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墓志

译尚书主客员外郎钱塘人沈君，名扶，他的夫人翟氏，是鄂州节度推官（名希言）的女儿，太子左清道率府率、致仕（名守序）的孙女，利州葭萌县令（名令图）的曾孙女。她年少时贤良孝顺，父母称赞她；出嫁为妇后，公婆也像父母一样称赞她。她与妯娌相处和睦而有礼，管理妾侍婢女严正而仁慈，闺门之内和谐，上下相处有序。自从她的皇舅尚书公因才干被当时任用，后来又有主客及夫人的儿子相继显达，沈氏便日益兴盛。夫人的德行善举也日益显著，内外亲属都喜悦而服从她，认为她一定会大享爵禄、长寿善终；可是她在治平三年九月十日卒于京师，享年五十七岁。当初主客由河北提点刑狱调任明州知州，而长子正掌管开封府事务，治理有特别的成效，受到皇帝礼遇；主客因夫人久病向皇帝请求，皇帝下诏特许他留在京师，协助三司。于是各位名医为医治夫人无所不用其法，但她最终还是没有痊愈。她起初封为长安县君，后来晋封京兆、乐安二郡君。生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子遘，任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次子迥，任泰州军事判官；三子辽，任将作监主簿、监寿州酒；四子▯，任漳州漳浦县主簿；五子▯，试任将作监主簿。女儿分别嫁给秘书省著作佐郎颜处恭、邢州尧山县令王子韶、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蒋之奇。翟氏是济州金乡人。商州团练使守素，在太祖时受到亲信并掌管事务，族人因此大多做了武官；只有夫人的父亲喜好文学，考中进士，恃才任性，不肯屈服于人，终身不得志。夫人的哥哥严也很有名望，却早早去世。夫人为家道衰落而伤心，常常独自叹息。当今皇帝即位时，翰林正在杭州任职；她的小舅惟康因奉献而得以入仕，如今任道州宁远县主簿。夫人去世后，皇帝下诏任主客知苏州；十二月某日，把夫人葬在杭州钱塘县龙居山公婆的墓地中。铭文说：沈侯世代都有贡献，能够辅佐他的只有贤媛。她嫁入沈氏宗族，教养儿子使之成才。她辅佐的是什么？就是合乎礼法的德行。她教导的是什么？就是能够遗留后代的福庆。起初周姓出自姬姓，后来有一支改姓翟。梁国有璜，确实辅佐了梁国；到了汉代高陵，又凭才干著称。世代衰落而没有后继，于是有了这位翟氏女子。她是许公的妻子、公武的母亲，已经在铭诗中昭示；无论显赫还是平凡，都没有什么可比拟的。那些凭暴力兴起的人，也很快就会衰败。我凭借仁德行事，还有谁能阻挡我兴盛？▯延▯延的中丘啊，万木茂密如屋顶。如今前去侍奉公婆，正符合我起初占卜所得的吉兆。《高阳郡君齐氏墓志铭（并序）》夫人是已故翰林侍读学士、赠开府仪同三司王公（名洙）的妻子，也是已故光禄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钦臣、秘书省著作佐郎陟臣、秘书省正字曾臣的继母。她姓齐，喜欢读书，能写文章，有高尚的节操和美好的品行。治平二年，她五十五岁，于五月初三日在亳州她儿子的官舍中去世；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附葬于南京虞城县孟诸乡田丘里。起初，夫人因幼年丧父而悲伤，发誓不再嫁，以奉养母亲。后来王公的原配去世，几个儿子年幼，听说夫人贤良有德，便求娶她，说：‘她一定能够做我儿子的母亲。’于是夫人的母兄强迫她改嫁。嫁去之后，她果然能够像母亲一样对待几个儿子。她聪慧仁慈，恭敬节俭而有礼，全家和乐，没有一句异议。起初封为文安县君，后来进封高阳郡君；王公去世后，她便把全家的事务交给儿媳妇，自己斋戒居处、穿着素服，不饮酒、不听音乐，直到终老。她虽时常作诗，却从不拿给别人看；到她去世时，才得到五十四篇。她的诗文高洁旷远，不是近世妇女所能写出的。又得到她留下的遗令一篇，命令薄葬，其中论说死生的道理很有见地。齐氏是祁州蒲阴人。夫人的曾祖（名某），已经去世，未曾做官；祖父（名安），已经去世，未曾做官；父亲（名永清），任莫州防御推官。哥哥恢、弟弟恽，都很有名望。王公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给尚书职方员外郎陈安道。夫人善于抚养几个儿子，几个儿子也大多贤良，能够尽孝。到了下葬时，他们来请求我作铭。铭文说：在冀州中山，有位孝顺的齐家幼女。年幼丧父，依靠母亲，悲伤得不忍离开。后来因义行出嫁，最终顺从慈母。显赫的王公，学问文章俱佳。家族成为大族，爵禄荣宠光耀。她来承继并辅助王公，她的贤德受到赞誉。把铭诗刻在幽暗的墓室，告诉齐氏一生的终始。齐氏生命的终点有其起点，起点就在她做女儿之时。《同安郡君刘氏墓志铭》尚书户部侍郎、致仕庐陵王公贽的夫人，是同县刘氏的女儿。父亲（名某）、祖父（名某）、曾祖（名某），三代都没有做官，但一直是州里的大姓。当王公年轻时，夫人的父亲知道他一定显贵，所以把女儿嫁给了他。夫人在父母家时就以孝闻名，出嫁后，公婆也称赞她孝顺；她能顺从地辅助丈夫，又能慈爱地抚养儿媳和子女。王公在仁宗时，以御史身份受到任用，历任天章、龙图、枢密三学士。夫人也多次加封，成为同安郡君。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她在庐陵宣化坊的私宅中去世。有两个儿子：仪，任殿中丞，已先去世；亿，现任尚书都官员外郎。有一个女儿，嫁给抚州军事推官萧迅。王公告老后，皇帝下诏让亿任本州通判以奉养父亲；到了夫人去世时，亿能够亲自前来料理丧事。第二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县某乡某里。铭文说：啊，美好的夫人，明智恭敬、顺从端庄，来到王氏宗族做媳妇，时时显扬她的德行。王公在朝中显贵，受到皇帝特别任命，出使或入朝侍奉，来往都很显赫。后来成为大家族，靠我承受辅助。既有田地又有房舍，夫妻偕老而安息。又有孝顺的儿子，早晚都使人欣慰。唉，她终于去世了，墓地就在这幽静的宅兆中。《仁寿县太君徐氏墓志铭》

译夫人徐氏，是饶州浮梁县人。曾祖（名某），任某官；祖父（名某）；父亲（名某），都没有做官。丈夫是尚书屯田郎中金君（名某），也是同县人。生有十一名子女：儿子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都是进士；君卿现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女儿七人，都嫁给士族。孙子十九人，其中男六人、女十三人，已经出嫁的有十二人。曾孙男女十四人，外孙四十七人。夫人因职方的缘故，先后封为金堂、寿安二县君，又封为仁寿县太君。郎中去世九年后，夫人享年七十七岁，于池州官舍去世，正是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治平四年某月某日，将灵柩安葬在某乡某里，附葬于郎中的墓旁。夫人天性笃厚，孝顺谨慎；女红和妇人应做的事务，勤勉敏捷，从不懈怠；自身俭朴而有节制，对宗族仁厚。因此，她侍奉公婆合乎孝顺，辅助丈夫恰如其分，治理子孙也很得当。由于有贤能的儿子，使家室显大，充分享有各种福分，最终长寿善终。临川人王某为她的墓葬作铭说：温婉而擅长女工，是徐家的女儿，嫁来做金家的媳妇，使家业从此繁衍。鄱地的大族，家家相望而存在，谁能没有父亲、没有公婆、没有母亲呢？皇帝嘉奖你的儿子，使他身居朝廷官位，赐予封邑并用诏书明示，赐有象首锦囊。你孝顺、恭敬、顺从而慈爱，俯仰进退无不合宜；善终而享有荣禄，福庆也施及后代。伟大的夫人啊，正与这篇铭诗相合。《永嘉县君陈氏墓志铭》陈氏在苏州是大姓。夫人是太子中允（名之武）的女儿，某官、赠太常卿（名郁）的孙女，左赞善大夫（名质）的曾孙女，也是太常博士王君（名逢）的妻子。她聪明、顺善，举止都合乎礼法。因为没能奉养公婆，所以对祭祀尤其谨慎。博士所得的俸禄和赏赐，全都用来接济宗族朋友；不够时，便拿出自己的衣服和簪珥来补助，却从不说起。她选择妾侍，主动把她们送进丈夫房中，并不嫉妒；但博士最终没有儿子。这些事情都是我从博士那里听来的。她把博士哥哥的儿子当作亲生儿子抚养，为博士服丧三年；像陈氏这样的妇人，实在从未有过。我从博士的哥哥景元那里听说，夫人除服后家境极其贫困，显贵之人想娶她为妻，族人强迫她答应，她不肯；再次强迫她，她便流泪发誓拒绝；过了一段时间，因感病而死。但是夫人的品行，并不只是从这两个人的话中才知道；凡是熟悉陈氏、王氏两家的人，都知道她贤良，并为她的志节感到悲哀。她被封为永嘉县君。她在苏州去世，时间是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享年三十八岁。治平三年十一月某日下葬，随博士葬在阊门西面的墓地。铭文说：谷氏跟随他葬在这里，器物也随着他一同归于死亡。归顺义理、听从命运，没有儿子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王夫人墓志铭》右侍禁、知循州兴宁县事海陵人周君（名彦先）的夫人王氏，是我叔祖尚书主客郎中、赠右谏议大夫（名贯之）的女儿。二十三岁嫁给周氏。婚后六年，生下一个儿子▯，周君便去世了。又过了十八年，儿子涛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县事时，夫人四十八岁，因病在梁县去世。儿子涛等护送灵柩归来，于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在海陵城北的墓地。夫人内心庄重，行为严厉；性情和顺，面色温婉；抚慰接待内外亲疏，都有恩意，而且终身不与人计较。唉，她的贤德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铭文说：啊，夫人年轻时便遭忧患，恭敬专一、安静美好，善待众人而不结仇。能够与儿女共同奉祀春秋，正要与家人相聚，使家业丰足，却不能长久享有，这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我叙写哀情，把铭文刻在这幽暗的墓中。《右监门卫大将军世耀故妻仁寿县君康氏墓志铭》皇族右监门大将军世耀的妻子康氏，是已故内殿崇班、阁门祗候遵度的女儿。祖父廷翰，皇帝任命为磁州防御使；曾祖硕，皇帝追赠左千牛卫大将军。她在嘉▯三年成为宗室妇人，封为仁寿县君。生有一个儿子令优，任右千牛卫将军。她在熙宁元年六月九日因病去世，享年二十六岁。从做女儿到做母亲，无论对卑贱尊贵、年幼年长，都没有人非议她，所以她死后众人都悲伤怜悯。熙宁二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河南永安。铭文说：她朦胧而来，究竟是谁使她来到世间？她骤然离去，又是谁推动她前往？为她修造幽深的墓宫，用新土覆盖。魂魄漂浮，气息游荡，变化恍惚难明。她美好的德音，尚且可以追忆。《寿安县太君李氏墓志铭》新喻人萧渤写状叙述他的母亲，授息总，请我来为她下葬作铭。夫人姓李，在乡里是大姓。曾祖（名某）、祖父（名某）、父亲（名某），都没有做官；但曾祖因孙子宪成公的缘故，追赠官职至太子太师。夫人性情柔顺、安静专一，俯仰进退都有仪态；十五岁出嫁，成为鼎州团练推官萧君（名ナ）的妻子。二十二岁时，生下渤、淇、澈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便守寡。她坚持节操不再嫁，父母想改变她的志向也没有成功；最终教养儿子，使他们求学做官，又把女儿嫁给士人做妻子。孙子曾孙众多，祭祀供给充足，乡人归附并赞美她，称叹不已。治平三年，萧渤因尚书驾部员外郎的选任，主管广济河漕运；夫人六十八岁，于九月八日在东都的私宅寝室去世。第二年某月十一日，与丈夫合葬在新喻某乡某里。于是推官君因萧渤的缘故追赠右谏议大夫，夫人封为寿安县太君。铭文说：有一座幽静的新墓宫，坐落在山丘的南面。福庆已经使家业建立，于是最终同葬于此。她是共伯的妻子、文伯的母亲。啊，美好的夫人，也承继并延续了他们的后代。把铭文刻在涂丹的石上，使它永久流传。为右千牛卫将军仲焉的已故妻子、永嘉县君武氏所写的墓志铭 皇族右千牛卫将军仲焉的妻子，已故永嘉县君武氏，是内殿崇班掖的女儿，已故左班殿直昭逊的孙女，赠尚书工部侍郎崇亮的曾孙女。她十八岁，于熙宁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去世；第二年二月十七日葬在河南永安县。她在襁褓中时，父母就认为她温婉；出嫁以后，节俭慈仁，人人称赞她。铭文说：礼服华美庄重啊，容车载着灵柩缓缓前行啊。归葬陵坡，悲歌相伴牵挽啊。把铭文刻在墓石上，记载幽冥之事以告知后人啊。《郑公夫人李氏墓志铭》

译尚书祠部郎中、赠户部侍郎安陆郑公（名纾）的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是尚书驾部郎中、赠卫尉卿文蔚的女儿，光州仙居县令、赠工部员外郎（名岵）的孙女。祥符九年出嫁，到天圣九年，三十二岁时，于八月壬辰在丈夫任安州应城县主簿期间去世。三十七年后，即熙宁元年八月庚申，附葬在丈夫安陆太平乡进贤里的墓中。夫人有两个儿子：▯任秘书丞、知潭州攸县；獬任翰林学士、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有一个女儿，嫁给郊社斋郎张蒙山。夫人德行敏捷，礼法周详；侍奉婆母被称为孝顺，内能和睦，外能协同，上下都处理得宽裕得当。郑公出身大姓，曾凭家产接待四方游学之士；到任侍郎时才开始贫困，专心于学问。夫人原本也出身富家，却拿出全部资财来帮助宾客和祭祀。缝补、洗涤、做饭等早晚事务，即使别人不能承受这些劳苦，夫人仍整天欢喜，好像从来没有贫困过。因此侍郎也能在困约时安然自处，好像从来没有富贵过。郑氏本来将日益显达，可惜夫人没有等到他们享受显贵的俸禄。唉，实在令人悲痛。在她下葬时，临川人王某作铭说：啊，夫人归来时多么光明显著。她幽深而有德，温婉而有仪态。命运究竟为何这样，壮年便凋零？众多美好的儿子，悲伤思慕着她。有庄严的附葬礼仪，祭祀配享而恭敬。无穷无尽地诉说哀痛，把这首诗刻在墓上。补遗 古诗 三月杨花飞舞，白色花絮迷住眼睛；四月柳条徒然衰老，仍是一片碧绿。年华如水全都向东流去，眼看着景物又到了秋天。人生在世百年能有多少，何必总是忧愁辛苦。富贵功名自有时机，吃着箪中粗粮、瓢中清水和野菜，也能像山中的鸟兽一样自得。（见《能改斋漫录》卷十一。） 凤凰山 其二 欢乐本想与少年时代相约，人生百年却常常觉得岁月来得太慢。白头之后才富贵又有什么用，精力只会因忧劳而衰退。愿做五陵一带的轻薄少年，生在正观、开元那样的盛世。斗鸡跑狗，混过一生，天下的安危全都不知道。（见《王荆公诗注》卷八。） 扬雄（其一） 孔子、孟子如同太阳和月亮，高悬在苍穹。它们的光明所照耀之处，万物便经历冬去春来。扬子出生在他们之后，仰望攀附他们，忘记自己的贫贱。衣冠身世微小如尘土，文章却灿烂如星辰。晚年在天禄阁中，勉强作出脸色供奉剧秦。进退取舍的踪迹很少相近，出处行藏的心意终究相通。世人纷纷向外追逐事物，扰扰攘攘而轻易耗损自身。从前的道路也许还可以返回，我将与这个人同行。（见《诗注》卷十二。） 寓言（其四） 父母供养子女，子女肥壮便使父母充足。若想富裕便专门剥削自己的子女，可惜这种办法已经穷尽。霸主独占一方，使那里困窘，自己却因此丰足。四海都是我的家，为什么不知道务农呢？寓言（其六） 小人只谨慎计较利害，不谈义和仁。读书人竟怀疑伯夷、叔齐，古代难道有这样的人吗？他的才能只有一根草茎那么微小，欲望却有万钧那么沉重。贪求得越多，最终越使自己困顿，余下的祸患还会波及百姓。寓言（其七） 昏昏然随从世俗，是众人共同的状态；明察苛细便会与世俗相违。即使违背世俗有百般善处，只有一点过失也会受到全部责难。主动去求取本来没有的东西，仍会因喜好名声而遭讥笑。那个背负着东西又乘车的人，竟能使正道日益衰微。寓言（其八） 起初参加诗赋科考试，雕琢修饰很久才写成；一旦重新放弃它，便去从事刀笔之吏和刑名之学。才质中等的人被末流学问遮蔽，这条道路艰苦而难以说清。忽然显贵并不是自己所能预料的，又凭什么去实现太平呢？寓言（其十） 聪明人尚且喜欢自己蒙蔽自己，何况还自认为有与我相当的人。每次行动后都后悔那样做，所见所知却自以为确定无疑。并不是要追究你的短处，而是想议论世间的过失。只顾耕耘却舍弃田地，这样辛苦又有什么实际收获？寓言（其十三） 喜爱音乐是世人共同的嗜好，想要禁止它，怎么能够舍弃？谁能开启人们纵情声色的心，关键在于用雅正的音乐加以熏习。欧冶子铸剑一定合乎自己的标准，墨子所见的乐工又有多少？可惜后世的音乐，即使极其美好，也不如乡野之乐。（见《诗注》卷十五。） 澶州 黄河水津津然向北流去，两座城池高高对峙。春秋时诸侯会盟，澶渊就是那个地方。史书留下后世的法则，难道只是为了讥刺当时吗？乡野老人哪里知道这些，却向我谈起近来的事情。边关一旦失守，向北望去全是敌骑。皇帝亲自登上城墙，敌人的毡帐如穹庐，箭矢密集如刺猬。将相纷纷争权，谁能提出长远有利的办法？仓促应战收取最后的功劳，也还足以夸耀一项功绩。自此屡次举行和约，日月运转，行人不断到来。奔驰迎接的驿马疲惫，奔走运送的牛车也破旧不堪。征发索取、供应物资，连仆役所用的东西也还要讲究华美。兵器铠甲长久以来已经销毁，澶州百姓更加憔悴。能够把大事化小，正合乎文王的心意。告诉老人不要叹息，《小雅》如今并没有废弃。寄给平甫弟，写于衢州途中 浅浅的溪水承接阳光，明亮而破碎；野林参天，阴影深长。幽鸟看不见，只听见它们的鸣叫；小梅将要凋空，却还留有香气。年长以来没有什么可以自我娱乐，远游虽然美好，却更加令人悲伤。怎样才能得到一阵冬风把你吹来，让你手捧诗书来到我身旁。（同上。） 寄给慎伯筠（有人说是王逢原所作。） 世俗的罗网像蛛丝一样挂住士人，大的无法捕获，便用小网缀住它。难怪豪放不羁的人不肯低头收敛，醉酒的脚把青天踏倒，连天也变得低垂。前些日子是谁首先传播他的才名？一张口便惊人，万人的夸赞随声附和。雷公向天帝控诉，喘息着想要吹风，众人都害怕他的声名把天空震破。写文章喜欢以怪异自娱，不肯删削收束，非要留下余裕。多写峭拔的句子而不求姿态妩媚，天生骨力老健坚硬，没有一点柔饰。人们传说他的书法无人能比，仿佛破卵而出的鸾凤振翅高翔。他在人间下笔不肯屈服，像铁索急急缠住僵卧的蛟龙。少年意气强盛而不受拘束，像老虎肋下生翼，在白日飞翔。想凭独立不羁之姿夸耀万世，甚至笑骂李白是痴儿。四面天空没有墙壁才可以当作家，醉胆发作、胸中愤懑发痒，便借酒宣泄。想偷取北斗来舀尽美酒，力拔太华山，挑动鲸鱼的长牙。世俗儒生说话软弱，声音像苍蝇，却喜欢对壮士嫉妒憎恨。只有我长久仰慕，希望能见他一面；纵情高歌，不敢发出儿女般的柔声。（见《诗注》卷二十一。下同。） 马上眺望皖山而作 群山横贯长天，青翠浓郁；千座山峰彼此交错。放开马，倚着长崖，烟云争相吐纳、隐现。远望仿佛嵩山、华山都显得低矮，近看又岂是潜山、衡山所能相比？为什么很少有人来观赏，经过的人总是匆匆而去？我将登上它的顶峰，震荡地俯视大海。山旁有人对我说，世上谁会忽视这里？山势幽深，不可俯视，里面藏尽了妖异之物。群狼猛虎勇跃其中，蛇虺盘曲成为洞窟。可惜这座险峻绝顶的山，年深日久沉没埋藏。谁将清除道路，使万里游人能够出来。（此诗疑非荆公所作。） 汝瘿，和王仲仪作（梅尧臣《宛陵集》也收载此诗，不知是谁所作。）

译汝水从险峻山地流出，汝地百姓多患瘿病。有的像鸟颈一样肿满，有的像猿猴的颈部并合。女子羞惭，只能高高掩住衣襟；男子长大后，衣领也只能裁得宽大。饮水时仿佛要用壶注入，吐字说话像口中有硬物。樗里子早已听说过，杜预也遭遇过这种不幸。秦人称它为‘智囊’，吴地却把葫芦挂在狗颈上。瘿块常常抵住下巴，身体伶仃，哪里顾得上小腿？只想仰头问天，却没有办法低头窥井。病患拖延的年月很深，冒犯风霜而受寒冷。即使自己知道可厌恶，又有谁肯剖割治疗？不但羞于照镜子，也忧愁面对自己的影子。内服羊靥来治疗，外用针灸却因针尖不够而废止。在树木中叫作楠榴，剖开它可称为器皿。这东西实在没有用处，既然长出，又有什么办法能除掉？肿胀之物压在头颅之上，臃肿得异于正常的头顶。很难用面目见人，却可以拿来夸耀胞胎。贤能的人治理汝州，世代的德行足以调和金鼎。百姓风俗虽丑陋乖僻，教令却日益修整。恐怕风土会随之改变，早晚都忧虑并反复省察。倘若想见慈爱的面容，来这座名城请求并不困难。（同上。） 三月十日韩子华招饮，归城 清明早晨前往韩侯家，自己买来白杏花和丁香花。把花放在雀眼般的金银丝笼中，装在庭院中，呼唤舞女。舞女姑且捧花，笑着面对宾客，不顾把新乌纱帽插坏。早晨我家来报生了儿子，便祝贺劝酒，让太白星浮在红霞般的酒中。酒意狂放时有人拿着梧桐板，纵情戏谑，像渔阳鼓一样猛烈。裸露上身击鼓，像祢衡那样的处士；当时偶然脱离了猛虎般的危险。心胸狭窄又不能容人，又有什么益处？鹦鹉洲上徒然只剩芦苇。（同上。） 不要除掉草（有人说是杨次公的诗。） 不要除掉草，草没有罪恶；若与世俗相比，世俗反而浮薄。你没看见长安公卿之家吗？公卿显盛时，宾客多如乱麻；公卿失势后，门前再没有车马，只有芳草年年茂美。你又没看见千里万里江湖之滨吗？满眼凄凉，没有故人，只有芳草跟随车轮。一旦回到旧居，门前的草先被锄掉。草对于活着的人实在没有亏负，主人对草又应该怎样呢？不要除掉草，草没有罪恶；若与世俗相比，世俗反而浮薄。（同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东城 从前我走出东城，刚看见田垄上有人耕作。忽然之间太阳已向北运行，岁月实在令人惊讶。虽然说一草凋死，万物仍然繁盛。谁能在这样的时节，叹息微弱的阴气正在滋生呢？（同上。） 哀贤亭 《黄鸟》哀悼子车，强行埋葬他并不是上天的意愿。上天夺走他的生命，不等他年老，怎么能不使人悲伤？马侯是东南的俊秀，正要策马奔驰于显达之路，却把遗骨归葬在万里之外的州郡，正值强壮之年。墓门关闭，空旷原野上再没有人的足迹。苍苍的柏树和松树，山风浩荡地吹过。我起初曾羞于像管夷吾那样为官，鲍叔牙也知道我。最终还是想前去痛哭一场，吟咏诗歌来安慰孤苦的寡妇。（同上。） 梁王吹台 繁台因繁姓之人而得名，如今埋没成了蒿草蓬蒿。何况那位汉朝骄纵的王子，他的魂魄游荡，又有谁肯前去相逢？遥想当年盛时，清道警跸的仪仗仿佛仍在空中。蛾眉美人倚着高台，寒风吹动环佩，发出玲珑声响。大梁城千万户人家，回首望去，只见云气▯▯。抬头却看不见王所在的地方，只能指着云间青红之处。宾客中有司马相如，邹阳、枚乘也避让他的锋芒。他挥笔题写，仿佛飞鸟掠过高空，为梁王作赋论说雌雄。可惜如今这些文章没有流传，《楚辞》却独自无穷无尽。只剩一座土丘，千年传布悲凉的风声。（同上。） 灵山寺 灵山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波涛截断了孤峰。是哪一年佛门弟子住在这里，四面凭倚着高危的天空？折断的椽子和破裂的瓦片，被弃置后散落东西，填塞满地。经过空廓的殿堂只能低头，居住的人又有谁能容纳？我的船停在它旁边，落日中刮起秋风。俯视山崖，姑且寄托目光，万物尽收眼底，连细微之处也看得清楚。江海震荡般的思绪，洗涤胸中的郁结。为什么游玩的人经过这里，却没有留下踪迹？景物难道和龙游之地不同吗？盛衰变化浩荡无穷。我听说世人所喜欢的，是楼阁殿宇浮映着青红色彩。哪里知道山水的乐趣，难道在豪华宫殿之中？世俗所喜爱的不过是幻化变迁，面对它感慨激动，实在难以用工巧的语言表达。（同上。） 白鸥 江上的鸥鸟羽毛美好，洁白如玉雪，没有一点尘垢。它们在波浪间时隐时现，除此之外又有什么生计？雄鸟雌鸟屡屡惊飞，捕鸟的机关和箭矢常常纷乱。只有我没有机心，看着它们相随，仿佛交上了朋友。它们飘然处在繁华之地，而我同它们隔离已久。白发之人遥望东南，春江碧绿如酒。（同上。） 咏风 风从北海兴起，吹到这里的南海之上。问风来是为了什么，离去后又要吹向哪里？是谁派遣你发出呼号，又是谁应和你歌唱？你什么时候才会停息，你这样吹作难道不是徒然妄动？风起初一句话也没有，我姑且拿这些问题询问云中的风神。（同上。） 白云 洁白的云朵轻盈地漂浮在天空，下面没有根蒂，旁边也没有牵连。西风吹来，仿佛要把它吹散；落日时抬头远望，心情悠然。愿请羲和回转车驾，借来光阴，常常让秀美的景色映在屋檐边。它适逢时机也不自夸能降雨，正因为无心无意，才最令人怜爱。（同上。） 江邻几邀我观看三馆书画 五月，秘书府开始晒书；一天江君来约我，说世间虽有古代名家的画笔，可以一同前往石渠观看。我当时冒着暑热骑马前去，打开书柜，取出匣子，锁钥发出鱼鳞般的响声。羲之、献之的墨迹有十一卷，水玉制成的轴头疏疏排列。最奇特的是小楷《乐毅论》，末尾有永和年间的题字，交给官奴保存。又有四幅绝品山水画：戴嵩画吴地的牛眺望青色的草地；李成画寒林，树木半已枯萎；黄筌画得精妙，是《白兔图》。还有一幅不知姓名的画，画中人物相貌各异，两个公子正在对弈，旁边有人观看。又有用黄金错镂装饰的投壶，粉色帷帐上画着一个病人。后面有女子手执巾帕衣裾，床前铺着红毯，平放着火炉。床上两个女子展开毛毯，床的四周有屏风，屏风上若隐若现画着山水。堂上排列三层画幅，这一幅尤其精巧，意趣也很特别。究竟是真画还是摹本？世事也像这样，实在令人叹息。（同上。） 河北民 河北的百姓，生长在靠近两边边境的地方，长期饱受艰辛。家家养育儿女，教他们耕田织布，所得却输送给官府，用来供给夷狄。今年国家遭遇大旱，千里土地一片赤地；州县仍然催促百姓供应河工。老人小孩相互搀扶，来到南方求生；南方人即使丰年也没有余粮。悲愁使白昼如同天地昏暗，路旁经过的人也都面无颜色。你们出生得没有赶上贞观年间，那时一斗粟只值几文钱，也没有兵祸。君难托 木槿花早晨开放，晚上便坠落；我的身世难道唯独不同于花吗？回想从前相逢时我们都还年轻，两人的感情尚未确定，谁先动心呢？我感念你的情意深厚，跟随你离去，成全你的家计，实在辛苦。人事反复哪里能预知，谗言一传入耳，转眼之间我们便分离。出嫁时穿的罗衣，羞于再穿；如今才明白，君实在难以托付。君难以托付，但我也没有忘记从前的约定。（同上。） 律诗（五言） 次韵张子野《秋中久雨晚晴》天空低沉，四面群山一片黑；池水上涨，百条泉水都变得浑黄。苦雨潮湿几乎蔓延千里，所盼望的晴天却不只属于一乡。雨水扫除之后，供晚霞呈现；云气洗净，放出秋日的光辉。菊花像哭泣，花朵仍然沉重；草梗肥壮，穗子渐渐长大。积聚的阴气从门窗间消散，返照使树林池塘更加妩媚。想来阳台的道路上，神思归来，头发也感到清凉。（见《诗注》卷二十五。） 射亭 因为举行射礼而建造这座亭子，既排列贤能之人，又检阅军队。百姓观看礼仪教化，群盗躲避威势声名。城墙营垒在前方相互映衬，溪山的形势尽皆倾斜。治理百里之地真是合宜，鼓声战鼓从未鸣响。寄给王补之

译平日相逢已经很晚，何况又被道路阻隔。如今我想挥动麈尾，遇到你便为你停船。人情正趋慕权贵，我们的道义正应当归隐休息。官吏的责任实在难以填补，姑且到泮水边游览。寄给谢师直 在湖海之间隔了三年，如今在边塞道路中相逢。用黄金杯斟满卯酒，白发相对，面对春风。平日所愿全都违背，哪里料到已经成了老翁。悠悠的越溪水啊，愿你的钓鱼筒一切安好。次韵留下题咏僧人假山 形态足以与万座奇峰相比，功夫却只像堆成一筐土那么微薄。愚公有谁帮助他搬山？灵鹫山反而担心自己飞走。山洞中的积雪藏着银锭，檐边的阳光散发玉石般的光辉。它不应像蚁穴土堆那样倾颓，正好镇守这禅门。事物的道理有真假，僧人的言论却无所谓是非。只要知道名目全是假象，也不必回到故乡的山中。【春怨】扫净庭院等待花落，爱惜花朵而不忍让它轻轻沾上尘土。游人很少留恋春光，反而把花踩落后又去寻觅春色。（见《诗注》卷四十。） 【同应之登大宋陂】视野开阔，实在令人思绪万千；登高凭眺，更使精神消损。山川间散落着白日的光辉，草木又焕发出青春。兴亡之事寂寂无声，来往之人悠悠不绝。穿着素衣的吴地白▯，终究全都化作洛阳的尘土。（《永乐大典》卷二七五五。） 【题杨溪】葛仙陂上横着一座桥，住处靠近杨雄的宅第。主人为什么还不回来？请为我煮些香甜的白饭吧。（《全宋诗》卷五七七，引明彭泽《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 【桑】溪桥连接着桑树田，清晨成群的人挑着钩笼经过。今天为什么走得这样早？到了傍晚，只怕已经饿了。（同上。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二二。） 【题宝岩寺寒碧亭】风吹动洞口的云，水波摇动山头的月。乡野老人不时向人询问：前村下了多少雪？（同上。元袁桷《延绑四明志》卷二。此题原作二首，另为七言，见后。） 【用字谜】一个“月”再加一个“月”，两个月合起来各占一半。上面有可以耕种的田，下面有长流不息的川。一家有六口，其中两口不能团圆。（同上。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五。） 【和叔才岸旁古庙】老树垂下的缨络杂乱不堪，荒废的祠庙朝着水边敞开。泥塑偶像被雨淋后倒伏，古屋被风吹得摧毁。野鸟在积尘的座席上凄鸣，渔浪仿佛在竹杯前祭奠。想要传唱山鬼的曲子，却无奈楚辞本已如此哀伤。（《全宋诗》卷五七七，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八。） 【题回峰寺诗】山势仿佛要压向大海，禅门面对此山而开。鱼龙的腥气无法到达这里，日月的光影却先照进来。秋日树色高高托举而出，钟声随着浪涛应答回荡。哪里料到会因公务来到这里，暂且在此拂去身上的尘埃。（同上。元冯京《大德昌国州图》卷六。） 【胡氏逢原堂】我喜爱铜官山的美好，您确实就住在那里。山水彼此环绕聚集，花草争相展现春天的艳丽。树林间有鸟鸣，池塘中有鲜鱼跃动。叶山多么高峻，秀美地耸立在东南一隅。群峰常常映入眼帘，远山的色彩延伸到云边。宾客在这里纷纷汇集，饮酒常常流连忘返。您家世代崇尚儒雅，子弟传承着清正的家风。前些日子开辟了一座书堂，给它取名为“逢原”。立志遵循古道，满怀激情仰慕高贤。“逢原”这个堂名的含义深远，推想起来，正应当以此自我勉励。树木茂盛贵在培植根本，水流长远当思考滋养源头。无论内外左右都应当适宜，愿献上这首小诗。（同上。明李士元《嘉靖铜陵县志》卷八。） 【海棠】桂花也不必辞别月宫，桃花正好避开仙境。赠别时难以让柳树专美，忘忧花最适合种植萱草。轻盈的飞燕翩翩起舞，含情脉脉，像息妫那样默然无言。蕙草低劣，徒然侵入小径；梨花平凡，却白白占据园林。若要谈心，便让蝴蝶留宿；低头含羞，却厌烦黄莺喧闹。既然不能忍受神仙般的品格，又何必辜负造化的恩惠？烟雾中忧愁，思念旧日的梦；雨中哭泣，怨恨新婚。画中只怕引起王昭君的遗恨，移植它又仿佛卓文君私奔。（同上。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七。） ◎律诗（七言） 【寄池州夏太初（叙云：不到太初郎中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诗奉寄。）】一条水宛如剪裁出的翠色丝绸，九华山像环佩一样镌刻在青瑶之中。人生来本就有山川的气质，选择筑居之处又没有市井的喧嚣。三代相传的清白家风仍在，十年的尘世踪迹使鞋上的丝带也已磨损。早晚归来再与你携手同游，不要辜负幽居之人长久以来的邀请。（见《能改斋漫录》卷十一。） 【次韵王禹玉平戎庆捷】熙河的形势压迫着西部边疆，不知不觉间，连片营寨都列起了汉家的旗帜。天子坐在朝廷中筹划谋略，星星般的将领成双成对；将军们归来，身上佩着一串串印绶。在别殿举杯祝贺，传唱新曲；称臣的名王衔玉璧而来，依照旧日礼仪行事。即使是周宣王征伐淮夷的事业，仍未必能胜过这一篇功绩。（见《诗注》卷三十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得孙正之诗因寄呈曾子固】一年将尽，人意已经疲倦；走出门去，风物更加萧瑟。水光摇动着稀疏的树影，荒城道路延伸；太阳带着浮云，仿佛将要下雪。没有诗书可以谈论进退，只能徒然期待把身世寄托于山林泉石之间。于是想到你久居漠北、远离群体，如今困守穷居，幸而还能见到贤者的诗作。（见《诗注》卷三十七。） 【和金陵怀古】怀念故乡，寻访古迹，往事悠长；独自登上江城，满眼都是秋色。一只鸟带着烟霭从别处小洲飞来，几叶帆船伴着秋雨顺流驶向归途。萧萧的晚风惊动红叶，惨淡的寒云压着旧楼。故国如此凄凉，又有谁来询问？人心已经不再有昔日的风流。（同上。） 【豫章道中次韵答曾子固】离别时何必说还能偶然相逢，如今才知道相互追随就像云龙相从。苍烟白雾使千山连成一片，绿树青天倒映在一江之中。我已经谢绝了旅途中的许多奔波，任意自适；将要归返田里，又有谁愿意跟随？庞公有意安居巢穴，哪里肯过问箪食瓢饮与万钟厚禄？（同上。） 【离北山寄平甫】日月匆匆流逝，仿佛与流水争先；敞开衣襟，照见白发，不禁惊惶。少年时的忧患损伤了豪气，年老以后经营世事又耽误了半生。不要再向朝廷谈论举荐人才，只知道在乡里守着三荆。清溪曲折几重，春风正好；已经约定，归去时载酒同游。（同上。） 【答孙正之】没有才干，处处都是穷途末路；相隔两地，谁能传来万里之外的书信？时节的变化盛大而急迫地催促年暮，溪山清幽洒落，映入我的屋舍。向南归去仍庆幸能寻访志同道合者，向北而行又听说你困居独处。佳句不必再谈旧日约定，愿与你相随，在阳羡乘着篮舆游赏。（同上。） 【寄程给事】记得往日都城门外曾与你携手，春鸟刚刚向苎罗山啼鸣。梦中从金殿醒来，眼前风光已非昔日；吟诗直到银河西斜，月影低垂。舞姿急促，锦绣腰肢迎合十八拍；酒意酣畅，金杯映照东西。什么时候才能乘一叶扁舟离去，偶然跟随您游访剡溪？（此诗恐非公作。） 【寄胜之运使】生计萧条，只能托身江边；壮志何曾像钓取巨鳌那样宏大。千里之外收到书信，来约我相会；一旦兴致到来，便出发而忘却劳苦。已经把流逝的光阴留给谈笑，姑且为知音排解郁闷。正是东风将要吹起，湖山春色也助我挥笔成诗。（以上并见《诗注》卷三十七。） 【寄国清处谦】

