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四十七　礼三

译参，应当避开君王的尊位，所以升降都从卯陛，朝班分列东西，以避开驰道。至于郊祀的仪物：神位、配帝位的牌位，都是黄底金字；从祀的风云雷雨神位，都是红底金字。神席方面，上帝用龙椅、龙案，上面铺设锦制座褥；配位相同，从祀神位则设置于案上，不设座席。祭器方面，上帝用笾豆各十二，簠簋各二，豋一，爵三。坛上设太尊二、着尊一、牺尊一、山罍一，都配有勺和幂布。坛下设太尊一、山罍二，配有幂布。配帝位与之相同。从祀神位用笾豆各十，簠簋各二，豋一，东西各设着尊二、牺尊二。祭神用玉，用苍璧；祭币方面，正配位用苍色，大明用红色，夜明、星辰、太岁都用白色。祭牲方面，上帝及配帝各用苍色牛犊一头，大明、夜明、星辰、太岁各用纯色牛犊一头。酒齐方面，正配位的大尊盛泛齐、醴齐；着尊盛盎齐，牺尊盛醍齐，山罍盛昔酒——以上在坛上。太尊盛沈齐，山罍盛事酒、清酒——以上在坛下。从祀的着尊盛醴齐、盎齐，牺尊盛事酒。笾豆所盛食物：正配位的笾盛形盐、干鱼、枣、栗、榛子、菱角、芡实、鹿脯、黑饼、白饼、糗饵、粉餈；豆盛韭菹、肉酱、菁菹、鹿肉酱、芹菹、兔肉酱、笋菹、鱼肉酱、脾析菹、猪肋肉、■〈飠也〉食、糁食。从祀的笾豆各十，笾比正位少糗饵、粉餈，豆比正位少■〈飠也〉食、糁食。祭服方面，奉祀侍祠官正从一品戴七梁冠，国公丞相加貂蝉饰；二品戴六梁冠，三品戴五梁冠，四品戴四梁冠，五品戴三梁冠，六品七品戴二梁冠，八品九品戴一梁冠。台官在梁数上加獬豸冠饰，各依其品级。都穿青罗衣，腰带则依品级有所不同，笏板用象牙或木制。拜垫用绯红色，不用黄道褥。神位牌方面，皇帝的方一尺二寸，厚三寸，红底青字；皇太子位方九寸，厚二寸，红底青字；陪祀官员的位牌都是黑字白底。三年二月，太常少卿陈昧说："按照《周礼》，天府在孟冬祭祀司民、司禄时，要献上民数、谷数，由天府接受并收藏。因为百姓的粮食都由上天决定，所以民数有拜受之礼。如今圜丘郊祀，应当把户口、钱谷的簿籍陈列在祭台之下，礼成之后收藏于内府，以体现向上天拜受民数、谷数的意义。"太祖采纳了这个建议。五月，在圜丘的西面建造斋宫，前后都建有殿堂，左右各设小殿作为厨房浴室之所，四周环绕都垣，垣内外是将士值宿护卫的地方，外面环绕水渠，前面设灵星门，架设桥梁三座，左右和后门各一座桥。太祖认为郊祀所用的祭牲和一般群祀的祭牲共用同一牢圈饲养，不足以体现对天的特别敬重，于是就着旧址改建并加以彩绘装饰。中间三间用来饲养郊祀所用的祭牲，左边三间饲养后土祭祀所用的祭牲，右边三间饲养太庙社稷祭祀所用的祭牲，其余房屋饲养山川百神祭祀所用的祭牲。凡是大祀所用的牺牲，提前一个月由皇帝亲自察看饲养清洁情况，之后再命群臣轮流每日前往察看，每年都以此为常例【牺牲所建在神乐观的南面】。太祖又对礼部尚书陶凯说："人心容易松懈放纵，必须有所警戒才不会放任自流。"于是命礼部铸造铜人一个，高一尺五寸，手持牙简。大祀时就书写"致斋三日"，中祀时就书写"致斋二日"，由太常寺送到斋所安放。这一年圜丘坛增加了风云雷雨的从祀。四年正月，在中都建造郊坛【此前已下诏以临濠府为中都，修筑新城门十二座，在洪武门外设立圜丘，在左甲第门外设立方丘，后来都废弃了】。当时翰林学士陶安上奏说："古时天子有五种冕服，祭祀天地社稷诸神各有专用的冕服，请制定相应制度。"太祖认为五冕之礼太过繁琐，下令祭祀

