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　刑四

译主管刑罚的官员，也很少有人对此进行商议或据理力争。因此终辽一代，再没有别的杂议可以记述了。）

　　△金

金世宗大定年间，济南尹梁肃上疏说："刑罚应随时代而或轻或重。自从汉文帝废除肉刑以来，判处徒刑的犯人，戴着脚镣服劳役，刑期满了就释放。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的，可以加杖刑来抵徒刑。如今却采用辽末的法令，判处一年徒刑的，要杖打一百，这是一罪承受两种刑罚。当今刑罚之重，在这一点上最为突出，臣实在感到痛心。从今以后，判徒刑的犯人，只应当服劳役，不再决杖。"当时朝廷认为现行的法令已经比古代要轻了，担心（如果再从宽）会滋长奸恶之风，没有采纳这一建议。金朝初立法时，禁止百姓私藏皇帝的制书，是担心因此滋生互相告发的弊端。到这时，有进言者请求允许百姓收藏制书。平章政事张汝霖说："从前子产铸造刑书，叔向讥讽他，是因为不希望让百姓能够预先揣测刑罚的轻重。如今颁布不可更改的法典，让百姓明明白白地知晓，这就如同江河一样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足以辅助治理，不加禁止更为妥当。"皇帝因为众人意见不一，不想改变，姑且仍旧禁止百姓收藏。（按：此条只是依据《金史·刑志》原文录入的，当时民间原本并未曾私藏制书，也并非因张汝霖的进言而放松禁令，而《张汝霖传》中则说，当时有官员说民间收藏制文，恐怕会因此滋生诉讼纠纷，请求加以禁止，张汝霖因此进言说不禁止更为妥当，皇帝下诏依从了他的意见。志与传所记载的内容有所不同。）

章宗明昌元年，命令设置详定所，审定律令。当时章宗询问宰臣，为何如今不专门采用律文？张汝霖上奏说："前代律与令各有分别，凡是违犯了令的，就依照律来判决。如今国家的律令混淆不清，本来就应当加以区分。"于是有了这一命令。不久，详定官上言说："如果依照重新修订的制文作为标准，那么条目的增减、罪名的轻重，就会与原律不同。新律既已订定，又与旧律一同颁布，那会使人感到困惑而更容易钻空子作奸。"臣等认为："应当采用现行的制条，参酌当时的形势需要，依照律文加以修订。历采前代的刑书，凡是适合于当今的，用来补充遗漏之处；采用《刑统》的疏文加以解释，制定为常法，命名为《明昌律义》。"另外将榷货、边部权宜等事项编纂在一起，汇集为敕条。宰臣说："先前所订定的令文，尚有不完备之处，等全部通盘订定之后，再颁布施行。"至于律科举人考试，则仍旧沿用旧律。五年，尚书省上奏说："在制、名例内，判处徒刑之年的律文中没有决杖的条文，因而不用杖刑。这是因为原本是流刑，并非如今所适用的。况且代替流役、四年以上的刑罚，都要决杖，而徒三年以下的，却又不用杖刑。妇人相比男子，虽然刑罚应稍轻，但也应当依例减轻。"（按：《金史·刑志》因尚书省这一奏议，于是订立制度：判处徒刑二年以下的杖六十至七十下，二年以上的杖七十下；妇人犯罪的，一律杖五十。而大定年间，梁肃上疏请求徒刑免除决杖，史书又记载因担心滋长奸恶而未被采纳。推测大定之后，中间应当另有变更，徒刑不再决杖。到这时又恢复采用旧法，只是杖打的数目相比大定以前有所减轻。只是史文记载不够详尽罢了。）

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杨庭秀进言说："州县官员往往仗恃权势自居，喜怒全凭个人好恶，审理诉讼之时，很少能加以详审，只是让犯人来回传话，罪行的轻重就凭他们一张嘴决定，贿赂之风公然盛行，含冤受屈的案件甚至有长达二三十年都得不到昭雪的。"皇帝于是命令订立州县官审理诉讼的条约，违反者由按察司加以纠察。又命令编纂前后的条文规定，记录成册，以备将来查考验证。泰和二年，监察御史史肃说："按照大定年间的条例，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之前，凡是奴仆娶良人女子为妻的，都按已经娶妻来对待；如果丈夫死后，(妻子)被拘留发放，随她主人离开丈夫改嫁的，让原来的主人出钱赎回，依旧与丈夫团聚；因放良而从良的，就允许赎身改嫁。如果还未赎身改嫁，其间与丈夫所

译生的子女，都允许成为良人。而泰和年间新订的格例，又规定丈夫死后服丧期满，比照良人的先例离开丈夫改嫁或丈夫被放为良人的，也都允许成为良人；如果尚未脱离（奴籍），又被再配给别的奴仆或因通奸所生的子女，也都允许成为良人。这样前后不一致，都是编订格例的官员随意作了增减，以致各地诉讼纷扰不断，这实在有违常理、有失公正。"皇帝下敕命有关部门加以更正。三年，亳州医生孙士明擅自用黄纸大字写上"敕赐神针先生"等十二个字，纸尾的年月处摹仿绘制成"宝样朱篆青龙"字样，以此欺骗集市上的人。官府将他捕获治罪，他也已招供伏罪，正巧遇上大赦。大理寺商议说："应当依照伪造御宝之罪论处，即便遇到大赦也不应当被赦免。"参知政事贾铉上奏说："天子的八宝（御玺），其文字各不相同，如果是伪造，也不限于用泥或黄蜡制作。如今这人只是用笔描画成'青龙'二字，既不是八宝上的文字，若以伪造御宝论罪，并非法律的本意，于是依照大赦令将他赦免。"

