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九◎书疏

译商代的时候，天下曾经大乱。在位者贪婪狠毒、造成祸败，都是因为用非其人。等到文王兴起时，天下的人才又曾经很少。当时文王能够陶冶天下士人，使他们都有士君子的才干，然后按照各自拥有的才能任官使用。《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哪里不能造就人才？”说的就是这个。等到人才培养成功，即使微贱如捕兔的人，也没有不好德行的，《兔罝》的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何况在位的人呢？文王正因为能够这样做，所以用兵征伐就使人服从，守持国政就能使天下安定。《诗经》说：“捧着玉璋，仪容高峨，俊秀之士都适宜任用。”又说：“周王出征而行，六军都跟随他。”这是说文王所任用的人，文臣武将都各得其才，没有一件事被废弃。到了夷王、厉王乱政时，天下的人才又曾经很少。宣王兴起后，能够共同谋划天下大事的只有仲山甫一人。所以诗人叹息说：“德行轻如毫毛，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可惜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这是哀叹人才稀少，而仲山甫没有助力。宣王能够任用仲山甫，又推举同类人才来更新美化天下士人，后来人才才重新增多。于是对内修治政事，对外讨伐不来朝的诸侯，又恢复了文王、武王时的疆土。所以诗人赞美宣王说：“随意采摘芑菜，在那新田，在这耕熟的田亩。”这是说宣王能够更新美化天下士人，使他们成为可用的人才，就像农夫使田地变得肥美而能够采摘芑菜一样。由此看来，人的才能从来没有不是由君主陶冶培养而成的。所谓陶冶培养，是什么呢？也不过是教育他、供养他、选取他、任用他，各有正确的方法罢了。所谓教育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天子、诸侯，从国都到乡党都设有学校，广泛设置教导官员，并且严格选择人选。朝廷关于礼乐、刑法、政事的事务，都在学校中讲授；士人所观察、学习的，都是先王关于言语、德行以及治理天下的道理，他们的才能也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如果不能用于天下国家，就不教育；凡是可以用于天下国家的，无不在学校中教授。这就是教育的方法。所谓供养的方法，是什么呢？用财物使他们丰足，用礼制约束他们，用法律裁制他们。什么叫用财物使他们丰足？人的性情，如果财物不足，就会贪婪鄙陋、苟且求取，无所不至。先王知道会这样，所以制定俸禄制度；即使是庶人中做官的，俸禄也已经足以代替耕作所得。从这一级级向上，每一级都有增加，使俸禄足以养成廉耻之心，使人远离贪婪鄙陋的行为。先王还认为这样不够，又把俸禄推及他们的子孙，称为世禄。使他们活着时，对于父子、兄弟、妻子儿女的供养，以及婚姻、朋友交往，都没有遗憾；死后，子孙也没有生活不足的忧虑。什么叫用礼来约束他们？人的情感如果财物充足，却没有礼制节制，就会放纵乖僻、邪恶奢侈，无所不至。先王知道会这样，所以为他们制定制度。婚丧、祭祀、奉养、宴享的事情，服饰饮食、器物使用的物品，都按照身份等级加以节制，并用律令、度量衡的法则加以统一。身份等级允许使用而财物不足以置办的，就不置办；财物足以置办而身份等级不允许使用的，也不许多增加一铢两、一分一寸。什么叫用法律裁制他们？先王对于天下士人，已经用道术艺能教育他们；如果不遵循教导，就用屏弃到远方、终身不得列入士籍的法律来对待。已经用礼制约束他们；如果不遵守礼制，就用流放、杀戮的刑法来对待。《王制》说：“改变服饰的人，他的君主就流放他。”《酒诰》说：“有人告诫说：‘聚众饮酒，你们不要放纵。把他们全部拘捕，押送到周，我将杀掉他们。’” 聚众饮酒、改变服饰，都是小罪；流放、杀戮，却是重刑。以重刑加在小罪之上，先王之所以忍心这样做而不疑惑，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统一天下的风俗、成就自己的治理。用礼制约束他们，用法律裁制他们，天下之所以服从而没有抵抗冒犯，也不只是靠禁令严厉、治理明察能够达到的。大概还因为我们以至诚恳切的心，努力实行并率先倡导。凡是身边的显贵通达之人，都顺从君上的意愿而服行；有一人不遵从，法律的施加必定从他开始。上位者以至诚实行，显贵之人知道避开君上所厌恶的事情，那么天下不必受罚便自行停止恶行的人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供养人才的方法。所谓选取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先王选取人才，一定在乡党，一定在庠序，让众人推举他们所谓的贤能之人，登记下来报告上级，再加以考察。确实贤能，然后根据德行大小、才能高下任官使用。所谓考察，不是只凭耳目的聪明，听取某一个人的私下说法。想要审慎知道他的德行，就询问他的行为；想要审慎知道他的才能，就询问他的言论。取得他的言论和行为之后，再用事务来试验他。所谓考察，就是用事务试验他。即使尧任用舜，也不过如此罢了，何况职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至于九州这样广大、四海这样遥远，众多官员和无数卑贱之人，需要士大夫才能的地方很多；拥有天下的人，又不能亲自一一考察，也不能偏偏把事情交给一个人，让他在一两天之间考核别人的品行才干并决定升降。