译天地宗庙时穿衮冕，祭祀社稷等则穿通天冠绛纱袍，其余不再使用。三月，改建圜丘，上层每面宽四丈五尺，高二尺五寸；下层每面宽一丈六尺五寸，高四尺九寸。上下两层通径七丈八尺。坛到内壝墙四面各九丈八尺五寸。内壝墙到外壝墙南面十三丈九尺四寸，北面十一丈，东西各十一丈七尺。这一年太常寺引用《周礼》及唐代制度，建议参祭官员用武官四品、文官五品以上，太祖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又规定郊祀时六科都给事中都参与陪祀，其余祭祀则不参加】。又规定凡南北郊祭祀，提前赐给陪祀执事官明衣布料，乐舞生员各发新衣。制作陪祀官员进入祭坛的牙牌，凡天子亲自主祭时都佩戴入坛，牌制分两种：圆形的由与祭官佩戴，方形的由执事人员佩戴，都收藏于内府，遇到祭祀时才发放，没有牌子的不得进入祭坛。五年，命令各衙署都设置木牌，上面刻字："国家有常法，神明在鉴察。"祭祀时就设立此牌。又采纳陶凯的奏请，凡皇帝亲自祭祀，皇太子留在宫中居守，亲王穿戎服侍从，皇太子、亲王虽不参与陪祀，也都一体斋戒。六年，重新制定斋戒仪：凡祭祀天地，正祭前五日午后沐浴更衣，处于外室；第二天早晨，百官在奉天门瞻观誓戒牌；再过一日，禀告仁祖庙，退居斋宫，致斋三日。七年，重新规定内壝之内，东西各设三坛，星辰设两坛，分设在东西两侧；其次，东侧是太岁、五岳，西侧是风云雷雨、五镇。内壝之外，东西各设两坛，东侧是四海，西侧是四渎。再其次是天下神祇坛，东西分设【凡大祀前四日，太常卿前往天下神祇坛奠告，中书省丞相前往京师城隍庙发咨文。第二天，皇帝到仁祖庙禀请配享，祭祀日期由钦天监选择，太常寺预先于十二月初一在奉天殿具奏。因为古代占卜之法已不存在，故用选择吉利的干支日期来代替占卜】。又规定大祀拜礼：开始迎神时行四拜，饮福受胙时行四拜，送神时行四拜，共十二拜礼成。又依照旧仪，太常司要奏报"中严""外办"，以及盥洗、升坛、饮福、受胙时各自诵读赞词。又凡祭祀都设有爵洗位，用来清洗、擦拭酒爵，起初升坛要再拜祭酒，唱赐福胙之类的仪节，都被认为过于繁琐渎神，于是全部废除。又因为古人祭祀用香烛，是用来沟通阴阳、接引神明，古礼并没有上香这一环节，于是命令凡祭祀一律取消上香。太祖又对学士詹同说，大祀终献时才举行分献礼，觉得不太恰当，于是与学士宋濂商议，改为皇帝初献奠玉帛快结束时，分献官就同时举行初献礼，亚献、终献都照此办理。十年秋，命令在南郊修建大祀殿【太祖因斋居时遇阴雨天气，又阅览京房的灾异之说，认为分祭天地在情理上有所不安】。十一月冬至，因为大祀殿工程尚未完工，就在奉天殿合祭天地，太祖亲自撰写祭文，意思是说人君侍奉天地如同侍奉父母，不应该分开两处祭祀，于是规定此后每年在孟春合祭天地作为永久制度，即沿用圜丘旧制而在上面加盖屋顶，命名为大祀殿。共十二间，正中石台设昊天上帝、皇地祇的神座，每年正月中旬选择吉日合祭，穿戴冕服举行礼仪。大殿东西宽三十二间，正南建大祀门六间，用步廊连接殿庑相通。大殿后面是天库六间，屋瓦都用黄琉璃。厨房库房在大殿东北，宰牲亭、水井在厨房东北，都用步廊连通。大殿两侧廊庑外围以围墙，南面开石门三洞，通往大祀门，这一区域称为内坛。外围周垣长九里三十步，设石门三洞，南面辟甬道三条，正中是神道，左边是御道，右边是黄道，两旁稍低的通道供从官行走。斋宫设在外垣内的西南方，坐西朝东，其后殿的瓦改用青琉璃。太祖敕谕太常寺说

译："古人在南郊祭天，这只是根据义理而制定的做法而已。"所以说："南郊祭天，是因为这是阳气生发的月份；北郊祭地，是因为这是阴气生发的月份。"到了阴气当令，却在阳月祭祀，这在道理上值得怀疑。而且扫地为坛而祭，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说的是祭地应崇尚质朴而不崇尚华丽。后世的人拘泥古法而不知变通，反而使天地所享受的祭祀不如人间所享用的丰盛。假如人间的享用也拘泥古法而不知变通，那就应当用污秽的酒樽捧饮，茹毛饮血，巢居穴处了。以现在来说，这种做法果真可行吗？必定是不可行的。如今命令太常寺，每年在春季之首合祭天地，正当三阳交泰之时，也是人事的开端。十二年正月，开始在南郊大祀殿合祭天地，太祖亲自撰写大祀文，并作歌九章，命魏国公徐达等分别祭献从祀诸神。祭祀完毕，敕谕中书省大臣胡惟庸等说："凡是拥有国家的人，必定把祭祀神明放在首位。祭祀的礼仪，起源于古代圣明的先王，其中周旋进退、奠献仪节，无不各有一定的规矩。然而礼仪最重要的是诚意，而人心难以揣测，真诚的人少，不真诚的人多，也有暂时表现出真诚的。