宣宗贞佑三年三月，禁止州县在刑杖上安置刀刃来处决罪人。当初，左谏议大夫贾铉上书说："亲民的官吏任凭个人心意树立威势，所用刑杖决罚的粗细长短，不合乎法令规定，甚者竟然在杖端安置铁刃，因而致人死命。近来阴阳失调、和气不通，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希望下令各州郡重申旧有规章，检验丈量并加封记，命按察官检查那些不依法度的，一一列名上报。宫廷内部执行杖决之刑，也应当依照已经订定的程序进行。"皇帝下令批准。到这时，又下诏加以禁止。七月，皇帝对宰臣下诏说："从今以后，监察官员如果犯罪，其事关系到军国利害的，一律用笞刑决罚。"左司谏穆延和啰罗进言说："用礼义廉耻来治理君子，用刑罚威狱来治理小人，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近来朝廷急于求治，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变通立法，本应赎罪的案件也大多改为当场决罚。爵禄本是用来驾驭尊贵之人的手段，如果尊贵之人尚且难免受辱，那么卑贱的人又将受到怎样的对待呢？皇帝车驾所驻扎之地，并非同于出征之时，可是凡有轻微过失，都以军法论罪，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百官都是朝廷精心选拔而来，大多凭借文行、武功、门第功勋而晋升，如今却与普通百姓一视同仁，那么享有爵禄的人也就不值得以此为荣了。还有更值得忧虑的：身居上位的人将会说'官员尚且难免受辱'，百姓又还有什么可说的？那么苛暴的政令就会日益盛行；身居下位的人将会说'他们尚且如此'，我又有什么可羞耻的？那么以下犯上之心就会更加放肆，这带来的弊端简直难以言尽！希望依照元年赦恩中'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废除这一法令，那实在是幸事。"（按：当时宣宗本想听从他的建议，但高琪当权，坚持不肯，因而订定了官员犯罪决断的一百多条法令，一直延续到哀宗正大元年，才依从右丞张行信的建议，将这些法令全部革除，恢复旧制，同时废除了高琪所订定的法令。）

兴定三年，尚书省臣上奏说："先前因物价上涨、钱币贬值，凡是犯赃罪的按钱数论罪，就显得太重了。于是改用银两为标准，每两银折合钱二贯。凡是犯有通宝赃罪的，就直接按通宝数额论处。比如因军事征发通宝达到三十贯的，已经够得上死刑；如果按银价折算，这三十贯通宝其实只值钱四百多，罪行本应止于杖刑，两者轻重相差如此悬殊。"于是命令依照犯罪当时的银价来论罪。后来参政李复亨说："近来制度规定，凡是犯通宝赃罪的，都按物价折算成银两定罪，每两折合钱二贯。可是那些依法应当以铜赎罪的，却只需缴纳通宝现钱，请求也让他们改缴银两。"这样既能足以惩戒罪恶，又能对官府财政有所补益。皇帝下诏命尚书省臣商议，于是规定：因公务失误而犯错的，只征收通宝现钱；因故意贪污而犯罪的，则罚缴银两。

　　△元

元世祖至元八年，陕西行省大臣伊逊岱尔进言：近来因为饥荒，盗贼滋生横行，应当加以显戮（公开处死以示惩戒）。皇帝敕令中书省详加商议。右丞相按图认为：把强盗、窃盗一概处死，恐怕不

译合适。罪行确实够得上死刑的仍旧等待皇帝命令，皇帝依从了这一意见。（按：至元十一年，因为盗贼众多，朝廷开始下诏，凡是盗贼一律处死，不予赦免。各地关押的囚犯因此填满了监狱。符宝郎董文忠进言说：杀人夺取财物的与只是盗窃一文钱的一概处死，实在过于残酷惨烈，恐怕有违陛下好生之德。于是皇帝敕令革除了这一法令。）

二十三年，皇帝下诏命百官聚集商议。按至元钞计算赃物数额来定罪，当时众人想规定至元钞达到二百贯、赃物数额已满的判处死刑。赵孟俯说："当初制造纸钞时，是以银为本，虚（钞）实（银）相权衡。如今二十多年过去，轻重之间相差已达数十倍，所以才把中统钞改为至元钞。再过二十年后，至元钞必然又会像中统钞一样（贬值），如果让百姓按纸钞的数额来抵触法令，恐怕过于沉重了。古时候把米和绢这两种百姓日常生活所需之物，称为'二实'；把银和钱这两种与前两者相权衡的东西，称为'二虚'。虽然这四种东西的价值时有升降，但终究不会相差太远。用绢来计算赃物的多少，最为适中。况且纸钞本是宋朝所创设的，施行于边境地区，金人沿袭并采用了它，都是出于不得已，如今却想用它来判定人的生死，似乎不值得完全采纳。"（按：赵孟俯论钞法一事，《世祖本纪》与《续通考》都记载在二十四年，本传所记载的却是在二十三年。）当时布衣百姓赵天麟上呈对策说："臣私下见到，如今犯下重罪的囚犯，审讯定案之后，由司、县写成文书申报给路，路再加以复审后申报上级，上级派遣审理官员再加以复核，审察清楚之后才对其行刑，这已经是十分谨慎了。但有的案件恰巧到了立春之后，所在地仍然施行刑罚，这也是有失上天好生之本意的。正当春季之月，句芒神主宰时辰，万物欣欣向荣，呈现出滋润舒畅的气象，而没有枯萎凋敝、萧条冷落的道理。所以圣王顺应天时，在这时掩埋暴露的尸骨，禁止砍伐树木，不许倾覆鸟巢，不许残杀幼小的昆虫，不许伤害怀胎、幼小的飞鸟走兽，不许焚烧山林，凡是捕猎的网罗之类、喂养猛兽的毒药，都不准带出城门。此时只应当让万物安然萌发生长，抚养幼小的孩童，保全那些孤苦无依者的性命。有关部门应当省减囚牢中的关押人数，不得肆意鞭打囚犯，只须停止诉讼即可。就连花草鸟兽这样卑微的事物，尚且要让它们承蒙恩泽，何况是人呢？就连诉讼、鞭打这样的事都要加以禁止，何况是处决犯人呢？等到秋风振起，少皞主宰上天，鹰隼开始捕食鸟类，寒霜使香草凋零，这时才审理决断刑罚，正是用来顺应阴气的严厉肃杀，辅助阳气所不及之处。况且在春夏施行刑罚，就等于是在春夏两季施行秋冬的政令，由此招致的灾殃后果，古书中都已详细记载，不是臣所能一一说尽的。近来连年出现异常天象，蔬菜谷物歉收，有的地方降霜却未能冻死杂草，反而使桃李开花，有的地方发生地震、日月食，动静反常不一，这些都是阴阳错乱反复的表现，或许有招致这些异象的原因。希望陛下仰观天意，慎重审定刑律，凡是应判死罪以上的案件，命尚书省、刑部在秋冬季节派遣审理官员出面执行。凡是罪不至死以及那些需要迅速判决的特殊案件，不在此限，依照以上办法施行，或许能使祥瑞频频降临，气候也能与之相协调。"他又说："臣私下见到，如今有的因为贪赃枉法，有的因为陷入叛逆之流，一律都将其家产籍没，收归内府，分赐给宗室，颁赐给外戚。那些犯罪的人家，若不是剥削压榨下层百姓，就是兼并欺压贫苦之人，才得以聚敛财富。如今罪行败露，触犯了国家常刑，这是因图利而招致祸害。况且国家不必担心没有财货可用，皇族贵戚也不必担心有饥寒之忧，难道还要依赖籍没那些贪赃枉法之财来供给日用吗？然而如今之所以未能免除这种做法，也是因为因循守旧、不曾放在心上的缘故。希望陛下留意细察，凡是应当籍没的财产，另立一处，明确登记造册，等到积蓄多了，再分发给那些无处申诉、孤苦无依的人。"他又说："周代设有'八议'，议贤、议能，所以贤能之人即便父祖子孙犯罪，

