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二◎书

译大概为《诗经》作序的人不知道是谁，但不是通晓先王法言的人不能写成。因此他的言语简约而明白，放达而深刻，应当精心思考、反复讲解才是，不应怀疑其中有错误。《周南》《召南》都是文王的诗，但它们所属不同：《周南》的诗，志向美好，道德教化盛大；从最卑微的赳赳武夫、《兔▯》之人，到远至江汉、汝坟一带，再到久经衰世的公子，都能用这些诗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召南》则不能达到这一点。这就是它成为诸侯之风、归属于召公的原因。同一件事出自一个人，表现却这样不同，大概是因为所接受的程度有深浅，所施行的时间有久近。《小雅》《大雅》的名称，《诗序》本来就说：‘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小雅》和《大雅》。’但所谓《大雅》，是积累许多小事而成为大事，所以《小雅》的末篇有的和《大雅》相近，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作诗的人各自有主要的志向；有时言语涉及大事，但志向所主在小事；有时言语涉及小事，但志向所主在大事，这一点也不能不知道。司马迁认为，《大雅》歌咏王公大人，而德泽达到百姓；《小雅》讥刺小人物的得失，但影响流及上层。这种说法可以采用。宣王时期的《大雅》，其善行近似小善；幽王时期的《小雅》，其恶行近似大恶。宣王的善行已经微薄了，他最大的善行也不过如此；幽王的恶行已经很大了，他最小的恶行仍然如此。凡《诗序》说‘刺某人’，指的是一个人的事情；说‘刺时’，指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刺’是说他的事情，‘疾’是说他的情状；有时说事情，有时说情状，实际意思相同。怎么知道是这样？《墙有茨》说‘卫人刺其上’，结尾却说‘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由此可知。‘刺乱’，是为制造祸乱的人而作；‘闵乱’，是为遭受祸乱的人而作。怎么知道是这样？平王时期的《扬之水》先说束薪，后说束楚；忽时期的《扬之水》先说束楚，后说束薪。这是因为周的祸乱在上层，郑的祸乱在下层。祸乱在上层，就讥刺上层；祸乱在下层，就哀怜上层，所以知道是这样。管叔、蔡叔制造祸乱时，成王年幼，周公作《鸱▯》送给成王，并不是痛恨成王而讥刺他，只是为了挽救祸乱，所以不说是‘刺乱’。说‘刺乱’‘刺褊’‘刺奢’‘刺荒’，是在叙述所讥刺的事情；说‘刺时’，是表明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并不是说当时没有祸乱。《关雎》中所说的‘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就是孔子所说的‘哀而不伤’。《何彼▯矣》中所说的‘平王’，和‘格王’‘宁王’一样，只是美称，并不是东周的平王；所说的‘齐侯’，和‘康侯’‘宁侯’一样，也只是美称，并不是营丘的齐侯。《郑风·缁衣》中的‘宜也’‘好也’‘席也’，是按照先后次序说的。这首诗说武公父子不断赞美善人，所以《诗序》说‘以明有国善善之功’。‘席’，是多的意思；‘宜’，说所赞美的人确实合宜；‘多’，说所赞美的人数众多。《缁衣》是君臣同朝时所穿的服装；‘适子之馆’，是亲自到他的馆舍去；为他改制缁衣并赐给他锦绣，是举荐他、养育他。既能亲自接近他，又能举荐并培养他，这就是有国之君赞美善人的方式，和普通人赞美善人不同。有国之君能这样赞美善人，就足以优越于天下；武公父子能够各尽其职，国人又赞美他们，难道不是很适宜吗？《生民》诗中所谓‘是任是负，以归肇祀’，是说后稷既已开创国家，便把所种的谷物肩挑背负带回来，开始举行祭祀，并不是说后稷在郊外开始祭祀上帝。