如果讲求礼仪、铺陈过度，使礼仪繁琐、人也疲倦，而神明厌弃不肯享用，这就不合乎礼了。朕周旋于祭祀之礼已有十一年，看到仪制太过繁琐，于是根据义理加以变更，改定仪式，合祭社稷。祭祀神明之后，便感到欢悦融洽。如今十二年的春天，开始合祭天地大祀，上上下下都感到喜悦，好像有神灵的感应回应在朕的心中。"你们中书省要下达翰林院，命儒臣记载此事，以彰显上帝、皇祇昭示降临的恩德。这一年在郊坛的西面建造神乐观【设提点、知观等官职，教习乐舞生员】。二十一年三月，增修南郊坛位，在丹墀内叠石为台：大明坛在东，夜明坛在西，星辰坛东西各设一座。内壝之外设石台共二十座：东侧十坛依次是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太岁、帝王、山川、神祇、四渎；西侧十坛依次是北海、西岳、西镇、西海、中岳、中镇、风云、雷雨、南岳、南镇、南海。台高三尺有余，四周设石栏，以磴道供升降。台上凿石为山形，凿龛用以安放神位。坛后种植松柏。外壝东南凿水池共二十处，冬季藏冰，供夏秋祭祀时使用。这一年制定大祀殿祭品祭器：正殿昊天上帝朝南，用牛犊一头，豋一，笾十二，豆十二，簠簋各二，玉用苍璧一，帛一【苍色，织成"郊祀制帛"四字】；皇地祇朝南，牛犊一，豋一，笾十二，豆十二，簠簋各二，玉用黄琮一，帛一【黄色，"郊祀制帛"】；仁祖配位在东侧朝西，牛犊一，豋一，笾十二，豆十二，簠簋各二，玉用苍璧一，帛一【苍色，"郊祀制帛"】；另设酒尊六、爵九、篚三于大殿东西两侧朝西方向，祝文案一张设在殿西【洪武以后改为供奉太祖、太宗一并配祀正殿，增设一坛，加牛犊一、酒尊二、爵三、帛篚一】。丹墀四坛：大明、夜明各用牛犊一，豋一，笾十，豆十，簠簋各二，帛一【红色，礼神制帛，以下相同】，酒尊三，爵三，篚一；星辰二坛各用牛犊一，羊三，豕三，豋一，铏二，笾豆各十，簠簋各二，酒盏三十，帛一【白色】，酒尊三，爵三，篚一。壝外二十坛各用牛犊一，羊一，豕一，豋一，铏二，笾豆各十，簠簋各二，酒盏十【帝王、山川、四渎、风云、雷雨、神祇坛酒盏各用三十，中岳坛附祭钟山加酒盏十，永乐以后岳坛增附天寿山又加酒盏十】，酒尊三，爵三，篚一，帛一【五岳五镇四海各依照其方位颜色，太神祇用白色，山川帛二，风云雷雨帛四，帝王帛十六都用白色，四渎帛四用黑色，中岳加帛一，永乐以后北岳也加帛一】。惠帝建文初年，以太祖配祀南郊，罢除仁祖的配享。成祖迁都北京，永乐十八年，在正阳门南面偏左建造郊坛，中间是大祀殿共十二间，中间四间用金饰，其余用三种彩色装饰，正中设石台，安设昊天上帝、皇地祇的神座，正南建大祀门，四周环绕周垣，周长九里三十步，规制礼仪都和南京一样，只是增祀天寿山于北岳坛。十九年正月，命皇太子到坛上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的神主。仁宗洪熙元年，敕谕说："太祖受命于天，开创皇业；太宗中兴宗庙社稷，再度奠定天下疆域，圣德神功都可与天地相配。朕崇敬先祖，永怀一片诚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祀，此后仍遵此典章，垂范万世。"世宗嘉靖六年正月，大祀前礼官因宴请之事奏请，皇帝说："郊祀庆成次日设宴，这是祖宗朝的旧典，是因为上帝鉴察享用祭品之后，君臣欢聚，这项礼仪确实不可废弃。如今四方灾异不断，正要上下一同加强修省，恐怕多有花费、劳民伤财，可以暂免一年，以表明朕奉天恤民的心意。只有四夷使臣仍按旧例赐宴。"九年，世宗已经制定《明伦