译国家也不会因此连坐禁锢、将其抛弃不用。臣私下见到，如今犯下大罪的人，除了本人已经被处以极刑之外，他的妻子儿女、亲属，有的被流放到远方而不被当作平常人看待，有的被拘系在冶炼场服劳役，有的被役使于豪门大户之家充当奴婢，有的被发配到军伍中从事苦役。这些都是除恶务尽的应有做法，但臣私下担心这其中也不免有埋没贤才、错杀无辜的遗憾。从前鲧因违背命令、败坏族类而被诛杀，王敦因心怀异志、图谋叛逆天子居所而获罪，伯禹正是鲧的儿子，茂宏（王导）正是王敦的弟弟。虞舜诛杀了鲧，却毫不犹疑地任用伯禹为司空；晋元帝治了王敦的罪，却深知茂宏的忠诚气节而不加追究。所以伯禹才能奠定高山大川的疆域，成就九州安定的功业，辅佐虞舜成就无为而治的美政；茂宏怀着凌霜贯日般的忠诚，剪除了如吞沙般凶猛的叛贼，成就了晋室中兴的美名。这都是因为父子兄弟之间罪不相及，刑罚与赏赐的施行都出于公心的缘故。由此看来，被籍没之人的家属不应当终身遭受禁锢，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希望陛下下达明确的诏令，凡是应当籍没之家的子孙弟侄之中，如果有才能超群出众、足以学习知晓政事的人，允许有关部门公开推举、量才录用，而不受禁锢的限制。"他又说："赦免，是想要以此涤荡罪过污秽，使百姓与国家一同重新开始。对于负罪之人来说，这是莫大的深恩；但对于治理国家而言，却并非太平盛世的常事。近世以来，郊祀祭天、册立太子皇后，没有不趁机大赦天下的。那些心存侥幸的罪人，预先便能推知大赦的时机，怎能不因此萌生非分妄为之心呢？况且被囚禁的人，都是人们心中最为牵挂、侧耳倾听消息的对象。等到乌鸦夜啼、驿马连夜奔驰传令、玉钥（宫门钥匙）传递灵符、金鸡树立仪仗（大赦的仪式），一声令下，例行释放。这名义上是吉祥的征兆，实际上都是变异不祥的表现。于是使得那些抢劫、私藏赃物的罪犯反而诧异于自己得以善终，而那些含冤受屈的善良人只能屏息忍气；这如同在良田里滋养野草稗子，在大道上放纵豺狼。难道就不顾念这会伤害嘉禾、损害平民百姓吗？风俗因此震骇不安，实在令人担忧啊。况且大赦之后，奸邪之人并未因此收敛，早晨才脱离牢狱，晚上又重新犯法被捕，他们不能感化自新，也已经十分明显了。《尚书》说：'文王制定刑罚，对此类罪行绝不赦免。'《志》书说：'太宗断绝赦免，天下因此安定。'子颜（一说指某贤臣）曾向光武帝进言不要赦免罪犯，诸葛孔明也曾在蜀地珍惜赦免之权，因此才能使天下的贼寇消弭、平息，使境内百姓安居乐业。这些都是前代明主贤臣已经验证过的成效啊。如今国家哀怜囚徒的苦难，怜悯百姓的愚昧无知，频频颁降大赦之恩，这正是朝廷不忍之心表现于外、难以自已的缘故。如果能推及此心，用来顺应良善百姓依循天道以正生杀之权，那么周文王的治世之效便不难达到了，又岂止是唐太宗、汉光武帝、蜀汉这些平庸之治所能相比的呢？对于罪当惩罚的却加以宽宥，对于罪当处死的却让他存活，这就好比在寒霜冰雪之时招来暖风，在秋冬之际施行春季的政令。这样做却想要天时顺遂，臣不知道这是否可行。事情发生在人间下层，天象就会在上天有所感应；感应兴起于人事，反应就会在上天显现，怎能不心存戒惧呢？《易经》说：'一阴一阳的交替变化，就叫做道。'希望陛下能够信守赏罚、决断果断，不要肆意施行赦免宽宥，使上下都有法度可循，内外都断绝侥幸之心，那么治理天下就可以易如反掌了。如此一来，即便像王符这类议论，也就无从借以发挥议论了。"成宗初年，御史台上奏说："先朝断案判刑，是依照罪行轻重，分别施用笞刑、杖刑，如今下令一律只用杖刑。"御史台请求依照旧制处理，皇帝没有允许。王晖上书说："法令，是辅助治理国家的工具，一天都不能缺少。君主在上执掌大权，将法令作为永久的成宪；官吏在下遵奉法令，作为固定不变的准则；百姓明白法令的内容，就容易避免触犯而难以违反。像周代的三典、汉代的九章，就是这样的法令。如今国家拥有天下已经六十多年，可是大大小小的法令至今尚无定论。朝廷内