所谓‘▯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是说我们后来成为天子，能够在郊外祭祀，于是把祭品盛在豆、登之中，香气开始升腾，上帝便来享用，并不是说后稷已经获得郊祀的资格。诗的结尾说‘故臭▯时，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是说上帝为什么来享用这种香气呢？是因为后稷开始祭祀，使后代大概没有罪过悔恨，直到今天仍然在能够举行郊祀的时候享受祭祀。这就是所谓‘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所以推尊后稷配享上天’的意思。卫国有《邶风》《▯风》的诗，有些解释者认为卫国后代兼并邶、▯而占有它们，这个道理或许是对的。既然没有依据可接受，那么存疑而缺载也可以。

译意念真诚，内心就端正；内心端正，就没有什么行为会不正。所以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这句话说的是《诗》的内容，因此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并不是说其他经书和这个不同。我们所接受的是这一点，其他的便是我们所舍弃的。所谓‘彼哉彼哉’，大概就是孔子所舍弃的东西。孔子说‘管仲如其仁’，这是说管仲具有仁德；扬子说‘屈原如其智’，却不是说屈原有智慧。正如《诗》有时以不明说成明，有时又以不明说成昏暗。考察言辞的始终，虽然文字相同，也不妨碍意义不同。忠足以尽己之心，恕足以推及万物；即使是孔子的道，还有什么能超过忠恕呢？可是有些评论者认为孔子的道神妙莫测，不是忠恕所能穷尽的。即便如此，这也不是孔子用来告诫曾子的说法。‘好勇过我’是说只会勇敢而不会怯退。只会勇敢而不会怯退，不是成才之器，所以孔子不取。古代凤凰出现、黄河出图，都是圣人在上位的时代。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只是说世上没有圣人在上位罢了。颜子具备圣人的根本资质，只是还很隐微，这就是所谓美好的人。他尊重五种美德、屏弃四种恶行，并不是等待别人教导才做到的。至于郑声和谄佞之人，则是从外部侵蚀人的东西。即使是颜子这样的人，如果不放弃郑声、不远离谄佞之人，那么他治理国家，也不能保证不失败。《尚书》说：‘能够明智而仁惠，还忧虑什么驩兜？还害怕什么花言巧语、容色伪善而大奸恶的人？’由此看来，谄佞之人是尧、舜都难以对付的，何况颜子呢？谄佞之所以能进入人的内心，凭借的只是言语。言语打动人的力量还不如声音深沉，所以郑声的可怕当然更加严重。孔子说：‘如果有所称誉，就一定曾经考察过他。’说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大概就是经过考察的。虽然如此，颜子的行为并不止于此；后来孔子又告诉他要‘克己复礼’，他便请求终身奉行这句话。能够使言语、行动、视、听都合乎礼，大概就已经终身不曾违背仁了，不只是三个月而已。说到道的完整境界，没有什么不包含在其中，也没有什么不施行；这是学习者不能完全凭借自己达到的，却不能不把它存于心中。道存在于自身，表现为德；德是可以据守的。以德来爱人就是仁，打个比方，仁如同左手，义如同右手。德以仁为根本，所以君子处在仁义之间，应当依循的只是仁。孔子离开鲁国时，明智的人认为他是因为鲁国无礼才离开；但孔子其实是想以小过为名离去。以小过为名离去，就是依循仁罢了。礼，是体现仁的；智，是认识仁的；信，是相信仁的。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却没有提到义、礼、智、信，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扬子说：‘用道来引导，用德来取得，用仁来爱人，用义来使事情合宜，用礼来体现，这都是天道。合在一起便浑然一体，分离开来便彼此离散；一个人兼统摄四者，他的身心才完整。’老子说：‘失去道之后才有德，失去德之后才有仁，失去仁之后才有义，失去义之后才有礼。’扬子说它们合一，老子说它们分离，这就是二人不同的地方。