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一◎杂著

译王氏的祖先出自太原，如今是抚州临川人，不知道最初因为什么迁徙。后来有一位隐居的君子某，生了某；因为儿子的缘故，被追赠为尚书职方员外郎。职方郎生卫尉寺丞某，就是先大夫的父亲。先大夫名某，起初字损之，十七岁时凭文章求见张公咏，张公认为他奇异，改字为公舜良。祥符八年考中进士，任建安主簿。当时年纪还小，县人很轻视他。过了几个月，县人都敬畏他，一致服从，县令也依靠他治理县政。他曾经患病，全县都为他祈祷。县人没有按时缴税，州里责怪县里，先大夫说：‘孔目吏尚且不能按时缴税，为什么偏偏只责罚贫民呢？’于是带着校役到府门，把孔目吏捉回来，杖责二十下，约定三天缴清。到了期限，百姓的租税也没有不缴纳的，从县尉以下的官吏都侧目而视。任临江军判官时，知军有不合法的事，先大夫遇到事情就依据旧例据理争辩。有一名政吏写文书欺骗上级，到了先大夫那里就被搁置。军中有萧滩，号称难以渡过，用破船渡河总是返回，吏员称他为‘判官滩’。豪吏大姓甚至相互出钱，请求转运使向下属官吏施压让先大夫离职。后来主管新淦县，县政大为整治。至今三十年，官吏百姓仍称颂他，好像他还在世一样。改任大理寺丞，知庐陵县，又把县治理得很好。调任知新繁县，改任殿中丞。到任后，把长期作恶的数人列条上报府衙，流放其中恶行严重的；其余人一概用恩德和信义治理，曾经历时一年没有杖打一人。任知韶州，改任太常博士、尚书屯田员外郎。夷、越地区不分男女，前任长官大多认为这是当地风俗，既然能够相安无事，便不再追究。先大夫说：‘同样都是人，不能败坏人伦。所谓顺应当地风俗，难道是说这种事吗？’凡有刚刚萌发的苗头，一概▯矜并彻底追究。没有多久，男女在市场上行走时，便不敢走同一条路。胡先生瑗撰写《政范》，也采录了先大夫这件事。部县翁源有很多老虎，先大夫教百姓捕捉。百姓说有五只老虎自行毙死。县令砍下虎头，装车送到州府，写颂文献上。先大夫挥手让运虎头的车出去，把颂文退还给县令。他不喜欢怪异之事，也不因为别人是否用合宜的方式说这件事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就是如此。蜀地效忠的士卒有五百人，替换的人迟迟不到，便谋划叛乱。韶州是小州，如果发生变乱便没有力量抵挡，佐吏起初都十分恐惧。先大夫不为之动，独自逮捕为首的五人，当天把他们斩断流放，护送出境。起初佐吏坚持争论，请求交给狱官审理；后来听说他们的同党正在谋划，如果把首领押进监狱，当夜就会劫狱叛乱，众人于是更加佩服先大夫。先大夫修整营寨、驿站、仓库，修建牌坊道路，随着所采取的设施逐一安排，都有条理。长老们说：‘自从岭海地区归服朝廷、朝廷为我们设置州守以来，从没有比先大夫更贤能的。’丁卫尉府君忧，服丧期满，任江宁府通判；他考察两位将领，一切都依靠先大夫办理。宝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先大夫因病去世于官署，留下孤儿，享年四十六岁。先大夫对于忠义、孝顺、友爱，并不是勉强做到的；在外任职时常常奉养父母同行，唯独西川路远，又有法令不允许这样做。在新繁时，他从未纵情饮酒；逢年过节思念父母，哭得格外悲伤。他奉养自己仿佛十分吝啬，后来却把所有财物都借给别人。置办酒食，一定要用来使父母欢娱，丝毫不吝惜，人们有时反而认为他奢侈。他居家时从不发怒鞭打子弟，每次置酒，都从容地陈说孝悌仁义的根本，以及古今国家存亡、治乱的原因，十分融洽。他自认为承担着天下的重任，即使世人的期望也确实如此；最终官位不足以发挥他的才干，因而早逝。唉！这是他的命运啊。母亲谢氏，因为先大夫的缘故被封为永安县君。娶某氏，封为长寿县君。儿子七人，女儿一人，嫁给张氏；有两个孙子。将于某月某日安葬在某处，儿子某等谨慎地编次先大夫的事迹如上，希望求得有道德且善于作文的人为他撰写墓志铭，以便取信于后世。