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於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僣於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无差,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厚之。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卻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胶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馀。士亦以此贤之。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称,恐窃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鉴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厉贤予禄,量能授官。今臣弘罢驽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天子报曰:“古者赏有功,褎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恶恶,君若谨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间,君其省思虑,一精神,辅以医药。”因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病有瘳,视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终。子度嗣为平津侯。度为山阳太守十馀岁,坐法失侯。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於齐。
译皇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当时正在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向东设置沧海郡,向北修筑朔方郡。公孙弘多次进谏,认为这是使中原疲敝来供养没有用处的地区,希望停止这些事务。于是天子派朱买臣等人诘难公孙弘,说明设置朔方的好处。朱买臣等提出十条理由,公孙弘一条也答不上来。公孙弘便谢罪说:“我是山东的鄙陋之人,不知道设置朔方竟有这样的好处,希望停止经营西南夷和沧海郡,专心治理朔方。”皇帝于是答应了。汲黯说:“公孙弘的地位在三公之列,俸禄很多,却盖布被,这是欺诈。”皇帝询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确实有这回事。九卿中与我交好的没有超过汲黯的,可是今天他在朝廷上责问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以三公的身份盖布被,确实是粉饰欺诈,想借此沽名钓誉。况且我听说管仲辅佐齐国,有三归之台,奢侈程度可以和国君相比,齐桓公因此成就霸业,却也有僭越君主之处。” “晏婴辅佐景公时,吃饭不吃两种肉,妾不穿丝绸,齐国也治理得很好;这是把生活标准降低到百姓的水平。如今我公孙弘身为御史大夫,却盖布被,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吏都没有区别,确实如汲黯所说。况且如果没有汲黯的忠言,陛下怎么能听到这些话呢?”天子认为这是谦让,更加厚待他。最终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公孙弘为人心怀嫉妒,表面宽厚,内心深沉。凡是曾经与他有嫌隙的人,即使表面上假装友好,也暗中报复,使他们遭受祸患。杀死主父偃、把董仲舒迁到胶西,都有公孙弘的力量。他每天只吃一块肉和粗米饭。过去的朋友以及他交好的宾客,依靠他供给衣食,公孙弘的俸禄全都用来供养他们,家里没有剩余。士人也因此认为他贤能。淮南王、衡山王谋反,审治他们的党羽正十分紧迫。公孙弘病得很重,认为自己没有功劳却被封侯,地位又升到丞相,理应辅佐英明的君主安定、抚慰国家,使人们遵循臣子的正道。如今诸侯竟有叛逆的谋划,这都是宰相任职不称职,他恐怕会忧惧而死,无法弥补责任。于是上书说:“臣听说天下共同遵循的正道有五条,使它们得以实行的德行有三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的次序,是天下共同遵循的五种正道;智、仁、勇,是天下共同遵循的三种德行,也是使五种正道得以实行的条件。所以说:‘努力实行就接近仁,喜爱询问就接近智,知道羞耻就接近勇。’知道这三种德行,就知道如何治理自己;知道如何治理自己,然后才知道如何治理别人。天下没有不能治理自己却能治理别人的人,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大孝,鉴法三王,建立周代的政治原则,兼用文治武功,勉励贤能、给予俸禄,衡量才能授予官职。