大概我们已经能够考察出才能品行较大的人，让他们担任大官；于是让他们选取同类人才，长期考验他们，考核其中有能力的人，报告给上级，然后授予爵位、命令和俸禄等级罢了。这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所谓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才德有高下厚薄不同，所任职务有适宜和不适宜。先王知道如此，所以知道务农的人便任用为后稷，知道工艺的人便任用为共工。德行厚重、才能高强的，让他担任长官；德行浅薄、才能低下的，让他担任辅佐属官。又因为任职时间长久，上级逐渐熟悉并了解他的事务，下属服从驯化而安于教令；贤能的人，其功绩可以达到成功，不肖的人，其罪过也可以显著暴露。因此让他们长期任职，用考核功绩的法令来对待他们。这样一来，有智慧、有才干、有力量的人，就能竭尽才智去成就功业，不必担心事务不能完成、功绩不能成就。

译偷懒怠惰、苟且敷衍的人，即使想在一时之间取得容身之地，也会顾虑后世的羞辱，哪里敢不努力呢？至于没有能力的人，本来就知道辞职退避而离去；在职位上任事日久，如果不能胜任的罪责不能侥幸免除，他们又怎么敢冒充任职而不辞避呢？既然他们尚且不敢冒充而知道辞避，那么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谗谄逢迎、争相求进的人呢？选取已经详细，使任职已经恰当，处置职位又已经长久，到了任用他们的时候还专一授权，不用一两条法令束缚他们，而让他们能够施行自己的意图；尧、舜治理百官、使众多工官兴盛的方法，不过如此罢了。《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昏暗无能者，升用贤明有能者。”说的就是这个。可是尧、舜时代，被罢黜的人我们还能听说，四凶就是这样；被升用的人，则有皋陶、稷、契，他们终身任一官职而不迁调，大概所谓升用，只是增加他们的爵命和俸赐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供养、选取、任用人才的方法既然如此，而当时的君主又能同大臣们竭尽耳目心力，以至诚恳切、忧念民生的态度思考并实行这些事情，那么臣下就不会疑惑，对于天下国家的事务，也没有想做却做不到的了。如今州县虽然有学校，不过是取得墙壁屋舍等设施罢了，并没有教导官员、长养人才的事情。只有太学设有教导官员，却也从未严格选择。朝廷关于礼乐、刑法、政事的事情，从未在学校中讲授。求学的人也漠然地认为礼乐刑政是有关官员的事务，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事情。学校所教授的，也只是讲说章句罢了。讲说章句，本来就不是古代教育人的方法。近年以来才开始用应试文章来教育他们。应试文章，如果不是广泛背诵、努力学习、穷尽整日的力量，就不能达到要求。即使文章写得好，大处不足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小处也不足以成为天下国家的实际用途。因此即使有人在学校读到白头，穷尽整日的力量遵循上面的教导，等到让他参与政事时，却茫然不知方法的人，到处都是。如今的教育不只是不能成就人的才干，反而还使人困苦、损坏其才干，使他们不能成才，这是什么原因呢？人的才能，因专一而成，因杂乱而毁。因此先王安排民众的才能，把工匠安置在官府，把农民安置在田野，把商贾安置在店铺，把士人安置在学校，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事业，不接触其他事物，因为担心其他事物足以损害他们的本业。所谓士人，又不只是让他们见不到奇异事物而已；一旦把先王之道示范给他们，那么百家诸子的异端学说，也都应当摒弃，不敢学习。如今士人所应当学习的，是天下国家所需的实际事务。现在却把这些全都搁置不教，只教他们应付科举考试的文章，使他们耗尽精神、疲惫心力，终日竭力从事于此。等到任用他们做官时，又把这些全都搁置一边，责令他们处理天下国家的事务。古人早晚专心从事天下国家的事务，尚且还有才力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分别；如今却转移他们的精神，夺去他们的时间，让他们早晚从事于没有实际补益的学业，等到任用他们处理事务时，才突然责求他们为天下国家发挥作用，难怪真正有才干、足以有所作为的人很少了。所以臣说：这不只是不能成就人的才干，反而还进一步困苦、摧毁他们，使他们不能成才。还有更严重的危害。先王时代，士人学习的是文武之道。士人的才能，有的可以做公卿大夫，有的只能做士人，才干有大小，是否适宜各有不同；至于武事，则随其才干大小，没有不学习的。因此才能大的，在朝中可以做六官之卿，出外可以做六军之将；次一等的，则做比闾、族党的教师，也都做卒两、师旅的统帅。所以边疆防守和宫廷宿卫，都可以由士大夫担任，小人不能混入并把持这些职位。如今求学的人认为文事、武事是两回事，只知道治理文事；至于边疆宿卫的职责，就推给士卒，往往是天下奸诈强悍、无赖之人充任。即使有才干品行、足以在乡里立足的人，也没有谁肯离开亲属而参加招募。边疆宿卫，是天下的重大职责，也是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情。