【先大夫集序】君子求学，他的志向从来没有不是想要推广并实行，以达到辅佐君主、把恩泽施于无穷后世的目的。正因为志向宏大，所以有时不能居于朝廷；不能居于朝廷而势力不足以自行施展，就仰慕古人而写作文章，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志向。二帝三王以及众圣人的时代，贤能俊杰都得到任用，即使困居山林洞穴，也会被提拔置于高位；他们的志向无不得以施展，所以流传后世的文章反而很少。后世的时代不是古代的时代，不能得志的人常常很多，而借文章流传自身的人却纷纷出现。先大夫年少时博学，到了壮年已有出仕进用的希望，他的志向正想有所作为却突然去世；对于文章，他没有时间顾及。有一天，几个儿子查看箱囊，竟得到旧日歌诗一百多篇。这些诗虽然不足以完全了解他的志向，但吟咏其中的性情，也有助于道义，实在不忍丢弃，于是为它们编次作序。唉！先生的诗，君子看了，自然会明白；我不敢再加以赞述。【题王逢原讲孟子后】王逢原在常江阴任职时，有求学者向他询问《孟子》，王逢原便为他们讲论，因此内容如此详细。不久王逢原去世，所以他的著作只完成了一篇；考察写作时间前后不一致，大概是他的志向还没有完成。即使如此，看看他的论说，也足以大略了解他的学问了。正如王逢原所说，只看见他的进步，还没有看见他的止境。他去世时，年仅二十八岁。唉，真可惜啊！王逢原卒于嘉祐己亥六月，过了七年，这篇讲义才得以流行。【许氏世谱】

译伯夷是神农的后代，辅佐尧、舜建立大功，被赐姓姜。后来见于经籍的有四国：申国，就是《诗经》所说的申伯；吕国，就是《尚书》所说的吕侯；齐国、许国，就是《春秋》所记载的齐侯、许男。周朝衰微时，许男曾经跟随大诸侯侵伐、会盟，直到《春秋》所记的时代结束。到后世许国复国，子孙便以封国为姓。然而世代相传有许由，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逃到箕山，箕山上大概有许由的坟墓。这件事不见于经籍，学者对此有疑问。有人说：‘许由只是逃避世俗、追求名声的人；即使把天下给他，他大概也不会接受，所以好事者才这样说。’至于许由和伯夷，谁先谁后出生，他们所尊奉的祖先是否相同，没有人能够知道。汉朝兴起后，许氏被封侯的有六人：柏至侯许盎、宋子侯许瘛、严侯许猜，这三位侯爵最初因将领身份受封，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州里；平恩侯许广汉、博望侯许舜、乐成侯许延寿，这三位是同胞兄弟，凭借外戚身份在宣帝、元帝时期兴起，是昌邑人。许盎的孙子许昌曾任丞相。许延寿以及许广汉的弟弟之子许嘉，曾任大司马。到王莽败亡时，许氏才都失去了封国。后汉会稽有个许荆，是奉行德政的官吏；许慎凭经学显名；许峻著《易林》，流传于世；许杨治理鸿隙陂，对汝南有恩，汝南百姓为他报德祭祀；许靖避乱到了交州，后来进入蜀地，先主任命他为太傅，他和堂弟许劭都擅长评论人物。许劭的哥哥许虔也很有名，当时人称平舆许氏兄弟如同二龙。许慎、许峻、许杨、许靖，都是汝南人。许褚家居谯地，凭忠诚勇力侍奉魏国，封为牟乡侯。许慈家居南阳，进入蜀地，父子都任博士。司马晋时有许孜，是东阳人，德行高尚，被察举为孝廉却不肯出仕，终老家中；他的儿子名生，也有极为淳厚的品性。起初，许氏在周代受封爵、封邑，子孙散居四方，有史迹可考的仍然不少。到昌邑一支开始兴盛，间或在汝南兴起；后来以祖居高阳的一支最为显盛。然而高阳这一族，却看不出它的始祖是谁。有据可考的许据，仕魏，历任校尉、郡守，生许允，许允任镇北将军。许允有三个儿子，都仕于司马晋：许奇任司隶校尉，许猛任幽州刺史。许奇的儿子许遐任侍中；许猛的儿子许式任平原太守。从许允到许式，都是当时的名人。许允之后第五世有许询，司马晋曾征召他做官，他没有出仕。许询的孙子许▯，在齐任旌阳太守。许▯生许勇慧，任齐太子家令、冗从仆射。许勇慧生许懋，专心求学，以孝闻名，死于梁，官至中庶子。