不符合的就是违逆命令。」彭氏丝说：「引用《诗经》来证明君主违背理义，臣下就不应苟且盲从。」

译存疑。郑康成说：“意思是说，（君子）所说的话都有依据，不敢擅自专断。”这里“唯”字应当是“虽”字的误写。臣子接受顺乎天理的命令，就顺从执行；接受违背天理的命令，就违抗执行。如果他所接受的命令来自君主，那么对于君主来说，就不容易改变了。

按：这又是承接上一章“深思熟虑后听从”的意思而言，表明经过深思熟虑而听从，一定是那件事还可以委婉地顺从。如果君主有违背天理的命令，那就决不可听从。因为君主所接受的命令来自上天，臣子从君主那里接受的命令，也等同于来自上天。君主的命令顺乎天理，臣子就顺从君主的命令；如果君主的命令违背天理，臣子就必须违抗君主的命令，这样才能使君主顺乎天理。就像伊尹对待太甲那样，他违抗太甲的事情很多，如果不这样做，怎么能成就太甲的德行，使他永远保有天命，最终成为商朝一代的大宗呢？引用《诗经》来证明，当君主的命令违背天理时，臣子有违抗君命的道理。郑康成的注解反而把责任加重在君主身上，恐怕不符合正义。又按：以上这段是第六个分支，通过臣子侍奉君主，阐明君子的道义。

孔子说：“君子不凭言辞来完全了解一个人。所以，天下政治清明时，行为会有枝叶般的修饰；天下政治黑暗时，言辞会有枝叶般的修饰。因此，君子在丧家旁边，如果不能资助丧事，就不询问花费多少；在病人旁边，如果不能馈赠食物，就不询问想要什么；有客人不能提供住宿，就不询问住在哪里。所以，君子与人交往像水一样清淡，小人与人交往像甜酒一样甘美。君子清淡而能成就事业，小人甘美而会导致败坏。”《小雅》说：“盗贼的话非常甘甜，祸乱因此得以进献。”

正义：郑康成说：“行为有枝叶，是用来增益德行的。言辞有枝叶，是充满虚华的。枝叶依附树干生长，言行也出于礼制。不询问，都是为了避免有言无实。水相互融合而已，甜酒相互融合就会败坏。淡，没有酸味，味道淡薄。接，有的版本作‘交’。盗，指盗贼。孔，很。餤，进献。”孔颖达说：“这说明君子的行为，不可虚用言辞。说君子与人的交往，必须验证行为，不能因为言辞美好就认为行为完全美好。政治清明的时代，人们依据礼制行事，外在还有美好，就像树干有枝叶一样。政治黑暗的时代，人们都不守礼，行为不诚实，只是言辞虚美，就像树干有枝叶一样。《小雅·巧言》篇，是讽刺周幽王的诗，引用它来证明小人甘美而导致败坏。”吕大临说：“君子不凭言辞完全了解人，是不敢轻信人。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这就是不以言辞完全了解人的意思。枝叶，是树干的花纹。天下政治清明，人们把文采体现在行为上；天下政治黑暗，人们把文采体现在言辞上。询问丧家的花费而不能资助，询问病人的欲望而不能馈赠，询问客人的住处而不能提供住宿，那么这些话就不出于诚心，君子以此为耻。所以，与其不能施惠却去询问，不如不询问更好。君子与人交往，以诚信而不以苟且取悦人，所以像水一样清淡而可以长久。小人与人交往，苟且取悦而不以诚信，像甜酒一样甘美而不可长久。所以凡是言辞甘甜而不出于诚心的，必将有盗贼之心。传曰：礼物厚重而言辞甘甜，是在诱惑我。甘言进入内心就受到盗贼之害，所以说‘盗贼的话非常甘甜，祸乱因此得以进献’。”

存异：方慤说：“天下政治清明，君子的道体现在行事上，所以行为有枝叶；天下政治黑暗，君子的道承载于空言，所以言辞有枝叶。”

按：《巧言》篇说，言辞非常甘甜而可以进献的，是盗贼的话。君子宁愿做清淡的一方。方慤说言辞有枝叶，是阐明道义的话，这属于另外的含义。又按：皇侃说开头，都起于“子言之”，那么这一章作为一个分支的起始，应当作“子言之”，可能是传写错误。

