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译第一百二十九卷《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老子说：“治理达到极致时，邻国彼此可以望见，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听得到，百姓各自甘心享用自己的食物，喜爱自己的衣服，安于自己的风俗，乐于自己的职业，直到老死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把这作为努力目标，想用它来蒙蔽近世百姓的耳目，那么差不多没有人会实行了。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不知道。至于《诗》《书》所记述的虞、夏以来，人们的耳目想尽情享受声色之美，口腹想穷尽肉食美味，身体贪图安逸享乐，内心又夸耀自矜于权势才能的荣耀。这种风俗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挨家挨户向他们说明精妙的道理，最终也不能使他们改变。因此，最高明的做法是顺应他们；次一等是引导他们获利；再次是教诲他们；再其次是整顿规范他们；最下等的做法是同他们争夺。崤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谷物、纻麻、旄牛尾和玉石；崤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以及声色之物；江南出产楠木、梓木、生姜、桂皮、金、锡、铅、丹砂、犀角、玳瑁、珍珠、象牙和皮革；龙门、碣石以北多产马、牛、羊、旃裘、筋和角。铜、铁则常常从千里之内各处山中出产，分布如棋子。这只是大概情况。上述物产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歌谣风俗、衣服饮食以及供养生者、送葬死者所需的物品。因此，靠农夫生产粮食，靠虞人开发山泽，靠工匠加工制造，靠商人流通交换。这难道需要政令教化来发动、征集、约期会合吗？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以取得所想要的东西。所以，物价低时便预示将涨价，物价高时便预示将跌价；人们各自勉励自己的职业，乐于自己的事情，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日夜没有停止的时候，不用召唤便自行到来，不用索求百姓便自行把物资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道的规律、体现自然运行的验证吗？《周书》说：“农夫不生产，食物就会缺乏；工匠不生产，器物和事业就会缺乏；商人不流通，农、工、商三种宝物就会断绝；虞人不开发，财物就会匮乏减少。”财物匮乏减少，山林水泽就不能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百姓衣食的根源。根源大，物产就丰富；根源小，物产就少。对上可以使国家富足，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的道路，不是有人夺走或给予，而是技巧的人有余，拙劣的人不足。所以太公望被封在营丘时，那里土地盐碱，人民很少。于是太公鼓励妇女从事纺织，极力提高技艺，发展鱼盐贸易，结果人和财物都归附而来，像绳索相连一样到达，又像车轮辐条集中于车毂一样汇聚。因此齐国的冠带衣履遍布天下，海岱之间的人都收拢衣袖前来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整治振兴它，设置掌管物价调节的“九府”，于是齐桓公凭此成就霸业，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匡正；管仲也拥有三处封邑，地位虽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超过列国君主。因此齐国富强，一直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仍然如此。所以说：“粮仓充实了，人民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人民才懂得荣辱。”礼产生于富足，因贫乏而废弃。所以君子富裕，喜欢施行自己的德行；小人富裕，只会用来放纵自己的力量。深水能使鱼繁生，深山能使野兽前往，人富裕了，仁义也会随之归附。富贵者得到势力，声势更加显著；失去势力，宾客就无处可去，因而不能安乐。夷狄的情况尤其如此。谚语说：“拥有千金的人家的子弟，不会死在市井之中。”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益而来；天下纷纷扰扰，都是为了利益而往。”拥有千辆兵车的君王、拥有万户封邑的诸侯、拥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还担忧贫穷，何况普通平民百姓呢！从前，越王句践困守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了范蠡和计然。计然说：“懂得敌我交战的形势，就应当修治军备；掌握时机而使用，就能知道物价的变化。这两方面的情况一旦显现，各种货物的行情就都可以看清了。所以，岁星运行到金星所在的年份，收成丰盛；运行到水星所在的年份，收成毁坏；运行到木星所在的年份，发生饥荒；运行到火星所在的年份，发生旱灾。旱灾时就应当储备船只，水灾时就应当储备车辆，这是物资运行的规律。六年丰收，六年旱灾，十二年中有一次大饥荒。粮价如果每石二十钱，就会损害农民；如果每石九十钱，就会损害商人。商人受到损害，财货就不会流通；农民受到损害，田野就不会得到开垦。粮价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利；平价出售粮食，调剂各种货物，关卡和市场就不会缺乏，这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囤积货物的道理，在于务求货物完好，不要让钱财停滞不用。用货物互相交易时，容易腐败、适合食用的货物不要囤留，不敢把货物囤到高价时。考察货物的有余和不足，就能知道价格的贵贱。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转为便宜，价格低到极点就会转为昂贵。价格昂贵时要把货物卖出，如同粪土一样；价格低廉时要把货物买进，如同珠玉一样。钱财货币应当像流水一样流通。” 这样经营了十年，越国富足起来，越王用厚重的财物赏赐战士，士卒奔赴箭矢和垒石，如同口渴时得到饮水一样，于是报复了强大的吴国，在中原展示军威，号称“春秋五霸”之一。范蠡已经洗雪了会稽之耻，于是长叹说：“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采用其中五条便取得了成功。既然已经把它施行于国家，我想把它用来经营自己的家业。”于是他乘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时改名为鸱夷子皮，到陶地时改名为朱公。朱公认为陶地处在天下的中心，诸侯四方相通，是货物交易汇集的地方。于是经营产业、囤积货物，随着时势行动，不向别人求取。所以善于经营生计的人，能够选择合适的人才并把握时机。十九年间，他三次积聚到千金，又两次把财产分给贫困的朋友和关系疏远的兄弟。这就是所说的富有而喜欢施行恩德的人。后来他年老衰弱，把家业交给子孙，子孙修治产业并使它增殖，终于达到巨万。因此谈到富人，都称他为陶朱公。” 子贡在孔子门下学习以后，退出来到卫国做官，又在曹、鲁之间经营囤积和出售财货。在孔门七十弟子中，端木赐最为富足。原宪连粗劣的糟糠都吃不饱，只能藏身于穷僻的巷子里。子贡却驾着四匹马并列的车，带着成捆的丝帛作为聘问诸侯的礼物；他所到之处，国君没有不与他分庭相对、行抗礼之礼的。使孔子的名声传播于天下的人，前后都是子贡。难道这就是所谓得到权势便更加显赫吗？白圭是周人。魏文侯时，李克致力于充分利用土地，白圭却乐于观察时令和市场的变化，所以别人抛弃时我买进，别人买取时我出售。年成丰熟时就收购粮食，拿丝和漆给人；蚕茧上市时就收购绢帛和絮，拿粮食给人。太阴星在卯位，年成丰盛；第二年收成衰败。到午位时，发生旱灾；第二年收成好。到酉位时，年成丰盛；第二年收成衰败。到子位时，发生大旱；第二年收成好，但有水灾。”},{ 到卯年时，所囤积的货物通常每年都能增值一倍。想使钱财增长，就收购下等粮食；想使粮食石斗的数量增长，就收购上等种子。能够节制饮食，忍住嗜好欲望，节省衣服，和办事的僮仆同甘共苦；追逐时机，如同猛兽和鹰隼扑击猎物一样迅速。因此他说：“我经营生产，犹如伊尹、吕尚谋划，孙武、吴起用兵，商鞅施行法令一样。由此看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权衡变通，勇气不足以决断，仁德不足以决定取舍，力量不足以守住所得，即使想学习我的办法，我最终也不会告诉他。”大概天下谈论经营生计的人，都以白圭为祖师。白圭确实曾经实践过自己的理论；能够经受实践并有所长处，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猗顿靠经营盐业兴起。邯郸的郭纵则凭借冶铁成就事业，富足程度可以和王者相比。