许懋生许亨，任陈朝卫尉卿，曾兼掌史官，编次齐、梁两朝史事；他有个儿子许善心，替他完成了这项工作。当时有个许绍，是许善心的族父，任夷陵通守，治理有恩，流亡的民户自行归附，达到数十万；死后因对唐朝有功，追封安陆郡公。圉师、钦寂、钦明都是他的后代。圉师是许绍的小儿子，宽厚博学而有才干，另封平恩男，和敬宗一起在龙朔年间任宰相。钦寂是许绍的曾祖父一辈，万岁年间率军抵抗契丹，兵败后被俘送到安东，契丹人让他劝守军投降。到了安东，他说：‘敌人现在将要覆灭，您努力守城，不要忘记忠义！’契丹人便杀了他。这一年，他的弟弟钦明也被杀。钦明任凉州都督，巡视辖区时突然遇到突厥人，也被俘虏并被迫劝降。到了灵州，他回头对着▯说，告诉守军破敌的方法。兄弟二人率军出征，一天之内相继以身殉于边疆，贤者都以此为荣。敬宗是许善心的儿子，起初因父亲的功勋在高阳获得封爵，他和孙子令伯都以文章闻名当世。天宝之乱时，敬宗有个孙子叫许远，和张巡一起据守睢阳抗击叛军。他自认为不如张巡，便推举张巡为主将，自己甘居其下。过了很久，粮食吃光了，甚至煮纸充饥，仍然坚守不退。叛军之所以不能向南进攻，是因为睢阳挫败了他们的锋芒。最后和他们一起战死的，都是天下豪杰义士。唐朝灭亡后，许远的孙子许儒不肯臣服于朱梁，从雍州渡江到江南，终身不再出仕。许儒生许稠，沉着刚毅而守信，仕于江南李氏，任参德化王军事。许稠生许规，喜好道家学说，不因世事而使自己困顿；曾被羁留在宣州、歙州之间，听到邻舍有人呻吟，便去探问，说：‘我是某郡人，知道您是长者，如今将死，希望把遗骨托付给您。’又指着袋中的黄金十斤说：‘请用这些作为托付之礼。’许规答应了，恭敬地背着他的遗骨走了千里，又把黄金送到死者家中。那家人十分惊异并惭愧，于是请求按照死者临终的话献出黄金，为许君祝寿；许规毫不顾念，终于离去。从此听到这件事的人更加把许规看作长者。他死后葬在池州，后来因为儿子的缘故追赠大理评事。有三个儿子：许遂、许逖、许迥。许遂善于侍奉母亲。乡里的母亲教育儿子，总说：‘难道你唯独不以许伯通为惭愧吗？’祥符年间，天子在泰山举行大典，并向群臣加恩。许逖应当升迁，却把机会让给哥哥许遂。天子于是任命许遂为试将作监主簿。许遂的儿子许俞，字尧言，以文章著名，大臣们多次推荐他，但有人与他不合，因此他的仕途没有顺利发展。他曾任兴国军大冶县知县，县里人至今还称颂他。许俞有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许逖字景山，曾向江南李氏上书，李氏惊叹他的才华，任他为崇文馆校书郎，年终授任监察御史。后来他又向太宗上书谈论边事，宰相赵普认为他的见解奇特，觉得和自己的意见相合。他任兴元府知府时，兴修废弃的堰坝来使百姓获利。他治理沣州、荆州、扬州时，盗贼都逃走了。他侍奉哥哥如同侍奉父亲，让妻子侍奉嫂嫂如同侍奉母亲。故交没有留下后代，他便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替对方嫁女。有五个儿子：许恂，任黄州录事参军；许恢，任尚书虞部员外郎；许怡，现在任太子中舍、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许元，现在任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使；许平，任泰州海陵主簿。这五个人都像他们的先人一样孝顺友爱，所以士大夫谈论孝友的人，都推许许氏。许元起初以国子博士、发运判官的身份任职，七年后终于升任发运使，任天章阁待制；从天子到大臣，没有不认为他有才干的。他的功劳和业绩正由史官记载，所以我不再论述，只记述他家的德行罢了。许迥字光远，他侍奉母亲像许伯通那样孝顺，侍奉哥哥像许景山那样恭敬。他意气慷慨，胸怀远大，年轻时曾在李氏政权做官，后来不再出仕，和哥哥一起葬在颜村。他有个儿子叫许会，考中进士，年轻力壮时也慨然喜欢议论天下大事，现在任太庙斋郎。

