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八

译一并弹劾他们。庭筠害怕，上吊自杀。逢的供词牵连到宗室秀州团练使世居、医官刘育、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等人，皇帝下诏逮捕他们关进御史台监狱，命中丞邓绾、同知谏院范百禄与御史徐禧共同审理。案子审结，赐世居自尽，逢、育、革都被判凌迟处死。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都被腰斩。司天监学生奏彪、百姓李士宁被杖脊，一并发配到南方编管。这个李士宁，靠着方术出入权贵人家，常被人看见,世居的母亲康氏把仁宗御制的诗献给百禄,说世居图谋不轨，都是李士宁蛊惑造成的，审问时李士宁不服罪，徐禧上奏说士宁所赠的诗，实际是仁宗御制的，如今狱官却认定是谋反的证据，因此臣不敢苟同。当初，李士宁曾与王安石交好，当时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想自己独揽朝政,忌恨王安石重新拜相，所以暗示范百禄等人牵连士宁的用意，是想罗织罪名加以诬陷。恰逢王安石再次被召回朝，只是判了士宁徒刑，并弹劾了徐禧，所以从轻发落是为了讨好大臣。皇帝下诏详细查核判案理亏的人并上报，范百禄因奏报不实获罪，被罢免官职。开封府审理相州百姓杀人一案，案情牵连到判官陈安民，安民是宰相吴充的女婿。文及甫向吴充的儿子吴安持求援,知谏院蔡确说，此事关系到大臣，不是开封府所能了结的，于是把案子移交御史台。当时案件起于皇城卫卒之事,多有证据不合之处。中丞邓润甫、御史上官均审理此案,结论与开封府的判决相同。王珪上奏派蔡确到御史台参与审理，蔡确严刑逼供制造冤案，邓润甫、上官均都无法制止他。他们秘密上奏蔡确惨酷拷打各个囚犯,蔡确探知此事后，立即弹劾这二人包庇罪犯，并且诈称让属吏假扮使者去查问囚犯，凡有喊冤的就加以折辱。皇帝颇为怀疑此案有滥用刑罚之处，接连派谏官及内侍去核实审问，囚犯们都因害怕而说没有冤情，因此邓润甫、上官均都被罢免，而蔡确得以担任中丞。

译哲宗绍圣年间，章惇、蔡卞掌权，就再次追贬吕公着、司马光以及流放到岭外的吕大防等人，心里还觉得不解恨，又用黄履的奏疏、高士京的状子追贬王珪，都诬陷他们图谋危害皇帝本人，这些话渐渐牵连到宣仁太后，皇帝也颇为所惑。最后又兴起同文馆之狱，打算把元佑旧臣全部诛杀，当时太府寺主簿蔡渭上奏说："臣的叔父蔡硕曾经在刑恕那里看见文及甫在元佑年间寄给刑恕的信，信中详细叙述了奸臣大逆不道的图谋。"文及甫是文彦博的儿子，一定知道奸情，皇帝下诏命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一同追究审问。当初，文及甫在服丧期间给刑恕写信，自称守丧期满后打算谋求外任转入朝廷的机会，怕消息未必能被朝廷听到，自己预先设下机关陷阱以堵塞他人的道路，又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又说"再加上粉昆，同党错杂并立，想把我置于让他们称心快意的境地。"文及甫曾对蔡硕说："所谓司马昭是指刘挚，粉昆是指韩忠彦，民间俗称驸马都尉为粉侯，韩忠彦的弟弟韩嘉彦娶了公主，所以称粉昆；眇躬则是文及甫自称。"文及甫被任命为都司时，曾替刘挚说过好话，刘挚又曾建议文彦博不可担任三省长官，所以文彦博只做了平章军国重事。等到文彦博退休，文及甫从代理侍郎以修撰身份出任郡守，遇母丧服满，担心得不到京城的官职，于是写了这些急躁忿恨、诋毁他人的话。等到被提审对质时，被蔡京、章惇胁迫，就把"司马昭"仍旧比作刘挚，而"眇躬"改说是指皇帝本人，"粉昆"改说是指王岩叟，说王岩叟脸像敷了粉一样，所以叫粉；梁焘字况之，把况当作兄，所以叫昆。诬指刘挚将要谋划废立皇帝，对皇上不利。蔡京、章惇说此事牵涉到大逆不道，但文及甫只是听他父亲说的，没有别的证据佐证，于是另外派中书舍人蹇序辰与一名内侍一同前往，打算大肆罗织罪名以求痛快诛杀。恰逢星象有变，皇帝的怒气稍稍平息，然而蔡京、章惇仍极力严刑逼供，一点也不放松。不久刘挚、梁焘同时死于岭南的贬所，人们都怀疑这是被害死的。

元佑初年，曾经设立诉理所，申理冤枉滥判的案件。元符元年，御史中丞安惇上奏说："神宗励精图治，明察各类案件；而陛下在还未亲政的时候，奸臣设立诉理所，凡是在熙宁、元丰年间获罪的人，都替他们奏请昭雪，把怨恨归到先朝头上，而把恩德收归自己私门。"请求调取有关案卷详加审查，按照当初定罪的本意，重新依照原来的判决执行。当时章惇还犹豫没有答应，蔡卞立即用"相公有二心"这样的话逼迫他，章惇害怕了，当天就设立机构，命蹇序辰会同安惇审查案卷。因此因申雪而重新改判定罪的多达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有的被押解千里之外受审。【谨按御批通鉴辑览说："设立看详局，重翻旧案，株连逮捕几乎近千家，固然是那些小人构陷所致，但也是因为正直之人未能等待时机。当宣仁太后临朝听政时，急于反转熙宁、元丰的政策，使奸邪之徒得以借此口实。如果能稍微顾虑到哲宗以后亲政再行事，或者等到亲政以后依次申理，那么小人又怎能借机煽动。"恭敬地阐释圣训，可以作为君子的鉴戒了。】

徽宗崇宁四年，蔡京再次审定元佑诸臣的罪状，分为两等，以司马光为首，指为元佑奸党，请求徽宗把这些名单刻在石碑上，立在文德殿门前。又亲自书写立成大碑，颁布到全国，把这些人的子孙都禁锢起来，永远不许录用为官。崇宁五年，因彗星出现，才把石碑推倒，解除禁令。自从蔡京当权以来，忧虑言官议论自己，凡是要施行的条例，蔡京都秘密拟好呈进给皇帝。皇帝亲笔书写后颁下，称之为"御笔手诏"，事情不论大小，都借此推行。甚至有些不像是皇帝亲笔所写的诏令，臣下也没有人敢说什么。又下诏规定御笔判罪的案件，不许到尚书省申诉，违反的人以违抗御笔论罪。又制定法令，凡是应当承接御笔的官府拖延延误，延误一个时辰杖打一百，延误一天判处两年徒刑，延误两天加重一等，罪行最重可判流放三千里，延误三天以大不敬论处。因此官吏借机

译作奸犯科，玩弄法律条文，出入自如，无法追究查明。当时主管部门断案，往往援引先例破坏法律，大理寺一味迎合上意，屈枉法律、徇私用情，犯罪者大多能侥幸免罪，以至于人们把法寺称为"休和所"。按照旧例，法寺案件全部审结，必定要上报史馆，如果监狱空了就要下诏嘉奖，或者加官晋级、赐予官服。官吏为求得恩赏，办案的人务必要使监狱空着，就不受理案件，又把囚犯寄押在别处，以致很多人逃脱。断案的人一味追求把案件断绝了结，草率用刑，甚至有把妇人发配到千里之外的。都曹翁彦深说："淮东十一州军，政和六年、七年杀人的案件共一百三十二起，而被判处死刑的才十二人。这一百二十人，本都应判死罪，州县上奏而免除了他们的刑罚，可以说是仁慈了。但被杀害的人遭受无辜的残害，含着无处申诉的冤屈，难道就不值得怜恤吗？"朝廷见每年判处死刑的人少，就以为几乎可以不用刑罚了，这其实是贪慕虚名而忘记了实际的恩惠。官吏贪求赏赐、买好邀恩，奸弊百出，判决案卷直接呈报上去，不经过监察机关，一旦形成奏案，没人敢有异议。那些被处死的，大抵都只是些贫苦百姓罢了。奏疏呈上后，朝廷仅仅下诏命御史台查察上奏罢了。

