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论议、杂著

译吴地有一位隐士，善于推算命运，知道人的贵贱、祸福。有人让我去问他，我推辞了。过了一天，他又来请求，我回答说：人的尊贵或卑贱，是上天所决定的；贤能或不肖，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由我们自己造成的事，我们能够自己知道；由上天决定的事，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糊涂吗？我若贤能，能够居于公卿之位，那么享有万钟俸禄本来就是应得的；不幸而贫穷卑贱，那只是时运如此。我若不贤，不能居于公卿之位，那么粗陋的饭食和豆羹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如果侥幸富贵，反而是过错。这些道理我知道得毫无疑问，为什么还要遵从那个人呢？况且祸福，君子把它们置于身外。君子居处必定行仁，行动必定合乎义；违背仁义而获得福，君子不愿拥有；由于仁义而遭受祸，君子也不屑一顾。因此文王被拘禁在▯里，孔子在匡地受到威胁，难道那些圣人的智慧不能使他们脱离祸患吗？大概是因为他们守住了道。有人说：‘您认为人的尊贵或卑贱是上天所决定的。然而世上贤能的人处于卑贱，不肖的人处于尊贵，也同样是上天决定的吗？’我说：不是，这是人不能与天道相合的缘故。上天生养这些人，是让贤能者治理不贤能者，所以贤能者应当尊贵、不贤者应当卑贱，这是天道；选择并实行这种安排，是人所做的。天道与人道相合，贤者尊贵、不肖者卑贱；天人之道相违，贤者卑贱、不肖者尊贵。天人之道有时相合、有时相违，贤者和不肖者便有的尊贵、有的卑贱。尧、舜时代，元凯被任用，四凶被诛，是天人之道相合；桀、纣时代，飞廉得到进用，三仁被斥退，是天人之道相违；汉、魏以来，贤者和不肖者有的尊贵、有的卑贱，是天人之道时合时违。大概天所给予的命运只有一个，而人的时势却不能总与它相合，所以君子修养自身来等待天命，守持道义来担当时势；贵贱祸福到来，都不能使他动摇。您不努力实行仁义，使内心充实，却琐琐屑屑地以荒诞虚妄怪异的说法为满足，不是已经沉溺了吗？【使医】‘一个人患病，却请十个医生同时诊治，可以吗？’回答说：‘只请其中医术最好的一人。’‘怎么知道谁是最好的而请他呢？’回答说：‘取众人所认为最好的那个人，同时把判断隐藏在自己心中，这样就可以了。医生彼此能力不能相及，不能互相谋划，又彼此嫉妒，何况愚者与智者相差百倍呢？人的愚笨无能者常常很多，而聪明有才者常常很少。十个医生中，愚笨无能的九个人，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九个呢？如果同时请他们，聪明的医生有什么用？愚笨无能的医生什么事做不出来？一天之内病情加重而死亡，谁来承担这个罪责呢？所以我说，只请其中医术最好的一人。请最好的医生有一定的原则：他说该服药，就服药；他说该进食，就进食；他说该坐，就坐；他说该活动，就活动。这样，医生才能尽情施展医术而没有遗憾；即使不幸病重死亡，可能性也小。若医生说服药却进食，说坐下却活动，只说姑且依照自己觉得安适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人还要什么医生？依照自己觉得安适的方式去做就可以了。凡是患病而请医生，都应遵循这个道理，腹心之病尤其如此。有腹心之患的人，得到我的话而思考它，大概就差不多了！【汴说】古代卜筮有固定的官职，所询问的也有固定的事务。至于考察人的生辰星宿所在，观察人的仪表、形貌、气色、纹理，预先断定人的祸福，在圣人经籍中考察并没有这种说法，不知是从什么人那里传来的。奉行这种学说的人，散漫地向四方传播，直到今天尤其繁多；把天下人都登记起来，以此自称能做这种事的，不下数万人，而汴地还不算在内。把汴地的人都登记起来，大概也以万计。