韩文公知道‘道有君子和小人，德有吉和凶’，却不知道仁义和道德没有本质差别，这是因为他不懂道德。管仲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一统，这是孟子所说上天赋予的大任；但他不能像大人那样端正自己而使万物端正，这是孔子所说的器量小。各种说法各有适用的地方，并不互相违背。古代评论人物，有的称为圣人，有的称为贤人，有的称为君子，有的称为仁人，有的称为善人，有的称为士。《微子》一篇记载古人出仕或退处、离去或留下，大致有一定次序。篇末所记的八位士，他们的行为只能称为士罢了。写下这些事时，这八个人的行为大概还有可考见之处，如今已经亡佚，他们的行为无法考察了。如果没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到了五代，流传下来的恩泽就会耗尽；恩泽耗尽，服丧期限也就尽了，尊敬亲属的礼制便会消失。万世都尊敬亲属的人，是孔子。所以孟子说：‘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弟子，只是在私下向别人学习孔子。’孟子所说的‘市场有店铺而不征税，有法度而不收店铺税’，先儒认为国都中的土地叫作廛，按《周官》考察，这种说法是对的。所谓‘廛而不征’，是对市场土地征收廛税，而不对货物征税；所谓‘法而不廛’，是按照市场官的法令管理，却不收土地廛税。有时收廛税而不征货物税，有时依法管理而不收廛税，大概是因为既厌恶商贾过于兴盛，兴盛就会使弃农经商的人增多；又厌恶商贾过于衰败，衰败就会使货物流通受阻。因此制定法令加以调节：稍微兴盛时收廛税而不征货物税，已经衰落时依法管理而不收廛税。文王时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到了周公制定礼制，遇到凶年、荒年、瘟疫和丧葬，才免除征税，这都是调节的方法。贡法是夏后氏的制度，而孟子认为它不好。说它不好，不是夏后氏的过错，只是时代不同罢了。要求君主做到困难的事情，我听说过；要求朋友做到善行，我也听说过。虽然如此，对君主应当说‘按照道来侍奉他，如果做不到就离开’；对朋友应当说‘忠诚地劝告并善意地引导他，如果做不到就停止’。王欢对孟子来说，既不是君主，也不是朋友。他从未向孟子谋求意见，孟子也从未对他说什么，难道不是很适宜吗？求仁向我询问《易》的问题，还没有触及《易》的深奥义理。如果能够把《诗》《书》《论语》中的话全部理解，那么这些问题即使不问也可以知道。我曾经学习《易》，读后加以思考，自以为是这样，于是写下来，等待真正懂《易》的人来质问其中的意义。当时还不适合学习《易》，只是因为没有老师朋友，不能得到学习的次序，反而过于急切进取；直到现在才知道过去的做法值得后悔。而我所写的东西往往已经被不懂的人传播，追想起来，没有一次不感到惭愧。正因为有这种惭愧和悔恨，所以也希望求仁对此谨慎。求仁的才能如此之高，又这样喜欢提问，我向您说明这些事情，实在不敢有所保留，只希望您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罢了。至于《春秋》三传，既然不足以完全相信，所以各经中尤其难以知晓；您来信所问的我没有都能答复，也希望您能够谅解。《答龚深父书》

译我收到您的亲笔信，感到欣慰，尤其高兴得知您侍奉双亲、全家安康。您所告诉我的王深父的事情，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他不做小廉小谨之事来迎合众人的眼光，而是一切取舍都以仁义为准，这正是深父合于古人的地方，也是众人不能认识深父的原因。这样说深父有什么妨碍呢？扬雄也是内心用功，不向外界求取，不修饰细小的品行，以求在当世获得名声。所以我认为，深父在成为扬雄这一类人方面，几乎可以无所悔恨。自孟轲以来，没有人能赶得上扬雄，只是后世士大夫多不能深入考察他罢了。孟轲是圣人。贤人则行为不能全都合于圣人，只是智慧足以认识圣人罢了。所以我认为，深父的智慧能够认识孟轲；在成为扬雄这一类人方面，也几乎可以无所悔恨。