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二◎论议

译臣听说，叙用有典章，等级有礼制，任命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这些都是天命。君主能够整饬端正，国家就治理；不能整饬端正，国家就混乱，所以不能没有整饬端正之道，而这种道理只有一个。然而，在可以作为的时候去作为，国家就治理；在不可作为的时候去作为，国家就混乱。因此君主不能不知道时机。时机有难有易，事情有大有小；困难的事情要在容易时处理，大的事情要从细小处着手。事机是事情细小而且容易办理的时候，所以君主不能不知道事机。帝舜因此作歌说：“整饬上天的命令，只在于把握时机和事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主即使知道这个道理，但贤臣内心不喜悦而服从，仍然不能兴办事业、建立功业，使百官各尽其职，于是又歌唱说：“股肱之臣欢喜啊，君主就振作起来啊，百官就兴盛起来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要使股肱之臣欢喜，大概也有方法。大概君主率领臣下起来兴办事业，关键只在于明白什么是善。明白什么是善，在于作为法则来给人看的东西恰当。作为法则给人看的东西恰当，正是股肱之臣欢喜的原因。股肱之臣欢喜，事业功业就能成就；事业功业成就，又能多次省察而不懈怠废弛。这也是股肱之臣欢喜的原因。做到这些，在于敬慎罢了。皋陶拜手稽首，扬声说道：“要念及啊！率领臣下兴办事业，要慎重对待你的法度。敬慎啊！反复省察，你的事业才能成就。敬慎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宪”，就是制定法度来给人看的意思。制定法度来给人看，必须恰当；遵循法度，慎重做事，才能有所作为。然而只知道敬慎，却不明白什么是善，又怎么能成功呢？所以君主最难做到的，就是明白什么是善。如果确实明白什么是善，那么臣下谁敢做不善之事？臣下没有人敢做不善之事，事情还有治理不好的地方吗？于是又续唱道：“君主明察啊，股肱贤良啊，各项事务安定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主不致力于亲近贤人，讨论先王之道来使自己明白，却只想凭耳目所见所闻，把天下万事都用自己的私智来裁断，那么臣下就都会把事情推给君主去办理，而不承担自己的责任。淫荡的言辞和邪僻的学说一并涌来，君主听取裁断时就不知道从何而来。这就是事业败坏的原因。又歌唱道：“君主琐碎烦杂啊，股肱懈怠啊，万事败坏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君主想使股肱贤良、百事安康，不在别处，只在明白什么是善。明白什么是善，不能要求别人代为做到。伏望上天赐给陛下尧、舜那样的才具，自秦、汉以来想要治理好天下的君主，本来还没有能够略相仿佛的；然而百官尚未兴盛、百事尚未安康，大概是陛下亲近贤人、讨论先王之道以使自己明白这一点，仍有不足，而不应当到别处去寻找原因。臣昨日承蒙陛下以恩德之言询问《尚书》赓歌的事情，而臣愚昧仓促，言语没有来得及详尽探究，所以冒昧再次陈述所听闻的见解进献。伏望圣心加以察看，臣就十分幸运了。【看详杂议】臣本月二日到中书，曾公亮传达圣旨，把《杂议》一卷交给臣审阅详定，臣谨将条列奏报如下。议论说：官职既有固定员额，那么求进的人即使很多，也不能造成滥授；应当确定台、省、监、寺各部门的员额。有了空缺以后才任用。臣某说：如今台、省、监、寺的官员，虽然名义上叫职事官，实际上却不是前代所谓的职事官，同前代刺史等所带的检校官没有区别。前代检校官这一类，也不能确定员额，等有空缺以后才拟任。