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七◎论议

译万物都要依待着它才得以存在的，是天；没有什么不由此而前行的，是道；道体现在我身上的，是德；用德来爱人的，是仁；爱人而合宜的，是义。仁有先后，义有上下，这叫作分；居先者不专擅后者，居下者不侵犯居上者，这叫作守。形，是使万物成为这样的形体；名，是给万物这样的称号。所谓使万物成为这样的形体，是什么呢？贵贱亲疏，是用来标志和区别它们的；万物各不相同，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给万物这样的称号，是什么呢？贵贱亲疏，是用来称呼它们的；称号各不相同，就是这个意思。使万物成为这样的形体，贵贱各有其容貌和形制；给万物这样的称号，亲疏各有其名号。根据亲疏贵贱，任用它们做适宜的事，这叫作因任。既然根据它们的情况任用它们去做适宜的事，却放任而不加考察，那么又将大为松弛；必须推究其实际情况，必须考察其事务，这叫作原省。原省明白以后，才可以辨别是非；是非明白以后，才可以施行赏罚。所以庄周说：“先明白天，道德其次；道德已经明白，仁义其次；仁义已经明白，分守其次；分守已经明白，形名其次；形名已经明白，因任其次；因任已经明白，原省其次；原省已经明白，是非其次；是非已经明白，赏罚其次。” 这个道理即使没有庄周说出来，古代的人谁不是这样做的呢？古代谈论道德的来源而不把它归属于天的，从来没有。尧，是圣人中最盛大的；孔子称赞他说：“只有天最为广大，只有尧能取法于天。”这就是明白天；“聪明文思，安安”，这就是明白道德；诚信恭敬，能够谦让，这就是明白仁义；亲近九族，区别百官，使万国有次序，这就是明白分守；修订五礼，统一律法、度量衡，使天下统一，这就是明白形名；任命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这就是明白因任；三年考核政绩，五年巡行诸侯国，这就是明白原省；命令舜说“你的言语能够取得成效”，对禹说“万世都将永远依赖，这是你的功劳”，又说“这些蠢笨的有苗人，昏昧迷惑而不恭敬”，这就是明白是非；“皋陶正在恭敬地遵行他的次序，正在施用象刑，只有明察”，这就是明白赏罚。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他们抬头看天说：“那苍苍而广大的东西是什么？它离我们不知道有几千万里，难道能把我怎么样吗？我只做我所要做的事罢了，还取用它做什么？”于是便抛弃道德，背离仁义，忽略分守，轻慢形名，忽视因任，而忘掉原省，只管相信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赏罚加在别人身上。于是天下开始大乱，弱小而无助的人纷纷呼号。圣人没有出现，诸子乘机出现，于是谈论道德的，深奥幽暗到了无法考察的地步；以至于世上有所作为的人，都不足以有所作为。谈论形名的，只守着事物、诵读数目，劳苦到老，却反而怀疑道德；他们都忘了自己的智力不足，却自以为卓然是圣人的，就是这种人了，可悲啊！庄周说：“经过五次变化，形名才可以举明；经过九次变化，赏罚才可以谈论。”“谈论道而不按照它的次序，哪里还取得到道呢？”他说得好啊！庄周是古代放诞不羁的人，他对于道，虽能纵横驰骋，却还没有完全合善；如果圣人遇到他，一定会用一定的准则约束他；若约束他而他不肯听从，大概就要把他摒弃到四海之外，不让他惑乱中原。即使这样，他说出这类话，圣人也不能废弃。【孔子贤于尧舜】孟子说：“令人愿意追求的叫作善；自身具备这种善叫作信；充实完备叫作美；充实完备而有光辉叫作大；广大而能感化万物叫作圣；圣而深不可测叫作神。”圣，是德的极致；神，是道的最高境界。所以古代凡是所谓圣人的，对于道德没有什么不能穷尽的。对于道德无所不尽，就像光明等同于日月，尊贵等同于上帝，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他。《易》说：“大人同天地的德，同日月的光明，同四时的秩序，同鬼神的吉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由此看来，自从传记流传以来，凡是所谓圣人，本来不应当还有谁能胜过谁，他们所知道的也应当相同。宰我说：“依我看来，孔子远远胜过尧、舜。”