扬雄出仕，符合孔子所谓‘没有什么职位不可以做’的道理，为什么要非难他呢？如果认为深父不出仕比扬雄更过分，那么从扬雄以来，不出仕的人多了，难道都能胜过扬雄吗？如果认为深父不出仕和扬雄不同，那么孟子称许禹、稷、颜回走的是同一道路。深父对于成为扬雄这一类人，是靠勤学和力行达到的；出仕还是不出仕，只是各自遭遇的义理和命运不同，不可以据此议论。深父是我的朋友，称说他的优点，我尤其不敢简略，也不敢虚妄，正是为了把忠信给予我的朋友。不过我已经长久荒废学业，恐怕所评论的仍不恰当，希望您不要吝惜，再详细地加以指教。《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某启：我勉强低头从事这些事务，不能说不劳累；大概已经写信奉告，想来您已经收到。承蒙您来信，知道十二娘子侍奉双亲、全家安康，欣慰之情可以想见。您所谈及的不同意见，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然而道、德、性、命，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道有君子和小人，德有吉和凶，命有顺和逆，性有善和恶，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伊尹说：‘这就是不义，习惯和本性逐渐形成。’从善转向恶，叫作性已经丧失，不能说是本性形成了恶，那么伊尹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召公说‘只是不能恭敬他的德行，于是很早就丧失他的天命’，说的就是命凶。命凶固然是自己招来的，但仍然称为命。如果小人自己招来的祸患有时侥幸逃脱，便不能称为命，那么召公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古人把没有君子称为没有道，把没有吉德称为没有德；把离开善而走向恶称为性亡，并不是不可以。虽然如此，可以说没有道，却不可以说大道中没有小人；可以说没有德，却不可以说德中没有凶；可以说性已经丧失，却不可以说本性中没有恶。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习染使彼此疏远’，是说相近的本性由于习染而变得相远，因此习染不可不慎，并不是说天下人的本性都只是相近而已。孔子去见南子，是因为合乎礼，那么孔子就不该告诉子路“这是合乎礼的事”，反而说“上天厌弃我”吗？孟子说：“男女之间不亲手传递东西，这是礼；嫂嫂落水，用手去拉她，这是权宜之计。”如果只有礼而没有权宜变通，那么孔子凭什么成为孔子呢？天下的道理，本来就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君子有时采用礼，所以孟子不去拜见诸侯；有时采用权宜之计，所以孔子可以去见南子。孔子曾同蒲人订立盟约，却又前往卫国，是要实行法度。如果不这样做，强迫订盟的人就会达到目的。况且如果受到别人制约而不能实行自己的原则，那么圣人也会有无可奈何的时候。孔子前往卫国，并不是蒲人所能制约的，那么孔子为什么不去卫国呢？大概只有前往卫国，才能充分阐明义理，这就是孔子前往卫国的原因。这些道理，我都只是大略向深甫说说而已。以深甫的聪明，回答这些问题本来有什么困难，却从千里之外写信来询问，这实在说明深甫好问好学而不知满足。很久没有动笔了，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幸望察知。听说您罢官后就要来看我，那真是非常荣幸。不过我身体疲病，恐怕不能长久承担州中事务，不知还能不能在这里再见到您？将近秋天了，请您保重自己。【答王深甫书三】我被拘留在这里，郁郁不乐，日夜盼望深甫到来，以使我的心情舒展。如今收到您的信，却不知道还能期待什么；何况从京师到颍州并不远，深甫家中事务也应当有空闲的时候，难道竟吝惜几天的劳顿，不肯来看我一次吗？朋友之道已经衰落很久了，这就是我对深甫不能没有期望的原因。