我曾观察汴地那些善于卜算的术士，他们善于挟持奇异之术来打动人，大抵其宫室、车舆、饮食的华美，即使封君也比不上。他们出门时，有时有人召请；问是谁，回答说是某人，是朝廷贵人。他们回来时，有时有人赏赐；问是谁，回答说是某人，是朝廷贵人。坐在他们的宅舍旁，观察来往的人，肩膀相碰，脚跟相接，仅仅一天一夜，人数就多得无法计算。我暗自觉得奇怪，又暗自叹息说：我们这些人研习先圣人的言论，修习先圣人的学术，扩大它可以替天子谋划太平，收敛它也足以修身正家；可是从来没有公卿大臣像他们这样勤于接近官府。有人说：‘您知道吗？口渴的人期待浆水，患病的人期待医生，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您如果真能替天子谋划太平、修身正家，他们所拥有的只是权势和地位。’ 权势不充足，地位不完备，内心就焦灼；内心焦灼就迷惑。权势充足、地位完备了，又担心失去它们；担心失去就忧虑。既迷惑又忧虑，就想着寻求决断。凭他们的本领能够解决，您也能吗？如果不能，那就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亲近他们、疏远您罢了。’我于是醒悟，不再觉得奇怪。过了很久，我到淮南任职，顺道到江南探望亲人。有个金华山人突然来访，自称能够预先断定祸福。唉！如今这个世道，您的术数到哪里会不受欢迎呢？于是我把《汴说》讲给他听。【议茶法】国家废除茶叶专卖法，让百姓可以自行贩运，从当前实际说确实便利，从古代义理说也确实适宜；可是有人反对，大概是聚敛之臣想在细微末节中搜尽财利，却不知道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过度反而有害。茶作为百姓的日常用品，和米、盐相等，一天也不能没有。如今官府茶场出产的茶都粗劣恶臭，不能食用，所以百姓所饮食的大多是私贩的茶。夺走百姓所喜欢的东西，使他们不能食用，严刑峻法也不能制止，所以鞭打、杖责、流放、徒刑的处罚从未稍有减少，而私下贩卖、私下买卖的人也从未在道路上绝迹。既然废除专卖法，这些祸患都可以消除。这样看来，即使完全放弃每年的专卖收入，也是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致力之事，何况关市上的商人还可以自然获得与从前相等的利益呢？从前桑弘羊提出盐酒专卖的主张，当时认为国家财用要靠它才能充足，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制度；然而到了霍光这个不学无术的人手里，竟能压倒他的论说而废除专卖，可见义理战胜利益已经很久了。如今朝廷治理天下，正想铲除百代积弊，恢复尧、舜的功业；可是制定法度，却想采用连霍光都以为羞耻的办法，这可以吗？按今天的形势，即使还不能完全废除专卖货物，也能够先放宽其中一项，这同样可以表明上位者深切体恤百姓，并逐步兴起治理。那些小小的聚敛之臣，只把求取利益当作功劳，却不知道给百姓利益才是取财之道；上位者也应当依据义理作出决断，难道一定要人人都同意他们的私说然后才能实行吗？扬雄说：‘作为父亲却专卖自己的儿子，即使获利，又把儿子怎么样呢？’以扬雄的聪明，他所讲的天下利害应当是可信的。既然如此，即使如今国家用度十分不足，也不能再改变已经实行的制度。因此，国家的形势如果能够修明法度，使农业根本兴盛、工商末业衰退，天下的财物就用不尽，哪里一定要在这件小事上斤斤计较呢？【茶商十二说】臣私下认为，必须依仰赖大茶商，会造成十二种损害，危害十分广泛，请允许我试着陈述。