译三江的风浪隔断了天台山，想来你当时一定才华横溢，能作诗吟咏。近来有高僧飞锡远行而去，更没有别的事情出山而来。猿猴清清楚楚地窥视着香火，日月纷纷归于劫后的灰烬。我想约你谈论真实的佛法，东林寺又何必推辞刘遗民、雷次宗那样的访客呢？（同上。） 【将至丹阳寄表民】清晨骑马，马匹缓慢前行，道路遥远而艰难；春风淡淡地吹在衣裘上。三年含恤守丧，徒然只剩一息；若有一天忘却形骸，愿意稍作停留。人生末路的悲欢随着俯仰而变化，此生的身世确实任凭沉浮。请代我向德操家里的人问候一声，我如今暂且停下来煮些黄黍饭吧。（同上。） 【宿土坊驿寄孔世长】夜里在郊野燃火，四下百草荒芜；清晨穿着破旧皮衣，冒着严霜赶路。残年之中，心中感触格外多；回头望去，风烟之外更显得是异乡。往返奔波本来不是为了名利，辛苦劳顿应当也会使朋友为我伤感。章江一带还曾是共同游赏之处，我最爱梅花浸在水中散发的清香。（同上。） 【寄孙正之】向南游历，匆匆忙忙，又能对谁诉说？只能共同笑叹谋生，才知道自己实在最为昏昧。一生百年，万事都能自信自守；一箪食与五鼎食，不必再作计较。朋友之中只有你长久招我归隐，世上还有谁肯躲避喧嚣？千里之外的秋风中彼此遥望，此时皖公溪上正举樽饮酒。（同上。） 【道中寄吉父】白雾青烟侵入马蹄之间，清晨寒意瑟瑟，树声悲凉。平山和断垄回环曲折，渐渐消失；鸣鸟与游鱼上下自在。朝廷的谋划还没有听说能够收纳贤能的谋士，瘴疠之乡又有谁来选择统领军队的人？我因忧虑时局，正想寻求你的意见；在旅途中又何妨多写几首诗。（同上。） 【送孙立之赴广西】十年才一别，又两次相逢；回想往事，悲欢慷慨，几乎要放声高歌。困顿之后才知道风俗淡薄，安静下来仍厌烦世事机巧太多。彼此约定要倾吐肺腑、推心置腹，谁来陪伴我在溪山间躲避罗网？万里奔波的辛劳你向来知道，重重江流也应当让你畏惧风波。（同上。） 【送福建张比部】彩绘的船载着箫鼓，在出都城时启程；万里之外，受惊的鸥鸟飞去，连头也不回。回望尘沙之地，应当停下车马处理政务；遇到山水便立即吟诗。大鱼已经摆上俎案，足以通用三枚印信；在斋中品尝新茶，试着分辨一旗茶叶。只怕远方不能久留，不必忧愁那里的风物不合心意。（同上。） 【送致政朱郎中东归】平生从未顾问田园之事，到白头仍不改心志，道义反而更加尊崇。已经交上官印和文书，通报北阙；稍作停留，官员们在东门为你饯行。冯唐老了还眷恋做郎官，疏广最终没有接受让儿子承袭恩荫。今日荣归，是人人羡慕的事；两个儿子腰系绶带，簇拥着高轩。（同上。） 【别雷国辅】侍郎忧虑国事，最为贤能勤劳；太尉在西州，是第一等的豪杰。近来听说你家宗庙承受的恩泽深厚，公孙如今果然显露出高才。政治清明的时代尚且使龙蛇蛰伏，壮志只能空传虎豹般的韬略。不要嫌弃皖山穷僻险绝之处，何妨让云水来助成你的诗才。（同上。） 【垂虹亭】坐在这里，忽然觉得一夜之间尘俗的胸襟都已空明，仿佛在人间获得了羽翼，可以直通高处。暮色苍茫，群山衔住落日；清爽之气阵阵袭来，仿佛客人驾风而行。草木的声韵沉落在高低远近之外，星河的影子映入若有若无之间。飘然还要等待同伴乘木筏出行，一到扶桑，兴致仍不会穷尽。（同上。） 【题正觉相上人箨龙轩】几亩秋竹被风吹得萧萧作响，箨龙这个名字，是道人为它留下的。不必向高士讨米供养，只要为我打开轩窗，让我作一次美好的游赏。这里的七贤，谁在纵情傲啸？什么时候六逸能够自行唱和？渐渐进入衰老境地，心中已无所执着，但还保留着像王子猷那样爱竹的家风。（见《诗注》卷三十七。） 【题友人壁】茅屋檐前檐后缺少松萝，我趁着闲暇从百里之外来到这里。涧水绕过田野，山影随之转动；野林留住夕阳，鸟声彼此应和。荒凉之处鸡犬稀少，想象天地之间反而能生发许多兴致。世间事务比不上闲静之地，不知您的出仕与退隐究竟有何打算？（同上。） 【清明辇下怀金陵】春日阴天，草色如烟；不时有飞花在道路旁飘舞。庭院中白日渐长，人声寂寂；池塘上微风缓缓，鸟儿翩翩。回头望故园，相隔三千里；新火之俗又使人伤心，离开金陵已经六七年。如今再没有青盖皂衫那样的禁令，或许可以乘兴到酒家去睡一夜。（同上。） 【杭州呈胜之】游览观赏必须知道此地美好，来往人物之盛几乎可与京城相敌。林峦覆盖腊月的白雪，千家万户映在水边；城郭沐浴二月春风，繁花盛开。彩船上笙箫吹送着落日，画楼的灯烛映照着残霞。像您这样善于挥笔的人，正适合把这些景色描画出来，寄给尘世中的北方客人夸赞。（同上。） 【闻和甫补池掾】遭逢这样的时代，何必再问功名？自古以来，人的力量本来就难以与命运争衡。万户侯大多归于世代显贵之家，唯有满腹五车之书才能独自承当家声。你的才华尚且只能担任丞掾，我如今老朽懒散，正该垂钓耕作。身外之物悠悠来去，无所谓得到或失去；春日郊外，我整天等着迎接你。（同上。） 【宝应二三进士见送乞诗】年轻时以为功名之路全都平坦，哪里知道千百年来世途最为崎岖。草庐中有客人吟唱《梁甫吟》，却没有狗监为我举荐《子虚赋》。还可以欣赏山川来消解积郁，安静中依靠群书而忘记岁月。惭愧你们像往日一样徒然驾车来访，不笑我谋生无术、万事疏懒。（同上。） 【谢郏▯秘校见访于钟山之庐】徒然获得声名，反而只觉得惭愧；劳烦您策马经过我的茅屋。已经知道原宪的贫穷并不是疾病，又承蒙您称许庄周懂得修养恬淡。世事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坦荡之境？人情常常只能随分自处，却又会遭逢猜疑嫌隙。谁能使胸中没有尘垢杂念，让我与你长久相从而不感厌倦？（同上。） 【同长安君钟山望】解下行装，恰好相逢，便停留盘桓；一眼望去，江南万里都是长天。残雪零乱，仿佛山中蕴藏着美玉；新升的太阳朦胧，草色含着烟霭。余生不足以偿还多病之身，快乐的事情应当交给年轻人。只有爱诗的心还没有止息，东归之后还要继续写下《棣华》诗篇。（同上。） 【奉招吉甫】满腹经纶无处施展，只能委身于蓬蒿；胸中的凛然气概姑且自行收敛。谁来奋发长远谋略，平定岭海？我还要把余力寄托在诗文风雅上。名声惭愧地随俗而行，困顿中为生计奔忙；遗憾的是还未能收束自身，达到超然物外的高境。漫漫长夜里，西堂霜月清冷；邀请您来相伴，共饮松醪。（同上。） 【闲居遣兴】深秋阴云惨淡，绿树昏暗；荒城高处关闭着柴门。忧愁消散在日月流逝中，忘却自身与尘世；静静面对溪山，想起了酒樽。南方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向东奔驰的骑兵此时又在奔走。谁来把天下安危之事，细细地用一把诗书议论清楚？（同上。） 【到家】五年羁旅，已经厌倦了风尘；故乡依旧，却仿佛梦中归来。猿鸟不必替我怀抱惆怅，溪山想来也会笑迎归人。身心闲适，才觉贫穷也没有牵累；命运如此，谁还谈论仕进是否有才？深秋傍晚，我的茅屋更加清幽洒落；沙滩边烟霭笼罩的树木，碧绿的水流曲折回旋。（同上。） 【西帅】我们的君主英明睿智，超过汉光武；贤能的将领向西征讨，捍卫边疆，抵御隗嚣。发誓斩杀郅支，姑且出塞；活捉颉利，才班师入朝。一丸泥土哪里值得担忧会封住函谷关，千名骑兵也没有理由只能在渭桥饮水。好好建立功名，留名于竹帛；不要让人只空谈霍去病、嫖姚将军的功业。（同上。） 【松江】曲折的虹霓仿佛从半空坠落，银河直直地与它相通。五更时分，千山间的月色缥缈；万里之外，笛声伴着秋风凄凉。鸥鸟鹭鸟稍稍飞回青色烟霭之外，汀洲上不时有绿色荒草丛中鸟雀惊起。诗人本想留下佳句，却忽然想起您的诗，思绪已经穷尽。（同上。） ◎杂咏 其六

译百年礼乐正逢太平盛运，千里江山尽可作胜游。哪里像鲍照那样徒然书写怨恨，也不必像王粲那样只是消解忧愁。（见《诗注》卷四十六。） 【夏▯文扇】白马津头驿路旁，高大树木阴森森，水面泛着细密波纹。斜阳下骑马匆匆经过，直到如今，仍仿佛梦见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见《能改斋漫录》卷十一。） 【晚春】春色将尽，叶子茂密而花枝稀少；睡醒后茶喝得多了，酒杯却少有端起。斜靠着屏风，搔着头坐着；满头插着白发，身旁放着一床书。（见《诗注》卷四十八。） 【楼上望潮】楼上的人愁肠几乎渴得枯竭，整天在楼前眺望平静的湖面。没有船可以驶入沧浪之中，替我问问渔人是否得意吧。【寄李道人】李先生富贵如汉，却也像贫穷的孩子；别人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他跳过六轮，在其中显得奇峭；修养成了三界之外的痴拙。【忆江南】城南城北有上万株花，池面冰消融后露出水底的沙。回头望江南，春色更加美好；即使梦中化作蝴蝶，也还要回到故乡。（同上。） 【对棋呈道原】北风吹来，令人无法出门；安静地坐着，姑且可以和您下棋。明天再结束棋局也不晚，从今以后也不再吟诗。（同上。） 【谢微之见过】这副身躯已经像一株枯木，记得的朋友十有八九都已不在。只有微之还来探访旧友，天气寒冷的几个夜晚，陪我拥炉而坐。（同上。） 【惜春】满城都是风雨，满城都是尘土；紫花被遮盖，红花被藏匿，却还徒然怜惜春天。春天离去，自然就没有地方可以寻找；可怜还有多少爱惜花朵的人。（同上。） 【子贡】一到齐国境内，便帮助了奸臣；离开之后又误导骄王，实在辛苦。鲁国的存亡本来应当有命运，区区反复变化，又能归咎于谁？（同上。） 【急足集句】年年岁岁来来去去，忙忙碌碌；倚靠他的门庭，又依傍他的墙壁。一封奏章早晨上奏，究竟是为了什么？竟使苏州刺史愁肠寸断。（《全宋诗》卷五七七引宋方勺《泊宅编》卷一。） 【题定力院壁】溪水北面和南面暗中相通，隔着溪水远远看见夕阳下舂米。想想诸葛亮最终成就了什么？只适合终身做一条卧龙。（同上。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引《云斋广录》。） 【题山寺扉】口中衔着上天的法宪，手中掌持着钧权，已经是龙墀之下第一等的人物。回头看三千大千世界，自身仍不过是一粒微尘。（同上。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 【字谜诗二首】兄弟四人中有两人站立，一人站在地上，三人坐着。家中还有一两张口，即使遇到荒年也能够度日。将军自身是五行的精华，天天在燕山眺望石城。等到功成名就便退隐，徒然把自己的心腹之事托付给苍生。（同上。宋庄绰《鸡肋编》卷上。） 【晴景】下雨时还看不见花间的花蕊，雨后却全然看不到叶底的花。蜂蝶纷纷飞过墙头而去，不禁怀疑春色已经在邻家。（同上。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五。） 【皇▯庚寅自临川如钱塘过宿此嘉▯戊辰自番阳归临川再宿金峰】十年之后再次住宿在金峰山下，身世飘然，哪里是自己能够预知的？山谷若有灵性，应当会笑我：这样纷纷往来于南北之间，究竟是为了什么？（同上。《诗注》卷三九《初去临川》诗李壁注引。） 【题金陵驿】重重山冈、古老道路沐浴在春风里，草色花光仿佛故人。却喜如今自身漂泊放浪，回到家中随处都能得到亲近。【咏梅】很奇怪梅花偏偏不肯开放，哪里知道它是有意等待春天到来。灯前如玉的花面披着香气开放，雪后春日的姿容回来争胜。触动诗兴便挥笔成诗，红袖在酒席间尽兴传杯。那些只看尘俗的眼睛哪里懂得这些，只知道买来艳丽的桃花、杏花栽种。【书堂】从乌石冈冈头扫墓归来，在柘冈西边放下书帷。辛夷花开放，洁白如雪；万国沐浴春风，正值庆历年间。【李花】早晨摘下桃花，红色花萼已经破裂；傍晚不要摘李花，繁花正满枝头。客子的心胸浩荡，东风又急，把酒赏花还能有多少时日？【石竹花】麝香气息消散之后，露水使檀色均匀；绣在罗衣上的色彩还不真实。它斜倚在细密的花丛中，仿佛含有遗恨；冷风中摇动着几朵花，似乎将要没有春意。【题宝岩寺寒碧亭】两岸青山拔地而起，峭壁仿佛雕刻而成；一条溪水曲折回旋，水面平滑如篆书丝纹。浓绿的树荫隐隐约约，数也数不清；将要离去时，黄鹂又鸣叫了一声。【山居杂言】佛法和衣钵传过南华，正如叶县传师、萃于一花。胜地被雾气笼罩，淮水山石迷蒙；仰望星辰的人指向楚地天涯。数千株松树倚着西山老去，七百名僧人为离去的道路遥远而悲伤。一片苍苔覆盖着涅槃石，直到今天仍缭绕着白云遮蔽。【将赴南徐任游茅山有作】丹阳太守的心意究竟如何？先去拜谒茅君，然后才下车赴任。经历三次贬黜之后仍竭力事奉君主，收敛心志奉行道术，已经五十多天。回头寻找灵药，遇见芝草遍布的园圃；想叩问真仙之门，借取玉册。不必跟随别人询问通达与闭塞，天意使做官的隐士接近仙人居所。【送王郎中知江阴】带着青绫被回到霄汉般的高位，前去观看吴都的白马潮。重叠的鼓声渡过江面，寒浪平伏；鸣响铙钹进入境内，野云飘荡。鱼儿穿过杨柳，夸说鱼肉如鲸脍；人们采摘芙蓉，仿效纤细的腰肢。家中有三槐，足以世代出太守；兄弟之中谁能像李文饶那样？【挽舜元胡著作郎】德行和文章是乡里[字形疑误]的宗主，姓名朝野上下都知道您。侍奉双亲，无论生前死后都极尽孝道；治理政事，自始至终必定竭尽忠诚。性情正直，不肯随从花县的享乐；安于本分而求闲逸，郁堂如今空了。从今永远离开人间，含笑进入蓬瀛、阆苑之中。【千丈岩瀑布】万重清峻的山峰拔地而立，千丈白色水流悬空分落。大家共同观看玉女机上垂挂的丝线，映照阳光又织成五色的花纹。【听泉亭】泉水绕过岩石、穿过云气，落在山涧边；没有风也自行来到枕边。十年来客居异乡，沉入黄粱一梦；一夜的水声却把我唤醒。◎律诗（六言） 【宫词（这是王建的宫词，不是本人的作品。）】六宅的新人催促着穿上锦衣，三宫陈列着巧饰花朵的仪仗。一片黄云升起的地方，宫人远远认出那是官家。◎歌曲 【雨霖铃】

译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在无明之中强行造作巢窟。浮名浮利有什么用？哪里值得留恋，轮回却仓促无常。幸好有明空妙觉，弹指之间便可超脱。为什么要抛弃完整的大海，只把一个水泡认作大海？本来每个人自性之中都是真佛，只是被些微妄想埋没了。贪恋那些眼花缭乱、阳光明艳的事物，谁相信道理本来就是一无所有？一旦茫然无知，终究会被阎罗老子屈辱处置。即使有千种机谋筹策，又怎能免受他的突然侵袭。【西江月（红梅）】梅花美好，只嫌它颜色淡雅；上天特意把胭脂色薄薄地施给它。像真妃刚刚走出华清池，酒意上来，琼姬已经半醉。东阁中的诗兴容易被触发，高楼上的玉笛暂且不要吹。北方人全都把它误认作杏花，只有它的青枝不像杏花。【渔家傲（梦中作）】隔岸桃花红色还没有开到一半，枝头上已经有蜜蜂纷乱飞舞。惆怅武陵的游人却不来理会。清幽的梦醒了，亭亭地站立着，春夜太短。【清平乐】想留住春天却留不住，耗尽黄莺的啼语。满地残落的红花，像弄脏了宫锦。昨夜南园经历了风雨。小小的邻家刚刚弹起琵琶，天亮后思绪萦绕到天涯。不肯进入画堂的朱门，任凭春风自在地吹动杨花。（一作王安国词。） 【生查子（梦中作）】雨打江南的树木，一夜之间花开了无数。绿叶渐渐长成浓荫，树下是游人归去的道路。和你相逢的地方，不曾想到春天将要暮去。举起酒杯祝愿东风，暂且不要这样匆匆离去。【谒金门（梦中作）】春天又将老去，南边小路上酒香飘荡，梅花细小。遍地落花全都没有人打扫。梦醒之后，情意悄然。把红笺寄给你，反而增添烦恼。细细写下有多少相思。醉后写下的几行字很小，泪痕全都[字缺/疑误]了。【菩萨蛮（集句）】海棠纷乱地开放，全都临近水边。你知道这里的花像什么吗？清凉的月光白茫茫一片，隔岸传来花香。黄鸟靠近枝头啭鸣，隔岸的声音与之相互应和。随意坐在莓苔上，任花飘零，饮下一杯酒。【千秋岁引】别馆传来寒砧声，孤城响起画角声；一片秋声传入空旷的天地。东归的燕子从海上飞去，南来的雁在沙滩边落下。楚台的风、庾楼的月，宛然还像从前。无奈被这些名利束缚，无奈被那些情事耽搁，可惜往日的风流全都闲置了。当初徒然留下华表上的话语，如今却误了我与秦楼的约会。梦醒将尽时，酒醒之后，反复思量。【断句】隔岸桃花红色还没有开到一半，枝头已经有蜜蜂纷乱飞舞。惆怅武陵的游人，却不来理会；清幽的梦醒了，亭亭地站立着，春夜太短。◎古赋 【首善自京师赋（崇尚并劝勉儒学，以京师为天下的开始。）】王道教化向下贯彻，人文在内里崇尚；京师作为天下首先受到教化的地方，依靠太学亲近百姓的功效。承接师道、讲论治国之道的根基，首先从京城开始；推广使民俗改变、教化百姓的义理，才遍及天下。古代圣人君临天下，治理从近处推及远方，用少数控制众多。不使用礼乐文章，凭什么修饰政事教化？不设置学校，凭什么尊崇彰明儒雅之道？于是建立左学，在诸夏中率先实行。在郊外建立制度，是为了系住一人的根本；培养士人、兴起仁德，是为了形成四方的风气。以仁为根本，以义为祖法，选取人才、收聚贤能；在中原讲明制度、衡量标准，把声誉和教化传播到天下。开始于邦国，借此扩大儒师的队伍；施行于乡党，这就是乡学的先导。为什么这些诸生如此诚恳，先觉者如此勤勉？他们所传授的是道德仁义，所学习的是诗书礼乐。说到功效，便可使万世受益；说到教化，八方并不遥远。其流传到三代，都是为了彰明人伦；这个道理通达诸侯，谁还会废弃学校？所以说：学校官府，是庶民风俗的根本；京城，是各地的表率。根本在上面得到培养，庶民风俗就会受到流布；表率在内部树立，各地就会仰慕跟随。只要顺应时势加以变革，便是上位者的作为。三王四代都依靠师道，使人懂得教化；亿万百姓在下和睦相处，正是从我这里兴起根基。假如从前民俗败坏了堤防，朝廷坠失了纲纪，教化的宫室衰落，掌管礼义的官署废弛；乡里的风俗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劝人为善，学习学业的人也不能从一开始就得到任用。那么，安抚一方的君主中，就会有毁坏乡校的；承受教育的百姓，在城阙之下的就会很多。一定要开启太子等贵族子弟的深奥学宫，占据神圣邦国的要地，效法先王而讲论大道，以教化下属国家、弘扬儒学。城邑整齐庄严地居于中央，符合商人的歌咏；士人文质彬彬地蒙受教化，足以参与汉室的谋略。唉！孝武帝虽是逸乐之王，却有兴办学校的谋划；公孙弘虽是备位之臣，却有将儒术发扬光大的议论。何况圣明的君主相继兴起，贤能的后世臣僚一同建立功业，更应当隆重兴建儒学馆舍，以示范给将来，使天下百姓受到敦厚的劝勉。【松赋】只图眼前的功效，抛弃长远的功业；玩赏华美而不致力于根本，这是世俗的常态。圣人却反其道而行，所以能够宾礼天下，时间越久根基越牢固。我作《松赋》，正是取法于此。赋说：

译子虚先生把心安置在无何有之乡，亲手栽种万株松树，直到老去仍居住在山中。那松树啊，上天把成就它的功力赐给它，大地任由它占有封域。树干枝条高低错落，交织的树荫如龙般蓊郁。根扎得深，不必等待培土，已经盘结在大泉之中；树长得高，还未到秋天，已经摩触苍穹。四季都郁郁葱葱，早晚都玲珑可爱。泰山不能收尽它们的云气，八方门户不能收束它们的风。形状千姿百态，奇异怪诞无不具备；即使砍伐楚越的竹子来写它们，也仍然写不完。于是有一位高贵的公子，驾车游历来到这里，恋恋不舍地回头看它们，心中很不高兴。他问先生说：‘我有武溪的灵桃、房陵的甘李、越地仙人的杏、梁侯的柿子；它们的叶子淡青、果核浅黄，红色的花朵、白色的花蕊。有的同心并蒂，有的枝干合欢连理。名称特别、称号奇异，奢华艳丽到了极点。至于它们在春天开放花朵，承受露水滋润，争相妩媚、竞相艳丽，姿态柔美。大概可以用来结成短暂的欢乐、消除积聚的悲愁，抒发太和之气，迎接繁盛的时节。愿意献出我收藏的这些花木，让先生种植。何必耗损心思、使身体消瘦，去侍奉这种奇离诡异、轮转变化的姿态呢？’先生过了很久，欣然笑着说：‘我心里怀有黄金、飞扬的翠缕，本来应该知道万物的微妙，心思穷尽无边，难道这些竟然是容易明白、而我却没有想到的吗？’ 先生说：‘你所说“春天赐给它们花朵，露水给予它们滋润，争相妩媚、竞相艳丽，姿态柔美”，为什么不说：它们仰赖春天开花，而春天有时也会归去；依靠露水滋润，而露水有时也会干涸。狂风暴雨，也有时会遇到。花朵向西凋零、向东坠落，我昨天已经和它约定好了。姑且看看我的松树吧，它们天生的姿态[字形疑误]。夜里的露水纷纷降落，并没有使它们更加滋润；苍天的精气调和元气，也没有使它们改变。北方积雪厚达一丈，不能改变它们的节操枝节；东边的土丘变成山陵，也不能移动它们的根牙。它们哪里肯含着腐朽、抱着蛀虫，早晨荣耀、傍晚憔悴，去取得纤弱之人的光彩夸耀呢？’公子怅然停留片刻，告辞离去，车上摇动着金饰，玉珂发出声响。先生不向他行礼，反而倚着松树唱道：‘栽培你的根本，使它盘结在崖石、锁固于泉水。茂盛你的枝叶，高凌云霄、遮蔽长天。使你强健而坚固，千万亿年如此。’ ◎札子 【论孙觉令吏人写章疏札子】臣今天承蒙皇上召见宣谕，谈到孙觉命令吏人抄写弹劾大臣的章疏。臣起初也奇怪他不能谨慎保密，只认为这是朋友之间应当劝诫责备的事，不是君主应当谴责恼怒的事。后来反复思考，陛下认为孙觉可以听信，所以提拔他担任谏官。进用贤人、罢退不肖，是他的职分，本来就应当论列。即使在朝廷上公开说出，以此启发皇上的心意，就义理而言也没有过失。但命令吏人抄写章疏，确实不值得因此加以谴责。凡是臣下应当谨慎保密，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消长形势尚未分明，言语一旦泄露，或许会招致祸患；如果不保密，就会伤害自身。若遇到圣明的君主，直言危论没有什么忌惮，又有什么需要谨慎保密的呢？只有奸邪小人把错误说成正确，害怕不被公论容纳，才唯恐他们的言论不够秘密。若让这类人处在职位上，陛下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陛下怀疑孙觉有结党营私、窃取权柄的奸心，那么臣恐怕在盛德之世不应当这样。魏征认为，上下各自顾忌形迹，那么国家的兴亡就未必能够预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却每件事都这样猜疑防范，臣恐怕善人君子都会顾虑形迹，不敢竭尽忠诚直谏之言；而奸邪小人则能窥伺君主的疑心，进献谗言邪说。如果陛下担心陈升之听到这件事，或许会感到不安，臣也认为不是这样。汉高祖是多疑猜忌的君主，然而鄂千秋论定相国萧何的功劳次第，高祖并不怀疑，反而加以赏赐，也没有听说萧何因此感到嫌疑。陛下圣明高远，自汉代以来，历代有美德的君主都没有能够赶得上陛下。每件事都应以尧、舜和三代为法，为什么心里却存有末世那种狭隘吝啬的想法呢？《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罢黜邪人不要犹疑。’ 不能明确知道他贤能却仍任用他为贤人，不能明确看出他邪恶却仍怀疑他为邪人，这不是尧、舜和三代的道理。陛下认为臣可以信任，所以向臣询问此事，臣怎敢不尽说愚见？今天当面回答，未能详细说尽，因此谨慎写成札子来报告。【进二经札子】臣承蒙恩典，免除事务的牵累，于是得以在疾病余暇深入思考佛教经典。我仔细观察《金刚般若》《维摩诘所说经》，发现谢灵运、僧肇等人的注释多有失其本旨；又怀疑世间流传的天亲菩萨、鸠摩罗什、慧能等人的解释，特别是妄人借用他们的名义，擅自以自己的见解作训释。没想到竟上达天听，蒙允准献上。伏惟皇帝陛下过去长期培植圣德，生来便知晓妙法；书册所记载的、象译所传述的，如同天空昭明广大，没有不加以覆盖察知的。哪里是臣这样愚昧浅陋的人所敢冒昧上闻的呢？然而正值大圣以神妙之道施行教化、使众生觉悟之时，连飞禽走兽、披毛戴羽之物尚且能够帮助发明实相，何况臣区区一人曾经充任顾问，又承受诏旨，怎敢隐瞒？谨慎抄录上呈，冒犯天威。臣惶恐惭愧至极。【请求追回陈习因误罚而发布的诏令奏（熙宁元年十一月）】

