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四十八　礼四

译祀安排在立夏之前，这就违背了旧礼的本意。假如龙星出现在仲夏，而雩祀却设在季春，两者相隔太远，于理不周全。希望请求从今以后都在立夏之后卜定日期，如果立夏落在三月，就等到改朔后再举行，这样节气才能与纯阳之气相协调，典礼也符合旧史的记载。皇帝准奏。这一年五月大旱，又把画龙祈雨法交付有关部门刊行【这个方法是选择深潭洞穴或湫泺、林木幽深之处，在庚辛壬癸日，由刺史、守令率领耆老斋戒洁净，先用酒脯祭告社神，祭告完毕后，筑起三层方坛，高二丈，宽一丈三尺。坛外二十步用白绳划界。坛上竖起竹枝，张挂画龙的图像，用细绢在上面画黑鱼，向左回顾，四周环绕十颗元鼋星，中间画白龙吐出黑色云气，下方画水波，有龟向左回顾吐出如线的黑气，用金银朱丹装饰龙形。又设立黑色旗幡，割破鹅颈取血放入盘中，用柳枝蘸酒水洒在龙上，等到雨水充足三天后，用小猪祭祀，取下画龙投入水中】。大中祥符二年大旱，皇帝派遣司天少监史序在北郊祭祀元冥五星，清除地面筑坛，进行望祭，不久雨水充足，又派官员报祭答谢。至于社稷，起初学士院不设配享之位，到这时询问礼官，礼官说祭祀必须有配享，报谢如同常祀，应当设置配享之位。又说各神祠中，天齐、五龙用牛祭祀，奥祀、城隍用羊一头，用八笾八豆，旧制不祈祷四海之神。皇帝说：四海是百谷之长，润泽万物，怎么可以缺少祭礼呢，特意命令祭祀四海之神。仁宗庆历年间，大雩的仪式都用牛、羊、猪各一头。神宗熙宁十年四月，因为夏天大旱，宫中传出蜥蜴祈雨法【这个方法是捕捉数十只蜥蜴，放入瓮中，用各种树叶浸泡，选择十岁到十二岁的儿童二十人，分为两班，穿青衣，脸和手足都涂上青色，每人手持柳枝蘸水酒洒，昼夜环绕瓮而行，诵咒说：蜥蜴蜥蜴，兴云吐雾，让雨水滂沱降下，我们就放你回去】。元丰四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上言：近来诏令宗祀明堂，配享上帝，其余从祀的各神都已经罢去。如今大雩仍然沿用旧制，各神从祀，恐怕与诏旨相违背，请求孟夏大雩只祭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享，其余从祀各神一律罢去，又请求在国都南面另建雩坛，以严肃祭祀之事，祈祷用少牢，都得到批准。五年，开始建造雩坛。礼部说：雩坛应当建在圜丘的左边，巳地，坛高一丈，长宽各四丈，周长十二丈，四面设台阶，筑三重壝墙，各二十五步，四周围墙设四门，完全依照郊坛的制度，皇帝依从了。高宗绍兴八年，因为时雨迟迟不降，皇帝命令临安府迎请天竺观音到法慧寺，按法建立道场祈求降雨。此后就常常这样做，有时也差遣官员到天竺去祈祷【按：高宗南渡后，天竺山也在境内，属于能兴云布雨的山川之列，只是高宗以后有时迎观音入城，有时到山中祈祷，虽然不属正式祀典，但祈求有应验，所祷之言也都吻合】。绍兴以后，孟夏雩祀上帝，在城西惠照院的望祭斋宫举行礼仪，后来又改在圆坛举行礼仪。孝宗时，因为雨水延误了时节，太常朱时敏说：《通典》记载雩礼要用舞童歌唱《云汉》，晋朝蔡谟议论说《云汉》这首诗是周宣王时所作，歌唱它是取修养德行、消除灾祸、以调和阴阳的用意，请求用舞童六十四人，穿黑色衣服，歌唱《云汉》诗，皇帝立刻下诏依从了这个建议【按：唐朝开元年间祈雨的雩坛叫做特祀，不用音乐进献】。孝宗淳熙十四年七月，太常寺说：亢旱是灾异，检点本朝典礼，凡是京城大旱，就到北郊望祭祈告岳镇海渎以及各能兴云布雨的山川，又祭告宗庙社稷，以及雩祀上帝皇地祇。八月得到雨水，礼官说有祈祷就必须有报谢，皇帝说：既然是天地、宗庙、社稷、宫观，也不能不报谢。王淮等人上奏说：报谢只用酒脯即可，皇帝说：怎么可以没有牲牢？王淮等人上奏说：本朝典礼，祈祷用酒脯，报谢如同常祀，只是绍兴以来都只用酒脯，唯独雩祀用牲畜，但雩祀没有报谢之礼。