译既然依仰赖大茶商，大茶商数量少，彼此联合就容易，邀取低价的事情于是增多，所以茶场明减暗减，接连不断，每年损失数百万，这是减价之害，第一。又因为依仰赖大茶商，大茶商稀少，茶叶积压等候出售，陈旧损坏很多，有的丢弃，有的焚烧，有的充作杂用；这使茶税陷落，正税又减免，这是陷税之害，第二。又因为依仰赖大茶商，减价过多，茶园百姓困苦耗损，年年拖欠，至于石桥一场，祖定额数为一百七万，而近年买茶缴纳才得到十万，亏损延续多年，便请求减额，这是退额之害，第三。又因为依仰赖大茶商，必须依靠武力禁止私贩，于是捕捉的军队到处驻扎，查缉的人众占据各处川谷村落；官员俸禄、士卒衣粮，扰民耗财，总计数目不小，这是用力禁止之害，第四。又因为依仰赖大茶商，必须设置专卖机构，各郡渡口设置机构，有的相距数千里；所运送的纲茶，大多在运输中损坏，船材、军费、风浪、盗窃，每年的开支极其巨大，这是远地运输之害，第五。又因为依仰赖大茶商，必须先大量储备；茶叶质体轻脆，难以掌握、容易损坏，架阁有利于干燥，封角有利于严密；但官府的数量十分浩大，堆积在仓廪中，风吹干枯、雨淋受湿，香味尽失，等候出售、等待发给时，已经反而陈旧损坏，这是堆积之害，第六。又凡是货物，分量轻就能得到众多商人，得到众多商人就容易卖尽。如今依仰赖大茶商，本钱不到数千缗就不能经营，这是货物分量太重而不能得到众多商人；所以难以卖尽而形成积压，这是分量太重之害，第七。又凡是货物，属于自己的就会精心经营，精心经营货物就好，货物好就容易出售。如今依仰赖大茶商，不是自己的货物，须先由小户收集，再交给主人，才送入官场，然后又发给商旅；因此小户偷窃，主人混杂，奸吏包庇，都是因为货物不属于自己而导致货物不好，这是非己之害，第八。又因为依仰赖大茶商，茶叶遂分为两等：新鲜好的发给商旅，低劣陈旧的留在南方出售；既然不堪食用，就都私下交换，所以一个县每年因茶受刑的人往往有数百，这是烦刑之害，第九。又因为依仰赖大茶商，茶叶大量积压变坏，坏了不能出售，于是转而把茶叶分配给养蚕户，遍给百姓，全都不堪食用，许多郡县却虚假缴纳其价钱，这是挖空本钱之害，第十。又因为大茶商全都掌握南方的通商，茶叶全部由官府出售；官卖的茶既然不堪食用，就大量配给寺院、茶坊，茶叶多被弃置损坏，钱财却实际被虚收，这是削减百姓之害，第十一。既然依仰赖大茶商，货物终究难以全部卖尽，各种折价发给的办法便由此产生。即使按照原价折算钱币变卖，杂收十分之一，请实报虚损，官府也会受到虚损，这是刻削士人之害，第十二。它造成的危害如此广泛，不可不除去。【乞制置三司条例】我私下观察先王的制度，在京畿以内，赋税收入分为精粗，以百里为一级差等；京畿以外的诸侯国，各以本地所有的物产进贡，又制定了流通经常用度、调剂财物的办法，以促进货物转移。至于治理市场上的货物财物，就使没有的东西变得有，使有害的东西被清除；市场上卖不出去、货物积滞而不能满足百姓使用的，就由官吏收购起来，等待不时来购买的人。所有这些并不是专门谋求利益。大概聚集天下百姓，不能没有财物；治理天下财物，不能没有义理。用义理治理天下财物，那么转运劳逸不能不均衡，用度多少不能不相通，货物财贿的有无不能不加以调节，货物价格的轻重、财物聚散的权力不能没有办法掌握。如今天下财用窘迫急切，毫无余剩，掌管财赋的官员拘泥于弊旧法令，内外彼此不了解，盈余和亏空也不能互相补助。各路上供，每年都有固定数额；丰年道路便利，可以多运来，却不敢不多缴；歉年物价昂贵，难以供备，却不敢不足。远方运输的物资，成本加倍甚至数倍；京城出售，却只有一半价格。三司发运使只是查核簿书、催促期限会期罢了，对于其中增减取舍没有任何裁决。遇到军国大事、郊祀等巨大开支，就派使者搜刮，几乎没有剩余储藏；各部门涉及财用的事情，往往隐瞒不报，不敢据实陈说，以便应付缓急。又担心年度收入不足，就常常采用支移、折变等办法向百姓索取，缴纳租税的数额，有时达到原数的两倍。朝廷所使用的物品，又多向不出产这些物品的地方索取，在不合时令的时候责令供应；富商大贾便趁着时机，利用公私双方的急迫，擅自掌握物价轻重和财物聚散的权力。臣等认为，发运使总管六路的赋税收入，而他的职责又包括制置茶、盐、矾、税等事务，军队储备和国家用度大多依赖它，应该授予他调拨钱货的权力，在财用供应不足时接济使用，使他全面了解六路财赋的有无并加以调剂。凡是购买、征税、上供的物品，都可以从价格高的地方转移到价格低的地方，把近处的物资用来替代远处的物资；命令在京仓库中那些按年度支用、现存数量已经达到应供定额的物资，可以依照方便变卖，等待上级命令。