译有御史台，是天子执法的机构；朝廷外有廉访司、州郡的司法官员，这些都是主管审理案件的官吏，却没有可以遵循的固定法令，这就好比有医生却没有药方一样。至于评判案件、议定刑罚，随即施行处理，难免会有斟酌拟定上的差异，此地与彼地轻重不一的情况。臣愚以为应当将历朝圣训与中统年间至今的条格通盘加以商议拟定，参照采用，与百姓一同重新开始。这样一来，法令就不会有两套标准，轻重就能恰当合适，官吏就知道该遵循什么，百姓也知道该避免什么，天下就可以大治了。"

元贞元年，皇帝下诏征求平息盗贼的对策。山东东西道廉访使陈天祥上奏说："盗贼的产生，各有其原因。除去年成歉收归咎于天时、姑且不论之外，其他诸如军事征战不止、劳役频繁兴起、赋税繁重、刑罚苛严，都足以导致盗贼产生。其中助长、滋生盗贼的，就是大赦令。大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前人已经充分论述过这一点了。那些强横凶悍之徒，各自手持兵器，杀人夺取财物，全然不顾自己的性命。有关部门竭力将其擒获，朝廷却又加恩将其释放。早晨才脱离牢狱，傍晚就又去行劫。再命有关部门限期追捕，盗贼都把这看作是司空见惯之事，既不感恩戴德，又不畏惧刑罚，凶残悖逆的习性已成为他们的本性，实在不是善加教化就能感化改变的，只有严刑峻法才能加以制服。"（在此之前，至元二十年，史弼陈述平息盗贼的对策，主张对为首者及同谋者一律处死，其余的迁往淮上屯田。皇帝认可他的建议，下诏将此事交付史弼办理，被镇压的贼党在内地耕种，他们的妻子儿女则被送往京师，分配给鹰坊等部门役使。到这时，因为内地盗贼众多，姑且采纳了陈天祥的奏议，订立了擒拿盗贼的条格。）

大德五年正月，御史台大臣进言说："官吏犯有贪赃或盗窃官府钱财之罪，事情败露后逃匿避罪的，应当视同案件已经审结那样定罪。即便日后经过赦免，也应当加以降职罢黜的处分，这样才能革除奸邪的风气。"皇帝依从了这一建议。七月，中书省大臣进言说："按旧制，京师、州县捕捉盗贼，只由兵马司负责，各州县有司却不参与其事，以致案件拖延搁置。从今以后，罪行轻的，请命令有关部门直接决断处理；罪行重的，交由宗正府审理判决，这样才能不使案件积压，也不使百姓蒙受冤屈。"皇帝依从了这一建议。当时郑介夫呈上《太平策》说："国家订立政令，必须以刑法典籍为先。如今天下所依循施行的，只有先例可以援引，却没有固定的法律可以遵守，官吏因此得以趁机营私舞弊、欺瞒百姓。比如甲乙二人互相争讼，甲方有权势就援引对自己有利的先例，乙方有权势就援引对自己有利的先例，如果甲乙双方势力相当，那就无从判定是非曲直，于是拖延岁月，美其名曰'撤放'（搁置不办），使得天下的百姓都无所适从。案件之初所犯何罪，却不知道最终会如何判决，这等于是用刑法来陷害百姓啊。朝廷内的省部，朝廷外的郡守，抄录搜集的格例条文竟多达数十册，遇到事情却难以决断，就翻检旧有的先例，如果其中没有记载，就临时拟定处理办法，这就使得百官都不知道应当遵循什么标准了。民间自己把耳闻目见所得到的敕旨条令，杂乱采集、分类编纂刊印成册，取名为《断例条章》，又名《仕民要览》，各家都收藏一本，作为处事的准则。试着翻阅二十年间的先例，与三十年前相比较，有一半已经不能适用了。再拿十年间的先例与二十年前相比较，又有一半不能适用，这就使得百姓都不知道应当避免什么了。孔子说：'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如今号令变化无常，如同儿戏一般，有的一年、两年之间前后就不一致，有的圣旨刚刚颁布，随即就被废弃遗忘，以致民间流传着一紧、二……

译慢曲、三休之谣。京师是四方效法的地方，如果法令在这里都行不通，何况京师之外呢？就像往年禁酒，可是私自酿酒的人家比比皆是；禁止宰牛，可是私自宰杀的却越来越多。又比如奸盗杀人，本应绝不可赦，可是每年被赦免的人却很多，因此使人心轻视犯法。又比如婚姻聘财，明明有按官员和平民、身份高低折算钞钱的规定，而如今嫁女的人家，看重的是财礼钱物，与估价买卖人口没什么两样。又比如买卖田宅，旧有先问亲属、后问邻居的规矩，可是如今百姓的产业大多归了权贵豪强,即便是亲属和邻居，也不能依例占有。以此几件事推知，天下的情形大致可以知道了。如今主管官员往往把刑事案件看得很重，而对婚姻、田产、钱债之类却全然不去省察，殊不知百姓蒙受冤屈，向上又无处申诉，这正是给官吏受贿开了方便之门。审理囚犯、判决案件的官员，每次到郡县，只是照例走一遍旧案的过场，判决一两件，便算尽了职责，却不知道死刑以下的刑事公务事情还有很多。各路各县的官吏还没捞够好处，每逢听说上司官员要来，就把囚犯暂时保释候审，等上司走后又重新收监，这些都是无法可依所造成的弊端。又加上衙门纷繁杂乱，事权不统一，好比十只羊却有九个人放牧，百姓无所适从。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都是天子的百姓，怎么能让各家各自为政、各人自成一国呢？如今正宫位下自设中政院，工匠自己隶属金玉府，校尉自己归拱卫司管，军人自己属枢密院，诸王位下又各有宗正府、内史府，僧人有宣政院，道士有道教所，还有宣徽院、徽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辖的户口诸司，这些头目遍布天下，各自有管辖范围，互不统属。凡是有诉讼案件，都必须多方会商，有的事情牵涉三四个衙门，动辄虚耗半年时间往来行文，也开不成一次会。有的当面对质问案，各衙门主管的人却互相包庇隐瞒，以致拖延一年两年，事情始终得不到解决，于是就造成强者欺凌弱者、人多的欺压人少的、地位高的压制地位低的，无法可依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先帝在位时，曾命人修订法律，可惜没能编成完整的书。近来议定的《大德律》，因为所托非人，讹误谬误尤其多。如今应当在台、阁、省、部之内，挑选精通经术、深明治国之道、通晓时务的人，斟酌参考古今的律文，参照先帝建元以来的制诏敕令，采纳南北各地风俗民情所适宜的做法，编修成一代的法典，使主管官员有所遵循，使百姓知道有所畏惧、避免触犯，使国家有固定的法度，官吏不敢欺侮百姓，永远作为定制，这是子孙万代的利益所在。各类衙门、投下的头目，除了管理钱粮、营造这类事务之外，无论大小诉讼案件，凡是牵涉需要多方会商的，一律责令主管官员归口审理，这样才能使政令归于统一，案件不再长期积压。武宗初年，御史大夫塔思布哈进言说："凡是因受贿而被御史弹劾的人，不得借口有公事要入朝觐见来逃避罪责。"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