可是世上的解释者一定说：“这是孔门弟子的私下说法，不是天下共同的评价。”孟子也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这难道也只是孔门弟子的私下说法，而不是天下共同的评价吗？说这种话的人，大概也没有认真思考。所谓圣贤的话，没有一句是随便说的。他们说出来，一定有意旨；其中的意旨，是学者不能不思考的。所谓圣人，是达到道德的精妙境界，而后世再也无法增加什么的人所获得的称号。如果还有人能够在他之上有所增加，那哪里还称得上圣人呢？但是孟子、宰我之所以这样说，大概也只是说当时的情况罢了。从前，道由伏羲开始创立，在尧、舜时完成，随后又由禹、汤、文、武使它更加弘大。这几个人都处在天子的位置上，使天下的道逐渐明白、逐渐完备；同时又有处在下位而继承发扬它的人，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就是这样。伏羲虽然开始创立了道，但它的法则还没有完成，到尧时才完成。尧虽然能够成就圣人的法则，却不如孔子完备。凭圣人的盛德，只用一个人的智慧，已经足以完备天下的法则，却一定要等到孔子才完备，为什么呢？大概圣人的心并不预先求在天下有所作为，而是等待天下的变化来到，然后我因应这种变化制定法则罢了。到了孔子的时代，天下的变化已经充分显现，所以圣人的法则也从此才完备。《易》说：“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困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它之所以能够完备，难道只是孔子一个人的力量吗？大概所谓圣人，没有一个不预先出过力。孟子说“孔子集圣人大成”，大概是说他汇集了各位圣人的事业，从而大大成就了万世的法则。这就是他胜过尧、舜的地方。【三不欺】

译从前的论者说：“君主任用德，臣下就不忍心欺骗他；君主任用明察，臣下就不能欺骗他；君主任用刑罚，臣下就不敢欺骗他。”于是便把德、察、刑排列为先后。这大概还没有说尽。子贱、子产、西门豹这三个人执政，都足以从圣人那里有所取法；然而还没有听说他们懂得圣人执政的原则。没有听到圣人执政的原则，却能从圣人那里有所取法，大概只是各人得到圣人的一个方面罢了。况且子贱的政令使人不忍欺骗他；古代任用德政的君主，应该没有谁比得上尧，然而驩兜还曾经被列举在朝廷中，那么德使人不欺骗，难道可以单独依靠吗？子产执政使人不能欺骗他；君子可以按照合乎道理的方式被欺骗，所以有人负责养鱼，校人却把鱼烹煮了。既然如此，明察使人不欺骗，难道可以单独依靠吗？西门豹执政使人不敢欺骗他；达不到德政而任用刑罚治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那么刑罚使人不欺骗，难道可以单独依靠吗？所以说：这三个人都没有听到圣人执政的原则。然而圣人的原则，难道有超出这三种方法的吗？也不过是兼用它们罢了。从前尧、舜时代，家家户户的百姓都足以封爵，百姓可以说是不忍欺骗了。放齐曾在尧面前称赞丹朱，说：“‘讼’，可以吗？”原文此处有文字疑误。这样，百姓可以说是不能欺骗了。四方罪人被治罪，天下都服从，百姓可以说是不敢欺骗了。所以专任德政，就有不能教化的人；专任明察，就有不能周遍察知的地方；专任刑罚，就有不能使人服从的人。这样看来，子贱的政令无法纠正暴虐邪恶，子产的政令无法周遍察知隐秘细微之事，西门豹的政令无法逐渐使柔弱善良的人归服。然而这三个人能够治理，恐怕只是足以治理小事、使乱世得到暂时改善罢了；如果处在尧、舜时代那种大治的局面，哪里足够采用呢？圣人的政令，是仁足以使百姓不忍欺骗，智慧足以使百姓不能欺骗，政令足以使百姓不敢欺骗，这样天下就没有谁能够欺骗了。有人说：“刑罚也足以专门依靠它来治理吗？”回答说：所谓任用刑罚，大概也不是只专门使用刑罚就足以治理。西门豹治理十二条水渠，使百姓获利；到了汉代官吏也不能废弃它，百姓认为这是西门君所做的，不肯听从官吏而废弃它，那么西门豹的德行也足以感动民心了。这样说来，只是他崇尚刑罚，所以说任用刑罚罢了。如果没有能够怀柔百姓的办法，只让他们看见刑罚，百姓难道会不能欺骗他吗？【非礼之礼】古人把某种做法当作礼，而我今天一定照着做，这未必合于古代的礼；古人把某种做法当作义，而我今天一定照着做，这未必合于古代的义。天下的事情，它的变化难道只有一种吗？