如今臣公孙弘资质疲弱,没有冲锋陷阵的功劳,陛下却过分抬举我,把我从士卒中提拔出来,封为列侯,使我位列三公。臣的品行才能不足以胜任,平素又有背柴劳作留下的疾病,恐怕先于犬马之年填入沟壑,最终无法报答恩德、完成职责。愿归还侯印,请求辞官归老,为贤能之人让路。” 天子答复说:“古代奖赏有功之人,褒扬有德之人;守成之时崇尚文治,遭逢战事时尊重武功,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一原则。我从前希望能够承继尊贵的帝位,又害怕不能使天下安宁,至于和谁共同治理国家,你应当知道。君子赞美善行、憎恶恶行;你如果谨慎行事,就常常是在帮助我。你不幸患了风霜露寒之病,什么病不能治好?却上书归还侯爵、请求辞官,这是彰显我的德行不足。如今政事稍微宽松一些,你应当减少思虑,专心养神,再辅以医药。”于是赐给他休假,并赏赐牛、酒和各种丝帛。过了几个月,病情好转,重新处理政事。元狩二年,公孙弘患病,最终以丞相之职去世。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平津侯爵位。公孙度任山阳太守十多年,后来因犯法失去侯爵。主父偃,是齐国临菑人。他学习长短、纵横之术,晚年才学习《易经》《春秋》和诸子百家的学说。他在齐国诸生之间游学,没有人厚待他。齐国的儒生相互排斥他,不容纳他留在齐国。家境贫困,想借贷也没有地方,于
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译是向北游历燕、赵、中山,也都没有人厚待他,作客期间非常困窘。孝武帝元光年间,他认为诸侯中没有值得交游的人,便西行入关求见卫将军。卫将军多次向皇帝推荐他,皇帝却没有召见。他资财用度匮乏,滞留很久,公卿宾客大多厌弃他,于是他到宫阙前上书。早晨上书,晚上就被召入宫见皇帝。他所说的九件事中,有八件是制定法律和政令,另一件是劝谏攻打匈奴。他的辞说是:“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厌恶尖锐的进谏,以便广泛了解情况;忠臣不敢逃避重刑,以便直言进谏。因此政事不会遗漏谋略,功业可以流传万世。如今臣不敢隐瞒忠心、逃避死罪,来献上愚拙的计策,希望陛下恩赦并稍加察看。”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穀。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馀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輓粟,起於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饟,女子纺绩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边,闻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適足以结怨深雠,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各一事。徐乐曰:臣闻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脩,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於匹夫而兵弱於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彊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间者关东五穀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机,脩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故虽有彊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蜚鸟,弘游燕之囿,淫纵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也。金石丝竹之声不绝於耳,帷帐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无宿忧。名何必汤武,俗何必成康!虽然,臣窃以为陛下天然之圣,宽仁之资,而诚以天下为务,则汤武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可复兴也。此二体者立,然后处尊安之实,扬名广誉於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馀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负扆摄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闻图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严安上书曰: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馀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馀岁,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彊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愬。