高宗南迁时，图书典籍散失，凡是要施行的政令，大多依靠百官记忆记录。御史刘一止说："法令都还在，奸猾的官吏尚且能够玩弄它，如今一切都依靠大家记忆所及，那么欺瞒蒙蔽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建炎三年，才下令取嘉佑年间的条法与政和敕令对照修订后使用。绍兴元年，书修成，称为《绍兴敕令格式》【详见刑制篇】。当初，神宗认为律令不能完全周全地包括各种事情，凡是国家沿革的政令，以及人们因作恶而获罪、律文没有记载的情形，一律用敕令裁断，改其名目为"敕令格式"，而律文存在于敕令之外，因此时而从轻时而从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自从元佑改变熙宁的法令，绍圣又恢复熙宁的制度，以后来的冲击以前的，以新的改换旧的，各自成书，而刑罚制度更加混乱。到这时才有了这道诏令。不久，秦桧专权，大多用都堂批状来指挥行事，混杂编入吏部陆续颁布的条册之中。修书的官员谄媚附和、畏惧忌惮，不敢删削，以致与正式法律并列施行。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派人诬告张宪及岳飞父子谋划叛变。秦桧因为岳飞一向阻挠和议，一定要杀他，把此案交给谏议大夫万俟卨审理。万俟卨诬陷岳飞曾经自称自己与宋太祖都是三十岁建节，这是指斥皇帝，又诬陷他接受诏令而不救援，唯独顾念自身，赐死于狱中，把他的儿子岳云及张宪在市场处死。有人为岳飞鸣冤的，都被判处杖刑流放。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嫌隙，吕源上奏胡舜陟贪污、超越本分，又写信给秦桧说胡舜陟讥笑朝政。秦桧一向厌恶胡舜陟，派大理寺官员前往查办他。胡舜陟不服罪，死在狱中。自从岳飞、胡舜陟死后，秦桧的权势更加炽盛，动辄兴起大狱，胁迫控制天下，贤能的士大夫相继被处死或流放。又设置侦察密探数百人，游走于市井坊间打探消息，说别人坏话的人就立即送到大理寺监狱杀掉，大开告密检举之门，用来铲除异己。命令殿中侍御史徐喜、右正言张扶弹劾赵汾、张浚事先勾结的事情，逮捕赵汾送入大理狱，拷打得体无完肤，逼他自己诬陷自己，说与张浚、李光、胡寅一起谋划大逆不道，株连五十三人，凡是秦桧所厌恶的人都被牵连进这案子里。到后来秦桧已经病重，不能处理公事，此事才作罢。当这个时候，法官滥用奏请裁决的惯例，各路州军呈报上来的死刑案件，即便量刑与罪行相当，也大多被认为情有可悯，多数获得宽贷或改判流配。耿延年任江东提点刑狱，有个南康的妇人谋杀她的丈夫，佐证的口供明白无误，耿延年却曲意宽贷她的性命，几次经办官员翻案，因失于失察而获罪。赣州有士兵逃亡到外邑，在深林中杀害村民。死者的兄长知道后，怕受到申报官

译府的牵累，就把尸体烧了，没有上报。后来事情败露，因为杀人时没有证人，尸体也未经检验，就奏请裁决刑部大理寺，随即被判为流配。给事中陈由义、右正言凌哲先后提出建议。皇帝考虑到情理上值得怜悯的人，不应一律不许上奏，只让刑部依照法条予以处理。渐渐到了乾道年间，法令虽然齐备，官吏却习惯依照惯例办事。法律上本该如此却没有先例，事情便会被搁置而不能施行，甚至隐瞒先例来败坏法律。贿赂盛行之后，才编造出所谓的成例。乾道二年，皇帝下诏说："断案是重大的事情，用法一旦有所偏差，百姓就会手足无措。近年以来，办案的官吏耍弄种种手段，随意判轻判重，朕对此十分忧虑。从今以后要革除玩忽积习的弊端，明确审慎公正地判决，使奸邪之人无法逃脱情理，惩罚必定与罪行相当，达到用刑得当的境地，大家务必努力。"宁宗朝，太学博士许应龙上奏说："法律的弊端容易看出，惯例的弊端却难以察觉。惯例有的出于特殊的恩典，有的出于权宜之计，有的迫于权贵势力而创设，有的因徇私迁就亲故而开启。如今主管机关舍弃法律而用惯例，并非不知道这样完全违背了法律，但坚持不用法律，必定会拂逆人情，甚至招致众怒。于是使官吏得以掌握大权而假公济私。请诏令各个部门搜集已经使用过的惯例，共同参酌讨论，选取那些轻重不违背法律的，编成定本。凡是有人陈情请求的，就依照这个来处理。"

△辽

辽道宗太康年间，北院枢密使耶律伊逊等人掌权，已经诬陷加害了宣懿皇后，太子耶律浚面带忧虑。耶律伊逊常常心中不安，就与其党羽暗中谋划构陷太子，让护卫太保耶律扎拉告发知枢密院事萧苏色等八人谋划废立皇帝。皇帝下诏查案，没有查到证据，没有治罪。耶律伊逊又教唆牌印郎君萧额都温自首，说自己曾参与萧苏色等人的图谋，怕事情败露被连坐，因此把有关人员的姓名全都告发出来。皇帝相信了他，把太子囚禁在别室，命耶律雅克审理此案。太子陈述自己的冤枉说："我身为储君，还能再图谋什么呢？您应当为我辩明。"耶律雅克本是耶律伊逊的党羽，篡改太子的话作为认罪的供词。皇帝大怒，废太子为庶人，流放上京。耶律伊逊不久就派人在囚禁之处将太子杀害，连同他的妃子也一并杀害，以灭口。大安三年，续增的条例制成【咸雍六年下诏修订，几经增补校订，详见刑制篇】，条目繁琐，法官不能全部熟悉，官吏得以借机作奸，百姓也无从知晓避免触犯。大安五年，皇帝下诏说："法律，是用来向百姓昭示信义从而达到国家安治的，应当像天地一样简易，像四季一样准确不差，使百姓能够避免而不至于触犯。近来命令主管部门编纂修订刑法，却不能领会体察朕的用意，制定了很多条目，用来使百姓陷入罪网，朕很不赞成这样做。从今以后仍旧使用旧法。"

△金

金熙宗朝参酌隋、唐、辽、宋的律令，制定为《皇统制》，颁行于国内外。海陵王践踏法律，随意变更，有陆续颁布的制书与《皇统制》并行。有的同样的罪却处以不同的惩罚，有的轻重不相称，有的条文重复出现，有的是空话赘言，是非混乱，人们不知该遵从哪一个。奸猾的官吏因此得以趁机玩弄法律。世宗大定十九年，才命大理正伊喇慥等人重新修订法律。宣宗贞佑四年，参知政事李革上奏说："主管机关各自根据自己的意见援引断案先例，牵强附会，实在是开启了侥幸逃脱的门路。凡是断案先例、敕令条文、皇帝特旨、奏请裁断而未成为永久法条的，都不许援引，全部依据律文，以杜绝混乱。"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哀宗即位后，下诏说："国家已经有了确定的制度，主管机关往往根据人情破坏法律，使人枉遭刑罚。今后如果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而不遵守的，以故意入人于罪来治他的罪。"

△元

元代时南北制度不同，蒙古人殴打汉人，不许汉人还手报复。因争执或乘醉殴打致死汉人的，只判罚发配出征。蒙古人犯罪，主管机关不得对他

译们施加拷打监禁，这种偏袒庇护，很是有失公允。又加上事务类别繁琐，怀有私心的官吏玩弄法律条文，或加重或减轻、比附援引，往往用诡诈的手段来蒙蔽众人。历朝奸臣掌权，一个接一个地掀起大狱。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重新设立尚书省，任命桑哥与铁木儿为平章政事。当时正推行新钞，桑哥曾经检核中书省的账目，共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损旧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平章敏珠尔丹自己认罪服罪，参政杨居宽略微为自己辩解，桑哥就命左右的人拳打他的脸。于是参议拜降以下，凡是被查出有违规耗损等事的人，以及参议王巨济曾说新钞不方便使用的人，都各自写了服罪的供词。皇帝听闻后，命丞相安图与桑哥共同商议，并且告诫不要让敏珠尔丹等人日后能以受胁迫而屈打成招为借口。而桑哥等人罗织牵连、周密构陷，又弹劾参政郭佑尸位素餐、不发一言，郭佑与杨居宽最终被判处死刑示众。后来御史台官吏王良弼，前任江宁县达噜噶齐吴德有等人，说桑哥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以非议朝政的罪名将他们逮捕问罪杀害，抄没他们的家产。至元二十五年，刘宣任江浙行台御史中丞，当时行省丞相蒙古台凶狠暴戾、放纵恣肆，常常担心台臣检举揭发他的罪行，尤其忌恨刘宣，暗中借事罗织罪名给刘宣的儿子，把他关进扬州的监狱。又命建康酒务淘金等官吏以及录事司因罪被免职的官员，诬告行台阻挠破坏钱粮征收之事，上报朝廷，一定要置刘宣于死地。朝廷派遣两名官员，在行省设立审案机构，审讯刘宣和御史六人，都被逮捕。等到他们登船时，行省用军船列兵护卫，胁迫他们，到了目的地就把他们分开囚禁在各处，不让他们互相往来。刘宣不堪忍受这样的羞辱，在船中自刎而死。行省禀告朝廷，说刘宣自知罪重，因而自杀。前后构成这个案件的，是郎中张斯立。