译乌氏倮经营畜牧，牲畜多起来后便卖掉，用所得求购奇异的丝织品，间或把它们进献给戎王。戎王给他的回报是原物的十倍，并把牲畜交给他；牲畜多到要用粮食的数量来计算马牛。秦始皇令乌氏倮享有与封君相等的待遇，按时和列位大臣一起入朝请见。巴地的寡妇清，她的祖先发现了丹砂矿，从而几代独占其利，家产也多得不可估量。清是寡妇，却能守住祖业，用财产保护自己，没有受到侵扰。秦始皇认为她是贞节妇人，把她作为宾客礼待，并为她修筑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边鄙的牧长，清不过是穷乡的寡妇，却能在礼遇上与拥有万辆兵车的天子抗礼，名声显扬天下，难道不正是因为富有吗？汉朝兴起后，天下统一，开放关卡桥梁，放宽山林川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流通，能够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同时又把豪杰、诸侯和强宗大族迁徙到京师。关中从汧、雍以东直到黄河、华山一带，土地肥沃，良田绵延千里。自虞、夏时代按贡赋划分土地时，就把这里列为上等田地。公刘迁到邠地，大王、王季居于岐山，文王营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所以当地百姓仍有先王遗留下来的风俗，喜爱耕种，栽培五谷；土地贵重，也就看重农业。秦文公、德公、缪公居住在雍地时，利用陇、蜀货物往来的便利，商人便多起来。献公迁都栎邑，栎邑北面退拒戎狄，东面通往三晋，也有很多大商人。孝公、昭王治理咸阳，后来汉朝又以此地为都城；长安及各处陵墓，使四方的人和物像车辐汇集车毂一样聚集到这里。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所以当地百姓更加玩弄技巧而从事末业。南面是巴、蜀。巴蜀也是沃野，盛产卮、姜、丹砂、砂石、铜、铁以及竹木器具。南面抵御滇、僰，僰地出产僮仆。西面接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旄牛。然而四面都有险阻，栈道绵延千里，却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只有襃斜道像绾住车毂一样控制着入口，人们用丰富的物产交换稀少的物品。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的风俗相同，但西面有羌地的利益，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的富足天下少有。不过土地也险要偏僻，只有京师控制着它的交通道路。因此，关中的土地约占天下的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过天下的十分之三；但衡量它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从前唐人以河东为都城，殷人以河内为都城，周人以河南为都城。三河处在天下的中央，形势如同鼎的三足，是历代君王轮流建都的地方；各国建国都经历了数百千岁。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都城和诸侯聚会的地方，所以当地风俗细密节俭，习惯于操持事务。杨、平阳一带，向西到秦、翟经商，向北到种、代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土地靠近胡地，屡次遭受侵扰。当地人民自负而强悍，嫉妒好胜，崇尚意气，凭仗侠义而做奸邪之事，不从事农业和商业。然而这里逼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前往，中原地区的转运物资有时会有剩余。因此当地人刚强而不守秩序。从整个晋国的时代起，人们本来就以他们轻捷强悍为忧患；到武灵王时又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所以他们的歌谣和习俗仍然带有赵国的风尚。因此，杨、平阳的商人往来于这些地方，能够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温、轵一带，向西到上党经商，向北到赵国、中山经商。中山土地贫瘠而人口众多，还留有沙丘纣王荒淫之地的遗民；当地民俗轻薄急躁，依靠投机获利来维持生活。男子聚在一起游荡嬉戏，悲歌慷慨；起身时就互相跟随，进行椎杀抢劫；闲下来就挖掘坟墓，制造精巧的奸诈器物和冶炼品，多制作华美之物，还充当倡优。女子则击鼓弹瑟，曳着鞋子，游走取媚于富贵之人，进入后宫，遍及各诸侯国。不过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大都会。北面通往燕、涿，南面有郑、卫。郑、卫的风俗和赵地相近，但由于接近梁、鲁，稍微崇尚厚重并自负守节。濮上的城邑迁到野王后，野王人崇尚意气、任侠好勇，这是卫地的风气。燕地也是勃海、碣石之间的一大都会。南面通往齐、赵，东北面与胡地相邻。上谷直到辽东，土地遥远，人口稀少，又屡遭侵扰，大体与赵、代风俗相近；百姓强悍少谋，但有鱼、盐、枣、栗等丰富物产。北面邻近乌桓、夫馀，东面控制秽貉、朝鲜、真番的利益。洛阳向东到齐、鲁经商，向南到梁、楚经商。所以泰山以南是鲁地，以北是齐地。齐地依山临海，肥沃土地绵延千里，适宜种桑麻；百姓多生产有文彩的布帛，也经营鱼盐。临菑也是海岱之间的一大都会。当地风俗宽缓豁达，富有智谋，喜欢议论；土地贵重，难以撼动；怯于众人相斗，却勇于持刀行刺，所以劫掠他人的人很多，这是大国的风气。其中兼有五种民业。邹、鲁两地濒临洙水、泗水，仍有周公遗留下来的风俗，民间喜好儒学，礼制完备，所以百姓拘谨谨慎。那里颇有种桑麻的产业，却没有山林湖泽的丰富出产。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生活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离邪恶。到了周室衰微以后，他们喜好经商、追逐利益，超过周人。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连接到巨野泽一带，是梁、宋地区。陶地、睢阳也是一大都会。从前尧在成阳兴起，舜在雷泽捕鱼，汤停居于亳地。当地风俗仍有先王遗风，民情厚重，多有君子，喜爱耕种。虽然没有山川物产的丰饶，却能甘于粗劣的衣食，积蓄财物。越、楚地区有三种风俗。从淮河以北的沛、陈、汝南，以及南郡一带，是西楚。当地风俗剽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缺少积蓄。江陵是旧日楚国郢都，西面通往巫、巴，东面有云梦的丰富物产。陈地处在楚地和中原交界处，流通鱼盐货物，百姓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民风清峻刻薄，自负而重视诺言。彭城以东的东海、吴、广陵，是东楚。它们的风俗与徐、僮相似。朐、缯以北，风俗则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是越地。吴地自阖庐、春申君、王濞三人招来天下喜好游历的子弟，东面又有海盐的丰饶、章山的铜，以及三江五湖的利益，也成为江东的一大都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风俗大体与西楚相同。郢都后来迁到寿春，寿春也是一大都会。合肥承受南北交通往来，是皮革、鲍鱼、木材运输汇集的地方。这里又和闽中、干越的杂俗相混，所以南楚人喜好辞辩，巧于游说而缺少信用。江南地势低洼潮湿，男子容易早死。当地多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这些物产仅仅有一些，开采所得还不足以抵偿费用。九疑、苍梧以南直到儋耳，风俗与江南大体相同，但杨越人更多。番禺也是其中的一大都会，是珍珠、美玉、犀角、玳瑁、水果、布帛的汇集地。颍川、南阳，是夏人居住的地方。夏人的政治风尚崇尚忠厚朴实，仍有先王遗风。颍川人敦厚诚实。秦朝末年，把不守法的人迁到南阳。南阳西面通往武关、郧关，东南面承接汉水、长江、淮水。宛也是一大都会。当地风俗复杂，喜欢从事各种事务，以经商为业的人很多。他们崇尚任侠，与颍川互相交往，所以直到今天仍称他们为“夏人”。天下各地物产的稀少与丰富、人民的歌谣和风俗，大致是这样：崤山以东的人食用海盐，崤山以西的人食用盐卤，岭南、沙漠以北也往往出产盐，大体如此。

译总的来说，楚越地区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以稻米为饭、以鱼为羹，有的地方用火烧荒耕种，再引水除草；水果、螺蛳、蛤蜊等物，不必经商就足够食用。地势富饶，粮食充足，没有饥荒之患，因此百姓懒散苟且地生活，没有积蓄而且贫困者很多。所以长江、淮河以南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也没有拥有千金的人家。沂水、泗水以北，适宜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又屡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欢积蓄收藏。因此秦、夏、梁、鲁地区重视农业，也看重百姓。三河、宛、陈也是如此，只是又加上了经商。齐、赵人设置机巧，依靠投机获利。燕、代人种田畜牧，并从事养蚕。由此看来，那些在朝廷深谋远虑、在朝廷上议论政事的人，以及守信死节、隐居山岩而树立高名的人，最终归宿在哪里呢？归宿在富足丰厚。因为这样，廉洁的官吏能够长久任职，任职越久就越富；廉洁的商人最终也归于富有。富足是人的本性，是不必学习而人人都想得到的。因此，壮士在军中攻城时争先登城，冲入敌阵击退敌人，斩杀将领、夺取军旗，身在前面承受箭矢和垒石，不躲避汤火的危险，是因为厚重的赏赐驱使他们这样做。闾巷中的少年攻劫掠夺、锤击埋伏，抢劫他人、作奸犯科，挖掘坟墓、铸造钱币，凭任侠兼并财产，借助交游报仇，追逐隐藏逃亡的人，不顾法律禁令，奔向死地如同野鸭飞驰，实际上都只是为了钱财。如今赵国女子、郑国姬妾，修饰容貌，弹奏鸣琴，挥动长袖，踩着尖底鞋，以目传情、以心相诱，出行不远千里，也不挑选老少，都是奔向富厚而来。游荡闲适的公子，装饰冠帽佩剑，连接车马骑从，也只是为了显现富贵的容貌。射鸟、打猎、捕鱼，冒犯早晚，顶着霜雪，奔驰山谷，不躲避猛兽的伤害，是为了得到美味。赌博游戏、驰逐竞争，斗鸡走狗，变脸争强，必定要争胜，是因为看重输掉的钱财。行医、配药以及各种饮食技艺之人，耗尽心神、竭尽技能，是为了得到丰厚的报酬。官吏士人舞文弄法，刻制印章、伪造文书，不躲避刀锯加身的刑罚，是因为沉溺于贿赂馈赠。农民、工匠、商人和贩卖者，积累并扩大产业，本来就是为了求得富足、增加财货。他们只是运用自己的知识，竭尽能力去搜求罢了，最终没有谁会留下力量而把财物让给别人。谚语说：“百里之内不要贩卖柴薪，千里之内不要贩卖粮食。”