前代所谓职事官，就是如今所谓差遣。如今的差遣，本来已经有固定员额，必须有空缺以后才任用人员。如果想使如今所谓的职事官也有固定员额，那么现在职事官的数量同差遣员额相比，几乎达到两倍；而有功劳、有考绩、应当升迁的人，又没有办法加以限制。想要确定员额，只是所谓可以说却不能实行的办法。议论说：内外官员都要端正名称，出任地方官就恢复刺史、县令的名称，入朝任职就恢复台、省的名称。臣某说：前代有勋官、散官、检校官、职事官。勋官、散官遇到犯罪，都可以议论请求减免；应当免官时，又可以用它们抵充官职；检校官同如今的行守官没有区别，所以朝廷授予或夺去这些官职，都足以成为人的荣辱利害。如今散官、勋官、检校官已经不足以决定人的荣辱利害，能决定人的荣辱利害的，只有职事官和差遣罢了。如今如果命令内外官员端正名称，出任地方官就恢复刺史、县令的名称，入朝就恢复台、省的名称，那么丞郎出知州称为刺史，京朝官出知州也称为刺史；既然不区分职事官的贵贱，又凭什么区别呢？并且他们的俸禄、等级、位次，不知又应当怎样安排？如果让它们相同，按道理行不通；如果不同，同尚未改名时又有什么区别？臣认为如今州郡长官称为知州，并非名称不正；他所领的职事官，同前代刺史等所带的检校官没有区别，既然不妨碍正名，为什么还要改它呢？况且汉代由丞相属官巡行刺察州郡，才称为刺史；如今想把州郡长官称为刺史，怎么能说是正名呢？议论说：官员罢职，就停止发给俸禄。臣某说：周文王治理岐地时，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周武王灭商以后，众士的俸禄加倍。大概君主对士大夫，能够用财物使他们富足，然后才可以用廉耻来要求他们。如今士大夫少有廉耻，原因也多出在俸禄赏赐不足，又因为官多员少。大抵罢官数年以后才能重新得到一个官职。如果罢官就停止俸禄，恐怕士大夫会更加困窘贫穷而没有廉耻。士大夫没有廉耻，是君主最应当忧虑的事情。况且国家节省财用的主要根源，并不在这里。议论者只知道引用唐代的事情，却不知道唐代官员俸禄优厚，所以罢职成为前资官，还不至于困乏。如今官员俸禄微薄，就不能同唐代的事情相提并论。况且不吝惜给人官职，却想吝惜给官职发放俸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论说：把厘务的实际任职日合并计算为三年，用来制定叙迁、磨勘的法则，以符合考核功绩的意义。臣某说：如今想把厘务的实际任职日合并计算为三年，用来制定叙迁、磨勘的法则。臣私下认为，不厘务并不是人情所愿；厘务也不是人情所苦。如今把有功和无功等同，而厘务者按日数得到升迁；又把有罪和无罪等同，而不厘务者却不能按日数升迁，恐怕不但不能符合考核功绩的意义，反而正好造成不公平的怨恨。况且黜陟的法则，重点在于抑制和鼓励罪过、功劳；不知道这样立法，究竟有什么抑制和鼓励的作用？议论说：设置兵部审官院。臣某说：崇班以上设置兵部审官院，这恐怕可以讨论实行。然而，崇班以上的差遣全部交给兵部，不能实行；应当依据文书办理的法则，衡量所任事务的轻重缓急，有的交给审官院，有的归属枢密院。至于磨勘，官至卿、监以下的，都交给兵部审官院办理，可以。

译议论说：设置兵部流内铨，以代替三班院，并设置南曹。臣某说：三班院同兵部流内铨没有区别，何必说用兵部流内铨来代替三班院呢？如今三班院本来没有空缺事务，却又增设南曹，这不是省减官员的意思。议论说：废除江淮荆浙发运使。臣某说：江淮荆浙发运使曾经废除过，不久又重新设置，是因为不能废除。发运使废除以后，其本司的事务必然要令淮南转运使兼领。淮南转运使所总管的州军已经很多，地域又远；而发运司处在六路交会之地，要应接转输以及其他方面的布置，事务也不少。只让淮南转运使兼领发运事务，那么发运司的许多事务就会壅滞废弛。这大概就是它废除后又重新设置的原因。臣近来见许元任发运使时，各路遇到歉收米贵，就命令各路缴纳钱款充当当年定额，再替他们到米价低廉的路分去买粮，以补足年度定额。