译大典》，更加深入思考制度建设之事。对郊庙百神的祭祀，都想斟酌古法，厘正旧规。于是询问大学士张璁，张璁引经书说"燔柴祭天"，又说"类于上帝"。《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是以有形与无形、主宰之别而言的不同说法。朱熹说："在坛上祭祀，称为天；在屋下祭祀，称为帝。"如今大祀设有殿宇，这是在屋下祭祀，只是祭帝而已，未见有祭天的礼仪。况且上帝、皇地祇合祭在一处，也不是专祭上帝。张璁说："国初遵循古礼，分祭天地；后来又改为合祀。有人说大祀殿下面是坛、上面是屋，这屋就是明堂，坛就是圜丘。历代帝王相承沿袭，也是孔子从周的用意。"世宗又谕告张璁："冬至夏至分开祭祀，是万代不变的道理。如今大祀殿如果说是仿照周代明堂，或许还说得过去；但若说它就是圜丘，那实在是没有道理。"张璁于是详细陈述《周礼》以及宋代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等人关于分祭合祭异同的议论来回答，并且说："祖宗制度已经确定，不敢轻易议论更改。"世宗执意要确定郊祀制度，在奉先殿太祖神位前占卜，结果不吉，于是询问大学士翟銮，翟銮详细陈述了制度沿革来回答。世宗又询问礼部尚书李时，李时请求稍待时日，广泛选择儒臣来商议恢复古制。世宗又在太祖神位前占卜，仍不吉，此议就暂且搁置。恰逢给事中夏言请求举行亲蚕之礼，世宗因为古时天子在南郊亲耕、皇后在北郊亲蚕，正好与所议的郊祀之事相互印证，于是让张璁转告夏言陈述郊祀的意见。夏言便上疏说："国家合祭天地以及太祖、太宗一并配享，各坛的从祀，举行的时间不在冬至而在孟春，都不符合古代典制。应当命群臣广泛考察《诗》《书》《礼》等经典中所记载的郊祀条文，以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人的定论，还有太祖开国初年分祭的旧制，由陛下裁定颁行，这是中兴的大业啊。"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人诋毁夏言的说法不对，世宗严厉责备了他们。于是敕令礼部让群臣各自陈述看法，并且说："王汝梅等人引《召诰》中'用二牛'之语，说这是明白讲合祭天地。其实用两头牛，是因为一是上帝、一是配位，并不是天地各用一头牛。又有人说天地合祀，是效法人子侍奉父母之道，比拟为夫妇同牢而食，这类言论实在轻慢过甚。又有人说郊是祭天，社稷是祭地，古代没有北郊。其实社是祭祀五土之神，就如同说五方帝一样，并不是皇地祇。社的名称各有不同，从天子以下都可以随所在之地设社祭祀，所以礼书上有'亲地'的说法，并不是说祭社就是方泽祭地。"张璁于是记录呈上《郊祀考议》一册，当时詹事霍韬极力反对分祭之议，并且说分祭的说法只见于《周礼》，而《周礼》是王莽的伪书，不足以引为依据。于是夏言又上疏说："《周礼》这部书，对祭祀记载得最为详尽，大宗伯祭祀天神，就有禋祀、实柴、槱燎之礼；祭祀地祇，就有血祭、薶沈、疈辜之礼。大司乐记载冬至日在地上圜丘举行的祭礼，称为'礼天'；夏至日在泽中方丘举行的祭礼，称为'礼地祇'。天地分祀，由来已经很久了。所以宋代儒者叶时说：'郊丘分合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准。'如今议论的人既然认为大社是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应当再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认为分祭不可以呢？合祭的说法实际上是从王莽开始的，汉代以前都是主张分祭，汉代以后也偶有合祭。宋代元丰年间议论一次，元祐年间再议，绍兴年间三议，都主张合祭，最终未能改变，是因为郊祀的费用每每耗尽国库，所以从简省约、方便行事罢了，也未曾认为分祭不合礼。如今议论的人，往往把太祖