在一块地方居住一年，就可以种粮；居住十年，就可以栽树；居住百年，就可以用德行招来人才。这里所说的“德”，指的是人才和人物。如今有一种人，没有官职俸禄的供养，也没有爵位封邑的收入，却能享受与这些人相同的生活，称为“素封”。有封邑的人靠收取租税生活，每年按户计算，每户二百钱。拥有千户封邑的君侯就是二十万钱，朝见、聘问、宴享等费用都从这里支出。普通百姓从事农、工、商、贾，通常每年获利一万钱、利息二千钱；拥有百万财产的人家就是二十万钱，轮流服役、徭役和租赋也从这里支出。衣食方面的欲望，足以任意享受所爱好的美好事物。所以说：陆地上有二百匹马，牛有千头，羊有千只，泽中的猪有千头，水中的鱼塘出鱼千石，山中有千章木材；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树，蜀、汉、江陵有千株橘树；淮河以北、常山以南以及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萩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林；以及著名诸侯国中有一万户人家的城邑，城郭附近有千亩每亩收获一钟的田地，或有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拥有这些产业的人，都和千户侯相等。不过，这些都是使人富足丰给的资本，不必窥伺市场，不必奔走异地，坐在家中等待收获，既有处士的名义，又能取得生活供给。如果到了家境贫困、父母年老，妻子儿女软弱无力，逢年过节没有办法祭祀、进献和聚饮，饮食衣服不足以使自己与人交往；到了这种地步还不知道惭愧，那就没有什么可以相比了。因此，没有财物时就出力，有少量财物时就运用斗智；财物丰足后就争取时机，这是经营生计的大原则。如今治理生计而不必冒生命危险来取得生活供给，那么贤能的人应当努力去做。所以，以农业致富是上等，以工商末业致富次之，以奸诈手段致富最下等。没有隐居山林奇士那样的操守，却长期贫贱，还喜欢空谈仁义，也足以感到羞耻。凡是编入户籍的百姓，财富相差十倍，就会低头屈服于对方；相差百倍，就会畏惧对方；相差千倍，就会被对方役使；相差万倍，就会成为对方的仆役，这是事物的规律。靠贫穷的资本去求取富足，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文又不如依靠在市场门口招揽生意；这就是说，末业是贫困者用来求富的资本。交通便利的大城，一年卖出的酒有千酿，醋和酱有千瓨，浆有千甔；宰杀的牛、羊、猪有千皮，贩运和出售的谷物有千锺，柴薪有千车；船长千丈，木材有千章，竹竿有万个；小车有百乘，牛车有千两，髹漆的木器有千枚，铜器有千钧；素木器、铁器以及像卮、茜一类的物品有千石；马蹄躈有千，牛有千足，羊和猪有千双，僮仆的手指有千；筋、角、丹砂有千斤；帛、絮、细布有千钧，文采有千匹，榻布和皮革有千石；漆有千斗，糵、麹、盐、豉有千荅；鲐、鮆有千斤，鲰有千石，鲍有千钧；枣和栗有千石的，三种各有这样的数量；狐貂裘有千皮，羔羊裘有千石，旃席有千具，其他果品蔬菜有千锺。放贷的本钱有千贯；中间经手撮合交易，贪婪的商人取三分利，廉洁的商人取五分利。这也相当于千乘之家，是大致的情形。其他杂业如果不能获利达到十分之二，就不是我所说的财利了。请允许我简略说说当今方圆千里的范围内，贤能之人凭什么致富，使后世能够据此观察并选择。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人，靠冶铁致富。秦国攻破赵国后，把卓氏迁徙。卓氏看到自己被俘虏掠夺，只有夫妻二人推着小车，前往迁徙之地。各家被迁徙的俘虏大多还有余财，争着给官吏送礼，要求迁到近处，便安置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土地狭窄贫瘠。我听说汶山下有肥沃的土地，地下出产蹲鸱，直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人善于经商，容易做买卖。”于是请求迁到远处。官府把他们迁到临邛后，卓氏非常高兴，立即开采铁山、鼓风冶铸，运用谋划，吸引并倾覆滇、蜀百姓的财富，富足到拥有僮仆一千人。耕田、筑池、射猎的享乐，可以和君主相比。程郑是从崤山以东迁来的俘虏，也从事冶炼铸造，向椎髻的百姓经商，富足程度与卓氏相等，两人都居住在临邛。宛地孔氏的祖先是梁人，靠冶铁为业。秦国攻打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孔氏大规模鼓铸，又规划修筑池塘，连接车马骑从，游历诸侯之间，借此通晓商贾的利益，获得了游闲公子的赠赐和名声。不过他获取利润超过常规，胜过那些过分吝啬的人，家产积累到数千金。因此南阳从事经商的人，都把孔氏的从容大方作为准则。鲁人风俗节俭吝啬，曹地的邴氏尤其如此。他靠冶铁兴起，财富达到巨万。但邴氏家中从父兄到子孙都订立约束：低头能拾取的就拾取，抬头能取到的就取到；借贷和经商遍及各郡国。邹、鲁因此有许多人放弃文学而追逐利益，都是因为曹邴氏的影响。齐地风俗轻视奴隶俘虏，只有刀间特别喜爱并重用他们。那些凶悍狡黠的奴隶，是人们所忧患的，唯独刀间把他们收留下来，让他们追逐渔业、盐业和商业的利益；有的人车骑相连，和郡守、国相交往，但刀间反而更加信任他们。最终他得到这些人的力量，积累财富数千万。所以说“宁爵毋刀”，意思是刀间能够使豪强奴仆自行富足，并竭尽他们的力量。

译周地人本来就细密吝啬，师史尤其如此。他转运货物的车辆以百辆计算，到各郡国经商，没有不到的地方。洛阳的街市处在齐、秦、楚、赵之间，贫穷的人向富家学习经商，彼此以长期经商相夸耀，屡次经过城邑也不进门；采用这种经营方法，所以师史能够积累七千万。宣曲任氏的祖先，曾任督道仓的官吏。秦朝败亡时，豪杰都争着夺取金玉，只有任氏把仓中的粮食挖地窖藏起来。楚、汉两军在荥阳相持时，百姓不能耕种，粮价涨到每石一万钱，而豪杰们的金玉全都归了任氏，任氏因此兴起致富。富人争相奢侈，任氏却降低身份，奉行俭朴，努力耕田和畜牧。农田和牲畜，别人都争着以低价买取，任氏却只买价格高而品质好的。任氏家族富裕了几代。但任公给家人订下规约：不是田地和畜牧所产生的东西，就不许拿来穿用和食用；公家的事务没有办完，自己就不得饮酒吃肉。他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虽然富有，君主也很敬重他。塞外土地开辟之后，只有桥姚已经积蓄了马一千匹、牛两千头、羊一万头，粮食则以万钟计算。吴、楚七国叛乱起兵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随军出征，带着借贷来的钱，放贷取息。放贷的人认为诸侯的封邑和国家都在关东，而关东的成败尚未决定，所以没有人肯借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出借，利息为本金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平定，一年之内，无盐氏所得利息达到本金的十倍，因而富足程度可以和关中富人相比。关中的富商大贾，大多是田氏，如田啬、田兰。韦家、栗氏，以及安陵的杜氏、杜地的杜氏，也都富有巨万。这些人是其中最显著、最特殊的。全都不是凭爵位、封邑、俸禄，或玩弄法律、触犯奸禁而致富；他们完全依靠埋藏、掠取和进退取舍，随着时势俯仰，获取赢利。他们用末业取得财物，用农业根本守住财富；用武力处理一切，用文治加以维持；能够随机变化，大体都有章法，所以值得效法。至于努力务农、畜牧、手工业、山林川泽之业以及经商，通过权变逐利而致富的人，大的可以使一郡倾覆，中等的可以使一县倾覆，小的可以使乡里倾覆，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辛勤节俭、竭尽筋力，是经营生计的正道；但富人一定还要使用奇特而胜人的方法。务农，是挖土的职业，秦扬却靠它超过一州的人；盗掘坟墓，是奸邪的事情，田叔却靠它兴起；赌博，是坏行业，桓发却靠它致富；经商，是男子所轻视的行业，雍乐成却靠它富足；贩卖油脂，是被人认为可耻的职业，雍伯却因此获得千金；卖浆，是小买卖，张氏却因此拥有千万。磨刀削器，只是微薄的手艺，郅氏却因此享用列鼎而食；制作胃脯，只是微小低贱的行业，浊氏却因此车骑相连；做马医，只是浅薄的医术，张里却因此击钟而食。这些全都是专心一意努力所取得的结果。由此看来，致富没有固定的行业，货财也没有固定的主人；有能力的人会像车辐聚向车毂一样汇集财富，无能的人则像瓦片一样破碎。拥有千金的人家可以和一座都城的君主相比，拥有巨万的人甚至可以和王者同享快乐。这难道就是所谓“素封”吗？不是吗？

译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从前颛顼命令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时期，继承重、黎的后代，让他们继续主持这些事务；到了夏、商，所以重、黎氏世代依次掌管天地之事。到了周代，程伯休甫是他们的后代。周宣王时，他失去了原有职守，改任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朝史官之事。周惠王、襄王年间，司马氏离开周地前往晋国。晋国中军将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进入少梁。自从司马氏离开周地前往晋国后，族人分散，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那一支，担任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那一支，凭借传授剑术和论说剑术显名，蒯聩就是他的后代。在秦国的那一支，司马错很有名，他曾与张仪争论，于是秦惠王让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下后便在那里镇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靳和武安君在长平坑杀赵军，回来后又和白起一起在杜邮被赐死，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担任秦国主管铁业的官员，正值秦始皇时期。蒯聩的玄孙卬，担任武信君的将领，攻取并巡视朝歌。诸侯相继称王时，在殷地封卬为王。