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二◎记

译唉，道统不能统一已经很久了。扬子说：‘如果要重新推行自己的学说，不如使诸儒闭口不说。’大概是有意于辟雍学校的事情吧。他说得好，即使孔子再生，也一定会赞同。如今天子以盛大德行刚刚即位，差不多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如今的守臣，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诸侯；他们与古代不同的地方，不在于施设教化不能专一，而在于朝廷所授予的还没有先王的法度；不在于没有地方施教，而在于施教的方法还不能造就仁义的士大夫之材。虔州虽然土地广远偏僻，只要得到正确的教化方法，那么即使是强悍、昏昧、凶恶、触犯禁令法律而不悔改的人，也将能够使耳目聪明，使内心向善，更何况那些求学问道的人呢？所以我写下两位侯的功绩，因而说明古今变化以及我对朝廷的希望，让人回去刻在石上。君子斋记 天子、诸侯称为‘君’，卿大夫称为‘子’。古人用这些名称，是用来命名天下有德之人的。因此，天下有德之人，通称为君子。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地位却没有相应的德行，可以称为君子，大概是称说他的地位；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德行却没有相应的地位，也可以称为君子，大概是称说他的德行。地位在外部，偶然得到它，人们便用这个名号给予他，并且按外表来侍奉他；德行在自身，努力求得它，人们便把真实的德行归给他，并且从内心服从他。别人只从外表服从而不是从内心服从，只给予名号而不是给予实质，能够凭借他的地位终身不受谴责，大概也只是侥幸罢了。所以古人以拥有名号为羞，以拥有实际德行为满足；不致力于使别人从外表服从自己，而是想着怎样使别人从内心服从自己。不仅如此，他们认为向外求取的东西不能凭力量得到。因此即使穷困屈辱，也以守持德行而快乐，不肯离开；这并不是因为穷困屈辱本身值得人快乐，而是因为穷困屈辱不足以概括、限制我内心所认为的快乐罢了。河南裴君在洛阳任主簿，在官署中修建斋舍，并给它题名为“君子”。裴君难道是羡慕那些身在外物之中的人，想要拥有君子的名号吗？难道是认为世上的小人很多，而亲身奉行君子之道的只有自己吗？如果是前一种想法，就是丧失了自我；如果是后一种想法，就是失掉了他人。我知道裴君不是这样，只是想在德行上自我勉励罢了。大概是因为要把这两个字悬挂在斋舍前面，早晚出入都能看见它，想到古人之所以成为君子的原因，并努力赶上他们。单有仁不能成为君子，单有智也不能成为君子；仁足以尽其本性，智足以穷究事理，又能通晓天命，这才是古人所说的君子。虽然如此，古人不是说过：“德行轻得像毛，毛尚且有纹理可寻。”只要有意追求，没有不能达到的。这样说来，裴君要成为君子，谁能阻挡他呢？所以我赞美他的志向，乐意替他说明这件事。《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三司副使的题名，过去没有书写前人的姓名。嘉▯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开始查考各类史书，从李▯以上直到查道，考得了他们的姓名；从杨偕以上，考得了他们的官职；从郭劝以下，又考得了他们任职的年月。于是把这些刻在石上，嵌在厅堂东壁。聚合天下众人的是财物，治理天下财物的是法令，守护天下法令的是官吏。官吏不好，有了法令也没有人遵守；法令不完善，有了财物也没有人治理。有财物却没有人治理，那么田间道路、里巷中的卑贱之人，都能私自掌握取予的权势，独占万物的利益，同君主争夺百姓，放纵自己无穷的欲望，并不一定要等到贵显、强悍、桀骜、势大之后才做得到。