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三◎记

译庆历七年十一月某日，我从县城出发，召集百姓，命令他们疏浚河渠，走到万灵乡的西界，住在慈福院。戊寅日，登上鸡山，观看▯契工凿石，于是进入育王山，住在广利寺。下雨，不能向东走。辛巳日，下到灵岩，在石湫的山谷中乘船远望大海，并商议在海滨修筑斗门，住在灵岩的旌教院。癸未日，到达芦江，察看决口的渠首，转而进入瑞岩的开善院，于是住下。甲申日，游览天童山，住在景德寺。天刚亮，和长老瑞新登上山石，远望玲珑岩，等候猿猴啼叫很久，然后回到寺西堂吃饭，随即出行，到达东吴，准备船只向西行。天刚亮，把船停泊在堰下，在大梅山保福寺的庄田吃饭。经过五峰，走了十里左右，又备船向西行，到了小溪，已经是夜里。天刚亮，察看新渠和洪水湾，回来在普宁院吃饭。太阳偏西，到了如林村。夜半以前，来到资寿院。天刚亮，告诫桃源、清道二乡的百姓办理这件事。东西共十四乡，各乡百姓都已经接受了任务，我于是回去了。《游褒禅山记》褒禅山也叫华山，唐代僧人慧褒最初在山脚下筑舍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此后来把这座山命名为褒禅山。现在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的房舍和坟墓。距离禅院向东五里，所谓华山洞，是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而得名。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块碑倒在路旁，碑文已经模糊毁坏，只有碑上原有的文字还可以辨认，其中写着“花山”。如今把“华”读作“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音错误。洞的下方平坦开阔，有泉水从旁边流出，来此题记游踪的人很多，这就是所谓前洞。从山路向上五六里，有个幽深的洞穴，进去很冷，询问它的深度，连那些喜好游览的人也不能走到尽头，称它为后洞。我和四个人拿着火把进去，越深入，前进越困难，而所见的景象越奇特。有个人疲倦了想出来，说：“不出去，火把将要烧完了。”于是我和他一起出来。大概我所走到的地方，比起那些喜爱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可是看看洞的左右，来到这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大概越往深处走，能够到达的人就越少。当时我的体力还足以继续进入，火把也还足以照明。出来以后，有人责怪那个想出来的人，我也后悔跟随他出来，不能尽情享受游览的乐趣。于是我有所感叹。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收获，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得深，而且无处不在用心。平坦而且距离近，游览的人就多；险峻而且距离远，到达的人就少。可是世上奇伟、瑰丽、怪异、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险峻偏远之处，是人们很少到达的地方。所以没有志向的人不能到达。有了志向，却不跟随别人半途停止，然而力量不足，也仍然不能到达。有了志向和力量，又不跟随别人而懈怠，到了幽深昏暗、令人迷惑的地方，却没有外物帮助，也仍然不能到达。如果力量足以到达，却在人看来可以讥笑，在自己心中就会留下悔恨。尽了自己的志向却不能到达，就可以没有悔恨了，谁还能讥笑他呢？这就是我得到的体会。我对于那块倒下的碑，又因此感叹古代典籍不能保存，后世的人使它的传说错乱，却没有人能够说清它的真相，这样的事情哪里说得尽呢！这就是求学的人不能不深入思考、谨慎取舍的原因。同行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城陂院兴造记》灵谷是我们州的名山，是卫尉府君的墓地。山中的水向东流出又向北转弯，汇合到城陂。陂上有一座房屋，名叫城陂院，僧人法冲居住在这里；王氏各位父子前来扫视墓地后，退下来总是在这里休息。