汉朝攻打楚国时，卬归附汉朝，汉朝把他的土地设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生无泽，无泽任汉朝市长。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为五大夫，死后，他们都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就是太史公。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官之学，向杨何学习《易》，向黄子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在建元、元封年间任官，怜悯学者不能通晓各家学说的本意，却把错误的说法当作老师，于是论述六家的要旨说：《易大传》说：“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思虑各不相同；归宿相同，但道路各异。”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都是致力于治理的学说，只是所遵循的言论道路不同，有的有所省察，有的没有省察罢了。我曾暗中观察阴阳家的术数，它过分讲究祥瑞而有许多禁忌，使人受到拘束并有很多畏惧；然而它排列四时的根本顺序，是不可失掉的。儒家学说广博却缺少要领，劳苦而功效少，所以其主张难以全部遵从；然而它安排君臣、父子的礼制，区分夫妇、长幼的等级，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节俭却难以遵行，所以它的主张不能普遍实行；然而它强化根本、节约费用，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严酷而缺少恩惠；然而它端正君臣上下的分别，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拘泥琐细而容易失去真实；然而它端正名称与实际的关系，是不能不加以考察的。道家使人的精神专一，行动符合无形之道，足以供养万物。它的学术方法，是顺应阴阳运行的大顺序，采纳儒、墨两家的长处，概括名、法两家的要点，随着时势迁移，顺应事物变化，建立风俗、施行事务，没有什么不适宜；主旨简约而容易掌握，事情少而功效多。儒家却不是这样。儒家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做，臣下跟随。这样一来，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在于去除逞强和贪求，抑制聪明机巧，放弃这些做法而任用道术。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耗尽，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敝。形体和精神都受到扰动，却想同天地一样长久，这是从未听说过的。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相应的教令，顺从它们就昌盛，违背它们不死也会灭亡，这未必完全如此，所以说它会使人受到拘束而多所畏惧。春天生发，夏天生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天道的大原则；不顺应它，就无法成为天下的纲纪，所以说四时的大顺序不可失掉。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文和传文数量多到千万，累积几代也不能通晓其学问，一生也不能穷究其礼制，所以说它广博却少有要领，劳苦而功效少。至于安排君臣、父子的礼制，区分夫妇、长幼的等级，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改变。墨家也尊崇尧舜之道，称说他们的德行：“宫室高三尺，土台有三层，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栎木椽子不加刮削。用土簋盛饭，用土制的器皿饮水，吃粗米饭，喝藜藿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他们办理丧事，使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声不表达尽哀痛。他们教导丧礼，一定把这种做法作为天下百姓的标准。假如天下都以此为法，尊卑就没有区别了。时代不同，形势变迁，所做的事情不必相同，所以说墨家节俭却难以遵行。概括地说，强化农业根本、节约费用，是使百姓家给人足的办法；这是墨子的长处，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废弃。法家不区别亲疏，也不区分贵贱，一概按照法律裁断，那么亲亲、尊尊的恩义就断绝了。它可以用来实行一时的计策，却不能长期使用，所以说它严酷而少有恩惠。至于尊崇君主、降低臣下地位，明确职分使彼此不得越界，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改变。名家苛细考察、纠缠繁复，使人不能返回事物本意，专门根据名称裁决而失去人情，所以说它使人拘泥而容易失去真实。至于考核名称、追究实际，交互验证而不失偏差，这一点不能不加以考察。道家讲无为，也说无所不为；它的实际方法容易实行，但言辞却难以理解。它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顺应为作用；没有固定的权势，也没有固定的形态，所以能够穷究万物的真实情状。不走在万物之前，也不落在万物之后，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也好，无固定之法也好，都应随时势确定事业；有尺度也好，无固定尺度也好，都应随事物变化相合。因此说：“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原则，守持的是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常态，因循是君主的纲要。”群臣都来朝见，就让他们各自把情况说明白。实际情况符合言辞的，叫作“端”；实际情况不符合言辞的，叫作“窾”。窾言不被听取，奸邪就不会产生；贤能和不肖自然分明，黑白也就显现。只在于君主想任用什么罢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于是就与大道相合，处于混混沌沌、幽暗深远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状态。凡是人出生时具有的是精神，所寄托的是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耗尽，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敝，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者不能复生，分离者不能复合，所以圣人对此十分重视。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凭借。不先安定人的精神和形体，却说“我有办法治理天下”，从何做起呢？太史公既然掌管天官之职，就不治理百姓。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司马迁。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黄河、龙门山的南面耕种放牧。十岁时就诵读古文。二十岁时南游江、淮，登上会稽山，探寻禹穴，窥望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都城讲习学业，观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峄参加乡射礼；在鄱、薛、彭城一带遭遇困厄，经过梁、楚回到家乡。此后司马迁出仕担任郎中，奉命出使，向西巡视巴、蜀以南地区，向南巡略邛、笮、昆明，回来复命。

译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大典，而太史公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此事，因此发愤叹息，临近死亡。司马迁恰好出使回来，在黄河、洛水之间见到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从上古以来，曾在虞、夏显扬功名，掌管天官之事。后世中途衰落，难道要在我这一代断绝吗？你再任太史，就能接续我们的祖业了。如今皇帝承接千年的传统，举行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从出行，这大概是命运吧，是命运吧！我死以后，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要论述和著作的事情。况且孝道开始于侍奉父母，中间体现在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处世。使名声流传后世，使父母显耀，这是孝道中最大的事情。天下称颂周公，说他能够论述并歌咏文王、武王的德行，宣扬周公、召公的风教，阐明太王、王季的思虑，并推及公刘，以此尊崇后稷。幽王、厉王以后，王道残缺，礼乐衰败；孔子修明旧制、振兴废业，论述《诗》《书》，编作《春秋》，所以学者直到今天仍以它为准则。自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以来，已经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的记载散失断绝。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忠臣和为义而死的志士，如果我身为太史却不加以论载，就会废弃天下的史文，我对此非常恐惧。