到了这种地步，天子还说自己没有失去百姓，大概也只是空有名号罢了。即使想要吃蔬菜、穿破衣，使自己的身体憔悴、内心忧愁，以求天下供给充足、政事安定，我知道仍然做不到。既然如此，完善我们的法令，选择官吏来守护它，以治理天下的财物，即使上古的尧、舜，也不能不把这件事放在最先、最紧要的位置，何况后世纷乱的时代呢？三司副使，是当今重要的官员，朝廷对他们的尊崇和宠信十分周备。如今治理财物的法令有不完善之处，他们都可以据此向皇上提出议论，改订法令，并不只是守成法、吝惜财物出入，听从有关官署的事务而已。他们的职责如此，那么他们本人贤能还是不肖，以及他们的作为对天下利害如何，影响就很大了。考察这些人，依据他们任职的年月，来寻求他们的政绩在今天所留下的痕迹，再考察他们辅佐皇上理财的方法，那么这些人贤能还是不肖，以及世道治理得好还是坏，我坐在那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大概就是吕君的志向。《桂州新城记》侬智高在南方反叛，出入十二州。十二州的守吏，有的战死，有的没有死，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自己的州。难道他们的才能都不够吗？大概是因为城郭没有修筑，铠甲兵器没有戒备，即使有智谋勇力，也仍然不能胜任一天之内发生的变故。只是天子也认为，承担这些罪责的并不只是守吏，所以特意推行恩典，褒奖扩大那些为节义而死的人，并一概宽免他们失职的罪过。于是又推选士大夫中议论认为有才能的人，交给他们经略此事，当时尚书户部侍郎余公靖负责广西。贼寇平定的第二年，蛮越地区关系和好，于是大规模修筑桂州城。城方圆六里，所用木材、砖、瓦、石料，按件计算，达到四百多万；所用人工，按工数计算，达到十多万人。凡是守城所需的器具，没有一样是请求而得不到的。工程从至和元年八月开始，到至和二年六月完成。这项工程确实很大。大概是余公取得民众信任已经很久，又想用费用来保护他们的财物，用劳役来保障他们的力量，所以虽然有巨大的花费和劳苦，却没有人认为这是烦扰。

译古时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礼义一旦丧失，夷狄就会横行，窥伺中原。当时中原并不是没有城郭，最终却还是逐渐衰败、毁坏、陷落而无人救治。由此可见，城郭是先王所有的，但并不是可以依赖它来求得国家存续的根本。等到人们叹息着醒悟，重新振兴旧日的政事，修治城郭又不敢放在后面。大概有了祸患却没有谋划应对的器具，有了器具却没有合适的人守护，有了合适的人却没有治理的方法，能够长久存在而不失败的，我还没有听说过。因此，周文王兴起时，遇到四夷的祸患，就在北方筑城，任用南仲；周宣王兴起时，遇到诸侯的祸患，就在东方筑城，任用仲山甫。这两位大臣的德行同他们的君主相合，对于治国事务的本末以及先后次序，可以说都已经懂得了。他们以悄悄的劳苦来创造赫赫的声名，以小心谨慎的勤劳来继承光明盛大的功业，最终能够排斥戎夷，使中原完全安定，大概正是因为他们的君臣关系如此，并且守卫国家也有相应的器具。如今余公也凭借文武才干，正当明天子承平日久、想要补救弊端、振兴废弛政务的时候，镇守安抚一方，修治防御以保护百姓。他今天的勤劳，同周代有南仲、仲山甫时大概相等，应该为此作记。因此，他的将吏们共同商议，前来请我写文章，准备把它刻在城角，用来告知后世的人。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记。《太平州新学记》太平州的新学在子城东南面，是治平三年司农少卿、建安人李侯定仲寻求建立的。李侯任太平州知州时，宽厚而有制度，安静而有谋略，所以没有大规模刑罚杀戮，州政就已经治理好了。于是大姓相互劝勉出钱，在李侯的官署旁修建房屋，希望兴办学校来符合李侯的心意。