译臣私下听说，转对官陈习因为谈论他人的罪恶而被贬黜、监管当差。陈习为人究竟忠诚还是邪曲、愿意还是奸诈，臣不知道；然而陛下这样施加惩罚，有两点使人感到不安。上下相互交往所凭借的是诏令，诏令能够在天下施行所凭借的是信用。诏令没有信用，君主的权力就废弛了。所以孔子认为，军队和粮食都可以去掉，却不可以没有信用。如今陛下命令群臣，让他们尽管直言在位官员的阿私、朋比、尸位素餐；却有一个人发言，陛下便不考察虚实而贬斥他，这就严重损害了陛下的信用。这是第一点不安。君主听取天下的意见不能偏颇，偏颇就会产生弊端。偏偏厌恶谈论他人罪恶，弊端就会达到奸邪之事无法上闻。真宗只是厌恶有人暗中结交、阴险中伤，所以诏令言事者不得把奏章留在禁中，这本来还没有造成大过失。然而在位者于是认为君主厌恶谈论他人的罪恶，这种风俗的弊端最终发展到大臣奸邪、隐藏污行，而真宗始终不能听闻。大概是因为谈论他人罪恶的人已经很多，人们不喜欢他们，而君主又厌恶这种行为，所以弊端必然发展到这个地步。如今有一个人为陛下直斥臣下的罪行，陛下还不知道真假，便认为这是大恶，那么今后还有谁敢为陛下说出臣下的奸邪呢？奸邪之事无法上闻，即使大臣再有藏污纳垢、声名狼藉的行为，陛下也没有办法知道，天下的政事就会败坏。这是第二点不安。臣听说，君主听取天下意见，务必同时观察公正的品德，并考察事实，以义理作出判断；是非善恶，都是希望听到的，唯一不希望听到的只是诬陷、欺骗、虚妄之言。假如连他人的罪恶也不愿听闻，那么‘象恭而内里傲慢滔天’、‘违抗命令而败坏宗族’这些事，尧也就无从知道了。尧之所以既能知道共工、鲧的罪恶，又能知道舜的善行，是因为他能够公正地听取、全面地观察，不被身边亲近熟悉的人蒙蔽，并且以事实考察、以义理判断，一概斥绝、拒塞诬罔欺诞和不合义理的言论罢了。所以《尚书》称赞尧，是因为他能憎恶谗言、警惕巧言，并不是因为他厌恶谈论他人的罪恶。君主施行赏罚，依据的是善恶；只想知道善而不想知道恶，就是只有赏赐而没有惩罚。只有赏而没有罚，只有春天而没有秋天，这不是天地的规律，也不是阴阳的道理。臣愚昧地认为，陛下这次举措错了。开始时虽然小，弊端形成于后来却会很大，不可不察。改正过错而不吝惜，是成汤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伏惟陛下不要吝惜改正此事，那么天下将十分幸运。（《全宋文》卷一三六八引《国朝诸臣奏议》卷二二。） 【请求逐条申明常平新法奏（熙宁三年三月）】奉诏旨说，臣僚多次说常平新法不便利，大概是没有明白朝廷的用意。如今本司向朝廷内外明确说明，当前所出现的问题，大都是州县官吏松弛怠慢、借机作奸，不能归咎于法令。请委任按察官严格约束惩治官吏，而朝廷只须严格督察按察官罢了。现逐条申明，请敕令诸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向所属官吏晓谕，使他们明白法令的用意。一、言事者说，原诏令写着公家从收入中没有利益，如今河北提举官却命令收取三分利息，这是对百姓失信。本司现考察，《周礼》泉府官的制度，百姓借贷，利息最高达到二十五分取五分，同时又说国事所需的财用由此取得。如今常平新法预先发放青苗钱，只约定在成熟时酌情按中等物价计算；如果成熟时物价昂贵，就允许酌量减去市价来缴纳钱。既然说酌量减去市价缴纳，就说明尚未确定应缴纳的实际数额。因此河北约束州县，收钱不得超过三分；京西、陕西等路大体都不超过二分。这些规定，是因为酌量减去市价的指挥尚未约定实际数额，担心到缴纳时物价翻倍上涨，州县减免的钱不多，导致百姓受损，并不是法外擅自侵夺刻削。各地约定的数额中，只有河北最多；但说‘不超过三分’，并不是确定要收三分利息。如果物价相当平稳，就有应当缴纳实物而不收利息的时候，或者只收一分、二分利息的时候，多少可以相互补偿；与《周礼》规定向百姓借贷收取固定利息的制度相比，已经不算多了。何况近来又命令预先发放价钱，即使遇到物价极贵，也不得超过二分；这比《周礼》所取的还少，与原条文中想要广泛储蓄、酌量减轻时价的指挥并不相违背，本来没有失信的道理。又据《周礼》，国家事务所需的财用取自泉府官赊贷所得的利息；如今常平钱不归三司掌管，专门用来救济百姓的困乏断绝，这是周公的法令，并不是拿来取得国家事务的财用，所以说公家从中没有利益。一、言事者说，上三等户以及城郭中有财产力量的户，都是从来兼并土地的人家，如今却规定保甲，允许他们借贷，这不是抑制兼并的意思。又说河北每保必须有一名上三等户，上等户一定不愿意申请，官吏既然担心贫户不能缴纳，难道不会强行差充甲头，以备代替陪纳吗？又说提举官严厉责令州县，如果人户不愿申请，就定罪申报；如果选派的官员晓谕之后，人户愿意申请，就应另行处置。州县官吏害怕提举官晓谕，只想避免被搜罗追究，难道不会有贫穷低下的浮浪人愿意申请，或者还必须分散配给吗？本司现考察，乡村上三等户以及城郭中有产业的户，也有缺乏之时，需要跟随别人举债，难道都是兼并之家吗？如今贫民有余钱可贷，就拿来供给这些人，使他们免得向私家借取一倍利息，这正是原诏令抑制兼并的意思。河北每保必须有一名上户，是为了检验防备浮浪之人。如果有上户愿意与他同保，就不是浮浪之人；如果没有上户愿意与他同保，就自然不许支给，何必再实行分散配给？如果说上三等户一定不愿申请，必须差他们充任甲头，那自然是强迫勒索、违法行事。何况今年开封县很有上三等户愿意申请，这就说明并非强迫。以近处的情况推知远处，事情的道理就可以明白。至于提举司约束官吏，只是为了防止因循苟且、逃避事务、破坏法令的人，并不是强迫他们必须抑制摊派。若提举官有的急于求取功利，暗示州县强行摊派给百姓，那么诸路各有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官，他们受朝廷委任的品级和权力都在提举官之上；如果有州县官员故意破坏新法，或曲意顺从提举官的意旨强迫百姓，自然应当检举，依法施行，并且把事情经过详细上报，怎么能因为官吏违法，便想要废除法令呢？

译一、言事者说，百姓各有本户的税赋以及预先购买绸绢的负担，现在又产生一重预先发放青苗钱的负担，这样人户就不容易了。本司现考察，百姓除税赋之外，各路还依照旧例征收杂税，名目确实很多。然而在缺乏之时，不免向私家借债，利息常常达到一倍，这正是贫穷者越来越困苦的原因。如今把常平的本钱借给他们，正是救济他们的急难；又只令他们约定成熟时按中等价格缴纳斛斗，至于当时物价昂贵，才令他们缴纳现钱，并规定不得超过原本的二分，这就是免除向兼并之家借债所要付的一倍利息，百姓有什么不容易的呢？一、言事者说，只要亲自实行节俭，经常节省浮费，国家用度自然不会缺乏，何必让掌管牟利的官员四处出动，以致引起远近的疑惑。本司现考察，先王的政事从来没有不以粮食和财货为开端的，设置官署、任用官吏，大多也是为了农事。近世以来，农民尤其困苦，朝廷只把徭役加在他们身上，却根本没有按时补助的办法。近来从京畿开始，堤坝、水沟、田间水道大多没有修治，甚至都城附近常常有绵延数百里的土地荒废为污水荒草之地，父子夫妇流离失所、失去职业；四方偏远之地，不问也可以知道。一地发生水旱灾害，饿死的人便相互枕藉，流亡迁徙的人塞满道路。像前几年河北发生饥荒，不得不漕运江淮的米来救济，然而对于百姓流亡、饿死，却没有补助。甚至遇到非例行的用度，有时不得不向上等户强借钱物，百姓典当、出卖田产和产业来供应暴急的命令，这也可以说是国家用度缺乏了。至于差役使农民困苦、让他们失去本业，这是士大夫共同看见的，不等说明之后也能知道。所以陛下即位时，诏书反复叮咛，把务农、理财、免除人役作为政事的急务，确实知道如今的忧患正在这里。现在设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同时主管农田水利和差役事务，完全是为了这些事，本来不是让他们剥削百姓来补助君主的私费，怎么能说他们是兴利之臣而使远近产生疑惑呢？一、言事者说，如今常平的一千多万缗分散作为青苗钱，百姓所欠的债务已经使财力耗尽，再加上水旱灾害，不得不把债务暂时搁置，后来又因郊祀大赦而免除。十年之后，一千多万缗散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常平旧法自古建立制度，并没有亏陷失收的弊病，不应当改变。本司现考察，常平新法预先发放价钱，并令公人作保识认；又必须十户以上结成一保，如河北还必须保内有一名上三等户。过去预买绸绢以及发放青苗、蚕盐等物，其防范手续也没有这样完备，却没有听说有拖欠而除免的情况。因此常平新法如果不是官吏故意阻挠破坏，不可能单独造成官物亏陷。如今新法中也兼存旧法，只是旧法在广泛储蓄、抑制兼并、赈济贫弱方面还不完备，又没有专门掌管的官司，所以各路往往按高价收籴斛斗，甚至经过几十年仍无法出粜，不能补助赈救。又在粜籴之时，官吏的奸弊有许多种，所以必须依据《周礼》赊贷制度增修新法，专门设置一个司署，负责提举和察觉，并不是废除旧法、违背古制。一、言事者说，新法不应把条约公开给百姓，明白写出利息。本司现考察，《周官》关于贷给百姓的制度，明白写着以国服作为利息。这是圣人立法，把最大的信用推行于天下，按照正当道理收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从道理上说有什么嫌疑而不能明白公布条约呢？一、言事者说，坊郭户既然没有青苗钱，就不可以借贷。本司现考察，常平旧法也把粮食粜给坊郭之人。如今如果把农民有余的粮食发放给他们，却仍不许坊郭之人借贷，就是让常平积滞多余的储藏，而坊郭之人单独不能受到朝廷救济困乏的恩惠。《周礼》贷给百姓的制度，并没有都邑和乡野的限制。如今新法正是依照《周礼》中太平时代已经实行过的制度，并不是专门采用陕西预先发放青苗钱的条款。如今新法刚刚施行，如果官吏不能体会朝廷立法的本意，不肯公正共同推行，或者把钱、斛强行摊派给人；或者因为催收缴纳容易有利可图，专门贷给财产势力强的户；或者扣留拖延，不及时催促百姓急着缴纳，故意放纵公吏索取，导致百姓白白耗费；或者不衡量百姓的财力，发给的钱、斛太多，导致难以催收；或者不能加以防范辨察，任由浮浪之人自行结为一保，冒领官物，导致难以催收；或者拖延不及时催收，却无理地考核、责罚公人和百姓之类，这些都是州县官吏松弛怠慢、借机作奸，不能归咎于法令。请命令各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经常认真察觉，依照条文施行；命令有关官员把案件具报，请求圣旨，重重贬斥惩罚。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如果疏于举发察觉，以致朝廷查访后发现属实，也应当按照罪行轻重，分别施行朝廷刑典。【请求废除玄武湖改作田地疏（熙宁十年）】臣承蒙恩典，特意判任江宁军府，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主管职事。当时召集官吏、军民，宣布圣明教化，启迪皇上的风化。终于守任满一年，所幸四郊没有战垒，天下同文同轨。然而臣私下看见，金陵山地广大而土地狭窄，人口密集；富有的人田地连片，贫穷的人却连立锥之地也没有。城北关外有湖二百余顷，古迹上称作玄武湖，前代把它作为游玩之地，如今却白白蓄积水波，守护它没有用处。臣想在湖内暂且开通丁字河的水源，排去多余的水，决开沥水，稍稍渡过，使贫困饥饿的人都能得到螺蚌鱼虾的收益，这是眼前的利益。水退之后，再救济贫民，借给他们官牛、官种，这是下一年的打算。贫民得以春耕夏种，到了谷物成熟的时候，希望请求明确敕令有关部门，不要侵夺渔利、聚敛钱财，只按照田土高低和每年收成，在水面上收取钱，供公使库使用，不要让豪强大肆侵占。专门为巡狩驾临而恢复湖面，那么公私双方都便利了。伏望明白降下隆重的诏章，安抚怀柔贫困百姓。【邕管事宜（责成州峒首领效力）】

译两江溪峒不仅是邕管的屏障，实际上也是两广所依靠来获得安定的地方。然而州峒没有城墙，不足以守御敌人；道路分散空旷，不足以控制扼守；它们所具有的可战之势，只是人口三十多万罢了。凭借山川险阻而生长在其中，又逐渐受到声教熏陶已有百年之久，难道没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吗？然而上级之人不能牢固结交他们的腹心，所以他们即使想效犬马之劳也做不到。想要了解外部蛮夷的情况，没有比使用两江州峒的百姓更好的；想要统率两江州峒的百姓，没有比责成两江州峒的酋首更好的。如今两江州峒的酋首中，有才力足以使众人服从的，有谋略足以料定事情的，有勇气足以赴功的，有恩惠足以役使人的；有桀骜狡黠的，有奸诈的，有[字义疑误]的。上级之人未必全都知道，知道了未必能够任用，任用了未必能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这就是熙宁年间交趾贼军长驱直入，围困邕州城总共四十多天，而两江州峒的酋首安然坐视，没有一个人出力率众前来援助的原因。不是条法不严，实在是平日没有把事务权力交给他们，所以上下不能相互联系；一旦有缓急，左江看右江，田州看冻州，和秦人看越人没有区别，各管各的，彼此不相干。大体说来，峒酋积蓄丰足，所以喜欢名声而不太贪图财利，可以用赏赐来劝勉，却难以用威势压服。做邕州太守的，如果刑法苛刻、侦察过细，怨恨就必然产生；如果态度高傲严厉，下情就无法上达；如果吝惜财物，就不足以招致他们出力；如果轻视他们的功劳和赏赐，就不足以让他们竭尽心意。这些情况不可不知道。至于峒民，性情愚昧柔弱，做事草率简略，也没有留恋故土的心思。冬天穿鹅毛衣、棉衣当作皮裘；夏天编织芭蕉、竹子、麻、苎麻作衣服；用手团饭、掬水而饮，一顿饭便能吃饱；房屋不设置灶，不挖井，也不储藏粮食。他们养生送死所需的器具，全都挖洞埋藏，称作地穴。在高险的崖岩之上，各自安置巢穴，一旦有敌寇到来，全家便登上去，箭矢和石块都无法到达，称作劝赏。若使他们乐于趋赴事务，那么居处可以安定，技艺可以精熟；否则就会烦扰困苦，承受不住弊害，离开而前往别州、进入外界的也有人。如今两江团结、登记在册的丁壮有十多万人，左江如安平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笼州、禄州、古甑峒、猡峒、武德峒，右江如田州、冻州、廉州、隆州、忠州、安德州，都曾经参加战斗，人人可以任用，外部蛮夷一向畏惧他们。至于其他州峒，双方势力大致相当。各酋长家中最得力的，只有家奴和田子甲。有的因攻打小獠，用半匹布买来；有的因嫁娶所得生口，便把男女配成夫妇，给他们田地耕种，专门训练武艺，世代充当贱役，称为家奴。又从辖区内挑选身强艺精的人，免除各种科派和劳役，称为田子甲，也称马前牌。大州峒有五百人，其次也不少于二三百人，都是酋长用来护卫自己的亲兵。大体上，这些人身材轻捷强健，善于奔走，能耐劳苦；用兽皮做鞋，登高涉深，如同走平地。遇到事情，便依凭山势险要，乘隙窥伺，敌人很难抵挡。若把他们用于平原旷野，教他们列阵布队，授以军队节制之法，就不是他们所擅长的了。所用兵器有桶子甲、长枪、手标、扁刀、遏铲牌、山弩、竹箭和桄榔木箭。遇敌时，让标枪、盾牌在前，长枪、山弩夹在两旁，一味向前进攻，不停留在敌军侧后。交趾用兵，也多采用这种方式。箭羽用木叶制成，不安装箭镞，涂上毒药；无论放置多久，临用时用姜汁化开，以发挥药力。两江都有毒药，而吴峒出产的最为猛烈。田州、冻州、忠州、江州等地出产铁，冻州、安平州出产漆。由于难以得到鱼胶，便把生牛皮蒸烂、捣细，用来制造兵器，也十分牢固。冻州打造的扁刀，各蛮族尤其珍视，以能斩牛的多少来定价；连续斩杀五头牛而刀刃仍不变钝的，价值也就是五头牛。又制作蛾眉小刀，男女老幼都佩带它来防身；若被箭射中，就用此刀剜去肌肉，便可以免于死亡。（同上。《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九七。） 制诰 沈德妃侄授监簿制 诏令某人：京官，是我所重视的，所以设置磨勘之法，等待吏部选用。不是有功劳而无罪过，或是有任举之官，就不能得到京官之职。你因为是外戚，年幼便入仕，得到了我所重视的职位。你应当努力学习，求得长进，成为一个成年人，以符合我对你的期待。（《王文公集》卷十二。） 皇亲叔敖转官加勋制一 朕大加恩赐天下，即使关系疏远的人，也没有遗漏，何况是宗室近亲呢？你在内朝按资历任官，能够有美好的声誉。绵延不绝的福庆，合于歌诗的赞颂。褒奖任命有所增加，你前去恭敬地接受吧。（《王文公集》卷十二。） 皇亲叔敖转官加勋制二 朕已经在明堂举行祭祀，又大加赏赐，以传播神灵的福佑。你名列宗室属籍，按次序位居内朝，在朝廷上恭敬和睦，能够协助办理政事。按照等次接受恩宠，前去努力吧。（同上。） 覃恩转官制一 诏令某等：永远想念先帝，他君临天下四十多年，功德所及十分广博。如果不是在朝廷任职的文武士大夫，在内外竭尽力量，又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呢？朕以微薄之身继承守护成就的事业，哪里敢忘记大加赏赐，以慰劳众位功臣。你们各凭才能被选用，按次序位列朝班，承受并履行相应的俸禄等级，前去大加敬重吧。（同上。） 覃恩转官制二 朕刚刚即位，奉行先帝的旧制，大加恩赐四海，即使阻隔深远幽僻之地，也没有不到的。何况在朝廷之上，难道可以忘记吗？你们能够凭忠心和力量恭敬地办理职事，进升一级，前去恭敬承受吧。（同上。） 吴省副转官制 朕设置考核官吏的法令，是为了对待众多官员，不愿使任何一个微贱之人有勤劳却不被察知、有善行却不被了解。何况是左右近臣中任用信赖的贤能之人，考核功劳和政绩最为优异，正应当按次序升迁的呢？你担任某官，学问足以通晓前人，才智足以议论当世。近来多次被选用，都因才能而称职。三司掌管地税，事务十分繁重。你前去辅佐办理，毫不劳苦而能胜任。考察你积累的功劳，升迁一级。这虽是有关部门的常规法令，然而若没有这样的实际功效，又凭什么相称呢？（同上。） 土度支转官制

译你的才能和品行，多为士大夫所称道。所以把你从贬斥之地起用，过了一年多便破格升迁，来辅佐三司。如今有关部门考核政绩，又应当提升官位。朕乐意与士大夫共同分享爵禄赏赐，也嘉许你有功劳。前去恭敬任职吧，永远称职地完成你的职务。（同上。） 宋守约可任殿前都虞候制 营卫军士，都是从天下武力之士中精选出来的。让什么样的人来谋划估量军中的事务，难道可以不是合适的人吗？你们担任某官，行为谨慎善良，达到显荣的职位，功勋劳绩的实情，朕都记在心中。各按次序升迁，前去恭敬任职吧。（同上。） 韩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 门下：周公分陕治理而称伯，召公在召南任职而处于公卿尊位；魏国初建，毕万受封而取得了显赫的国名。何况你是我朝元老，历事几代君主，长久倚重你镇守师垣，理应升任京兆尹并享有节制一方的荣宠。现在整治并宣示典策，广泛告知朝廷官员。担任某官的韩琦，道德醇厚深沉，器量高远博大，忠孝事业深厚盛大，文武才姿卓然出众。感通人心，辅佐群臣而居台省之极；辅翼拥戴英宗，将光明捧于天路。朕继承大统之初，你谋划筹策，调和四时的秩序，协助成就百官的治理。登上昭公槐位，忽然临莅国家社稷。镇定大事，安稳得如九鼎之镇；承受上天的神灵，端正得如元龟的征验。两年勤劳，军纪已经和谐。朕又想到京畿地区形势雄要，旁边据有河山险阻，只要得到你的重视，便能宣扬君王的威灵。让你改任西雍的旌旄职务，仍留守掌管北门的钥匙。还要加厚赋税之职，并充实封疆的实际力量。啊！汉代凭借陈平，国家安危寄托在皇帝心意上；唐代任用裴度，国家轻重系于他一身。希望你以纯正忠诚，不愧于前代功臣。努力接受这项美好的任命，前去恭敬履职吧！特此诏命。（《永乐大典》卷一一一。） 表 贺降皇太子表（代人作） 东宫甲馆传来安宁的消息，上天因而显现各种祥瑞；恩泽之言普遍传布，欢喜震动四方。（中贺）臣听说圣明之君多生男儿，是人们共同的祝愿；加冠之年生子，古人认为是祥瑞。恭敬地想到昌盛的时运，理应有明显的祥瑞作为回应：对上可以慰藉两宫的心愿，对下可以成为万世基业的根本，凡在天下之内，都兴起美好的颂赞。伏愿皇帝陛下圣明神武，睿智哲明而温和恭敬，凭借上天纵予、天生知晓的资质，致力于每日增进、默然通晓的学问。对内修明法度，焕然成为一代的文治；对外使戎夷归服，终将自行跳起两阶之舞。承继列圣的宏大事业，正怀有燕翼子孙的深远谋划；把百姓放在心上，理应享有子孙繁衍的福气。更加显著地体现思齐的圣德，更加彰明《既醉》诗所歌颂的祥瑞。十四个月而生尧，已经有同德的征兆；愿像武王一样享寿千万岁，与万物共同拥有这样的心愿。（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贺生皇子表五 福祉扶助宗▯，喜庆接连降临宫闱，凡是受到皇恩照临的人，都无不欢欣鼓舞。（中谢）臣听说有秩秩幽幽的德行，所以举行婚礼而显现祥瑞；有众多和睦恭敬的风气，所以家庭和美而多生子女。如今正可与这些盛美相应，确实属于昌盛的时代。伏愿皇帝陛下承受上天之命，继承美好祖先的功业。宗族本支正兴盛，以光大世代的德业所求；功业能够显扬，永远依赖子孙的谋划来安享。追念先祖的孝德，继续赐予无穷的福泽。臣长久蒙受特殊恩宠，出任外职又承当属地职任。四方前来庆贺，只能遥望双阙而无由入朝；万福聚集于此，抚念微薄之身，实在有所凭赖。（见《王文公文集》卷十五。） 贺生皇子表六 宗族本支逐渐繁衍，实在是万世的美好福庆；远近之人共同欣喜，全都依赖君主一人的喜庆。（中谢）臣听说君王德业盛大而无亏缺，后妃便没有嫉妒之心；上天赐予吉祥，子孙便有众多繁盛的美好。繁衍福祉有所承继，留下无穷的恩泽。伏愿皇帝陛下亲具睿智的资质，处在美好昌明的时运之中。教化从内宫开始，端正自身以作先导。政治已经达到人心和谐，诚然是承受了上天的福佑。于是梦兆显示吉祥，实在有举行婚礼的祥瑞；子孙众多，足以继承治家之庆。臣蒙受的荣宠格外深厚，私下因此尤其欢喜。虽然身列缙绅之中，却不能参与朝廷入庭的行列；而近距离瞻仰圣威，只有倾尽面向太阳般的诚心。（同上。） 贺正表五（元丰六年） 人事开始按正月排列，年中的事务重新开端。万物乘着引导通达的时机，朝廷发布开始和谐的政令。臣（中谢）伏愿皇帝陛下举动都考察天意，道德与时令一同运行。一种德行继承福泽，日新又新而不停息；万种神灵降下福祉，一月接一月而没有终止。臣久已错误地蒙受圣上知遇，在外又忝任地方职务。捧酒祝贺，却不能跟随朝臣入朝；面向宫阙倾心而望，眼中仿佛看见天子的仪仗。（同上。） 贺正表六（元丰七年） 伏愿在青阳时节开始施行天德，群生因此得以成长；在正月制定国家纲纪，百事都焕然一新。臣（中谢）伏愿皇帝陛下在时势的关键处施展精妙作用，以大仁参与天地化育。帝王的教诲已经使神人与天下获得安宁；春天的福祉，于是像山岳一样坚固。臣只有仰望祈求长寿的祝愿，想着亲自表达自己的诚心。（同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岁〕 贺冬表四（元丰五年） 阳气舒展而复归，阴气达到极点而终止。观察履行职责而考察祥瑞，于是显现行为合于正道的吉兆；顺应时令养育万物，使众多生命滋长。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心中体察神明，诚心与天地相合；保有最大的和谐而率先安乐，承受百福而日益尊崇。臣近来解除繁重机务，忝受外任寄托，不能参与举杯称庆的行列，只是深深怀有思念宫阙之情。（同上。） 贺南郊礼毕表 臣某说：恭敬地看见本月二十七日南郊祭礼已经结束。盛大祭祀之事完备成功，深厚恩泽广大无边。上达三灵的护佑，向下使万物获得和谐。（中谢）臣听说尽孝以显扬父母，而其仁德的极致在于配享上天；隆重举行礼仪以尊崇君上，而其义理的尽头在于祭享上帝。继承前代君王的能事，考察有关部门的盛大礼仪，使百姓恭敬地以祭祀为先，只有圣明之君才能做到。伏愿皇帝陛下继承宏大事业，努力建立中正之道。整肃斋戒的诚心，完成燎烟的吉礼。四方都率先呼吁，皆表达了使神灵安宁的欢悦；众多士人都来，全部秉持上天所赋的德性。既然在大祭祀中接受了上天的福祐，于是把恩惠平均施给天下。凡是看见这一切的人，谁不欢呼舞蹈？臣早年忝受圣明奖掖，又亲自遇到这美好的时日，虽然进退朝见不能参与相礼，却实在与天下同样欣幸并依赖这份庆典。臣无任……（同上。） 乞皇帝御正殿复常膳表 三

译臣某等说：恭敬地看见手诏说，彗星出现在东方，从本月十一日起，不再临御正殿，并按旧例减少日常膳食。太史观察天象，报告星宿运行出现异常；皇帝在内宫忧虑，顺应天道而改变常规。所有臣工都日夜不安。臣某等（中谢）私下认为，天与人彼此感应，精气相互交通，若不是至诚，就不会有美好的感应。伏愿皇帝陛下恭敬地继承文德，亲身奉行恭俭，因世道长久安定而革除当时的大弊。运用圣明神妙的教化，使群生受到鼓舞；建立文治武功，成就宏大的事业。即使有异星出现，又怎么会损伤圣德的光明呢？只是皇帝撤去膳食、避开朝会，深切表现出敬畏上天的实情；赦免过错、宽宥罪行，广泛施布惠及臣民的仁德。精诚已经充分感通，妖异的星象也已经消失。伏愿赶快传令清道，举行临御路寝的仪式；恢复享用珍美膳食，整饬内饔的职务。希望陛下垂听深思，俯从舆论民情。臣等无任祈天候命、激切惶恐之至。（《王文公文集》卷十六。） 辞使相表三 臣某说：兼任使相的荣宠，托身于藩镇维系之任，虽然都是按爵位次序来酬答功劳，却因为辞去荣宠而反而蒙受私下的恩宠。自己想到承受非分之恩，越发感到惶恐不安。（中谢）伏念臣晚年遇到圣明时代，长久参与国家议论。皇帝询问考察而下及微臣，臣偶尔有几句片言或许错误合宜；陛下的睿智日益增进，实在是难逢的美好际会。臣所愿的是竭尽才智力量，谋求稍微成就一些功业。末学短才，本来知道很容易耗尽；重要官职和重大责任，终究害怕跌倒失职。于是应当按照身份辞避嫌疑，又因遭受忧患而成病。冒昧上闻已经烦扰圣听，怎敢逃避怠慢的责罚；陛下反而俯察明辨，加以更多褒奖延誉。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努力彰明大德，明察臣下的俊才之心。认为臣竭尽力量已经疲惫，所以在臣向上天哀求时赐予怜悯。陛下包容万物的气度，表明始终不会改变；臣报答称颂的心愿，希望不敢忘记日夜勤勉。臣无任……（同上。） 乞免使相充观察使表一 臣某说：近来多次上表，请求以现任官职出任外地的一处宫观差遣，恭敬地奉到敕命，改任充集禧观使，暂时居住在江宁府，仍免去入朝谢恩。臣以疾病陈述请求，只希望保全自己的本分；蒙受恩典得以获准，却还私下承受着崇高的名位。身体虽然承受了宽厚优容，反省自身终究难以贪受，便冒昧披露真情，上达圣听。伏念臣长久忝列近司，一直没有显著功效，最终蒙准解免，实在依赖陛下保全。回看衰残的身体，已经难以胜任劳苦；屡次违背圣明诏令，实在仰望陛下怜悯。名号兼有将相的尊崇，身体却归于乡里的闲逸。如此误加的恩宠，是前代所没有的。不但私人的义理难以安心，本来也是公论所不能赞同的。伏望陛下深加明察，俯从臣虔诚的请求。特意收回已经颁行的名号，允许臣以本官充任观察使。这样，上可以成全陛下循名责实的政治，下可以免除愚臣冒受宠荣的轻薄。臣无任云云。乞免使相充观察使表三 温厚的言辞，多次加以褒奖勉励；愚昧固执的操守，还希望得到怜悯。怎敢逃避冒犯的责罚，只愿实现最终辞谢的心愿。伏念臣衰残而陈诉请求，陛下优厚地顺从宠奖，使臣在疲劳困顿之后得到休息，赐给臣燕居闲处的快乐。所受恩宠已经很厚，爵位次序却更加尊崇。名位器物本不应假借给不相称的人，臣却错误地处在非正常的位次；俸禄供应应当与职事相称，臣却坐享无法计算的丰厚待遇。这将危害自身，也会连累国家。伏愿陛下以公正的听察衡量万事，推究省察以通达众情，不顾收回成命的嫌疑，使臣得以实现向上天哀求的愿望。希望可以安守愚臣的本分，以平息众人的议论。（同上。） 谢赐生日表 臣某说：恭敬地承蒙圣上慈爱，特意派臣的女婿、前任常州江阴县主簿蔡卞，沿途押送赏赐给臣的生日礼物：衣一对、衣着一百匹、金花银器一百两、马二匹、金镀银鞍辔一副。宽厚优容的恩典，幸而满足了臣的私愿；非同寻常的赏赐，却又使臣玷污了常规。知道报答称颂实在困难，惊惶惭愧之情实在深厚。伏念臣在仕途末路被收录任用，承当近司的职务。犬马般的力量已经竭尽，到底没有补报圣恩；蝼蚁般的诚心自行陈列，私下庆幸可以退处藏身。尚且兼有将相的尊崇，又承受藩维之任，所受恩宠已经过分，赏赐却更加丰厚。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仁德遍及海隅，礼遇优厚于臣民，宽宥众多过失的累积，以包容一切的气度示人。于是连微贱的臣下也一同承受特殊奖赏。想到奉养父母以使他们快乐，永远怀有未能实现的悲痛；把孝心转化为忠心，怎敢懈怠进献思虑的责任？臣无任……（见《王文公文集》卷十九。） 论议 周秦本末论：周朝末世强而根本弱，因此灭亡；秦朝根本强而末端弱，因此灭亡，根本和末端只要相称就好。周朝拥有天下，把土地分为一千八百国，设置方伯、连率的职务；诸侯有不来朝享的，便调动天下军队去临压他；有不守道义的，便集合天下兵力去诛讨他，自以为这是好办法。等到弊病形成，大国吞并小国，强盛者欺凌弱小者，却没有人能禁止，终于灭亡。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末端强、根本弱的形势造成的。秦朝警戒周朝灭亡，设置郡县而不封国，削平诸侯的城池，销毁天下兵器，集中到咸阳，使奸人即使有觊觎之心，也没有机会乘势而起，自以为这是好办法。等到弊病形成，服役的民夫和穷困的工匠拿着锄头、棘矜来鞭打天下；即使想保全臣节、守护本朝，也没有坚固城池可以自卫，没有锋利兵器可以防守，最终只能叩头称臣。秦驱使天下百姓来攻取小小而孤立的咸阳，转眼之间便灭亡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根本强、末端弱的形势造成的。后世改变秦朝的制度，把天下设置为郡而不封国，这是对的。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它。销毁兵器、削弱城池，如果仍然完全相同，万一遇到像秦朝那样的变故，难道能承受得了吗？（《王文公文集》卷三。） 性论

译古代善于谈论人性的人，没有谁超过仲尼；仲尼，是圣人中最纯粹的。仲尼以后，没有谁超过子思；子思，是学习仲尼的人。其次没有谁超过孟轲；孟轲，是学习子思的人。仲尼的言论，载在《论语》中；子思、孟轲的学说，大概见于《中庸》，并在《孟子》七篇中得到阐明。然而世上的学者看到了一个圣人、两个贤人关于性善的学说，却始终不能统一认识而相信它，为什么呢？难道不是被《论语》中所谓“上智与下愚”的说法迷惑了吗？唉，按照一个圣人、两个贤人的本心来探究，人的本性归根到底就是善。所谓愚和智不能改变的，是才质，不是本性。所谓性，是五常；所谓才，是愚智、昏明的等级。想说明人的才质等级，那么孔子所说“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就是；想说明人的本性，那么孔子所说“性相近而习相远”、《中庸》所说“率性之谓道”、孟轲所说“人没有不善”的话就是。为什么要区分性与才呢？回答说：性，是人生而具有的本质，就是五常。即使上智和下愚，也同样具有它，只是上智得到得完整，下愚得到得微薄罢了。人生具有五常，就像水趋向低处、树木逐渐向上生长一样。说上智有五常而下愚没有，是糊涂的。有人问：“所谓上智得到得完整、下愚得到得微薄，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仲尼所说“生而知之”，子思所说“自诚而明”，孟子所说“尧、舜先得到了我心中共同具有的东西”，这是上智，是得到得完整。仲尼所说“困而学之”，子思所说“勉强而行之”，孟子所说“太山与丘垤、河海与沟水”的比喻，这是下愚，是得到得微薄。有人问：“既然如此，圣人为什么说他们不能改变呢？”回答说：是说他们的才质有大小，见识有昏明。才质极小的人不能勉强成为才质极大的人，极其昏暗的人不能勉强变得明智，并不是说他们的本性不同。人的本性像水一样，江河与沟渠，大小虽然不同，但都同样流向低处。人的本性像树木一样，楩楠与樗栎，长短虽然不同，但都同样向上生长。智慧达到最高的人和愚昧达到最低的人，昏明虽不同，但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这些发端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说：仲尼、子思、孟轲的言论，区分了才与性，而荀卿把它们弄乱了。扬雄、韩愈被上智下愚的说法迷惑，把才与性混在一起谈论。（《圣宋文选》卷十。） 性命论 上天赋予人叫作命，人从上天承受的叫作性。性与命的道理，彼此有差异而且不同。所以说：“保全并合聚最大的和谐，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这说明圣人一定要运用他的道来端正天下人的命运。然而命有贵贱吗？回答说：有。所以贤能的人尊贵，不贤的人卑贱，这样贵贱的命运才是正当的。假如尊贵的人没有功劳，卑贱的人却有盛大德行，这样的命运正当吗？没有过失却长寿，有罪过却短命，这样寿命长短的命运正当吗？假如长寿的是苟且偷生的人，短命的却是没有罪的人，这样的命运正当吗？所以，命运得到施行就正当，不能得到施行就不正当。正因如此，尧、舜治理天下时，四方之门没有凶恶的人，家家都可以受封。这就是把贵贱、寿夭的命运施行于天下。到了文王兴起，《棫朴》诗作成，士人不再凭侥幸进取，贵贱的命运于是得到端正。成王刑罚废置，《假乐》诗作成，百姓不再遗憾死亡，寿夭的命运于是得到端正；直到仁德施及草木，天下人的命运难道还有不正的吗？后来幽王拥有圣人的权势，却不以德行相称。所以君子见到细微征兆便追思古代，小人传播恶行却梦想高位。《诗经》说：“谋划如果善美，就都违背它；谋划如果不善，就都依从它。”有德的人一概困穷，没有德的人一概显达，那么贵贱的命运能够得到施行吗？或者是小人被进用，刑罚又不恰当。因此恶行得到容许，善人反而因此被杀戮。《诗经》说：“这个人本来不应获罪，你反而把他拘捕；那个人本来有罪，你反而为他解脱。”善人被杀，不善的人却有时活着，那么寿夭的命运能够得到施行吗？由此可知，命运不是圣人就不能得到施行。离周代久远以后，人们又不明白情感产生于本性、名分出于天命，却有命运授予、名分预定的说法。因此汉、唐的治理，也自称是尧、舜的治理。尧、舜时代，君子知道天命，下民知道自己的名分；汉、唐的治理，也让君子知道天命，下民知道名分。然而说到命和分，虽然相同，但认识它们的方法却不同，难道能把它们一概看作上古吗？所谓上古，是圣人在上面施行治理。所谓君子知命，就是侯奉事君上，卿奉行官职，士奉行制度，直到死后才停止。这样一来，贵贱寿夭没有一件不是依据礼义和上下秩序安排的。汉、唐却不是这样。那时阴阳方术盛行，关于气数的迷惑兴起，谶纬之说侵入社会，报应的谬说也随之出现。他们所谓的命，不说是性命，就说是命运授予、名分预定；所谓施行命运，不说是圣人，就说冥冥之中有符验、暗中有主宰。早晨还在汉代的田陇上耕作，晚上就越过时空成为三国魏国的人；早晨还借用唐代的版籍，晚上就归属于五代的梁国。这些人本来应当被称为不臣不民，却反而说是命运所授、名分已定，难道不是盲目迷惑吗？然而又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呢？都是因为赏罚不当，德行善恶无所归属，百姓厌恶这种局势，便一概归之于命运，实在可悲。（同上。） 名实论上