仁宗皇庆元年，特们德尔再次入朝为相，倚仗权势贪婪暴虐，凶恶污秽的行为越发严重。平章萧拜珠、中丞杨多尔济思共同纠举他的罪行。富民张弼杀人被关进监狱，特们德尔派家奴胁迫留守贺巴延，让他把张弼放出来。贺巴延坚持不肯，而杨多尔济思已经查得丞相收受张弼贿赂有明显的证据，就与萧拜珠、贺巴延一起上奏此事。内外的监察御史共有四十多人，也一同弹劾他祸国殃民的罪行。仁宗大怒，下诏逮捕审问。特们德尔躲藏在兴圣皇太后近侍的家中，主管部门无法逮捕他。皇帝担心伤了太后的心意，于是仅仅罢免了他的官职。等到仁宗驾崩，特们德尔趁机会又重新占据相位。英宗还在服丧期间，特们德尔就假传太后诏命，召萧拜珠、杨多尔济思到徽政院，与院使实勒们等人一起审讯他们，追究他们从前违背太后旨意的罪行。又找来同时任御史的两人来作证坐实此案，随即入朝奏报，称合乎皇帝旨意。把这两人在集市上处死，并且也诬陷杀害了贺巴延。当时中丞赵世延也参与了弹劾，到至治初年已经外放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特们德尔一心要报复他，引诱赵世延的堂弟索约尔哈呼诬告赵世延的罪行，逮捕他进行审讯，让他的党羽巧言诋毁构成罪案。恰逢皇帝下旨赦免，不再追究。特们德尔又拿别的事情禀告皇帝，把赵世延关进刑部大牢，逼他自杀。赵世延不为所动，被囚禁了两年。左丞相拜珠多次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辜，才得以出狱。顺帝时，绰斯戬又担任丞相，顺从皇太子的旨意，制造大案，诬陷娄达实、曼济阿、南达实哩、沙克嘉、实哩、额森、呼图克以及托欢等人图谋不轨，逮捕托欢严刑逼供，株连不断。皇帝知道他们无辜，想要撤销此案，特意颁布大赦令，但绰斯戬把这一条也加入到大赦范围之外，唯独不赦免这个先前的案子。只有娄达实逃走，曼济阿、南达实哩等人于是都被贬谪而死。

△明

明朝初年，诏令内外的监察官员以讲解律令来考核地方官吏，那些不能通晓的人分别处以处罚，希望人人都了解法律的意旨。因循日久，逐渐变成一纸空

译文，因此奸猾的官吏枉法用刑，大多任意从轻从重来谋取私利。到东厂、锦衣卫掌权时，罗织冤案、滥杀无辜尤其惨烈，而且这些做法不受法律约束，刑罚制度遭到极大破坏。

英宗被俘于北方期间，兵部尚书于谦始终不主张议和。皇帝虽然因此得以被放回，心里却始终对他怀恨在心。而徐有贞、石亨、张軏以及内侍曹吉祥等人都一向怨恨于谦。景泰八年正月壬午，英宗复位，向朝臣宣布诏谕之后，立即将于谦与大学士王文逮捕下狱，诬陷他们与黄竑图谋邪议，打算另立太子，又诬陷他们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人图谋迎立襄王的世子。石亨等人主导这个议案，唆使言官上奏弹劾。都御史萧惟祯定案，以谋逆罪判处极刑。王文不能忍受这样的诬陷，急切地为自己辩白。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等人的意思罢了，辩解又有什么用呢？"奏疏呈上后，皇帝还犹豫说："于谦确实有功劳。"石亨进言道："不杀于谦，这次复辟就名不正言不顺。"皇帝的心意于是定了下来，下诏将于谦在集市处死，抄没他的家产，家属发配戍边。不久，皇帝宠信任用锦衣卫指挥佥事逯杲，权势非常嚣张，派遣校尉到各地侦查案情，所到之处急切索贿，没有贿赂的人就被逮捕送到镇抚司严刑审理。门达罗织构陷成案，每逮捕一人牵连数家，一个家庭马上就破败了。指挥使李斌曾经诬陷杀害卫千户陈安，被陈安家人告发，交由巡按御史刑宥复审。石亨嘱托刑宥减轻李斌的罪行。到这时，校尉说李斌一向私藏妖书，说他弟弟李健应当有大富贵，想暗中勾结外邦为石亨报仇。逯杲把这事禀报皇帝，将李斌送进锦衣卫大牢。门达坐实李斌谋反的罪名。皇帝两次命朝臣共同审讯，大家都畏惧逯杲不敢平反。李斌兄弟都被处以极刑，因此案受牵连而死的有二十八人。等逯杲死后，门达继承他的做法，更加广布旗校于各地，告发检举的事越来越多。朝廷内外的人都提心吊胆，皇帝却更加认为门达能干。门达心里憎恨大学士李贤，因为李贤又多次规劝自己，就曾在皇帝面前诬陷他。等到审理都指挥袁彬的案件时，诬陷袁彬接受石亨、曹钦的贿赂用官家的木材建造私宅，向监督工程的内官索取砖瓦，夺取别人的女儿做小妾等各种罪名。军匠杨埙心中不平，敲登闻鼓为袁彬鸣冤，言语中牵涉到门达。皇帝下诏把杨埙一并交给门达审理，门达就拷打杨埙，教唆他牵连李贤。杨埙就假称说："这是李学士教我这样做的。"门达大喜，立即上奏请求让各法司在午门外会同审讯杨埙。皇帝派遣中官裴当监视审讯，门达想要一并逮捕审讯李贤，因裴当阻止才作罢。等到审讯时，杨埙说："我是个小人物，怎么能见到李学士？这是锦衣卫的人教我这样说的。"门达脸色沮丧，说不出话来。袁彬也一一列举门达纳贿的种种情形，法司畏惧门达不敢禀报。最终判处袁彬绞刑，缴纳赎金，杨埙被斩首。皇帝命令袁彬缴清赎金后，调任南京锦衣卫，而把杨埙禁锢起来。

孝宗弘治十七年，因张天祥的事逮捕了巡边御史王献臣等人。张天祥是辽东人，是都指挥佥事张斌的孙子。张斌因罪被革职，张天祥花钱买得祖上的官职，率领泰宁卫十几个骑兵，射伤了海西的进贡使者。张天祥出摩罗关，突袭杀害其他卫所三十八人回来，谎称这些人就是射伤进贡使者的凶手。巡抚张鼐等人上奏报捷，王献臣心生怀疑，正要发文查核。恰逢张斌的内弟指挥张茂及其儿子张钦与张天祥有嫌隙，伪造前屯卫的公文呈给王献臣，详细陈述劫营的事情。王献臣就把这事上奏，还没有得到答复王献臣就被征调回京。皇帝命大理寺丞吴一贯、锦衣卫指挥杨玉会同新任按察使余濂查办此案，全都查明了实情。张斌等人都被判处死刑，张天祥死在狱中。张天祥的叔父张洪多次为他申诉冤屈，皇帝密令东厂查访此事，东厂回奏说之前查办的都是诬陷。皇帝相信了这话，想要完全推翻先前的判决，召见阁

译臣刘健等人，拿出东厂的密奏给他们看，命令把吴一贯等人全部逮捕。刘健等人说："东厂的密奏不能拿到外面公开使用。"退朝以后，又再次力争。皇帝再次召见并责备刘健等人，刘健回答说："这个案子经过法司审理，都是公卿士大夫的话，足以相信。"皇帝说："法司断案不是他们自己承担责任，尚且不能保证他们的话足以相信吗？"谢迁说："事情应当依从大多数人的看法，如果只凭一两个人的话，怎么能相信呢？"刘健等人又说："牵涉的人证很多，不能全部逮捕。"皇帝说："这是大案，逮捕上千人又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刘健等人再三力争，据理力争，皇帝声色俱厉，最终不敢再深入劝谏。东厂把吴一贯等人逮到后，皇帝亲自在午门审讯，想要判吴一贯死罪，朝臣极力营救，才把他与余濂、王献臣等人分别贬谪处理。张茂父子被判处死刑，而张斌得以免罪，张洪反而因此得以论功。