李侯替他们选择地点并迁建学校，修造房屋一百间，筑堤环绕它，以防水患；又置田二十顷，用来供养求学的人。从大门到讲堂，规模宏伟、壮丽严密，祭祀和供养所需的器具也都齐备。来往的人都不知道它是怎样开始修建的，只看见它已经建成。学校建成后，李侯被罢免离任，州人对李侯的善行感念不尽，于是来请求我作文，记载他当时的功劳。唉！学习不能停止，已经是很久以来的道理了。世上的官吏，有的不能理解这一点，而李侯却知道要把它作为首要事务；他又能不耗费财物、不伤害百姓，让百姓自己互相劝勉把它办成，难道不是贤能吗？然而世上的读书人虽然知道学习，却有的并不知道学习的目的，所以我趁他们请求文章的机会，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大概继承道的方法没有比行善更好的，守住善行的方法没有比仁更好的。仁爱的施行，从父子关系开始。不断积累善行并使它充实，直到达到圣人的境界而深不可测，这叫作神。推演仁爱之道，向上达到圣人与天道相合的境界，这就是求学者应当从事的事业。过去造作典籍的人已经确实告诉过我们了。有人只听闻上面的道理而没有听闻下面的道理，有人只看见开始而没有看见终结，这就是道术所以分散、百家所以兴盛、学者所以争论的原因。学习吧，学习的目的，是要使天下所有求学的人最终达到没有争论才停止。在这里游息，在这里学习，却不知道我的说法，那么不过是享用美食、安居享乐罢了。李侯兴办这件事，难道只是为了让读书人享用美食、安居享乐吗？治平四年九月四日，临川王某记。《繁昌县学记》在学校中祭奠先师先圣而没有庙，这是古代的制度。近世的制度，是只建孔子庙而没有学校。古时候，从京师到乡邑都有学校，使所属百姓共同在其中学习道艺，不能让他们不知道所学之道的来源，因此有释菜、奠币的礼仪，用来表明他们没有忘记道术的源头。这样看来，事奉先师先圣，是因为有学校。如今没有学校，却只建庙祭祀孔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有人说，孔子是百代的老师，所以天下各州各县都为他建庙，这是报答并尊荣他的方式。圣人与天地同有德性，天地广大，万物都不足以称述其德，所以祭祀天地质朴而已，并没有繁文。把天下各州各县都建庙祭祀孔子，就可以称述圣人的德性吗？如果可以，那么古代事奉先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宋朝沿袭近世的制度而没有能力改变，到了当今天子，才下诏令天下有州的地方都可以建立学校，在学校中祭奠孔子，像古代那样实行。县里的学校，士人满二百人的，也可以建立。繁昌是小县，士人少，不能达到法令规定的人数；过去虽然有孔子庙，却低矮狭小、残破不完整，孔子的弟子塑像也只有颜子一人。今夏君希道太初到任后，就修缮并重建孔子庙，完整地塑造了子夏、子路等十人的像；又修治两侧廊庑，作为生员和老师的居所，用来接待县里的求学者。他写信托付他的旧友临川王某，请我记载建成的开始。违背皇上的法令，却只想做古人所做的事，是没有根据的；流于今世习俗，却追慕古代，又没有听到教育的根本所在，也是违背义理的。太初没有改变今天的制度，却没有失掉古代制度的实质，这件事不能不流传下去。《芝阁记》祥符年间，封禅泰山，以文章向天下显示太平，四方拿灵芝来报告的有数万起。官职较高的，天子赐诏书以表示宠爱嘉奖；小官和百姓，往往赏赐金帛。当时那些想以稀世奇物取悦、有权势的大臣，极力搜寻，远行采集；山农野老攀援着树木，向上直到无法测量的高处，向下直到涧溪沟壑，山崩石裂、幽深穷僻、隐蔽难行、人迹不通的地方，也往往去寻找。于是灵芝出现在九州四海之间，几乎被采尽了。到了当今天子即位，谦逊地说自己没有德行，从大臣起没有人敢再谈封禅；诏令有关官署，凡以祥瑞来报告的，一概不要接受。于是神奇的物产隐藏、埋没在蒿草荆棘之中，山农野老也不再知道它是祥瑞。