所以古代教士人，把射箭、驾车放在首要位置；其他技能，则看其才干所适宜的方面再教，才力不能胜任的，不强迫学习。至于射箭，是男子应做的事情。人出生有疾病就算了，如果没有疾病，就没有舍弃射箭而不学习的。在庠序之中，本来就应当从事射箭。有宾客之事，就用射箭；有祭祀之事，就用射箭；辨别士人的品行和才能、使同类相偶，也用射箭；在礼乐活动中，没有不寓含射箭的，而射箭也从未离开礼乐祭祀。《易》说：“弓箭的威力，可以用来威服天下。”先王难道认为射箭只是用来练习揖让礼仪吗？本来是认为射箭是武事中最重要的，也是威服天下、守卫国家的工具。在平时，就凭借射箭来学习礼乐；出外，就凭借它参加战争。士人既然早晚从事于此，能够精通的人就多，那么边疆宿卫的职责都可以从中择取人才来担任。士人曾经学习先王之道，品行道义又曾得到乡党推许，然后根据他的才干把边疆宿卫的事情托付给他，这就是古代君主把干戈交给这些人的原因，因此没有内外忧患。如今却把天下的重大职责、君主应当极其慎重选择的任用，推给奸诈强悍、无赖而才德不足以在乡里立足的人；这正是当今常常抱有边疆忧患、担心宿卫不足以依靠来求安的原因。如今谁不知道边疆宿卫之士不足以依靠来求安呢？只是认为天下学士以执掌兵器为耻，而且也没有人能够从事骑射、行阵之事；这样一来，除了招募来的士卒，又有谁能承担这些职责呢？如果不严格教导、不提高选拔标准，那么士人以执兵为耻，从未有人能够骑射行阵，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这一切，都是因为教导他们的方法不正确。如今俸禄制度，大体都很微薄。除非属于朝廷侍从之列，家中人口稍多的，没有兼营农业、商业的利益，就不能维持生活。下等的州县官吏，一个月所得，多的有八九千钱，少的有四五千钱；把守选、待除、守阙的时间合并计算，大概要过六七年，才真正得到三年的俸禄。这样算来，每月实际所得竟不足四五千钱，少的实际甚至不到三四千钱而已。即使是供给仆役的费用，也窘迫到这种程度；而养生、丧死、婚姻、葬送等事情，全都要靠这些钱办理。人的品行才干超过中等的人，即使贫困，也不会失去做君子的品格；低于中等的人，即使富足安逸，也不会失去做小人的本性。只有中等之人不是这样：贫困就成为小人，富足安逸就成为君子。计算天下士人，才德超过或低于中等的人，千百人中没有十之一二；贫困而成为小人、富足而成为君子的，则天下到处都是。先王认为众人不能靠强力压服，所以制定行为规范不以自己的标准为准，而以中等人的标准为准，顺着他们的欲望加以引导，使之成为中等人所能遵守的制度；这样，他的意志就可以推行天下，并传给后世。按照如今的俸禄制度，却想让士人不损毁廉耻，大概是中等人所做不到的。因此如今官位大的，往往互相馈赠贿赂、经营财产，背负贪污的恶名；官位小的，则贩卖货物、乞讨求食，没有什么不做。

译士人既然已经毁掉廉耻，因而在世上背负恶名，那么偷懒苟安、取悦容人的念头就会产生，奋发自强的心志就会消失，职事怎么能不松弛，治国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何况违法受贿、侵夺百姓财物的人，往往到处都是。这就是所谓不能用财物使人宽裕。婚丧、奉养、衣服饮食、器物用具等，都没有制度来加以节制，而天下把奢侈当作荣耀，把节俭当作耻辱。如果财力足以置办，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主管部门既不禁止，人们又以此为荣。如果财力不足，不能在流俗中自称体面，那么在婚丧之际，往往得罪族人亲戚，人们还把这当作耻辱。所以富人贪得无厌，穷人则勉强弥补不足以追赶富人，这就是士人因此更加困苦、廉耻之心遭到毁坏的原因。这就是所谓不能用礼来约束他们。如今陛下亲自实行俭约，以此率领天下，这是左右近臣和显贵亲自看见的。然而宫闱之内奢靡没有节制，触犯君上的厌恶，因而损害天下教化的事情，已经太过分了，却没有听说朝廷有所贬退，以此向天下示范。从前周人拘捕群聚饮酒者，并施以死刑，是因为认为酒的流弊会产生祸害，甚至有许多人因此死亡，所以严禁祸害产生的根源。严禁祸害产生的根源，所以施刑极少，而人们陷入祸败的也少了。如今朝廷法律最重视的，只有贪污官吏；严禁贪吏，却放松对奢靡的法禁，这就是所谓禁止末流而放松根本。然而世上有见识的人认为，如今官吏冗多，县官的财用已经不足以供给他们，这也是被表面道理蒙蔽了。如今入仕的确实冗多，但前代设置的官员大概很少，而俸禄又如此微薄，那么财用不足，大概也有它的缘由。官吏俸禄哪里值得计算呢？臣对于财利本来没有专门学习，但私下考察过前代治理财用的大略。大概是依靠天下人的力量来生产天下的财富，取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以来的太平时代，从未把财用不足作为天下共同的忧患。真正的忧患，在于治理财用没有正确的方法。如今天下看不见战争的器械，百姓安居乐业，各自竭尽力量来生产天下的财富，然而公私上下却常常以困穷为忧患，大概是因为治理财用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主管部门不能根据世情的需要而变通。确实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治理财用并加以变通，臣虽然愚钝，也知道增加官吏俸禄并不足以损害国家经费。如今法令严密、条文完备，用来罗致天下士人的制度，可以说很周密了；可是曾经用道艺教导他们，并设置不遵从教导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吗？