武宗正德初年，刘瑾权势更加炽盛，搜罗官员们的琐碎小过错，派出校尉，到远近各地侦察，派人查核边疆仓库。都御史周南、张鼎、马中锡、汤鼐、刘宪，布政使以下官员孙禄、冒政、方矩、华福、金献民、刘逊、郭绪、张翼，郎中刘绎、王荩等人，都因赦免前的事情被下狱，被追责补偿边疆的粮食亏空。刘宪甚至因此瘐死狱中。又查核盐税，杖打巡盐御史王润，逮捕前任运使宁举、杨奇等人。查核内府甲字库，贬谪尚书王佐以下一百七十二人。又创设罚米的法令，凡是曾经忤逆刘瑾的人都被摘发出来罚运粮草到边疆。前尚书雍泰、都御史杨一清、侍郎张缙、给事中赵士贤等几十人，全都被弄得倾家荡产，死去的人还要牵连他们的妻子儿女。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南面，宣布所谓的奸党名单，从大学士刘健以下几十人，都是海内公认的忠直之士。这一年夏天，御道上有匿名文书诋毁刘瑾所做的事情，刘瑾假传圣旨召集百官跪在奉天门下。刘瑾站在门的左边，责问到日暮，把五品以下的官员全部逮捕下狱。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上疏营救，才把他们释放。而主事何釴、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都因中暑而死。刘瑾故意急于要挟索贿，接着又借他的党羽张彩告发举报御史欧阳云等十几人接受贿赂的事，于是派遣科道官十四人分路巡察。派出去的人大多迎合刘瑾的心意，专门致力于打击报复，弹劾尚书顾佐以下几十人。而给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赵士中、阮嘉、张彧、刘天麒因为没有重大罪状被下狱，安奎、张彧被戴枷几乎丧命。李东阳上疏营救，才被释放为平民。潘希曾等人也都被杖责贬斥。刘瑾又假传圣旨抄没前都御史钱钺、礼部侍郎黄珙、尚书秦纮的家产。正德五年，刘瑾曾经审查判处死刑但获得减刑的重犯二人，当时冤案滥判的犯人挤满了监狱。李东阳等人借着大风霾的天象来进言，皇帝特许宽恤，但刑部官员害怕触怒刘瑾，所上奏的仅止于此。

世宗初年，兵部侍郎张璁因议礼一事积累了对朝臣的怨恨，每天都在谋划报复。嘉靖五年，山西巡抚马录审理反贼李福达的案件，案情牵连到武定侯郭勋。法司按马录的意见定案，张璁向皇帝进谗言，说朝臣是因为议礼的缘故才陷害郭勋。皇帝果然怀疑众臣结党营私，就命张璁以及桂萼、方献夫代理三法司复审此案，把原来的判决全部推翻，借此打击排挤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大臣颜颐寿以下的人都被拷打，被戍边流放而获罪的有四十多人。张璁等人自称平反有功，请求皇帝编纂《钦明大狱录》，颁行天下。嘉靖二十四年，夏言再度为相，常常以气势凌驾于严嵩之上，严嵩对他深恨入骨。恰逢河套问题被提出讨论，夏言想要依靠曾铣来成就大功，极力主张这件事。皇帝起初命令拟旨嘉奖曾铣，不久听信了严嵩的谗言，说河套一定不能收复，于是怒气再也无法消解。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罢免夏言的言官职务，又派官员逮捕曾铣，责问科道官员为何不进言，都在朝廷上受杖刑，然而这时皇帝还没有打算杀曾铣、夏言。咸宁侯仇鸾镇

译守甘肃，当时因阻挠河套之议被曾铣弹劾，被逮捕问罪。严嵩一向亲近仇鸾，知道曾铣所交好的同乡苏纲，是夏言继室的父亲。苏纲曾与曾铣、夏言相互交往传话，严嵩就替仇鸾在狱中起草奏疏诬陷曾铣掩盖战败不上报，克扣军饷数以万计，派他的儿子曾淳嘱托亲信苏纲贿赂当权者。这些话完全没有证据，但皇帝深信其言，立即把曾淳、苏纲下诏狱，派官校逮捕夏言。夏言到了通州，听说曾铣所犯的罪名大惊，跌下车说："我要死了！"再次上疏申诉冤屈，仍不省悟。等曾铣被押到后，按交结近侍的律条被判斩首，妻子儿女流放二千里，当天就执行了死刑。曾铣死后，夏言也被判处斩首，而仇鸾却出了狱。后来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弹劾严嵩十条大罪、五条奸行，其中有"召见询问裕王、景王"的话，严嵩很高兴认为可以以此定罪，暗中在皇帝面前构陷。皇帝震怒，把杨继盛下诏狱，杖打一百，关押了三年。而张经、李天宠的案件兴起，严嵩揣测皇帝的心意一定要杀这二人，等到秋审时把杨继盛的名字附在奏疏末尾，一并上奏得到批准，于是在西市被处死。又锦衣卫经历沈炼上疏弹劾严嵩十条大罪，皇帝大怒杖打他几十下，贬谪到保安屯田。宣大总督杨顺、巡按御史路楷都是严嵩的党羽。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嘱托他们设法陷害沈炼，答应重重酬谢。两人日夜谋划中伤沈炼的办法。恰好逮捕到蔚州的妖人阎浩等人，用白莲教蛊惑民众，出入漠北，泄露边境军情，供词牵连很广，于是把沈炼的名字也栽进这案子里，诬陷阎浩等人拜沈炼为师，把案卷编好上奏。严嵩父子非常高兴，按原奏批复，在宣府将沈炼斩首。他的儿子沈襄被流放到极边之地，荫封杨顺一个儿子为锦衣千户，杨顺认为赏赐太薄。担心严嵩的心意未能满足，又抓来沈炼的儿子沈衮、沈衰杖杀他们。

熹宗天启元年，重新起用熊廷弼为经略，与巡抚王化贞、枢臣张鹤鸣产生矛盾，很快就成了大的裂痕。广宁失守，罪责本在王化贞，却因为党派门户之争而冤杀了熊廷弼。当熊廷弼被关进监狱时，让汪文言贿赂内廷四万两银子，请求宽缓处理；不久却又反悔，魏忠贤因此大为怨恨。恰好巡逻的人抓到市井之人蒋应阳，说他与熊廷弼的儿子有来往，图谋不轨，魏忠贤更想杀熊廷弼。他的党羽门克新、郭兴治等人揣摩他的意图迎合他，于是在天启五年八月把熊廷弼在集市处死，传首九边示众。魏忠贤已经把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人全部逐出朝廷，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佥都御史左光斗参与了这个谋划。魏忠贤对他们恨之入骨，一定要杀掉这二人。等他们被削去官籍后，又重新兴起汪文言的案子。这一年，他的党羣徐大化弹劾杨涟、左光斗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招权纳贿，下令逮捕汪文言下狱，让许显纯严刑审讯，要他攀扯杨涟等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汪文言至死不肯承认，许显纯就自己编造供词，诬陷杨涟、左光斗各受贿二万两，把他们下了诏狱。这一年七月，就在夜里把他们害死了。给事中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刑部侍郎王之寀，都因忤逆魏忠贤而被牵连进汪文言的案子，一个个死在狱中。此后如苏松巡抚周起元，因为弹劾魏忠贤的党羽织造中官李实；谕德缪昌期，因为送别离京的诸位官员；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因为与魏大中结为姻亲；御史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工部郎中万燝，都因为弹劾魏忠贤及其党羽郭巩、魏广微、崔呈秀等人。魏忠贤假传圣旨削去他们的官籍逮捕审问，缇骑四出，锒铛牵连不断，死在监狱中的人接连不断。自古以来官宦士大夫的祸患，没有比这更惨烈的了。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九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二十，刑十四。

峻酷

○峻酷【唐，五代，宋，辽，金，元，明】

唐

五代

宋

辽

金

元

明

△唐

唐肃宗初年，监察御史敬羽凶暴残忍，令人难以忍受。曾经制作巨大的枷锁，号称"■〈瞟力，去女〉尾榆"，被囚禁的人大多因此而死。又把囚犯扑倒在地，用门闩碾压他们的肚子，称之为"肉馎饦"。又在地上挖坑，坑中填满荆棘，上面盖上席子，坐

译在坑边审讯囚犯，不服罪的就把他推入坑中，很多人因此被冤枉滥杀。有个叫康谦的人，因经商而致富，曾经向杨国忠行贿，被授予安南都护，兼管山南东路的驿站事务。有官吏诬陷他与史朝义通谋，敬羽审讯他。康谦的胡须原本长达三尺，第二天就全部脱落，膝盖脚踝都被打碎。人们看到他，惊恐地以为是鬼，于是把他杀了。宝应初年，康谦被贬为道州刺史，朝廷下诏派人追杀他。敬羽听说使者到来，正打算逃跑，被官吏用刑具拘捕。临死前，从袖中拿出几份文书，都是官吏之间互相告发的话，他叹息说："来不及推脱死罪了！治理州郡的人应该不能安睡啊。"