由此可知，因为一时的喜好或厌恶，就能造成天下的风俗，何况施行先王的政治呢？太丘陈君好学而喜爱奇物。灵芝生在庭院中，他能够认出是灵芝，可惜这种东西可以进献给朝廷却无人接受，所以就在住宅东侧修阁，把它采来收藏。可见他喜爱奇物到了这种程度。唉！灵芝是同一种东西，有时受到天子的珍视，有时受到士人的珍视，有时却被普通百姓轻视，难道不是因为时势不同吗？士人拥有道义，本来不应当让自己的志向受贵贱影响，但最终使人贵或贱的原因，又和灵芝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我所感叹的原因。皇▯五年十月某日记。《信州兴造记》

译晋陵人张公治理信州的第二年，是皇▯二年。奸邪强暴者被制服，隐伏屈抑者得以显露舒展，政令已经大为推行，百姓因而安宁休息。夏六月乙亥，发生大水。张公把囚犯迁到高处的监狱，命令所有差役戒备，不要共同按照平常的刑罚处置他们。夜半时分，洪水冲破城墙，淹没官府寺院，包围了百姓的住宅。张公赶到谯门，坐在门下，命令吏士用木筏救收百姓；鳏夫、孤儿、老人、残疾人以及迁来的囚犯，都得以不死。丙子日，洪水退去。张公和宾客僚佐巡视，暗中估量灾情，发文给县里，向没有被洪水淹到的富民征钱，共七百八十六户；又收取佛寺积存的木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件。不够时，先前张公曾命富民出粮赈济贫民，其中二十三人自己说：‘新粮已经收获，赈济可以停止了，愿意把粮食折价输送出来，帮助支付木材费用。’七月甲午，招募人力修筑水流进入之处的城墙，修补州府的缺口，修建监军的住所，建立司理狱。又在州城西北地势高爽的空地上营造房舍，安置驻军，拆除原有营房，按时训练士兵学习刺击、砍伐、坐、起等操练方法，这是原来没有的。修建驿站，名为饶阳；修建住宅，名为回车。在南门外修筑两座亭子，左边名为仁，右边名为智，都是依山傍水之处。在两亭之间架桥四十二座，使车辆和行人能够通行。在州门左边修筑一座亭子，名为宴，每月初一在这里会集宾客。总共架桥一座，修筑城墙九千尺，建造房屋八所；按柱子计算，共有五百五十二根。从七月九日开始，到九月七日结束，共五十二天，用工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五人。中等人家以下的百姓，只看见城郭、房屋完整了，却不知道材料从哪里来；只看见劳工聚集又解散，却没有察觉劳役怎样落到自己身上。凡是过去已有的设施，必定全部修好；过去没有的，如今也都添置了。因此，工程的费用最终没有超出县官所能供给的范围。张公这样救灾补救破败，他的才能远胜于世上的一般官吏。如今州县灾害接连不断，百姓本来还没有被灾害困苦，却又有治理灾害的政令发布出来。减免徭役不合适，征取又不适当，元凶和久负盛名的豪强趁机欺压百姓，百姓这才开始困苦。等困苦到了极点，官吏才开始欣然自得，百姓彼此讥讽嘲笑他，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官吏如果不知道怎样处理政务，使百姓更加困苦的情况大多如此。这就是我哀怜百姓、忧悯官吏不学习的原因。由此说来，做张公治下的百姓，即使不幸遭遇灾害，大概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十月二十日，临川王某记。《余姚县海塘记》从云柯向南，到某处，有堤坝若干尺，截然阻止海水潮汐漫过旁边的田地，这是知县谢君修筑的。堤坝刚建成时，谢君写信托我记载建成的开始，说：‘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能够最终完成任期，把它修好，不让它毁坏。’谢君是阳夏人，字师厚，名景初。他的先祖以文学闻名天下，连续几代都做贵人，到谢君便凭文学使家业相传。