译至大元年正月，中书省臣言：「近百姓艰食，盗贼充斥，苟不严治，将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即行决遣，与随处官吏共议弭盗方略，明示赏罚。或匿盗不闻，或期会不至，或踰期不获者，官吏连坐。」

译文：至大元年正月，中书省的大臣上奏说：「近来百姓生活艰难，粮食缺乏，盗贼四处横行，如果不严加治理，势必蔓延扩大。应当派遣使者巡行各地，遇到有罪的人就立即处决遣送，与各地官吏共同商议消灭盗贼的方略，明确公布赏罚办法。若有隐瞒盗情不上报的，或者到了约定期限不到场的，或者过期仍未抓获盗贼的，官吏一并连坐治罪。」

仁宗延佑六年九月，御史台臣言：「诸犯赃罪，已款伏及当鞫而幸免者，悉付原问官以竟其罪。」

译文：仁宗延佑六年九月，御史台的大臣上奏说：「凡是犯了贪赃罪、已经如实招供以及应当审讯却侥幸得以免罪的人，都应交给原来审理的官员，追究到底、彻底治罪。」

英宗至治二年，臣寮言：「五刑者，刑异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无一生还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当改【时朝议虽是之，卒不果行】

译文：英宗至治二年，大臣们上奏说：「所谓五刑，是指刑罚分为五个等级，各自施加于不同的人。如今却是先在脸上刺字、再杖打、又发配到千里之外服劳役，一百个人里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这等于一个人身上同时承受了五种刑罚，而不是五种刑罚分别施加于五个人。这样的法令应当改正。【当时朝廷议论虽然认为这一说法有道理，但最终没有真正施行】」

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以灾异诏百官集议。

译文：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因为发生了灾异，下诏命百官聚集商议。

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等议略曰：前宰相特们德尔奸狡险深，诬杀萧、杨以快私怨，一令发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祸立至。由是群邪并进，构成弒逆。

译文：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等人议论大略说：先前的宰相特们德尔为人奸诈狡猾、心机险恶，诬陷杀害萧拜珠、杨多尔济来发泄私人怨恨，他一声令下，上下官员都吓得两腿发抖，稍有不依附他的人，灾祸立刻降临。因此各种奸邪之人纷纷得势，酿成了弑君谋逆的大案。

其子索诺木亲与逆谋，虽剖棺戮尸，夷灭其家，犹不足以塞责。今复回给所籍家产，诸子再入宿卫。臣等议，宜遵成宪，仍籍原产，远窜其子孙，以惩大奸。

译文：他的儿子索诺木亲自参与了逆谋，虽然已经开棺戮尸、灭其满门，仍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责。如今却又把已经抄没的家产发还给他，他的几个儿子又重新进入宫廷担任宿卫。臣等商议认为，应当遵照既定的法度，仍旧没收其原有的财产，把他的子孙流放到远方，以此惩戒大奸大恶之人。

君父之雠，不共戴天。特克实之党结谋弒逆，天下之人所不忍闻。比奉旨，以逆党胁从者众，不可尽诛，言者其勿复举。臣等议，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杀无赦，宜尽诛额特布哈之徒，以谢天下。生杀天子之大权，臣下何敢盗用？

译文：杀害君父的仇恨，不共戴天。特克实一党结谋弑君谋逆，是天下人都不忍听闻的事。近来奉旨，因为逆党中被胁迫附从的人很多，不能全部诛杀，因此提议此事的人不要再提。臣等商议认为，按照古法，凡是谋逆弑君之事，凡在朝为官参与者一律诛杀不赦，应当把额特布哈这一伙人全部诛杀，以告慰天下人心。生杀天子的大权，做臣子的怎敢擅自盗用？

辽王托克托位冠宗室，觊幸赦恩，报复雠忿，杀亲王妃主百余人，分其资产，闻者切齿。今不之罪，乃复厚赐遣还，仍守爵土。臣等议，累朝宪典，闻赦杀人，罪不在原，宜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惩恶，国有常宪。

译文：辽王托克托地位在宗室中居首，妄想侥幸获得赦免的恩典，借机报复私怨，杀害亲王、王妃、公主等一百多人，瓜分他们的财产，听闻此事的人无不咬牙切齿。如今不但不治他的罪，反而厚加赏赐把他遣送回去，仍旧让他保有爵位封地。臣等商议认为，历代的法典规定，借大赦之机杀人的，其罪不在赦免之列，应当削去他的爵位封地，把他安置到别的地方，以此彰显朝廷刑罚的威严，惩戒罪恶，使国家有常行不变的法度。

武备卿济里，前太尉布哈，以累朝待遇之隆，不思补报，专务奸欺诈，称奉旨令鹰师强收郑国宝妻，果哈贪其家人畜产，事闻之官，刑曹逮鞫，服实，竟原其罪。辇毂之下，肆行无忌，远在外郡，何事不为？臣等议，宜以济里、布哈付刑曹治罪。

译文：武备卿济里、前太尉布哈，受到历代朝廷的优厚待遇，却不思报效，专门做奸诈欺骗之事，假称奉旨命令鹰师强行霸占郑国宝的妻子，果哈则贪图他家中的人口和牲畜财产，此事被官府得知后，刑部将其逮捕审讯，他们也已如实招供，最终却仍然被赦免了罪责。他们在京城之下都敢如此肆意妄为、毫无顾忌，若是远在外地州郡，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臣等商议认为，应当把济里、布哈交给刑部治罪。