先前我说天民同深甫的看法不同。虽然承蒙您耐心教导，我的意见仍然不能同深甫完全相合。深甫说：“侍奉君主的人，以能被我的君主容纳为喜悦；安定国家的人，以能使我的国家安定为喜悦；天民，以自己的主张能够在天下实行并使百姓得到恩泽为通达。这三种人，都是坚持自己志向所培植的东西并成就善行的人，但还没有达到知命的境界；大人才知命。”我则认为，所谓善，是继承道并实行它而达到完善。孔子说：“智慧达到它，仁德能守住它，用庄重的态度面对它，发动行动却不合乎礼，那还不能算完善。”又说：“《武》篇的乐舞尽善尽美了，但还没有尽善。”孔子所说的善就是这样。那么，把能被君主容纳当作喜悦的人，还不能说是能够成就善行的人，只能说是被容纳罢了。把能被君主容纳当作喜悦，就会把不被容纳当作忧愁；把国家安定当作喜悦，就会把国家不安定当作忧愁。自己的处境是否被容纳、国家是否安定，也有命在其中，却把这些当作自己的忧愁，这就是所谓不知命。天民，是等到自己的主张能够在天下实行之后才去实行的人。他并不是把主张能够在天下实行当作喜悦，那么他的主张困穷而不能实行时，难道会把它当作忧愁吗？看待自己的困穷与通达而内心都没有喜悦和忧愁，不知命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呢？而且深甫说，以“民”来联系“天”，是说明人的性命无不禀受于天。有一个普通人，希望在天下实现自己的志向，以此保全养护同类，这就是能够顺应天意的人；既然敢于取“天民”这个称号，怎么会有能够顺应天意却不知命的人呢？深甫说：“哪里有能够把天意作为自己进退去留的依据，却在道德上反而低于大人的人呢？”我则认为，古代能够把天意作为进退去留依据，而道德低于大人的人，是有的；深甫所说的管仲就是这样。管仲不能端正自己，然而到了没有为公子纠而死、反而追随小白这件事上，他的进退去留可以说是知天意了。上天的意旨本来曾经非常重视百姓，所以孔子肯定他的进退去留，说：“难道要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节，在沟渠中自缢而死，却没有人知道吗？”这就是我所说的道德不如大人，却还能以天意决定进退去留的人。

译深甫说：“端正自己来侍奉君主，他的道只能达到使自己被容纳而已；不被容纳，是命，内心有什么可喜悦的呢？端正自己来安定国家，他的道只能达到使国家安定而已；国家不安定，是命，内心有什么可喜悦的呢？端正自己来端正天下，他的道只能达到使自己的主张在天下实行而已；不能实行，是命，内心还会有什么困穷或通达呢？”我则认为，大人的困穷或通达，能够在内心没有喜悦和忧愁，但不能没有希望通达。孟子说：“我到了四十岁，心就不再动摇。”又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呢？然而千里迢迢来见大王，正是我的愿望。不能得到任用所以离去，难道是我的愿望吗？大王或许会改过，我每天都在盼望着。”孟子可以说是大人了，但他说了这样的话，那么所谓内心不计较困穷通达，大概并不是完全没有计较，只是没有喜悦和忧愁罢了。深甫说：“正因为只端正自己而不期望端正外物，所以才能使万物端正。”我认为，期望端正自己却不期望端正外物，而使万物自行端正，这是没有治理人的方法。没有治理人的方法，正是老子、庄子的做法。所谓大人，难道是老子、庄子的做法吗？只端正自己而不期望端正外物，不对；端正自己而期望端正外物，也不对。端正自己却不期望端正外物，是没有义；端正自己而期望端正外物，是不知命。所谓大人，难道会顾不上义和命吗？扬子说：“先自治而后治人，这叫作大器。”扬子所谓大器，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人。所谓外物得到端正，是使外物以我为准则而后端正，并不是使它自行端正。武王说：“四方有罪无罪，只要我在这里，天下谁敢违背他的志向！”有一个人在天下横行，武王以此为耻。