你可要记住啊！”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小子不聪敏，请让我把先人编次整理的旧闻全部论述出来，不敢有所缺漏。” 父亲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编纂石室、金匮中收藏的史书。五年后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日朔日的早晨冬至，历法开始改定，在明堂举行仪式，诸神接受新的纪年。太史公说：“先人曾说：‘周公去世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去世至今又五百年了，难道会有人继承彰明的时代，校正《易传》，接续《春秋》，探究《诗》《书》《礼》《乐》的根本吗？’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我这个后辈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编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说：‘周道衰败，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大夫阻塞他的道路。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会被采用，道也不会实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把它作为天下的仪表：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只是为了通达王道之事罢了。’孔子说：‘我想只记载在空泛的言语中，不如把它表现在历史行动上，使其深切而显明。’《春秋》向上阐明三王之道，向下辨析人事的纲纪，区别疑似，彰明是非，判定犹豫，褒善贬恶，尊重贤能、鄙弃不肖，使亡国得以存名，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补救弊病、振兴废弛，这是王道中最重要的内容。《易》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说明变化；《礼》经典理人伦，所以长于指导行为；《书》记载先王之事，所以长于政治；《诗》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以及牝牡雌雄，所以长于教化风俗；《乐》说明快乐得以建立的原因，所以长于调和；《春秋》辨明是非，所以长于治理人。因而，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说明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说明教化，《春秋》用来说明义理。拨乱世而使它返回正道，没有比《春秋》更接近的了。” 《春秋》的文字有数万字，旨意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和聚合，都包含在《春秋》之中。《春秋》所记载的时代里，弑杀君主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奔逃、不能保全国家社稷的更是数不胜数。考察他们所以如此的原因，都是失去了根本。正如《易》所说：“开始相差极细微，结果会相差千里。”所以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渐渐发展已经很久了。”因此，拥有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贼害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不能不知道《春秋》：固守常规而不知道怎样适宜，遇到变故而不知道权变。身为君主和父亲却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身为臣子和儿子却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陷入篡位弑君的刑罚，背上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自以为是在做善事，却因为做事时不知道其中义理，受到这些空泛言辞的指斥，也不敢推辞。不能通晓礼义的旨意，就会导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臣下就会犯上；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是无道；子不像子，就是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天下最大的过错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只能承受而不敢推辞。因此，《春秋》是礼义的根本宗旨。礼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施行；法律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所要防止的事情却难以察知。”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面没有英明的君主，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编作《春秋》，用空泛的文字来裁定礼义，作为一代之王的法则。如今先生在上遇到英明的天子，在下能够守住自己的职分，万事都已完备，各自按适宜的次序安排好了，那么先生所要论述的，想用来彰明什么呢？”太史公说：“是，是；不，不，不是这样。我听先人说：‘伏羲最为纯厚，创作《易》的八卦。尧、舜盛治的时代，《尚书》记载了它，礼乐也由此兴起；商汤、周武王盛隆的功业，诗人歌咏了它。《春秋》采录善行、贬斥恶行，推崇三代的德政，褒扬周王室，并不只是讥刺而已。’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当今英明的天子，获得祥瑞符命，举行封禅，改定正朔，变更服色，从清明肃穆的上天接受天命，恩泽流布没有边际；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经过多重翻译来到边塞，请求入朝进献拜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歌诵圣德，尚且不能完全表达其意。况且贤能之士却不被任用，是拥有国家者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德行不能传播显闻，是有关官员的过错。再说我曾掌管太史之官，如果把明圣君主的盛德废弃不载，把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功业湮没不述，违背先人的遗言，那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说的只是记述旧事、整理世代相传的史实，并不是所谓创作；你把它比作《春秋》，错了。” 于是我编排整理这些史文。七年后，太史公遭遇李陵之祸，被幽禁在牢狱中。于是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毁坏，也不会再被任用了。”退下来后，他深思说：“《诗》《书》文字含蓄，正是为了寄托作者实现志向的思虑。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周易》；孔子在陈、蔡受困，编作《春秋》；屈原被放逐，著成《离骚》；左丘明失明，才有《国语》；孙子遭受膑刑，才论述兵法；吕不韦迁居蜀地，世间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出《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多是贤人圣人抒发愤懑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心意有所郁结，不能通达自己的道路，所以记述往事，思考后世。”于是终于从陶唐氏以来记述到获麟之年，以黄帝为开端。从前黄帝效法天、取法地，四位圣人依次遵循而各自建立法度；唐尧禅让帝位，虞舜没有懈怠。他们的帝王功业和美德，万世都应载录。作《五帝本纪》第一。

