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九◎论议

译善于教化的人，把教化的作用隐藏起来，百姓受到上位者的感化，却不知道教化的根源。不善于教化的人则相反。百姓知道教化的根源，却不能真诚地接受上位者教化的意旨。善于教化的人施行教化，是先使自己做到义和忠，于是天下的君臣也都义而且忠；先使自己做到孝和慈，于是天下的父子也都孝而且慈；先把恩爱施于兄弟，于是天下的兄弟也彼此施恩；先把礼施于夫妇，于是天下的夫妇也彼此有礼。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都是我的教化。百姓却说：“我哪里依赖过他呢？”这就是百姓受到上位者感化，却不知道教化根源的情况。不善于教化的人施行教化，不致力于此，却公开制定制度，繁琐地设置防范，在法令、告诫之间辛苦奔忙，把法令藏在官府，在市场公布，分派百姓到乡野。一定要说：臣子要像臣子，君主要像君主，儿子要像儿子，父亲要像父亲；兄弟不可失去兄弟的身份，夫妇不可失去夫妇的身份。做到这些就奖赏，否则就治罪。乡里的教师、宗族的长者，关系疏远的按时诵读，关系亲近的每日告诫，像这样可谓详尽了。但仍有不服从教令而触犯刑法的人，于是用嘉石使他羞惭，用圜土使他受苦；罪重的甚至把他弃置在市朝，流放到边远之地，最终也不能停止。这就是百姓知道教化的根源，却不能真诚接受上位者教化意旨的情况。善于教化的人，教化深入民心，而民众的耳目却听不到、看不见教化的痕迹，这是用道来扰动百姓。不善于教化的人，把教化施加到百姓的耳目上，却要求它深入人心，这是用道强迫百姓。“扰”这个字，就像山林沼泽使鸟兽的毛羽、川泽使鱼虾的鳞甲各得其所，难道是有什么人为的制度吗？只是自然如此罢了。“强”这个字，就像把鸟兽圈在园囿里、把鱼虾关在池沼中一样！一旦失去约束，它们就会迅速逃走。唉！古代之所以成为古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沿袭前人的做法罢了；今天之所以不能成为古代，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沿袭后来的做法罢了。有人说：“法令、告诫不足以作为教化吗？”回答说：法令、告诫，是形式。我所说的，是根本。丧失根本而去追求形式，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原过】天有过错吗？有，日月陵历、斗蚀就是。地有过错吗？有，崩塌、松弛、枯竭、阻塞就是。天地都有过错，最终却没有因此妨碍覆盖和承载万物，为什么？因为善于恢复常态。人处在天地之间，本来不能没有过错；最终却不妨碍他成为圣贤，为什么？也是因为善于恢复常态。所以太甲思考恢复常道，孔子说不要害怕改正过错，扬雄以迁善为可贵，都是这种方法。我的朋友有了过错而能悔悟，悔悟而能改正，别人却说：“这只是他从前所做的事，如今所做的和从前不同，并不是他的本性，只是粉饰外表来欺骗世人。”这哪里是懂得道理的话？上天把五行分布给万物，人本来完整地具有它们。有了却不思考，就会失去；思考了却不实行，就会荒废。有一天责备从前的错误，充分思考并实行，这就是失去后重新得到，荒废后重新振作。却说这不是他的本性，就是带领天下人摧残本性。比如一个人有财物，被盗贼抢走，后来又找回来了，却说“这不是这个人的财物，因为它曾被盗贼抢走过”，可以吗？不可以。财物在自己手中，本来尚且不如本性是自己所有的。财物失而复得，还不能说不是他的财物；本性失而复得，难道可以说不是他的本性吗？【进说】古代，处在下位的士人不向上位者求取什么，上位者却天天急切，只怕漏掉一个士人。古代士人被进用，有的凭德行，有的凭才能，有的凭言论，有的凭专门技艺。如今却完全不是这样，从茂才等人以下直到明法之士，他们的升降进退都有法度。古代所谓德行、才能，现在没有施展的机会；古代所谓言论，也未必符合今天的法度。假如真有非同寻常的豪杰之士，不通过这种途径自我进荐，上位者就不举用；即使通过这种途径进荐，却不符合今天的法度，有司也不取用。通过这种途径自我进荐，都是所谓委屈自己。孟子说：“从来没有委屈自己却能端正别人的人。”然而今天的士人没有不通过这种途径自我进荐的。难道他们都不如古代士人那样自重而知耻吗？古代把天下土地划分成井田，授给百姓。