也曾经用制度约束他们，并设置不遵循法理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吗？也曾经把职事交给他们，并设置不能任事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吗？如果没有先用道艺教导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遵从教导；没有先用制度约束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遵循法理；没有先把职事交给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能任事。这三点，是先王法制尤其急切的内容；如今都不能责罚，却为琐碎小事、并非治理急务的事情制定法禁。法令每月变化、每年不同，做官的人甚至多到无法尽数记忆，更何况能够一两不犯而躲避过去的人呢？这就是法令被轻慢而不能施行的原因，小人有幸免罪，君子却不幸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不能用刑罚来裁制他们。一切都是因为治理的方法不正确。如今选取士人，强行记诵、广泛背诵而略通文辞的，称为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是公卿的候选人。记诵不一定要强，背诵不一定要广，略通文辞，又曾经学习诗赋的，称为进士。进士中优秀的，也是公卿的候选人。这两科所得到的技能不足以担任公卿，不必等到论说之后便可以知道。然而世上的议论者竟认为，我们一向凭这两科选取天下士人，而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也常常出自其中，不必效法古代选人之法然后才能得到人才。这也是被道理蒙蔽了。先王时代，已经穷尽了选人的各种方法，尚且担心贤者难以进用、不肖者混杂其中。如今完全废弃先王选取士人的方法，把天下有才的士人全都驱使去做贤良、进士，那么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本来应该成为贤良、进士；贤良、进士中也本来应当有时能够得到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然而不肖者如果能掌握雕虫篆刻的学问，凭此升到公卿之位，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却困在无补于实际的学问中，因而在山野间困顿至死，大概十人中有八九个。古代拥有天下的君主，所谨慎选择的，不过是公卿而已。公卿选得其人，就让他们推举同类，使同类聚集于朝廷，于是百官和各种事务便没有得不到适当人才的。如今让不肖之人侥幸做到公卿，又由此推举同类聚集到朝廷，这就是朝廷多有不肖之人的原因；即使有贤能智慧的人，往往也困于无人援助，不能实行自己的意愿。而且公卿中的不肖者既已推举同类聚集于朝廷；朝廷中的不肖者又推举同类去充任四方的官职；四方任职的人又各自推举不肖者，分布到州郡。这样，即使有同罪举官的科条，难道足以依靠吗？只不过正好成为不肖者的凭借罢了。其次是九经、五经、学究、明法等科，朝廷本来已经忧虑它们对世事没有用处，于是稍稍要求他们通晓大义；然而在大义方面取得的成效，并没有比从前更好。如今朝廷又开设明经科来选拔精通经术的人，但明经科所取的，也是记诵并略通文辞的人，这样就能入选。至于真正通晓先王之意、可以施用于天下国家的人，反而未必能够参加这项选拔。再其次是恩泽子弟，学校不以道艺教导他们，官府不考察询问他们的才能，父兄不保举担保他们的品行道义，而朝廷却动辄授予他们官职，并把事务交给他们。武王列举纣的罪行时说：“按照世袭来授官。”按照世袭授官而不考察才能品行，正是纣因此乱亡的道路，是太平之世所没有的。再其次叫作流外。朝廷本来已经把他们排挤到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仕进的道路，却把州县事务交给他们，让他们站在士民之上，这难道是所谓用贤者来治理不肖者吗？

译按照臣奉使所到的地方，在数千里的范围内，州县官吏中出身流外的往往到处都有；能够把事务托付给他们的，几乎没有二三人，而应当防范、限制他们奸邪行为的，却都是这样的人。古代有贤与不肖的区别，却没有流品等级的区别，所以孔子这样圣贤的人也曾经做过季氏的属吏；即使做过属吏，也不妨碍他成为公卿。到了后世有了流品的区别，凡属流外的人，他们所建立的身份，本来就把自己置于廉耻之外，没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志向。近世风俗日益流于败坏，即使士大夫有才干，形势足以使他仕进，而朝廷又曾以礼义勉励他，到了晚年末路，往往还会因恐惧而做奸邪之事；何况那些人平素所建立的身份，本来就没有凌驾于他人的志向，朝廷又已把他们排挤在廉耻之外，限制其仕进呢？他们临民任职时放纵邪僻、淫侈妄为，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至于边疆宿卫的选拔，臣已经说过它的弊失了。这一切都是选取人才的方法不正确。如今选取人才既不依循正确的方法，至于任用他们，又不问其德行是否适宜，只问出身的先后；不论才干是否相称，只论任职经历的多少。凭文学才能入仕的，先让他治理财赋；已经治理财赋了，又转而让他主管刑狱；已经主管刑狱了，又转而让他治理礼仪。