本来就有表面相同而实际不同的情况。如今的人拘谨地寻求与古人的表面形式相合，却不知道根据时势作权宜变化，那么与古人相同的是古人的形式，与古人不同的却是实际。事情在形式上同于古人而实际不同，这对天下造成的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是圣人重视根据时势变化而权衡的原因。孟子说：“不合礼的礼，不合义的义，大人不做。”说的就是表面相同而实际不同的情况。君主值得爱戴，臣下不可以犯上，这大概是最大而且万世不可改变的义。桀、纣行不善之事，汤、武放逐并诛杀他们，天下却不认为这是不义。因为要知道，前面所说的义，是义的常道；而汤、武所做的事有时势的变化，如果我想固守旧常，他们的蒙蔽虽然相同，给天下造成的祸患也相同。假使汤、武不明白君臣关系的常义，而不能通达时势的权变，那还哪里是汤、武呢？圣人制定礼，不能说不想节俭；但如果一味节俭，便不是天下人的愿望，所以要在奢侈和节俭之间制定礼。礼制中的奢侈，是众人的愿望；但圣人的心意未尝不是希望节俭。孔子说：“用麻做的礼帽，是礼制；如今改用丝做，比较节俭，我跟从众人。”然而天下并不认为这样不合礼。因为要知道，过去所说的礼，是礼的常道；而孔子当时的做法，是礼的权变。况且奢侈是众人想要的，所以才制定相应的礼制；如今众人能够节俭，这正是圣人所希望的，也是礼所适宜的，难道还可以不跟从吗？假使孔子被制礼的条文所蒙蔽，而不能通达制礼的本意，那还哪里是孔子呢？所以说：“不合礼的礼，不合义的义，大人不做。”解释者说：“不合礼的礼，比如娶妻后早晚都行拜礼；不合义的义，比如借助交情来报仇。”娶妻后早晚行拜礼、借助交情来报仇，是普通人都不做的事，难道要等到大人才能不做吗？唉，这大概也失去了孟子的本意。【王霸】

译仁、义、礼、信，是天下共同遵行的大道，也是王道和霸道共同采用的东西。王道与霸道，它们所使用的手段相同，但它们所得的名称不同，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它们的心意不同罢了。心意不同，事情就不同；事情不同，功效就不同；功效不同，名称也就不能不不同。王道的原则，其心并不是向天下有所求；它之所以实行仁、义、礼、信，只是因为认为这是我所应当做的事罢了。用仁、义、礼、信修养自身，并把它推行到政事中，天下没有不受感化的。因此王道的治理，只知道在自己这里实行它，不知道向别人那里求取什么，而别人本来已经被感化了。霸道却不是这样：它的内心未必仁，却担心天下厌恶它不仁，于是向天下显示仁；它的内心未必义，却担心天下厌恶它不义，于是向天下显示义。对于礼、信，也不过如此。因此霸主的内心在于求利，却借用王道的形式来显示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他有所作为，总是唯恐百姓看不见、天下听不到。所以说，他的心意不同。齐桓公被曹沫的刀逼迫，答应归还侵占的土地。想归还土地，并不是他的本心；答应归还，只是为了免于被杀罢了。按照王道的原则，不归还也可以，但齐桓公却一定归还了土地。晋文公讨伐原地，约定三天后退兵，三天到了原地还没有投降。按照王道的原则，即使等到它投降也可以，但晋文公却一定撤退军队，大概是想把守信的行为显示给百姓看。凡是所做的仁、义、礼、信，也都与这相同。所以说，他所做的事情不同。王道的伟大，像天地一样；天地不向万物劳作求取什么，而万物各自获得自己的本性；万物虽然获得自己的本性，却不知道这是天地的功劳。王道不向天下劳苦求取什么，而天下各自得到治理；天下虽然得到治理，却不知道这是王者的德行。霸道却不是这样，像世上的施惠者：寒冷时给人衣服，饥饿时给人食物；百姓虽然知道我的恩惠，但我的恩惠也不能广泛遍及众人。所以说，他的功效不同。王道和霸道的原则固然不同，但霸道也凭借至诚来求取利益，而天下却同意它。因此王道虽然不求利益，利益自然归向它；霸道必然以利益为主，但如果不借用王道的事情来接近天下，天下谁会拥护它呢？【性情】性与情，是一回事。世上有一种说法：“性善而情恶。”这只是知道性情的名称，却不知道性情的实际。喜、怒、哀、乐、好、恶、欲还没有表现于外而存在于心中，这叫性；喜、怒、哀、乐、好、恶、欲表现于外而显现在行为上，这叫情。性是情的根本，情是性的作用。所以我说性情是一回事。有人说性善，没有别的原因，是曾经读过孟子的书，却没有探求孟子的本意。