译的制度当作忌讳、心存畏惧，殊不知合祭固然是太祖后来确定的制度，被认为不可更改，却不知分祭本是太祖最初的制度，是可以恢复的；知道《大祀文》是太祖明确的训示，被认为不可违背，却不知《存心录》本来也是太祖所著的典籍，是可以遵从的。况且这些都是太祖的制度，只应遵从其中正确合理的部分罢了，敬天与法祖，并不是两条道路。《周礼》这部书，朱熹认为是周公辅佐成王、垂范后世之作，用意最为深切，怎么可以诬蔑为王莽的伪造呢？况且合祭之后，以太祖配地实际也是从王莽开始的，既然说这本书是伪造的，为什么不删去圜丘、方丘的制度，以及天地神祇的祭祀，而自己另立一套说法呢？"于是礼部汇集群臣关于郊礼的议论呈上：主张分祭的，有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张分祭、但认为应当慎重对待既定制度、暂时还不宜实行的，有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张分祭、并认为应把山川坛作为方丘的，有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张合祭、且认为分祭并非不合礼的，有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未表态可否的，有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谨遵敕谕，折衷各方议论，认为分祀之义合乎古礼，但是坛壝一旦建造，工程劳役浩繁，礼制屋下祭祀称为帝。既然称为昊天上帝，就应当在屋下祭祀，宜仍在大祀殿专祀上帝，把山川坛改为地坛，专门祭祀皇地祇。这样既没有新建的劳费，行礼也方便。世宗又谕告应当遵循皇祖旧制，露天在坛上祭祀，分南北郊、以冬至夏至两日举行。夏言便上奏说："南郊合祀，沿袭已久。朱熹所说的'一千五六百年没有人整理'，如今陛下独能打破千古的谬误，一旦推行，实在可以说是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常理啊。"不久，命户部、礼部、工部会同夏言等人到南郊勘察选址。南天门外有一处天然的高丘，大家都认为旧圜丘的位置偏东，不宜再沿用。礼官打算在具服殿稍南的地方建圜丘。夏言又上奏说："圜丘祭天，应当选择地势高敞之处，以表达对越上天的敬意；大祀殿祭帝，应当选择清幽僻静之处，以尽昭事神明的诚意。两种祭祀的时节意义不同，那么坛与殿之间的距离也应当有所区别。请求在具服殿稍南建大祀殿，而把圜丘再往前移，气势要高峻雄伟，能与大祀殿相当。"世宗下诏批准。于是营建圜丘，这一年十月工程完成，第二年夏天，北郊以及东西郊也相继告成，分祀的制度于是确定下来。礼官说："圜丘的规制，《大明集礼》记载坛的上层宽五丈；《存心录》则说第一层坛宽七丈。《集礼》的二层宽七丈，《存心录》则说第二层坛面周围都宽二丈五尺。大概《集礼》的二层就是《存心录》的一层，《存心录》的二层就是《集礼》的一层。臣等无所适从，还请皇上裁定。"诏令圜丘第一层直径五丈九尺，高九尺；第二层直径十丈五尺【《礼志》作九丈】；第三层直径二十二丈【《礼志》作十二丈】，都高八尺一寸。地面四周逐渐垫高五丈。又规定祭祀时，上帝朝南，太祖朝西，都在第一层。其从祀的四坛：东侧是大明，西侧是夜明，再往东是二十八宿、五星、周天星辰，再往西是风云雷雨，都设在第二层。各层坛面用砖，按一、九、七、五的阳数铺设，以及周围栏板、柱子都用青色琉璃制成。四面出台阶，每面九级，用白石砌成。内壝为圆形墙，周长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设棂星石门五座，正南三座，东西北各一座。外壝为方形墙，周长二百零四丈八尺五寸，高七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棂星门的设置