庆历甲申年，法冲开始接管并拥有这座已经毁坏的院舍。到了嘉▯戊戌年，从大门到寝堂，佛寺应有的建筑都重新建造齐备了。于是他召集弟子商议说：‘自从我和你们拥有这座房屋以来，从山中取得木材，从田地取得粮食，又把多余的东西拿出来补充所缺的东西。然而仍然不足以完全修好，又向乡邑百姓取得财货和劳力来帮助。大约经营了八年，然后我的志愿才实现。辛劳到了这种程度，不能没有记载。只是王氏世代同我们往来，而卫尉府君又葬在这里，试着去请求他们，他们应当肯答应。’于是他的弟子们一起在庭院中磨制石碑，并派人来请求我作文。《慈溪县学记》天下不能一天没有政事和教化，所以学校也不能一天在天下消失。古代把天下的土地像井字一样划分，在这种制度中建立了党庠、遂序和国学。乡射、饮酒，春秋两季合乐，养老、慰劳农民，尊重贤能、任用有才能者，考查技艺、选取言论的政务，直到接受战果、献上敌人首级、审讯囚犯等事情，没有不从学校中产生的。在这里培养天下具有智慧、仁爱、圣明、义理、忠诚、和顺品德的人，直到某一方面的技能、某一类别的学问，也没有不培养的。又选取士大夫中才干品行完美纯洁、曾经在官位上施行过政务而后离职的人，让他们担任老师。释奠、释菜，是为了教导人们不要忘记学业的来源；迁徙、驱逐，是为了勉励懈怠者、除去恶行。因此，士人早晚所见所闻，无非是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他们所习行的一定是仁义，所学的一定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有一天选取他们，让他们充任公卿大夫和百官的候选人，那么他们的才能品行都早已确定；作为候选人的士人，其施政方法也都是平时见过听过的，不必等到任职后再学习才会做。古代在上位的人，事情不必过多思虑就能办成，功业不必刻意营造就能完成，关键就在这里。这就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国家、建立学校的根本用意。后世没有井田制度，学校也有时存在、有时废弃。大体说来，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不再都出自学校。学校中的士人群居、族居，所处的师生位置，只是讲解章句、督促文字功课罢了。到了这种衰败日久的地步，四方的学校被废弃而改为庙宇，在天下祭祀孔子，砍木塑土，像浮屠、道士的做法一样，塑造君王的形象。州县官吏在春秋两季率领属吏到堂中释奠，学校中的士人有时却不参加。大概庙宇的建立，是从学校废弃开始的，也是近世的制度。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逐渐修治法度，革除近世不合理的做法。在这个时候，学校渐渐在天下建立起来了，但仍规定县中士人满二百人，才能建立学校。于是慈溪县的士人不能有学校，却仍照旧建有孔子庙，而庙又损坏无人修治。如今刘君在中向州官进言，让百姓出钱，准备修缮重建，还没有建成就离去了。当时是庆历某年。

译后来林君肇到任，说：‘古人用来办学校的情形，我无法亲眼见到；但现行法令是不能不遵循的。虽然如此，我治理的百姓在这里，也不能没有教化。’于是就利用百姓的钱，按照今天的制度修建孔子庙，并治理庙宇四周，修建学校房舍，在其中设置讲堂，率领县里的子弟求学；请起居郎杜君醇担任老师，于是学校兴办起来。唉！林君大概是懂得治道的人吧！官吏不改变今天的法令，却不失去古代制度的实质，这正是有道之人所能做到的。林君所做的事情，已经接近这一点了。林君本来就是贤能的县令，而慈溪县是小县，没有珍奇物产和过度奢侈的货物，不能吸引四方往来的商贩；田地桑业足以自给，没有水旱灾害的忧患。没有往来的商贩，所以风俗统一而不混杂；能够自给自足，所以百姓谨慎守法，容易治理。我所见慈溪县的士人，也多是美好茂盛、容易成才的人。杜君是越地的隐逸君子，他的学问品行适合做人的老师。小县得到贤能的县令，又得到适合做老师的人担任老师，用修养纯厚、容易治理的风俗，来促进美好茂盛、容易成才的人才，即使受法令约束、受形势限制，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办学，我仍然相信他的教化将会推行，风俗也会形成。