孔子说：“君子不凭口头的赞誉来评价人，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忠诚。所以，君子询问别人寒冷，就给他衣服；询问别人饥饿，就给他食物；称赞别人的善行，就给他爵位。”《国风》说：“心中的忧愁啊，在我这里得到安息。”

正义：郑康成说：“誉，是衡量。询问别人寒冷，以下都是因为有言，不可以无实。”孔颖达说：“《诗·曹风·蜉蝣》是讽刺曹君的诗，引用它来证明厌恶虚言的意思。”陈澔说：“诗人忧虑昭公无所依靠，所以说‘其于我而归息乎’。说读作‘税’，舍息的意思。”

存疑。郑康成说：“归说，是想归向他所忠信的人。”按：用言语给予别人，叫做誉。口头上给予而实际不到，就是不忠。《诗》说：“我心忧虑你无所归依，其在我这里归息乎？”这是出于内心的真诚，不再用言语给予别人。郑康成解释《诗》似乎有些牵强。

孔子说：“口惠而实不至，怨恨灾祸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君子与其有承诺的责任，宁可有停止。怨恨《国风》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正义：郑康成说：“好话而没有信用，是人们所厌恶的。已，是说不同意。答应而不给予，其怨恨大于不同意。《诗》说相互举行婚礼而不终，言始防合，言笑和悦，要誓甚信，”

译如今不考虑那根本恩情的反复无常，对反复无常也不加思虑，也就罢了，对这种人无可奈何，怨恨之深啊。」孔颖达说：「这是明白地说如果不诚实，怨恨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诺是说答应给人东西，责是说答应给人却不给而被人责备。引用《卫风·氓》这首诗，来证明答应给人却不给，会被人所怨恨。」吕大临说：「有人请求而拒绝他，开始虽然违背别人的心意，但最终不损害信用，所以怨恨小。答应别人却不履行诺言，虽然不违背别人的心意，但最终损害信用，所以责备大。」彭丝说：「口头施惠就像晋国答应给秦国五座城邑，后来却违背诺言，这就是怨恨降临的原因。」黄震说：「答应却不给予的，是虚言；断绝而不答应的，是直率的情意，所以宁愿这样而不那样。」徐师曾说：「诗中说现在的反复无常，是起初不加思虑的过错。比喻现在被人责备，是由于起初不加思虑就答应了。」

译考察晏晏之情的亲密，旦旦许诺的明确，这样的承诺，似乎可以相信。然而他的内心实际上并不打算践行这些话。不打算践行却轻易做出这样的承诺，受到责备是应当的。难道他自己不承诺吗？引用此来证明，难道有停止怨恨的意思吗。

孔子说：“君子不凭借表面上的亲善去亲近人，因为内心疏远而外表亲善。如果是小人，那就是穿墙越壁的盗贼吧。”

孔颖达的正义说：不凭借表面上的亲善去亲近人，是指不凭借虚伪善意的脸色去欺骗亲近他人。内心疏远而外表亲善，内外不一致，心意不诚实，常常畏惧被人发现，就像小人奸诈盗窃一样。吕大临说：凭借表面亲善去亲近人，是巧言令色，表面恭敬而没有诚心来伴随。内心疏远而外表亲善，主要为了利益，也是欺骗人，君子以之为耻，所以不做。

孔子说：情意要诚信，言辞要巧妙。

陈澔的正义说：情意要诚信，就是《大学》中“意诚”的意思。巧应当是考，就是《曲礼》中“考诸古昔，称先王”的意思，否则就是没有根据的话了。存疑。郑玄说：巧是指顺从而使人喜悦。孔颖达说：君子的情意和面貌要诚信，言辞要和顺美好，不违背事理，与巧言令色的人不同。

考察古文写作“丂”，这个字是错误的。情意表现在外面，是指交往时和蔼可亲可见的地方，考成也。是指自我验证其实，记录者以此总结上面四章。大概情意如果诚信，就不凭借表面亲善去亲近人；言辞如果考究，就不凭借言辞来穷尽对人。不靠口头赞誉人，就一定没有口惠而实不至的情况了。又考察以上为第七部分，从交际来说，说君子，说脸色都致力于实在。