译与内壝相同。又在外围方墙上设四座门：南面叫昭亨，东面叫泰元，西面叫广利，北面叫成贞。内棂星门南门外，东南方向砌绿琉璃燎炉，旁边有毛血池，西南方向设望灯台，用长竿悬挂大灯。外棂星门南门外，左侧设具服台，东南门外建神库、神厨、祭器库、宰牲亭。北门外正北建泰神殿，后来改为皇穹宇，收藏上帝、太祖的神版，两侧配有廊庑，收藏从祀神明的神版。再往西是銮驾库，再往西是牺牲所，稍北是神乐观。成贞门外是斋宫，斋宫西侧是坛门。坛北是旧天地坛，也就是大祀殿。给事中夏言又上疏说："太祖、太宗一并配祀，父子同列，考之经典本意，未免令人怀疑。臣认为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以当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以当此。"礼官会同商议，认为二祖配享已经一百多年，不宜一旦轻易更改。世宗降下敕谕，打算在冬至夏至两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在岁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大学士张璁、翟銮等人说："二祖分开配祀，在义理上未能协调。"并且录呈仁宗所撰写的敕谕以及告庙文进呈。世宗又命在东阁集议，大家都认为太庙祭祀中列位祖先昭穆相向并无嫌隙，可以并列，况且太祖、太宗功德同样隆盛，圜丘、大祀殿所祭祀的都同样是天，那么配天的祖先不应缺少一位。臣等私下商议，认为南北郊以及大祀殿每次祭祀都应当由二祖一并配享。世宗最终认为一并配祀不合礼制，命阁臣再加以研究。张璁等人说："古时郊祀与明堂祭祀分在不同地点，所以可以分开配祀；如今圜丘、大祀殿同在南郊，冬至的礼仪是为了报答上天，而太宗却不参与配祀；孟春的礼仪是为了祈求福佑，而太祖却不参与配祀，心中实在感到不安。"世宗又回复说："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先，天只有一个天，祖先也只有一位始祖，所以大报天的祭祀，只应当以高皇帝配祀。文皇帝的功德难道不可以配天吗？只是开创天下、确立基业本来是由高皇帝开始的。就像周朝的王业，实际是武王完成的，但配天的祭祀只用后稷；配上帝的祭祀只用文王，当时也没有听说有人为此争辩功德高低。"于是命令搁置这一议论。不久夏言又上疏说："虞、夏、殷、周的郊祀，都只配祀一位祖先，后来的儒者穿凿附会，把郊丘分为两处，又误解《大易》中'以配考'和《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两代改变古制，才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的做法，希望陛下断然听从圣心裁断，依照先前的敕旨施行。"世宗回复说："礼官先前引用太庙不嫌一堂并列的说法，配天与享祀先祖毕竟不同，这个说法并不恰当，仍命再加商议。"大学士张璁于是说："郊祀的议论，圣上已有明确决断，只是臣不忍不再进言。皇上如果相信分祀的说法尽合古礼，那么大祀殿并非明堂的位置，孟春祈谷又不是季秋大享之礼，未免与古制有所不合。皇上如果相信并配的说法适合于今日，那么太祖一百多年来的神座，怎么忍心说要撤去？文皇帝一百多年来配天的祭祀，又怎么忍心说要废止？这样又未免与当今情理有所不合。臣以为天地分祀，应当遵从古礼，以彰显皇上善于继承先志、阐述先德的孝心；祖宗并配，应当遵从今制，以彰显皇上不忘祖德、不违旧制的心意。"奏疏呈上后，世宗责备张璁前后立场反复，不是忠爱之道。于是礼官又呈上议论说："南北郊虽说是祖宗制度，其实是今日新创立的，请依照圣谕，都奉太祖独自配祀。至于大祀殿，是太祖所创建，如今如果不能让太祖配享其中，恐怕太宗心中会感到不安，应当仍旧奉二祖一并配祀，这样既恢复了古礼，又保存了祖宗制度，礼制和人情两方面都不会有所欠缺。"奏疏呈上，世宗谕告张璁说

译："冬至夏至的祀典，从今日开始，应当奉太祖独自配祀。孟春特别命名为祈谷礼，实际上保留祖宗旧制，应当像仁宗时的旧例一样，可以委婉地依照朕的意思执行。"张璁回答说："皇上商议郊祀大典，本着最恰当可行的原则。如今议定以圜丘、方泽都由太祖配祀，认为这是皇上的新制；