孟子所说的“武王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定”，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期望端正外物，而使外物自行端正，那么有人在天下横行，武王也就没有必要发怒了。孟子去世以后，能够谈论大人而不流于老子、庄子的人，只有扬子罢了。深甫请把我的话同常君谈论一番，两位先生仍然认为不够，希望能够再教导我。【二】我学业未成就出来做官，做官后又不能屈伸俯仰以迎合时事；所居的职位不是我所爱好，所担任的事务也不是我所擅长的，又不能远远退避以躲开小人的毁谤。这就是我被认为不肖、得罪君子的原因，也是您所知道的。过去您匆忙之间没有弃绝我，亲笔写信殷切劝诫，还告诉我您认为我所不及之处，我真是十分荣幸。不过我心中还有些话想说，不知可以不可以，姑且试着说出来。我曾认为，古代达到大治的时代，然后才完备礼制并施行刑罚。礼制不完备的时代，并不是没有礼，只是有些方面没有完备；不施行刑罚的时代，也不是没有刑罚，只是有些方面没有施行。所以我在江东，对官吏的大罪有些不加惩治，而惩治他们的小罪。不明白的人认为我是喜欢窥伺别人的小过错来显示精明，明白的人又认为我不能果断地除掉恶人，反而让恶人借此作为攻击我的话柄。我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认为按照如今的形势，还不能实行严刑。实行严刑，刑罚就重，而所惩治的人反而少；不实行严刑，刑罚就轻，而所惩治的人反而多，形势本来就是这样。方圆数千里的道路之间，官吏正苟且简略，习惯于结交取容的风气，而我所惩治的只有五个人，小的罚钱，大的也不过削去一级官职，这难道能算多吗？工尹商阳并不是喜欢杀人的人，尚且杀了三个人才停止，认为不这样就不足以回去复命。我的做法，不幸与此相类似。至于为这些事纷纷争论，却同道术的兴废没有关系，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了。或者说，君子做官是为了实行自己的义，我对此也私下有所考虑。您认为如何？自从在江东以来，我天天受到流俗之士的毁谤，但我的内心从未因此改变，这说明我所坚持的原则，本来就无法用来讨好这个世道，也不能同流俗相合。等到我的朋友也这样劝说我，我才惊惧地怀疑自己，并且产生了自我悔恨之心。慢慢反省自己后想到，古代统一道德来使天下风俗一致，读书人有所作为于世时，人们没有不同的议论。如今各家有不同的道，各人有不同的德，又以爱憎喜怒来改变事实并传播它，那么我的朋友怎么知道不是因为听到了人们的异议、听信了歪曲事实的传闻，才怀疑我的话呢？何况您深知我、厚爱我，是我日夜向往而不能忘怀的人，我怎么能不试着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告诉您，希望得到您的体察呢？假使我这样做确实可以无罪，那当然是最好；即使您还有话教导我，使我明白这样做为什么有罪，虽然过去已经来不及改正，也还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希望您留意回复我，不要忽略。【三】我启禀：已经两个月没有见面了，虽然尘世劳碌、事务纷沓，但我仰慕您的高尚品德，哪一天不是如此？忽然承蒙您惠赐书信，知道您以《论语义》来教导我，言辞精微、旨意深奥，直达孔门境界，不是极其高明的人，谁能做到呢？我仰慕叹服。近来承蒙子固、夷甫来访我，于是同两位先生一起阅读此书，更加感叹佩服。什么时候能够到金陵，以尽我远隔相思之情。【与王深父书二】我叩首。自从同您分别以来，每天都盼望得到您的规劝、箴言和切磋砥砺的补益，胜过饥渴。您有所听闻，总是立即告诉我，近世的朋友中，哪里有像您这样的人呢？这正是我本来对您的期望。可惜我同您相隔遥远，过失日益增多，却不能传闻给您；如果能把一切都让您知道并得到您的教诲，那么凭我的愚钝，大概也能稍有成就！只希望您不要把多次给我写信看作麻烦。非常荣幸，非常荣幸。【二】我叩首。近日已经寄去一封信，不知是否收到，竟然一直不能离开省中。今天开始任职，听说您将入京，希望能够早些到来，使我得以见您一面。如果您来得稍有迟延，那么我这个月就要请求离京到淮南迎接双亲了。