教化可以使风俗美好，然而一定要经过很久才能达到完善。如今的官吏，按形势不能长期任职。我虽然为教化将要推行而高兴庆幸，却又担心后来的人不能继承我的心意，所以推究这件事的本意，把这些话告诉后来的人。《万宗泉记》僧人道光得到泉水的第三年，轮值岁首，善端在龙井西北修治房屋，挖土时发现两眼氵九泉，万宗命人开沟使它们合流。东面修建两个池子，每个池子都有沟渠，水流注入南池后向东南流去；其余的水用来灌溉山脚下的田地。工程完成后，善端请求我给泉水命名，我就把这泉命名为“万宗”。熙宁十年十二月某日，临川王安石记。《扬州龙兴讲院记》我年轻时客居游历金陵，僧人慧礼跟随我游学。后来我在淮南任官，慧礼得到龙兴寺的佛舍，便和他的弟子每天讲解他老师的学说。我曾经出门路过那里，看到几十根椽木搭成的低矮房屋，屋顶破漏，墙旁也有破洞；从侧面出来看后面，则荆棘丛生，长得高过人头，连墙的尽头都看不见。他指着那里对我说：‘我将要除去这些旧屋，把它修建成宫殿。虽然如此，建成后并不是为了私有，我以后一定要寻找当时能够推行我这套道理的人，把它交给他。希望您写篇记文给后人看，使他们不能把它据为私有。’当时慧礼正靠乞讨饮食来度日，看看他的住处，空空荡荡。我特意开玩笑说：‘姑且把它建成，我写记文不难。’四年后，他来对我说：‘过去想要修建的房屋，共有一百二十楹，依靠州人蒋氏的力量，已经全部建成了，为什么不写些记述呢？’唉！他是多么能干啊！慧礼这个人我了解，他行为谨慎清白，学问广博而才思敏捷，最终又能做到不把寺院据为私有，建成这座讲院自然不难。世人既然说佛能够用祸福之说使天下人倾心，所以佛寺兴盛到这种程度，并不是没有原因；大概佛教徒中有才能的人，也有许多能够感动世人的。如今穿戴衣冠而求学的人，必定说自己出自孔氏。孔氏的道理容易实行，不必像佛教徒那样苦身困形、背离本性、禁制欲望。可是士人的品行能够在一个乡里推行、才能足以充任一个官职的，常常很少；而浮屠的寺庙遍布四海，那么他们所谓有才能的人，难道只有慧礼吗？凭借他们的才能，遵循他们的道路，避开最难的事情而从事很容易的事情，当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唉！孔氏之道在这里失落，而佛教在那边得到发展，难道不是有原因吗？《抚州招仙观记》招仙观在安仁县城西四十里，最初是谁修建的、建于哪一年，我不知道。祥符年间曾经废弃，废弃了四五十年。道士全自明凭医术游历当地，县中患病的人依靠他治疗，大家都担心他离去。人们共同商议，请州里出钱出力，利用废弃的旧址修建宫观来挽留他。全自明和他的一个随从留下来，观院也重新兴盛。全自明认识我的舅父，于是通过舅父请求我写下它复兴的年月。宫室、器械、衣服、饮食，一切维持生活的物资，都必须依靠人才能具备；而人并不需要依靠我们就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只有浮屠、道士是这样。全自明作为道士，百姓需要他，不能让他离去。他这样接受百姓供养，和同道相比可以无愧了。我替他写下这篇记，也可以无愧于心。庆历七年七月，是招仙观复兴的年月。《石门亭记》石门亭在青田县城外若干里处，是县令朱君修建的。石门是名山。古人都把游览观赏时的感慨刻在石上，留在山中，石刻彼此相望。朱君到任后修建亭子，把古今的石刻全都取来，立在亭中，并写信给他的外甥女婿王某，请我记载修建亭子的用意。他修建亭子的用意，难道只是喜爱山吗？难道也只是喜爱游览、登高远眺吗？难道也是想在这里询问百姓的疾苦忧患吗？难道也是想在这里闲暇宴饮，休息自娱吗？难道也是怜悯那些人的石刻遭受风吹日晒、剥蚀倒卧，没有遮蔽保护而即将泯灭吗？人和万物之间的喜爱或厌恶，一定是由于彼此相类。广大茂盛而美好的山，使万物依附它生长，却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喜爱山，就是仁。离开郊外到田野去，登上高处远望，心中一定会产生感慨。《书》不是说过：“我年老了，退居荒野。”《诗》不是说过：“驾车出游，来消解我的忧愁。”一个人环顾自身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却仍然忧虑天下，这是忧天下的仁爱。别人有困苦，自己怎么敢独自安逸？甚至到深山长谷中的百姓那里，同他们面对面接触、交谈，以求知晓他们的疾苦忧患，这样难道还会有堵塞而听不到的事情吗？寻求百姓的疾苦忧患，也是仁。政事不论大小，如果不以德行施行，百姓就不会受到教化归服。百姓受到教化归服以后，才可以没有诉讼。百姓如果不能没有诉讼，县令难道还能让他们安闲无事、优游嬉戏吗？古今名人的石刻，幸而保存下来，文字确实写得好，那么那个人的名声就会同石刻一起流传而不朽；成全别人的名声而不夺去他们的志意，也是仁。那么，修建亭子的用意，是这样吗？还是不是这样呢？《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