有人说情恶，没有别的原因，是看到天下有人因这七种情感而陷入邪恶，却不知道这七种情感出于本性。所以这七种情感，人一出生就有；接触外物以后才发动。发动而合乎道理，就是圣人、贤人；不合乎道理，就是小人。他们只是看到情感向外发出时受到外物牵累，便陷入邪恶，于是说情是恶的，说情会损害本性。难道他们没有察觉到，情感向外发出而受到外物感应，也会因此进入善吗？君子培养本性中的善，所以情也善；小人培养本性中的恶，所以情也恶。因此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没有不是由于情的；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也没有不是由于情的。那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把性从君子那里去寻求，把情从小人那里去寻求。他们所谓的情，无非就是喜、怒、哀、乐、好、恶、欲。舜是圣人，象欢喜，舜也欢喜；假如舜应当欢喜时却不欢喜，哪里足以成为舜呢？文王是圣人，文王威严地发怒；假如文王应当发怒时却不发怒，哪里足以成为文王呢？举这两件事来说明，其余的也就可以知道了。如果废弃情感，那么本性即使善，凭什么表现出来呢？如果真像如今论者所说，没有情感才是善，那么像木石一样的东西倒是最高尚的了。由此可知，性与情相互依赖，就像弓与箭相互配合才能使用；至于善恶，则如同箭射中与射不中。有人问：“那么本性有恶吗？”回答说：孟子说：“培养人的大体，就成为大人；培养人的小体，就成为小人。”扬子说：“人的本性善恶混杂。”由此可知，本性可以发展成恶。【勇惠】世上的论者说：“轻易给予财物叫作惠，轻视死亡叫作勇；面对财物而不计较，面对危难而不躲避，是圣人所取法的，也是君子的行为。”我说不是这样。真正的惠，是慎重地给予；真正的勇，是慎重地对待死亡。面对财物而不计较，面对危难而不躲避，是圣人所厌恶的，是小人的行为。所以所谓君子的行为有两方面：还没有发动时，只在于谨慎；已经发动时，只在于合乎义。谨慎，就是要等到合乎义以后再决定；合乎义，就是要等到合宜以后再行动；总之是不苟且而已。《易》说：“吉凶、悔、吝产生于行动。”这是说行动是贤者与不肖者区别所在，不可以苟且。因此君子的行动，如果可以停止，就静止不动。所以在义理上有可以不施与、不赴死的道理，却一定施与、一定赴死，虽然是众人所说的难事，君子未必认为这是好的；在义理上有可以施与、可以赴死的道理，却不施与、不赴死，虽然是众人所说容易做到的事，君子也未必认为这是错误。因此，崇尚难事而轻视容易之事，是小人的行为；不论难易，只以义为准，是君子的行为。《传》说：“义，是天下行为的准则。”制定行为却不以义为准，即使所做的事超出圣人所能做到的范围，最终也不过归于小人罢了。季路的为人，可以说是贤能的，但孔子说：“由啊，喜欢勇敢超过了我，没有什么可取法的。”孔子的行为只以义为准，而子路超过了这个尺度，也就是超过了义。做事超过义，孔子不取法他的才能也就应该了。勇超过义，孔子尚且不取，那么惠超过义，也就可以知道了。孟子说：“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给予就会损害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就会损害勇。”大概君子的行动，一定要在义上没有疑惑以后才发动；如果有疑惑，就不行动。《论语》说：“多见闻而对可疑之事加以阙疑，其余的谨慎实行，就会少有悔恨。”这是说君子的行为应当谨慎地处置于义。可是世上有谈论孟子的人说：“孟子的文章，是传抄者弄错了。孟子的本意应当是说：‘不给予就会损害惠，不死就会损害勇。’”唉，这大概只是没有思考罢了。【仁智】