孔子说：“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明君，都侍奉天地神明，没有不使用卜筮的，不敢用私事亵渎上帝。所以不触犯日月（指祭祀的固定时日），不违背卜筮。卜和筮不互相因袭。”

郑玄的正义说：神明指众神，没有不使用卜筮，是说行动都依靠卜筮。日月指冬至夏至以及四季（孔疏：冬至指祭圜丘，夏至指祭方泽，四季指四季迎气）。袭，是因循。大事就卜，小事就筮（孔疏：大事指征伐出师及巡守，其实是中事相对于小事为大罢了。小事如《周礼》筮人有九筮，更筮咸之类）。所不违背的是日和牺牲、尸（孔疏：《左传》礼不卜常祀，卜其牲日，《特牲》《少牢》礼大夫士筮尸，那么天子诸侯卜尸）。崔灵恩说：凡是卜一次就吉就不再次开启，如果起初不吉就两次不超过三次。大事卜筮兼用，所以《尚书》有龟从筮逆、龟逆筮从的意思，都是根据一次使用来说的。起初〇多就再次卜，如果起初凶多也就卜到三次。所说的三者都是指三次使用，不是一次使用三王的龟筮。卜筮各自使用，不能称为袭。中事兼用就称为相袭。吕大临说：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四季迎气用四立，都有固定的日子，不用卜。其他祭祀应当卜日的，不可触犯这些固定的日子。然而既然卜了〇就不能违背，所以说“不犯日月，不违卜筮”。违背和触犯都是不敬。《礼记》说：大飨不问卜，这是指日月固定的，如冬夏日至之类。其他都卜，如启蛰而郊，郊用辛之类。所以大宰祭祀五帝，率领执事卜日。卜筮不相袭，主要针对祭祀来说，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在其他事情上则卜筮兼用。《筮人》说：国家大事，先筮而后卜。《春秋传》僖公二十五年，晋国卜纳襄王得到黄帝战于阪泉的兆，又筮之得到大有之聧。哀公九年，晋国卜伐宋，也是卜而后筮，那么兼用也就明白了。

通论马睎孟说：“传曰：圣人不烦卜筮，凡事可以默决于心，而不烦于卜筮。然而侍奉神明而用卜筮，是不敢以私亵事卜筮。”《祭义》说：“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与此同义。外事属阳，刚也属阳，所以用刚日；内事属阴，柔也属阴，所以用柔日。考察《大宰》祭祀用卜的，乃是类、宜、祈、报及有事祭告的祭祀，不是二至、四立。传所说的“卜郊则祈谷之郊，非二至之郊社”。

总论。孔颖达说：“此至篇末，总明卜筮之事。”

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背龟筮。

正义：郑玄说：“大事有事于大神，有常时，常日；有事于小神，无常时，常日临，有事筮之。刚日柔日，顺阴阳。阳为外，阴为内。”方慤说：“小事临机而作，所以无时日。说有筮，那么无卜可知。”朱申说：“外事郊社之祭，刚日甲丙之类；内事宗庙之祭，柔日乙丁之类。”

存疑：郑玄说：“事之内外，别乎四郊（孔疏：先师以为祭天而用辛，虽外用柔日；祭社用甲，虽内用刚日。今谓事之外内别乎四郊者，谓四郊之外为外事，若甲午祠兵，〇日庚午，既差我马之类是也；四郊之内

译处理内部事务，就像在郊外祭祀时使用士卒，以及在宗庙祭祀少牢时使用丁亥日这一类情况一样。所以说要区别于四郊，是以四郊为界限的。

译辨正吕氏大临说：“郑玄认为郊祀属于外事，反而使用辛日，因此说郊祀在四郊之内，等同于内事，所以使用柔日的辛日。然而社祭属于内事，反而使用甲日，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大概所谓内事、外事分别用刚日、柔日，是泛泛而言众多事务罢了。像郊祀用辛日，社祭用甲日，自然另有其义，难以用刚柔来归类。”

孔子说：“牺牲纯美，礼乐齐备，因此对神明没有妨害，对百姓没有怨恨。”【牷音全，齐音粢，本也作赍】

正义：郑氏康成说：“牷就是纯的意思。”方氏慤说：“鬼神有祸福，所以对神明说‘害’；百姓有休戚，所以对百姓说‘怨’。”黄氏震说：“牺牲纯美、礼乐齐备是常道，所以幽隐之处不害神明，说的是不废弃祭祀；显明之处不怨百姓，说的是都是正当的供给。”