译临川王某说：‘我为许氏编纂谱系，从许据以下，他们的世系传承才开始显明。然而自从许男见于周代以后，后来有多次受封，留下记载的子孙很多。考察这些事来评论吧。伯夷辅佐君主治理百姓的情形，我读《尚书》时没有一次不长叹而追思。传记说：“有盛大德行的人，必定享受百世祭祀。”像伯夷这样的人，大概差不多可以做到吧。他后世那些忠孝贤良之人，也假如能遇到合适的时代，在舜、禹那样的盛世受到教化、发挥尽自己的才能，和夔、皋陶、熊罴、虎贲之类的人一同出来驰骋，那么谁能一概而论地评价他们呢？’ 《伤仲永》金溪县有个百姓叫方仲永，世代以耕田为业。仲永五岁时，还没有认识书写工具，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便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仲永当即写了四句诗，还自己题上名字。诗的内容是奉养父母、团结同族，于是父亲把它传给全乡的秀才观看。从此，只要指着某件东西让他作诗，他立即就能写成，诗的文辞和道理都有值得看的地方。乡里人对此感到惊奇，渐渐用宾客之礼对待他的父亲，有的人还拿钱财求仲永作诗。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每天牵着仲永四处拜访乡里人，不让他学习。我听说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明道年间，我跟随先父回乡，在舅舅家见到了他，那时他十二三岁。让他作诗，已经不能与从前的名声相称。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到舅舅家，问起他的情况。舅舅说：‘他已经完全成为普通人了。’王安石说：仲永的聪明通达，是上天赋予的；他所受到的天赋，远远胜过有才能的普通人。可是最终成为普通人，是因为他后天所受的教育没有达到要求。他本来天赋如此高明，如果不接受后天教育，尚且会成为普通人；如今那些没有天赋的人，本来就是普通人，又不接受后天教育，难道能够成为普通人就算完了吗？《同学一首别子固》江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他不是如今通常所说的贤人，我仰慕他，愿意同他交友。淮南有一位贤人，字正之；他也不是如今通常所说的贤人，我仰慕他，愿意同他交友。这两位贤人，脚从未走到对方那里，口从未同对方交谈，辞礼财物也从未互相往来。他们的老师和朋友，难道全都相同吗？我考察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发现彼此不相同的地方竟这样少！这是因为他们都说：‘学习圣人罢了。’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和朋友必定也是学习圣人的人。圣人的言论和行为，难道会有两样吗？所以他们相似，是自然的。我在淮南时，向正之讲述子固的情况，正之并不怀疑我。回到江南后，我向子固讲述正之，子固也认为确实如此。我又知道，所谓贤人，既彼此相似，又彼此信任而不怀疑。子固作了一首《怀友》赠给我，大意是想和我互相扶助，一同达到中庸境界才停止。正之大概也常这样说。驾着车缓缓前行，沿着中庸之道的庭院进入它的堂室，除了这两位贤人，还能是谁呢？我从前不敢断定自己一定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只愿意跟随在他们身边学习罢了。有他们辅助并推动我前进，还是可以做到的。唉！做官有职守，私人又有牵累，彼此相会不可能成为常事，所以作《同学一首别子固》，用来相互警策，也相互安慰。《题瑞新道人壁》起初，瑞新道人在天童景德寺统领僧众时，我任鄞县知县，爱惜他的才能，曾多次和他交游。