这就等于要求一个人具备百官所应具备的全部才能，难怪人才难以成就。用人所难以做到的事情责求他，那么能够做到的人就少了；能够做到的人少了，大家就会相互跟随而不肯做。所以让他主管礼仪时，从不担心他不懂礼，因为如今主管礼仪的人从未学习过礼。让他主管刑狱时，从不以不懂刑狱为耻，因为如今主管刑狱的人从未学习过刑狱。天下人也已经渐渐浸染于失教，受到既成风俗的影响；看见朝廷任用某人，如果资历次序不合，就聚集议论讥刺，却从未有人非难任用不合其才能的情况。而且在位者频繁调动，就不能长久任职；所以在上不能熟悉掌握事务，在下也不肯服从教导而安于其职。贤者的功绩不能做到完成，不肖者的罪过也不能达到显著。至于迎接新任、送别旧任的劳苦，因文书积压、簿籍断绝而产生的弊病，本来还是危害中较小的，不值得一一列举。设置官职，大体都应当让人在任上长久；至于所管辖的地方遥远、所承担的职责重大，就尤其应当久任，然后才可以责求他有所作为。然而如今尤其不能让官员久任，往往才过几天就把他调迁了。选取人才既不周详，使他们任职既不恰当，安置他们又不能长久；到了任用时，又不让他们专任，还常常用一两条法令束缚他们，使他们不能实行自己的意愿。因此臣知道，当今在位者多半不是适当的人；如果稍稍把权力借给他们而不处处用法令束缚，他们就会放纵恣肆、无所不为。即使如此，在位者不是适当的人，却依靠法律来治理，自古至今也从没有能够治理好的；即使在位者都选得其人，却用一两条法令束缚他们，不让他们施行自己的意志，自古至今也从没有能够治理好的。选取不周详，使任用不恰当，任职不长久，任事又不专一，还用一两条法令加以束缚，所以即使贤者在位、能者任职，也几乎和不肖而无能者没有区别。正因为如此，朝廷明知某人贤能足以任事，如果资历次序不合，就不让他任事而贸然晋升；即使晋升了，士人仍不服。明知某人无能而不肖，只要没有被任事者弹劾的罪名，就不敢因为他不能胜任而贸然罢退；即使罢退了，士人仍不服。他确实不肖而无能，然而士人为什么不服呢？因为所谓贤能者任职，与不肖无能者任职，也没有什么区别。臣先前所说的不能把职事交给人，却没有设置不能任事的刑罚来对待他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教导他们、养育他们、选取他们、任用他们，其中有一项不合道理，就足以败坏天下的人才；何况这四项同时存在，那么在位的不才、苟且、贪鄙之人多到不可胜数，而民间乡野之中也很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本来就不值得奇怪。《诗》说：“国家虽没有安定，或有圣人，或有否德之人；百姓虽没有富足，或有聪哲，或有谋略，或有严肃，或有能干。像泉水那样流淌，不要一同陷入败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译在位的人才已经不足，民间乡野之间也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那么岂只是实行先王之政却不能成功而已，连社稷的托付、疆土的守卫，陛下难道还能长久把上天偶然的幸运当作常态，而没有一天的忧患吗？汉代的张角，三十六方在同一天起兵，所在的郡国没有能够揭发他的谋略；唐代的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的将领官吏没有敢同他抗拒的。汉、唐灭亡的祸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灭亡以后，逐渐衰败而到了五代，武夫掌权，贤者藏匿消沉而不再显现，在位者也不再有懂得君臣之义、上下之礼的人。当时，改换社稷就像下棋一样容易，百姓肝脑涂地，侥幸没有转死沟壑的人没有几个。人才不足，它的祸患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公卿大夫没有人肯替陛下长远筹虑、考虑后患，为宗庙万世谋划，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从前晋武帝只顾应付眼前，不替子孙谋划长远，当时在位者也都偷安苟合、取容自保，风俗荡然，抛弃礼义，丢掉法制，上下共同犯错，却没有人认为不对。有见识的人本来知道它必然会乱，而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被夷狄占据了二百多年。臣恭敬地想到，三庙祖宗的神灵把陛下托付于此，本来是要使宗庙万世享受祭祀，长久庇护百姓。臣希望陛下鉴察汉、唐、五代乱亡的原因，以晋武帝苟且因循的祸患为戒，明诏大臣，思考用什么方法陶冶成就天下人才，以谋略筹划，以计数安排，逐步施行，期望使它符合当世的变化，不辜负先王的意旨；这样，天下人才就会多到用不尽。人才多到用不尽，陛下还有什么求不到、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以谋略筹划，以计数安排，逐步施行，那么成就天下人才是很容易的。臣起初读《孟子》，看到孟子说王政容易施行，心里认为确实如此。后来看到他与慎子谈论齐、鲁之地，认为先王制定国家疆域，大抵不过百里；如果今天有王者兴起，那么各诸侯的土地有的千里、有的五百里，都将削减到几十里、百里才停止。于是臣怀疑孟子虽然贤能，仁德智慧足以统一天下，又怎么能不以兵革威逼，使拥有数百里、千里的强国，突然愿意削减自己土地的十八九，变得像先王时代的诸侯呢？