存疑，陈氏澔说：详细考察文意，“不违龟筮”四字，应当在“牲牷齐盛礼乐”之下。

按：此处承接上文“不违龟筮”，是说卜定日期之后，然后用纯美的牺牲、齐备的礼乐来供奉，这样就可以对神明没有妨害，对百姓没有怨恨。所谓无害无怨，总归重在“不违龟筮”。如果像陈氏所说，那么礼乐齐备，哪里有需要占卜才使用的呢？

孔子说：“后稷的祭祀，容易丰备。他的祝辞恭敬，他的欲望节俭，他的福禄惠及子孙。《诗经》说：‘后稷开创祭祀，大概没有罪过悔恨，一直延续到今天。’”【易音异】

正义：郑氏康成说：“富就是备的意思，用传世的福禄，供给节俭者的祭祀，容易丰备。在四郊的兆域祭祀，是处所。【按：这是指后稷时】迄就是至，是说在郊祀后稷，以配享上天。【按：这是指成王时】大概没有罪过悔恨吧？福禄传世，一直到了今天。”孔氏颖达说：“前面说不违背卜筮，行动合乎神明；这里说后稷的祭祀，福泽流传后世，用来证明前面的意义。《诗》是《大雅·生民》篇，赞美成王尊崇祖先配享上天。是说现在之所以尊崇后稷配享上天，是因为后稷在世时，在四郊的兆域祭祀上天，都合乎礼制，大概没有罪过悔恨，一直延续到今天。文王、武王因而称王天下。”曾氏巩说：“自从后稷开始祭祀，前后相承，兢兢业业，只怕有一点罪过悔恨，触犯上天，历经数百年而此心不变，所以说‘大概没有罪过悔恨，一直延续到今天’。是说周人世世代代都这样。”方氏慤说：“祝辞恭敬，那么物品虽然微薄但诚意足以享神；欲望节俭，那么物品虽然少但足够用来行礼。这就是祭祀容易丰备的原因。盛大的德行必定百世祭祀，他的福禄惠及子孙，不也是应该的吗？”徐氏师曾说：“有恭敬的祝辞，那么诚意足以享神；没有求福的大欲，那么专心于报答根本，所以不追求多品而祭祀容易丰备。由此神明降临，享用祭品，降下福禄，从自身及其子孙，而有国、有天下。”

孔子说：“大人的器物，威严恭敬，天子不用筮；诸侯有守土之责，出行用筮，诸侯不在自己的国家不用筮。占卜住宅和寝室，天子不占卜处所和大庙。”【处，上声；大，音泰】

正义：郑氏康成说：“威严恭敬，是说使用它时尊严庄重。天子不用筮，是说征伐出师或巡守，天子至尊，大事都用卜。【孔疏认为前面说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是根据在国中的诸事。这里说不用筮，又说出行用筮，又说诸侯不在本国不用筮，都是根据将要出行及在路上的事。下面说出行用筮，那么不用筮就是还未在路上的时候，所以知道是征伐出师或巡守将要出发时。天子的大事不只是用筮，而是兼用卜。所以《簭人》说：国家大事，先筮而后卜。这里说不用筮，是不单独用筮，不是说完全不用筮】《春秋传》说：先王占卜征伐，五年每年袭用其吉兆。【孔疏《左传》襄公十一年说先王将要巡守，提前五年每年占卜，每年恒吉然后才出发。按：古代五年一次巡守，是当年将要出发才占卜，三龟一袭吉才出发，未必是五年五次占卜都吉才出发】守筮，是守国的筮，国家有事就用它。出行用筮，是说刚开始出发时占卜，有小事就用筮。诸侯进入他国就不筮，不敢在他人的国家问吉凶。诸侯受封于天子，因袭先王的旧国而建国，只有宫室想要改易的才可以占卜。【孔疏说诸侯初受封时，因袭先王旧国就不占卜，如果初建国不因袭旧国则必须占卜，可以建国的处所】天子不占卜处所和大庙，是说占卜可以建国的处所，那么宫庙的位置就可以知道了。孔氏颖达说：所主管的器物，应当威严敬重，不可私亵于小事，杂用飨时则用，燕饮时则不用。道是说出行在道路上，临时有小事，只用筮。占卜住宅和寝室，诸侯受封不占卜建国与否，但建国之后住宅及寝室则占卜。吕氏大临说：天子不用筮，是因为天子体尊，在国中有事都用卜而不用筮，至于巡守征伐在道路上就用筮，大概是因为龟应当敬重而不可亵渎。诸侯卑于天子，在国中居守有事就用筮，降于天子使用龟的规格。至于出境外就不筮，大概是不敢在他人的国家问吉凶，并且避开天子。《小宗伯》说：凡是建国，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那么宗庙有固定的位置，即使是天子也不占卜，只有住宅和寝室则占卜，大概寝室是君王的居所，不可不敬以求得天赐福佑。