逐渐收回物价轻重、财物聚散的权力，归于朝廷，由朝廷调节财物的有无，以便利转运，节省劳费，去除重复征敛，宽解农民，或许国家用度可以充足，百姓财力也不至于匮乏。至于本司应当设置的官属，允许自行选任举荐；以及有应当施行的事务，令其依照条例上报，奏请下达后由制置司参议施行。【相鹤经】鹤是阳鸟，却在阴处活动；它凭借金气、依靠火精来养护自身。金的数是九，火的数是七；六十三年发生小变化，一百六十年发生大变化，一千六百年形体定型。鹤出生三年，头顶变红；七年时能飞近云汉；再过七年，夜间十二个时辰都能鸣叫；六十年时大羽脱落，长出茸毛，于是洁白如雪，泥水也不能污染它；一百六年后雌雄相视而孕；一千六百年只饮水而不进食，胎化而生，成为仙人的骐骥。它的声音能传到天上，所以头顶赤红；它以水为食，所以嘴长；身体前部轻，所以羽毛丰厚而肌肉疏薄；颈项修长以吸纳新气，所以寿命不可估量。它的身体没有青、黄两种颜色，是因为以土木之气在体内养护，所以不显露在外。因此它行走必依傍洲渚，停留也不栖集林木，大概是鸟类中清雅尊崇的。观察鹤的形貌说：‘鼻梁隆起、嘴短，就少有昏暗；眼睛外露、眼色红白，视力就远；颈长身疏，就善于鸣叫；翅膀像凤、尾巴像雀，就善于飞翔；背像龟、腹像鳖，就能合节起舞；胫长节短，足部就有力量。’这篇文字，李浮丘伯传给王子晋；后来崔文子向子晋学习道术，得到这篇文字，收藏在嵩山石室中。淮南公采药时得到它，于是流传到近代。熙宁十年正月一日，临川王某书写。【策问十一道】

译问：尧举荐鲧，《尚书》中记载得很详细。尧明知鲧不能治水，却还要试用他吗？还是并不知道他的才德呢？如果不知道，就不是圣人；如果明知他不能治水却仍然试用，那么九年间百姓所受的病苦也太久了。幸而群臣后来终于举荐舜、禹；如果不幸又推举鲧，难道也要用九年时间来试他吗？凭尧的大圣明和对鲧大恶的了解，他的认识已经足以使自己确信无疑了，为什么还要受群臣牵制呢？难道一定要说：‘我只是听从群臣，并不自行承担责任。’圣人的心急于救济百姓，他取舍的依据只看是否合宜，难道会固守某种成见吗？如果一定把这种做法当作后世法则，岂不是会使明智的君主受到牵制而招致失败吗？有人说：‘尧知道治水有一定次序，所以先用鲧。’有人说：‘让百姓长期受苦，是为了成就大禹治水的功劳。’这些都不对。尧一定不会因为百姓受苦而偏爱禹，禹也一定不会因为百姓受苦能使自己建立大功而故意如此。若因百姓受苦而偏爱臣下，因百姓受苦能成就自己的功劳，那么尧、禹的圣德又在哪里呢？又有人认为这是拘泥于治水的次序，他们对圣人的探究就更加浅薄了。况且如果说治水有固定次序，那么鲧为什么获罪而被杀呢？圣人这样做的原因，愚笨的人不能解释，希望您不要隐瞒。【二】问：皋陶说：‘在于知人，在于安民。’古代君臣能够这样相互告诫，意义多么重大啊！即使有识人的明察，却没有安民的仁惠之心，也不能和他共同治理天下；有安民的仁惠之心，却没有识人的明察，就不能任用合适的人，即使想安民，也有做不到的地方。然而天子的尊贵，四海的富有，从公卿到士人共有多少职位，从正职到属官共有多少职务？所谓知人，一定有一定的方法，难道可以不让您们几位知道吗？【三】问：圣人治理天下有本有末，施行时有先有后。如今天下困顿衰敝而不能革新，已经很久了；治理、教化、政令，从来没有放弃圣人的本意来实行。丢失根本而只在末节上求治，把应该后做的反而先做，天下渐渐陷入混乱，都是因为这个。治理天下如果不依照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最终就不能治理好；那么作为士人却不熟悉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也就不配做士人。希望你们几位详细说明圣人治理天下的本末以及先后次序，报告给有关官员。【四】问：《礼记》说：‘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并不是以卑下的身份凌驾于尊贵者之上。’