译以大祀殿祭祀上帝，用二位祖宗配享，认为这是祖宗旧有的制度，这些都是一时迁就的说法，并非绝对正确、不可更改的定论。冬至报祭上天的礼仪隆重，孟春祈谷的礼仪较轻。天与帝原本是一回事。大祀殿既然可以让二位圣祖并配，圜丘为何独独不能用新制或旧制的说法？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私下认为，这一礼仪之所以引起争议，本是因为天地不可以合并祭祀，怕流于庞杂混乱。至于祖宗并配，原本没有什么可议之处。既已有大祀殿，又建圜丘，同在南郊立坛，这更不合礼制。礼这种东西，最重要的是要合乎时宜，古今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古代的圜丘是依丘陵而建，不是堆土筑坛；方泽是依水泽而建，不是挖地成坎。如今仪文已十分完备，建屋来祭祀，那种扫地为坛的简易仪式，怎能再用？有人说建屋祭祀的是帝，筑坛祭祀的是天。臣看《思文》这首诗，是祭祀后稷配天时所唱的，一首诗中，天、帝并称；《我将》这首诗，是祭祀文王配帝时所唱的，一首诗中，只称天而不称帝。可见天与帝，本来就没有区别。臣认为如今郊祀的礼义，有一种简便易行、足以承袭的办法：借南郊的大祀殿祭祀昊天上帝，以二祖配享，冬至举行大报天之礼，可以；孟春举行祈谷之礼，也可以。万一届时遇雨雪，也能有屋可用而完成礼仪。在北郊建坛祭祀皇地祇，也以二祖配享。天地分开祭祀，是夏商周三代的常法，不可庞杂混同。所以臣顺从皇上的意思这样做；至于祖宗，是当代的祖宗，功德都很隆盛，一并配享天地，这是当代应定的制度。但作为孝子慈孙，不可轻易加以议论更改，所以臣不敢顺从皇上的意思这样做。总之，应当合乎古制而古制又合乎今时，如今只求内心安稳罢了。皇帝的心意始终不能改变，于是下令礼部再加申议，并且责问道："祖宗并配，在礼法上算是亵渎。但朕所定的祈谷礼，本是为了曲意保全祖宗旧制，与在明堂举行大典不同。依照拟议，冬至、夏至二至之祀奉二祖一同配享，祈谷则单独奉太祖配享，礼仪都从简，详细拟定后奏报。"当时议定南郊的陈设：上帝神位南向，用牛犊一头，苍玉一件，郊祀所用制帛十二匹（都是青色），豋、簠、簋各二件，笾十二、豆十二，苍玉爵三只，酒尊三只，青漆团龙篚一个，祝案一张。配帝神位西向，用牛犊一头，奉先制帛一匹（白色），豋一件，簠、簋各二件，笾十二、豆十二，苍玉爵三只，酒尊三只，云龙篚一个。从祀的四坛，都设在坛的第二层。大明神位在东侧西向，用牛犊一头，豋一件，礼神制帛一匹（赤色），簠、簋各二件，笾十、豆十，酒盏二十只，青瓷爵三只，酒尊三只，篚一个。夜明神位在西侧东向，陈设相同，制帛一匹（白色）。星辰神位在东侧西向、以北为上，用牛犊一头、羊一头、猪一头，豋一件，铏一件（盛和羹），簠、簋各二件，笾十、豆十，酒盏三十只，帛十匹（青色一、赤色一、黄色一、白色六、黑色一），青瓷爵三只，酒尊三只，篚一个。云雨风雷神位在西侧东向、以北为上，陈设相同，帛四匹（青色一、白色一、黄色一、黑色一）。嘉靖十一年冬至，尚书上言此前在南郊举行祭祀时，风寒难以应付，于是采用礼书中"天子祭天，设大次、小次"的说法，请求制作黄毡御帐作为小次，每逢大祭，主管官员根据当时是否有风雪，就在圜丘下设置。皇帝在帐中对天行礼，登坛、下坛及奠献等事，改由太常寺执事官代行，并命令将此定为制度。嘉靖十三年二月，下诏将圜丘改称天坛，方泽改称地坛。

译礼部尚书夏言说："圜丘、方泽本是依据天地之象所定的名称，不可轻易更改。只是称呼上若叫圜丘坛，在省视牲畜时名义上就不够协调。今后冬至举行大报天之礼、启蛰举行祈谷礼时，"祭天，夏至祭地，祝文应仍旧称圜丘、方泽。至于省牲及各项相关公事，凡在坛所举行的事务，则称天坛、地坛。"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嘉靖十七年冬，拆除大祀殿。十一月，将昊天上帝的尊号改称皇天上帝，泰神殿改称皇穹宇。二十四年，又在原大祀殿旧址上建大享殿（详见明堂篇）。穆宗隆庆元年，礼部会议，废止祈谷及明堂大享之礼。圜丘、方泽分开祭祀已经很久，应当照旧例在冬至、夏至日亲自祭祀，仍奉太祖高皇帝配享。