后来新道人主持这座山第四年，我从淮南来察看苏州积水，事情办完后去拜访他，却得知新道人已经在某月某日去世了。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悲伤的；而我和他的交情又深又久，当然更加悲痛。新道人的才能确实奇异，他把自己放置在尘世之外，却能使人如此哀悼惋惜。那些公卿大夫掌握治理百姓的权力，如果能够把利益恩泽施加给百姓，那么他们活着时荣耀，死后受到哀悼，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临川王某介甫题。《读孟尝君传》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招揽贤士，士人因此归附他，最终还依靠他们的力量从虎狼般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中的首领罢了，哪里值得说他能够招揽贤士？如果不是这样，凭借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贤士，就应当可以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了，哪里还需要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他的门下，正是贤士不肯到来的原因。《读柳宗元传》我看八司马都是天下奇才，只因一度受王叔文诱导，便陷入不义。直到今天，想做君子的人都以谈论他们为羞，却喜欢攻击他们。然而这八个人既然已经困顿，不能为世所用，往往还能自强不息，求得名列后世，他们的名声最终也没有废弃。至于那些自称想做君子的人，我大多只看见他们开始时的表现；考察他们的结局，能够不随世俗俯仰、以此和小人区别开来的却很少，既然这样，又有什么资格议论那八个人呢？《读江南录》

译故散骑常侍徐铉奉太宗之命撰写《江南录》，写到李氏亡国的时候，不说李氏君主的过错，只以历数来论述国家的兴亡。虽然这有愧于实录，但合乎《春秋》的义旨（《春秋》记载，臣子和儿子替君主、父亲隐讳，是礼制），也合乎箕子的说法（周武王灭商后问箕子商朝灭亡的原因，箕子不忍心直说商朝的罪恶，只以国家兴亡的道理回答）。所以徐铉的记载仍算得体。然而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时，必定有大恶；大恶没有比杀害忠臣更严重的。国君无道，如果不杀忠臣，即使不能达到治理，也不至于灭亡。纣王做君主时已经极其暴虐，武王在孟津检阅军队，诸侯请求讨伐纣王，武王说：‘还不可以。’等听说纣王杀了王子比干，才知道他将要灭亡，于是一次出兵便战胜了他。季梁在随国时，随国虽然混乱，楚国人却不敢进兵。虞国因为不听宫之奇的劝告，晋国人才开始产生假道借路、袭取虞国的谋划。这样看来，忠臣是国家的依靠；国家存在，他就和国家一同存在，国家灭亡，他也和国家一同灭亡。我从小就听说金陵臣子潘佑因直言进谏被杀，当时京城于是发兵来讨伐李氏，多次指责它杀害忠臣的罪行。后来得到潘佑上给李氏的谏表，读来词意质朴正直，正是忠臣的言论。我的几位叔伯中，过去有很多人做过江南的官，他们谈到金陵的事情相当详细；听到潘佑死去的原因后，我相信那些说法是真的。这样看来，李氏灭亡并不是没有原因。如今看徐铉所写《江南录》中关于潘佑之死的记载，很像妖妄之说，与我过去听到的情况十分不同。不只是潘佑，其他被杀的人也都被说成是因为罪过，这是什么缘故？我非常奇怪。若拿商纣以及随、虞两国君主的事来比较，李氏这个亡国之君必定曾滥杀无辜；我知道潘佑的死确实是无罪的，只是徐铉把真相隐藏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我是根据人情推知的。大凡毁谤产生于嫉妒，嫉妒产生于不能胜过别人，这是人的常情。