出去不会超过三四十天，就会返回京城，希望您暂且留下，等我回来。有许多事情想同您商议，千万不要匆忙离去。如果这次不能见面，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拜见，切不可急着回去。我有一位朋友叫王逢原，才华卓异，令人惊叹；从常州同他到江南时，已经看出他有过人之处。等回来再次见到他，他所学的道理、所守的操行更加超然，几乎无人能及。忽然收到消息说他已经死了，上天这样对待善人君子，真令人叹息，叹息！像逢原这样的人，放眼当时，恐怕还没有见到可以相比的，不知常君认为谁更贤呢？实在令人痛惜！遗憾的是您不能见到他。信不能尽情达意，请您保重，请您保重。【答刘读秀才书】

译很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忽然收到来信，知道您侍奉双亲平安，我实在感到欣慰。您问我关于进退去留的意思，大概道所存在的地方，心意有时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达到的地方，言语又有时不能完全说尽。只要深入考察《微子》一篇，那么古代圣人君子顺应时势、适应变化的道理，大概就可以看到了。彼此阻隔相离越来越远，只愿您保重自己，多多写信来问候我。●卷七十三 ◎书 【答徐绛书】我启禀：我鄙陋朴拙，从未有机会同您相遇，却承蒙您从千里之外写信给我，这已经是非常幸运了。您想逃离当今社会而求得同古人相合，不去询问当世能言善辩的人，却想从我这个不肖之人这里有所取得，这就是我难以回答您的原因。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写成书来昭示后世的，没有比《易》更深的。《易》之所以创作出来，正没有超出您所追求的范围。文王认为伏羲的文字还不足以晓谕世人，所以接着为它作卦辞爻辞。至于孔子有所述作，大概又认为文王的文字还不够。这些人都是聪明睿智、天下最神圣的人，然而尚且不能用一句话把道理说尽，只担心道理难以使人明白。何况凭我这样区区一个中等资质的人，面对无穷的变故，难道能够事事相合，最终凭此使自己免于祸患吗？即使能够有所相合并因此使自己免祸，难道这些又能轻易说清、让人立即明白吗？这正是我日夜努力而又担心始终不能达到的地方，我哪里能够马上拿出什么来进献给您呢？然而学习的人最担心的是志向不同，而有志向的人希望自己对学问不断努力。我和您幸而志向相同。如果一直这样努力下去，将来有机会相遇，能够各自讲述所听闻的道理，选择其中可以守持的，或许最终会有所收获。古人取得成就，从来没有不是依靠朋友的，这也是我对君子抱有的一点期望。【答李资深书】我启禀：承蒙您殷切来信，以义与命的道理教导我，这是您忠诚而爱护旧友，不忍弃绝我，想用善道引导我的表现。我不敢忘记，不敢忘记。虽然如此，天下的变故很多，而古代君子辞让、接受、取用、舍弃的方法并不相同；他们都在内心有所自得，有足以应对外物的东西，并不是有所求于外物。因为不依赖外物，所以他们的外在行迹有时似乎令人怀疑；因为内心有所自得，所以他们心中从来没有悔恨。像这样的人，难道会让世人的毁誉概括自己的内心吗？像我这样的人，不足以希望达到这种境界，但私下确实有这样的志向，只是若不与您长期相处、仔细讲论，就不足以说尽。多病而无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同您会面交谈。书信不能一一详述，千万请您保重。【答韶州张殿丞书】我启禀：恭敬地承蒙您再次赐信，告诉我先君在韶州任职时的政绩受到官吏百姓称颂，直到今天仍未断绝；您为当今士大夫不能完全知晓这些事情而伤感，又担心史官不能记载，使他不能接续在前代良吏之后。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这个不肖的孤儿，言行不足以取信天下，不能推扬先人的功绩和遗留下来的功业，使人人都能听闻知晓；所以我早晚忧愁悲痛、内心惭疚、头痛不已而不敢停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先人在世时，我还年幼，不能完整听闻他治理政事的事迹。