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策略，下令诸侯王的土地都可以推恩分封给子弟，而汉朝亲自为他们确定名号，随即分别隶属于汉朝。于是诸侯王的子弟各自有了封地，势力强、土地大的诸侯最终被分割削弱；这样臣才知道，以谋略筹划，以计数安排，逐步施行，就可以使大的变小、强的变弱，而不至于发生倾覆、惊乱、变故和败伤的祸端。孟子的话并没有错，更何况如今想要改革更易，形势并不像孟子所做的那样困难。所以臣说：以谋略筹划，以计数安排，逐步施行，那么事情是很容易办成的。然而先王治理天下，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肯努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人情所希望得到的，是善行、美名、尊贵的爵位和丰厚的利益；先王能够掌握这些来面对天下士人。天下士人中有能够依照先王之道治理国家的，就把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全部给予他们。士人没有能力便罢了，如果有能力，谁肯舍弃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自我勉励以成就才干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只担心他们没有能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先王的法制，用来对待人的办法已经完备了；除非是下愚而不可改变的人，没有谁不能遵循。然而如果不以至诚恳切、哀怜百姓之心谋划，不亲自努力实行并作出表率，就没有人能够以至诚恳切、哀怜百姓之心来响应。所以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肯努力。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成就天下人才，那么臣只希望陛下努力罢了。臣又考察朝廷过去想要施行某项改革时，起初谋划利害并不周全；只要有一类随俗而求侥幸的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朝廷就停止而不敢实行。法度一旦确立，便没有人能够独自享受侥幸，所以先王的政令虽然足以使天下获利，但在承受弊病败坏之后的侥幸之时，创立法制从来没有不艰难的。假如创立法制时，天下求侥幸的人也顺从而喜悦地趋附，没有抵触，那么先王的法制就会保存至今而不废弃。正因为创立法制艰难，而求侥幸的人不肯顺从趋附，所以古人想有所作为，从来没有不先用征伐诛讨，之后才取得天下人的意愿。《诗》说：“征伐它，扩张它，断绝它，忽略它，四方因此没有违逆。”这是说文王先行征伐诛讨，后来才在天下取得成功。先王想建立法度，以改变衰败的风俗、成就人的才干，即使有征伐诛讨的困难，也仍然忍受而去做，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有所作为。到了孔子，以平民身份周游诸侯，所到之处就使那里的君臣舍弃原有的习惯，违背原来顺从的事，强化原来弱小的方面，心神不安、奔波不息，最终困顿于排斥驱逐之中。然而孔子始终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做法，因为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有所作为；这是他所坚持的，大概与文王的意旨相同。处在上位的圣人没有超过文王的，处在下位的圣人没有超过孔子的；他们想要施行改革，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拥有天下的形势，居于先王的地位，创立法制，并没有征伐诛讨的困难；即使有求侥幸的人不高兴而非难，也终究不及天下顺从喜悦的人多。然而只要有一两句流俗求侥幸者不高兴的话，便停止而不敢实行，这是糊涂。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成就天下人才，那么臣还希望陛下能够果断决定罢了。以谋略筹划，以计数安排，逐步施行，又勉励人们使之成就，并以果断决策推行；如果这样仍不能成就天下人才，那么依臣所听闻，大概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然而臣所说的这些，是流俗之人不谈论的；如今的议论者认为它迂腐空疏、陈旧滥熟。臣私下观察，近世士大夫中也有愿意竭尽心力、耳目来辅助朝廷的人。他们的主张，不是把一切事情归结为利害，就是认为当世所不能实行。