译《司马法》说:“国家即使强大,喜欢战争也必然灭亡;天下即使太平,忘记战争也必然危险。”天下已经太平,天子举行大规模凯旋之礼,春季举行蒐猎,秋季举行狝猎;诸侯春季整军阅兵,秋季操练军队,这些都是为了不忘记战争。况且愤怒是违背德行的,兵器是不祥之物,争斗是末节小事。古代君主一旦发怒,必然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所以圣王慎重对待用兵。专门追求战胜、穷尽武力的人,没有不后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所形成的威势,逐步侵吞天下,兼并战国,使海内统一,功业可与三代相齐。但他一味追求胜利而不停,又想攻打匈奴,李斯进谏说:‘不可以。匈奴没有城郭居住,也没有固定的仓储和守备,迁徙像鸟飞一样,难以捕捉和制服。轻装军队深入,粮食必然断绝;带着粮食跟随军队前进,辎重沉重又赶不上作战。即使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足以成为利益;遇到他们的百姓,也无法役使和守卫。战胜后必然要杀掉他们,这并不是对待百姓的父母之道。使中原疲敝,只为让匈奴痛快,不是长久之计。’秦始皇不听,于是派蒙恬率军攻打胡人,开拓土地千里,以黄河作为边界。那里的土地本来就是沼泽盐碱地,不能生长五谷。于是又征发天下的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军队在外暴露驻扎了十多年,死去的人数不胜数,始终不能越过河向北推进。这难道是因为人数不够、兵器装备不完备吗?是形势根本不允许。又让天下运送刍草和粟米,从黄、腄、琅邪等靠海的郡出发,转运到北河,大约运三十钟粮食才能送到一石。男子努力耕作,仍不足以供应粮饷;女子纺织,仍不足以供应帷幕。百姓疲惫困敝,孤儿寡妇、老人和弱者不能相互养活,道路上死者接连不断,大概天下从此开始背叛秦朝了。等到高皇帝平定天下,在边境一带夺取土地时,听说匈奴聚集在代谷以外,想要进攻他们。御史成进谏说:“不可以。匈奴的习性,就像野兽聚集、鸟儿飞散一样,追逐他们就如同捕捉影子。如今凭借陛下盛大的德威去攻打匈奴,我私下认为这很危险。”高帝不听,于是向北抵达代谷,果然遭遇了平城之围。高皇帝大概对此后悔得很,于是派刘敬前去订立和亲的盟约,此后天下才忘却了动用武力的事。因此兵法说:“兴兵十万人,每天耗费千金。”秦国曾经常常聚集军队,肆意发动战争,动辄数十万人,虽然有覆灭敌军、杀死将领、俘获单于的功劳,也不过是因此结下深重的怨恨和仇雠,不能抵偿天下所耗费的钱财。对上使国库空虚,对下使百姓疲敝,却甘心向外国屈服,这并不是使国家事业完备的办法。匈奴很难得到并加以制服,不是一代人就能做到的。他们以抢劫、侵扰和驱掠为业,这是天性本来如此。上自虞、夏、殷、周,本来就不对他们加以规诫督责,而是把他们当作禽兽来畜养,不把他们归入人类。如今对上不观察虞、夏、殷、周的统治传统,对下却沿袭近世的过失,这是我最为忧虑的事,也是百姓所遭受的疾苦。况且战争持续久了就会发生变故,事情困苦了谋虑就会改变。这样便会使边境百姓疲惫困顿、忧愁苦闷而产生离心,使将领和官吏彼此猜疑,并在境外进行交易,所以尉佗、章邯得以成就他们自己的私欲。” 秦朝政令之所以不能推行,是因为权力分散在两个儿子手中,这就是得失的明证。所以《周书》说:“安危取决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取决于任用什么人。”希望陛下详细察看这件事,多加留意并深思熟虑。当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一起上书谈论天下大事,各自陈述一件事。徐乐说:我听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古今都是一样的。什么叫土崩?秦朝末年就是这样。陈涉没有拥有千乘车辆的尊贵地位,也没有一尺土地;本人不是王公大人、名门望族的后代,没有乡里间的声誉;既没有孔子、墨子、曾子的贤能,也没有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穷巷中起兵,举着削尖的木棍,袒露一只臂膀大声呼喊,天下人便像风吹草偃一样跟随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百姓困苦而君主不体恤,下层怨恨而上层不知道,社会风俗已经混乱而政令又不修明。这三点,就是陈涉能够借以起事的条件。这就叫土崩。所以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吴、楚、齐、赵七国的军队就是这样。