译禹的功业，使九州归于统一，光耀于唐尧、虞舜之际，德泽流传到后代；夏桀淫乱骄横，于是被放逐到鸣条。作《夏本纪》第二。契建立商朝，后来发展到成汤；太甲居住在桐地，在阿衡伊尹辅佐下德行兴盛；武丁得到傅说，因而成为高宗；帝辛沉湎酒色，诸侯不再朝享。作《殷本纪》第三。弃建立稷官，西伯姬昌德行兴盛；武王在牧野作战，实际上安抚了天下；幽王、厉王昏乱，已经丧失丰、镐二京；周室日渐衰微，直到赧王，洛邑也不再有人祭祀。作《周本纪》第四。秦人的祖先伯翳辅佐禹；秦穆公追念义士，哀悼豪杰军队；因为用活人殉葬，《诗经》作《黄鸟》讽刺；秦昭襄王建立了称帝的事业。作《秦本纪》第五。秦始皇即位后兼并六国，销毁兵器、铸造钟鐻，消除战争，尊号称帝，却夸耀武力、任意逞强；秦二世承受国运，子婴向俘虏投降。作《始皇本纪》第六。秦朝失去治国之道，豪杰一同起兵扰乱；项梁开创事业，项羽继承发展；项羽杀死庆、营救赵国，诸侯拥立他；后来诛杀子婴，违背怀王约定，天下人都非难他。作《项羽本纪》第七。项羽暴虐，汉王施行功德；他在蜀、汉发愤起兵，回军平定三秦；诛灭项籍，成就帝业，天下于是安宁，并改革制度、改变风俗。作《高祖本纪》第八。惠帝早逝，吕氏诸人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吕禄、吕产势力强盛，诸侯因此谋划诛除他们；他们杀死隐幽侯刘友，大臣们也都心怀疑惧，终于酿成宗室的灾祸。因此作《吕太后本纪》第九。汉朝刚刚兴起时，继承人选尚不明确，迎立代王登上帝位，天下人都归心于他；他废除肉刑，开放关塞桥梁，广施恩惠，因此被称为太宗。因此作《孝文本纪》第十。诸侯骄横放纵，吴国首先发动叛乱，朝廷出兵诛讨，七国都因罪受罚，天下于是同心归附，国家大为安定而富足。因此作《孝景本纪》第十一。汉朝兴起已经历五代，到武帝建元年间国势隆盛；对外抵御夷狄，对内修明法度，举行封禅，改定历法正朔，改变车马服饰的颜色。因此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夏、商、周三代的时代太久远了，年代已不可考，大概只能取材于谱牒和旧闻；本表以此为依据，于是大略推求其世系，作《三代世表》第一。周幽王、周厉王以后，周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专权，《春秋》中也有未加记载的事情；但根据谱牒大略考察，可以看出五霸相继兴衰。为了了解周代诸侯彼此先后的关系，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春秋》以后，诸侯的卿大夫掌握政权，强国互相称王；一直到了秦国，最终兼并诸夏，废除诸侯的封地，独占天子的称号。作《六国年表》第三。秦朝既已暴虐无道，楚人首先发难，项氏于是造成天下动乱，汉王便扶持正义出兵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次更易其主，事情繁多而变化复杂，所以详细编排秦楚之际的月表，作《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太初年间的一百年中，诸侯有废黜、立立、分封和削地等变化，谱牒记载不明，有关官吏也没有承继整理；强弱变化的根源，往往可以从世系中看出。因此作《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建立汉朝的功劳最大，辅佐他的臣子都是股肱之臣；他们剖分符节而封爵，恩泽流传到后代，但后来竟忘记了宗族昭穆次序，有的甚至杀身亡国。因此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帝、景帝时期，申明功臣和宗室亲属的爵位、封邑制度。因此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向北讨伐强大的胡人，向南诛灭强悍的越人，征伐夷狄蛮族，武功由此排列记载。因此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诸侯势力已经强大，七国结成合纵，诸侯子弟众多，却没有爵位和封邑；朝廷推行推恩令，施行仁义，使诸侯的势力逐渐削弱，恩德归于京师。因此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一个国家有贤能的丞相和良将，他们就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我看到汉朝兴起以来的将相名臣年表，贤能的人记载他们的政绩，不贤的人彰明他们的事迹。因此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增损变革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说来都是为了接近人的性情、通达王道。因此礼制依据人的本质制定节文，大略调和古今的变化。作《礼书》第一。音乐是用来移风易俗的。自从《雅》《颂》的乐声兴起以后，人们已经喜爱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人的感情受到感发，远方的风俗也会使人怀念故土。于是编次乐书，叙述古代音乐，作《乐书》第二。没有军队，国家就不能强盛；没有德行，国家就不能昌盛。黄帝、商汤、周武王因此兴起，夏桀、商纣、秦二世因此灭亡，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司马法》的源流由来已久，太公、孙武、吴起、王子成父能够继承并阐明它，切合近世情况，充分说明人事的变化。因此作《律书》第三。律属于阴而调治阳，历属于阳而调治阴，律与历相互调节，间隔不能有丝毫差错。五家关于律历的文字彼此抵牾不同，只有太初元年所制定的理论可以据此讨论。因此作《历书》第四。关于星象和气候的书籍，大多夹杂禨祥之说，不合经典；推究它们的文字，考察它们所说的应验，彼此并没有不同。于是汇集并论述它们运行的情况，按照天体运行的轨道和度数加以验证，作《天官书》第五。受天命而称王的人，举行封禅时所用的符瑞很少见；一旦举行封禅，万神没有不接受禋祀的。于是追溯历代祭祀诸神以及名山大川的礼制，作《封禅书》第六。大禹疏浚河川，使九州得以安宁；后来又修筑堤防，疏通沟渠。作《河渠书》第七。货币流通，是为了沟通农业和商业；到了极端，就会玩弄技巧，兼并财产以求增殖，争相追逐投机获利，舍弃农业而趋向商业。因此作《平准书》以观察世事的变化，列为第八。太伯为了避让季历，到了江南蛮夷之地；周文王、周武王兴起，继承了古公亶父开创王业的事业。阖庐杀死僚，宾服荆楚；夫差战胜齐国，伍子胥被装入鸱夷革囊；伯嚭信任并亲近越国，吴国最终灭亡。赞美太伯的谦让，作《吴世家》第一。申侯、吕侯的后代衰微了，姜尚尚且处于卑微地位，最终归附西伯，成为文王、武王的老师；他的功劳超过群臣，曾在幽地施行权变；年老而有威望的姜尚，于是享有营丘封地。齐桓公不违背柯地会盟的约定，因而国家昌盛，多次会合诸侯，霸业功勋显著。田氏、阚氏争夺宠信，姜姓齐国终于灭亡。赞美姜太公的谋略，作《齐太公世家》第二。顺从他或违背他，周公都安抚处理；他奋发施行文德，天下人都归于和睦；他辅佐成王，诸侯都以周为宗主。鲁隐公、鲁桓公时期，为什么唯独鲁国会这样呢？三桓争夺强权，鲁国因此不能昌盛。赞美周公旦藏入金縢的功绩，作《周公世家》第三。周武王战胜商纣王后，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就去世了。成王年幼，管叔、蔡叔怀疑他，淮夷也发动叛乱；于是召公施行德政，安定并集合王室力量，使东方土地安宁。燕王哙把王位禅让给子之，终于造成祸乱。赞美《甘棠》诗所歌颂的召公，作《燕世家》第四。管叔、蔡叔辅佐武庚，想要安定原来的商地；等到周公摄政时，这两位叔父却不服从；周公杀死管叔鲜，放逐蔡叔度，并与诸侯结盟。大任生了十个儿子，周王室因而宗族强盛。赞美蔡叔仲能够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后的后代没有断绝，舜和禹的后人因此受到称道；只要德行美好光明，后代就能蒙受先人的功烈。百代都享受祭祀，于是周朝封立陈国和杞国，后来楚国实际灭掉了它们。齐国田氏已经兴起，那么舜又算是什么人呢？作《陈杞世家》第六。周人收纳商朝遗民，叔封开始在卫地建立封邑；后来申侯把商朝的祸乱以及酒的祸害报告给周王。到卫朔出生时，卫顷公仍不得安宁；南子厌恶蒯聩，使父子改换名分。周德衰微，战国诸国已经强盛，卫国因弱小而苟延残喘，直到卫角公才最后灭亡。喜爱《康诰》所体现的道理，作《卫世家》第七。

译唉，箕子啊！唉，箕子啊！正直的话不被采用，反而被降为奴隶。武庚死后，周朝封微子为宋公。宋襄公在泓水受伤，哪位君子会称许他呢？宋景公谦逊有德，荧惑星退行。剔成暴虐，宋国于是灭亡。赞美微子向太师询问治国之道，作《宋世家》第八。周武王去世后，叔虞受封于唐。君子讥讽其封国名称，最终唐国被晋武公灭亡。骊姬受到宠爱，祸乱延续了五代；重耳不得志，后来却能够成就霸业。六卿专权，晋国因此耗损。赞美晋文公受赐珪鬯，作《晋世家》第九。重黎继承了火正的事业，吴回接续了他；殷朝末年，粥子记录并传述此事。周朝任用熊绎，熊渠继续其事业。楚庄王贤明，于是恢复陈国；赦免郑伯以后，在华元等人的事上收兵。楚怀王客死异国，兰却把罪过归咎于屈原；楚王喜好谄谀、听信谗言，楚国最终被秦国兼并。赞美楚庄王的义举，作《楚世家》第十。少康的儿子到了南海，成为当地的宾客，文身断发，与鼋、鳝一类水族相处；后来守卫封禺山，奉行禹的祭祀。句践陷于困境，于是任用文种、范蠡。赞美句践身处夷蛮之地仍能修养德行，灭掉强大的吴国以尊崇周王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郑桓公东迁时，太史伯认为这是适宜的。后来郑国侵取周王的禾苗，周王的官员对此提出责问。祭仲被迫订立盟约，郑国长期不能昌盛。子产仁厚，继承先世而被世人称为贤者。三晋不断侵伐，郑国最终归入韩国。赞美郑厉公迎纳周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有骏马骊、绿耳，才显出造父的才能。赵夙侍奉晋献公，赵衰继承了他的事业。赵衰辅佐晋文公尊奉周王，最终成为晋国的辅弼。赵襄子曾受困受辱，后来擒获智伯。赵主父被生擒，饿死在沙丘。赵王迁放纵淫乱，排斥良将。赞美赵鞅讨伐周王室的乱事，作《赵世家》第十三。毕万受封为魏侯，占卜者预知了这一点。后来魏绛诛杀干戈相关的叛乱，戎狄也归于和好。魏文侯仰慕仁义，拜子夏为师。魏惠王自负骄矜，受到齐、秦两国进攻。后来他猜疑信陵君，诸侯便停止援助魏国。最终大梁陷落，魏王假被秦军杀死。赞美魏武侯辅佐晋文公申明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韩厥暗中积德，赵武因此得以兴起。韩厥继承断绝的宗族，扶立被废的后代，晋人尊奉他。韩昭侯显扬功业，申不害辅佐他。韩非虽受怀疑却没有失信，最终被秦人袭杀。赞美韩厥辅佐晋国、匡助周天子征收赋税，作《韩世家》第十五。田完的儿子为避祸逃到齐国，成为齐国的援助者；他暗中施德五代，齐人歌颂他。田成子取得政权，田和成为诸侯。齐王建心意动摇，最终被迁到共地。赞美齐威王、齐宣王能够拨正浑浊的时代而独自尊奉周王室，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王室已经衰微，诸侯任意行事。孔子哀叹礼制废弛、音乐崩坏，于是追究整理经术，使王道得以通达；匡正乱世，使它回归正道；又通过经书文辞，为天下制定礼仪法度，把六艺的纲要传给后世。因此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夏桀、商纣失去治国之道，商汤、周武王于是兴起；周王室失去治国之道，于是有《春秋》产生。秦朝失去政权，陈涉首先起事，诸侯纷纷发难，如风起云涌，最终灭亡秦国。天下动乱的开端，就是从陈涉发难开始的。