我听说徐铉和潘佑都是李氏的臣子，又都以有文学著称，十多年间一直在朝廷争名。李氏危急时，潘佑能够恳切进谏，徐铉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潘佑被杀后，徐铉又不能极力抗争，最终使李氏君主背上杀害忠臣的名声、承受亡国的灾祸，这些都是徐铉造成的。徐铉害怕承担这个过错，又以自己的品行不如潘佑为羞耻，所以隐瞒潘佑的忠心，把他污蔑成犯有其他罪过，这正是人情常态。由潘佑的事情推看，其他被杀的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唉！如果果真如此，我认为徐铉不只是严重诬陷忠臣，他欺骗自己的君主，难道不是更加过分吗？《书李文公集后》李文公不是董仲舒写《仕不遇赋》那样的人，我只是惋惜他对自己的要求不够厚重。依我看来，《诗经》三百篇中，因不得志而发愤的诗篇很多。孔子也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算完了吧！’这也是感叹自己没有遇到圣君。李文公的议论高明到了这种程度，可是考察史书，发现他一旦没有得到官职，就诋毁宰相来让自己痛快。如今我观察人，听他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言论不能单独相信，早已如此。虽然这样，那位宰相的名声和实际本来就有区别。如果他确实是小人，那么李文公发怒，是因为不能容忍小人，也可以理解。可是写史的人，难道只取他因没有得到官职而发怒这一点吗？世上浅薄的人本来喜欢用逐利之心来衡量君子，认为他触犯宰相而招致灾祸，如果不是为了私利，就不会这样做。李文公的好恶，大概只是都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他当时不被天下人信任，却把推举贤才、进用善人看作急务；一个士人不能显达，甚至使他寝食不安，必定奔走出力，直到成就那人的名声才停止。士人的兴衰，各自都有命运。自己并不处在王公大人的职位，却承担起那样的责任并把它当作自己的私事，还自以为贤能，忙碌奔波而忘了身体的劳苦，这难道是所谓知命吗？《礼记》说：‘道不能推行，贤者超过了它，不肖者又达不到它。’ 那么，李文公的过错，难道反而正是他成为贤人的原因吗？《书刺客传后》曹沫率军丧失了别人的城池，又劫持天下的盟主，管仲于是借机不背弃他，用此在一时取得信誉，也还可以理解。我唯独奇怪，智伯视为国士的豫让，难道就顾不上采用他的谋略吗？豫让如果真是国士，竟不能预先谋划、挽救智伯灭亡，只为区区一死，难道还值得较量吗？他不过是不愿违背自己的心意罢了。聂政被严仲子收买，荆轲被燕太子丹供养。这两个人在污辱、隐遁、困窘、贫困的时候，都珍重自身，不轻易希望别人知遇，只是说自己还有所等待。那些怀抱道德、等待时世来任用自己的人，又该怎样呢？《孔子世家议》太史公叙述帝王称为‘本纪’，诸侯公爵传承国统称为‘世家’，公卿中特别崛起的人称为‘列传’，这是他的体例。他把孔子列入世家，进退却没有依据，为什么呢？孔子是一个周游的人，在衰败的末世奔波不安，没有一尺土地的权柄，把他列入列传也就合适了，为什么要列入世家呢？难道是因为仲尼亲自具备成圣的资质，他的教化盛大、绵延万世，所以特意为他作世家来和诸侯抗衡吗？这样说也不是最恰当的评论。仲尼的才能，足以做帝王，哪里只是公侯？仲尼的道，可以治理天下，哪里只是使一家世袭？把他列入世家，仲尼之道不会因此更伟大；把他放在列传，仲尼之道也不会因此变小。司马迁自己扰乱了自己的体例，这就是所谓多有抵牾之处。《书洪范传后》