七国谋划发动大逆之事,号称各自都是拥有万乘战车的君主,披甲士兵有几十万,威势足以使境内严肃服从,财力足以奖励士卒百姓;可是他们不能向西夺取一寸土地,反而在中原被俘,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他们的权势比平民还轻、军队比陈涉还弱,而是当时先帝的德泽还没有衰减,安居本土、乐于旧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得不到境外的援助。这就叫瓦解,所以说天下的祸患不在瓦解。由此看来,天下如果确实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是平民、困居乡里的士人,也有可能首先作乱而危及天下,陈涉就是这样。何况三晋的君主还存在呢!天下即使还没有达到大治,只要确实没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有强国精兵,也不能转身取胜,反而会在中原被俘,吴、楚、齐、赵就是这样。何况群臣和百姓又怎么能够作乱呢?土崩与瓦解这两种形势,是关系安危的明确要点,是贤明君主应当留意并深入考察的。近来关东五谷歉收,年成还没有恢复,百姓大多穷困,又加上边境战事;推究事势、依照道理考察,百姓将会有不能安居本土的了。不能安居就容易动乱,容易动乱就是土崩的形势。所以贤明的君主独自考察万事变化的根源,明白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上修治政事,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要点只在于使天下没有土崩的形势罢了。这样,即使有强国精兵,陛下追逐野兽、射击飞鸟、扩大游乐宴饮的园囿,放纵任意观赏,尽情享受驰骋的快乐,也可以照常进行;钟磬、琴瑟、箫笛的声音不断传入耳中,帷帐内的私宴、俳优和侏儒的笑声也不缺少,而天下没有长期积存的忧患。名声何必一定要赶上商汤、周武王,风俗何必一定要赶上周成王、周康王呢!虽然如此,我私下认为陛下具有天生的圣明资质和宽厚仁爱的本性,如果真把天下事务放在心上,那么取得汤、武的名声并不困难,恢复成、康的风俗也可以做到。确立这两种形势以后,陛下就能处于尊贵安定的实际地位,在当世扬名并获得广泛声誉,使天下亲附、四方夷族服从,遗留下来的恩德使数代都兴盛;面向南方背靠屏风,挽起衣袖向王公作揖,这就是陛下所应当达到的境界。我听说谋求成就王业即使没有成功,所造成的局面也足以使天下安定。天下安定了,陛下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得到、什么事业不能成就、什么地方不能征服呢!” 严安上书说:我听说周朝拥有天下,治理了三百多年,成王、康王时期最为兴盛,刑罚搁置了四十多年而没有使用。等到周朝衰落,又过了三百多年,所以五霸相继兴起。五霸经常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讨暴虐、禁止邪恶,匡正天下,以此尊奉天子。五霸死后,贤人圣人没有人继承,天子孤立弱小,号令不能推行。诸侯任意行事,强国欺凌弱国,人多的暴虐人少的,田常篡夺齐国,晋国六卿瓜分晋国,于是成为战国时代,这才是百姓开始受苦。此时强国致力于进攻,弱国准备防守,合纵连横,战车奔驰相撞,士兵穿着铠甲,身上生满虮虱,百姓没有地方申诉。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锺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於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循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於北河,蜚刍輓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馀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於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于霸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变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於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於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结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偃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彊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阸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有司以闻。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及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乃言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脩,然亦遇时。