夏、商接受天命建立王朝，本来都有祖先，为什么没有追尊先祖为王的事情呢？【五】问：圣人所奉行的道，不过是合乎人情罢了。用事实考察而不相合，用义理掩饰而不通达，就不是道。《洪范》陈述五事，合乎事实而又通达义理；但至于它所说休咎应验的道理，我就有所怀疑。君主承受天意来办事，如果上天没有得到它所应得的位置，那么警告君主所承受天命而办事的方式，是可以的。一定像《左传》所说的那样，君主实行某种行为，上天就顺应这种行为而出现相应征兆，这果真是固定规律吗？‘僭越而恒常下雨’，‘狂妄而恒常下雨’，如果有人狂妄而僭越，上天为什么要顺应他呢？尧时发生水灾、汤时发生旱灾，为什么反而要责怪他们、说是他们招来的呢？也许其中有精微的言辞、深奥的法则，不是浅薄的人所能探究，我冒昧拿来请教你们几位。【六】问：叙述《诗》《书》、传记以及诸子百家文章的人，说二帝三王奠定太平、恩泽后世，一定要归功于礼乐；至于政令和刑罚，只是辅助罢了。礼用来节制，乐用来调和，等到人已经大为治理之后，所谓辅助就几乎用不上了。三王以后称王的人，也有讨论礼乐的实情吗？他们所说的礼乐究竟是什么？那些穿着儒者衣冠而谈论制作的人，不过说文采、声音罢了。奠定太平、恩泽后世，难道就在这些方面吗？宋朝建立已经很久了，礼乐为什么还没有进入百姓的耳目？还是还没有到可以制作礼乐的时候吗？董仲舒、王吉认为，君王尚未制作礼乐时，应采用适合时代的先王礼乐；如果要采用先王礼乐，那么哪一种适合当今时代呢？【七】问：舜任命九位官员，其中包括三位后。《吕刑》所说三后忧劳于民、建立功业，明明是尧任命他们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人说：‘伯夷降下典章，使百姓受到刑法裁断；禹平治水土，主管名山大川；稷降下播种之法，使农民种植嘉谷。’若按功劳次序排列，应当是禹、稷、伯夷，这可以理解；若按事务次序排列，应当是解除百姓灾害、使百姓富足、教化百姓，这也可以理解。如今考察它的文辞，却没有这样的次序，为什么呢？又说：‘士人在刑罚的中正范围内制约百姓，以教导他们敬畏德行。’降下典章时说‘民’，制约于刑罚之中时却说‘百姓’，为什么呢？【八】问：夏朝的法令到了商朝便改变，商朝的法令到了周朝又改变，都是顺应时代、适合百姓而制定节制；然而它们制定法令的根本用意，难道彼此不相承袭吗？【九】问：《易经》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大概是取法于乾坤。’解释的人说：‘垂衣裳是用来辨别尊卑贵贱，乾坤表示尊卑的道理。’如果说垂衣裳以辨别贵贱，那么究竟从哪个时代开始？开始于黄帝，只说黄帝就可以了；到了尧、舜，说尧、说舜也可以。把三代兼而言之，我就有所怀疑。请您们几位姑且为我解释。【十】问：《诗经》论述商朝所以称王，把根本归于契；论述周朝，把根本归于后稷。成汤、文王、武王仁德圣明，又恰逢桀、纣统治天下，于是夏、商灭亡，商、周取得天下；那么相隔千年的后稷、契究竟有什么功劳？把商、周的根本归于他们，难道没有说法吗？【十一】问：过去把军队用于夷狄，因而使百姓疲敝；沉溺田猎游乐，赏赐没有节制；台榭、陂池、宫室的壮观奢侈，这些是国家贫困的原因。如今这些都没有，而有关官员所讲求的常常只是权宜和利益，却仍然财用不足。过去任用亲戚后宫之家，尊贵显赫公卿大臣的世家；平民和隐居山林的贤才被遮蔽，不能出仕，这些是官职空缺的原因。如今这些也都没有，现任官员都是为天下选拔的人才，却仍然士人不足。过去曾经军队很多，却没有因军队多而耗费财物；如今百姓中的壮丁大多离家当兵，租赋全都用于粮饷，却仍然兵力不足。过去曾经马匹很多，却没有因马多而耗费土地；如今国内空出可以耕种的土地来牧马，土地大约有巨万顷，国外又放弃钱币从四夷购买马匹，却仍然马匹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卷七十一 ◎杂著 【先大夫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