译士大夫既然凭这些来迎合世俗，朝廷从天下士人中所取的，也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这些方面，以及先王努力学习并坚守的东西，大概都没有顾及。一旦有人谈到这些，众人就聚集嘲笑他，认为迂腐空疏。如今朝廷把心力全放在各种利害上，在刀笔文书之间制定法令，已经不是一天了；然而它的效果是可以看见的。那么所谓迂腐空疏、陈旧滥熟的东西，希望陛下也可以稍稍留心考察。过去唐太宗贞观初年，人人都有不同的议论，像封德彝一类人都认为，如果不杂用秦、汉的政令，就不足以治理天下。能够思考先王之事、启发唐太宗的，只有魏文正公一人。他所施行设置的措施，虽未能完全符合先王的意旨，但大略可以说是相合的。所以几年之间，天下几乎达到刑罚废置的境界，中原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盛大的时代。唐太宗初年，天下风俗还像如今一样；魏文正公的言论，本来就是当时所谓迂腐空疏、陈旧滥熟的言论，然而效果却如此。贾谊说：“如今有人说德教不如法令，为什么不引商、周、秦、汉的情况来观察呢？” 既然如此，那么唐太宗的事情也足以用来观察了。臣有幸以奉使之事回来向陛下报告，不自知才力低下、不能称职，却敢于谈及国家的大体，是因为臣蒙陛下任用出使，理当回来报告。臣私下认为，在位的人才力不足，不能符合朝廷任用他们的本意，而朝廷任用天下士人的方法有的也不合道理，士人不能充分发挥才能；这些都是臣奉使所接触到的，也是陛下应当首先听闻的事情。如果舍弃这一句话，只罗列一两件利害来污损陛下的聪明，最终又对世道毫无补益，那就不是臣以恳切之心侍奉陛下的道义了。恭敬地希望陛下详细思考，择取其中正确的意见，天下幸甚。《上时政疏》某年某月某日，具位臣某冒死拜了两拜，上疏给尊号皇帝陛下：臣私下考察，自古君主享有国祚日久，如果没有至诚恳切、忧虑天下的心，即使没有暴政酷刑加在百姓身上，天下也未曾不乱。自秦以来，享国日久的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聪明、有智略、有功业的君主。享国日久，内外没有忧患，因循苟且，没有至诚恳切、忧虑天下的心，只顾应付眼前，不替长远谋划，自以为灾祸可以不及自身，往往等亲身遭遇灾祸时已经后悔也来不及了。即使有时仅仅能够保全自身，宗庙却已经遭到毁辱，妻子儿女已经困穷，天下百姓的膏血已经涂满荒野，活着的人也不能自行摆脱困饿、劫持和束缚的祸患。作为人家的子孙，却使祖宗宗庙遭到毁辱；作为人家的父母，却使家家户户都有人死亡，这难道是仁慈孝顺的君主所应忍心看见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安然自得而导致这种结果，是因为他们自以为灾祸不会达到这种地步，却不知道灾祸忽然已经来到。天下是极其重大的器物，不有极其清明的法度就不足以维持，不广泛建立贤能人才就不足以守护。如果没有至诚恳切、忧虑天下的心，就不能询问考察贤能人才，讲求完善法度。贤才不被任用，法度不加修治，只想偷安苟且、拖延岁月，侥幸也许可以暂时没有别的祸患；但时间一长，最终没有不发生大乱的。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有恭敬俭约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干，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然而享有国祚已经很久了，这确实是应当恳切忧虑天下、以晋、梁、唐三位皇帝为戒的时候。依臣所见，如今朝廷的职位，不能说已经得到贤才；所施行政事，也不能说符合正确法度。上面官制混乱，下面百姓贫困，风俗日益浇薄，才力日益困竭，而陛下高居深宫、垂拱而治，从未有询问考察、讲求法度的意思。这就是臣私下替陛下筹划而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因循苟且、安逸享乐而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一时，却不能长久拖延。晋、梁、唐三位皇帝不知道考虑这些，所以灾祸变乱在一时之间发生；即使想重新询问考察、讲求法度来自救，也已经来不及了。以古代来衡量今天，天下的安危治乱还可以有所作为。能够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日更急迫的；错过今天，臣恐怕也会有来不及后悔的事情了。既然如此，那么以至诚之心询问考察，广泛任用贤才；以至诚之心讲求完善，大力彰明法度，陛下今天难道可以不急切实行吗？《尚书》说：“如果药不能使人头晕目眩，病就不会痊愈。”臣希望陛下把终身的大病作为忧患，而不要把一日的头晕目眩当作痛苦。臣既然蒙陛下选拔提拔，得以充任侍从官，朝廷的治乱安危，臣实在参与其中，也共同承担荣辱；这就是臣不敢躲避进言冒犯的罪责，而忘记竭尽规劝之义的原因。恭敬地希望陛下深思臣的话，以此自我警戒，那么天下幸甚。《进戒疏》

译熙宁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护军、赐紫金鱼袋臣某冒死拜了两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私下认为，陛下已经结束居丧期间的谅阴生活，按照经书考察，这是群臣进言劝戒的时候；臣忝居近侍部门，职分上应当首先对当前事务进言。臣听说孔子谈论治理国家，先说放逐郑声，然后说远离佞人；仲虺称赞商汤的德行，先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利，然后说任用人才要以自己为准。大概是认为不让耳目沉溺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才能专心用志；能够专心用志，然后才能明白地认识事理；能够明白地认识事理，然后才能识别人；能够识别人，然后佞人就可以远离，忠臣、贤士和有道德的君子便会纷纷进用，有机会竭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法度的推行、风俗的形成就很容易了。