士人尚未受命做官时，就授给他一处住宅，使他成为百姓。他的父母妻子都能生活宽裕。从家庭到国家，有塾、序、庠、学；游观、休息、居处之间，都有老师和朋友相互切磋，弦歌尧、舜之道，自得其乐。经过磨炼、雕琢、切磋，长期浸润培养，品行完备、才能充足，就说：“上位者难道会舍弃我吗？”上位者也确实不能舍弃他。如今土地不实行井田，国家没有学校，党没有庠，遂没有序，家没有塾。士人尚未受命做官时，有的无法使父母妻子生活宽裕，有的甚至无处安身；即使品行完备、才能充足，上位者也不举用他。士人怎么能不自我进荐呢？唉！假使今天的士人不如古代士人，不是人的本性如此，而是形势造成的。形势不同，正是圣贤之所以不能完全相同的原因。孟子不去拜见王公，而孔子却做季氏的属吏，难道不就是因为形势吗？士人的进退，不只取决于德行和才能，而取决于今天的法度；而有司的好恶又未必符合今天的法度。这样，士人的进退不只取决于今天的法度，几乎全在有司的好恶罢了。今天的有司，不是从前的有司；后世的有司，又不是今天的有司。有司的好恶难道能长久不变吗？这样看来，士人的进退最终果真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了。唉！根据言语取人，尚且难免失误；取用了一个人，却又得不到他所应有的言论，这是失误中的失误；何况还要加上有司好恶无常这一层呢！古代的道，最终难道不能出现了吗？士人既有不得不自我进荐的形势，难道还会不进荐吗？明明可以不进荐却仍然进荐，还没有见过这是有道之人的表现。杨叔明的兄弟，因为父亲的恩荫都做了京官；他们的处境，并不是我所说的无处安身、无法使父母妻子生活宽裕而不得不自我进荐的那种情况。他们先委屈自己去做进士，又受到有司的委屈，却还似乎不能释然。两位本来一向以道自任，而且已经成为我的朋友；我担心他们还没有醒悟，所以写这篇《进说》给他们。【取材】

译工匠从事工作，一定先磨炼自己的器具，选择并衡量材料，然后用力少而功效大。圣人治理国家，也一定先选拔贤能，考核名实，然后任用时轻松而事情能够成功。所以选取人才的方法，是当世的急务。自古以来守成的君主，谁不在这方面用心呢？然而其中有得到人才的，也不能没有遗漏士人的；有任用得当的，也不能没有错误举荐的。若一定想得到人才、使任用的人称职，不遗漏士人、不错误举荐，应该像汉代左雄所议论的那样，考察诸生的家法，考核文吏的笺奏，才算得当。所谓文吏，不只是勉强崇尚文辞罢了，一定要通晓古今，熟悉礼法、天文、人事以及政治教化的改革，然后把这些施用于职事；这样，遇到重大议论，就能参照古今来处理政体。所谓诸生，不只是取得能够训释、熟习句读的人，一定要学习典礼，明白制度、君臣的威仪和时政的沿革，然后把这些施用于职事；这样，就能根据经术来修饰治道，遇到重大议论，就能以经术作出判断。以今天比照古代，今天的进士就是古代的文吏，今天的经学之士就是古代的儒生。然而考核进士时，只拿章句和声病作为标准，苟且崇尚文辞，大多由才能浅小的人来应对。考核经学之士时，只把记诵问答当作才能，不责求大道理，大多由蒙昧鄙陋的人来应对。这样就使通达多方面才能的人有时被时代视为多余，使超出世俗的士人有时被世俗排斥。所以写文章的人甚至彼此告诫说：“只要涉猎就可以应付，虚假艳丽的文辞可以崇尚，至于政事又有什么关系呢？”研习经学的人说：“传抄可以应付，诵读熟习可以勤奋，至于义理又有什么可取呢？”因此父兄勉励子弟，师长勉励门人，彼此写作浮华艳丽的文章，以追逐当时的喜好、求取世俗的资历。为什么呢？取舍和崇尚既然如此，所学习的自然不得不如此。像这样的人，如果把他们提拔到职位上，经历仕途，一旦国家有重大议论，建立辟雍、明堂，损益礼制，重新制定律令，审断疑难案件，他们怎么能详尽平正政体、修饰治道，参照古今、以经术作出判断呢？一定只会唯唯诺诺罢了。文中子说：“文章啊文章，难道只要随便写作就可以了吗？一定要贯通于道。学习啊学习，难道只要广泛诵读就可以了吗？一定要有助于义。”所以人才不可随便选取，已经很久如此了。若一定要区别各种人才，适宜稍稍依照汉代考核笺奏、家法的意义。考核进士，可以问：“国家的大计，什么应当优先？治理人民的要务，什么最为紧急？政治教化的利弊，什么最大？安定边疆的策略，应当从哪里提出？”让他们根据时务的需要发表意见，不要只用章句声病来困扰他们的心思。考核经学之士，可以问：“礼乐应当怎样损益？