各路的年度定额容易办成，而发运司所收的钱粮常常有余；有时还用余粮余钱借给、帮助各路的不足之处。它所作的种种有利安排，大多是这一类。关键只在于选用能干的官吏担任发运使罢了，废除它并不便利。议论说：废除都水监。臣某说：都水监恐怕也不能废除。如今议论者认为，过去由三司判官主管时，事务一天比一天繁多，费用一天比一天增加；天下的劳役中，有一半用在河渠、堤防和堤埽上，所以想废除它，这一点臣不能理解。朝廷认为天下水利归三司主管，那么三司事务繁杂，不能专心办理；而河渠、堤防、堤埽之类，有的应当治理，却又力量不够，所以另设都水监。这就是所谓修复废置的官署。官署得到修整，事务就能办成；事务办成了，即使繁多又有什么妨害？财费增加，水利兴盛；水利兴盛了，即使费用增加又有什么害处？况且所谓天下劳役有一半在河渠、堤防、堤埽上，是认为这些本来不该役使百姓却役使了吗？还是认为这些本来应当役使却役使了呢？如果认为不该役使却役使了，那么只应考察官吏无能，不应废除都水监；如果认为应当役使而役使了，那么劳役虽多，正是因为设置都水监，官吏才能修治自己的职务而没有废事，怎么可以废除都水监呢？况且如今水土方面的利益，忧患在于设置的官员不多，而不在于官员冗滥。议论说：合并三部勾院。臣某说：三部勾院的详情臣不了解，但恐怕是因为近来三司核查账籍的法度大为败坏，不能实行，所以三司勾院事务很少、处所空闲。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三个勾院按道理不能合并。议论说：提举百司不应当任用内制，只任用像张师颜这样的人。臣某说：提举百司多任用内制官，如今担心的是它同三司并行发号施令，库务之间意见不同，难以上报。臣认为，只有权力相等、地位相当，才可以相互检查制约。事情有不同意见，就有曲直之分。近在宫阙门外的事情，若不合理也都能上达天听；库务官司又有什么可嫌怕难以上报的呢？如今如果只任用像张师颜这样的一个人，让他同三司内外相应，掌管纲纪细务，恐怕会同三司权力不均、地位不相当。这样虽足以整饬细务，但三司一旦处置失当，百司就没有人能够同它抗辩。如今让一名内制官总掌其权，以同三司抗衡；又让像张师颜这样的人亲自察点细小事务，小处足以查究各司的奸弊，大处又足以检查制约三司，这样安排并没有失当。如果认为费用大而应当裁省，那么提举百司对于内制官来说不过是兼任，废除它又能节省什么呢？议论说：废除宫观使、副、都监。臣某说：宫观设置使、提举、都监，确实属于冗散官职。然而如今设置的这些官职，只是兼任；其中有特别设置的，是因为朝廷按礼制应当尊崇宠遇此人，并不以职事责成他。废除或设置它们，利害也不大。如果要议论冗费，宫观这一类官职本来还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并不只是使、提举、都监可以裁省。议论说：地方上合并州县。臣某说：中国受天命以来已经一百多年，没有大的战争，人口之多，大概自秦、汉以来都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程度。臣所见东南各州县，大多忧患在于户口众多，而官员太少，不足以治理。臣曾奉命出使河北，怀疑那里设置的州县太多，例如雄州、莫州，相距才二十多里。听说像这样的地方很多。那里百姓的徭役本来就多，财力凋敝，也恐怕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然而臣不了解其中利害，不敢妄加议论。议论说：下诏让执掌事务的臣下，直到有司，都履行审官铨选的职能，稍微放宽限制，使他们不时有所选拔。臣某说：如今朝廷让监司、守ヘ以及知杂以上的官员，各自以自己了解的情况，承担连坐责任推荐人才，尚且担心所推荐的人不如推荐状中所说。