汉兴八十馀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译等到秦王时期,秦国像蚕食桑叶一样逐步侵占天下,吞并战国诸侯,号称皇帝,主持天下政务,毁坏诸侯的城池,销毁他们的兵器,铸成钟架等物,用来表示不再使用武器。普通百姓得以免除战国的战争,遇到圣明的天子,人人都以为自己获得了新生。假如秦朝减缓刑罚,减轻赋税,减少徭役,尊崇仁义,轻视权势利益,在上位者笃厚,在下位者才智机巧,改变风俗,使天下受到教化,那么后世一定世世安定。可是秦朝不实行这种风化,反而沿袭原有的风俗;玩弄智巧、追逐权利的人得到进用,笃厚忠信的人被排斥;法律严酷、政令峻急,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天天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的美德,于是志意更加放纵,内心更加骄纵。秦朝想在海外放肆施展威势,于是派蒙恬率军向北攻打胡人,开拓土地、推进边境,驻守北河,运输刍草粟米跟随其后。又派尉屠睢率领楼船士卒向南攻打百越,使监禄开凿渠道运输粮食,深入越地,越人逃散。战争旷日持久,粮食断绝匮乏,越人出击,秦军大败。秦朝于是派尉佗率领士卒戍守越地。当时,秦朝北面与胡人结下祸患,南面又被越人牵制,军队长期驻扎在无用之地,前进不得、后退也不得。这样过了十多年,成年男子披甲作战,成年女子转运粮饷,苦得无法生活,有的在道路旁吊死在树上,死者接连不断。等到秦始皇去世,天下大规模反叛。陈胜、吴广在陈地起兵,武臣、张耳在赵地起兵,项梁在吴地起兵,田儋在齐地起兵,景驹在郢地起兵,周市在魏地起兵,韩广在燕地起兵。穷山深谷中的豪杰也一同兴起,多得无法完全记载。然而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也不是地方长官的属吏;没有丝毫原有的权势,从闾巷中起兵,拿着削尖的木棍,顺应时势而一齐行动,没有谋划却一同起兵,没有约定却同时会合,土地不断扩大,最后发展到称王称霸,这是时势和教化共同造成的。秦国尊贵到成为天子,富有整个天下,最后却使世代断绝、祭祀灭亡,是穷兵黩武造成的祸患。所以周朝因软弱而失去天下,秦朝因强暴而失去天下,这是不知改变所造成的祸患。如今想招抚南方夷族,使夜郎来朝,使羌人、僰人投降,攻取濊州,修筑城邑,深入匈奴境内,焚烧他们的茏城,议论者都称赞这些举措。这是臣下个人的利益,不是治理天下的长久策略。如今中原没有连狗叫都能引起的惊扰,却在外部被远方防务拖累,使国家疲敝,这不是爱护百姓的办法。无休止地满足欲望、求得心意快慰,与匈奴结下怨仇,不是安定边境的办法。祸患结成而不能解开,战争停止后又重新发生,近处的人忧愁困苦,远处的人惊恐害怕,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天下都在锻造铠甲、磨砺宝剑,修整箭杆、张紧弓弦,转运粮食,还看不到停止的时候,这是天下共同忧虑的事。战争拖久了就会发生变乱,事务繁多就会产生新的忧虑。如今外郡的土地有的绵延几千里,排列着几十座城,地势彼此牵制,土地互相控制,还从旁威胁诸侯,这不是王室的利益。向上考察齐国、晋国灭亡的原因,是王室地位卑下削弱,而六卿势力过盛;向下考察秦朝灭亡的原因,是法律严酷苛刻,欲望扩张无穷。如今郡守的权力,不只是六卿那样的强大;土地绵延几千里,不只是闾巷起事者那样的资本;铠甲兵器,也不只是削尖木棍那样的装备。若遭遇万世未有的变乱,后果将无法想象,也不可讳言。奏书上报天子后,天子召见三人,说:“你们都在哪里?为什么这么晚才相见!”于是皇上任命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主父偃多次进见皇上,上疏谈论政事,皇帝下诏任命他为谒者,升为中大夫。一年之中,主父偃连续升迁四次。主父偃劝说皇上:“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容易控制。如今诸侯有的连接几十座城,土地方圆千里;对他们宽缓,就容易骄奢而发生淫乱;对他们急迫,又会使他们凭借强大势力联合起来反抗京师。现在如果用法令削减他们的封地,叛逆的苗头就会产生,前些日子晁错就是这样。如今诸侯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个,但只有嫡长子承袭爵位,其余虽是骨肉至亲,却没有一尺土地可以封赐,那么仁爱孝悌之道就不能得到宣扬。希望陛下下令诸侯可以推行恩德,把土地分封给子弟,让他们都成为侯。这样人人都高兴地得到自己的愿望,皇上从上面施恩,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国,使其不经削减便逐渐弱小。”于是皇上采纳了他的计策。他又劝说皇上:“茂陵刚开始营建,天下的豪强兼并之家、扰乱民众的人,都可以迁徙到茂陵;这样对内可以充实京师,对外可以消除奸猾之徒,这就是所谓不杀人而祸害自然消除。”皇上又采纳了他的计策。尊立卫氏为皇后,以及揭发燕王刘定国暗中淫乱的事情,大概都有主父偃的功劳。大臣们都害怕他的言辞,送给他的财物累计达千金。有人劝主父偃说:“你太专横了。”