译因此必须占卜。项氏安世说：凡是建造宫室，寝室居于其中，宗庙位于左方，中位确定，那么左右方位就可知晓。所以只占卜寝室的居所，不占卜宗庙的位置。即使是天子的宗庙，也不占卜。诸侯以下的情形可以类推。方氏慤说：观察天子用筮的方法，可知天子并非不用筮，只是所坚守的是龟卜罢了。诸侯用卜来选定寝室的居所，可知诸侯并非不用卜，只是所坚守的是筮占罢了。徐氏师曾说：龟卜和筮占，是圣人用来寄托神道教化的工具。所以作为器物，应当敬畏尊敬，不可轻慢玩弄。古代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只有天子最为尊贵，无论大事小事都用卜而不用筮。诸侯有守国的筮占，那么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筮而不用卜。然而天子也有用筮的时候，比如巡守征伐，外出在途中遇到事情，就用筮，这明显比在宫内时更为简略。诸侯也有不用筮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守国的筮占只用于本国，如果在他国就不筮，是不想让人怀疑他询问吉凶。天子也有不用卜的时候，大概是因为他前往诸侯国，就舍弃祖庙，居住在固定的地方，不需要占卜。然而这些也只是大致而言，用以表明尊者的器物应当威严恭敬罢了。

译存疑。孔颖达说：“‘大人’指的是天子。”张载说：“不在大庙占卜，舍弃诸侯祖庙作为常规，所以不占卜。”方慤说：“威仪恭敬，就像见到君主的几案手杖就起身，遇到君主的乘车就下车，就是这样。”

按：‘大人’兼指天子和诸侯，孔颖达单指天子，并不妥当。‘噐’即指龟甲和蓍草，方慤推演到几案手杖、乘车，就太泛了。况且张载说诸侯到他国，只占卜住宅和寝室罢了。那么诸侯在国内没有守龟，难道到他国不用蓍草出行，反而用龟甲出行吗？不是他国不占卜，难道在他国占卜，恐怕别人怀疑；在他国占卜，国人反而不怀疑吗？而且诸侯大夫到他国朝聘，他国必定提供馆舍，我占卜了，难道要让他国改建吗？恐怕只是说在国内的住宅寝室可以占卜，到他国则我没有可占卜的。即使是天子到诸侯国，也住在他国的大庙，而不必占卜罢了。张载的说法不确切。

孔子说：“君子恭敬，就使用祭祀的礼器，因此不废弃。不违背日月（的常道），用龟甲蓍草恭敬地侍奉君长，所以上层不轻慢百姓，下层不亵渎上层。”