至于君主虽然有超越常人的才干，却不能及早戒除耳目的欲望，到了有所过错、扰乱心中思虑的程度，那么用志就不专一；用志不专一，就不能明辨事理；不能明辨事理，邪说[原文疑误]必然窥伺间隙、乘危而起，那么达到危乱的地步难道还困难吗？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声色玩好方面的过失传闻于外；然而孔子这样圣明的人，尚且认为到了七十岁以后才敢随心所欲。如今陛下正值盛年，却享有天下供奉的丰厚待遇，足以惑乱、转移耳目的事物很多；因此臣所预先忧虑的，也正是陛下应当深切警戒的地方。上天造就圣人的才干十分吝惜，而人能够遇到圣人的时代也很难。上天既然把圣人的才干交给陛下，那么世人也将要在这个时代仰望圣人的恩泽。恭敬地希望陛下爱惜自身以成就德行，自我奋勉以成就功业，使后世不失去圣人的名声，使天下都蒙受陛下的恩泽，这难道不是值得愿望的事情吗？臣愚昧而不能胜任恳切忧虑之情，只希望陛下宽恕我的狂妄，幸而赐予详察。●卷四十 ◎奏状 《乞免就试状》根据中书省札子，奉圣旨，依照先前下达的指挥，发来召臣赴阙应试。臣考虑到祖母年老，先父尚未安葬，弟妹应当出嫁，家贫人口又多，难以住在京师。先前曾以这些情况自行陈述，请求不去应试；臣轻慢废弃朝廷命令，本来应当获罪，幸蒙宽赦，才得以听从允许。没想到谦逊退让的臣子，反而被认为是安于退处。假如臣没有安葬、婚嫁、奉养的急务，却迟疑推辞，不敢接受清要职位，说是安于退处也可以。如今只是因为办理私家急务，权衡利害而行动，却称为安于退处，并非臣的本意。况且臣罢去县令、等待缺额任命，到如今已经两年多，老幼家人从未安宁；正想赴任，却又命令臣赴阙，实在有妨于私家筹划。伏望圣上慈恩察知臣的本意，只是为了办理私家事务，特意停止召臣应试的指挥，并且让臣任满后继续外任，同时发往原任之处就职。《辞集贤校理状四》臣于本月二十二日接到中书省派人送来的敕牒一道，任命臣为集贤校理。听到命令，震惊恐惧，不知该如何是好。臣考虑到先父尚未安葬，两个妹妹应当出嫁，家贫人口又多，难以住在京师；请求暂且任满外职，幸蒙体恤允许，得以完成原先的计划。然而家门衰败、福分浅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继去世，奉养、婚嫁、葬送的困窘，比从前更加严重。因此这次刚到京城，就请求授予一个外任差遣，不愿参加应试。以臣这样卑微疵陋的人，错误地蒙受拔擢，至于馆阁职位的选授，难道不是平素所愿、感到荣耀的吗？然而臣不愿参加应试，正是因为旧制规定，进入馆阁就应当供职一年；臣如今非常贫困，势必无法处置这些事务。这就是臣不敢躲避触犯、扰乱朝廷的罪责，而姑且想成全自己奉养家人的私事。没想到朝廷不加考试，竟有这样的任命。臣如果害怕违犯命令的惩罚而接受任命，却不能自行陈述，那么就是臣先前所请求的，变成了以私事奉养来要求君主，并使陛下无端给予宠遇。又听说朝廷特意给予推恩，不必等满一年，便授予外任差遣；而且供职一年，正是朝廷旧制。臣凭什么名义，敢接受这种恩典，而使朝廷毁弃实行已久的公共法制呢？臣又看到新的制度：近臣荐举官吏，如果不是条文诏令和指挥所规定的，不得援用成例施行。命令发布以来还不到十天。如今臣得到这样的任命，既是因为近臣荐举，又不加考试，也不符合条文诏令和指挥；臣虽不肖，难道独独敢冒领过分的宠遇，而让自己成为废弃法令的开端吗？伏望圣上慈恩察知臣的本意，顺从臣的私愿，收回所授官职，特意授予一个在外、符合资历的差遣；这样就能使公义在上不受损，私事在下也不失当。臣不胜激切祈恩、等待答复之至。所有敕牒，臣不敢接受，谨具状奏闻。【二】右边这份奏状是：臣于三月二十二日接到中书省派人送来的敕牒一道，授臣为集贤校理。臣认为自己的资历和身份不应当得到这一职位，已经具状陈述，请求收回所授。这个月五日，又接到中书省派人送来的敕牒，命臣接受职任，不许推辞。臣身份微贱，错误地蒙受朝廷选拔，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相称。然而，按照资分，有些恩命臣不敢接受；按照名分，有些职位臣不敢居处。臣宁可因违抗上命而获罪，终究不敢冒领恩宠、苟且停止申辩。为什么呢？臣是因为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做法而辞去考试，朝廷于是特意免除考试而施恩，这就等于臣以辞试来要挟朝廷，而朝廷果然用恩泽来满足臣的要求。这不仅损害臣个人的道义，也确实会因此累及国家体统。这正是臣之所以恳切再三申说，终究不敢停止的原因。况且，劝善惩恶的办法，失误并不在于事情大小。如果臣内心确实是在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而表面上却有辞让的嫌疑，因此朝廷特加优厚宽免，臣恐怕那些求进取的士人会借此窥测圣明时代，今后或许会故意制造一点小小的特殊之处来接近名声，假托虚名来求取利益，逐渐形成坏的风俗，那就不是法令所能禁止的了。这也是朝廷应当谨慎珍惜的事情，不应当让已经形成的命令继续存在，以至于以后难以追回更改。臣私下看到，近来有近臣辞让官职，都是道义上本来应当得到的，只是特意按照礼节辞让；朝廷本来就应当一定让他们接受而不听其辞让。像臣这样卑微的人，今天所陈述的，只是认为按资分不应当得到，并不是敢于把它当作辞让。伏望圣上慈悲，听从臣所坚持的原则，特意收回所授官职。臣微小而诚恳的心愿，是希望得到允许之后才敢停止申说。所赐敕牒，臣不敢接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