译事情有不同和相同，于是人的情感就有违逆和顺从，因此好恶以及毁誉不能停止。名声产生于天下人的好恶，形成于天下人的贵贱。时代所喜爱的，果真就是正确的吗？时代所厌恶的，果真就是错误的吗？士人不顾损害自己的志向和德行，随着外物的取舍而升降。因此抛弃世俗所厌恶的，追逐世俗所喜爱的，天下人就尊贵他；抛弃世俗所喜爱的，追逐时俗所厌恶的，天下人就鄙贱他。所以说：不如同乡人所认为善的便喜爱，不善的便厌恶。名声产生于好恶，而好恶的情感，还没有经过真正辨别。因此接近义便实行，何必害怕众人的厌恶；远离义便停止，怎能顺从众人的喜爱？士人如果不能得到名声，就不会急于行善。所以名声虽然在乡里很高，行为却不被人信实；立身朝廷，忠心却没有完全献给君主，这就是虚名弊病产生的原因。然而得到名声而行于世间，就能把众人厌恶的事看得安然，所以把求名当作事业的人，身体快乐而心志放纵。这种名声出于人最强烈的欲望，得到它便不肯放弃。喜好名声就一定要争取胜过别人，一定要使用强力。喜好名声，就忌讳过错而不让善行进步；求胜，就庆幸别人赶不上自己，只想显示自己；使用强力，就唯恐过错在自己身上，唯恐善行出在别人身上。如果这样，那么争强好胜、嫉妒才能的人就会一同处在世上，彼此较量强弱。唉，求取名声本来是为了使自己厚重，结果恰恰使自己薄弱；好胜本来是为了使自己高贵，结果反而使自己卑下。把自身交付给外物，就会内心轻视自己而重视外在，这不是自我鄙薄吗？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足，却要求别人一定相信自己，这不是自我降低吗？如果能够洁身自守，就能保全内在、实行自己的志向；天下归附自己不因此喜悦，天下离弃自己也不因此遗憾。至于天下有时违背、有时顺从，本来没有停止，又有什么毁誉可以增加于我，又有什么得失值得挂怀呢？所以士人没有守护虚名的牵累，才能得到真实。然而形势不能运行，法令不能树立，贤者少而不肖者多，纷乱扰攘，遍布天下。强者凭自己的强大而自鸣得意，弱者困于自己的弱小，别人又以他的过错为乐。这是人情中最恶劣的情形。由于彼此猜疑，便不能尽力表现自己。君子对此难道可以不察吗？何况想要治理天下，首先要得到人才；任用人才，又要以名实相符为根本。既然名实的弊病如此，怎么可以苟且取用而不慎重呢？（同上。） 名实论中 一乡的人不能辨别，就可以用言辞欺骗他们；一国的人不能察看，就可以用行为欺骗他们；天下的士人不能识别，就可以用名声欺骗他们。大概听闻达不到的地方，巧言便能取胜；习俗不能做到的地方，虚伪的行为便受到尊崇；道理没有阐明的地方，虚假的名声便得以建立。然而巧言即使传播，如果不合道理，仍然可以辨别；虚伪的行为即使牢固，如果不合义，仍然可以察知。名声没有真实内容，却想得到它的虚名，即使耗尽岁月、用尽思虑，也有无法穷尽的地方。所以名声扰乱真实而想求取虚名，那么先王对于道，没有存留而不讲论的；对于政，没有存留而不议论的，这也只是没有一件事可以苟且罢了。可是近世士人矜夸名声，自以为是，喜好高尚而不能彼此谦下。他们不知道自我谦虚才有所取，自处卑下才有所获得。因此道术丧失却无人寻求，政治荒废却无人过问。自己认识自己尚且不明察，却想向别人求取问学；就像商贩等待售货、农夫等待收获一样。他们受外物役使而失去信誉，等待时机而丧失自我，一切依赖外在，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可悲。古人明白自我所得而没有遮蔽，所以常常反身观察自己的实际能力。有能力却可以处于卑下地位，正当处在卑下时，劳苦而不怨恨；有志向足以担当大事，正当担当大事时，安定而不自我夸耀。所以处在卑下地位的人不以劳苦为耻，担当大事的人不改变所做的事业，远近相互维系，本末相互呼应，天下的治理就全部兴举起来了。这是因为名声不浮在真实之上，真实就不会被妄加增饰，也不会被妄自削减。因此名声通达朝廷公卿大夫之间，而士人不会被遗弃在偏远穷困的邦国和鄙陋的乡土；得到他们时没有疑虑，任用他们时一定相称，他们的名声不是用来欺骗世人的。到了真诚之道丧失，天下做事苟且，上面无法得到下面的实情，下面也无法以真实回应上面，名声越高，诡诈就越多；行为越显赫，修饰虚伪的文饰就越盛。进退不以真诚相待，利害不以实情相交。追求欲望的心思多，施及万物的志向少。所以任务重便颠覆，任务轻便怨恨诽谤。四方士人无不把以天下自任当作祸患。若顺从他们而任用，便会有损失而没有收获。他们都想做大事，结果一二件小事也将做不好，于是天下功业浅薄而不修治，事业废弃而无人补救。这是因为好名的士人多，而取舍人才的谋划昏暗；即使有可用之士，也无法被发现，疑似的名声足以扰乱真实。喜好高远而不适合实际任用，即使有所取用，也以从事自己已经会的事为耻，偏要去做自己不能达到的事，最终连自己的长处也丧失，功效无法建立，这就是最大的弊病。然而才力有余而专治自己所长的少数事务，事情就能办成而功效加倍；才力不足却专门涉猎许多事务，智慧不足便容易失败。这就是喜好虚名而没有实际，必然走向的趋势。即使是工匠、技艺和劳役之人，也不会互相夺取专长。凭技艺谋求利益，即使没有被任用，也不会怨恨。改换行业而互相承担事务，只会可惜自己不能专心于本业，却忘了事情本来必然取用各自专长。因此制弓箭的工匠不去制造车轮，制陶器的工匠不去制造车舆。技巧各有偏长，才智各有尽头，他们不以自己不熟习的事情自我标榜来欺骗世人、取得名声。凭力气侍奉他人的人，即使不被任用，也终究不会因为自己不能做某事而请求别人役使；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并有所等待。所以善于驾车的人不善于划船，习惯在陆地上做事的人不习惯在水上做事。他们用力各自达到极致，所趋向的方向相反，所取得的功效也不同。因此名实不混乱，连工匠、技艺和劳役之人都比不上吗？然而世上喜好名声的人，都想兼具天下人的才能、做尽天下的事务，心里想与圣人并行于世，彼此争先后。于是天下依赖名声而不依赖实际，求取胜利而不求取义理，傲慢侮辱当世而无所顾忌，自以为尊贵显赫而毫不惭愧；然而天下人却跟随他们，公正的舆论于是消灭。所以车服、爵位、俸禄不能达到善士，天下便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劝勉人的；矫饰虚伪、轻浮浅薄的风气兴起后，便无法抵御。这种惑乱天下的情形，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同上。） 名实论下

译自古以来最深重的祸患，没有比缺乏智慧更大的，轻率附和其次。缺乏智慧，天下便任用巧诈，正直之道隐没而终于废弃；轻率附和，天下便苟且妄自合流，侥幸等待偶然机遇，风俗浮薄，行为偷懒。天下因此不明，名声也扰乱真实。只有最高的智慧不会被道理迷惑。他兼能明察众人不能明察的事，尽能审察众人不能审察的事；观察所举荐的人，就知道他的志向；审察所操守的东西，就知道他的用途。天下最隐秘的实情，没有什么能对上面施展欺骗。这样一来，有什么名声可以加在他身上，又有什么真实可以被诬陷呢？然而智慧有其所长，却不能穷尽万物，于是可取的越来越稀疏，可抛弃的越来越紧密。因此虚伪产生于举动之间，却没有人察觉；奸邪出现在俯仰之间，却没有人辨别，甚至使贪婪的人假托名声来放纵欲望，夸张的人假托名声来专擅权力，巧辩的人假托名声来推行学说，暴虐的人假托名声来残害万物。真实不足而名声有余，祸患就会如此。事情有不能被天下容忍的，大到没有比盗取国家更过分，小到没有比盗取财物更卑贱。然而盗国的豪雄、盗货的强盗，几旅军队便可以遮蔽而擒获；匹夫只要有勇，也可以擒拿杀戮。至于盗取名声的士人，即使有万乘的尊贵、百里的封地，上面不敢把他当作君主，老师不敢把他当作朋友，贵人不敢对他骄傲，行礼也不敢傲慢；他悻悻不平，却常常害怕天下人以失去人才来议论自己。所以盗取名声的士人，虽然没有王公的尊贵、命令的威重，却能凭借屈服他人、改变风俗的势力，善于制造奇异言论和行为，把自己装成高出世俗、特立独行的人，用来惊吓愚昧世俗的耳目，于是聚合徒众、结成群体，使天下形成相应的风尚。考察他的实际功效，任官求学不足以成就事业，参与政事不足以治理世道。然而公卿大夫无法看出他的过错，国中士民也无法提出非议，是因为他的名声高出众人，能够使人心服。大概求取名声有所收获，利益也随之到来。所以志在俸禄，就用虚假的辞说来维持安逸；志在升进，就用虚假的退让来求取宠幸。世人不知道探求他的内心，只得到他的外在行迹，于是天下称颂他而不衰，时间越久声势越盛，使好名的风气形成，结党营私也兴起。即使安坐旁观，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志向所在。即使能够压倒众人的辩说、使百家的智慧屈服，又哪里足以战胜众人、破除他的虚伪呢？名声本是天下最公正的东西，却被拿来满足最私人的目的；虚伪本是天下最可恶的东西，却被当作最美好的东西来对待。因此上面错失了所任用的人，下面错失了所期待的人。自古扰乱国家没有别的原因：依据名声得到人才，国家就治理；依据名声而错失人才，国家就混乱。所以既缺乏智慧又轻率附和，名与实相互疑惑而不能明辨，便会助长天下最大的祸患。既然如此，没有实际内容的声誉，难道可以让它独自推行于世，处在万物之前吗？（同上。） 荀卿论 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不称颂尧、舜的，也没有完全不合于尧、舜之道的。然而孟子之所以如此痛恨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言论出入于正道之间罢了。荀卿的著作，完备地讲仁义忠信之道，具备礼乐刑政的纲纪，对上以尧、舜为祖宗，对下取法周公、孔子，难道不美好吗？然而后世的名声竟然把他与孟子相提并论，这就不合适了。尧、舜、周公、孔子的道，也是孟子的道；孟子的道，也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荀卿能够认识尧、舜、周公、孔子的道，却把孟子混同在杨朱、墨翟之间，那么他为什么能认识那些，却在这里愚昧呢？从前墨子的门徒也称誉尧、舜而非难桀、纣，难道不完全正确吗？然而礼乐是尧、舜所崇尚的，他们却想非难并抛弃它；这样看来，他们只会尊崇尧、舜的空名，哪里能知道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的原因呢？荀卿尊崇尧、舜、周公、孔子，确实知道应该尊崇什么。然而孟子是尧、舜、周公、孔子的同道之人，他却把孟子与杨朱、墨翟混在一起而一同非难，这难道与称誉尧、舜却非难礼乐有什么不同吗？从前圣贤著书，是要把道德昭示天下，把教化揭示给后世罢了。难道可以借着尊崇圣贤的空名，却相信他邪僻荒谬的学说吗？现在假设有这样一个人，杀害他的兄弟，屠戮他的子弟，却能完全履行人子的道理来侍奉父母，难道不应该仍然把他看作罪人吗？荀卿尊崇尧、舜、周公、孔子而非难孟子，也近似于这种情况。从前告子认为人的本性就像杞柳，义就像用木料编成的匡筐。孟子说：“引导天下人去祸害仁义的，一定就是你的这种说法吧！”杞柳要做成匡筐，必须先摧残它的本性，然后才能制成。孟子认为人行仁义，并不是要先摧残本性才可以做到，所以把告子的说法视为祸害仁义。荀卿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难道不就是所谓祸害仁义吗？只是孟子出生在荀卿之后罢了；假使孟子出生在荀卿之后，一定会用言辞驳斥并排斥他的。（同上。） 召公论

译汉代的各位儒者都认为，周公摄政而召公不高兴；但考察孔氏古文经书，召公的不高兴是这样的：“周公已经归还政权了，可是召公为什么还不高兴呢？”回答说：成王，是可以和他一起行善、也可以和他一起作恶的人。周公恢复君位以后，成王已经即位，大概召公担心成王不能始终如一，以致败坏先王的事业，所以不高兴。周朝的先王，不是圣人，就是仁人；他们积累德行，经过几代以后才接受天命；周公继承先王的事业，又经过多年才使天下太平，百姓习惯于安定的治理已经很久了。成王以中等的才质继承这一事业，要使他不得罪天下百姓、不辜负先王的功业，难道不是很难吗？这样看来，肩负责任的大臣不能不为此忧虑。周公说：“君王只有了解民众的德性，才能知道没有什么不能开始，却难在坚持到最后。”那么，召公的不高兴其实也是周公的心情。周公认为，天命最终如何、吉凶怎样，我无法知道；后嗣有时不修德行而丧失天命，这在人事方面我也无法知道；我所能做的，只是知道要努力罢了。这样，天下就不会辜负文王所受的天命了。况且古代君主直到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够保全上天所授的命运、人民和国家，也都是因为有贤人辅佐。我从现在起和召公共同帮助成王，像成王尚未即位时那样尽力，那么就可以不承担过大的责任了。属于我们自身能力范围的事情，是君子所能做到、应当努力的；至于天命和民心，我又能把它们怎么样呢？所以周公的告诫，也是竭尽自己的心力罢了，用来勉励并安慰成王。有人说：“按照周公的诰辞，召公就不应当有不高兴的地方了。那么，召公之所以不如周公，或许就在这里吧？”回答说：忧虑应当忧虑的事，怀疑应当怀疑的事，这就是召公不高兴的原因；忧虑了应当忧虑的事，最终却做到不再忧虑；怀疑了应当怀疑的事，最终却做到不再怀疑，这就是周公诰告的意义。五声相互协调，五味彼此调和，开始时各不相同，最终却归于和谐。圣人与贤人相互衡量，也不过如此罢了。如果因此说召公不如周公，那么我在征伐苗民这件事上，岂不是要认为伯翳比禹更贤吗？“那么，召公本来就没有不高兴周公的事情吗？”回答说：从尧、舜去世直到周代，贤人很多。《诗经》说：“肃肃兔▯，▯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意思是说，捕兔的人尚且足以成为公侯的干城。又说：“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誉，誉髦斯士。”意思是说，那些士人也都是有德行的俊杰。在这样的时代，召公身为公爵，他的贤能也远远超过常人。如果认为召公不足以了解周公，那么周朝的士大夫中就应当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周公了。“那么，周公同谁谋划并成就事业呢？况且如果认为召公不贤、不足以了解周公，那么文王、武王、周公为什么要任用他到这种地步，而召公又怎么能够凭借自己的美名善终呢？如果认为召公贤能，却又不高兴周公，那么他为什么和周公共事而不争执，又不离去呢？”圣人所达到的境界，有些地方贤人确实不能完全了解。颜子说：“我已经竭尽我的才能了；如果还有高峻卓绝的境界，即使我想跟随他，也没有道路可走了。”颜子对于孔子，也有不能完全了解的地方。虽然如此，他未尝不是内心喜悦而真诚地服从孔子。这正是他成为贤人的原因。如果贤人对于圣人，既不足以了解他，又不能对他心悦诚服，那么圣人与贤人几乎就成了不同的种类，彼此相反了。有人说：“子路对于孔子，曾经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回答说：子路是个鄙陋的人，哪里值得拿来和召公相比呢！孔子说：“仲由啊，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管理赋税。”文王、武王、周公任用人才，就像孔子任用仲由一样；文王、武王、周公所以能成为三公，与孔子所任用的那个管理千乘之国赋税的人相比，他们才智的差别也就可以知道了。“那么，成王怀疑周公，召公为什么不劝谏呢？”回答说：召公是坐在那里与成王讨论治国之道、辅佐成王的人，他早晚用来启发成王心智的话，史官难道能够全部记载下来吗？◎杂著 【《国风》解】

译“周南”“召南”，都是文王的诗。有人说：文王的教化深入民心，诗人歌咏时志趣高远，用来显现圣人的风范，于是归属于周公，所以称为“周南”。文王的教化对人的影响较浅，诗人歌咏时志趣较近，用来显现贤人的风范，于是归属于召公，所以称为“召南”。但是，这些诗所歌咏的是文王，所写的事情却是后妃、夫人，不说她们美，是因为《甘棠》赞美召伯，《江有汜》赞美媵，《何彼▯矣》赞美王姬，而这些都说是赞美，大概是因为召伯、媵、王姬各自是以一个人为主而加以赞美。至于后妃、夫人，都是文王教化所造成的结果，她们的美德不值得特别称说。因此先列周南，召南次之。邶、▯、卫，都是卫国的诗。三国原来是商纣的土地，武王讨伐纣王后，把这些土地分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以及管、蔡。后来武庚等反叛，周公诛杀他们，于是把剩余的百姓封给康叔。后来讽刺或赞美他们君主的诗，三国人都有所作，所以分别称为邶、▯、卫。因此邶、▯的《诗序》一定说是卫诗，是为了区别它们同样属于卫国的诗；至于卫国本身，就不再特别说“卫”了。其中有《凯风》《定之方中》《干旄》《淇澳》《木瓜》，用来赞美文公、桓公、武公。《凯风》《木瓜》虽然不是赞美他们的君主，但当时国家淫靡的风气流行，却有竭尽孝道以安慰母亲心意的子女；国家被狄人灭亡，又有救援并重新封立卫国的齐桓公。因此，赞美这些事情时，他们的君主也包括在内，所以排在召南之后。所谓王者，指周。自从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后来的政令不能施及天下，只能限于一个国家，于是成为《国风》，而不再是《雅》了。不说“周”，大概是因为平王、桓王、庄王、惠王的德行没有修养，政事没有讲求，这不是周朝本身的罪过，所以排在卫之后。郑国有《缁衣》，是赞美武公的；它排在王风之后，是因为王风全是讽刺，不能超过那些有许多可赞美之处的诸侯，这是天下共同的道理。若诸侯可赞美之处很少，即使王风全是讽刺，也不足以胜过它。难道不是因为君主和臣下的善恶相差不远，君主就可以排在臣下之前，这是合乎道理的吗？所以排在王风之后。齐国的诗全是讽刺，但有《木瓜》赞美桓公，附在卫诗末尾，所以排在郑之后。魏国的诗全是讽刺，而且没有特定所指的君主，意思是说，做魏国君主的人都非常恶劣。编排《诗经》的次序，难道只有一个标准吗？全是赞美却没有特定所指的君主，就把它排在前面，是因为喜爱其善行盛大，周南就是这样。全是讽刺却没有特定所指的君主，就把它排在前面，是因为厌恶其恶行极端，魏风就是这样，所以排在齐之后。唐本来是晋国的诗，其中赞美武公的是《无衣》。可是武公刚刚兼并晋国时，大夫为他向天子的使者请求册命，于是作了这首诗。不向天子请求册命，即使诗中说是赞美，君子也不会赞许，如同武公没有值得赞美之处一样。有人说：“鲁国有《颂》，也向周王请求册命，却列在周、商之间；如今这里却把晋排在后面，为什么呢？”回答说：鲁国向天子请求册命，由史克作《颂》，这同请求天子的使者代为制作的诗不同。鲁国尚且胜过没有可赞美之处的国家，所以排在魏之后。秦国的《车邻》赞美秦仲，《驷铁》《小戎》赞美襄公。它们虽然比唐诗贤美，但秦本来在西部边远地区，直到秦仲才开始强大，到襄公时才列入诸侯，所以排在唐之后。陈国的诗全是讽刺，所讽刺的主要是幽公、僖公一类的君主，意思是其他君主或许没有达到这种地步；不过讽刺诗很多，所以排在秦之后。桧国的诗全是讽刺，也没有特定所指的君主，和魏国一样，所以排在陈之后。曹国的诗全是讽刺，但所讽刺的只限于昭公、共公，和陈国相同，所以排在桧之后。《豳·七月》是周公摄政时的诗；赞美周公的内容见于《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其中《七月》陈述先王开创王业的事，《鸱鸮》用来赠给后来的王，这些都是周公亲自所作，所以不说“赞美”。然而把它命名为《雅》，就意味着周公不是君王；排在周南之后，就意味着周公不是诸侯。因为它陈述先王开创王业的由来，所以归属于豳。不归属于周，是因为周是王国，周公同周国有什么联系呢？它排在小雅之前、变风之后，所以排在豳之后。有人说：“国风的次序，学士大夫已经有很多人辨析过了，但世代的儒者仍然感到疑惑；如今您却独自评论《诗序》中赞美和讽刺的次序，为什么呢？”回答说：过去圣人对待《诗》，既选取其中合乎礼义的话作为经，又借此排列天子、诸侯的善恶，为万世留下法则。他看待天子、诸侯，虽然地位有差别，但说到善恶就没有不同罢了。因此我说得很详细。十五国风的次序，也不是没有深意。唉，正因为它排列善恶以示范万世，不以尊卑大小作为先后，而选取合乎礼义的话作为经。这就是使乱臣贼子知道恐惧、使天下人受到劝勉的原因。【论舍人院条制】按照某月某日中书省的札子，奉圣旨下令：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我私下认为，舍人是陛下的近臣，掌管诰命，按职责本来就应当参与审查。如果词头中所批示的内容不完备，却不许申请，那么舍人就不再履行自己的职务，事情无论可否都只能听执政大臣办理。除非执政大臣想要偏私行事，否则立法不应当如此。前些日子我等已经详细陈述，希望得到陛下审察，但直到现在仍未奉到指示。臣等不知道，陛下是认为本月八日的指挥正确而不改呢？还是并不认为它正确，只是因为它出自执政大臣的建议，所以特意不改呢？还是陛下认为臣等的奏议从来没有什么可取可否之处，而执政大臣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改呢？如果认为它正确而不改，那么臣等考察历代典籍以来，从未有过在想要治理天下的时代，制定这样的法律来堵塞近臣议论的途径。如果并不认为它正确，却只因为出自执政大臣的建议而不改，这就是陛下不再考察义理的是非，一概苟且顺从执政大臣所为罢了。如果陛下对臣等所奏始终不置可否，而执政大臣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更改，那么政治就不再出自人主，天下共同的议论也就废弃了。这就是臣等怀着忠诚正直之义、不能自已地反复进言的原因。

译臣等私下观察，陛下自近年以来，把天下的事情都交给七八位大臣办理，天下人起初也一致庆幸他们有能力，可以挽救各种弊端。然而现在，大臣中软弱的，不敢替陛下守法而触犯谏官、御史，只专门谋求保住俸禄和职位；大臣中强横的，则借着圣旨制造法令，任意改变自己想改变的事情，不选择义理的是非，而谏官、御史也没有人敢违逆他们的意旨。陛下却深居静默，任凭他们二者行事而不加询问，朝廷如果这样，怎么能长久而不发生祸乱呢？自古以来祸乱的发生，不一定是君臣都犯下大恶，只要没有至诚恻怛、求治的心，不能审慎辨别利害，不能及早处理是非，把小的过失看成无伤大体而不改，把小的善行看成无补于事而不做，把阿谀顺从自己当作喜悦而采用其说，把正直宽厚、违逆自己看成忌讳而废弃其言，事情不当的地方日积月累，失去人心的事越来越多，这就是祸乱的由来。陛下如果认为臣等所说正确，就应当以至诚恻怛、想求治理而忧虑祸乱的心情考察大臣，改进政事，那么本月八日的指挥首先就应当改掉。如果认为臣等所说错误，就说明臣等狂妄昏昧，不懂治理国家的原则，却诬蔑诽谤朝廷政事；应当明确加以贬斥，以惩罚妄言之罪，然后另选才能通达之士来补任从官。臣等承受陛下的宠幸和俸禄，掌管朝廷职事，若不能守住职责，按道义就不能不进言；如果朝廷认为这是错误，臣等也按道义不敢推辞贬斥。伏望陛下详细斟酌，早日赐下指示。【议谋杀罪（熙宁元年八月）】《刑统》所规定的杀人、伤人罪名有多种：有因谋划而犯罪的，有因斗殴的，有因劫持囚犯、盗窃囚犯的，有因掠卖人口的，有因被囚禁时抗拒官府而逃走的，有因强奸的，有因厌魅、咒诅的；这些都是杀伤而有特定原因的情形。只有敌杀伤没有特定原因，所以《刑法》规定，因某种犯罪而造成杀伤后自首，可以免除原来所因的罪，但仍按故意杀伤法处理。它的意思是：按法律可以自首，所因的罪既然已经宽免；而法律不许自首的杀伤，刑名又没有可适用的条文，只有故杀伤属于没有其他原因而杀伤，所以命令按故杀伤法处理。至于因过失杀伤而自首，所因的罪已经免除，只剩杀伤之罪没有免除。过失杀伤不是故意杀伤，不可也按故杀伤法处理，所以《刑统》规定过失者按原来的过失法处理。至于斗殴杀伤，所因的罪通常较轻，杀伤之罪通常较重，那么自首应当依本罪法律处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刑统》的意思：只有过失和斗殴应当依本法处理，其余杀伤在免除所因之罪后，都按故杀伤罪论处。这样，法律允许自首的罪都得到宽免，法律不允许自首的罪都不能免除；杀伤情节本来较轻的，依本法处理，本来较重的，则可以因自首而获得宽免。现在刑部把“因犯杀伤”解释为另有一种犯罪，然后导致杀伤。我私下认为，律文只说“因犯”，没有说“另因”，那么谋杀为什么不能成为导致杀伤的犯罪呢？刑部又认为，开始谋划就是专门为了杀人，因此没有其他原因的罪。我私下认为，律文说谋杀人者判徒刑三年，已经伤人的判绞刑，已经杀人的判斩刑。谋杀、已伤、已杀本来就是三等，先有谋杀徒刑三年的罪，然后才有已经伤人、已经杀人的绞刑、斩刑名目，怎么能说没有别的原因之罪呢？如今法寺、刑部却把法律允许自首而免除的谋杀罪，与法律不许自首的已伤罪合并为一罪，这显然违背了律文的意思。臣认为，对谋杀而已经伤人的案件进行审问，应当把自首者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但臣私下推究法寺、刑部历来援用成例，判谋杀已伤者可以自首免罪，可能是因为律疏只说假设因盗而杀伤，盗罪可以免除，但故意杀伤之罪仍须科罚，于是把它引为“所因之罪”，只是说因盗杀伤这一类。盗罪和杀伤是两件事，与谋杀而杀伤的情形不同。臣认为，律疏所假设的条例，在减免罪刑方面应当举重以包括轻罪。因盗伤人尚且判斩刑，却还可以免除所因之罪；谋杀伤人判绞刑，绞刑轻于斩刑，那么它可以免除所因之罪，就更可知了。然而议论此事的人有的说，谋杀、已伤，情理上有特别严重的情形，如果开放自首，或许会引发奸邪。我认为，有关官吏议论罪行，只应当遵守法律；至于情理的轻重，则由诏令允许奏请裁决。如果有关官吏可以任意舍弃法律来定罪，那么法律就会在下层混乱，人民将无所适从。◎祭文 【祭先圣祝文】先王之道，对内能够精妙地化育万物，对外则足以成为后世君王的老师；它在一时留下余绪，却能在万世鼓舞人心。求学的人处在天地覆载之中，却不足以报答先圣高厚的恩德。今天我和诸位学生举行释奠礼而不敢落后，这是学校的礼仪，也是为了兴发对礼制的敬爱之意。【祭先师祝文】外物不足以动摇内心，却能够使内心喜乐，这可以说是懂得人的本性了。然后在任用与舍弃之间，才可以谈论天命。三千弟子之中，圣人唯独让公参与配享，这就是学校有释菜礼，并让公配享先师的原因。【祭沈舍人文】您的德行，极其纯洁而又广大；淡泊超然，再没有什么能违逆它。您的德行确实不同寻常，却不能像磐石一样稳固不移，于是事业遭遇困厄，最终不能驰骋施展。说上天厌恶贤人，我不敢知道；如果上天果真喜爱贤人，那么如今又为什么这样呢？您对于我，恩义兼有老师和朋友的情分；我拿什么来表达诚意呢？只有这芬芳的酒。祭物虽然微薄，但其中的诚意是存在的。◎四六 ◎墓志 【屯田员外郎致仕虞君墓志铭】

译祥符八年，真宗在朝廷考试进士，先父和上饶虞君都在录取之列。后来庆历二年、皇祐元年，虞君的几个儿子相继以进士身份出仕，先父的遗孤也在其中。因此安石曾和虞君的几个儿子交游，对虞君的所作所为了解得很详细。虞君兼有进取之志，是宽厚仁慈的长者；别人可以用正当的方式欺骗他，但他从未随意欺骗人。自从考中进士时起，他就凭文学在乡里闻名，三次成为乡试第一。曾经把自己所写的文章献给天子，天子认为他有才，想特意召来考试，但因为虞君当时正在有司处应试，才作罢。后来他起家任建州司理参军、福州观察推官，转运使奏请让他监理福州宝积银场。虞君创立了新的管理办法，银的产量大为增加。年终应当升迁，有司派人暗示他索取贿赂；他谢绝不肯给，说：“与其靠贿赂升迁，我宁愿困顿一生。”最终因此没有升迁，又任郴州军事判官。州里曾误判人罪，官吏正受到弹劾时遇到赦免，罪责被免除。虞君当时正在请假，没有参与审理该狱，却参与上奏案情；刑部于是记他为误判入罪，他因此遭受困顿，仕途不得意直到老年，但他起初从未为自己申辩。他从郴州回来后，任邵州防御判官，又任杭州节度推官、台州军事判官，所到之处总因治理政绩受到当权者称赞，赞誉他的奏章接连送到朝廷，但天子最终还是因为他曾有误判入罪之失而不用他。不久，右谏议大夫李宥特意推荐他，召他赴京，仍然没有任用。流内铨把这件事提出来，于是任命他为明州慈溪县知县。县里得到他以后平安无事，他每天和处士讲学、赋诗、饮酒，神情安适。淮南转运使吴遵路、两浙转运使段少连、叶清臣都是当时的名人，一同推荐他有才干，朝廷却又任命他为台州军事判官，仍未任用。李元昊反叛后，边境附近都骚动起来；朝廷下诏选举能干的官吏，任职河北、河东、陕西各县，于是虞君才得以升迁，任太子中允、河中府猗氏县知县。当时并州故相国庞公经略陕西，想征召虞君为判官，虞君不肯赴任，以年老为辞；庞公认为他的志趣贤良，也没有强迫他。后来他升任太常丞，知越州山阴县，任太常博士、尚书屯田员外郎、滁州通判。闲暇从容地对几个儿子说：“我曾游览宜兴，非常喜爱那里的山水；你们替我在荆溪岸边修建房屋，我将要在那里休息了。” 当时是皇祐二年。第二年，他便退休，几个儿子在荆溪岸边为他修建了房屋，实现了他的心愿。至和三年七月戊戌去世，享年八十岁。虞君既不急于求取仕进，又从未过问家中的生产经营，士人朋友大多为他的困顿而哀伤。到他老年时，几个儿子都孝顺友爱，能够竭尽力量奉养父亲，而且大多凭文学在世上获得声誉。他的长子太微任润州司理参军，次子太宁任和州防御推官，太熙任苏州吴江县尉，太冲任通州静海县主簿，太蒙为进士。五个女儿都嫁给了士大夫。孙辈男女共十八人，内外子孙众多。人们不再因为他起初仕途不得意而怜悯他，反而认为后来子孙都慈爱善良、家族兴盛，是值得羡慕的事。虞君名肃，字元卿。他的祖先从会稽遇到战乱，避乱迁徙江南。曾祖父名瞻，祖父名▯，在李氏统治时，担任李氏将领，驻兵上饶抵御闽人；战事结束后，因而留在当地定居，没有离开，所以直到今天成为上饶人。父亲名戬，博学而善于写文章，曾经求取进士出身而未能如愿，于是停止追求，不再谈论仕进；因为虞君的缘故，被追赠为殿中丞。虞君的儿子在嘉祐二年某月某日把他葬在常州宜兴县永定乡某山，并把夫人福昌县君周氏附葬。夫人有贤德，虞君能够不忧虑家事，也有赖于他的夫人。将要下葬时，虞君的儿子派人来告诉我说：“为先父作墓志，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了。”于是作铭说：踩着污浊而凌驾于险阻之上，又从左右窥伺，想侥幸谋取私利；人们竞相这样做，而虞君却谢绝不做。才华秀美而眉目豪迈，子孙高大挺拔，以此光荣地送他归葬；这是上天留给他的福分。【宋故赠尚都官郎中司马君墓表】朝奉郎、尚书刑部员外郎、知制诰、权修起居注、纠察在京刑狱、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王安石撰。朝奉郎、尚书都官员外郎、知同州兼同群牧及管内劝农事、骑都尉、赐绯鱼袋借紫雷简夫书。