天地的变化如何？礼器的制度崇尚什么？”让他们各自传述经义来回答，不要只把记诵、传抄当作才能。然后按照甲乙等级来任用或黜退他们，希望取舍人才的标准清楚地呈现在眼前。这难道不是厌恶有用、从事无用，逃避安逸、趋就劳苦吗？所以学习者不学习无用的言论，学业就会专一而有修养；一心治理道术，学习就会贯通而深入。像这样的人，施用于朝廷、用来治理百姓，向哪个方向去会不有利呢？至于其他限制年限的议论，也没有什么可取。【兴贤】国家因为任用贤人、使用能人而兴盛，因为抛弃贤人、专断自用而衰败。这两种情况，是必然的趋势，是古今共同的道理，也是流俗共同知道的。为什么在政治安定的时代具备这些条件就能兴盛，在昏乱的时代即使具备这些条件也不能兴盛呢？大概在于任用还是不任用。有贤人而能任用，是国家的福分；有贤人却不任用，就等于没有。商朝兴盛时有仲虺、伊尹，衰败时也有三仁；周朝兴盛时有同心的十人，衰败时也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兴盛时有萧、曹、寇、邓等人，衰败时也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等人。魏、晋以下直到李唐，不能一一列举；但其中兴衰的时代，也都相同。由此看来，有贤人而能任用，是国家的福分；有贤人却不任用，就等于没有，能不慎重吗？今天仍和古代一样，今天的天下也仍是古代的天下，今天的士人百姓也仍是古代的士人百姓。古代即使在扰乱之际，尚且有这样多的贤能之士，何况如今太平安宁，难道能说没有吗？只在于君主是否任用他们罢了。广泛询问众人，才能之士就会出现；没有忌讳，直言正谏的道路就会开通。不亲近小人，进谗言、说谀词的人自然会远离；不拘泥于文书、不被世俗牵制，恪守职守的人就能分辨治理；不因细小过错责备人，能干的官吏就能充分施展志向、尽到功效。假如实行这条道路，还担心不能超过两汉、超越三代，然后走上五帝、三皇的道路吗？【委任】

译君主以委托任用为难，臣下以敷衍塞责为重。任用的责任重大，责求也重大，可以；任用的责任轻微，责求却重大，不可以。我没有别的见识，请用汉代的事情来说明。高祖任用人，能够任用就任用，应该停止就停止。对于一个人来说，才能有长有短，取用他的长处就不追究他的短处；情操有忠有伪，相信他的忠诚就不怀疑他的虚伪。他的意思是：“我因为这个人在某件事上有长处而任用他，他在其他事情上即使有短处，又有什么妨害呢？我因为这个人对我忠诚而任用他，他对别人即使虚伪，又有什么妨害呢？”所以萧何只是刀笔小吏，却把关中委托给他，从此不再有西顾之忧；陈平是逃亡的罪犯，却让他拿出四万多金，不追问钱财的出入；韩信是轻薄狡猾之徒，却给他百万军队而不怀疑。这三个人，难道一向就有忠诚的声名吗？大概高祖把推己及人的心放到他们心中，所以别人不能离间他们，事情也因此成功。后世遵循高祖的做法，就很少有失败的事情；不遵循，就会失败。所以孝文帝虽然宠爱邓通，仍然满足了申屠的意愿；孝武帝不怀疑金日磾、霍光，最终确定了安定天下的大计。当时守成之道最盛的，只有这两位君主；元帝、成帝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即使有何武、王嘉、师丹这样的贤臣，也受到外戚、宦官的宠幸所胁迫，被帷嫱、近习的制度所牵制，因此王道逐渐衰微，也免不了在天下承受毁谤。中兴以后，只有世祖能够驾驭大臣，任用寇、邓、耿、贾等人负责政事，所以威名不减于高祖。至于替子孙考虑，却不是这样；他反而认为元帝、成帝以后，三公的任用多被外戚、宦官、帷嫱和近习之人胁迫而导致失败，于是设置三公的职位，却把政事归于台阁，只是用虚名尊崇他们罢了。然而台阁之臣地位低、事务杂，没有人能够统摄全局，又被众多人的言论所压制；这样一来，他们受到外戚、宦官、帷嫱、近习胁迫的情形反而更加严重。到了政治没有进展，水旱灾害不时发生，灾异有时出现，就说三公不能调和阴阳，于是策书罢免他们；严重的甚至处死，难道不可悲吗？冲帝、质帝以后，桓帝、灵帝之间，沿袭这种做法，把它当成惯例。即使有李固、陈蕃这样的贤人，也都受挫于宦官之手；其余的人则只知迎合世俗、掌权自保罢了，哪里还能建立什么政治呢？这就是所谓任用轻而责求重的弊病。唉！普通人的本性，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有忠诚的，也有不忠诚的。