因此作《陈涉世家》第十八。成皋台是薄氏开始建立根基的地方。薄姬收敛心志而嫁往代国，她的地位后来因窦氏诸人而尊贵。栗姬倚仗宠贵，王氏于是得以发达。陈皇后过于骄横，最终汉武帝尊立卫子夫。赞美这些外戚的德行，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汉朝运用计谋，在陈地擒获韩信；越王、荆王行事轻捷剽悍，于是封高祖的弟弟刘交为楚王，定都彭城，以加强淮水、泗水一带，使楚国成为汉朝的宗室藩屏。戊溺于邪道，后来由礼重新继承楚国。赞美陆游辅佐高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高祖起兵时，刘贾参与其中；后来被英布袭击，丧失荆、吴之地。营陵侯刘泽因触怒吕氏，于是被封为琅邪王；刘濞害怕刘长而相信齐王，前往齐地却没有回来，最终向西进入关中，恰逢汉文帝即位，又得以恢复燕王封号。天下尚未安定时，刘贾、刘泽凭借宗族关系，成为汉朝的藩辅。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经平定，皇帝的亲属却很少；悼惠王刘肥年长，确实足以镇守东方。哀王擅自起兵，因愤怒而攻打吕氏；驷钧暴虐凶狠，京师不准许他这样做。厉王在宫内淫乱，灾祸因此由主父偃造成。赞美刘肥作为股肱之臣，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军把我们围困在荥阳，双方相持了三年；萧何在山西地区充实安抚百姓，接连提出计策、补充兵力，使粮食供应不断，让百姓爱戴汉王而不愿替楚军效力。因此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参与韩信一起平定魏国，攻破赵国、夺取齐国，终于削弱楚人的势力。他继承萧何担任相国，政策不改变、不革新，百姓因此安宁。赞美曹参不夸耀功劳、不自恃才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在帷幄之中运筹谋划，在无形之中制胜，张良谋划这些事情，没有显赫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战功，却能把困难化为容易，从细微处成就大事。因此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平的六条奇谋被采用以后，诸侯都归附汉朝；吕氏发动变乱时，陈平是最初谋划的人，最终安定了宗庙，安定了国家。因此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吕氏诸人结成合纵，谋划削弱京师；周勃却反其道而行，与权臣联合。吴、楚军队出兵时，周亚夫驻军昌邑，以此困住齐、赵，后来又出兵解救梁国。因此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国叛乱时，梁国成为屏障守卫京师，只有梁国能够抵挡；梁王倚仗宠爱而夸耀功劳，几乎因此遭遇灾祸。赞美他能够抵御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汉文帝的五个宗室儿子都已封王，亲属之间和睦相处；诸侯无论大小都成为藩国，安排得很适当，僭越拟比天子的事情也逐渐减少、受到抑制。因此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汉景帝的三个儿子被封为王，他们的文辞值得观赏。因此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之人争逐利益，只有伯夷、叔齐奔向仁义；他们让出国家，最终饿死，天下人都称颂他们。因此作《伯夷列传》第一。晏子十分节俭，管夷吾却很奢侈；齐桓公凭借管仲成就霸业，齐景公则依靠晏子治理国家。因此作《管晏列传》第二。李耳主张无为，使人们自我教化，社会清静而自行归正；韩非善于揣度事理，顺应形势和法理。因此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自古以来，称王者都有《司马法》这样的兵法，司马穰苴能够阐明并发扬它。因此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如果没有诚信、廉洁、仁爱和勇敢，就不能传授用兵之道、谈论剑术；这些品德与道相合，内可以修养自身，外可以应对变化，君子都把它们作为比德的对象。因此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建遭受谗言，祸及他的儿子伍奢；伍尚既已不能匡救父亲，伍员便逃奔吴国。因此作《伍子胥列传》第六。孔氏讲述文章经术，弟子们由此成就学业，都成为老师，崇尚仁德，勉励道义。因此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鞅离开卫国前往秦国，能够阐明自己的学说，使秦孝公的国家强盛称霸，后世也遵循他的法令。因此作《商君列传》第八。天下忧虑秦国不断以连横侵害诸侯而不知满足，只有苏秦能够保存诸侯，约定合纵来抑制秦国的贪婪和强暴。因此作《苏秦列传》第九。六国已经结成合纵联盟，张仪却能够阐明连横之说，重新使诸侯离散。因此作《张仪列传》第十。秦国所以能够向东排斥强大的诸侯，靠的是樗里疾、甘茂的谋略。因此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占据河山，包围大梁，使诸侯束手而侍奉秦国，这是魏冉的功劳。因此作《穰侯列传》第十二。向南攻取鄢、郢，向北摧毁长平，接着包围邯郸，武安君白起担任统帅；攻破楚国、灭亡赵国，是王翦的谋略。因此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译搜集儒家、墨家遗留下来的文章，阐明礼义的纲纪，断绝梁惠王以利益为出发点的端绪，排列叙述历代兴衰。因此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孟尝君喜好宾客、爱惜士人，士人都归附薛地，替齐国抵御楚、魏。因此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平原君、虞卿为争取冯亭而运用权谋，又像楚国一样出兵援救邯郸之围，使赵国国君重新得到诸侯的承认。因此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能够以富贵身份屈身礼待贫贱之人，使贤能者不受不肖者压制，只有信陵君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以自身性命为国君尽忠，终于使国君摆脱强秦；使那些向南游说、奔赴楚国的士人得以施展，这是黄歇的义举。因此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雎能够忍受魏齐的羞辱，却在强大的秦国建立威信；范雎、蔡泽都能推举贤者并让出职位。因此作《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率军实行自己的谋划，联合五国军队，替弱小的燕国报强齐之仇，洗雪燕国先君的耻辱。因此作《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能够在强秦面前坚持自己的意志，又能向廉子屈身礼让，为国君尽忠，因此都受到诸侯的尊重。因此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齐湣王丢失临淄、逃奔莒地以后，只有田单凭借即墨击败并赶走骑劫，最终保存了齐国的宗庙社稷。因此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邹阳能够设下奇谋和巧说，解除被围城池的忧患；他们轻视爵位俸禄，乐于任意施展自己的志向。因此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能够作辞赋来讽谏，以类比联结事物来争明义理，《离骚》中就有这种做法。因此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与子楚结为亲密关系，使诸侯中的士人纷纷争相前往秦国任事。因此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曹沫凭借匕首使鲁国收回失地，齐国由此明白他的信用；豫让则以义为重，不肯怀有二心。因此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能够阐明自己的谋划，顺应时势推动秦国发展，最终在天下取得志愿的成就；他是秦国谋划统一的首要人物。因此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为秦国开拓土地、增加人口，向北击退匈奴，凭借黄河设置边塞，依靠山势巩固防御，建立榆中。因此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馀充实赵国的边塞和常山地区，以扩大河内；削弱楚国的权势，向天下彰明汉王的信用。因此作《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收集西河、上党的军队，跟随汉军到达彭城；彭越越过边界侵扰梁地，使项羽困苦。因此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英布在淮南反叛楚国而归顺汉王，汉王任用他为大司马殷，最终在垓下击败项羽。因此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楚军在京、索一带逼迫汉军，而韩信攻取魏、赵，平定燕、齐，使汉王分得天下三分之二，最终灭掉项籍。因此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楚汉两军在巩、洛之间相持，韩信负责充实颍川，卢绾则截断项羽的粮饷。因此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诸侯背叛项王时，只有齐国把项羽牵制在城阳，汉军因此得以乘隙进入彭城。