他治理县政，不倚仗才能自负，也不忽视百姓的急难。修筑堤坝时，正是丁亥年十一月，他能够亲自冒受风霜雾气的侵袭，来勉励百姓劳作、消除灾害；又能使百姓全都积极前来，忘掉劳役的辛苦，于是没有超过规定时间便取得成功。他仁爱百姓的心意，在事情上的表现如此，已经可以了；但他仍认为还不够，又想办法告知后人，使他们接续修完，永远保存这项工程。真好啊！仁人长远谋虑，回顾并设法防治百姓的灾患，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不能不把它流传下去。后来的君子考察这篇记文，知道其中的做法，也不能不有所思考。从前我曾因事情到余姚，谢君来拜访我，同我从容谈论天下的事。谢君说：‘道理广大而隐微，圣人独自推动万物使它们如此，而众人都不知道它们为什么如此，其中大概有难以知晓的地方。至于治理政事、教化、法令、施行等具体事情，凡是同人共同参与，而且特别反复强调、急切要求的，都是容易明白、清楚可见的事情。疏通道路河流，治理农田桑业，修筑堤防、沟、浍、渠、川，以抵御水旱灾害；兴办学校，让百姓共同在其中学习礼乐，以教化使他们归服，这些都是特别反复强调、急切要求而且明显易懂的事情。如今世上的官吏，愚蠢的本来就不知道应当做什么；所谓能干的，又一味追求出奇制胜、制造声威来惊动世俗，甚至耗尽力量，只做刀笔文书之间的事务，却反过来说古人特别强调、急切要求的事情，我没有工夫去做；我曾经做过，但做得还不够；一万人中有一个人去做，也不足以因此闻名于世，却被称为有才能。唉！这真值得叹息。治理天下国家将近百年，使残暴者减少、杀戮停止的成效仍然没有出现，难道不是因为没有从这些事情做起吗？’我非常认为他的话是对的。不久我听说谢君治理这个县，到任后便在江上修桥，兴办学校来教育和养育县中子弟，后来又有修筑海塘的工程，于是我又相信他的话已经实行，并没有欺骗我。我为他记下修筑海塘的事情，因而把他这番话的始末一并写下来，保存它以告知后人。庆历八年七月某日记。《通州海门兴利记》我读《豳诗》说：‘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到南边田地去劳动，田地得到治理，大家都感到喜悦。’唉！豳地的百姓率领家人合力听从官吏，官吏又推究他们的心意来帮助百姓，这是多么周到了。所谓喜悦并不是从外界来到心中，而是他们内心本来就有这种感受。既感叹官吏能够体恤百姓，又想到他们的君主之所以这样对待官吏，也不过是善意出于至诚罢了，大概不只是靠法令制度来驱使他们。只靠赏罚来役使天下，先王的风俗就废弃了。有这样一个士人，能够把自己当作豳地的官吏，不苟且对待百姓，难道不是所谓有志之士吗？据我所听说，吴兴人沈君兴宗治理海门，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他修筑北海堤坝七十里以消除水患，接着大力疏浚沟渠河川，分引江水，灌溉义宁等数乡的田地。当时百姓被海水淹没，呻吟之声接连不断。沈君到任后，放宽禁令，减缓征求，以收拢流亡的百姓。不久又诱导、鼓励他们起来参加工程，没有人不疲惫却振奋地赶来。由此看来，只要真心爱护百姓，又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即使是在创伤残破、贫困疲敝之后，也可以勉强发动并加以使用，何况力量充足的人呢？兴宗好学而懂得治事的方略，完成他的学业后，将来还会有更大的作为。这件事不足以完全表现沈君的才能，却可以看出他的志向。评论的人有的认为，一个县的善政不足以作文记载；如今天下的县很多，但能够给百姓留下利益而不愧为豳地官吏的，果真很多吗？并不多，所以我不愿让这件事没有流传。至和元年六月六日，临川王某记。●卷八十三 ◎记 《鄞县经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