主父说:“我从成年开始游学,已经四十多年,自己一直不能得志,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兄弟不接纳我,宾客也抛弃我,我受困厄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况且大丈夫活着不能享用五鼎的食物,死后就只能被放进五鼎烹煮罢了。我已经日暮途远,所以才倒着走路,放纵地施行暴虐。” 主父偃极力称说朔方土地肥沃富饶,外有黄河阻隔,蒙恬曾在这里筑城以驱逐匈奴;对内可以减少转运粮饷和戍守运输,扩大中原土地,这是消灭胡人的根本办法。皇上看了他的建议,交给公卿讨论,大家都说不便利。公孙弘说:“秦朝时曾经常常征发三十万人修筑北河,最终不能完成,不久就放弃了。”主父偃仍极力说明此事有利,皇上最终采用主父偃的计策,设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偃说齐王刘次景在宫内淫乱放纵、行为邪僻,皇上任命主父偃为齐相。他到了齐国,把兄弟和宾客全部召来,分给他们五百金,并责备说:“当初我贫穷时,兄弟不供给我衣食,宾客不让我进门;如今我做了齐相,各位有人从千里之外来迎接我。我同各位断绝关系了,不要再进主父偃的门!”于是派人用齐王与姐姐通奸的事情来刺激齐王。齐王认为自己最终无法逃脱罪责,害怕像燕王那样被判死刑,于是自杀。有关官员把这件事上报。主父偃最初还是平民时,曾游历燕、赵;等到显贵以后,便揭发燕王的事情。赵王害怕他成为赵国的祸患,想上书揭发他的隐私,因为主父偃在朝廷中有人庇护,所以不敢发出。等到主父偃担任齐相,出了函谷关,就派人上书,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的金钱,因此诸侯的子弟大多凭此得到封爵。齐王自杀后,皇上听说此事大怒,认为主父偃胁迫齐王命令其自杀,于是征召他交给司法官吏审治。主父偃承认接受过诸侯的钱,实际上并没有胁迫齐王自杀。皇上本想不杀他,当时公孙弘任御史大夫,便说:“齐王自杀而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改为郡,归入汉朝;主父偃是首要恶人,陛下如果不杀主父偃,就无法向天下谢罪。”于是最终诛灭了主父偃的宗族。主父偃正显贵受宠时,宾客有数千人;等到他被诛灭宗族而死,没有一个人出来收殓他,只有洨地的孔车为他收尸安葬。天子后来听说这件事,认为孔车是个忠厚长者。太史公说:公孙弘的品行虽然修养得很好,但也遇上了合适的时代。汉朝兴起已经八十多年,皇上正崇尚文学,招纳贤能,以扩大儒家、墨家的影响,公孙弘是被举荐者中的第一人。主父偃掌握权势时,诸位大夫都称誉他;等到声名败坏、本人被诛杀,士人们又争相谈论他的罪恶。可悲啊!
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於节俭。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礼,与奢也宁俭’。昔者管仲相齐桓,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谓之不知礼,以其奢泰侈拟於君故也。夏禹卑宫室,恶衣服,后圣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优矣,莫高於俭。俭化俗民,则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斯乃家给人足,刑错之本也欤?可不务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馀。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于朝,此可谓减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赏有功,襃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其省思虑,存精神,辅以医药’。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终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后为山阳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俗厉化,圣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徵诣公车,上名尚书,朕亲临拜焉。”班固称曰:公孙弘、卜式、儿宽皆以鸿渐之翼困於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馀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向,异人并出。卜式试於刍牧,弘羊擢於贾竖,卫青奋於奴仆,日磾出於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矣。