知道他的才能，就可以重任他；认为他忠诚，就可以真诚地委托他。真诚地委托他的人，别人也会献出真诚；重任他的人，别人也会承担重任，使上下之间的真诚彼此照见，恩情结在心中；这难道会像禽兽一样只知窥伺，而不知道感恩尽力吗？所以说：“不怀疑外物，外物也会对你真诚。”况且苏秦不被天下信任，却为燕国做了尾生那样守信的人；这个苏秦在几个国家之间反复倾侧，唯独对燕国能够如此，确实是因为燕君厚待他的缘故。所以君主把人当作狗猪来养，人也会以狗猪的行为来对待他；把人当作国士来礼遇，人也会以国士的精神奋发自尽。所以说，普通人的本性，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有忠诚的，也有不忠诚的，只看君主用怎样的心意对待他罢了。【知人】贪婪的人变得廉洁，好色的人变得清白，奸佞的人变得正直，这并不是他们最终的本性，只是因为规劝有所成效罢了。王莽被封侯时，推让印绶而不接受；后来假借僭越的皇帝命令，得到传国玺却很高兴，这是用廉洁来救济贪婪。晋王广请求立为太子时，停止音乐，宫室蒙尘，陪▯不久，便因声色而败国，这是用清白来救济淫逸。郑注开陈治国之道，言辞激昂，君臣百姓都欣然听从，倚赖他以求达到太平，最终却因任用奸邪而失败，这是用正直来救济奸佞。唉！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只有天子最难做到这一点；古今都是一样的。【风俗】

译上天所爱护养育的是百姓，百姓所依赖仰望的是君主。圣人在上承受天意，在下作为百姓的主人，关键在于使百姓安定获利；而使百姓安定获利的关键，不在别处，只在于端正风俗罢了。所以风俗的变化会迁移浸染民众的心志，关系到国家的盛衰，不可不慎重。君子用俭朴来制约风俗，但它的弊端会变成奢侈。奢侈而不加制止，弊病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这样一来，就会有人耗尽财力，僭越礼制，攀比仿效，只为追逐当时的时尚。况且天地所产生的财物有一定时限，人的劳力也有限，而每天每夜的消费却没有穷尽；用有时限的财物、有限的劳力，来供给无穷的消费，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形成所谓涓涓积聚、浩浩泄漏的局面，怎么能使百姓不贫困而又不放纵呢？国家完全拥有诸夏，四位圣君相继承统，制度已经确定，纲纪已经整饬，赋税没有损害百姓，徭役也得到了均衡；太平的运势从没有比今天更盛，按理本应家家富足、人人丰饶，没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置。然而贫穷人家的子弟，粗布短衣还没有完全穿好；趋逐末业的百姓，巧诈虚伪还没有完全受到抑制，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风俗还没有完全淳厚吧？况且圣人的教化由近及远、由内及外。因此京城是风俗的枢纽，是四方朝向并依仿的地方。加上士人百姓富裕，财物都汇聚于此，很难用俭朴来率导，却很容易转变为奢侈。只要出现一个端绪、发生一件事情，衣冠车马的奇异样式，器物、服饰、玩好之具，早晨更换一种奇制，晚上就传遍诸夏。工匠以制造无用之物夸耀技艺，商人把难以得到的货物流通起来；一年增加一年，炫巧惑众的性质没有穷尽，社会的爱好风尚也不断改变。因此，物品尚未破败，却被人毁弃；人若沿袭旧制，又会被世俗讥笑。富人争相以此胜过别人，穷人以不如别人为耻，还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供养自己如此华丽，我反而不如他！’于是彼此转相仿效，务求鲜明华丽，使愚昧卑下的人一时放纵嗜欲，耗破一生的财产，却自己还不知道。况且山林不能供给野火，江海不能填满漏水的器皿；淳朴的风气一散，贪婪暴食的行为就形成；贪婪暴食的行为形成，上下的财力就会匮乏。这样一来，人人没有完整的操守，士人没有廉洁的声誉；崇尚凌辱逼迫的人反而被视为合乎时宜，守持检束的人却被视为鄙陋粗野。守节仗义的百姓减少，兼并土地的富家增多；富人的财产遍满州郡，穷人困苦贫乏，不能免于死于沟壑。人的本性是，心情充实、身体安逸就乐于生存，心情郁结、身体劳苦就想到死亡；像这样的风俗，什么法令能够避免呢？