太庙神主，祖宗之所妥灵，比者盗利其金而窃之，至今未获，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盗官兵不闻杖责。臣等议，庶民失盗，应捕官兵犹有三限之法，监守失官物有不行知觉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请拣其官属免之。

译文：太庙里供奉的神主牌位，是祖宗神灵安息之所，近来有盗贼贪图上面的金饰而将其盗走，至今未能捕获，这是非同寻常的大事，可是负责捕盗的官兵却没有听说受到杖责处分。臣等商议认为，平民百姓丢失财物遭窃，负责缉捕的官兵尚且有限期三次追缉的法规，看守官物而丢失的官员也有失职不觉察的罪名，如今丢失了太庙神主，理应治太常寺官员的罪，请挑选出其中相关的官员予以问罪，其余的免于追究。

人有冤抑，必当昭雪。平章政事萧拜珠、中丞杨多尔济枉遭诬陷，藉没其家，比奉明诏，还给原业，子孙修葺，苟全复以其家财仍赐旧人，止酬以直，即与再罹籍没无异。臣等议，宜如前诏，以原业还之，量其直以酬后所赐者，则人无冤愤矣。

译文：人若蒙受冤屈，一定要为他昭雪。平章政事萧拜珠、中丞杨多尔济无辜遭人诬陷，家产被没收，近来蒙受朝廷明诏，发还了原有的家业，子孙们正在修葺整理、勉强维持，可是如果又把这份家产赏赐给别人，只用钱财补偿原主，那就和再度被抄没家产没有什么两样了。臣等商议认为，应当依照先前的诏令，把原有家业归还本主，再酌量给予相应的钱财补偿后来受赐之人，这样人们就不会心怀冤愤了。

刑罚不立，奸宄滋长。比者额森特穆尔之徒，遇朱太医妻女于故省门外，强拽以入，奸宿馆。所事闻有司，以扈从上都为解，竟弗就鞫。辇毂之下，肆恶无忌，京民愤骇。臣等议，宜遵世祖成宪，以奸人命有司鞫之。

译文：刑罚不能确立执行，奸邪之事就会滋长蔓延。近来额森特穆尔一伙人，在旧省门外遇见太医朱氏的妻女，强行把她们拉入馆舍中奸宿。此事被有关官府得知后，他们却以随驾扈从上都为借口推脱，竟然没有被审讯治罪。他们在京城之内都如此肆意作恶、毫无顾忌，京城百姓无不愤怒惊骇。臣等商议认为，应当遵照世祖既定的法度，命有关官府按奸淫之罪对他们进行审讯。

又天下囚系，不无冤滞，方今盛夏，宜命台省选官审录，结正重刑，疏决轻系，疑者申闻详谳。

译文：另外，天下各地在押的囚犯中，难免有含冤滞留的情况，如今正值盛夏时节，应当命令御

译史台、中书省选派官员进行审录，将重罪案件定案判决，对轻罪在押者予以疏理释放，有疑问的案件则上报详细审理。

善良死于非罪，国法当为昭雪。特克实弒逆之变，学士布哈等皆以无罪死；特们德尔专权之际，御史徐元素等以言事死，皆未申理。臣等议，宜追赠死者，叙其子孙。

译文：善良的人若因非罪而死，国法理应为他们昭雪。特克实弑君谋逆之变中，学士布哈等人都是无罪而死；特们德尔专权之时，御史徐元素等人因进言议事而被处死，这些冤情都尚未得到申理。臣等商议认为，应当追赠死者官职荣誉，并叙用他们的子孙。

僧道出家，宜以清净绝俗为心。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无异常人，如蔡道泰、班讲主之徒，伤人逞欲，坏教于刑，俾奉祠典，岂不亵天渎神？臣等议，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旧制，罢遣为民【按：是时下诏疏决系囚，张珪等因上此议，而泰定与成逆谋，特克实之徒皆其逆党，故不从其议】

译文：僧人道士出家修行，应当以清净寡欲、断绝世俗牵挂为本心。近年来僧道之人往往蓄养妻子，与常人无异，像蔡道泰、班讲主这类人，伤害他人、放纵情欲，触犯刑律败坏教门，还让他们奉祀典礼，这岂不是亵渎上天、冒犯神灵？臣等商议认为，蓄养妻子的僧道之人，应当依照旧有制度治罪，罢黜其僧道身份、遣回为民。【按：当时下诏疏理释放在押囚犯，张珪等人因此上呈这份议奏，然而泰定帝与谋成逆案，特克实一伙人都是其逆党，所以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

文宗天历元年，中书省臣言：「近籍奇彻家，其子年十六，请令与其母同居。仍请继今臣僚有罪致籍没者，其妻、其子他人不得陈乞，亦不复为官。」口从之。

译文：文宗天历元年，中书省的大臣上奏说：「近来查抄了奇彻的家产，他的儿子才十六岁，请准许他与母亲同住。并请求从今以后，凡是大臣官员因犯罪而遭抄家没产的，他的妻子、儿子不得被他人向朝廷请求赏赐，也不再让他们重新做官。」皇帝口头准许了这个请求。

又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言：「人伦之中，夫妇为重。比见内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断付他人，似与朝廷旌表贞节之旨不侔，夫亡终制之令相反。况以失节之妇配有功之人，又与前贤所谓「取失节者以配」是身已失节之意不同。今后凡负国之人籍没奴婢财产，不必罪其妻子，当典刑者则孥戮之，不必断付他人，庶使妇人均得守节。请着为令。」从之。

译文：又有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上奏说：「在人伦关系中，夫妻关系最为重要。近来见到朝廷内外的大臣犯罪伏法之后，他们的妻妾就被判给他人，这似乎与朝廷表彰贞节的宗旨不符，也与丈夫死后应守丧尽礼的法令相违背。况且把已经失节的妇人配给有功之人，这又和前代贤人所说的『娶已失节之妇配人，此人自身节操已亏』的用意不同。今后凡是叛国负恩之人被抄没奴婢财产的，不必治罪于其妻子，若应当依法处死的，则一并诛戮，不必把她们判给他人，这样才能使妇人们都能够守住节操。请将此定为法令。」皇帝准许了这一请求。