正义：郑康成说：“恭敬就使用祭祀的礼器，指的是朝聘接待宾客，崇敬不敢使用宴饮的礼器。用龟甲蓍草询问所进献的物品。上层对下层以正直，那么下层就以端正回应，不轻慢。”孔颖达说：“恭敬地侍奉君长，指的是诸侯朝见天子以及小国对大国。”吕大临说：“不废弃日月，指的是侍奉君长各有固定的时间，如一年有朝觐宗遇，一天有早晚朝，不敢废弃。不违背龟甲蓍草，指的是想要见君长以及所进献的物品，都先占卜然后才进献。这样那么上层对待下层，下层侍奉上層，没有不恭敬的，所以上层不轻慢百姓，下层不亵渎上层。”方慤说：“祭祀的礼器用来侍奉神灵，宴饮的礼器用来侍奉人，用侍奉神灵的礼节侍奉他，那么恭敬就可以知道了。不废弃日月，不违背龟甲蓍草，都是为了表达恭敬罢了，所以推演这个道理，那么臣子足以侍奉君主，晚辈足以侍奉长辈。”徐师曾说：“祭祀用祭祀的礼器，宴饮用宴饮的礼器，是礼的常规。只有主人恭敬宾客，就改变常规而用祭祀的礼器来宴饮他，这是天子诸侯对待来朝见的宾客。因此诸侯遵守常见的期限而不敢废弃，占卜进献的礼节而不敢违背，都是为了恭敬地侍奉天子和大国罢了，这是宾客和主人互相表达恭敬。由此恭敬之道施行，而上层不轻慢，下层不亵渎。”通论：孔颖达说：“郑注认为朝聘使用祭祀的礼器，其实冠礼婚礼也不用宴饮的礼器。所以《左传》记载鲁襄公为季武子行冠礼说：‘您行冠礼必定用祼飨的礼节进行’，就是使用祭祀的礼器。”【周谞说：冠礼婚礼是人伦的开始，君子所恭敬的，所以也使用祭祀的礼器】

按：以上是第八段，从占卜的角度来说，也是讲恭敬。首段讲恭敬，结尾又讲恭敬，君子的学问，只是一个‘敬’字罢了。能恭敬，那么侍奉上層、治理百姓、修养自身、接待他人，所谓行仁、行义、务实，都贯穿其中了。

钦定礼记义疏卷六十八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钦定礼记义疏》>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礼记义疏卷六十九

缁衣第三十三

正义：孔颖达说：“按郑目录说，命名为《缁衣》，是赞美它喜好贤才深厚。《缁衣》是《郑诗》中的篇章，这在别录中属于通论。”陆德明说：“刘瓛说，是公孙尼子所作。”吕大临说：“篇中有‘好贤如缁衣’的话，所以以此命名篇章。”方慤说：“此篇共二十四节，大多阐明人的好恶。人所应该喜欢的，没有比贤才更好的；所应该厌恶的，没有比恶人更甚的。《缁衣》是喜好贤才的诗，经文正引用它，所以以此命名篇章。”朱熹说：“《缁衣》兼有厌恶恶人，却只以《缁衣》命名篇章，是为了显示圣人有心于劝善，无心于惩恶。”冯椅说：“篇中多仿效圣贤的话，其文有不纯正，义理有不足的地方很多。”

孔子说：“做上層容易侍奉，做下层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繁多了。”【‘易’音‘以防反’】正义：郑康成说：“说君主不苛虐，臣子没有奸心，那么刑罚就可以搁置不用。”孔颖达说：“君主以正理驾驭事物，那么臣子侍奉就容易；臣子没有奸诈，那么君主了解实情就容易。”吕大临说：“上不务求诚信，用机心对待百姓，那么百姓也用机心回报上层；上下交往，机心相胜，奸诈产生，想要刑罚不繁多，是不可能的。”刘彝说：“上層难侍奉，那么下层难了解；上層容易侍奉，那么下层容易了解。好恶违背正道，喜怒失去常态，于是就有隐藏诚信来讨好取悦的，委屈忠直来阿谀奉承的，包藏祸心来欺诈虚伪的。”

孔子说：“喜好贤才像《缁衣》所唱的那样，厌恶恶人像《巷伯》所唱的那样，那么爵位不轻授而百姓变得质朴，刑罚不施行而百姓都信服。”《大雅》说：“效法文王，万国都信服。”【‘好’音‘呼报反’；‘恶’，第一个‘恶’音‘乌路反’，第二个‘恶’读原音】

正义：郑康成说：“《缁衣》《巷伯》，都是诗篇名。《缁衣》首章说：‘黑色的衣服真合身啊，破了又为你改做啊，到你的馆舍啊，回来把精米交给你啊’，这是喜好贤才，想要尊贵他得很迫切。《巷伯》第六章说：‘抓那谗言的人，投给豺虎。豺虎不吃，投给北方。北方不接受，投给上天’，这是厌恶恶人，想要他死得很迫切。爵位不轻授，是不轻易授予爵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