译司马君姓司马，名沂，是陕州夏县涑水乡高堠里人。他的先祖出自晋安平献王司马孚，到征东大将军司马阳时，才葬在河东安邑。后来北魏把安邑分为夏县，于是成为夏县人。自唐代以来，家族逐渐降居田野。君的曾祖林、祖父政、父亲炳，都没有做官；但几代人从未分家居住，所以农家的食用人口很多，贫穷得无法供养。君幼年孝顺谨慎，父兄把家事全交给他，他能够节俭勤劳，使家庭兴盛。当时田地没有增加，也从未经营商贾或奇巧逐利的行业，但司马氏逐渐富裕起来，父兄都过着饱食安逸的生活。只要有余力，君就帮助乡人；但他终身穿粗劣的衣服，吃粗疏的饭食。他在景德三年十二月丙子去世，享年三十二岁。祥符六年□□□□，葬在涑水南面的原野。夫人是同县李氏之女，二十八岁时生下男孩讠永、里和一个女儿，便守寡。不久，讠永和女儿都去世了，于是父母想改变她守节的志向，舅姑也遣嫁她。夫人自己发誓不再嫁，亲自承担辛劳，使里到四方求学。婆母李氏年老多病，常常卧在一张床上，要人扶持才起身，要人喂食才进食。夫人亲自在身边照料奉养，始终没有稍微违背自己的志向，像这样经过多年，直到婆母去世。后来，里以□□□出仕，奉养夫人做官；夫人这才离开母亲，因思念而成病，过了很久才痊愈。里逐步升迁至尚书都官郎中，历任数州官职，□□□，追封君为尚书都官郎中。夫人被封为永寿县太君，八十三岁时，于嘉祐五年九月甲寅在京师去世。这年十一月壬寅，与君合葬于君的墓中；君的从父弟、起居舍人司马光如此叙述这件事，前来请求说：“希望您写一篇文字，刻在墓上以表彰他。”唉，君就是所谓谨慎修身、节俭用度以奉养父母，并且把道义施行于妻子儿女的人吗？凭借这样的品行求学，难道能和那些只有浮泛言论而没有实质的人相提并论吗？夫人的德行，可以说与君相配。即使这不是她家人所希望我论述的事情，我本来就乐意为她宣扬；何况司马光贤能，曾经是我的同僚，又有所请求，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朝奉郎、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权同判吏部南曹、上骑都尉、赐绯鱼袋杨南仲篆额。布衣曹知白摹写镌刻。◎书 【上蒋侍郎书】我曾经读《易经》，读到《晋卦》初六说：“晋如，摧如，正吉；罔孚，裕，无咎。”这是说，离卦的光明在上，自己前往与它相应；但处在卦的初位，道理还没有彰明，上位虽然明察照临，却还没有信任自己，所以应当退缩不进，宽裕地等待时机。又《比卦》上六说：“比之无首，凶。”这是说，九五居中，作为上下的主宰，众人都亲近归附，只有自己落在后面，时机已过、道理已穷，就会被众人所弃。这是圣人把深奥而必然的道理寄托在卦象中，以显示人事，想让人按时进退，不要妄动。时机尚不可进而进，叫作躁进；躁进则事情不能审慎，上位必然怀疑。时机可以进而不进，叫作迟缓；迟缓则事情来不及，上位必然违弃。确实如此，那么上位的人并不是没有等待下位之人的意思，而是因为下位之人的行动不合时机、求进不合道理，不能走中正之道罢了。读圣人的书，学习圣人的道，约束自己把它落实为事业，振奋自己把它写成文章；而且胸中所蕴含的见识不同于世俗所崇尚的东西，每当听到当世贤能的公卿大夫的名声，就一定希望见上一面，以此探求卓异通达的知己，希望能够听闻道理，使自己的志向有所施展。在进退的道理上，难道可以不观察时机吗？所以自从您到任接受官署以来，已经几个月了，郡中有名望的士人都得以拜见您。唯独我因为才质微薄，寄居在旅舍，正好住在您的府第附近，只能屏息退处，始终没能前往拜见。难道我没有这个意愿吗？只是因为我的声名行迹沉下微末，处在最为疏远卑贱的地位，过去又没有被您所知；加上您刚开始兼理公事，宾客交游接踵而来，即使您神明般的治理，也或许还没有周全。我在这个时候，如果贸然进见，私下担心您还没有考察清楚我的才与不才。所以《晋卦》的道理，是有“摧如”的退守。如今您的聪明见闻已经周遍，风俗的美恶、士人才能的高下，都已经能够了解。况且我又私下听说您屡次把我列入议论之中。我在这个时候，如果还不自行进见，就符合《比卦》所说错过时机的凶象了。因此我私下依据这两个卦的卦象，在可以进见的时候采取中正的行动，这样或许接近圣人的教诲。恭敬地想，您禀受上天正气，是朝廷的名臣，以文雅正直而简在帝心。因此您出入台阁，历任内外，朝廷百官和天下人，谁不畏惧您的威名、敬服您的德望呢？我认为您如同师尹和众士，能够陶铸造就各种人才；天子任用您，必定希望不久便见成效。虽然我正居丧服制，身在草土之间，穿着丧冠、草鞋，不进入公门，原想等服丧期满后再向您请见；然而朝廷突然传来一道诏令，升任您到君主身边的显要近职，使您和诸公共同掌管机要政务，召来天下的和气。那时您必定地位更高，仪容礼制更加特殊，朝廷之间贵贱相隔，我即使想拜见您的风采，也没有机会到您面前了。如今我之所以知道这是可以进见的时机，不以丧礼为忌，直接到您的铃下，希望能拜伏一次，实在是因为这样的机会难得。您如果认为我进见合乎时机、合乎道理，赐我座次，考察我的言行。至于当今政事的得失、国家的大体，我虽然不能完全知道它们的根本，但对于前代兴盛的鉴戒、圣贤的大意，也略微显露出平日的积蓄。若能因此得到您的知遇，难道仅止于这一次吗？希望将来在您的陶铸之下，或许能对均平政务略有一点补益。言语质直，冒犯您的清听，惶恐惭愧至极。【上龚舍人书】

译闰八月七日，具位王某谨向安抚谏院舍人写信陈述：我读《孟子》，读到“不见诸侯”，才知道士人即使困厄贫贱，道义也丝毫不会向当世屈服；他们自信坚定、对自己要求尊重，到了这样的程度。这些都是出仕与退处的道理，也是上下相合的原则，不可以苟且。身居上位的人不遵守这个原则，就不值得和他共同做事；身居下位的人不遵守这个原则，即使有才干也不足以成就事业，他的进身几乎会招来祸患。居上位不骄傲，居下位不谄媚，这就是进退的中道。我曾经守住这句话，退下来甘愿处在卑贱地位，夜里思考，白天学习，以等待当世的求取，从未拿着一张名帖、说一句话去求见公卿大夫，直到今天已经十年了。后来仔细想来，当孟子所处的时代，天下混乱，诸侯都想自行称王，强国攻打弱国，大国兼并小国，战争侵略没有一年停止。这正是关系存亡得失的时刻，也就是所谓得到士人就兴盛、失去士人就灭亡的时候。因此下位者可以自重，而上位者不能不求取人才。如今承受几代积累的基业，治理虽然还比不上三代、两汉，但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大事了。朝廷选拔人才，外有贤良、进士等科的举荐，内有公卿推荐、转运使和郡守的荐举。然而都要靠士人自己宣传、介绍自己的长处，以求干谒当世，然后才能被选取；从未听说公卿大夫能够自行察知贤才并推荐他们。于是士人含羞忍耻，忙忙碌碌，窥伺别人的脸色，迎合时俗的好尚，以谋求进退；世人从未认为这是耻辱，又哪里知道谈论出仕、退处、进退道义的人呢？如今公卿大夫选取士人，不问贤能与否，只喜欢那些向自己献媚的人；如今士人的进退也不依道义，只求苟且迎合罢了。唉，真是可悲！公卿大夫凭借高位显势，外以富贵自我尊崇，内以才智自负，必定不愿向别人求取人才，只想让别人来求自己；士人又不愿向别人求取，如此一来，上下相合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因此我忽然改变想法说：“如果姑且到公卿大夫的门下去，和他们讨论，考察他们的为人；可以和他谈道，就进见；不能和他谈道，就退去，这在道义上大概还不算屈服。”于是我很想在当世公卿大夫之间从容交游，观察他们是否可交，然后决定进退取舍。可是我正逃居在穷远偏僻的地方，处境使我无法前往。近来听说天子忧念东南百姓困于水患，停止侍从之臣的职务，亲自到那里慰劳招徕、安抚聚集百姓。我私下非常高兴，认为所谓当世公卿大夫，这次将能够见到了。后来一问，问我的人果然是谁呢？又有人把您的名声告诉我，我于是含笑大喜说：“凭您的地位，正被朝廷任用；凭您的贤能，我早已听闻于天下。那么我不必等到和您交谈、考察您的为人之后，才知道可以向您陈说请求了。”何况您的官职是谏诤之官，出外宣扬皇帝的恩泽，应当思考如何辜负朝廷对您的期待；那么天下利害、百姓疾苦，就不应当忽略而不在风声夜静之时忧思于心。如果您有意于此，就不是士君子不能和您讨论了。这样看来，我的话或许能够得到您的认同。我冒昧触犯尊严，进献自己的见解，希望阁下加以选择。某再拜。【再上龚舍人书】

译闰八月九日，具位王某再次向安抚舍人阁下陈述：前些日子我冒昧以狂妄昏昧的话进言，得以让下属官吏转达给您。承蒙阁下不因我疏远卑贱而有所间隔，赐我容色，以从容的态度接待我，使我能够极力议论、详细陈说。这正是我可以把胸中的想法向您吐露的机会。然而言语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心意还有没有竭尽的地方，大概将要有所陈说，为什么呢？前些日子您同我谈的，不过是想筹划仓廪之事，诱导百姓交出粮食，以缓解百姓一时的贫乏罢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希望把我的意见全部说完，请阁下加以选择。我曾听说，善于替天下谋划的人，必定建立长久的策略，兴办长远的功业；当世之人沐浴于盛大的德泽之中，不是只求一时苟且之利、邀取浅薄微小的功劳罢了。水旱灾害，是天时中经常会有的事；仓廪和财用，是国家经常不足的东西。用不足的财用去应对经常发生的水旱灾害，未见能够救济得了，这实在不是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方法。我不敢远引古代，只谈近来十多年间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事情。近来从庆历八年起，河北、山东发生饥荒；皇祐二年、三年，两浙、淮南发生饥荒。皇祐三年、四年，江南发生饥荒；嘉祐五年，两浙发生饥荒；嘉祐四年，福建发生饥荒；今年，淮南、两浙又发生饥荒。至于川、广、夔、陕、京西、河东，都是我听闻和见识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无法谈论。我私下计算，历年不过十二年，而年年贫困，百姓流亡、饿死的年份竟占了一大半，最终还没有听说朝廷有救济他们的方法。难道不是政事失于苟且，没有建立长久策略的缘故吗？自庆历以来，南北饥荒接连不断，朝廷大臣和内外有智谋的人，没有不悲悯而不忍心看百姓流亡饿死、思考如何使他们存活的。他们的办法不过是发放常平仓粮，向富民征敛，煮粥赈济，拿出糟糠的剩余，用有限的食物供给无数百姓。我推究那些因此活下来的人，百人中还没有一个，而死者的白骨已经遍布田野。这是获得了施惠于人的名声，却没有实际救患效果的做法。我私下认为，百姓是用来供养国家的，从未听说国家可以反过来供养百姓。《礼记》说：“君主是被供养的人，不是供养别人的人。”有子说：“百姓不足，君主同谁能够富足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前梁惠王曾经调运粮食来救济饥荒，孟子评论并非难他，说的是：“只有善心不足以用来治理政事，只有法令也不能自行施行。” 至于治理不能依照先王之道的，不过是只有善政的空名，或只有法令的形式。况且五帝、三王的时代，可以说是极其盛大隆盛，也不能使五谷常年丰收而水旱灾害不来。然而没有受冻挨饿的百姓，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有良好的政治，下面又有储藏粮食的准备。我遍观自古以来的情形，太平的日子常常少，动乱的日子常常多。如今宋朝兴起已有一百多年，百姓不知道有战争，四境远达万余里，其中能够种桑的田野，百姓都居住在那里，可以说是疆域最广大、人口最繁庶的时候了。这实在是旷世难逢的盛会，也是贤能之士有所作为的时机。如今朝廷的公卿大夫不趁此时讲求治理国家的措施，思考使百姓富裕、改变风俗的办法，以兴起太平，却一味只图苟且，见到祸患才考虑，见到灾害才救济。这正是传中所说的“车毂已经破碎，才去增大车辐；事情已经败坏，才重重叹息”，这样说有什么益处呢？我和您并没有一日的交情，论到相互了解，本来已经很疏远了。然而自从您来到这里，我已经两次写信向您进言。我当然不是对您有什么苟且的企求。我曾说，有学问、才干和谋略的大丈夫，常常忧虑不能遇到时机；既遇到时机，又忧虑自己的言论不能被采用。如今您的地位在朝廷，不能说没有遇到时机；居于可以进言的职位，也不能说言论没有被采用的机会。只是您还没有去做罢了。我因此感奋而屡次向您进言，就是这个缘故。希望您明察。我再拜。《与沈道原书一》我听说您在长芦，正在营造功德，却没有机会去拜访，怎能不深深向往。见到黄吉父，他说四妹（姐）非常瘦弱憔悴，恐怕是久吃素食造成的，务必斟酌，不要使她成病。一切都像梦一样，不必过分放在心上，只要诚心祈祷向善，也不必经常戒断肉食。我每次都想和七弟到长芦去，约您相聚几天；但我头部[疑字：原文作“头▯旬”]痰多，稍一活动病就加重，因此没有成行。天气渐寒，请多保重。想到二谢，思念之情实在难以言说。我谨此奉上。《与沈道原书二》承蒙您多次挂念体恤，更使我感激欣慰。我年老衰弱，头晕昏沉，幸而已经痊愈。然而枯槁的身体只剩微弱气息，早晚等待终尽，如今突然卧倒在床，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十四、念二，都劳烦您挂问，感激惭愧，感激惭愧。四妹还应时时吃些肉食，恐怕长久下去会成病。相距虽然很近，却没有机会相见，请好好进食，自己保重。疲倦了，书信不能详尽。谨此奉上。《与沈道原书三》近来承蒙您来信问候，怎能不十分感激欣慰。肿疡虽然还没有溃破，估计容易医治，不劳您挂念。推官来到这里，深深欣喜全家吉庆。疲惫困倦，不能详述。希望您加倍保重。我谨此奉上。《与耿天骘书一》近来收到您的教诲，因为没有便利条件，没能立即快马回信，但向往之情哪里说得尽呢？岁月像流水一样，我一天天衰老[疑字：原文作“衰ぃ”]。今年夏天又感到像去年秋天那样头晕昏沉，偶然又没有死去；但这样下去，哪里还能长久活着呢？旁妇已经许配给人，也没有什么可求婚的对象。这件事我已经完全不再挂怀。陶渊明所说“身体如同旅舍，我是将要离去的旅客”，在尚未离去期间，凡事只顺着事物的自然规律去应对罢了。藿香散和药方一并附上，如果另有需要对症的药，不妨告诉我。台上的草木茂盛，荷花开得极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交谈。千万保重。《与耿天骘书二》承蒙您殷勤来信问候，又送来美梨，十分感谢您没有忘记我。纯甫的事情，是因为不能忍受一时的小愤怒，又不曾同人商量，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经无可奈何，只能徒然为此忧愁煎熬罢了。旁屡次承蒙您挂念体恤，但这件事必须他自己愿意，才可以谋划；一切听凭命运，不能再计较了。药物封好附上。不知您什么时候能够依约来访，我每天都在盼望。天气渐凉，请保重；尊眷各自吉庆。不再详说。《与郭祥正太博书一》近来承蒙您屈尊来访，却没有能够从容地侍奉、瞻仰您的容颜，匆匆就此分别，怎能不感到惭愧遗憾。刚刚远别，千万保重。承蒙说行李早晚还会再来这里，诸事都等见面后再详细诉说。您答应赠诗，请不要吝惜，多写几篇草稿赐给我，便是我的幸运。《与郭祥正太博书二》

译我叩首。近来承蒙您的手书，尤其感到欣喜安慰。时序变化令人感伤，不能自行排遣；相距咫尺却没有机会拜见，向往之情更加深切。承蒙答应寄诗，十分荣幸。还请暂且留步，不妨多次赐教。冬日寒冷，请保重。舍弟近来外出，到年末才回来，承蒙来信而未能答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与孟逸秘校书》我叩首，仲休兄阁下：承蒙您来信，感激欣慰。跋涉溪山之远，也辛苦了；然而这足以慰藉两县百姓的愿望。只是请您放宽心怀，自己保重。因有人催促回信，仓促答复，写得不恭谨，希望您谅察。如有不到之处，请指教。《与柳承议书》承蒙您来信教诲，感到惭愧。您正护送灵柩归乡，需要应酬的事情一定很多，哪里敢烦劳您厚重地馈赠。糖冰已经恭敬领受，其余物品谨此退还，希望您谅解。《与林宰书》前几天能够承蒙您相对谈笑，特别感到宽慰，渴望仰慕之情也十分深切。恭敬地希望您的起居都平安。鹇已经收到，感到惭愧。应当有元给的价钱，请您示下；否则，我鲁岂不是从此就不赎人了吗？查验田地十分辛苦，请您放宽心，自己保重。《与吕参政书》承蒙您多幅书信殷勤问候，礼意超过常情，实在不是我敢向故人奢望的。不敢把这些当作回礼，想来您会谅察。承知您已经祥除，恭敬地想来您心中仍有余哀。知道您有话要告诉我，只遗憾没有见到。虽蒙您的恩爱，使我得以优游养病，但时日空过，仍未能前去拜见，只希望您珍重爱护自己。三。《再答吕吉甫书》承蒙您殷勤来信教诲，怎能不惭愧感激。听说您有太原的新任命，不知道最终是否成行？想来已经准备行装向西去了。您信中提到的《法观》文字，我常常留下玩味阅读，研究其中的义理。观察自身和世间，如同水泡、梦幻；如果不以此洗涤内心，反而沉溺于各种妄念，不也可悲吗？想来相见没有期限，只希望共同磨去世俗习气，一同进修这一道理；这样即使相隔遥远，也常常像彼此交臂相遇。即使我年老衰弱、昏聩耗损[疑字：原文作“衰ぃ瞢耗”]，难道敢不努力吗？仍希望在未死之前，或许能够相见交谈，以尽述心中所怀。暂且不说这些，务必进食，及时保重。令弟想来各自安康，也一定会同时向西而行。承蒙您惠赠海味，惭愧而感激您没有忘记我。乡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表达心意，谨送上两笼栗子。今年我虽然没有大病，但年纪越来越大，衰弱也越来越严重，稍微劳累便支持不住。过去所著《字说》，大体已经完成，只遗憾未能送到您那里。观察古人的意思，往往把精妙的道理寄寓在这些字中。可惜许慎所传下来的材料只有这些，而且还有伪误，所以思考起来难以穷尽。《答田仲通书》我再拜，仲通兄阁下：过去在京师时，想赶到阳翟去拜见您，因为有事最终没有成行，至今仍悔恨不已，再也无法自我排解。自从能够同您交游以来，我内心没有一天忘记您。羁旅困穷，命运不幸，不能常常跟随您学习，以增进道艺；这种遗憾哪里有忘记的时候？而您在交游的人中，也最为爱护我。《答杭州张龙图书》相隔多年，怎能不深深向往。承蒙您来信教诲，才知道您的车马近在京口，起居多福，更增添了我的盼望仰慕。没有机会相见，只希望您为了时局加倍保重长寿。年老多病，书信不能详尽。我谨此奉上，知府龙图阁下。《答王深甫书》我勉强处理事务，不能不感到劳累。略微写过一封信，想来已经送达。承蒙您的手书，知道您和十二娘子侍奉起居都平安，欣慰之情可以想见。您所说的异论我已经完全明白；然而道、德、性、命，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德有吉德和凶德，那么命有逆有顺，性有善有恶，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伊尹说：“这就是不义，习惯与本性一同形成。”舍弃善而趋向恶，称为本性灭亡，不能称为本性形成；那么伊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召公说：“只是不敬重他的德，才会早早失掉他的命。”这说的就是凶命。命运凶险，本来是自己造成的，却仍然称为命。假如小人自己造成祸患，有时侥幸逃脱，不能称为命，那么召公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古人认为，没有君子之道就是无道，没有吉善之德就是无德；那么舍弃善而趋向恶，称为本性灭亡，也不能说本性本来没有善。虽然可以说没有道，却不能说道中没有小人；可以说没有德，却不能说德中没有凶；可以说本性灭亡，却不能说本性中没有善。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习染使彼此相远。”这说的是相近的本性因习染而逐渐相远，因此习染不能不谨慎，并不是说天下人的本性都只是相近而已。孔子去见南子是因为合乎礼，那么孔子为什么不告诉子路“这是礼”，却说“上天厌弃我”呢？孟子说：“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嫂嫂溺水，就用手去援救她，这是权变。”如果只有礼而没有权变，那么孔子又怎么做得到呢？天下的道理，本来不能用一句话说尽。君子有时采用礼，所以孟子不去拜见诸侯；有时采用权变，所以孔子去见南子。孔子同蒲人订盟后却前往卫国，是要实行法义；如果不这样做，强迫他订盟的人就会得志。况且受制于人而不能实行自己的志向，圣人也无可奈何。孔子前往卫国，不是蒲人能够制约他的，那么孔子为什么不去卫国？到了卫国以后才足以彰明道义，这就是孔子前往卫国的原因。这些道理，我都略略向深甫说了。以深甫的明达，回答这些问题并不难；但他从千里之外写信来问，这正是深甫好问嗜学、永不满足的表现。久已荒废笔墨，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希望您明察。听说您罢官后将来拜访，十分荣幸。然而我疲惫多病，恐怕不能长久承担州中事务，不知还能不能在这里同您相见。入秋以后，请保重自己。《与王逢原书四》安石叩首。承蒙您跋涉来到江阴，并且与贤阁下都平安，实在使我欣慰！安石居住在这里，郁闷无聊，想来若不见到君子，还有谁可以同我谈论这些呢？不久我将到江宁，希望逢原能来一趟，不知您是否愿意？能否和子明一同来呢？不知您近日脚气怎么样？务必谨慎保养，千万，千万！近来见到莘老，他不肯参与人事，这本来早就知道会如此。但他来信过分称誉我，好像把我当作俗人来结交，不知是什么缘故？既然我已经担任这个职务，他这样对待我，大概也是适宜的。冬日寒冷，请保重。安石叩首。《与王逢原书五》

译安石叩首。承蒙来信，感激欣慰。船只只要乘到蕲阳，就应当没有人来盘问；何况这是吴舅依法应当得到的，也没有什么可嫌疑的，不如亲自驾船前往，往返时顺便装载官府物资即可。旅居僧舍，实在也很无聊，千万保重！请时时来信指教。今天还苦于大风，不能成行。匆忙写信，不够恭谨。安石叩首。《与王逢原书七》安石叩首。承蒙来信，所教之事都已明白。您盛情指说的陈山人如今正在这里，幸好顺便来访。其余事情等候相见后再说。匆忙写信，不够恭谨。安石叩首。《与王逢原书八》安石叩首。近来承蒙您亲自来访并存问，只是人事纷扰，实在没有能够从容尽情谈论，竟然就此远别；这点点向往之情，哪里是书信所能说尽的？到了天长，才知道您的行李已经到毗陵，脚气也渐渐痊愈，实在感到欣慰。近日劝您停止劳作，想来您和贤阁下都平安，尊眷各自安宁康健。我已经到了宿州，傍晚就要出发，再过几天便到京师，另行写信问候。然而书信所能传达的意思，哪里能完全表达心情呢？近来听说脚气，可以在早晨起床、尚未下床且未说话以前，用唾液以手的大拇指按摩脚心，按摩到极热，然后下床；坚持一段时间，自然不再发作。请试着这样做。这是曾有人用来除病的方法，做做也无妨。葛子明收到信了吗？二舅那里有信来吗？天气酷热，请保重！安石住在家中的船里，这几天热得难以忍受，实在为此忧虑，又能怎么办呢！安石叩首。《与陈祈柬》安石叩首。回到破旧的居所，幸好几次能够同您面对几案相谈。出发那天，又承蒙您出来饯行，并以佳句相赠，更加惭愧，不敢承受您的厚意。住宿在您的屋檐下时，曾写成一首绝句，现写信一并寄上，想来只不过博您一笑罢了。秋凉了，请更加保重。安石叩首，陈君兄弟阁下。九月十一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与吴正宪公书》我在京师任职两年，心中积累了许多鄙陋吝啬的习气，常常不能自胜。每次一拜访长者，便惘然返回。所谓有德之人的容貌，使人心中的私意自行消散，这一点在晦叔身上我已经体会到了。凭安石这样的无能之人，却不能长久跟随您左右，以求找回失散的本心，稍稍接近大道；又因为靠私下奉养自己而窃取俸禄，所以更加重了贪污的罪过。殷切地盼望您，心中的情怀哪里能够承受得了！借此书信请您不吝教诲，这是我最大的希望。《赴官帖》安石启：承蒙您多幅书信教诲，怎能不十分感激欣慰！起初以为您优游于园宅之间，足以慰藉亲人的心，后来才知道您不久将赴任，炎热尚未退去，希望您加倍调养节制。令兄想来侍奉起居平安。安石启，推官阁下。《修学帖》我在这里大体如常。收到弟弟的信，知道他平安很好，很是高兴。年末将近，怎能不忧虑思念！不知您的行李什么时候到这里，我每天都在盼望，务必好好休养。多次收到十侄的信，如有方便，请再寄信来。十四、十六、念一等孙子都平安很好，思念，思念！十五务必修习学业，有方便请寄信来。六弟早晚往来，七、八侄和十一侄常常见面。其余不一一详述，思念，思念。押送七弟。《报巩仲至帖》您来信所说的“吸取六艺的芳香滋润，以求得真实淡泊”，这是极其高明的论断。然而恐怕还必须先认识古今的体制、雅俗的取舍和趋避，并且还要把肠胃之间前世以来积存的荤腥血肉脂膏彻底洗涤干净，然后这句话才有所措置。如果还没有做到这些，我私下恐怕污秽浑浊占据主导，芳香滋润便无法进入。近世诗人正是因为没有透过这一关，只拘守于眼前的小范围，所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都不能令人满意。《与著作明府帖》安石启：特意劳驾您前来，却很遗憾没有能够从容相叙；但久别以来的向往和慰藉已经很多了。昨夜寒冷，您平安吗？明天如果愿意，能否来同我吃一顿饭？其余留待见面再谈。不再详说。安石启上，著作明府。《与蒋颖叔帖》承蒙您屈尊来访，深深慰藉了久别以来的向往之情。我衰老多病，害怕风寒，没能前去拜访。请您过来留宿，幸望早日赐驾。其余留待见面详谈。不再详说。安石启上，颖叔。《请秀长老疏一》恭敬地认为，佛性没有生灭增减，不出于如如本体；佛法虽有思考修习，只是为了除去烦恼之病。因此牟尼佛以无边的方式阐明教法，历代祖师以直指本心来彰明宗旨。虽然开设方便法门有许多门户，却都共同趋向涅槃这一条道路。知道言语之道已经断绝，便忘却一切攀缘；悟到文字的本性是空，却仍然炽然不断地说法。至于智慧穷尽也不能达到、言论无法传达的境界，如果不是相应的人，怎么能参与其中？秀公早已种下广博见识的善根，独自悟得万法唯心；有时以众多言论开启有学之人的迷惑，有时以一指应对无穷的问题。云门宗的法印，既然是亲自承受的；正觉道场，实在有赖您来发扬宣说。应当顺从众人的心愿，前来继承这一宗门的传法。《请秀长老疏二》恭敬地认为，正法眼藏是诸位祖师亲自传授的法门；大甘露门是众生共同祈求归向的门径。若不是大乘菩萨，怎么能振兴宗门的本源？恭敬地想，某人本性悟得无生，见识趋向有学；懂得佛法常在于知道该舍弃渡河之筏，陶冶真性已经达到遗弃宝珠的境界。灵妙的火焰没有穷尽，能够延续千生的慧命；美妙的声音普遍振响，使众生同沾一场法雨的滋润。愿您莅临真觉道场，亲自承受云门宗的法印。仰望您慈悲明鉴，俯身顺从众人的请求。《请文长老疏》元丰八年三月，恭敬地认为，开始建立仁祠，是为了永久延长圣上的寿命；归依诚心于善的引导，开启殊胜的善缘。文公长老独自承受正统传承，历来排斥戏论，探求众人内心所祈求向往的境界，揭示进趣所归依的宗旨。恭敬地希望您慈悲哀悯，勉力答应众人的殷切请求。谨此上疏。元丰八年三月某日。启 《贺杭州蒋密学启》

译近来恭敬地听说您接受了美好的任命，升任北省，恭敬地想来可喜可贺。古代上大夫担任内谏，汉代擢用忠良；唐代府学士掌管重要藩镇事务，称为优荣显要。到了宋代兼任这些职务，更不是贤能之士不能居处。恭敬地想某官，天生纯厚温和，岳山储聚灵秀聪哲。早年怀抱经世济民的才能，出入天子的宫廷；首先得到推重彰明，成为士林中的高等选择。决意以正直自处，安守大节而不回头，声名震动一朝，官职历任两省。如今希望您外放任职，按理本来不合适；阳城受任为官时，祝贺的人非常多。皇上正准备重用您，早晚会有召回的诏书。我还来不及亲自致贺，内心私下更加欣喜；只是言辞尘杂冗长，幸望容我稍后前往拜访。蒙受您的依赖和恩德很深，书信难以表达。《贺太守正启》新年开始，春天到来，福祉从上天降下。正想仰望您的治所，却阻隔不能以寿酒相贺。恭敬地认为某官品德端正，才略敏捷精妙。长期镇守边远而事务繁重的地区，已经充分显著地建立了功劳才能。想来在正月初始之时，更应享有适合新岁的福祉。我恭敬地承受您的荣信，只更加感激。正值余寒未尽，希望您更加珍重爱护自己。《回皇亲谢及第启》恭敬地听说您考试中选，又蒙恩调任藩镇，凡是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极大的荣耀。如今国家兴办学校来培养天下人才，但人才仍未能完全成就；改革科举来使天下士人焕然一新，但士人有的还没有完全去除旧习。何况您身为公子而乐于行善，又能以先儒之学参加经学考试；如果不是非同寻常的才华，谁能这样出类拔萃？恭敬地想某官世代绵延，如瓜瓞相继，才华如棠棣之花[疑字：原文作“才к棣华”]；不因富贵而骄矜自得，反而成为贫贱之人所仰求的对象。以特别优异的成绩登第，使汉族文章增光；晋升品秩，镇守重要藩镇，更加壮大周家的屏障栋梁。不只是为宗室增添荣耀，也将激励士人的风气。我身居谏官之列，不能趋赴宫门致贺，未能快马致谢，反而承蒙您屈尊赐信。只是承受您的眷顾极深，并非多说言辞所能表达。《回贺生日启》闾史记载时日，使我永远想到父母辛劳养育的报答；牙兵传来教令，竟蒙您加以慰问赏赐。仰承您的眷爱怜恤，怎能不感动悲恻！恭敬地想判府留守太尉，声望足以成为国家栋梁，声誉冠绝当代英才。我不过是田野间的余生，原是您门下的旧人。尚且辜负您品评题识的恩赐，常常为自己的愚昧惭愧；哪里敢想您施加恩惠，连幽远卑微之人也不遗弃。仰承您的美好恩惠，更加激励我怯弱的内心。记 《重建许旌阳祠记》自古以来有声名和德行的人，不能推行自己的道来救济这个世道，就会施展自己的才智来恩泽当时；这不是为了在内交结权贵、求取声誉，也就是说，一个士人如果只能独善其身，就不能称为士人。后世的士人丧失了自己的事业，沉溺在章句训诂的末流中，却号称颖悟卓异，不过是利用自己的技艺求取时机、谋取私利罢了。因此道义日益丧失，才智日益卑下，于是有一些没有丧失灵明的人常常厌弃鄙薄他们。这不是士人所说的道，正是名不副实；也是因为他们所尊尚的不是道。唉，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晋代有一位担任百里之长的许氏，曾任旌阳县令，对县中百姓施有恩惠。他所使用的方术，也不免带有后世方技的习气，例如把竹子插在水中，让染疫病的人舀水饮用，病人很快便痊愈；这固然是他的精诚所致。他又把金子藏在园圃中，让囚犯出力取得，用来偿还债务，有的人因此免于镣铐拘禁；这难道全都是方技所造成的吗？百姓正因此感念他的德行。后来他斩蛟，救免豫章的水灾，大体上都是他的志愿所能达到的。志向所到之处，智慧也能达到；因此许公对洪州有功，评论者本来就应当从他的道义来观察。况且在世道衰落、风俗败坏的时代，任职于当世的人中能够有像许公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昏暗时代中的日月了。许公对洪州有功，洪州祭祀他已经很久了。祥符年间，将他的道观升格为宫，而许公的神位也提升到侯王之上。于是州中官吏把庄严祭祀的宫室建得同王者宫室一样，这固然是夸大他的功劳来报答他的恩赐。工程没有更加坚固壮大，中部便坍塌了；如今南丰的师帅曾巩感慨地重修它。曾巩是儒生，大概并不是喜好尊崇老氏之教，只是认为能够抵御大灾、能够捍卫大患的人就应当祭祀，这符合礼经。国家既然提高了对许公的礼制，那么看到祠宇简陋便加以修饰，使它更加华美，是为了敬重王命、彰明美德。曾巩来信，让我为此作记。我曾经对士人不能明白自己的道、恩泽不能及于万物有所感慨，正好可以借此议论我所信奉的儒道，所以很乐意为这件事作记。《清溪亭记》清溪亭临着池州的溪水，隶属于军事判官的官署，由京兆杜君建造。吴、楚、荆、蜀、闽、越一带的人们出入这里；辽阔的洞庭、鄱阳之水，在日月之上无穷无尽地延伸。四方万里之内的人，扬帆划船，在波涛中上下往来，早晚都要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而我们却能在几间屋子的地方，于寝食坐立之间看到雄伟壮丽的景观，这实在值得高兴。杜君说：“凡是把形体投入事务的人，都应该有地方使劳作得到休息；厌倦了耳目所受的喧嚣，就一定要到空旷的野外去，然后才能不受天色明暗变化的困扰。飞禽啁啾，怒涛汹涌，渔人的蓬船、樵夫的山路，有人在前面长啸，有人在后面歌唱，哪里比得上诉讼和鞭笞声交杂在耳边呢？解开头巾，穿上鞋子，弹琴歌唱，诵读诗书，投壶饮酒，谈论古今而忘记宾主之分，哪里比得上人们跪拜起立、曲身转身的繁密动作交错在眼前呢？这就是建造这座亭子的原因。” 序 《送丘秀才序》