至顺二年，河南北道廉访副使僧嘉努言：「自古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今官于朝十年不省觐者有之，非无思亲之心，实由朝廷无给假省亲之制，而有擅离官次之禁。古律诸职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于三年听一给定省假二十日，无父母者五年听一给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万里，宜计道里远近定立假期。其应省觐匿而不省觐者，坐以罪。若诈冒假期规避以掩其罪，与诈奔丧者同科。」御史台臣以闻，命中书省议行之。

译文：至顺二年，河南北道廉访副使僧嘉努上奏说：「自古以来都是从孝子之家中寻求忠臣，如今在朝中为官十年不曾回家探望父母的人是有的，并非他们没有思念亲人之心，实在是因为朝廷没有制定给假归乡探亲的制度，反而有禁止擅自离职的规定。古代律法规定，各官员如果父母居住在三百里之外，三年可以获准一次二十天的省亲假；如果没有父母的，五年可以获准一次十天的扫墓假。据此推论，父母若在三百里以外直至万里之遥，应当根据路程远近来确定相应的假期。凡是应当归家探望却隐瞒不去探望的，应当治罪。若是假借虚报假期以逃避责任、掩饰罪行的，应与诈称奔丧者同样治罪。」御史台的大臣把这个建议上奏，皇帝命中书省商议施行。

顺帝元统二年，苏天爵上疏曰：「自昔国家务明刑政，苟或赦宥之数行，必致纪纲之多紊。是以先王既兴礼乐以教民，又严法制以惩恶。盖礼乐兴则教化洽，法制严则奸贪惧，未尝数赦以病民也。

译文：顺帝元统二年，苏天爵上疏说：「自古以来国家都致力于严明刑法政令，如果赦免宽宥之事屡次施行，就必然导致纲纪法度大为紊乱。因此先代帝王既振兴礼乐来教化百姓，又严明法制来惩治邪恶。因为礼乐兴盛，教化就能普及；法制严明，奸邪贪婪之徒就会畏惧，从来没有屡次施行赦免来危害百姓的做法。

唐太宗贞观二年谓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轨之辈。古语有云：「君子不幸，小人幸之。」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凶者贼良人。朕自有天下以来，常须慎赦，盖数赦则愚人常翼侥幸，惟欲犯法，不复能改过矣。」诚哉太宗斯言也。

译文：唐太宗贞观二年曾对身边的侍臣说：『大凡赦免只会使不守法度的人受益。古语说：「君子遭遇不幸，小人却因此得利。」一年之内两次施行赦免，正直善良之人反而无话可说。要知道，纵容莠草生长会伤害禾苗庄稼，施恩于奸邪凶恶之人则会伤害良善的百姓。朕自从拥有天下以来，一直非常慎重地对待赦免之事，因为屡次赦免就会使愚昧之人常怀侥幸心理，一心只想着犯法，而不再能够改过自新了。』唐太宗这番话说得实在是至理啊。

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初，未尝肆赦，临御既久，圣德深仁，丕冒天下，是以刑政肃清，礼乐修举，奸贪知惧，善良获伸，故中统、至元之治比隆前古。

译文：从前我朝世祖皇帝即位之初，从未随意施行大赦，在位既久，圣德深厚仁爱广被天下，因此刑罚政令清明肃正，礼乐制度修明兴举，奸邪贪婪之人心怀畏惧，善良之人得以伸张正义，所以中统、至元年间的治世可与前代盛世相媲美。

钦惟圣天子承顺天心，子爱百姓发号施令，必先至仁。践阼伊始，已降宽恩。然自近岁以来，赦宥太数，诚恐奸人贪吏各怀侥幸，大为奸利，非国之福也。

译文：恭敬地想到，当今圣明天子顺应天心，如慈父般爱护百姓，发布号令时必定以最大的仁德为先。自登基之初，就已经颁降了宽厚的恩泽。然而近年以来，赦免宽宥施行得过于频繁，实在担心奸邪之人和贪婪的官吏都心怀侥幸，大肆谋取不法利益，这不是国家之福啊。

夫以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历改元至元统初年，六年之中，赦宥者九。盖敷恩宣泽，虽出于朝廷之美意，然长奸惠恶，诚为政所当慎。

译文：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共施行大赦八次。近来从天历改元到元统初年，六年之中，施行赦免宽宥竟达九次之多。广施恩泽，虽然出自朝廷的美好心意，然而这样做会助长奸恶之风、施惠于恶人，实在是执政者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情。

伏愿自今以始，近法世祖皇帝之所行，远鉴唐太宗之所言，使中外臣民洗心革虑，守法奉公，知非常之恩不可复觊，不胜幸甚至。」

译文：伏望从今以后，近可效法世祖皇帝所施行的做法，远可借鉴唐太宗所说的

译话，使朝廷内外的臣民都能洗心革面、改变思虑，遵守法律、奉公守法，明白非同寻常的恩典不可再存侥幸期待之心，这实在是万分幸运的事。」

元统二年，中书省员外郎陈恩谦上言：「强盗但伤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杀从而加功之人，与斗而杀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与私宰牛马之罪无异，是视人与牛马等也。法应加重。因奸杀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议着为定制【详刑制篇】

译文：元统二年，中书省员外郎陈恩谦上奏说：「强盗只要伤害了事主，就要被判处死罪。可是故意杀人的从犯及帮凶，以及因斗殴而杀人的人，按照惯例只杖打一百零七下就可以不用偿命，这和私自宰杀牛马的罪责没有什么两样，等于是把人命看得和牛马一样了。这条法律应当加重处罚。因通奸而杀害本夫的，与他通奸的妻妾应当同罪，律法上有明确的条文。如今却只治通奸者本人的罪，似乎有失公允、说理不明。」于是皇帝命令法曹商议此事，将其定为固定制度。【详见刑制篇】

六年，苏天爵上奏：「国家自太祖戡定中夏，法尚宽简；世祖混一海宇，肇立制度。列圣相承，日图政治。虽法令之未行，皆因事以立法。岁月既久，条例滋多。英宗始命中书定为通制，颁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佑至今，又几二十年矣。