译抚州通判、太常博士施侯，在住所西侧建了一座楼阁。建成后，他和宾客登阁饮酒，给它题名为“见山”。他还说：‘我们从兵火中脱身，沐浴仁圣君主的恩泽，使父子得以安居，已经一百多年了。如今的天子恭敬俭朴，陂池、苑囿、台榭等观赏建筑，有的堵塞毁坏，却没有重新修建，因为他极不愿意有所骚扰，想要符合祖宗怜悯仁爱天下百姓的心意。因此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智力和力量，追求利益，满足欲望。即使是蛮夷、湖海、山谷中的聚落，以及大农、富工、豪商之家，往往也能扩大房舍，增高楼台，和大州大邑中有力量的人争相追求无穷的奢侈。既然百姓富足有余，官吏难道不应当利用他们多余的力量，给他们提供自我娱乐的机会，以称颂皇上的施政吗？何况抚州这个地方，山上耕作，水边种植，放牧牛马，田野中有虎豹，土地方圆千里，而男女人口以万计的有五六十万人。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到了这种程度，通判作为他们的父母官，怎么能不贤能？即使贤能，难道能不劳心治理吗？如果独独没有游观、饮食宴享的地方，来让自己在闲暇日子休息，恐怕就不是先王让小人用劳力供养君子的本意了。我之所以乐意把它建成而忘掉劳苦，并不是认为自己这个不肖之人能够长久拥有它，只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接待后来的贤能者罢了。’ 况且，人们仰慕贤者，是因为贤者所喜欢的同天下人的愿望相同而不违背它，这样才能有余力与百姓共同生活，使他们都得到自己希望的东西。可是世上的议论者说：‘召公在周朝治理政事，正当春天，住在枝叶茂盛的甘棠树下，听取男女的诉讼，却不敢在宫室中独自休息，担心百姓跟随自己劳作，会耽误他们耕田的时节。他大概就是这样故意显得隐约、困苦，以此向百姓献媚。所以百姓爱戴、思念他，歌咏他，甚至不忍砍伐他休息过的甘棠树；今天《甘棠》诗所写的就是这件事。’唉！这恐怕不是召公的真实事迹，也不是诗人的本意，只是墨子遗留下来的言论和多余行为，是吝啬、琐细、偏狭、窘迫的人所喜爱的做法，而我是不能这样做的。于是酒意正浓，宾客都很高兴，大家从容地称赞施侯所做的事，称许他的话说得好。又赞美、夸大他的楼阁，说：‘在楼阁上放眼环视，城邑房屋、草木、河流原野、山坡低湿地带，凡没有遮挡的都能看见。施侯却只看见山而用“见山”来命名，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山在我们左右前后，或像蹲着，或像踞坐，或像伏卧，或像鸟飞，只有它最能适合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景象吗？还是因为我们的内心从这里有所领会，并因此感到快乐呢？’施侯认为宾客的话说得知己，于是写信送给我说：‘我建阁并给它命名的原因就是这样，请您替我记下来。’多次推辞也不能停止，又借我叔父的嘱托来请求我，我于是写下这篇记文，给后来的贤能者看，使他们知道施侯建阁并命名的原因，他的话就是这样。《真州长芦寺经藏记》西域有一种人，安止而无所拘系，观察而无所追逐。正因为他们无所拘系，所以有拘系之心的人守护他们；正因为他们无所追逐，所以有所追逐的人跟随他们。跟随并守护他们的人多得无法计数，于是用言语回应他们、用议论辨析他们的人，也多得无法计数。这就是佛教典籍流行到中国，最后达到五千零四十八卷，却仍然不算多的原因。真州长芦寺的僧人智福建造高大的房屋，设置两轮大轴，把经匣安置在两轮之间，用来收藏五千零四十八卷经书。他募得钱财达到三千万，所用土木、丹漆、珠玑，规模宏大、壮丽奢华，价值万金，语言无法完全形容，只有亲眼观看的人才能知道。