但我曾侍奉在他身边，还能记得他教诲的一些话。先君所怀抱的志向，本来曾想给天下以深厚的恩泽，看到一件事物枯槁就以为自身羞耻。大的志业既然没有机会施展，已经施行的也只是其中小的部分；如今连小的部分又将湮没无闻而不能流传，那么我这个不肖的孤儿，罪过太大、过失太深了，还凭什么立身于天地之间呢？阁下殷切而悲悯，把先君的事迹不能流传作为忧念，如果不是仁人君子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怎么会想到这些呢？自三代以来，各国都有史官；当时的史官多半世代相传，往往以身殉职，不辜负自己的职责。他们所传的事情，都可以考查依据。后来既没有诸侯国的史官，近世又不是身居尊贵爵位、显赫地位的人，即使才华雄奇、功业卓绝、道德充沛，如果不幸没有受到朝廷称誉，往往就不能见于史书。而执笔修史的人又夹杂着当时的权贵。看他们在朝廷上议论政事时，人人都能说出自己的看法，有时还把忠诚说成邪曲，把不同说成相同；在当面诛责时毫不畏惧，在事后讥讽时也不知羞耻，只求满足自己的愤怒和偏好就算了。何况有人暗中利用笔墨，裁定前人的善恶，似乎可以宽贷褒扬，也似乎可以附会诋毁；死去的人不能争辩是非，活着的人也不能评说曲直，赏罚、诽谤、赞誉都不能在其中得到公正处理。以他们这样的私心，怎么能在幽暗不明之中没有欺罔呢？善行既不能完全流传，而流传下来的又不能完全相信，情况就是如此。只有能言善道的君子，具有大公至正的原则，名实足以取信后世，把亲眼亲耳所接触到的事情一一用文字记载下来，才可以因此永远不朽。恭惟阁下同先君并没有一日的交谊，所作评论又没有结党徇私的嫌疑，却暗中把发掘先人的隐德当作自己的事情，努力推广所听闻的事迹，告诉世上那些善于论说且足以取信的人，使他们能够编次成书流传，那么先君不能列入史官之书，难道还有什么遗憾吗？【答司马谏议书】我启禀：昨天承蒙您赐教，我私下认为，和君实交游相处、彼此友好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而议论政事常常不合，正是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大多不同。即使想强行多说，最终也一定不能得到您的理解，所以只略微写信答复，不再逐条为自己辩解。再想到您一向厚待我，对事情反复说明时不应草率冒昧，因此现在详细说明事情的缘由，希望君实或许能够宽恕我。儒者所争论的，尤其在于名与实。名实明确了，天下的道理也就清楚了。如今君实用来教导我的，是认为我侵夺官员职权、制造事端、搜刮财利、拒绝劝谏，以致天下人怨恨诽谤。我则认为，接受皇帝的命令，在朝廷上议定法度并加以修订，再交给有关官员执行，这不叫侵夺官权；推行先王的政令，以兴利除弊，这不叫制造事端；替天下治理财赋，这不叫搜刮财利；驳斥错误言论，责难巧言谄媚的小人，这不叫拒绝劝谏。至于怨恨诽谤如此之多，我本来早就知道会这样。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经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大多把不顾国家大事、随同流俗向众人献媚当作美德。皇上正想改变这种风气，而我不估量敌我人数多少，想出力帮助皇上抵抗它，那么众人为什么不气势汹汹呢？盘庚迁都时，互相怨恨的是百姓，并不只是朝廷士大夫。盘庚并不因为有人怨恨就改变自己的计划，而是考虑义理后才行动，认为正确而看不出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地方。如果君实责备我在位很久，却没有能够帮助皇上大有作为，使恩泽惠及百姓，那么我知道自己的罪过；如果说今天只应当什么事也不做，墨守从前的做法而已，那就不是我所敢于知道的了。没有机会同您会面，我向往思念之情实在无以言表。【答曾公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