德宗时，韩滉任两浙观察使，曾经在辖区内禁止宰杀耕牛，婺州附近的县有人违犯了他的禁令，株连处死了邻近的乡里，死者数百人。又派遣推覆官分头巡查辖境之内，情节稍有可疑，一定判处极刑，诛杀残忍。一次判决就杀掉几十人，几乎每月都有杀人的事发生。虽然做到了令行禁止，但冤枉滥判的案子也接连不断。李实任京兆尹，仗着受宠而刚愎自用，不顾法律条文。贞元二十年，关中大饥荒，李实隐瞒灾情不上报，百姓甚至拆掉房屋、卖掉酿酒的曲麦来缴纳赋税。艺人成辅端因此编成戏语，描述秦地百姓艰苦的状况。李实大怒，以诽谤朝政的罪名，立即将他处死。第二年，皇帝下诏免除京畿地区的赋税，通报李实违抗诏令、横征暴敛穷苦百姓、大肆骚扰官吏的行径，很多官吏因此遭到鞭打惩罚。他追讨催逼、搜刮民财，聚敛钱财三十万贯。有个叫丝亮的小官吏乞求宽恕，坚决表示自己没有过错，并且说："即使死也不屈服。"每次都用杖刑把这样的人打死，京城之中无论贵贱，没有人不对他咬牙切齿的。

顺宗在服丧期间超过一个月，李实在府中打死的人有十几个，事情传到皇帝那里，被贬为通州长史。诏命发布后，市井百姓都揣着瓦片石头，准备打碎他的脑袋，他于是抄小路逃走了。

宪宗元和十一年，柳公绰被任命为京兆尹，刚要到府上任，有个神策军校尉骑马不避让他，柳公绰当即把他杖打致死。皇帝对他擅自杀人感到愤怒，柳公绰说："这不仅是在试探臣，更是轻视陛下的法律。"皇帝说："既然打死了人，不上报，可以吗？"柳公绰说："臣不应当上奏，这人如果死在集市上，归金吾卫负责；死在坊里，归左右巡使负责。"皇帝这才作罢【恭敬阐释御批通鉴辑览说：骑马冲撞仪仗，是很轻微的罪过。京兆尹虽然以整肃清道为职责，怎么可以因为冲撞了自己的仪仗就贸然打死军将呢？柳公绰这个举动，不只是草菅人命，也是轻视朝廷的典章制度。有人还认为这是雷厉风行，实在是不懂政事的表现。圣上的裁断惩治他专擅之罪，非常恰当。这件事的本质并非"峻酷"所能概括，但其行事却是残忍的，所以附录在此篇中】。

△五代

后汉高祖时，各地盗贼很多，朝廷为此深感忧虑，特别加重了相应的法律，分派使者前去捕杀追捕。中书侍郎苏逢吉起草诏令，凡是盗贼所居住的本家以及邻保都要一并诛杀。有人对苏逢吉说："盗贼犯罪株连全家已经不合乎王法了，何况还要牵连邻保呢？"苏逢吉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不得已只删去了"族诛"两个字。于是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把平阴县十七个村的百姓全部杀光。卫州刺史叶……

译仁鲁听说管辖境内有盗贼，便亲自率兵前去捕捉。当时有十几个村民，一起追赶盗贼进入山中，盗贼都四散逃走了。仁鲁随后赶到，看见这些捕盗的村民，便以为盗贼全被他们抓住了，于是砍断他们的脚筋，将他们暴晒在山脚下，他们辗转呼号，过了好几天才死去，听到的人都为他们的冤屈感到无比痛心。而逢吉却认为仁鲁很能干，从此天下人借着捕盗之名滥杀无辜的情形越来越多。逢吉为人贪婪奸诈、品行不端，喜好杀戮。高祖当初镇守河东时，曾在自己生日那天派逢吉去清理审查狱中的囚犯以祈求福报，这被称作"挣狱"。逢吉一进牢狱，不管囚犯罪行轻重、是非曲直，把他们全都杀掉来复命，说："牢狱清静了。"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从外地来，还没来得及禀告逢吉就先去见了逢吉的几个儿子，逢吉大怒，便借口别的事情向高祖告发他，将他杖打致死，他的残忍狠毒竟到了这种地步。当时侍卫都指挥使史宏肇生性尤其残酷苛刻，河中、凤翔、永兴三镇接连叛乱，人心惶惶恐惧，谣言四起，互相惊吓。宏肇率兵出去巡查警戒，大肆杀戮，不论罪行大小一律处死。当时太白星白昼出现，百姓中凡是抬头观看的，就在市集上被腰斩。市集上有个醉汉，冒犯了一名士卒，士卒诬陷他散布妖言，于是就把他弃尸街市。凡是百姓触犯罪责，官吏向宏肇禀报，他只需伸出三根手指示意，便是判处腰斩。他又设置了割舌、割嘴、砍断脚筋、打断腿脚等刑罚，极尽惨毒之能事。

译周世宗执法过于严苛，往往流于残酷。翰林医官马道元上状申诉，说寿州境内其子被贼人杀害，抓获的正犯现关押在宿州，本州不予审理判决。皇帝大怒，派窦仪乘驿马前往查办，案子办成后，二十四家死者的族人都被判死罪。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璘因捕盗未能抓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监督收纳粮赋时多收耗损，刑部员外郎陈渥因检核田亩不实，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因治理桥梁道路不谨慎，内供奉官孙延希因督修永福殿时有役夫在瓦盆中吃饭，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因不遵使者之命检视夏税，左藏库使符令光因造军士复襦未能办成，楚州防御使张顺因隐瞒漏报税钱，这些人都被处以极刑。当时的舆论认为他们冤枉。

南汉刘龑生性苛酷，施行刀锯肢解、剖剔的酷刑。每次观看杀人，都高兴得不能自已，不知不觉两颊鼓动、垂涎欲滴，发出咂嘴吮吸的声音。人们认为他简直是真正的蛟龙巨蜃一类的怪物。

　　△宋

宋太宗时，开封百姓王元吉被后母诬告，关在左军巡狱中。狱卒把他捆绑起来拷打，手段极其惨毒，称之为"鼠弹筝"。等到案情真相大白后，皇帝下令按同样的罪名治狱卒的罪。

真宗朝，京东、两浙转运使孙何，性情急躁，颇为苛刻苦察，每天都有人挨打受罚，属官因此获罪受罚的很多。随从依仗他的威势，随意妄为，所到之处都骚动不安。州县官吏很担忧这事，就去寻找古代碑文，把磨灭不清的拓本张挂在馆舍中。孙何一到，就仔细辨认文字，用指甲刮下发垢来闻嗅辨别，往往一直忙到日暮，也就不再查阅案卷文书便离去了。韩缜任奏州知州时，指使傅勍夜里喝醉酒误闯入州衙官舍，韩缜下令军校用铁裹的木杖把他打死。傅勍的妻子拿着血衣去敲登闻鼓申诉，韩缜因此被贬职、分司南京。秦地人说："宁可遇上乳虎，也不要遇上玉汝。"玉汝，是韩缜的字。

蔡确在元丰年间担任御史中丞，太学生虞蕃控告学官，蔡确深挖此案，牵连了许多朝臣，从翰林学士许将以下都被逮捕，一一戴上刑具关入监狱，最后让他们同睡同吃，把厕所和居室混作一间，前面摆一个大盆，凡是羹饭饼肉都投进盆里，用勺子搅和分给他们吃，如同喂猪狗一般，长期关押不予审问，等到审问时便什么事都招认了。蔡确于是弹劾参知政事元绛有所偏袒庇护，请求神宗把元绛调出朝廷，元绛于是出任亳州知州，而蔡确取代了他的职位。

哲宗绍圣年间，董必提举湖南常平，当时宰相章惇正把许多正直之臣治罪。孔平仲在衡州任职，因仓中粮食腐烂变质，趁荒年稍微降价发放，董必立即弹劾他违反常平法，在长沙设狱审讯，以迎合章惇的心意，无辜之人被牵连拘捕审讯，很多人因此死去。孔平仲被判处流放韶州。章惇和蔡卞打算大肆诛杀流放之人，派董必前往广西查察诈伪之事。皇帝虽已下令停止不再追究，董必所到之处仍然用残酷手段审讯胁迫来立威，撰写了五份文书回奏。宁宗时，有个叫吴渊的人，历任江浙一带的官职，为政崇尚严酷，喜好制造罗织罪名的冤案，所到之处都将豪强之家抄没入官，当时有"蜈蚣"的民谣讽刺他。理宗用刑本来宽恤，但法吏舞弊弄奸，弊端不可胜数。每年冬夏两季，朝廷诏令提刑官巡行各郡审决囚犯，提刑官怕辛苦不愿亲往，全都委托给副手，副手又委托给幕僚属官，被委派的人大多肆意作威作福，以此索取贿赂馈赠。监司、郡守以下直到州县官员，没有不恣意横行暴虐的，凡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就随意杀掉。他们呼喝差役，严格限定日期，逼迫犯人招供，催促结案，还擅自设置刑具，非法虐害百姓。有的把柴薪折断作杖具，捶击犯人手脚，叫做"掉柴"；有的用木枷和绳索一起施加，夹住两颈，叫做"夹帮"；有的用绳子缠绕头部，再加上木楔，叫做"脑箍"；有的把犯人反绑跪地，插上短而坚硬的木棍，交叉夹在两腿之间，让