道存在天下，没有什么不是由天命决定，也没有什么不是有兴有废，这取决于时代。知道事物的兴衰出自天命、兴起有其时势，那么智福能够在天下贫困的时候独自鼓舞人心，募得财物并有所建设，最终达到这种成就，大概没有什么可疑的。智福有才干谋略，善于治理他的徒众，他向我请求为工程的完成作记，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四十八卷〕 《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道术不统一已经很久了，人们各自赞许自己的见解，认为可以拿来教化天下，并传给后世。后世的学者，有的拘泥于自身所认为正确的，有的被世俗所趋逐的风气诱导，有的只取合乎内心爱好的，于是圣人的大道，分裂成八九种。那些博闻广见而有志向的人，想要补缀调和，使它恢复完整，却力量不足，又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所以最终不能成功。大概有一种认为无思无为、退藏于幽密、寂然不动的学说，中国的老子、庄子，西域的佛教就是这样。既然以此教化天下并传给后世，所以做他们门徒的人，大多宽厚平和而不嫉妒，质朴安静而无所求。不嫉妒近似于仁，无所求近似于义。当世间夸张放纵、盗窃争夺、只顾自己而不顾外物的人很多时，他们超然远离尘俗，其所作所为有些像我们的仁义，难道不是所谓胜过他们、可以和他们谈论的人吗？像通州的瑞新、闽地的怀琏，都是如今信佛而能超然物外的人，也是我所谓贤者并愿意与之交游的人。这两个人既凭所学使自己脱离世俗的淫浊，又都有聪明、善辩、有才智的资质，所以我乐于把自己的所得间或告诉他们，和他们交游，常常忘记日月已经过去很久。怀琏曾对我说：‘我们这些人中有个叫善因的，在涟水城中得到了一所屋子，又在京师得到我所说的经书五千零四十八卷，回去买来书匣，把它们收藏在屋中，想找一位善于作文的人，为经藏记下收藏的年月；因为你爱护我，所以派弟子来请托，能不能替我勉强记下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四十八卷〕 善因大概曾在涟水城中建造屋舍，并通过瑞新来请求我为他记下建屋的年月；我推辞而没有答应。于是我询问他收藏经书的日期，是某年某月某日。这两个人和我交游，而善因又这样勤恳地托付我，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实在不能一直推辞，于是替他写下这篇文字，并一并说明写作的用意，让人刻在石上。《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

译我从扬州回来，和叔父在京师相会。叔父说：‘大中祥符观中所谓九曜的殿堂，是道士丁用平募捐百姓的钱建成的；后来又建了一座阁，把九曜神像安置在下面。他向我请求你的文章，记下建造的年月，你替他写一篇吧。’临川城中，东面有一座大丘，左边有溪水，溪水向南流出，向北与长江相合。城东以溪水为护城河，我的房屋正坐落在丘上；从丘北转向东走一百步，就是祥符观。道观临着溪水，东南的山峦没有被人家遮蔽，可以望见。我年轻时本来曾随长者到那里游玩而感到快乐，认为溪山的美景即使在别的州也值得游赏，更何况那里是我父母所在的州，又离我的房屋这样近呢！虽然我的身体离开那里做官，只有内心片刻也没有离开。如今道士又更新了居所，使游览的景观更加壮丽，并建起楼阁，使游人可以登高尽览远望的胜景，使可望见的景物不只限于东南，难道不是更加令人快乐吗？道士所做的事，几乎正合乎我的快乐，又是叔父命我作文，即使想停止，能办得到吗？可惜啊，怎样才能和州中的君子们一同游览，以忘却我的忧愁、慰藉我的思念呢？楼阁建成的日期，是某年某月某日。《扬州新园亭记》诸侯的宫室、台榭，用来讲习军事实务、容纳祭祀礼器，各有一定的制度。扬州是古今的大都会，是方伯治理的地方；如今制度狭小低矮，军事实务没有讲习之所，礼器也无处容纳，岂不是对不起诸侯的身份吗？宋公从丞相府来到这里，政治清明，事务简省，慨然有意谋划这件事。如今太常刁君，确实继承并集中实现了他的意图。正好宋公离开郓镇，刁君便前去考察，在府城的乾隅占地，铲平杂物夷为地基，凭借城墙修筑围墙，沿着围墙挖沟，周长六百步，种竹一万竿覆盖其上。