译古人把婚姻看得十分谨慎，是要结合不同的德性，以延续万世的根本。到了《春秋》所记的时代，这种礼开始渐渐废弛。不亲自迎娶，我听说过；先迎娶妻子然后才祭祖，我也听说过。时势竟然就这样再也不能振兴，人们都任凭本情直行，哪里还知道所谓谨慎呢？到了隋代文中子，才叹息悲伤地说：“婚礼废弃了，天下就没有家道了。”于是开始采集周公、孔子的旧礼，接续保存下来。贾琼却说：“如今大家都这样做，何必还要续存古礼？”贾琼是什么人？是世人所说的贤人，是亲自接受过文中子教诲的人。既然是贤人，又亲受文中子教诲，却还这样说，他不在程、仇、董、薛一类人之列，也就很自然了。如今读《中说》的人，都知道贾琼的话不对；然而不去做贾琼所做的事的人也已经很少了。世间人偶尔有喜事，追随古代婚礼来举行，世人一定会指指点点，给他加上怪诞迂腐的名声；这样一来，他怎么肯违背习俗而依从古礼呢？唉，古代已经过去，后世又不可期待。哪里才能得到守持法度的人，和他一起奋勇而不顾世俗，独自实行古人所实行的礼制呢？南丘子在金陵求学，奉父母之命回乡迎娶妻子。我希望他能够这样做，因此把这些话告诉他。《题自书楞严经要旨》我回到钟山，借用原本，亲手校正，在寺中刻印此书。时在元丰八年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恭敬题写。附录 《宋史·王安石传》王安石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人。父亲王益，任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年时喜欢读书，看过一遍便终身不忘。他写文章动笔如飞，起初好像漫不经心，写成以后，看到的人都佩服其精妙。朋友曾巩带着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替他广为称誉。考中进士上等，被任命为淮南判官。按照旧制，任期届满可以献文章请求考试馆职，只有安石不这样做。后来两次调任知鄞县，修筑堤坝，疏通陂塘，使水陆交通获利；把粮食借给百姓，规定利息偿还，使新粮旧粮相互调换，县中百姓都感到便利。任舒州通判。文彦博担任宰相时，推荐安石，说他淡泊退让，请求破格任用，以激励世人不要争逐。很快召他考试馆职，他不肯就任。欧阳修推荐他做谏官，他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欧阳修把他需要俸禄奉养祖母的情况报告朝廷，于是任用他为群牧判官，请他知常州。调任提点江东刑狱，入朝任度支判官，当时是嘉祐三年。安石的议论高远奇特，能够用雄辩博识来充实自己的学说；他果断坚持自己的主张，慨然有矫正世道、改变风俗的志向。于是上万言书，认为：“如今天下的财力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衰败，祸患在于不知道法度，不效法先王的政治。效法先王的政治，只要效法他们的精神罢了。效法他们的精神，那么我们所作的改革变更，就不会使天下听闻的人惊骇、使天下人喧嚣非议，而且本来已经符合先王的政治了。借助天下的力量来生长天下的财富，取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以来的太平时代，从来没有把财用不足看作国家的公患，忧患只在于治理财用没有正确的方法。如今在位的人才已经不足，而民间乡野之间也少有可用的人才；把社稷托付给人，把边疆交给人守卫，陛下难道能长久把上天的幸运当作常态，而没有一天发生祸患的忧虑吗？希望陛下鉴察苟且因循的弊病，明白诏令大臣，逐渐加以施行，期望符合当今世道的变化。我所说的这些，是流俗之人不谈论的，议论者认为迂阔陈腐的。”后来安石主持国政，他所施行的措施，大体都以这篇文章为依据。不久任直集贤院。在此以前，馆阁的任命多次下达，安石多次推辞，士大夫认为他无意于仕进，遗憾不能见到他的面；朝廷每次想给他优厚的官职，只担心他不肯就任。第二年，任同修起居注，他推辞了多日，阁门官吏带着诏敕到他那里交付，他拒不接受；官吏跟随他行拜礼，他便躲进厕所。官吏把诏敕放在案上离去，后来又追还诏敕；安石上奏章达到八九次，才接受任命，于是担任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从此不再推辞官职。有个少年得到一只斗鹑，他的同伴向他索要，他不肯给；同伴仗着同他亲近，便强行拿走。少年追上去把他杀了。开封府判这个人死刑，安石驳议说：“按法律，公开拿取和偷偷拿取都算盗窃。这个少年不肯给，而那人却带走它，这是盗窃；少年追赶并杀他，是捕捉盗贼；即使导致死亡，也应当不予追究。”于是弹劾开封府官员错误地把无罪者判入罪。府中官员不服，事情交给审刑院和大理寺审理，他们都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正确。皇帝下诏赦免安石的罪过，要求他到阁门谢罪。安石说：“我没有罪。”不肯去谢罪。御史举奏此事，朝廷搁置不问。当时诏令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改动诏令文字，安石争辩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舍人就不能再行使自己的职权，只能完全听任大臣所作所为。除非大臣想要倾覆国家、徇私行事，否则立法不应如此。如今软弱的大臣不敢替陛下守法，强横的大臣则挟持皇上的旨意制造法令，谏官、御史没有人敢违逆他们的意志，我实在害怕。”这些话都触犯了执政大臣，因此更加同他们抵触。后来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直到英宗一朝结束，朝廷多次召他也不起身任职。安石本是楚地人，在朝廷中还没有名声；他知道韩、吕两族是显赫世家，想借助他们来取得声望，于是同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著深相交往。三人轮流称誉他，他的名声才开始兴盛。神宗还在颍王府时，韩维任记室，每次讲说得到称许，总说：“这不是维的说法，是维的朋友王安石的说法。”后来韩维任太子庶子，又推荐安石来代替自己。皇帝因此想见这个人，刚即位，就任命安石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召他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他才入朝，入对时，皇帝问治理国家应先做什么，他回答：“选择治国的方法最重要。”皇帝问：“唐太宗怎么样？”他说：“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为什么要以唐太宗为标准呢？尧、舜之道最简约而不烦琐，最重要而不迂曲，最容易实行而不艰难。只是后世的学者不能完全通晓，便认为它高不可及罢了。”皇帝说：“您可以说是责求君主实行难行之事了。我自己看自己的微小身躯，恐怕不能符合您的期望。您可以尽心辅佐我，希望共同完成这条道路。”

译一天在讲席上，群臣退下后，皇帝留下安石坐下，说：“我有想同您从容议论的事情。”于是说：“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刘备一定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两个人确实是世间少有的人才。”安石说：“陛下如果真能成为尧、舜，就一定会有皋、夔、稷、契[疑字：原文作“Ι”]；如果真能成为商高宗，就一定会有傅说。魏征、诸葛亮这两个人都为有道之士所羞，哪里值得称道呢？天下这样广大，人民这样众多，又有百年太平，学习的人不能说不多；然而常常忧虑没有人能够辅助治理，是因为陛下选择治国方法还不明确，推诚待人还不充分。即使有皋、夔、稷、契、傅说那样的贤才，也将被小人蒙蔽，只能收起抱负离去罢了。”皇帝说：“哪个时代没有小人？即使尧、舜之时，也不能没有四凶。”安石说：“正是因为能够辨别四凶并诛除他们，这才成为尧、舜。如果让四凶放纵他们的谗言和邪恶，那么皋、夔、稷、契也怎么肯苟且享受俸禄而终身任职呢？” 登州有个妇人嫌丈夫相貌丑陋，夜里用刀刺杀他，使他受伤却没有死亡。案件上报后，朝廷大臣都判她死刑，只有安石援引法律，辨明此案应按共同谋杀伤人的罪名从轻二等论处。皇帝采纳安石的意见，并且把它写入法令。熙宁二年二月，任命安石为参知政事。皇帝对他说：“人人都不能了解您，以为您只懂经学，不懂世务。”安石回答：“经学正是用来治理世务的，只是后世所谓的儒者大多是庸人，所以世俗都认为经学不能施用于世务。”皇帝问：“然而您所要施行的措施，首先应当做什么？”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皇帝认为正确。于是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命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主持。安石让他的党羽吕惠卿负责其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各项法令相继兴起，号称新法，并派遣四十多名提举官向天下推行。青苗法，是把常平仓买粮的本钱作为青苗钱，分发给各户，令其缴纳二分利息，春天发放，秋天收回。均输法，是把发运使的职务改为均输，借给它钱财，凡是上供的物品，都可以把昂贵处的货物转运到便宜处，以近处的物品交换远处的物品；预先知道京城仓库所需要办理的物品，便可以相机储买。保甲法，是登记乡村百姓，两个成年男丁抽取一个，十户编为一保；保丁都发给弓弩，训练他们作战布阵。免役法，是根据各家资财的高下，分别让他们出钱雇人充当差役；下至单丁、女户以及原来没有差役的人家，也一概缴纳钱，称为助役钱。市易法，是允许百姓赊借县官的钱财货物，以田宅或金帛作抵押，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逾期不缴，除利息外每月还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法，是五路义保中凡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由监牧把现有的马给他们；或者官府给他们马价，让他们自行购买。每年检查马匹的肥瘦，马匹死亡或生病的，由养马户赔偿。方田法，是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合计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作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县丞分区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确定地色字号，分为五等，按照土地等级平均确定税额。又有免行钱，是估量京师各种货物各行利润的厚薄，都令其缴纳钱，以免除免行户的差役。从此四方争相上言农田水利，古代的陂塘和废弃的堤坝，全都力求兴修恢复。又令百姓封存文状、提高价格来收买坊场；又增加茶监的定额；又设置措置河北籴便司，在临近水流的州县广泛积储粮谷，以备运输供应。因此赋税征敛更加沉重，天下骚动不安了。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论列王安石的十项过失，神宗便把吕诲调出朝廷，王安石推荐吕公著接替他。韩琦的劝谏奏疏送到后，神宗有所感悟，想要采纳，王安石请求离职。司马光代拟诏书，其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的话，王安石大怒，上章抗辩。神宗用委婉的话向他道歉，又命吕惠卿传达诏旨，韩绛也劝神宗挽留他。王安石入朝谢恩，趁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官和朝廷士大夫结党相互援引的情形，并说：“陛下想用先王的正道战胜天下的流俗，所以要使陛下的权势和流俗的权势相互比较轻重。流俗的权势重，天下人就归附流俗；陛下的权势重，天下人就归附陛下。权势与事物相互比较轻重，即使是千钧重物，所加所减不过铢两，轻重便会转移。如今奸人想败坏先王的正道，来阻挠陛下所做的事。正当陛下和流俗的权势争夺轻重之际，只要再加上铢两般的力量，所用的力量虽然极小，天下的权势却已经归于流俗了，这就是人们纷纷反对的原因。”神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王安石重新处理政务，韩琦的主张未能实行。王安石平素同司马光关系深厚，司马光援引朋友之间互相劝勉改过的道义，三次写信反复劝说他，王安石很不高兴。神宗任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尚未接受任命，王安石便出任宰相，司马光的任命于是搁置。吕公著虽然是王安石所推荐的人，也因请求罢除新法而被调出，任颍州知州。御史刘述、刘琦、钱[字形疑误]、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意见，相继离职。朝廷突然任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把任命李定的制书封还，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又论说李定不孝，结果都被罢免驱逐。翰林学士范镇三次上疏论说青苗法，被削去职务而退休。吕惠卿服丧期满后离职，王安石一时不知道可以托付给谁，得到曾布后便信任他，他的地位仅次于吕惠卿。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春天，京东、河北发生猛烈大风的灾异，百姓十分恐慌。神宗批示交给中书省，命令减少政务、保持安静以应对天变，放还遣散两路所征募的民夫，并责问监司、郡守中不把灾情上报的人。王安石坚持不肯执行。开封百姓为了逃避保甲法，有人甚至截断手指、砍断手腕，知府韩维把这件事告诉神宗。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说：“这件事本来还不能确定；即使确有其事，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今士大夫看到新政，尚且有人纷纷惊异，何况二十万户百姓，其中本来就有愚昧而容易被人蛊惑煽动的人，难道能因为这种事就从此不敢有所作为吗？”神宗说：“百姓的言论汇合起来而听取它，就会形成强大的力量，也不能不畏惧。”

译东明县有百姓拦住宰相，诉说助役钱的事情。王安石告诉神宗说：“知县买蕃，是范仲淹的女婿，喜欢迎合流俗，所以使百姓这样做。”又说：“治理百姓，应当了解事情的真实和虚假、利处和弊端，不能表现出姑息。如果放纵他们，让他们胡乱越级经过省、台，击鼓拦驾，凭借人多来侥幸求利，就不是治理政事的办法。”他这样强词辩解、背离道理，大多都是这一类。神宗任用韩维为御史中丞，王安石怨恨他从前的言论，指责他善于迎合流俗，来非难神宗所建立的新法；后来因韩维辞谢任命而作罢。欧阳修请求退休，冯京请求挽留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把韩琦当作社稷之臣。这样的人，在一个郡就会败坏一个郡，在朝廷就会败坏朝廷，挽留他有什么用？”于是神宗准许欧阳修退休。富弼因为阻止青苗法而被解除使相职务，王安石说处罚太轻，不足以阻止奸邪，甚至把他比作共工、鲧。灵台郎尤瑛说天长久阴晦、星辰运行失常，应当罢免王安石，结果被刺面发配到英州。唐[字形疑误]本来由王安石推荐为谏官，后来请求入朝面奏，极力论说王安石的罪过，被贬谪而死。文彦博说市易法同百姓争利，导致华岳山崩。王安石说：“华山发生灾变，大概是上天有意替小人发泄愤怒。设立市易法，是因为小民长期困苦，用来抑制兼并罢了，对官府有什么利益呢？”他扣留了文彦博的奏疏，把文彦博调出任魏州知州。于是，吕公著、韩维，是王安石借以建立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是推荐过王安石的人；富弼、韩琦，是任用王安石为侍从官的人；司马光、范镇，是同王安石交情深厚的朋友，王安石全都竭力排斥，一个也不放过。礼官讨论重新确定太庙中太祖面向东的位次，王安石独自决定把僖祖的神主迁回祧庙，议论此事的人联合起来争辩，也未能改变他的决定。上元节晚上，王安石跟随神宗乘马进入宣德门，卫士呵斥制止他，并鞭打他的马。王安石大怒，上章请求逮捕治罪。御史蔡确说：“宿卫之士，只是拱卫至尊而已；宰相在这里下马并不合适，卫士本来就应当呵斥制止。”神宗最终杖责卫士，斥退内侍，王安石仍然不服。王韶攻取熙河，奏报成功，神宗认为这是王安石主张的结果，解下所佩玉带赐给他。熙宁七年春天，全国长久干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的忧虑显现在脸上，面对朝臣叹息，想把不好的法令全部罢除。王安石说：“水旱灾害是通常的天数，尧、汤也不能避免，这不值得使陛下忧虑，只应当修治人事来应对它。”神宗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朕之所以恐惧，正是因为人事没有修治。如今免行钱收取得太重，民情怨恨，以至于说出不恭敬的话。从近臣直到外戚，没有人不说它的危害。两宫太后都流泪，担心京城发生动乱，认为天旱又使人心失去。”王安石说：“近臣不知道是谁；如果两宫太后有这样的言论，那是向经、曹佾所造成的。”冯京说：“臣也听说过。”王安石说：“士大夫不[疑有脱字]以冯京为归附对象，所以只有冯京听到这些话，臣却没有听到。”监安上门郑侠上疏，把自己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不堪的情形画成图献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罢免王安石，天就一定会下雨。”郑侠又因此获罪，被流放到贫瘠的岭南。慈圣、宣仁二位太后流着泪对神宗说：“王安石扰乱天下。”神宗也开始怀疑王安石，于是罢免他，任为观文殿大学士、江宁府知府；他原为礼部侍郎，越级升为吏部尚书。吕惠卿服丧期满，王安石早晚都提拔援引他，到这时便向神宗说明情况，请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又请求召回韩绛代替自己。两人守住王安石所建立的成法，一点也没有改变，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但吕惠卿实际上想独自掌握政权，忌惮王安石回来，便借郑侠一案陷害王安石的弟弟安国，又兴起李士宁一案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他的意图，秘密告诉神宗，请求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重新被任命为宰相，接受诏命后立即日夜兼程赶来。《三经义》完成后，王安石加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以儿子[姓名缺字]为龙图阁直学士；[姓名缺字]辞谢，吕惠卿劝神宗答应他的请求，因此两人的嫌隙更加明显。吕惠卿受到蔡承禧弹劾，居家等待处理；[姓名缺字]暗中指使御史中丞邓绾，邓绾再次弹劾吕惠卿与华亭县知县张若济共同谋求奸利，朝廷设置案件审讯他们，吕惠卿被调出任陈州知州。熙宁八年十月，彗星出现在东方，神宗下诏征求直言，并询问政事中哪些地方不合于民心。王安石率同僚上疏说：“晋武帝太康五年，彗星出现在轸宿；太康十年，又有孛星出现。但他在位二十八年，同《乙巳占》所预期的并不相合。大概天道深远，先王虽然设有官员占候天象，但所真正相信的只是人事。天文的变化没有穷尽，上下传说附会，哪里没有偶然相合的地方？周公、召公难道会欺骗成王吗？周公、召公说中宗在位日久，便说‘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对天命自我揣度，治理百姓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他们说夏、商历年长久，也只是说在于‘德’罢了。裨灶说火灾而应验，想要举行禳祭，子产不听，他就说：‘不采用我的话，郑国还会发生火灾。’子产始终不听，郑国也没有发生火灾。像裨灶这样的人尚且不免荒诞妄说，何况今天的星官呢？流传的占书，又是世代所禁止的，传抄中有伪造和错误，更加无法知道真相。陛下的盛德至善，不仅胜过中宗；周公、召公所说的道理，陛下已经全部阅览并实行了，哪里需要愚昧无知的人再来陈说？臣私下听说两宫太后因此忧虑，希望陛下把臣等所说的道理大力实行，以此开导安慰她们。”神宗说：“听说民间非常苦于新法。”王安石说：“严寒和暑雨，百姓尚且会怨恨叹息，这件事不值得忧虑。” 神宗说：“难道连严寒暑雨所引起的怨恨也不必在意吗？”王安石不高兴，退朝后称病卧床，神宗安慰勉励他起身。王安石的党羽谋划说：“现在如果不把皇上平素不喜欢的人公开提拔任用，您的权势就会减轻，将会有人窥伺空隙。”王安石认为这个计策正确。神宗高兴地看到他重新出面，便全部听从了他的意见。当时宋朝出兵安南，间谍得到安南的檄文，檄文说：“中国制定青苗、助役等法，使百姓穷困。我们现在出兵，是想相互救济。”王安石大怒，亲自起草诏榜斥骂安南。

译华亭的案件长期不能结案，[姓名缺字]把它交给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同商议，取用邓绾所列举的吕惠卿罪状，又根据其他文书交付制狱审理，王安石并不知道。省吏把吕惠卿在陈州的情况报告给他，吕惠卿据实陈述，并且控诉王安石说：“王安石完全抛弃了自己所学的经术，推崇纵横家的末流权术，违抗命令、矫改法令，欺骗皇上、要挟君主。这几种恶行在几年之间竭力推行，即使古代那些志向失意、倒行逆施的人，大概也没有这样严重。”他又揭发王安石私信中有“不要让皇上知道”的话。神宗把信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否认有这回事，回去后询问[姓名缺字]，[姓名缺字]说明了实情，王安石责怪他。[姓名缺字]愤怒怨恨，背上毒疮发作而死。王安石公开增加邓绾的罪状，说他“替自己的弟弟求官，又推荐臣的女婿蔡卞”，于是邓绾和练亨甫都获罪。邓绾起初因依附王安石而担任言官，后来王安石与吕惠卿互相倾轧，邓绾竭力帮助王安石攻击吕惠卿。神宗颇为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邓绾害怕失去权势，多次在神宗面前挽留王安石。他说话毫无顾忌。练亨甫为人险恶轻薄，谄媚侍奉[姓名缺字]以求进身，到这时两人都被斥退。王安石第二次任宰相时，多次以生病为由请求离职；等到儿子[姓名缺字]去世，他更加悲伤难忍，竭力请求解除机要政务。神宗更加厌恶他，罢免他，任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第二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多次请求归还将相印信。元丰二年，又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任特进，改封荆国公。哲宗即位，加授司空。元祐元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追赠太傅。绍圣年间，谥号为“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享文宣王庙，位列颜回、孟子之后，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提出异议，诏令停止此事。高宗时，采用赵鼎、吕聪问的意见，停止在宗庙中配享，削去他的王爵。起初，王安石训释《诗经》《尚书》《周礼》，完成后颁行给各级学校，天下称为“新义”。晚年居住在金陵，又作《字说》。其中多有穿凿附会之处，思想流入佛教、道教。当时的学者没有敢不传习它的，主考官完全用它来选取士人，士人不能自立一说，先儒的传注一概废弃不用。又贬低《春秋》这部书，不让它列入学校的教材，甚至戏称它为“断烂朝报”。王安石还没有显贵时，诗名已经震动京师。他生性不喜欢华美肥腴，生活极其俭朴，有时衣服脏了也不洗，脸脏了也不洗，世人多称赞他的贤能。蜀人苏洵却独自说：“这种不近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成为大奸大恶的。”于是作《辨奸论》来讥刺他，说王衍、卢杞仿佛合成了一个人。王安石生性刚强嫉妒，遇到事情不容别人置可否，只相信自己的见解，执意不改。到了讨论变法时，朝廷内外意见交相坚持、认为不可实行，王安石便援引经义，发挥自己的意见，每次辩论都说上数百字，众人不能使他屈服。更严重的是，他说“天变不值得畏惧，祖宗的法度不值得效法，人的议论不值得忧虑”。朝廷内外年老而有经验的人几乎都被罢黜，很多任用门下机敏轻浮的年轻人。过了很久，他因旱灾引退；等到重新任相，一年多后又被罢免，此后直到神宗一朝结束都没有再被召用，共计八年。[姓名缺字]为其子。[姓名缺字]字元泽，为人[缺字]悍而阴险刻薄，毫无顾忌。他天性非常聪敏，还未成年，已经写下数万字的著作。十三岁时，听到秦地士卒谈论洮州、河州的情况，感叹说：“这些地方可以安抚并占有。如果让西夏得到它们，我们的敌人就会强大，边境祸患也会扩大。”后来王韶开拓熙河，王安石极力支持这项主张，大概就是由此开始。考中进士后，调任旌德县尉。[姓名缺字]气概豪迈，傲视一世，不能甘心做小官。他写策论三十多篇，极力论述天下大事，又作《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也有数万字。当时王安石执政，所任用的大多是年轻人，[姓名缺字]也想参加选拔，于是同父亲商量说：“执政大臣的儿子虽然不能参与政事，但可以安排在经筵。”王安石想让神宗知道并亲自任用他，便把[姓名缺字]所作的策论以及注释《道德经》的文字刻板出售于市场，于是传到了神宗那里。邓绾、曾布又极力推荐他，神宗召见，授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神宗多次留他交谈，接受诏命撰写《诗义》《书义》，升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后，升任龙图阁直学士，但因病辞谢，没有接受任命。王安石变更政事，[姓名缺字]实际上遵循他的做法。他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说如果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法令就不能实行。王安石同程颢交谈时，[姓名缺字]披头散发、赤脚，带着妇人的帽子出来，询问父亲在谈什么。王安石说：“因为新法多次被人阻挠，所以正在同程君商议。”[姓名缺字]高声说：“把韩琦、富弼的头挂在市场上，法令就能实行了。”王安石于是说：“孩子错了。”[姓名缺字]去世时才三十三岁，特赠左谏议大夫。评论说：朱熹曾评论道：“王安石凭文章和操守节行高出一世，尤其把道德和经世济民当作自己的责任。他受到神宗知遇，官至宰相，当时世人仰望他有所作为，希望差不多可以重新看到二帝三王的盛世；可是王安石却急切地把财利和兵革当作首要事务，任用凶恶奸邪之人，排斥忠诚正直之士，急躁强横，使天下人喧扰不安，丧失了安乐生活的心愿。最终群奸接连作虐，毒害流布四海，到崇宁、宣和年间，祸乱达到极点。”这就是天下共同的评论。从前神宗想任命宰相，问韩琦：“王安石怎么样？”韩琦回答：“王安石做翰林学士是有余力的，处在辅弼宰相的位置上却不可以。”神宗不听，于是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唉！这虽然是宋朝的不幸，也是王安石的不幸。《东都事略·王安石传》。王安石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人。他的父亲王益，官至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很早就有盛名，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写文章下笔飞快，观看的人都佩服其精妙。考中进士高等，任淮南节度判官。朝廷召他参加馆职考试，他坚决推辞，于是任鄞县知县。王安石喜欢读书，每三天才处理一次县中政务。他修筑堤坝，疏通陂塘，为水陆交通和灌溉提供便利；把粮食卖给百姓，设置利息让他们偿还，使新粮和旧粮相互更替；兴办学校，严格实行保伍制度，县中百姓都感到便利。后任舒州通判。文彦博任宰相时，推荐王安石，说他淡泊退让，可以不按常规越级任用，以此激励世人不要争相奔走求进。不久又召他参加考试，他再次坚决推辞，于是任群牧判官，出任常州知州。从此声名重于天下。王安石任提点江东刑狱，入朝任三司度支判官，献上万余字的奏书，极力陈述当时的政务。不久，授任直集贤院，多次辞谢，未获允许，才开始就职。授任同修起居注，他坚决辞谢不接受，于是改授知制诰，从此不再辞官。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英宗在位时多次召他，他都没有起任。

译神宗即位，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召回朝廷任翰林学士。第一次入朝答对时，神宗说：“如今治理国家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王安石说：“应当把选择治国之道放在首位。”神宗说：“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说：“陛下应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的见识不够深远，所作所为也没有完全符合先王之道，只是乘隋朝动乱而起，子孙又都昏庸愚昧，所以独独受到后世称赞。尧、舜所做的事，极其简明而不烦琐，极其重要而不迂腐，极其容易实行而不艰难。但后世学者不能完全通晓，常常认为它高不可及，不知道圣人治理天下、建立法度，原本是按照普通人的能力来制定的。”神宗说：“你所说的，是要求君主承担艰难的责任。朕自视浅陋，恐怕不能符合你的期望。你可以尽心辅佐朕，希望我们共同成就这一治道。” 一天讲学结束，群臣退下，神宗留下王安石坐下，说：“我有些事情想从容地同你讨论。”于是说道：“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刘备一定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这两个人确实是世间罕见的人才。”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真能成为尧、舜，就一定会有皋陶、夔、稷、[缺字]这样的人；陛下如果真能成为高宗，就一定会有傅说。魏征、诸葛亮，都足以使有道之人感到羞愧，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天下这样广大，人民这样众多，又有百年太平，读书人不能说不多；然而常常忧虑没有人可以辅佐治理，是因为陛下选择治国之道还不明确，推诚待人还不到位。即使有皋陶、夔、稷、[缺字]、傅说那样的贤人，也一定会被小人蒙蔽，于是收敛才德、离去。自古以来忧虑朝廷没有贤人，是因为君主不明，喜欢亲近小人。喜欢亲近小人，贤人即使想自行进用，也没有途径了。”神宗说：“自古太平之世，难道能够使朝廷没有小人吗？即使在尧、舜时代，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说：“正是因为能够辨别四凶并诛杀他们，这才成为尧、舜。假如让四凶任意施展谗言邪恶，那么皋陶、夔、稷、[缺字]又怎么肯苟且享受俸禄而终身留下呢？” 不久，王安石被授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执政后，神宗说：“人人都不了解你，认为你只懂经术，不能治理现实政务。”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现实政务的。后世所谓的儒者，大多是庸人，所以世俗都认为经术不能施用于现实政务。”神宗说：“朕观察人情，发现有人想制造事端、动摇你。朕过去常认为吕诲忠实，但他当时毁谤你，说你不通晓时务；赵[字形疑误]、唐介又多次借言论阻挠，唯恐你得到任用。你应当改变这种风气，不知道你打算先从什么做起？”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如今最急迫的事情。”于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陈升之共同主持。从此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继兴起。常平仓法认为，丰收年谷价低会损害农民，所以提高价格收购粮食，使囤积粮食的人无法压低粮价，农民必须以低价卖粮；灾荒年谷价高会损害百姓，所以降低价格出售粮食，使囤粮者无法要挟抬价，贫民可以用较高价格买粮。这样使物价保持平稳，公家和私人都得利。王安石认为常平法不好，便把收购粮食的本钱改作青苗钱，分发给各户，令他们缴纳二分利息，并设置提举官督促执行。古代百姓出力供给在上者服役，王安石认为百姓只是苦于差役而破产，却不怕增加赋税，于是请求根据家产高低分别让各户出钱，雇人充当差役。从前服役的人都是上等户，以下等户、单丁户、女户以及品官、僧道本来都不服役；王安石却让他们一概交钱，于是赋税征敛更加沉重。市易法规定，允许百姓赊借官府的货物和钱财，以田宅或金帛作抵押，三人互相担保便可以发放；都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过期不偿还，除利息外每月还加罚百分之二的钱。保甲法起初是因为戎狄骄横，侵占汉、唐旧有的土地，有征伐开拓的意图，所以设置保甲。于是借用乡村百姓，两个成年男子抽取一个，全部授给弓弩，教他们作战布阵；又命令河北、陕西、河东三路每五天操练一次，每操练一个成年男子，另一个负责供应和输送，各县弓手也都改用保甲充任；这些保甲习惯于游惰，不再从事农业。京东、京西两路的保甲负责养马，又分别设置提举官，权力和任用相当于监司。从此四方争相上言农田水利，古代的陂塘、废弃的堤坝，全都致力于兴修恢复。又建立赊贷法，命令百姓封存文书、提高价格购买坊场；又增加茶、盐的征额；又设置措置河北籴便司，在靠近水流的州县广泛积聚粮食，以备运输供应。于是天下骚动不安。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首先论列他的过失，王安石请求辞去职位，神宗便把吕诲调出朝廷。御史刘琦、钱[字形疑误]、刘述又交相论说王安石专凭自己的意气行事，轻率改变法度；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也接着进言，几人都因此被贬。知谏院范纯仁也论说王安石只想求取眼前的功效，忘掉从前所学，于是被罢免谏官职务。吕公著接替吕诲任御史中丞，也极力请求罢除条例司和青苗等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都论说王安石变法不对，依次被罢职调离。前宰相韩琦上疏论说青苗法的危害，请求罢免各路提举官，按照旧日常平法实行。奏疏送到后，王安石称病，请求分司任职，神宗不准许。当时翰林学士司马光负责批答诏书，王安石指责司马光，说诏书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的话。神宗告诉王安石：“诏书中的这两句话，是因为撰写文字时督促逼迫过甚，而朕没有详细阅看，应当命吕惠卿传达诏旨。”第二天，王安石入朝谢恩，趁机对神宗说中外大臣、从官、台谏官和朝廷士大夫结党相援的情形，并说：“陛下想用先王的正道战胜天下的流俗，所以要使陛下的权势和流俗的权势相互比较轻重。流俗的权势重，天下人就归附流俗；陛下的权势重，天下人就归附陛下。权势与事物相互比较轻重，即使是千钧重物，所加所减不过铢两，轻重便会转移。如今奸人想败坏先王的正道，来阻挠陛下所做的事。正当陛下和流俗的权势争夺轻重之际，只要加上铢两般的力量，所用的力量极小，天下的权势却已经归于流俗了，这就是人们纷纷反对的原因。”神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王安石重新处理政务。