译狱卒在上面跳跃，叫做"超棍"。法律本无拘锁囚禁的条文，当时州县为一时镇压盗贼奸恶，对罪不至流配的人加以拘锁，有的关一两个月，有的关半年一季，本意是让他们悔过自新，却始终没有期限释放，也不供给口粮，长期拖延囚禁，直到囚犯死去才罢休。又因私人恩怨摧残犯人手脚，把人拘禁在寨栅之中，也有豪强贿赂官吏罗织平民罪名而将其囚禁杀害的。甚至户婚等民事诉讼，也都被收监关押。有的因饮食不足，饥饿而死；有的因无力请托，被吏卒凌辱虐待而死；有的因诉讼双方贿赂送礼、受苦而死。官府怕事情败露，事先就以生病为由上报，名为"监医"，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到度宗时，虽多次下诏严厉斥责禁止这种情况，但终究无法制止。

　　△辽

辽穆宗嗜好饮酒和打猎，不理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人等，凡因獐鹿、野猪、鹘、雉等猎物走失、伤亡，或私自归家、逃亡、请假逾期不归、召唤不能及时到来，穆宗有时因奏对稍不如意，有时因饮食小事，有时因犯错者迁怒于无辜之人，动辄用炮烙、铁梳这类酷刑。有时亲手持刀杀人，斩断手足、烧烂肩股、折断腰腿、划破嘴巴、打碎牙齿、锯割烧灼、枭首分尸，把尸体丢弃在荒野，常常堆积尸骨筑成高冢以显示威严。应历十年以后，他常常通宵达旦、整月不停地饮酒，酒醉之中诛杀更加肆意妄为。监雉官详衮、寿格、宁古等人因雉鸟死亡而畏罪逃亡，抓获后将要处死。殿前都检点耶律夷腊葛劝谏说："按法律不应处死。"穆宗不听，把他杀了并肢解尸体，把尸首交给耶律夷腊葛说："收下你的老朋友吧。"又命有司把因猎鹿之事被关押的人共六十五人提出，将其中罪行重的四十四人斩首，其余的人全都痛加杖打。道宗太康年间，耶律乙辛穷追猛究萧素等人的案子，怕皇上生疑，亲自在庭中审讯变量之人，命令每人都戴上沉重的刑具，用绳子系在脖子上，都被折磨得昏迷不能出气，只求速死。耶律乙辛却反过来奏报说："他们再无异议。"于是杀了耶律撒剌等三十五人，又杀了萧素等人的诸子，其中幼儿和妇女、奴婢、财产全部没收入官，用来分赐给旧臣。当时正值酷暑，尸体无法及时埋葬，以致腐烂发臭。乾统年间以来，赏罚没有章法，叛乱逃亡接连不断。天祚帝内心恐惧，更加致力于用严酷手段来约束臣民。当初太祖因处理诸弟叛逆一党，权宜设立刑法，设有投崖、炮掷、钉割、脔解等酷刑。到这时又重新兴起了这些刑罚。

　　△金

金朝初期法制简单，天会年间以来渐渐采用官吏的议定，用杖刑折抵徒刑，累计可达二百下，在州县立威，严重的甚至在杖上装上刀刃，比肉刑还残酷。熙宗皇统年间以后，他酗酒滥杀，后妃、宗室、大臣往往无缘无故被杀。皇统九年五月，因天象有异而大赦天下，翰林学士张钧起草诏书，参知政事萧肄摘出诏书中的言语说是诽谤，皇帝大怒，命卫士把张钧拽下殿去杖打数百下，没有打死，又亲手用剑割裂他的嘴巴，把他剁成肉酱。当时有个叫郑建充的人，任平凉尹，性情刚暴，常年养着十几条凶猛的狗，奴婢有罪，鞭打之后，还要唆使狗去咬他们，直到骨肉都被啃尽。海陵王猜忌残忍，靠篡位弑君得国，即位之初，就杀了太傅领三省事宗本等一百二十多人，又用伪造的书信杀了行台左丞相萨里罕等人，都灭了他们的族。因魏王完颜宗本的孙子呼尔察喜好打扮修饰，将他放逐，从此以后，不断剪除宗室，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没有一年不发生诛杀之事的。宣宗喜好用刑，大臣以下的人往往被鞭打，甚至用刀杖处决杀害。谏官以及果勒齐得势用事时，作威作福擅用刑罚，还定下制度，官吏犯有贪赃之罪立即判决，即使是小过失也照样处理。负责监察风纪的官员没有纠察出问题也要受杖，考核期满时还要比较他们受杖的多少，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

译南迁之后，这已成为风气，即使是士大夫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比如右丞图克坦思忠喜欢用麻椎打人，被称为"麻推"。柑公运使李特立被称为"半截剑"，是说他身材短小而处事锋利。刑部郎中冯璧被称为"冯刽子手"。雷渊任御史时，到蔡州抓获奸恶豪强，杖杀了五百人，被称为"雷半千"。此外还有完颜玛克沁、楚，都以残酷闻名。

　　△元

元朝初期还没有确立的法律制度，各官署断案，沿用金朝的律法，颇为严酷。世祖刊定《至元新格》颁行天下，英宗又对其加以增减，编成《大元通制》，才渐渐趋于宽恕。当初宪宗时，断事官伊啰斡齐和布扎尔在燕京总管天下财赋，视事第一天，就杀了二十八人。其中有一人是盗马贼，已经杖责后释放了。恰好有人来献刀鞘，他就把已经杖责放走的人追回来，亲手用刀试杀了他。世祖至元年间，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约苏穆尔贪婪放纵、荒淫暴虐，搜刮索求没有止境。有人妄言当初归附朝廷时，州县长官和吏胥、富人挨家挨户敛集银两准备献给朝廷，银两已经备齐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约苏穆尔就下令责令百姓自首实情，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随处设立监狱，株连蔓引，极尽惨酷之能事。百姓因拷打折磨而瘐死狱中的不计其数。

　　△明

明太祖开国之初，为惩戒元末的贪腐风气，严厉惩治贪官污吏，其法律甚至有剥皮实草之刑。他谕令刑部："凡是官吏犯罪的，宽恕其罪让他复职，但要把过错写出来张榜于其门上，让他自我反省；如果不悔改，就依法论处。"洪武十八年，《大诰》三篇编成，其中列出被处以凌迟、枭首示众、灭族诛杀的人不下成百上千，被弃市以下处罚的多达万人。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愿出仕，苏州人皮姚润、王谟被征召而不到任，都被诛杀并抄没其家。"天下士大夫不为君主所用"的罪名，就是由此而设立的。《大诰》后三编内容稍微宽容一些，但其中记载的进士、监生的罪名，从犯一次罪到犯四次罪的仍有三百六十四人，侥幸不死而官复原职的，大多还是戴着斩罪的名义办事。追究朝野贪污风气兴起的根源，认为六部是罪魁祸首，郭桓是首犯。郭桓，是户部侍郎。皇帝怀疑北平二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与郭桓勾结谋取私利，于是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全都被处死，涉赃金额达七百万，牵连各省官吏，因此被处死的有数万人。追赃所借用的名义遍及天下，民间中等人家几乎都因此破产。当时舆论都归咎于御史余敏、丁廷举，有人为此进言。皇帝于是亲手写诏书列出郭桓等人的罪状，而将右审刑吴庸等人处以极刑，以平息天下人的不满。此前空印一案已经诛杀过多，此后又发生胡惟庸、蓝玉两案，牵连被杀的人将近四万。此外像佥都御史严德珉因辞官而被处以黥刑戍边，苏州知府魏观因写上梁文而被腰斩，冯胜、傅友德都是开国功臣，也都无罪被赐死。议论的人都批评太祖用法太过险刻。当时吏部尚书詹徽性情残忍，用刑严厉，常常侍奉懿文太子审录囚犯，太子多次想要宽宥一些人，詹徽却总是引用严法加以驳斥。太子把这事禀告皇帝，皇帝先听信了詹徽的话说："詹徽所坚持的是法律。"太子于是说："立国应当以仁厚为根本。"皇帝说："你想自己当皇帝吗？"太子因此十分惶惧，因忧虑成疾而死。