译王某说：古代的学者，虽然用口来提问，却用心来传授；虽然用耳来听取，却用意来领会。因此做老师的不烦琐，求学的人也能有所收获。孔子说：‘不是自己苦思不得就不启发，不是自己想说却说不出来就不引导；举出一个角而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再教他。’难道孔子是吝惜自己的道，不肯让天下学习的人早早明白吗？他是认为学生提问不迫切，听讲就不会专心；思考不深刻，获得的东西就不会牢固。不专心、不牢固，能够进入内心的就只有口头和耳朵所接触的东西罢了。我所要教的，并不是要使他们只善于记诵口耳。孔子去世后，道术一天天衰微消灭，渐渐到了汉代，传注之学兴起。老师只管讲解而没有回应，弟子只管诵读而不提问。并不是不想问，而是认为经书的意义已经全在传注之中了，以为不问也能得到。岂止是不问，甚至还不再思考。并不是不想思考，而是认为经书的意义已经全在传注之中了，以为不思考也能得到。这样一来，即使传注者全都已经很好，也只能使学习者的口耳得到满足，不能使他们的内心得到完善，更何况传注本身还有不完善之处呢？难怪经历千年之久，圣人的经书最终仍不明白，学者也不能凭借其中的言语在世间施行。我为《洪范》感到悲哀：武王虚心请教，箕子尽心回答，却被传注者搅乱，直到今天仍昏暗不明，因此我作这篇传来疏通它的意义。唉！求学的人不知道古人施教的方法，却被传注之学蒙蔽，已经很久了。当时如果一定要等他们思考深刻、提问迫切之后才再作回答，那么我还要等谁来讲话呢？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但他从来没有真的不说话；他开口说话，大概是因为不得不说。孟子则被天下人认为喜欢辩论，大概是因为邪说和暴行兴起，孔子之道几乎要熄灭了；孟子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使道理明白。正因为如此，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我难道乐意违背古人施教的方法，重新做出这种喋喋不休的举动吗？我也是不得已罢了。《题张忠定书》忠定公去世已经很久了，士大夫至今还称颂他，难道不是因为像忠定公这样刚毅正直、对世间有功劳的人很少吗？先公十七岁时，凭文章拜见忠定公，确实得到他的称许和赏识，于是改字为舜良。当时忠定公正在升州。我私下观看他的遗迹，感伤之情实在难以承受。《题燕华仙传》燕华仙的事情很奇异。黄君所作的传记，也辩丽而可观。十方世界全都是智慧所幻化的，推究智慧没有边际，幻化也没有穷尽。一定会有相合之处，才会和它成为同类，那么王夫人的遭遇，难道是偶然的吗？《书金刚经义赠吴▯》只有佛世尊具备真正平等的觉悟，在十方佛土显现无边的身相，却能在一寻之身中宣说无量的义理。然而旁行的经文所记载的、历经多次翻译才通晓的内容，穷尽道理于不可得，穷尽本性于无所住，《金刚般若波罗蜜》作为最上乘，也不过如此而已。《与妙应大师说》妙应大师智缘诊察父亲的脉，就能知道儿子的祸福。翰林王承旨怀疑古代没有这种事。智缘说：‘从前秦国医生医和诊察晋侯的脉，就知道晋国的贤臣一定会死。贤臣的死，原来已经显现在晋侯的脉象中。诊察父亲而知道儿子，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熙宁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记。《题旁诗（仲子正字）》旁边有一首诗说：‘杜家园中正是好花时节，还剩下两三枝梅花。天黑想要回去，打算在岩下住宿，只因贪恋香雪般的梅花，所以来迟了。’俞秀老一见到它，就赞叹不止，说极像唐人诗。旁边这位喜欢作诗，这首诗写得很精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卷七十二 ◎书 《答韩求仁书》近来承蒙您亲笔来信，询问您所疑惑的事情，我因忧患荒疏已久，没有及时答复。您情意殷切，不能虚假地辜负，所以姑且把我所听闻的略为告诉您，自己也不知道其中是否正确，只等求仁您自行选择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