礼部又上言，郊庙社稷等各项祭祀，太常寺事先具本奏报举行日期，只奏报日期，不奏报具体时辰，因此陪祀的大臣中多有误期的，请求今后一并奏报日期和时辰，皇帝依从了。神宗万历三年十一月，内阁大臣张居正进呈郊礼图册说："国初在钟山之南建圜丘，冬至祭天；在钟山之北建方泽，夏至祭地。洪武二年，开始奉仁祖淳皇帝西向配享。十年春，开始确定合祀之制，仍奉仁祖配享。三十二年，改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乐十八年，北京天地坛建成，每年仍依旧仪合祀。南京的坛遇有大事，则派遣官员前往祭告。洪熙元年，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一同配享。嘉靖九年最初在大祀殿之南建圜丘，在安定门外建方泽，都只奉太祖一位配享，而废止太宗的配享。大祀殿则于孟春上辛日举行祈谷之祭，奉太祖、太宗一同配享。十年，又改为在启蛰日于圜丘举行祈谷礼，仍只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下诏在大内的元极宝殿举行明堂大享礼，奉睿宗献皇帝配享（元极殿即原来的钦安殿）。十八年春，在元极宝殿举行祈谷礼，不设配享。二十四年，拆除大祀殿，改建大享殿，命礼部每年在季秋择吉日举行大享礼，随后又命暂时仍在元极宝殿举行。隆庆元年，下诏废止祈谷、大享二祭，天地则分开祭祀，如世宗所更定的那样。"

谨案：天地分祀到洪武十年，太祖圣祖才确定为合祀之制，每年正月上辛日在南郊大祀殿举行祭礼，历代先帝遵行了一百六十多年，到世宗皇帝才依据《周礼》古文，重新分建南北郊，都是筑坛而不建屋，南郊在冬至举行，北郊在夏至举行。举行祭礼之外，冬至、夏至二至之外，又有孟春祈谷、季秋大享，每年共计四次。隆庆改元，下诏命朝臣商议郊祀之礼。当时议论者都请求废止祈谷、大享，恢复在南郊合祀天地。先帝深思三年之内不宜改动先制的道理，只是因为祈谷、大享在大内举行不便，采纳礼官的意见废止了这两项，而分祀之制姑且仍旧保留，大概也是有所等待考虑。礼是要顺应时宜、根植于人情的。高皇帝当初制定郊礼分祀，过了十年，最终却确定为合祀，实在是因为古今情况不同，顺应时宜为好。所以选在岁首举行，是取人事之始的意思；选在春初占卜，是取时令温和的意思；一年只出行一次，是行事有节制；建屋来祭祀，是为了行礼方便。一百六十多年间，历代先帝相承沿袭，没有谁更改过，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极为妥当协调、经久可以遵守吗？如今若在冬至严寒之时于星露之下祼酒献祭，在夏至酷暑之中奔波于炎热之中，一年之内，两次出行祭祀，无论从时令还是礼义上说，这都是不相宜的。况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天下，功业等同开创之君，配享了一百多年，一旦废止，在人情上也很有不安之处。所以世宗虽然分建了圜丘

译、方泽的制度，但中期以后竟不再亲自前往行礼；虽然开创了大享之礼，但每年的祭祀也只在内殿举行，这说明这套礼仪在当时已经窒碍难行，何况后世呢？臣等愚昧，私下认为应当遵循高皇帝所定的制度，依照历代先帝所奉行的做法，每年只举行一次合祀之礼，并奉二祖一同配享，这样在时宜和礼义上才与人情相符合、顺畅。只是郊祀典礼重大，如今还不敢轻易更改，谨此考订新旧规制礼仪，大略陈述其概况，以待圣上从容裁断。"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案：张居正在神宗三年进呈新旧礼图，想要改为合祀，但四年、七年五月都曾在北郊祭地，终究没有真正改为合祀，所以神宗、熹宗、庄烈帝三朝始终都记载着祭天而不祭地这种特祭之礼，合祀之事并未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