成祖靖难之后，把所有效忠建文帝的忠臣都指为奸党，严重的甚至灭族，妻女被发配到浣衣局、教坊司，其亲属党羽被流放戍边的，直到隆庆、万历年间还接连不断被点名遣发。御史大夫景清因早朝时身怀利刃图谋不轨事情败露，被处以磔刑，灭族，并抄没其乡里，辗转攀连牵扯，称为"瓜蔓抄"。村里因此变成废墟，反抗的人已被杀尽，成祖又担心有人私下议论此事，因此特别憎恶诽谤之言。他任用陈瑛、吕震、纪纲等人，专门以罗织罪名为能事。

译于是萧仪、周新、解缙等人大多无罪而死。武宗时，把流贼赵璲等人在集市上处以磔刑，并剥下其中六名首领的人皮。法司上奏说祖训中有禁止此种刑罚的规定，武宗不听。不久用这些人皮制成马鞍和马镫，皇帝每次骑马都要用它。

世宗生性猜忌，冤案累累。他虽然有时下令宽恤刑罚，但内心仍偏向苛刻。到中年更加严酷，进言的人朝廷内外互相告诫，没有人敢触犯忌讳。兵科给事中杨爵因诽谤诋毁元旦郊祀典礼，被处死于西市。御史杨爵上疏诋毁所谓祥瑞之说，言辞过于激切直率，被下诏狱拷打，打得血肉模糊，还戴上沉重的枷锁，一夜之间死而复苏。有关部门请求把他送交法司定罪，皇帝不许，命令严加禁锢。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因营救杨爵，先后被杖死狱中。工部员外郎刘魁、给事中周怡都因进谏之事一同被关押，历经五年都未获释。后来有神灵降临于扶乩，感动皇帝而将他们释放出来。不到一个月，尚书熊浃上疏说扶乩降神之事荒诞不实，皇帝大怒，又命东厂把三人重新抓回来。等三人到齐后，一同关押在镇抚司狱中，戴上的枷锁更加森严，饮食屡屡断绝，还命人监视他们的一言一行，五天上奏一次，称之为"监帖"。

庄烈帝(崇祯)承接神宗荒废朝政、熹宗昏聩混乱之后，锐意整顿朝纲，用刑颇为急切。崇祯十一年，南京通政使徐石麟上疏营救郑三俊，趁机进言："皇上即位以来，被牵连入狱定罪的大臣几乎有上千人，牢狱已经人满为患，即使做到情罪相符，也已经很可怜了。何况在这威严之下战战兢兢的臣子，只能一味顺从而无法挽回局面，只会揣摩上意而无法补救过失，株连蔓引，九死一生，这难道是圣人体恤刑罚的本意吗？"崇祯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上疏请求清理积案，说："狱中被关押的文武大臣累计已有一百四十多人，实在令人痛心。"这些奏疏都没有得到回应。

刑法中有些是明朝自己创设、不合古代制度的，廷杖、东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就是如此。洪武年间，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工部尚书夏祥都被杖毙。宣德三年，皇帝因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人长期不来上朝参拜而发怒，命令给他们戴枷示众。从此言官中有戴枷的先例。到正统年间，王振专权，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都遭受廷杖。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人，皇帝下诏因科道官李俊、王浚等五六人容隐包庇，各杖打二十。正德十四年，因谏阻皇帝南巡，廷杖修撰舒芬等一百四十六人，其中十一人被打死。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以自刎来谏阻，卫士夺下他的刀使他没有死成，事后仍被杖杀。嘉靖三年，群臣因"大礼议"之争，廷杖翰林学士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其中死了十六人。中年以后刑法更加严峻，遭受廷杖的人更多。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因撤防过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耀因敌军攻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因议论丁汝夔一案延缓军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因子弟冒领功劳，都被逮捕廷杖。陈耀被杖死，而彭黯、屠侨、沈良才受杖之后还要立即回去办公，公卿大臣所受的羞辱，此前从未有过。又因元旦朝贺一事，皇帝迁怒于给事中张思静等人，都穿着朝服被处以廷杖，天下人都感到震惊。四十多年间，被杖杀的朝廷官员数目是前代的数倍。万历六年，因争论内阁大臣张居正夺情之事，杖打编修吴中行等五人。此后主事卢洪春、给事中孟养浩、王德完等人，都因进谏被杖，多的甚至打了一百下。从万历十二年到三十四年，因上疏进言而被杖打并贬为庶民、发配戍边的内外官员，共有一百四十人。天启年间，太监王体乾奉旨主持大审，为讨好魏忠贤而重打外戚李承恩，因此万燝、吴裕中被杖打致死。台谏官员极力劝谏而不能阻止，宰辅叶向高说："几十年不施行的弊政，十天之内竟发生

译了三次，万万不可再实行了。"魏忠贤这才停止廷杖，但把想要杀的人都下放到镇抚司，士大夫更加没有幸免的了。

南京施行廷杖始于成化十八年，南京御史李珊等人因灾荒岁歉，请求赈济灾民。皇帝挑出他们奏疏中的错字，命令锦衣卫到南京午门前，每人杖打二十，由守备太监监督执行。到正德年间，南京御史李熙弹劾贪官，触怒了刘瑾，刘瑾假传圣旨杖打他三十下。当时南京禁卫已经很久不曾行刑，特意挑选卫卒练习了几天才动手杖打，几乎把他打死。

东厂的设立始于成祖，在东安门北设立厂署，命宠幸的宦官提督东厂，负责侦缉谋反、妖言惑众、大奸大恶等事。到宪宗时，尚铭主领东厂，又另设西厂，命汪直督领，其所统率的缇骑人数是东厂的一倍。从京城到全国各地，到处派人侦察事务，即使是王府也不能幸免。汪直又任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次兴起大案。建宁卫指挥杨晔，是已故少师杨荣的曾孙，与其父杨泰被仇家告发，逃入京城，藏匿在姐夫董玙家中。董玙为他去求韦瑛，韦瑛表面答应却暗地里报告汪直，汪直立即逮捕杨晔，对董玙用"三诀"拷问，"诀"是锦衣卫的一种酷刑，能使骨节一寸一寸解体，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杨晔忍受不了痛苦，胡乱供称把钱财寄放在他叔父兵部主事杨士伟家中，汪直不再上奏请示，就下令逮捕杨士伟入狱，并且拷打他的妻儿。案子办成后，杨晔死在狱中，杨泰被判斩刑。西厂一度被废除，后又恢复，前后共存在六年，冤死的人接连不断。恰逢汪直多次外出边疆监军，大学士万安奏请废除西厂，于是尚铭独揽东厂大权。不久尚铭也被罢黜。正德元年重新设立西厂，命谷大用主领，邱聚主领东厂，都是刘瑾的党羽。两厂争相揽权办事，刘瑾又把惜薪司外薪厂改为办事厂，把荣王府旧仓库的地方设为内办事厂，由他自己统领，京城人称之为"内行厂"。虽然东西两厂都在被侦察监视的范围内，但内行厂更加酷烈。凡是刘瑾所逮捕的人，一家犯罪，邻里都要连坐，有的靠近河边居住的，就连河对岸的居民也一并连坐，而且还创立先例，不论罪行轻重，一律先杖责，然后永远戍边，或者戴枷发配，枷重的达到一百五十斤，不用几天人就死了。尚宝卿顾璇，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等人，都是几乎被打死后才被贬谪戍边。御史柴文显、汪澄因轻微罪过竟被处以凌迟，官吏军民非法致死的有数千人。刘瑾被处死后，西厂、内行厂全部革除，只有东厂依旧存在，张锐主领东厂，与锦衣卫指挥使钱宁一起以侦缉事务肆意罗织罪名。到嘉靖二年，芮景贤主领厂事，任用千户陶淳，诬陷了很多人。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监太监兼领厂事，在东上北门以北建厂，称为内厂，而把原先建的称为外厂。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领厂事，任用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镇抚司许显纯这些人，专门用酷虐手段钳制朝廷内外，厂卫的祸害达到了极点。凡是宦官担任司礼监掌印的，其属下称他为"宗主"，而督管东厂的称为"督主"。东厂的属官没有专设官职，掌刑千户一人，理刑百户一人，也称为"贴刑"，都是锦衣卫官员，其差役都从锦衣卫中调拨。挑选其中最轻浮狡黠、机灵伶俐的人，充任东厂差役。差役头目称为"档头"，帽子上尖，穿着青色朴素的褶衣，系着小条白皮靴，专门负责侦察。他手下有几个番役，负责办事。京城中的亡命之徒，靠讹诈钱财、挟私报复为生的人，都把干这些番役的活当作藏身之处。他们一旦得到一件可疑的事情，就通过档头秘密禀报上去。档头根据事情大小，先索取钱财，叫做"起数金"，也叫"买起数"。事情办成后，就率领番役到被告发者家附近坐守，称为"打桩"。番役随即闯入抓人审讯，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要贿赂的数目够了，就径