原有的高亭在围墙东南角，沿墙向西三十步，建堂名为‘爱思’，用来引导僚属官吏不忘宋公。堂面向南北，长八筵，宽六筵。正北面是射箭场，排列树木八百株，像鸟翼一样夹护两旁。宾客到来就在这里宴享，官吏休息就在这里设宴。又沿墙向西十二步，建亭名为‘隶武’，面向南北，长四筵，宽度相同。射箭场同堂一样，排列树木使其向着堂亭；每逢岁时，在这里教习士卒作战、射箭、进退坐起的法式。工程始于庆历二年十二月某日，共若干天完工。起初，宋公治理扬州，务求不烦扰百姓；这项工程，劳力取自军队，材料取自官府的富余，土地利用官府空闲之处，完成了宋公的志愿。唉！扬州的财物和监司，是东南各地所仰望的，也是天子和宰相所关注并选拔的地方；后来应当有像宋公这样的人，辅佐者也应当有像刁君这样的人。这些建筑即使金石都会毁坏，它们也不会废弃。庆历三年四月某日，临川王某记。《庐山文殊像现瑞记》番阳人刘定曾登临庐山，来到文殊金像沉没的山谷，看见光明和云气的祥瑞，把图画拿给临川王某看，请求我记述这件事。我说：‘把有形之有用来观照空，空也是幻；以空之空来观照有，幻也是真实。幻与实果真有分别吗？既然如此，像你所看见的，可以记，也可以不记。那么记与不记果真也有分别吗？虽然如此，你既然已经把它画下来了，我就不能不记。’刘定在熙宁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看见此事，我在元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述。《抚州祥符观三清殿记》临川州城横跨溪水而建。从城西出去，在城墙上方有一座高大的宫观，溪水潺潺流过它的下面；东南的山峦都在它的门、门户和窗牖之间，这就是祥符观。观中有一座四面出檐的屋宇，进深五十五尺，面阔七十二尺；台阶的高度是进深的十八分之一；柱子二十四根，门两扇，旁夹着窗子；中间供奉三尊神像，旁边供奉二十六尊神像，这就是三清殿。用其师长的学说来感动人，并且能够建成这座殿宇的，是道士黎自新；出资出力归于道士的教说，最终完成此殿的，是乡里人郑▯。郑▯的儿子名表，过去曾和我交游。我回来后，郑表把他父亲的事情告诉我，请我作文，我不能拒绝。用他师长的学说感动人的，是道士；我的力量反而还在道士之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皇▯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卷八十四 序 《周礼义序》士人被世俗之学困扰已经很久了，圣上为此忧虑，便用经术来造就他们。于是召集儒臣，训释经书的旨意，将要把它传播到学校，而臣某实际负责《周官》。道存在于政事之中，有尊卑而各有职位，有先后而各有次序，有多寡而各有数目，有缓急而各有时限。制定制度并施行它在于法，推行并贯彻它在于人。任职者足以担当官职，官职足以实行法令，没有比成周时代更盛大的了。它的法制可以施行于后世，它的文字见载于典籍，没有比《周官》一书更完备的了。大概是因循旧制来尊崇它，连续承继来完成它，直到后世，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那么，这难道只是文王、武王、周公的力量吗？这好比四时运行，是阴阳积累而形成寒暑，并非一日之功。自周朝衰微直到今天，已经历经一千几百年。太平时代的遗迹几乎被荡除殆尽，学者所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完整的经书。在这种时候，竟想通过训释来阐发它，我实在不能估量自己的能力，然而知道这件事很难。知道训释阐发它很难，也就更知道要建立政事、成就事业，追寻并恢复古制是多么困难。然而我私下观察圣上建立法度、成就功业，发自内心地取得成功；训导在位之臣，有人辅弼佐助，已经隐约接近六服之民承受恩德的时代了。用我在今天所观察到的情况，来考察我从古代所学的道理，这就是所谓见到实际而能够理解它。我实在不能估量自己，却妄自认为或许能够接近这种境界，所以终于冒昧竭尽力量，忘记自己的才学有所不及。谨慎地把这部书编成二十二卷，共十多万字，进呈御府，副本存放在有关官署，等待制诏颁行。谨作此序。《诗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