译熙宁三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御史中丞杨绘、御史刘挚陈述免役法的危害，因而被贬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都因违逆王安石而被罢免；知杂御史谢景温起初依附王安石，也因意见不合而离职。熙宁六年，朝廷命知制诰吕惠卿修撰经义，由王安石提举，又让王安石的儿子[姓名缺字]兼任同修撰。王韶攻取熙、河、洮、岷、叠、宕等州，王安石率领群臣入朝祝贺，神宗解下玉带赐给他，以表彰他的功劳。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有时召见神宗，流着泪说新法不便，又说：“王安石扰乱天下。”神宗也流泪，退朝后命王安石裁减新法。王安石再次极力解释，事情才停止。熙宁七年，神宗因为长久干旱，更加怀疑新法不便。王安石不高兴，请求避让职位，于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江宁府知府。第二年，又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三经义》完成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起初，吕惠卿受到王安石知遇，很快被引荐到执政职位；王安石离职后，吕惠卿便背叛了他。等到王安石第二次任相，凡是可以中伤王安石的事，吕惠卿没有不做的。恰逢王安石的儿子[姓名缺字]去世，王安石竭力请求离职。熙宁九年，被任命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王安石请求奉祠，以使相身份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又辞去使相，于是以左仆射身份任观文殿大学士。元丰三年，封特进，改封荆国公。王安石退居金陵后，才开始悔恨被吕惠卿误导，常常叹息说：“我过去的朋友，都因为国事同我断绝了关系。”心中非常自责。哲宗即位，任命他为司空。第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追赠太傅。绍圣初年，谥号为“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配享文宣王庙。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止在文宣王庙配享，列入从祀；后来又罢除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并削去他的王爵。起初，王安石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经》《尚书》《周官》，完成后颁行给各级学校，天下称为“新义”。晚年作《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相传习；凡是以经义接受有司考试，必定以他的学说为宗旨，稍有不同就不合标准。先儒的传注全都被废弃，士人也不再有自己求得的学问，所以当时议论的人说：“王氏造成的祸患，在于喜欢让别人和自己相同。”王安石又写《日录》七十卷，像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姓名缺字]镇、吕诲、苏轼以及当时的贤人，都一再加以诋毁，王安石却毫不在意。王安石生性刚强嫉妒，遇到事情不容别人置可否，只相信自己的见解，执意不改。到了讨论变法时，朝廷内外意见交相坚持、认为不可实行，王安石便援引经义，发挥自己的意见，每次辩论都说上数百字，众人都不能使他屈服。更严重的是，他说“天变不值得畏惧，祖宗的法度不值得效法，人的议论不值得忧虑”。朝廷内外年老而有经验的人几乎都被罢黜，很多任用门下机敏轻浮的年轻人。过了很久，他因旱灾引退；等到重新任相，一年多后又被罢免，此后直到神宗一朝结束，八年间不再召用他，但皇帝对他的恩宠并没有很快衰减。他的弟弟有安国、安礼，儿子为[姓名缺字]。臣[姓名缺字]说：王安石得到神宗的知遇，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却不能引导君主走正道，反而以富国强兵为事业，排斥老成之臣，任用新进之士，贬黜忠厚之人，崇尚浮薄之徒，厌恶鲠直正士，喜爱谄媚奸佞，因此廉耻丧失殆尽，风俗败坏。孟子所说“念头起于内心，就会损害所做的事情；事情做出来，又会损害政治”，难道不是这样吗？唉！王安石的学说一旦推行，奸邪之人便得志，借助崇尚绍述的君主来胁迫控制上下，建立朋党之论来禁锢忠良，最终百姓忧愁、盗贼兴起，夷狄扰乱中原，其祸患真是说不尽啊，悲哉！——王[姓名缺字]《东都事略》卷七十九 《临川文集序》。古代能够辅佐君主成就非凡事业的人，大概都是同天下人共同成就，而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吧？他们并非没有建立功业，却淡泊自处，不敢据有功劳；并非没有长处，却谦逊自抑，不敢依恃。胸怀虚静，平和气息，容纳天下如同深谷；而精明强健的精神运转，常常体现在收敛光芒、挫抑锋锐之中。守持这种态度，如果还有意外而难以完全看清的情形在心中扰动，那么即使有不合宜的名声、近似于某种过错的行迹，也会承受并甘心接受，进一步从外部磨炼自己尚未圆融之处，从内部疏浚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这不只是为了求得事业成功。君子的道，把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如果把自己置于其中，便会阻塞狭隘、隔绝不通，不能相互联系贯通。何况辅佐天下的人，事物的人情、国家的经常制度、不同的人才和积累的势力，都要依靠辅助决断，不是凭一己之力就能全部察知并独自承担的；他不敢把功劳据为己有，也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持有奇伟孤特的行为，必定会因自矜而收获名声；施行严厉决断、督责激励的手段，必定要通过责备别人来迅速取得成效，这只适合处在闲散职位、效力于一官之职的人。若凭宰相的尊位，将要辅佐君主整顿更新伟大事业，天下人正安于旧习而不信任自己，却想用这种方式推行政事，那么即使外表能保持雅正的气度和平和的神色，内心潜伏而未消除的根由只要有一丝夹杂其中，细微之处也不能自我遮掩，声音、神态、笑容和容貌，都无法浸润感化万物。开始时自矜，中途便自以为胜，最后固执争辩；等到内心愤懑，言辞乖戾激烈，才智转而败坏政事，天下也开始承受不住它的弊害了。自矜自身，最终会招致诽谤；责备别人，最终会导致背叛；违背正道却求取事业成功，当然困难了。

译宋代荆国王文公王安石曾经担任神宗的宰相，忧虑国势日渐衰弱，又看到了积累已久的弊病，正想变更法令制度，把君主举导到尧、舜那样的境地。王公凭借平生卓绝的操行、精深博大的学问，处在得到君主知遇的位置；观察他的用心和着手之处、规划格局和宗旨意趣，自三代以来，也只有一人而已。然而在当时，每出台一项法令，天下人就都惊骇争论，攻击和上疏分呈不断，从来没有一天停歇。等到王公不安而离职后，即使是他曾经推荐提拔的人，也都起来攻击他，甚至说他是邪人；到了靖康之祸，有人还把罪责归到王公身上。庸常的守成之人，只求保全自己，事后尚且还能把过错推辞掉；而王公怀着尧、舜、伊尹、周公的心，最终反而因此获罪，这难道不应当使王公不服，而让天下后世几乎都称道他的过错吗？唉！像王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所谓以奇伟孤特的行为想要长久胜过天下人，又以严厉决断、督责激励的手段想把自己建立的事业强行显现给天下吗？王公既然凭自己的高才自处，又认为天下没有人的才智可以和自己相比，老成之士全都背离离去；他们离去后，没有人同他共同做事，于是奸人乘机而入。在反复排斥攻击之后，法制几次变更，百姓听到政令而感到迷惑，官府改变常规，起初喧嚣不安，要求恢复那种平和敦厚的气象。只有程淳公曾说“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所能独办”，他确实深深了解王公所做的事。弊病如果像这样，却把造成祸患的过错全都归于王公，从情理上说并不相称，但也不是没有缘由。王公的文章以六经为根基，贯通天地人三才，文章体制简练刚劲、精纯洁净，自成一家。王公一生的施展作为，没有超出使还一书，读它可以看出古人从田野出发、猛然奋发的志向，然而后世反而因为王公的宰相事业而怀疑这部书。但王公的事业不能成功，自有其过失所在，又怎么能连他的书也一并怀疑呢？德安吉阳何先生巡抚江西，全部整治百官事务，表彰前代贤哲，在抚州刊刻王公文集，命我作序。我曾跟随何先生，听闻天地万物一体之学，于是用这个道理来作序评论王公的文章，并且借此告诫后来辅佐天下的人。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吉日，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前奉敕提督江广两省学政、刑部郎、临海后学王宗沐撰写。《绍兴重刊临川文集叙》。绍兴年间重刊《临川集》，这是本郡人王丞相介甫的文章，由知州事、桐庐人詹大和甄老编次并校订。艺祖以神武平定天下，历代圣君崇尚文治而守成。江西士大夫大多秀美而有文才，凭借自己的长处奋发于时世。王元之、杨大年极力推崇声律，而元献晏公把它发展到了极致。柳仲途、穆伯长首先倡导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大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也都是所谓编入《诗》《书》之册而无愧的人。丞相早年登文忠欧阳公之门，晚年达到元献晏公的地位，是曾子固的深交朋友，黄鲁直称赞他可以不朽。近来各位贤人的旧文集，他们的乡郡都已经全部刊行，只有丞相的文章流传在闽浙之间，反而本郡独自因循拖延、无暇刊刻；詹子却奋然把它完成了。纸张墨水都已准备好，却很久没有出版。一天，詹子对客人说：“读书没有达到万卷，不能轻率评论优劣。校勘订正的困难，如果不是刘向、扬雄那样的人，恐怕没有谁能胜任。我现在校订的版本，仍然只是闽浙旧本；先后次序颠倒，讹误错乱还很多。如果稍微缓一缓，彻底改正它的错误，又担心年岁不等我，该怎么办呢？”客人说：“不是这样。皋陶、苏轼这样的非凡人物即使不世出，天下也从来没有废弃法律；刘向、扬雄这样的非凡人物即使不世出，天下也从来没有废弃书籍。凡是我所做的，将用来补备临川的典籍。不能因为小的地方不完备，就忘掉大的方面也需要补备；士大夫翻阅它，最终将永远没有时候。明窗净榻，白昼悠长，清风徐来，每天思考书中的错误，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如果看了却没有察觉错误，年少时不能思考，思考了又不能得到答案，即使刘向、扬雄再生，又能把它怎么样呢？”詹子说：“好。请客人为我把这些话记下来。”绍兴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黄次山季岑父作序。《王临川文集后序》。县令应君云[字形疑误]刻成荆公文集，我正好向东探访禹穴，游览石梁、雁荡后回来，恰逢请我为文集作后序。唉，这是文献保存所在啊！我早年的志愿寄托于此，虽然才智不敏，怎么敢推辞呢？只是荆公的文章发源于经术，雄伟精深，长久雄踞一代。然而他从来没有亲自刊刻，想来大概也没有传授给别人，和韩愈所记述的柳宗元相比，差得远了。却反而零落寂寥，不能同欧阳修、苏轼的文集一起流传天下。抚州虽然是荆公的桑梓之地，却也没有刊刻，难道不是因为世俗儒者诋毁他的宰相事业、横加议论而又不明事理所造成的吗？” 王安石的宰相功业，明道、象山论述他的话，既明白又精当。有人疑惑明道不反对新法，却讥刺陆党，这同儿童的见识有什么不同？然而我私下曾对此感到奇怪。王公是隔世难遇的英杰，气魄盖世，怀有伊尹、周公那样的志向，奉行孔子、孟子的学说；他不亲近声色，不经营货利，难以进取、容易退让的操守，本来早已得到天下人的信任。他遇到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便率领众人实行先王的法意；即使法令条文的宽严张弛还未尽善，他的志向也大体明白可见。然而新法一经实行，众议沸腾，一时以攻讦为风气，甚至诋毁他为奸邪，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圣人之道断绝了，学术分裂了。圣人，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春秋时代贤能的卿大夫，受到孔子称许的不少，但孔子唯独多次称说管仲的功劳，说：“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等到管仲代理齐国宰相，不久便诛杀了扰乱政事的大夫庆父、帅后、费，难道这是群情所趋吗？他也是明睿圣哲，独自看见了治乱的根源罢了。何况夷狄逼迫中原，哪里是鲁国三桓所据三都可以相比的？如果有人能洞察祸乱的根源，用先王之道匡正天下，而不做管仲这样的事，难道不是孔子所赞许的吗？天下丧失圣道一千多年，如果不是确实得到濂溪、明道那样承继圣人遗绪的人，本来很难胜过春秋时代的贤卿大夫。至于拘束于个人见解、纠缠于旧有习惯，即使贤者也难免如此，那么是非判断偏离圣人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呢？见解有所局限，就会被眼前所见遮蔽而看不远；意气有所惊异，就会乐于结党同类，形势自然如此。

译从前赵充国平定羌人的策略、裴度讨伐蔡州的主张，这都只是一件事情；从成功以后回头看，即使庸人也不会怀疑。然而在事情开始时，满朝大臣都反对，何况要大规模革除天下的弊法而加以变更呢！宋朝中叶，国势渐渐衰弱，民心不振，夷狄交相侵扰，辽和西夏的威胁最为紧迫，就像人的肩臂同时生了痈疽，精力全都疲惫；人们因为它没有造成太大的痛苦，便以为这是安定。王公既已洞察天下形势，预先知道夷狄将造成祸患，却独自为此忧虑。所以他每次启奏昭陵，都以“至诚恳切地忧虑天下，把晋武帝、梁武帝的祸患迫近眼前”作为警戒，大概是想及早采取措施。王公辅佐裕陵实行变革，大概是要疏通壅塞、充实国库。诸位贤臣既没有一个能同王公的见识相比，反而怪罪他的施行，意气胜过理智而逞强，又挽起衣袖插手其中。把攻讦说成正直，把不逊说成勇敢，这是孔子所厌恶的事，世人却把他们看作贤者。甚至煽动人心，借天灾变化来要挟皇帝，结党排挤王公，务必使他不能完成自己的志向，直到元祐年间把新法全部废除才感到痛快。这样看来，他们即使施行幽王、厉王那样的政治，也应当能够改弦更张、振兴国家，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了。可是他们反而自招绍圣年间的忧患，因循不改而导致靖康之祸，终于使中原沦陷，恰如王公所忧虑的那样，这个罪责究竟由谁承担？可是他们反过来横加诋毁王公，这还算有是非之心吗？假使继任宰相的人有如明道，用大公之学完善王公的后续事业，那么王公也会因此增光，哪里会沦落到失败的地步呢？当时询问宰相人选的答复广泛列举人选，却唯独不提明道，也是因为明道平素不排斥王公罢了。虽然如此，王公自称用心精审就能明察人才，却也没有推荐明道来代替自己，为什么呢？当时声望卓著而离去的许多人，本来都是王公素来交好的人；王公心想为了天下暂且忍耐他们，想等法令施行后再让他们回来，共同享受成功。明智的人去实行它，仁厚的人守护它；明道已经认为这种说法不可取，而王公不听，最终留下了后悔，难道不是也有所蒙蔽吗？王公说，没有不能得到先王之道却能实行先王之法的人，这是对的。他忧虑百姓沦为夷狄，不因自身和家族而改变志向，难道不是凭借至诚恳切之心而得到了先王之道吗？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受群言激发、坚决实行法令，已经免不了意气用事、坚持己见、偏袒党同的私心；他的心面对百姓的哀怜，却夹杂着愤懑，哪里还能得到正道而不偏邪呢？这就是王公受到蒙蔽的地方，是他不精通圣学的过失，对于其他贤臣又何必特别责怪呢？至于他洞察幽深长远之事，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谋划对策，即使圣人也不容易做到。后来忠定因为水灾而忧虑辽、金变乱，大概就是承继了王公的明见，天下因此佩服他的忠诚和智慧。钦宗、高宗没有降服，裕陵倚重王公，正是因为这一点。然而他筹划抵御攻击、恢复疆土的各种策略，最终也被谗言议论压制，几乎危及自身，何况王公是在祸患尚未形成时谋划呢？唉，有宋一代夷狄之祸已经达到极点。假使王公不能在祸乱发生以前制止它，忠定又不能在变乱发生以后挽救它，那么横议造成的祸害就会流传下去。学术不明，使下层没有公正的舆论，上层没有可信的史书，蒙蔽人心，破坏国家的是非标准，最终使宋朝亡于敌虏，难道只是使王公在后世背负深重的毁谤吗？这就是我一再为千古发出感慨而不能停止的原因。至于新法并非一开始就全都不好，介庵子的序文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后世也多有承袭而采用的，所以我略去不说，只选取其中重大而隐蔽的地方加以阐明罢了。从前陈申公引用郑亚的话为《李集》作序，说李氏“具有洞察万物、辅佐君主的才华，居于宰辅三公之位，制定平定祸乱、讨伐戎狄的策略，留下贯通天地的文章”。王公虽然没有完全得到先王之道，难道会不胜过这段话所说的吗？善于阅读王公文集的人，应当自己体会到这一点。应侯是宁波人。王公曾任鄞县县令，被称为奉行善政的官吏，百姓建庙奉祀他，直到今天仍把他当作神明。王公施行于百姓的法令，应侯曾经熟悉地听闻过，所以在临川刊刻他的文集。嘉靖丙午年秋九月既望，邑中后学陈九川作序。《书临川文集后》嘉靖丙午年秋八月，临川县令象川应君刻成《荆国王文公集》，认为我是本县人，应当为这件事作序。从前我象山陆文安公为王公的祠堂作序，元代草庐吴文正公为王公文集作序；这两位都是当世大儒，他们叙事核实而精当，文章直截而畅达。王公的纯正、瑕疵、得失，就像方圆受到规矩限制一样，已经辨析得很清楚了。我这个后辈小子，哪里敢再添枝加叶？然而我私下认为，王公的宰相功业之所以未能实现先王的宏大信念，未能让人心真正畅快、公道得到伸张，实在只是由于变法的缘故。两位先生的话，虽然已经揭示了隐微的意义，提挈了宏大的纲领，但其中的头绪曲折，还有似乎来不及涉及的地方。所以我虽然不聪敏，也不敢过分推辞。善于观察人，必定要考察他的内心和行为；善于治理国家，必定要核验名分和实际。内心行为不明，名分实际就不正确；名分实际不正确，爵禄的授予废置、人的诛杀和赦免都会失去正道，天下的治理就衰败了。像王公和神宗的事情，难道不是千万世以来名实不正最严重的例子吗？宋朝拥有天下时，燕、云全部丧失，契丹在北方已经强盛，元昊接着在西方兴起，兵力又被分散，不能屡次交战；这样看来，形势上不得不求和。每年转运金帛，数额不可计算；礼节卑下、言辞柔顺，只怕挑起祸患。汉代文帝、景帝时，国家虽然受辱，百姓却没有困顿；当时只有文帝、景帝所受的屈辱，却没有他们的好处。这实在是令人战栗、不能把它当作长久安定来依靠的形势。治平、熙宁年间，皇上和下属的弊病，纲纪法度、根本枝叶，无不受到损害。譬如中年人，虽然容貌、神色、言语、举止同年轻时没有不同，但放纵日久，腹心肝膈的疾病已经缠绵胶着，只等时机发作；这正是万万不能懈怠、玩忽的时候。神宗深知天下形势，想要大有作为，又不沉溺游猎，不营造宫室，专心访求有义有德的人，同他们谋划治理；实在是旷世难遇的君主，是臣下应当竭尽力量、至死效忠的君主。王公的节操、品行、文章本已远胜常人，而道德和经世济民的才能又独自以身承担。仁宗在位时，他写了一封奏书，穷究治理国家的根本，直想裁取三代之道来适应时势变化，同那些拘拘于随世迁就的人相比，规模相差悬殊。后来再论时政，语气更加恳切，仿佛祸乱正逼近身后；同贾太傅的痛哭、刘贤良的切直，可以说是处于不同时代而志趣相同。有这样的臣子，也实在是旷世难遇的人才，是君主应当虚心任用、共同承受上天眷顾的人。君臣相遇如此盛大，而所处的时势又正当治乱安危、往来消长交替之际，那么王公和神宗尽心谋划、创制定法，将要把大有作为的志向施行于天下，难道只是君臣名分和义理所自然要求的吗？实在也是天命和人心所不能停止的事情。

译现在考察当时的常平仓，正是司马公所说的“这是三代的良法；施行青苗钱的危害小，废除常平仓的危害大”。然而仓粮积压不能流通，常被挪作他用，平时既不能帮助贫民，必定要等到年成不好、物价昂贵时才拿出来出售，而所能得到的又都是城市中的游手之徒。况且粮食减价出售时，只有富民有能力买；粮价低时加价收购，也只有富民有能力卖给官府；贫民下户既没有粮可卖，又没有钱可买，势必免不了借贷。苏颖滨说：“天下的人，没有田地来务农，没有财产来经商；如果禁止借贷，他们免不了辗转死于沟壑。假使让富民放贷，就会采用不仁的办法，收取超过一半的利息；否则也免不了脱衣、出屋，把衣物房屋作为抵押。百姓受到困苦，而国家却得不到利益。《周官》的办法，是让借贷的百姓同有关官吏辨明利息的贵贱，并以国服作为利息。如今可以让郡县全部放贷，而把这件事交给当地土著百姓办理。”苏颖滨这番议论，就是王公实行青苗钱的办法。考察古代，齐景公在齐国、子皮在郑国、司城子罕在宋国，都曾通过放贷而取得民心。验证当今的情况，先前陕西一路已经一致称便了。这样看来，发放青苗钱，正是为了补救常平仓的弊病，修正耕作、收敛和救助百姓的政策。古代百姓多，国家就强；百姓少，国家就弱，因为军队无非由百姓组成。宋朝自雍熙、端拱以来，西北多事，朝廷争相主张募兵。既招募出征作战的士兵，又招募服劳役的士兵，大多不是游手之徒，就是亡命之人。于是开始聚集百万军队，依靠县官供养，不像汉、唐初年那样，有事就披甲戴盔上阵，无事就务农积粮，以扩大军需储备。军队冗杂而没有节制，老弱占了一半，不能作战；聚集而不能遣散，就会傲慢骄纵，容易作乱。上下却认为这是得计，正要用尽衰世苛刻的办法，剥削百姓来供养他们。等到这些军队不能使用，又低头侍奉骄横的敌虏，使这类人安居在军营中。何况当时京东、京西、淮南各路有王伦、张海一类的大盗，肆意横行，树旗鸣鼓，官吏迎入城中，同他们宴饮；即使有戍边军队，也像进入无人之境。兵制的败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就是王公保甲法所以实行的原因。它的关键在于训练普通百姓，使人人都可以作战，逐渐恢复府兵旧制，以减少募兵、舒缓民力。当时苏东坡极力说明养兵的危害，想训练州县土兵来减少禁兵，用意也是如此。但一定要先使京畿地区的保甲事务就绪，然后才逐步推广到天下；起初只隶属于司农寺，用来捕盗并互相担保任职，后来才学习武事，确定赏罚，改隶兵部，而政令一概听命于枢密院。王公对此所作的谋划，实在周密审慎。百姓没有不想富裕的，也没有不想安逸的。宋朝到了中叶，役法大坏，产业破败、家族灭亡，被视为常事，其中衙前和州役尤其严重。韩绛说，有人家中的父亲上吊自杀，希望免除儿子的差役；有人赶走祖母，与母亲分居，想办法逃避差役。司马公说，自从设置乡户衙前以来，百姓更加困乏，不敢经营生计；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牛，积存两年的粮食，藏有十匹丝帛，就已经被视为富户，挑选出来充任衙前。吴充说，乡役之中衙前最为沉重，甚至有的人家产已经耗尽，拖欠的负担还未清除；子孙已经死去，邻居保伍仍被追捕；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也不敢合居。这样看来，承担差役的人家出钱雇人服役，坊郭户、女户和品官之家出钱帮助役费，官府又出售坊场、拨给闲田来充作雇役的工钱，这本来就是先王拿百姓的财产来供养在官府任职的庶人的意思。何况王公制定这项法令，只试行了一个月，百姓没有异议，便写成法令。法令下达那天，人心大为欢快，于是开始在天下施行，各地也都依据自己的便利制定办法。这就是雇役法的大略。各路向朝廷上供，每年都有固定数额。年成有丰有歉，所以筹办赋税有难有易；道路有远有近，所以劳费有多有少。掌管这些事务的官员专门谋求盈利，内外彼此不了解，富足和贫乏不能互相调剂，四方有成倍增加的输纳，中都却只能以半价出售。这样徒然使富商大贾乘公私困急之时，专擅物价轻重和货物收散的权力，农民更加困苦，国家用度也没有剩余，于是均输法实行了。先王对于商人，从来既想抑制他们以惩戒从事末业的游惰者，也从来想优厚他们以流通财货。对于百姓，既曾在耕作和收获时加以补助，又想在祭祀、丧葬和困急的日子周济他们；这就是《周官》泉府法所以厚待百姓的原因。如今即使是拥有万户的城邑，货物积滞而卖不出去，百姓想赊欠和借贷的，已经多得不可计算，何况都会之地呢？王公创设市易法，本来是要抑制兼并，使商贾得到优厚待遇，储备经常性的物资制度以便利民用；而一定要酌量收取一分、二分的利息，也是希望这种仁政能够持续下去。各监牧场废除以后，征收牧地的赋税来补助草料和粮食；各地兵骑作战，依靠购买战马，义勇和保甲的马匹，又由官府供给。番部养马既不经常实行，各边购买马匹又担心不足。这就是户马、保马法所以实行的原因。然而户马可以免除科赋，保马可以免除征役，马匹又都由官府按等级供给；即使有时稍微加重百姓负担，也不过是斟酌修改罢了。国家固然可以让马匹不足，难道马匹只能由边地番部独自饲养吗？成周丘甸所出产的马，难道都是官府饲养的吗？至于熙河一带，西面控制吐蕃，东面遮蔽泾州、凉州，是西夏人的右臂，实在是这个地方。如果让敌人取去那里，难道只会使鄜延一路不能解甲休息吗？秦陇也将重新遭受兵祸，而西域不能通达更不用说了。这大概就是王公对王韶策略特别用心的原因吧？

译宋朝对于北方敌虏，虽然因纳赂而感到羞惭，也因用兵而畏怯。正因为畏怯，对方才得以肆意提出无厌的要求；正因为羞惭，我方常怀愤恨之意。然而既然不能进攻他们来洗雪羞耻，也就只能暂时骄纵他们来谋求日后的结果；从来没有既不能进攻、又不能骄纵，却只瞪眼观望、侥幸求得眼前安宁的道理。这就是王公割让土地给辽，并且说“将要取得它，必先牢固地给予它”的原因。至于销并军营、修复水利、废除诗赋、颁行经义，以及方田法之类，虽然仿佛纷纷在同一时期推出，但君主以尧、舜爱护百姓的心意在上面坚定地主持，臣下以尧、舜辅佐君主的心意在下面竭力赞助，总的来说都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自己。各位大臣如果能推究王公的本心来议论法令，因其所得来补救其所失，推广施行以穷究尚未明白的意义，增减损益以纠正偏重的情形，务必同心同德，广泛求取贤才来实行新法，宋朝未必不会仍然得到好处。可是每下一道命令，随即就有一番诽谤；今天众声喧哗地攻击的是安石，明天喧嚣议论的就是新法。台谏借此博取敢于进言的名声，公卿借此求取体恤百姓的美誉。远方的下级官吏随声附和，以便把自己托附在朝廷大臣的党派中，政事之堂几乎成了彼此交恶的地方。而且当时下至没有不守法的百姓指称新法是倡乱的开端，远至没有辽、夏两国的使者因新法而说出傲慢无礼的话；缙绅之士却先自行互相构陷，横流溃决，气势汹汹如同发狂，人人挟带争胜之心，牢不可破。祖宗的法度一概认为好，难道果真全都好吗？新创的法令一概诋毁为坏，难道果真全都坏吗？或者说，他们的议论中，有时一个人的言论前后自相矛盾：如苏颖滨曾说官府自行借贷便利，却又竭力诋毁青苗钱不对；司马公在英宗时曾说农民除租税外不应再承担其他负担，衙前应当招募百姓来做，却又竭力诋毁雇役不对；苏东坡曾说不取得灵武，就无法通达西域，西域不通达，契丹的强盛就不会停止，却又竭力诋毁熙河之役不对；又如先前已经认为雇役不可实行，后来却又竭力争辩雇役不可废除之类。有些事情本来相类似，历来实行就认为正确，王公实行却认为错误。例如河北弓箭社实际上同保甲互相配合，苏东坡请求增加修订社约，并加以存恤，却唯独深恶保甲法；又如发放青苗钱，专门是为了资助贫困农民，不让富民乘人急迫而索取加倍的利息。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诸公既极力说这种钱不能发放，那么寻求抑制兼并、振兴贫弱的办法也是可以的；他们却只争论发放青苗钱的坏处，而不顾兼并对贫民造成的危害，这是什么缘故呢？苏东坡议论雇役，甚至说士大夫在为国效力之余也想寻欢作乐；如果厨房和驿传等供应萧条，就像衰败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盛大景象。像这样的事情，既不是真正懂得是非的确定判断，也不是完全考察利害的谋略，难怪王公一概称它们为流俗，而更加坚定地主张、更加努力地推行。当时的议论既然如此，后来左右记注的官员以及撰写史书的人，又都务求巧妙诋毁，甚至有时割裂文章意义，只摘取几句话来夸大宣扬。比如所谓“三不足”的说法，王公用来告诫君主的话哪里曾经是这样？这样看来，当时攻击新法的人，并不是真正攻击新法，而是厌恶王公，连带反对他的法令罢了。从前齐桓公从士师中举荐管夷吾，把国家托付给他。管夷吾于是替齐国制定内政，兴办盐政，委托官府收取州县的粮食，掌握平准制度来控制物价轻重，几乎把齐国的政事大半都重新改革了，并且说：“国家的重要器物，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损害法令的处死，增加法令的处死，不实行法令的处死，扣留法令的处死，不遵从法令的处死。”齐桓公最终依靠他的谋略成就了九次会盟诸侯的功业。子产任郑国宰相时，使都城和乡野都有章法，上下各有服制，田地有疆界沟洫，庐舍和井邑编为伍，制定丘赋，设立参辟，铸造刑书，几乎把郑国政事大半都重新改革了。即使有国人“谁杀子产”的歌谣，叔向预言郑国将亡于刑书过多，士文伯说“火灾尚未发生，却制造火来铸造刑器；没有火灾还这样做什么”，又有六月火星出现、郑国果然发生灾祸作为先见明验，他仍然果断施行而没有疑惧，最终郑国依靠这些措施得到安定，即使晋、楚强盛，也没有谁能超过郑国。再往下说，卫鞅辅佐孝公，尽取秦国旧法而重新制定，尽取秦国百姓而加以束缚驱使。即使甘龙等人反复辩说，秦民说法令不便的有上千人，商鞅始终不因此沮丧，最终国内大治，诸侯战战兢兢、屏住呼吸，争相向西朝秦割地。这几个人，不过是诸侯的贵臣罢了，然而都因为谋划周密、果断坚忍，终于在自己的国家大有作为。

译王公凭借世间不常有的才干，处在以天下为家的时代，君臣彼此契合，有如鱼得水，却反而落得那样孤立，是因为时势不同，又有众人嫉妒的缘故。国内多事，四境多敌，好比船只漂流，不知将到哪里，只有才能和智慧必定会使众人归附；这就是管仲等人能够实现志向的原因。宋朝治理国家的体制，本来就偏于优柔；真宗、仁宗以后，这种风气日益兴盛。士大夫争相把含糊说成宽厚，把因循说成老成，又有人高谈雅望，不肯打破成规、解除束缚来成就功名。那些小人却安然如同终年闲放的马，虽然有时连豆料也不足，一旦圉人替它剪毛、刷拭、烧烙、修蹄，它必定愤怒地踢蹬、凶猛地啃咬。在这种时候，想要突然改变旧路而实行新法，难怪他们惊骇并诽谤了。王公之所以不屈服于舆论，原因就在这里。贾谊年轻而有才华，是被疏远的臣子，却慨然想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绛侯、灌婴一类人虽然嫉害他，却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因为贾谊从未真正掌握政权，而汉文帝只是把他当作众人中的一员对待。王公的声誉遍及天下，已经为人所嫉恨；又加上南方人骤然显贵，父子兄弟接连任职于禁近之地，神宗又屡屡把他视为圣人，把心腹大事托付给他。等到横议蜂拥而起，王公又强硬地以自身承担天下人的怨恨，竭力同他们抗争而不顾惜，这就是王公之所以不屈服于舆论的原因。古人从修身、正家直到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没有不讲求法度的；美好的德行和正确的道理都实行于其中，从来没有舍弃法度却可以成就仁义的。有人却说王公不致力于根本，只专门从事法度；那么，孟子所说“不实行仁政就不能平治天下”的话，难道不应当被认为错误吗？古代水土初步平定后，就审慎地考察土地肥瘠，以此制定国家用度。《周官》一书，理财的内容最为完备；《周易》也明确阐述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为非作歹的训诫。古人从来没有忌讳理财，只是后来的儒者才开始忌讳罢了。有人又责怪王公专门谈理财；那么，国家难道就不是国家了吗？宋代儒者大多拘泥经书、墨守古制，尊崇三代而以汉、唐为羞，甚至有人想恢复井田、封建的制度。然而幸亏他们没有真正试行；如果试行了，难道能不像王公那样遭到众多诽谤吗？当时朝中只有一个伊川，他的权势同王公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却已经承受了那么多丑诋；那么对王公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元丰末年，王公已经被罢免宰相，神宗也相继去世，群议平息，事情也安定下来。元祐年间如果能够守成而不改变，遵循旧制日久，恩泽自然会滋润百姓，谁能说这不是善于继承先业呢？可是他们却毅然追究、怨恨旧事，一定要把熙宁、元丰的法令全部废除。王公先用令人眩惑的猛药来攻治弊病，司马公后来又用同样的猛药使局势溃乱，于是国论屡次动摇，民心再次受到扰乱。回想当时，主张新法不可废除的，应该不只是范纯仁、李清臣几个人，只是史官不停排斥王公，不愿完整保存他们的说法罢了。不然，哲宗并不是汉献帝、晋惠帝之类，为什么杨畏说了一句话，章惇就立即任相；章惇一来，党人便全部被驱逐，新法又重新施行呢？可悲啊，开始时群臣共同结成一党来抗拒君主，最后君主、君子和小人又各自结党以求取胜，纷争决裂，耗费时间、耽误事情，直到改朝换代仍不知道停止。自古以来，像这样做而不遭祸败，有这种道理吗？王公从前对仁宗说，晋武帝因循苟且，不替子孙作长远谋划；当时在位的大臣也都苟且迎合、委曲求容，抛弃礼义，毁弃法制。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沦陷于夷狄达二百多年。王公又说，能够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紧迫的了；错过今天，恐怕要后悔来不及。由此看来，靖康之祸，王公已经预先知道会这样发生，所以苦心竭力，不畏艰难，不避毁谤，每件事情都一定去做，本来就是周公所说“天还没有下雨，先把门窗缝隙缠缚好”的心意。何况熙宁、元丰时期任用章惇，是王公造成的；元祐时期任用章惇，难道也是王公造成的吗？可是古今议论者，竟把靖康之祸的罪责独独归给王公，难道不是还没有忘记秦人将人枭首、夷灭三族的习气吗？名分和实际，是政事的根本、治乱的源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侯、卿大夫的内心和行为，没有不详察其始末、权衡其轻重，并以天理加以裁断，用来端正名分、评议罪责；善恶、功罪，不能互相掩盖。因此天理得以彰明，王法得以显著，礼乐刑政才可以施行。王公以前，例如唐、晋、两汉时代；王公以后，例如崇宁、政和、宣和、靖康、绍兴、开禧之间，大臣是贤能还是不肖都可以看清。然而有的人侥幸免于司法官的议罪，有的人虽被议论却没有完全追究罪责，有的人恰好只被追究了本罪而没有追究其动机。唯独王公凭借忠于国家的心、挽救时局的志向，却承受了众恶全部归于己身的诽谤，使后世那些想承担艰难、兴办事业的臣子因前车之覆而戒惧，也使嫉贤妒能的人拿他作为借口。这就是我为千万世名实不正而痛惜哀悼的原因。不过，王公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罪过。天地运行的道理，是逐渐浸润、一步步发展的，何况人事呢？王公却说，讨论改善风俗的方法，起初想慢慢变革；又想到爱惜时日的道理，便要急切地施行，因这种蒙蔽而求速成，弊病就不能避免了。古人谋划政事，要同自己谋划，同卿士谋划，同庶人谋划，还要通过卜筮谋划。圣人在《革》卦所说的变革时机，也一定以“到了己日才取得信任，关于变革的意见要反复议论三次并取得一致”为训诫。王公却说，如果被外物役使自己，精神和心志就会有交战的劳苦；如果顺从众人来迁就，事业功效就没有必成的希望。因为这种蒙蔽，他自作主张的弊病也不能避免。当时的祸患，是上位者过分畏惧下属而不能果断，下位者又过分急迫地要求上位者，动不动就产生诽谤议论。王公的见解偶然被这一点蒙蔽了。所以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他一概以谗言说来罢斥。可是禹和皋陶彼此争辩，反而能够互相协调；周公、召公意见不同，也不妨碍共同执政。王公不以此自我勉励，却想用诛罚来压倒异议，这难道是子产安定国家、首先必须做的道理吗？王公曾说洪水的祸患不能留下来等待人才，而群臣的才能中只有鲧最擅长治水，所以即使妨害天命、败坏家族，也不能舍弃鲧。他平日的议论就是如此；所以他不顾众议而任用章惇、吕惠卿，也只是说姑且取用他们的才能来成就自己的事业罢了。然而，哪里有想求得善治却任用小人，任用了小人却没有后悔的道理呢？这些就是王公的罪过。其间虽然也有不幸的因素，但若以大中至正、不可偏党好恶的原则来衡量，谁能替王公隐讳呢？