译直离开。稍不如意，就对犯人拷打折磨，名为"干醡酒"，也叫"搬罾儿"，痛苦程度是官府正规刑罚的十倍。而且暗示要牵连有钱有势的人，有钱有势的人给足了钱就没事，如果吝啬不给，或给的不够，就上报给皇帝知道，一旦下到镇抚司狱，立刻就是死路一条。每月初一，厂里的差役几百人在庭中抽签，分头监视各官府。他们侦察中央各府衙审理的大案要案、北镇抚司审讯的重犯情况，叫做"听记"；侦察其他官府和各城门缉拿人犯的情况，叫做"坐记"。某官办某事，某城门抓获某个奸猾胥吏并上报，负责坐记的人上报给东厂，叫做"打事件"。这些密报送到东华门时，即使是深夜也要从门缝中塞进去，随即由人秘密呈送给皇帝。因此不论事情大小，皇帝都能得知。曾有四人夜里一起饮酒于密室，其中一人喝醉后口出秽言辱骂魏忠贤，另外三人都不敢出声。骂声还没说完，番役就把这四人抓到魏忠贤面前，随即将骂人的那个处以磔刑，而慰劳了那三人一些钱财。庄烈帝(崇祯)即位后，魏忠贤伏法被诛，而王体乾、王承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人先后主领厂事，告密的风气始终没有停息。曹化淳和东厂理刑吴道正等人，侦察内阁大学士薛国观的隐私之事，薛国观因此而死。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上疏请求宽宥东厂所办案件，又恳切进言不应派遣缇骑四出侦察。皇帝虽然告诫厂卫要有所收敛，但对他们的倚重更加深重，直到明朝灭亡才算终结。

锦衣卫就是古代的诏狱，太祖时天下重罪犯被押解到京城的都关押在此狱中，多次兴起大案，大多让锦衣卫审理处置，被诛杀的人很多，但后来太祖把刑具全部焚毁，重申禁令[详见宽恕篇]。成祖宠信纪纲，命他管理锦衣亲兵，又重新主管诏狱，纪纲于是任用他的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人，借机作奸犯科，花样繁多，数以百千计，过了很久纪纲被灭族，但锦衣卫掌管诏狱的制度依旧照旧，直到明朝灭亡才被废除，此前洪武年间的禁令就已经不再执行了。英宗初年，王振任用指挥马顺，其毒害流布天下。天顺年间英宗复辟，指挥门达、镇抚逯杲倚仗宠信罗织罪名，门达派出旗校四处侦察，逯杲又设立考核督察制度，都以抓获人数多为标准，千户黄麟到广西，抓捕御史吴祯，甚至向他索取二百多副刑具，天下入朝觐见的官员因此获罪的很多。逯杲死后，门达兼管镇抚司，构陷指挥使袁彬，用五毒俱全的酷刑审讯他，才幸免于难[详见舞紊篇]。朝官杨瑄、李贤等人都被锒铛入狱，大概自纪纲被诛后，他的党羽稍稍收敛，到正统年间又重新猖獗起来，天顺末年祸患更加炽烈，朝野上下人人自危、不能自保。正德年间，旗校王那奇贪婪凶狠，如同虎狼一般，他们抓捕奸盗时，有时因一人而牵连十几人，有时因一家而连累抓捕十家，罗织狱词，交付司法部门，称为"铸铜板"。他们侦缉妖言时，有的派番役四处搜查百姓的奇异书籍，有的收买奸恶僧人暗中诱骗百姓信奉弥勒教，然后趁机将其一网打尽，没有人能够辩白脱身，称为"种妖言"。数十年间，死者填满监狱，活着的人蒙冤呼号，数不胜数。

镇抚司分为南北两司，北司专门审理诏狱[详见职官典]。当初，卫狱附属于锦衣卫衙署，到门达掌管刑狱审问时，又在城西另设狱舍，关押情形混乱不堪。正德年间，锦衣卫使石文义与张彩内外勾结作威作福，当时人称他们是刘瑾的左右翼。按照祖制，凡是朝会时，厂卫率领属官和校尉五更时分，排列侍立在奉天门下，负责纠察礼仪的官员如发现有失仪的，就当场剥去其衣冠，送交镇抚司狱中杖打，然后才放过。到弘治年间才废除这一制度，当时告发揭发的风气稍有衰减，因此大臣被株连的很少，但凡是进言议论或触犯矿税太监的人，动辄被下诏狱。刑科给事中杨应

译文进言说，被逮捕的监司守令和平民百姓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拷问结束尚未移送法司，但监狱看管森严，水火不通，瘟疫之气弥漫囹圄。锦衣卫使骆思恭也说，按例每年夏季审理案件都应在小满之前完成，如今已经三年没有施行，镇抚司在押囚犯将近二百人，他们抛掷瓦片申诉冤情。镇抚司陆逵也说，狱中囚犯怨恨至深，甚至有持刀自断手指的，这些情况都没有得到上报处理。魏忠贤兴起杨涟、左光斗一案[详见舞紊篇]，许显纯等人拟定案卷，按赃款多少定罪比较，限期严令追缴，五天追比一次[《明史·刑法志》记载是每两天为一限，据《左光斗传》]，凡是不能按期缴清赃款的，就受尽各种酷刑，包括械具、脚镣、大棍、拶指、夹棍，五种酷刑一起用上，惨叫呼号声震天，血肉溃烂，痛苦挣扎求死不能。许显纯却仍旧呵斥自若、神色不变，有一夜命令几名囚犯分别住宿，于是狱卒说："今晚该有人靠墙死去了。""壁挺"，是狱中对死亡的隐语。第二天杨涟果然死了，左光斗等人也相继被锁住脖子拉死。自刘瑾创立大枷以来，锦衣卫狱中经常使用这种刑具。神宗时，御史朱应毂详细陈述其惨状，请求废除，皇帝不听。到魏忠贤时枷具更加沉重，还设立断脊、堕指、剥皮、割舌等酷刑，厂卫的祸害到魏忠贤时达到了顶点。庄烈帝(崇祯)猜疑臣下，王德化掌管东厂，用残酷的手段辅助管理。孟明掌管锦衣卫印信，虽然有时会宽纵一些人，但也要观望东厂的意思不敢违背，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相互勾结作恶，凡是官宦人家的门前，一定有几个人来回走动侦察，因此这些人家常常很晚才起床、很早就关门，不敢随意交谈。旗校经过大户人家门前，就如同遇到大盗一样恐惧，官府为他们提供包庇，共同分赃获利。京城中潜藏的奸细，佣工小贩暗中被流贼派遣，却没有一个被举报揭发，而豪门富家却局促不安、无法安居。他们中狡黠的人肆意请托，只要稍不如意，就飞速捏造罪名罗织陷害，摘取书信文字中的片言只语，株连多达数十人，使得政事败坏、法纪颠倒败乱。到这时可谓达到了极点。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二十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二十一。州郡一。

臣等谨按，杜佑撰写《州郡典》，把后世的郡国往上推溯，附会于古代的九州之中，以此考证历代郡县沿革的原由，确实可以作为考证古代的助益。宋朝马端临撰写《舆地考》，也仿照这个体例。只是杜佑之书以九州为纲，把当时的州郡由唐代往上逆推，以使其符合唐虞时代的九州；马端临之书以九州为纲，以朝代为目，从唐虞时代以下顺流而推，一直推到宋代，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本馆续修这两部书都止于明代，其中《舆地考》自然可以依照原有体例编辑。但如果这部书也用明代的州郡作为标目，就实在没有意义了。而且九州之名，三代以前的分合还有据可考。到了秦代设置郡县，陇西、内史属于雍州，而部分郡地却往南进入梁州；巨鹿、上谷属于冀州，而部分郡地却往东进入兖州；齐郡属于兖州，而南部边境进入青州；南郡属于荆州，而北部边境进入豫州；三川、南阳、砀郡都属于豫州，而三川的北部进入冀州、南阳的东部进入荆州、砀郡的东北部进入兖州；其余各郡，无不彼此交错参杂，犬牙相错。汉武帝设置十三州部，到平帝时又恢复九州之名，而徐州的临淮郡向南侵入扬州境内；兖州的泰山郡向南侵入徐州境内；牂牁本属梁州而向东北侵入荆州境内；西河本属冀州而向西南侵入雍州境内；汉中郡分属梁州、豫州；江夏郡分属荆州、扬州；宏农一郡，实际上横跨雍、扬、豫三州的地域。从晋、魏以下设置更加繁多，州郡的划分越发殊异，很难牵强附会地合并一处。杜佑受体例所限，导致同一个郡的地域分别记载在几个州之下，而历代疆域反而更难以详细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