译文：至元六年，苏天爵上奏说：「国家自太祖平定中原以来，法律崇尚宽厚简约；到世祖统一天下，才开始建立各项制度。历代圣明的君主相继承传，每天都致力于治理国政。虽然有些法令还未完全施行，但都是根据具体事情来制定法律的。日积月累，时间一长，法律条例便滋生繁多起来。英宗才开始命中书省将这些条例整理编定为《通制》，颁布施行到各地，令官吏遵守。可是从延佑年间到如今，又将近二十年了。

夫人情有万状，岂一例之能拘？加以一时官曹，材识有高下之异，以致诸人罪状，议拟有轻重之殊。繁条碎目，与日俱增。每罚一辜，或断一事，有司引用，不能通举。

译文：人情世态千变万化，怎能用一套固定的条例来拘束限制？再加上一时之间任职的官员，才干见识有高低的差异，因此对同类罪行的裁定，所拟定的轻重程度也各有不同。繁琐细碎的法律条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多。每次处罚一个罪人，或者断决一件案子，有关官员在引用条例时，都不能全面周到地掌握。

若不类编颁示中外，诚恐远方之民，或未识而误犯；奸贪独习知而舞文。事至于斯，深为未便。

译文：如果不将这些法律条文分类编纂、颁布公示于朝廷内外，实在担心边远地区的百姓，或许因为不熟悉法律而误犯法禁；而奸猾贪婪之人却偏偏熟习法律条文，从中舞文弄法、钻空子谋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很不妥当。

宜从都省早为奏闻，精选文臣，学通经术，明于治体，练达民政者，圜坐听读，定拟去取，续为通制，刻板颁行。中闲或有与先行通制参差抵牾，本末不应，悉当会同讲究，画一要在详书情犯，显言法意，通融不滞于一偏，明白可行于久远。庶几列圣之制度，合为一代之宪章，民知所避，吏知所守。」报可。

译文：应当由中书省及早向皇上奏明此事，精心挑选那些学问通晓经术、深明治国要旨、熟悉民政事务的文臣，让他们围坐一处逐条听读研讨，商定取舍，续修编纂为新的通制，刻版颁布施行。其中如果有与先前颁行的通制互相矛盾抵牾、前后不相呼应的地方，都应当共同商议研究，务求条理统一，关键在于详细记载案情犯由，清楚说明立法本意，通达灵活而不偏执一端，明白晓畅而能长久施行。这样，历代圣君所制定的各项制度，才能汇合成为一代完整的法典，使百姓知道什么应当避免，官吏知道什么应当遵守。」皇帝批复准许施行。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

译文：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一，刑五。

译文：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一，刑法五。

　　杂议三

译文：杂议三

　　○杂议三【明】

译文：杂议三【明代】

　　明一

译文：明代一

　　△明一

译文：明代一

明太祖洪武九年冬，以灾异求言，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略曰：历代开国之君，未不以有任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今用刑多裁自圣衷，狱吏趋承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获罪。虽有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数年来诛杀不少，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体，赦小过，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且致治之道，固不可骤。陛下切切于民俗浇漓，人不知惧，乃至令下而寻改，已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知适从，甚不称陛下求治之心也。

译文：明太祖洪武九年冬天，因为出现了灾异现象而征求臣下进言，平遥县训导叶伯巨上书，大略说：历代开国的君主，没有不是依靠施行仁德来凝聚民心、而依靠滥用刑罚来失去民心的。如今施用刑罚大多由皇上一人独断裁决，狱吏一味迎合揣摩上意，苛刻严酷的判决很多，为人辩冤平反的官员反而获罪。虽然名义上有宽宥之说，却看不到宽宥的实际效果。这几年来诛杀的人不在少数，而犯罪的人却接连不断。从今以后应当保存大体宗旨，赦免轻微过失，重新修订施行「八议」的法度，严厉禁止用法苛刻的官吏。况且治理国家达到大治，本来就不能急于求成。陛下十分忧虑民风浇薄浮华、人们不知畏惧法度，以至于法令刚颁布不久就又更改，已经宣布赦免又重新收回追究，使天下臣民都不知道该如何遵从，这实在很不符合陛下追求大治的本心啊。

十五年，礼部议：自今犯十恶、奸盗、诈伪、干犯名义、有伤风俗及犯贼至徒者，书于亭以示惩戒；其余杂犯公私过误，非干风化者，一切除之，以开良民自新之路。其有私毁亭舍、除所悬法令及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自洪武五年建申明亭至是年，帝谕部臣曰：天下郡邑申明亭书记犯罪者姓名，昭示乡里，今有司概以杂犯小罪书之，使善良一时过误为终身之累，虽欲改过自新，其路无由。尔礼部详议来言，遂有此议】

译文：洪武十五年，礼部商议规定：从今以后，凡是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奸淫盗窃、诈骗作伪、有违纲常名教、有伤风化以及所犯之罪达到徒刑等级的，都要将其姓名书写在申明亭上以示惩戒；至于其他一般公事、私事上的过失差错、与风化教育无关的杂罪，一律都不再记录，以此为善良百姓打开改过自新的道路。若有人私自毁坏申明亭房舍、除去所张挂的法令条文或涂抹掉犯罪者姓名的，监察御史、按察司的官员要经常巡查察看，依法治罪。【自洪武五年建立申明亭以来到这一年，皇帝对部里的大臣说：天下各郡县的申明亭本是用来记录并公示犯罪者姓名以警示乡里的，如今各地官府一概把一般的小罪也记录在上面，使善良百姓一时的过失反而成为终身的负累，即使他们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门路可循了。你们礼部详细商议后来奏报，于是就有了这份建议】

是年，刑部尚书开济奏言：钦惟圣明，治在复古，凡事务从简要。今内外诸司议刑奏札，动辄千万言，泛滥无纪，失其本情。况至尊一日万几，似此烦琐，何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谙大体，苟非禁革，习以成獘。帝纳其言，命刑科会诸司定议。

译文：这一年，刑部尚书开济上奏说：恭敬地想，皇上圣明，治理国家的宗旨在于恢复古代的淳朴之风，凡事都应当力求简明扼要。如今朝廷内外各衙门商议刑案时上奏的文书，动辄成千上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