译王公的文集共一百卷，因为临川县以王公而著名，所以文集用地名命名。宋代以来，文章名家累计有几十人，往往都退让居于下位，没有人敢同他并列；草庐所谓“日星”“海岳”的比喻，大概已经是确定的评价了。王公立身如此高远，所承担的事业如此重大，他的文章又如此难以企及，却只是因为未能达到大中之道，仍有偏见和蒙蔽，不能兼顾、不相拘束、不失刚柔，以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消解天下人的党群。所以他虽然遭受诋毁和排斥，在阻挠、牵制、夺取权力之后，不但不足以酬答他使君主和百姓成为尧、舜的志向，反而加重了异议者的势力，使他们勇于随声附和，以便压抑王公和神宗君臣相交的至情正义，使之不能昭示于天下后世。那么后来的儒者，难道不应当因为自己从未试验的学说而过分自许吗？难道不应当尽力去除偏见和蒙蔽，以作为王道政治的根本，而不要让议论战胜事实吗？有人说：“假使神宗享有天下的时间能够同殷高宗相当，而王公施行政事又能像管仲那样，那么各种疑惑最终仍会不消除，事业功绩最终仍会不能成功吗？”我说：唉，这正是我更加为王公叹息的原因，也是我知道上天无意于保佑宋朝的证据。不然，凭借那样的君臣，乘着崇高富贵的形势，长久坚持他们的道路，难道反而会落在齐桓公、管仲等人之下吗？这就是序。嘉靖丙午年秋八月望日，邑中后学章衮，字汝明，谨慎书写。《应云▯刻书跋》荆国文公古诗十三卷，律诗二十一卷，挽词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诗、古赋、乐章、铭赞一卷，书疏一卷，奏状一卷，札子四卷，内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论议九卷，杂著一卷，书七卷，启三卷，记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词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状、墓表一卷，墓志十卷。过去闽、浙、苏、吴都刻有此书，王公的梓里临川反而缺少流传。我到任任职以来，每每因此感慨，想刊刻它，却求购不到善本。于是取来家藏旧本，校勘后重新翻刻。唉，王公的文章取材于诸子百家，辅翼六经，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卓然并列为七大家，流传于海内，应当同日月争辉。难道有没有刻印会影响王公的尊贵吗？我回忆自己年少时，侍奉先父古愚公，谈论宋史谈到熙宁年间，我挥袖讥笑王公。先父严厉地说：“小孩子，难道不是抄袭别人的说法吗？”当时我惭愧退下，不知说什么。后来游历四明，泛舟鉴湖，王公撰写的文章和吟咏之作，刻在木石上，光彩灿烂、错落绚丽，同山光水色争奇斗艳；我心目眩乱，无法尽情观览，私下极其爱慕，早就愿意长期执鞭追随他了。后来我客居金陵，得到王公全集，早晚诵读，舍不得放下手，却只认为王公是文章家中的长者。仔细考察王公治理鄞县的各项政事，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种种都有成效可考，鄞县百姓直到今天还依赖它们。于是感叹说：“像王公这样的人，难道只长于文章吗？难道只会治理县邑吗？”国家兴盛衰败，靠的是道；成败得失，取决于时运。王公动辄考察尧、舜，以光明正大的心意对待天下，乘时遇到合适的君主，认为《周官》的旧有轨范可以在掌中修复，却始终未能完成，这难道只是专任己意、过于自信的过错吗？一时的名贤不能同心协力，反而共同使变法偏离正道，这又是什么人的过错呢？何况王公的学问根本在经术，才能广大而长于经世济民，志向存于周公、孔子，操行可比伯夷、伊尹，本来就是杰出的一代豪杰。一个人的一声诋毁就使众人共同排斥，甚至有人把靖康之祸的根源强加给他，这不正是所谓“抄袭别人的说法”吗？王公的墓地不知道在哪里，曾谋划专门建立祠庙祭祀他，却没有成功。王公的第二十二世孙王瑞生向我请求置办祭田；我既已刊刻王公文集，又稍稍资助此事，以延续王公的祭祀。嘉靖丙午年九月既望，临川县知县、后学象山应云▯谨慎记述。《临川集一百卷（内府藏本）》宋王安石撰。王安石有《周礼新义》，已经著录。考察《宋史·艺文志》记载：“王安石集一百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也相同。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一百三十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也作一百卷，却另列后集八十卷。焦竑的记载同史志彼此错杂，不相符合。如今世间流行的版本实际只有一百卷，是绍兴十年郡守桐庐詹大和校定重刻的，豫章黄次山为它作序。黄次山说，文集原来有闽本、浙本两种，大概刊版不一，著录者各自依据所见，所以卷数互有不同吧。考察蔡绦《西清诗话》记载，安石曾说：“李汉哪里懂得韩退之？编辑他的文章不选择美恶，其中有些不可以拿给子孙看，何况流传后世呢？我把这番话告诉门弟子，是有用意的。然而他的文章至今没有善本，例如‘春残密叶花枝少’等句，都是王元之的诗；《金陵独酌寄刘原甫》全篇都是王君玉的诗；‘临津艳艳花千树’等句，都是王平甫的诗。”陈善《扪虱新话》所记大致相同。根据二人的说法，安石的诗文原本是门弟子编排整理的，并非他自己定稿，所以当时已经有人议论其中有错乱；叶梦得《石林诗话》又说，蔡天启称荆公曾作诗，得到“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认为不比杜甫的诗差，却不能举出全篇。薛肇明奉诏编纂王公文集，四处搜求，最终没有得到。肇明是薛昂的字，薛昂也曾奉诏编定王公文集；只是蔡绦同薛昂同时，却没有提到这件事。黄次山的序中只举出闽本、浙本，没有说另有奉敕编定的书，那大概是编了却没有完成吧？又考察吴曾《能改斋漫录》，说荆公曾在夏▯文的扇子上题过一首绝句，现存文集没有收载，见于《湟川集》。又说荆公曾任鄞县县令，从前见过一个士人，收藏王公亲自书写的诗文一卷，其中有两篇当今刊行的文集没有收录，一篇是《马上》，一篇是《书会别亭》等。由此看来，当时遗失的篇章和散佚的诗句，未经搜集编入的还很多。他编订时审慎不足，问题不仅如《西清诗话》所议论的那样。然而这一百卷之中，精华都在；其中的波澜和法度，实在足以凭自身流传而不朽。朱子《楚辞后语》说：“安石官至宰相，祸害流布四海，但他的言论同平生行事和内心用意，几乎没有一丝相似。”孔子所以有“希望我改正这种说法”的感叹。实在是千古不变的定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集部别集类六。）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刊本）》

译这是临川曾孙王珏刊刻的本子，卷首有一篇小序说：“曾祖父的文章，过去刊行的本子大多错误。政和年间，门下侍郎薛公、宣和年间先伯父大资政都奉诏编定，后来遭逢兵火，这部书便失传了。近年临川、龙舒刊行的本子，仍沿袭旧本。王珏家中收藏不全，又到薛公家访求遗稿，订正得很精确，多以曾祖父亲笔所刻的碑石为依据。其中参校众本，取舍尤其详尽；至于残缺之处，便用旧本补足校正。全书共一百卷，希望能扩大它的流传。”绍兴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王珏谨题。”此外还有总目，只列出某卷中收某种体裁的诗文；详细目录列在每卷之前。目录后便接正文。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字。书中“桓”字写作“渊圣御名”，“构”字写作“御名”，“慎、敦、廓”字不缺末笔。虽然后来有过修版，错误仍然不少，但由此可知原书仍是绍兴年间的旧刻本。拿它与明代翻刻的詹大和本核对，卷数、编次全都相同；只是挽辞中少了苏才翁挽辞二首，集句中少了《离升州作》一首，却多了《移桃花》一首。诗中说：“屋南屋北都种着桃树，东风一吹便长到几尺高。枝条柔软绵延，花朵绚丽灿烂，像价值千两的锦缎铺展到亭子那么高。晴日里沟渠春水上涨，四周一片碧绿；俯视水面，红花的倒影随着渔船[字有疑误]移动。山前偶然遇到武陵来的客人，水边仿佛看见逃避秦乱的人。攀着枝条玩赏花香，怕手腕已经迟钝；又看见盘中黍粒上长着雪白的茸毛。仙人爱惜杏树，叫老虎守护它；但百年之后终究会落到樵夫手中。我已经衰老，这果实又容易[字有疑误]，虫子来吃树根，哪里能够长久？瑶池青黑色的绝美景象，谁曾亲眼见过？何况正值花开时节，姑且追逐酒兴；你能不能醉醺醺地陪我同行呢？”考察起来，这首诗不像集句诗，怀疑是当时误编进去的。（《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十。）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元刊本）】宋代王安石撰。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庆历三年中进士，历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熙宁三年任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七年罢相；熙宁八年再次入相，熙宁九年罢相。谥号文公。他的女婿蔡卞是蔡京的兄长；崇宁初年蔡京执政，下诏把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庙，后来又撤去。《宋史·艺文志》和《书录解题》都记载《王安石集》一百卷。王安石曾孙、右朝散大夫、提举两浙西路常平盐茶公事王珏，于绍兴辛未孟秋旦日谨题说：“曾祖父的文集，过去刊行的本子大多错误。政和年间，门下侍郎薛公；宣和年间，先伯父大资政都奉诏编定，后来遭逢兵火，这部书便失传了。近年临川、龙舒刊行，仍沿袭旧本。王珏家藏不全，又到薛公家访求遗稿，订正得很精确，以曾祖父亲笔刻石为依据。其中参校众本，取舍尤其详尽；至于残缺之处，则用旧本补足校正。全书共一百卷，希望能扩大它的流传。”瞿氏恬裕斋收藏宋刊一百卷本。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字，与此本版式相同。卷首有吴澄幼清的序，说：“宋政和年间，官府设置机构编书，群臣的文章中，只有《临川集》得以列入其中。靖康之难后，官府藏书散失，私人文集竟没有完整的本子。金溪危素喜好古文，感慨王公安石的文集散佚零落，便搜集各种本子，增补并校订，共得若干卷；与临川、金陵、麻沙、浙西几处的旧本相比，最为完备详尽。请我为它的完成作序。”杨士奇又为此书作跋说：“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四家的全集，如今书坊都没有刻版，只有北京有《临川集》的刻版，藏在国子监旧崇文阁中，但缺少十一卷。我在永乐八年随从皇帝到北京时，印了两部，其中一部寄给我。我补录完毕后，便把吴草庐先生所作的序置于卷首。”此书版心间有嘉靖五年补刻的叶子，难道就是北京本吗？书中有宗伯学士印、韩印世能、玉山世家、潜夫等印。世能字存良，长洲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有《云东诗钞》。（《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七。）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刻明印本）】《荆公文集》在世间很少见到宋刻本。乾隆、嘉庆以来，藏书家如百宋一廛、爱日精庐，都自称藏书极为丰富，但他们著录的也不过是明刻本，由此便可知道了。此本卷首有吴草庐的序，说危太朴搜集各种本子，增补并校定。实际上，这是在宋版的基础上修补，伪装成新刻本；其中又间有嘉靖五年刊补的叶子，可知此版在明代仍然存在，宋刻部分约有十分之六七。宋代避讳字如“竟、让、县、惩、完”都缺末笔，“桓”字下注“渊圣御名”，大概是绍兴年间王安石曾孙王珏所刻，元明以来不断修版。此本虽是明代印本，但宋刻本的面貌都还保存着，实在值得珍藏。光绪某年开秩上元前一夕，盛铎识。（《木樨轩书题记及书录》） 【《绍兴本临川先生文集残卷跋》】如今世间通行的《荆公文集》，以明嘉靖本最为完善；然而嘉靖本实际上源自绍兴十一年刊刻的本子，这就是此本。它的刻版到了明代仍然保存，后来归入南京国子监，因此流传印行得很多。我曾在江南得到一部完整本子，依据新刊本校勘过一次，并写了题记。这部残本是刘君翰臣赠给我的，保存卷三十七至四十九、卷六十至六十九，共二十三卷。其中保存的宋刻约有十分之九，字迹相当清朗，大概比我所藏的完整本摹印得更早。我回忆从前在京师图书馆广化寺看书时，架子底下存放着明刊《临川集》八九册。我检查它们，正是绍兴刊本。于是告诉管理人员重新题签，因为它的棉纸洁白光润，字体方正严整，乍看与明刻本确实没有区别。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它的纸幅尺寸、墨色浓淡，都与这部残帙相同，很怀疑原是大库收藏的一部书，后来先后拆散了。只是合并以后能否再恢复为完整本子，还不知道，等有空时再详细检查。这一版本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栏，版心下方记有刻工姓名，字体端庄秀丽，很接近欧阳率更的书法。避讳十分严格，“桓”字下注“渊圣御名”，“构”字下注“御名”，这也是它刻于南宋初年的一个证据。壬申年天中节，装订完成，记于此。（《藏国群书题记》卷十三。） 【《王文公文集》一百卷】

译（宋代王安石撰。缺卷四至七、卷三十七至四十七、卷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现存七十六卷，另有目录二卷。） 宋刊本，每半叶十行，每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方记字数，下方记刻工姓名，有孙右、魏二、魏达、魏可、何卞、文立、施光、陈宗、陈通、陈伸、江清、余亮、余全、余表、叶林、阮宗、吴晖、潘明、胡右、胡[字有疑误]、李彪、林选、余才。宋代避讳字“完、慎”不缺笔。此书字体朴厚浑劲，纸张细洁坚韧，厚度像梵夹经。每叶都钤有“向氏珍藏”的朱文长方楷书印，纸背是宋人往来的书札，多为江淮一带的官吏所写，有邵宏渊、查[字有疑误]、汪舜举、洪适、张杰、许尹、张运、吴[字有疑误]、唐杰、张安节、李简等人。（刘翰臣收藏，辛未三月进京时给我看。） 【《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代王安石撰。现存卷一至七 ○。）】宋刊本，版框高六寸八分，宽四寸八分，每半叶十行，每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栏，字体大而疏朗。序和目录已经散失；从卷一至三十六是文章，卷三十七至七十是诗，但没有碑志、哀祭等体裁，因此知道这是未完本。卷一第一篇是《上皇帝书》，与绍兴本以诗为首的编次不同，是《临川集》的另一种版本。钤有金泽文库、赐芦文库木记。考察：我的故友颖川君住在江淮交界处，（谨按：指宝应刘启瑞翰臣。）家中收藏《王文公文集》，它的版式行款正与此本相同。然而我认为它比那部本子珍贵的地方有三点：原书纸墨精美，而且纸背都是宋人的交往书札，笔墨雅致秀丽，实在可以反复把玩，这是第一点可贵之处。寮本没有序和目录，于是谈论的人妄加猜测，认为它就是真赏斋一百六十卷本，只是散失了一半。此本目录完整，仍是一百卷，只是次序与绍兴本不同；积存的疑问全靠它得到了解释，这是第二点可贵之处。寮本缺少七十卷以下各卷，此本缺卷四至六、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而七十卷以下完整保存，正好可以补足寮本的缺卷，并且一定还有寮本抄本之外已经失传的文章，这是第三点可贵之处。我曾对东都的老前辈说，约定将来寮本刊行时，我当为此事作介绍，使目录以及后面三十卷增补进去，以成珠联璧合之美，不要让它们隔着一条盈盈水流，永远彼此相望，使后人抚卷时徒增叹息。（以上两则都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四“集部”上。） 【《残宋本王文公集跋》】从前华中甫真赏斋藏有宋刻一百六十卷本《临川集》，见丰人翁《真赏斋赋》；而何焯义门在清初已经说它不可得见，那么它是极其罕见的书也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荆公文集以绍兴辛未王珏传刻的本子最为完整；所谓一百六十卷本，只是把卷帙分拆开来罢了。王珏刻本如今藏在罟里瞿氏家中。又有元代翻刻本，如今藏在钱塘丁氏家中。真赏斋曾与明嘉靖庚申抚州翻刻的绍兴詹大和本逐一校勘宋、元两本，它们的卷帙相同，异同之处也大致相近。闽本、浙本都不是王安石亲自审定的本子。《石林燕语》也说，薛肇明奉诏编王安石文集，遍寻所谓“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的诗句，最终也没有找到。到了宋末，金陵、麻沙、临川、浙西有几种刻本；当时搜集已经很困难，编订又粗疏，终究不能穷尽全部内容。日本图书寮有残宋本《王文公文集》，如今保存七十卷，只散失了诗集数卷而已。而今本所散失的文章，多达四十七篇。陆存斋《群书校补》依据《宋文鉴》《宋文选》《播芳大全》《能改斋漫录》，补足明代翻刻詹本的缺文，也不过十多篇，数量与此本相差很大。从前政和年间设局编书，群臣的文章中，只有《临川集》得以列入其中，而门下侍郎薛昂、字肇明，实际上主持了这件事。根据此书各篇的异同考察，大概就是薛肇明编排的。卷一至卷八是书信，卷九是宣诏，卷十至卷十四是制诰，卷十五至卷二十一是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是启，卷二十五是传，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是杂著，卷三十四、三十五是记，卷三十六是序，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是古诗，卷五十二至卷七十是律诗。每版十行，每行十七字；“桓、殷”缺末笔，在“构”字下注“御书”，那么这部书就是高宗时依据薛本刻印的，也包括了王珏没有见到的内容。日本岛田翰跋。（见《艺风藏书再续记》卷七。） 【《王荆公诗注题辞》】《王荆公诗》五十卷，由雁湖先生李壁季章作笺注。我十年前买到华山马氏收藏的元刻本，偶尔拿它与通行的《临川集》校勘，发现篇目有增有减，题字也有增损不同，于是感叹这部书的优点，不只是引用和考据广博充分，简直可以称为王氏诗文集的功臣。史书说季章嗜学如饥似渴，各家经典、诸子百家，无不搜求。如今《雁湖集》已经不存，其他著录也全都散佚，只有这部书在学术界颇受称道，而流传极少，因此重新刻印它，以扩大它的流传。使爱好古书的人能够窥见先生的学问内涵，认识临川先生的构思匠心，同时还可以订正俗本的错误，大概就像景星、凤凰，人们争着先睹为快一样吧。乾隆辛酉上巳后五日，武原张宗松题于清绮斋。【《王荆公诗注》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李壁撰。考察《宋史》和各种刊本，李壁有时写作李璧；但李壁是李焘的第三子，他的兄长名为[字有疑误]、李塾，弟弟名为[字有疑误]，名字都从“土”旁，因此写作“璧”是错误的。李壁字季章，号雁湖居士。起初因恩荫入仕，后来考中进士，宁宗朝累迁至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谥文懿，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是他被贬居临川时所作。刘克庄《后村诗话》曾讥讽他的注释：注“归肠一夜绕钟山”一句时引用韩诗，却不引用《吴志》；注“世论妄以虫疑冰”一句时引用《庄子》，却不引用卢鸿一《唐彦谦语》，认为这是疏漏。然而总体来看，他搜集采录广泛，都有根据；遇到疑问就阙疑不注，不是穿凿附会之作。原本流传极少，所以近代藏书家都没有著录。海盐张宗松得到元人刻本，才开始校刊。书中古体诗和近体诗，以世间通行的《临川集》校勘，增多七十二首；原本中通行本所缺的诗，附录在卷末。考察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开禧初年，韩平原想要兴兵，张嗣古侦察敌情；张嗣古回来后，大大违背韩平原的意旨，韩平原又派李壁前往；李壁回来后，与张嗣古说法不同，因此得以进入政府任职，等等。李壁依附权奸，以至于军队败亡、国家受辱，确实败坏了他的家声。他这个人实在不值得尊重，但他笺释诗歌的功劳足以补益后学，本来就不能因为其人而废弃他的诗注，正如王安石的诗也不能因其人而废弃一样，等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集部别集类六。） 【《覆刻宋本王荆公诗笺注跋》】李文懿为荆公诗作注，比《临川集》多出古体诗、近体诗七十二首。《晁志》只记载卷目，《直斋书录》记载得较为详细。《覃溪集》中有两篇跋，已经全部采录。世间流行的元刻本，经刘辰翁删削评点，已经很不完整。宋刻本只有这十七卷以及序、目录三卷，孤本流传，几乎断绝。覃溪说，庐弓父校订李注时，把卷末所谓《补注》的内容移到了相应诗篇下面。考察起来，《补注》是临川曾景建所作，并非出自雁湖李壁之手；把这个情况告诉弓父时，他才追悔不已，但已经来不及了。考察：庐学士抄补的元刻本，过去藏在善本书室；这部宋本后来归吴兴刘氏所有，缪艺风前辈曾借去摹写。如今依据以上刻本重写，抄写人的笔意不合古人，只略存形似罢了。覃溪又说，前贤对于山谷诗任渊注本、半山诗李壁注本的序叶残字，都访求珍藏，因为古人留下一个字，后人都可以据此考证。此本幸而保存了不到一半，它的珍贵程度又该如何呢！宋本每半叶七行，每行大小字十五个；注文中有用元代刀具剜补后挤写的字，各卷卷末还有庚寅增注和抽换的叶子，就是曾景建补写的内容。刘华甫的序作于嘉定七年任眉州知州时，说他的门人李西美把这部书刻印流行。元刻本刘将孙的序说，东南地区只有两种刻本，眉州的早已废失，抚州的也已散落。这些都是翁覃溪跋文没有提到的。丹棱李氏是史学名家，雁湖李壁是李巽言的第三子，他的弟弟[字有疑误]著有《皇宋十朝纲要》；后来井研李微之、江阳李好德，都以熟悉掌故而著称于蜀地，这些先贤留下的序文，应当加以表彰。癸亥年仲春，江安传增湘。《艺云精舍书目》记载，《荆公诗注》存有宋版卷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四至三十八、四十八至五十，抄本卷四十五至四十七。按其记载与此本不同，卷二十七、二十八又重新出现，似乎不是同一部书；但其余八卷又恰好可以互相补足，其他藏家没有著录，不知如今是否还存在于世间？附记，等待考察。（《藏园群书题记》卷第十三，集部三宋别集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三十四卷、三十八卷、四十七卷〕 【《王荆文公诗注》五十卷】（李壁作注。现存卷一至三、十五至十八、二十三至二十九、四十五至四十七，共十八卷。） 旧抄本，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一字。前面有魏了翁的序，下面是完整目录。卷首有翁覃溪（方纲）的跋语和诗，抄录如下：“乾隆戊戌年秋天，海盐张明经芑堂（燕昌）告诉我，他曾在杭州见到宋刻李雁湖注《王半山诗》的卷一至三、卷十五至十八、卷二十三至二十九、卷四十五至四十七。每卷后面都有庚寅增注，而且注文中常有比近代刻本多出的几条；他还把箱中抄录的魏鹤山序拿给我看。两年后的庚子年秋天，同年进士卢抱经学士来到京城，谈到这部书时，抱经抄写了一部影本，（如今审察起来，是过录本，不是影写本。）于是我请抱经把他的本子寄来，借给我抄录。又过了两年，壬寅年春天，抱经从山右寄信到杭州，把他的抄本带到京城，我借来抄录，正好是十七卷。我查阅杭州堇浦的诗集，看到《集奚氏翠玲珑馆》，恰好有出售宋刻李雁湖《王荆公诗注》残本的记载，这才知道这部书是足本的残存部分。然而堇浦、抱经、芑堂都没有记载它的刻板形式以及刻版地点、年代，而今这部宋刻残本又收藏在谁家，也无从考知。我从前得到过宋刻施注《苏诗》，如今又借抄李注《王诗》，都是未经后人删改扰乱的原本；但也都是残本，事情竟有这样相合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七卷〕 于是命小史仔细抄录并精心校对，便和张氏刻本一同装入箱中。乾隆四十七年，岁次壬寅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是小暑，文渊阁校理、司经局洗马、北平翁方纲识。”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注荆公集》五十卷，参政眉山李壁季章所撰，是他被贬居临川时所作。曾极景建帮助他，魏鹤山为它作序。庚寅年是绍定三年，雁湖在此以前八年去世，那么增注者大概就是曾景建吧？魏鹤山序说，石林曾经参与大政，如今领取洞霄宫俸禄居住乡里；这篇序作于嘉定七年，那么雁湖居住临川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他酬答曾景建的诗说‘新有千丝明晓镜，旧无一画赞宵衣’，大概就是居住临川时所作的。”

译“我从芑堂那里借抄魏鹤山《荆公诗注》序，因欣喜而作诗二首：奇妙啊，许尹、魏鹤山的序，失传与获得竟恰好相同。（刻山谷诗注的人，因为没有见到鄱阳许尹的序而遗憾；刻荆公诗注的人，因为没有见到这篇序而遗憾，如今我两篇都得到了。）还补写丹陵传，曾经充任大涤祠官。低回追想元祐旧事，悲恻感伤中兴之时。朱十所题的名石，追寻它也还不算迟。（序中说石林曾参与大政，如今领取洞霄宫俸禄居住乡里；按朱竹望《洞霄宫提举题名记》没有记载李壁之名，根据《宋史》本传考证，应当是在嘉定年间。）山谷有任渊作注，荆公有李雁湖作注。任意逞才说笑的话，今天竟然补全了遗缺吗？珍贵的文气聚集在我的书斋，异代的精灵同在。东街去报知钱子，这些还不能拿来炫耀我的书厨。（[字有疑误]石前年题写我所藏宋本施注《苏诗》说：‘借书还书钱子与我，我的书斋破筐中从来不曾没有书。得到山谷任天社，配上荆公李雁湖。’等等。[字有疑误]石所抄的任注以及所购买的李注都有缺卷，所以我特意用这些话调侃他。） 以上两首诗是丁酉年五月的稿本，如今得到足本抄本，便把这两首诗补录在这里。” “借抄宋本李雁湖注《王荆文公诗》的足本，欣喜之下作赋六首：青松夹道而立，苍翠嶙峋；从前曾谈过三生舍宅的因缘。对着明镜，看见千丝白发，重新补注并记载庚寅之事。这次归来，老眼已经空蒙；面对墨色烟痕，凭吊春风。峨眉山峰上万卷藏书倚着高阁，忽然落入浮岚暖翠之中。眉山老守、临邛来客，编纂此书起初推尊薛肇明。笑着与鄱阳许尹相提并论，我斋中这两部书足以抵得连城之璧。（任注山谷诗，旧时抄本都没有鄱阳许尹的序，我在前年才抄得。）《楚辞》、杜诗的句子多有发挥，新本删去后又能怎么办？大涤宫题名讨论往事，城东一带还恐怕没有搜罗完全。苏斋中日日有篆烟香，任渊的史注签同[字有疑误]黄山谷诗注。打算把你家《说文》的序也配在一起，重新开刻小楷，仿效欧阳率更。（世间流行的《说文》五音本，就是雁湖父亲巽崖编的，今天的刻本都删去了他的序；我因为珍爱苏轼而给书斋取名。室中收藏宋刻施注《苏诗》，以及足本抄录的黄山谷诗任渊注内集、史容注外集、史季温注别集。那部宋刻施注本，是吴兴傅稚汉儒仿欧阳率更楷书所写。） 故人手札已经二十三年，感念师友前后勤勉劳苦。〔我所藏的李注张刻初印本，是己卯年春天朱东江前辈赠给我的，卷前还留有他亲笔题字。〕今天杭州西湖一带的几位老前辈，遗留下来的文章讲述古事，或许可以一同编集。〔我最初看到杭州堇浦《道古堂诗集》，才知道这部宋刻本在杭州，于是寻访了好几年，如今才得到它。〕 以上六首诗是今年二月的稿本，原本就是写给抱经学士的信；现在把抱经回信的草稿原迹粘附在后面。原来每卷卷末的庚寅补注，抱经过录时已经一并归入前面的注文了，所以我写信告诉抱经这件事。（我所抄的任渊注黄山谷诗后面也有补出的注文，我刻印时不敢把它们一并收入。”） “被繁杂事务牵累，很久没有写信，侯安对此深感歉意！承蒙询问李雁湖注《荆公诗》的事，弟所见的十七卷，就是张芑堂所见的本子。卷后原有‘庚寅增注’，总共不过一两页，不值得另行刊出，所以抄录时按次序分别补入卷中；当时未必拿《宋史》来校勘。如今得到兄长指示，才知道补注明显不是出自雁湖之手；只是注文中有一条记述考试的内容也同时出现，略有不协调，其余没有不妥之处，而且还有重复出现的，我也删去了。还有目录一册与张本相同，只是后面的哀挽卷中有一首诗，目录却没有列入，不知是什么缘故。张本是从元人刘须溪本传下来的，只删去了他的评语。雁湖名壁，下面从‘土’，他的兄弟也都如此；按照五行相生的次序，他的父亲名字从‘火’，他的儿子名字则从‘土’。俗间把它写成圭璧的‘璧’，是错误的！上个月弟弟恳请借阅《太元》首本，幸望留意。并问候近况，不一一详说。覃溪大兄同年侍史（愚弟）文绍顿首（四月十一日。”）（《藏园群书经眼录》集部二。） 【《元大德本王荆文公诗后跋》】

译《王荆文公诗》由李雁湖作笺注，先祖第六代曾祖父曾得到华山马氏收藏的元刊五十卷本，于乾隆辛酉年翻刻流传。后来经历洪、杨之乱，刻板长久散失，这部书也很难得到。我从小喜爱这部书，访求了十多年，做官到了京师以后才得到它。此书自元大德年间刊行以后，再没有别的刻本。《四库全书》著录的也是我家的刻本。日本有翻雕本，但在中国流传极少。先人说过：‘这部书的优点，不只是引用考据广博充分，简直可以称为王氏的功臣。’他又引用乡贤姚叔祥的话说：‘把书藏在家中，只知道秘密珍惜是藏书，却不知道传播流通也是藏书。’我听后感到惶恐，便把这件事作为忧惧。只是原书第三十卷、第五十卷各缺末页两叶，我急切想搜集补足，以完成先人未竟的愿望，再谋求刻印。偶然查阅定都杨惺吾参赞的《日本访书志》，知道朝鲜有活字本，完整无缺，并且附有年谱。我立即写信去求取；杨君慨然抄录寄来，我欣喜和感激交集，便想付印。后来曾有欧美之行，事情于是中止。归来还没有到预定日期，又遇到国事变乱。俯仰自身和世事，百般念头都化为灰烬。抚摸着这部遗留下来的书稿，我悲怆得不知眼泪从哪里流出。那时旧家藏书大多因兵火而散失。江安傅沅叔同年从京师来访，说他路过苏州时，见到一部元刊本，是季沧苇旧藏的东西，已经替我买下保存。打开一看，第三十卷、第五十卷的两张末页已经不存，而年谱还保留着撰写人的姓名。沅叔劝我采用这部本子的影印本，说这样能够保存刘须溪的评点；虽然违背先人的志愿，但不失古书原来的面貌，也符合祖先庭训。我因为另外十多页已经失去，仍不是足本，没有立即决定。日本友人长尾雨山先生说，他们国家宫内省图书寮有这部书，可以摹写，并且愿意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不出几个月，他便把照片版寄来。所缺的十多页，只少了一页；又从江南图书馆收藏的残本中补足。考察李雁湖最初作这部注时，有魏鹤山的序。先人曾因搜求不到而感到遗憾，后来从长塘鲍氏处抄录，补刻流传。晚期印本中，多有载录这篇序的；但我的六世祖已经来不及见到了。乌程刘翰怡京卿曾得到一部残宋本，其中魏序保存完好。我请求翰怡允许我借来影印，把它置于卷首，也算继承先人的志愿。惺吾起初从朝鲜本抄录刘将孙、母逢辰两篇序给我看，文中称荆公为文正，而且有些地方也难以断句。我起初还对此怀疑，等到我的本子拆去装订、进行摄影时，忽然在年谱前的夹缝中露出两段残纸，于是明白那一定是刘、母两篇序的残余。它之所以造成疑问，或许是朝鲜刻工的错误吧。因此把它们一并保存下来。一部书虽如此微小，经历数百年，几乎将要淹没无闻，却有人起来使它延续流传；同时又故意保留它的缺憾。等到一百几十年以后，仍然借助它子孙的手，让先代认为遗憾的地方一一得到弥补。它想要亡佚却终于没有亡佚，这难道能说造物主没有意旨吗？或者也是血脉相承，虽然历经数代，精神仍有所祈求和契合；古人和今日生存的人之间，本来确实存在相互沟通的途径。岁在壬戌，距离乾隆辛酉已经一百八十年。影印完成后，谨慎记下事情的缘起如上。海盐张元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