如果现在再让有司履行审官铨选的职能，不时选拔人才，臣恐怕凭一两个人的耳目不足以尽知天下人才，而所选拔的人不足以平息士大夫的非议；并且他们所任用的人也不免有交结私情的情况，这样对时政只是有所损害罢了。议论说：选择判司簿尉中任职三考、四考而有两张、三张举状的人，引见对答；发给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治理方略，不拘泥于文辞，都以实际事务作答。命官考验后，有治事意趣的，授为县令。任职三考而政绩有声誉的，委托提刑、转运使上报真实状况，授为京官。再次入仕任两任知县，如果政绩显著明白，就减免一任通判资序，立即授为知州。

译臣某说：议论者认为近世县令地位最低，有出身的任职三考，没有出身的任职四考，不问其人才究竟如何，只要不是犯有贪赃罪，就按次序授予县令，这很不符合重视百姓、安定根本的道理。臣认为，如今有出身者任职三考、无出身者任职四考，并且都有三名举主推荐，才能成为县令，并不是不问人才如何而只按次序授予。近些年朝廷选任县令的法令最为完善，所以近些年的县令也稍胜于过去。但朝廷诱导培养人才的方法还不纯备，督察的办法还未尽善。大抵人才难得，并不只是县令缺少人才。如今议论者想选取任职三考、四考而有两张、三张举状的判司簿尉，召来对答，想授予他们县令，这同选任县令的法令没有多大区别。如果想凭借笔札分条对答来求取治理百姓的人才，臣恐怕未必能得到真正善于治理的人才，只会得到善于写文章、谈说的人罢了。又认为政绩有声誉，就由提刑、转运使上报真实状况，立即授为京官。如果规定提刑、转运使推荐的人要达到五名以后，才给予转任京官，那么能够转任京官的人就少；如果只要提刑、转运使的举状，不必达到五名便转任，那么像这样选拔提升的人，凭什么知道他比通过选任县令法选出的人贤能，却突然这样优待他呢？又认为任两任知县、政绩显著明白的，可以减免一任通判资序，立即授为知州。却不知道政绩怎样才可以称为显著明白。如果有特别突出的政绩值得奖赏，朝廷自然应当选拔提升，并且已有升任的指挥；如果不足以达到选拔提升和升任的标准，那么他的政绩就没有特别异常之处。政绩没有特别异常，却又不用按通常法则逐级升迁，便减免一任通判资序，授为知州，臣恐怕进入知州行列的人会更加冗滥，而所授之人也未必贤能。以上是臣所听闻的浅陋意见，实在不足以了解治国的根本，谨将条列奏报，并把原来下发的《杂议》封缄进呈，请陛下裁决。【详定十二等议】起居舍人司马光起草奏请：“在旧有九品官阶之外，另按职任、差遣分为十二等，用来决定群臣的升降。十二等的制度是：宰相为第一等，两府为第二等，两制以上为第三等，三司副使、知杂御史为第四等，三司判官、转运使为第五等，提点刑狱为第六等，知州为第七等，通判为第八等，知县为第九等，幕职为第十等，令、录为第十一等，判、司、簿、尉为第十二等；其余文武职任、差遣，都按照这一制度比照归类为十二等。如果上等有空缺，就在次一等中选择人才补充。”奉圣旨，命两制详定后上奏。王珪等详定认为，除司马光起请的内容难以全部施行之外，还说：“治理国家的要道，在于任用官员长久。请求知州任满三年为一任；通判因审官院目前官员多而职位少，等将来差遣可以施行时，另行请示；知县今后初次入仕的，都满六周年后才得以升任通判。仍请交给审官院详定条约后上奏。”臣愚昧地认为，司马光关于十二等的说法，王珪等已经认为难以实行；而王珪等所议知州三年为一任、知县六年后才升任通判，也不能补救官员任用和升降失当的问题。朝廷如果一定要大力整顿法度、甄别编排人才，就应当怀着至诚、恻隐、求治的心情，广泛延请天下议论之士，同他们反复讨论，必定会有极其恰当、可以施行于当世的意见。凡是那些琐碎变更而最终对实际事务没有补益的做法，臣愚昧地私下认为都不值得采用。●卷六十三 ◎论议 【易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