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馀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脩洪业,亦讲论六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襃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之属,皆有功迹见述於后。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译太皇太后诏令大司徒、大司空说:我听说治理国家的道理,首先要使百姓富裕;使百姓富裕的关键,在于节制俭省。《孝经》说:‘使君位安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又说:‘对于礼制,与其奢侈,宁可俭朴。’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国成为诸侯霸主,有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的功劳,但孔子却说他不懂礼,因为他的奢侈过度,近似君主。夏禹住在简陋的宫室,穿着粗劣的衣服,后世圣人没有遵循他的做法。由此说来,政治越兴盛,德行越优厚,就越没有什么比俭朴更高尚的。用俭朴教化风俗,尊卑秩序就能确立,骨肉之间的恩情就会亲密,争讼的根源就会平息。这大概就是家家给足、人人丰足和刑罚搁置不用的根本吧,怎么可以不努力实行呢!三公是百官的表率,是万民的榜样。从没有树立笔直的表杆,却能得到弯曲影子的道理。孔子不是说过吗:‘你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又说:‘举荐善人并教导无能者,百姓就会受到劝勉。’自汉朝兴起以来,辅佐皇帝的宰臣亲身实行俭约,轻视钱财、重视道义,清楚显著,没有谁像已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这样。他身居丞相却盖布被,吃脱去外壳的粗米饭,每餐不过一盘肉。过去交好的人和宾客,他都分出俸禄来供给,没有剩余。这确实是内心自我约束,外在又遵守制度。汲黯责问他,这件事才被朝廷知道;这可以说是减少制度规定而又能够施行的做法。德行优厚就实行,否则就停止,这与内心奢侈而外表故意装出俭朴来钓取虚名的人完全不同。他因病请求辞官回乡,孝武皇帝随即下诏说:‘赏赐有功之人,褒奖有德之人,赞善惩恶,这些道理你应当知道。你应当减少思虑,保养精神,再辅以医药治疗。’ 皇帝准他休假治病,赐给牛、酒和各种丝帛。过了几个月,病情痊愈,他重新处理政事。到元狩二年,最终因善终而死于丞相任上。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深的,这就是明证。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承袭爵位,后来任山阳太守,因触犯法律而失去侯爵。树立德行、彰明道义,是用来率领风俗、激励教化的;这是圣王的制度,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应当赐给公孙弘后代中按照次序应当承袭爵位的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征召他到公车署,把姓名报给尚书,我亲自到场授予爵位。’ 班固评论说:公孙弘、卜式、儿宽都像鸿雁逐渐高飞一样,本来却困顿在燕雀之间,远离仕途,混迹于羊猪之间;如果不是遇到合适的时代,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呢?当时汉朝兴起六十多年,天下安定,府库充实,而四方夷族还没有归顺,制度多有缺漏,皇上正想任用文臣武将,求贤若渴。起初用蒲轮车迎接枚乘,见到主父偃便叹息。群臣仰慕归向,奇异人才一同涌现。卜式从牧羊中被考察,公孙弘从商贩中被提拔,卫青从奴仆中奋起,金日磾出身于投降的俘虏,这些人也就是古代傅说筑墙、百里奚喂牛一类的人才。汉朝得到人才,在这个时期最为兴盛。儒雅方面有公孙弘、董仲舒、儿宽;品行笃厚方面有石建、石庆;质朴正直方面有汲黯、卜式;推举贤能方面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令方面有赵禹、张汤;文章方面有司马迁、司马相如;诙谐滑稽方面有东方朔、枚皋;应答方面有严助、朱买臣;历法计算方面有唐都、落下闳;协调音律方面有李延年;筹划谋略方面有桑弘羊;出使方面有张骞、苏武;统率军队方面有卫青、霍去病;接受遗诏辅政方面有霍光、金日磾。其余人才多得无法一一记载。因此,汉朝兴建功业、制定制度、留下文章典籍,后世没有能够超过它的。孝宣帝继承帝位,继续修治宏大的事业,也讲习讨论六艺,招纳选拔杰出人才;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凭借儒术得到进用,刘向、王襃凭借文章显名。将相方面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理百姓方面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等,他们都有功绩被后世记载。把这些名臣合计起来,也可以说是仅次于前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