因此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攻城和野战，取得战功后回来报告，樊哙、周勃在其中都出了力；他们不只是挥鞭驱马作战，还曾帮助刘邦脱离危难。因此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汉朝刚刚平定天下，文书制度和治理条理尚未明确，张苍主持谋划，整顿统一度量衡，编排律令和历法。因此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郦食其、陆贾缔结盟约、互通使者，约束并安抚诸侯；诸侯都亲近汉朝，归附汉朝而成为藩辅。因此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如果想详细了解秦、楚之间的事情，就应当知道周緤经常跟随高祖，平定诸侯。因此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刘敬迁徙强宗大族到关中，与匈奴订立和约；叔孙通阐明朝廷礼仪，编次宗庙的仪式和法度。因此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能够忍辱负重、由刚强转为柔顺，最终成为朝廷群臣；栾布则不受权势胁迫，也不背弃死者。因此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袁盎、晁错敢于冒犯君主的脸色，以表达正确的道理，不顾自身安危，为国家谋划长远的策略。因此作《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遵守法令而不失大体，谈论古代贤人，增进君主的明察。因此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君石奋、张叔敦厚慈爱而孝顺，不善于言谈，却敏于行动，专心于恭敬谨慎，是君子和长者。因此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坚守节操，言语切直；他的道义足以说明廉洁，行为足以激励贤者；即使身负重权，也不能用不合理的事情动摇他。因此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谈论医术，是医方家的宗师，守持医术法则而精通明察；后世医者依照他的次序行事，不能更改，而仓公可以说最接近他。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仲父辅佐汉高祖，汉高祖于是省察政务；他的后代刘濞被封为吴王，恰逢汉朝刚刚平定天下，便用来填抚江淮之间。因此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吴、楚发动叛乱时，宗室中只有窦婴贤能而喜爱士人，士人都归附他；他率军在山东荥阳抵抗叛军。因此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的才智足以应对当代的变化，宽厚的胸怀又足以使他得到人才。因此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广勇于面对敌人，仁爱士卒，号令简明不烦琐，士卒都归心于他。因此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匈奴常常成为中原的祸患；为了了解双方强弱变化以及防备、征讨的情况，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卫青、霍去病修直边塞，扩大河南地区，攻破祁连山，打通通往西方各国的道路，消灭北方胡人。因此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大臣和宗室以奢侈浪费互相攀比，只有公孙弘节制衣食，给百官作了榜样。因此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汉朝已经平定中原，南越王赵佗却能够集合杨越之地的力量，保守南方藩国，向汉朝缴纳贡物、履行臣职。因此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吴王刘濞叛乱时，瓯人杀死刘濞，保卫封禺山一带，归顺汉朝为臣。因此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燕王丹死后，辽东一带散乱，卫满收集燕国逃亡的百姓，聚集在海东，建立朝鲜藩国，保守边塞，成为汉朝的外臣。因此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唐蒙出使，谋求沟通夜郎；邛、笮的君长请求成为汉朝内臣并接受汉朝官吏。因此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子虚赋》和《大人赋》所叙之事，文辞绮丽，多有夸饰；但它们的主旨在于讽谏，最终归于无为。因此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黥布发动叛乱，刘长被封为淮南王，以镇抚江淮以南地区，安定剽悍的楚地百姓。因此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奉行法令、遵循事理的官吏，不夸耀功劳、不自恃才能；百姓没有特别称誉他们，也没有发现他们有过错的行为。因此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韩长孺整理衣冠站立在朝廷上，群臣没有谁敢说浮夸不实的话；长孺以此自负。他又喜欢推荐人才，被称为长者，壮年时颇有作为。作《汲郑列传》第六十。自孔子去世以后，京师没有人尊崇学校；只有建元、元狩年间，文章辞藻才灿然兴盛。因此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百姓背离农业根本而多用巧诈，奸邪之人玩弄法令；善人不能教化他们，只有一概采用严厉削刻的办法，才能使他们整齐服从。因此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汉朝已经派使者通往大夏，而西方极远之地的蛮夷伸长脖颈向内朝向汉朝，希望观看中国。因此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在危难中救助别人，使贫困而无以为生的人得到救济，这是仁者的作为；既然取得信任，就不违背诺言，这是义者值得取法之处。因此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侍奉君主，能够取悦君主的耳目，使君主面色和悦，并获得亲近，这不只是因为容貌受到宠爱，也是因为各自具有某种长处。因此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译不随波逐流于世俗，不争逐权势和利益，在上下之间都没有什么阻碍凝滞，别人也无法加害于他，这是因为他运用了道。于是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齐、楚、秦、赵都有以占日为业的人，各自有本地习俗所采用的方法。想要考察并了解其中的大体宗旨，于是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三王使用龟卜的方法各不相同，四方夷族的占卜方法也各不相同，然而都用它来判定吉凶。这里略略考察其中的要领，于是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平民百姓，不危害政事，也不妨害百姓，按照时机进行取舍，使财富不断增长，其中有智慧的人也能从中有所取法。于是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只有我们汉朝承接五帝衰微之后的余绪，接续三代中断的事业。周朝的治道废弛，秦朝又毁弃古代文字，焚烧《诗》《书》，所以明堂、石室、金匮、玉版中的图籍典册散失混乱。汉朝兴起以后，萧何整理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经学文献逐渐兴盛，《诗》《书》也常常间或出现。自从曹参推荐盖公所说的黄帝、老子的学说，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商鞅的学说，公孙弘凭借儒学显达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留下来的文献和古代事迹，没有不全部汇集到太史公这里的。太史公于是父子相继，编纂并掌管这一职务。他说：“唉！我想我的先人曾经掌管这件事，在唐尧、虞舜时就很显赫；到了周朝，又再次主持此职，所以司马氏世代掌管天官之职。至于我这一代呢，怎能不敬慎地思念这件事啊！怎能不敬慎地思念这件事啊！”我广泛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考察王业兴起的地方，推究事物的起始，察看它的结局；观察兴盛，也考察衰败；评论、考察历代的事迹，大略推述三代，记载秦、汉，上自轩辕黄帝，下至今日，撰写十二篇本纪，已经把它们分门别类、编排成条了。由于时代相连而世代不同，年代先后有时难以明确，所以作十表。礼乐制度的增损，律历的更改，军事权术、山川鬼神以及天人关系，承接旧弊而通达变化，所以作八书。二十八宿环绕北辰，三十根车辐共同连接一个车毂，我把运行无穷的这种道理比作辅佐君主的股肱之臣；他们以忠信施行政道，来奉事君主，所以作三十篇世家。扶持正义，行为卓异，不让自己错失时机，在天下建立功业和声名，于是作七十篇列传。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就是太史公的著作。写这篇序略，是为了搜集遗缺、补充文艺，使之成为一家之言；调和《六经》的不同传说，整理百家杂说；把正本收藏在名山，副本存放在京师，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说：我叙述黄帝以来的历史，一直写到太初年间才结束，共一百三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