所以刑罚之所以不能停止，就是这个缘故。况且冲坏山崖、破裂岩石的水流，起初本来只是涓涓细流；高耸入云、遮蔽太阳的大树，起初只是青葱幼苗。禁止细微的弊端容易，挽救已经发展到末端的弊病就困难了。应当大略依循古代君王的制度，命令市场申报货物价格，用来观察人们的好恶。有人制造奇异技艺、淫靡巧物来惑乱众人，就纠察惩罚；下至器物、饮食之具，也制定等级规格来加以节制；从事工商、追逐末业的人，就加重租税，使他们困窘受辱。百姓看到末业无用，又因纠察惩罚而困窘受辱，不得不趋向田亩；田亩开辟，百姓就不会饥饿。用这种办法向众人显示：如果京城之内得到治理，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闵习】父母死了，就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水中，这种做法不可以，显然明白；禁止这样做而让他们安葬，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也同样明白。然而官吏彼此向上级非难，百姓彼此在下面惊怪。大概这种习俗流传已久，于是竟发展到残害父母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可以，只反而说：禁止这种做法是不可以的。唉！我因此看出先王之道难以实行。先王之道不能在天下得到讲明，又不能胜过小人的言说，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小人的言说，其错误并不都像残害父母那样容易看明白；先王之道，也不都像禁止这种做法、命令安葬那样容易实行。唉！我因此看出先王之道难以实行。贞观年间实行的政策，大概已经接近先王之道了，可惜它的臣下还有罪过。于是作《闵习》。●卷七十 ◎论议、杂著 【复仇解】有人问复仇的事。我回答说：这不是太平之世的道理。圣明的天子在上，从方伯、诸侯直到各级官吏，都各自修治职守，能够杀害无辜的人就很少了。不幸若有这种事发生，他的子弟就向有关官府申诉；官府不能听取，便向他的君主申诉；君主不能听取，便向方伯申诉；方伯不能听取，便向天子申诉。天子就诛罚那些不能听取申诉的人，并替申诉者对仇人施刑。乱世时，天子、诸侯、方伯都不能申诉。所以《尚书》评论纣说：‘凡是有罪的人，竟没有能够常常捕获的；小民正在兴起，彼此互为仇敌。’大概仇恨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上级无法申诉，罪人不能经常被捕获。在这种时候，有父兄之仇而立即杀死仇人的，君子权衡当时形势，宽恕他的情由而认可他，是可以的。所以复仇的道理，见于《春秋传》，也见于《礼记》，是为乱世中做子弟的人说的。《春秋传》认为，父亲受到诛杀，儿子去复仇，不可以；这是说不能因一己私仇而损害天下的公义。又认为，父亲没有受到正当诛杀，儿子去复仇，可以；这是说不能因为有可以断绝的公义，就废弃不可断绝的亲恩。《周官》的说法是：‘凡为复仇的人，都登记在士官那里，杀死仇人而无罪。’ 我怀疑这不是周公的法。凡所以会有复仇，是因为天下混乱，士官不能听理。有士官在，却不让他审理杀人之罪并施行刑罚，反而让做子弟的人去报仇，那么设置士官、给他俸禄又有什么用呢？古代对于杀人案件，审理可以说已经极其周全了，仍然担心有所遗漏，还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放过不合常法的人。’如今把案件登记在士官那里，却说杀人无罪，那么所谓复仇的对象，果真都是应当仇杀的人吗？怎么知道其中不是有些人本来只应当申诉呢？既然应当听取并审理他的罪过，为什么不由士师杀他，却让复仇者去杀呢？所以我怀疑这不是周公的法。有人说：‘世道混乱而又有禁止复仇的法令，那么宁可牺牲自身来复仇吗？还是不复仇，以保存祖先的祭祀呢？’我说：可以复仇却不复仇，不是孝；复仇却使祖先祭祀断绝，也不是孝。带着仇恨未报的耻辱，终身承受它，大概也可以。仇不能报，是天意；不忘记复仇，是自己的心。克制自己而敬畏天意，心中又不忘父母，这不也可以吗？【推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