译仁，是圣人的次一等境界；智，是仁的次一等境界。没有有仁而不智的人，也没有有智而不仁的人。那么，智和仁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获得仁的方式不同。仁是我本来具有的，临近行动时不思考，临近说话时不选择，表现在事情上而没有不合乎仁的，这就是仁者的事情；仁是我本来还没有具有的，但我能知道什么是仁，临近行动时思考，临近说话时选择，表现在事情上而没有不合乎仁的，这就是智者的事情。他们获得仁的方式不同，等到成为仁者时却是一样的。孔子说“仁者安静，智者活动”，为什么呢？回答说：譬如现在有两个商人，一个已经富裕了，一个知道致富的方法却还没有富裕；已经富裕的人，即使烧掉船、折断车，不做经商的事也可以；知道致富方法而尚未富裕的人，就不能不做经商的事。这就是仁者和智者在动静上不同的原因。我的仁，足以上达于天，下遍及草木，旁边流布到四夷，而我的作用不会穷尽，那么我还求取什么呢？这就是仁者能够安静的原因。我的智慧，想要上达于天，下遍及草木，旁边流布到四夷，但我的作用有时会穷尽，那么我可以不求取吗？这就是智者必然行动的原因。所以说：“仁者喜爱山，智者喜爱水。”山是安静而能利益万物的，水是流动而能利益万物的；它们的动静不同，但利益万物却相同。有人问：“仁者长寿，智者快乐。那么仁者不快乐，智者不长寿吗？”回答说：智者不是不长寿，只是不如仁者长寿；仁者不是不快乐，只是快乐不足以穷尽仁者的盛大。能够穷尽仁的道，就成为圣人；然而不说是仁者而称作圣人，是说他能够感化万物。因为能够穷尽仁道就能够感化万物；如果不能感化万物，我没有见过能够穷尽仁道的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人，孔子却只称赞他“三个月不违背仁”；这样看来，能够穷尽仁道的，除了孔子这样的人还有谁呢？【中述】君子对别人要求宽缓，但辨别是非却一点也不苟且。孔子责备宰予说：“对于宰予，我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责备冉有说：“小子们，击鼓攻击他也是可以的。”这两个人得罪了圣人，似乎应当被断绝关系；等到孔子编列门徒为科次、排列弟子时，所取录的不过几个人；对于宰予，取用他善于辞令的长处；对于冉求，取用他善于政事的长处，并不因为他们有不善就废弃他们的善处。孔子难道是偏爱自己喜欢的人吗？只是因为他对别人要求宽缓。管仲的功业施及天下，孔子却贬低他。孔门弟子三千人，孔子唯独称颜回好学；问到其余的人，则说他们还不能算好学。闵损、原宪、曾子这一类人也没有列入；冉求、宰我又有这样的过错。孔子难道不乐于称道人们的善处吗？只是因为他辨别是非一点也不苟且。对别人要求宽缓，所以取用人的标准反而严格。辨别是非不苟且，是为了彰明圣人的道。像宰予、冉求这样的人都不能把他们所有的善处列出，那么士人中难以完美的人多了，怎么能因为他们有过错就不取用他们的善处呢？如果不贬低管仲，那么从政的人就会以管仲为止境；如果七十弟子都被称为好学，那么好学的人就会以他们为止境，这哪里足以彰明圣人的道呢？这样取用人的善处，那么我对自己的要求就重，而别人所处置的范围就宽；这样彰明圣人的道，那么我与别人各自应当遵循的道路也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对别人责备宽缓，却不是隐瞒他们的过错；评论别人不苟且，是为了求得他们的完整。圣人的道，本来只是以中正为根本。《春秋》的宗旨，难道会不同于此吗？【行述】古代有人奔波劳苦地使自己疲惫，只求在世上推行自己的道，却说“我是学习孔子的”，这是糊涂的。孔子开始出仕时，在鲁国取得俸禄；鲁国发生动乱，便到齐国去；齐国大夫想加害他，于是返回鲁国领取俸禄。鲁国接受女乐，三天不上朝；按义理不能留在那里了，那么该到哪里去呢？他说：“卫灵公不守道义，实在太过分了！但他对待贤者，大概还算有礼吧。”于是就到了卫国。卫灵公那里也不能相处，于是来不及选择，便到了曹国，又经过宋、郑、陈、蔡，来到卫国、楚国的郊外。他的志向仍然是离开卫国而前往曹国。年老以后，终于回到鲁国去世。孔子的一生行为就是这样，哪里在于他求着在世上推行道呢？天子、诸侯不亲自以身为贤人表率，显然不足以同他们有所作为。孔子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又凭什么成为孔子呢？他说：“沽之哉！沽之哉！我是在等待合适的价格。”奔波劳苦地使自己疲惫，只求在世上推行自己的道，就是在兜售自己。子路说：“君子出仕，是为了实行自己的义；道不能推行，这一点我早已知道了。”这大概正是孔子的心意。然而孔子难道对世上的人毫无用心吗？回答说：道将要兴盛，还是命；道将要废弃，还是命。既然是命，那么又能把世上的人怎么样呢？●卷六十八 ◎论议 【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