　　辽

辽朝制度，遇年岁大旱，就举行色克色哩礼仪，以祈求降雨。事先设置百柱天棚，到了举

译行仪式的日子，皇帝到先帝御容前致祭奠酒，然后射柳。皇帝射两箭，亲王、宰执依次各射一箭，射中柳枝的人为胜者，负责竖立柳枝作标记的人穿戴冠服接受抵押【竖柳的人是种植柳枝作标记的人，一般选亲王或宰执担任，「质」是抵押的意思，就是拿竖柳人的冠服作抵押】，没射中的人就把自己的冠服抵押给竖柳者。负者要向胜者敬酒，然后各自取回自己的冠服。第二天，在天棚东南种植柳树，巫师用清酒黍稷进献给所种的柳树，并祝祷。皇帝、皇后祭祀东方完毕后，子弟们射柳，皇族、国舅以及参与礼仪的群臣都按等级获赐财物。如果三天之内下雨，就赐给多啰伦穆胜四匹马、衣服四套，如果不下雨，就用水浇他。穆宗应历十二年五月，因为大旱，命左右侍从互相用水浇，不久果然下雨了。

　　金

金世宗大定四年五月乙未，下诏命礼部尚书王竞到北岳祈祷降雨，让定州的长官、副官充当亚献、终献。又占卜选定日期，在都城北郊望祭岳镇海渎，由有关官员主持行礼，用酒脯醢献祭。此后七天不下雨，就祈祷太社太稷；再过七天，祈祷宗庙，仍不下雨，就再次按最初的方式祈祷岳镇海渎。设置神位、摆放酒尊祭器都按常规仪式，酒尊用瓠瓜代替，选取甘美的瓠瓜去蒂来做酒尊。祝版只用于五岳、宗庙、社稷及御笔署名的祭祀，其余则不用。此后十天仍不下雨，就迁移集市，禁止屠宰牲畜，禁断伞扇，制作土龙以祈求降雨。等到雨水充足后进行报祀，把龙送入水中。

　　元

元朝没有雩礼，遇到水旱灾害，有时派遣官员举行仪式，有时命西域僧人祈祷。泰定帝泰定三年三月乙巳朔，皇帝因为不下雨而自我责备，命令审理重罪囚犯，派遣使者分头祭祀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以及京城的寺观。文宗天历二年三月壬申，因为去年冬天没有下雪，今年春天又不下雨，命令中书省及各部门官员分头祈祷山川各处的祀典之神。

　　明

明朝初年，凡是遇到水旱灾害，皇帝有时亲自祈祷，有时在宫中露天祭告，有时在奉天殿的台阶上祭告，有时派遣官员祭告郊庙、陵寝以及社稷山川，没有固定的仪式。太祖洪武二年，因为春天久旱不雨，向各路神祇祈告，中间设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共五坛，东边设钟山、两淮、江西、两广、海南、北、山东、燕南、燕蓟山川旗纛诸神共七坛，西边设江东、两浙、福建、湖广、荆襄、河南、北河、东华州山川及京都城隍共六坛。中间五坛奉献玉帛，初献由皇帝亲自行礼，两边的坛由官员分头献礼，每坛用牛、羊、猪各一头，币帛方面，太岁、风云雷雨用白色，其余各按方位颜色而定。笾豆簠簋以及祭祀社稷用的登，其一盛放太羹，铏二盛放和羹，仪式与常祀相同。洪武三年五月大旱，六月皇帝亲自到山川坛祈祷，过了五天就下雨了。宣宗宣德三年四月大旱，派遣成国公朱勇祭祀大小青龙之神。孝宗弘治十七年五月，京畿及山东久旱，派遣官员祭告天寿山，分别命令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世宗嘉靖八年，皇帝谕示礼部说：「去年冬天雪少，如今春天雨水又不降，应当亲自祭祀南郊社稷山川。」尚书方献夫等人拟定祭祀仪注，二月皇帝亲自到南郊山川祈祷，同一天社稷改在次日祭祀，不清道，穿浅色冠服，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的群臣在大祀门外，其余官员在南天门外按班次陪祀。这年秋天皇帝想亲自祭祀山川诸神，礼部尚书李时说：「按旧例，山川等祭祀，在半夜行礼，前一天先到郊外斋宿，祭祀完毕后清晨才回宫，两天才能完成，礼仪太过繁重，应该比照先农坛的先例，在天将亮时行礼。」于是拟定仪式呈上，皇帝下令准许。祭服用皮弁，迎神、送神各拜两次。九年，皇帝想在奉天殿的丹陛上举行大雩礼，夏言请求修筑雩坛，每年孟春祈谷之后，如果雨旸调和顺应节候，雩祭就派

译遣官员代行，如果雨水延误时节，皇帝就亲自祈祷。于是在圜丘坛外泰元门的东边建造崇雩坛，建成一层，遇到年岁大旱就祈祷，以太祖配享。十二年，夏言等人说：「古时候大雩的祭祀，命令乐正演习盛大的乐舞和皇舞，是借助声音容态的和谐，来宣发阴阳之气。」请求在三献礼完成之后、九奏音乐停止的时候，演奏云门之舞，并命令儒臣摘取《云汉》诗词，制作云门一曲，让文武舞士一起跳舞并合唱，并且请求增加几番鼓吹，教习舞童一百人，穿青衣手持羽毛，环绕祭坛歌唱《云门》之曲而舞。此曲共分九成，于是呈上仪式，比照祈谷之礼，皇帝依从了。十七年四月举行大雩，当时皇帝正要亲自到郊坛祈祷，皇帝谕示礼部说：「祈雨是修身反省之事，不必用全套仪式，也不必配享祖宗。」于是定下穿青衣上香、进献玉帛、三献成礼、行八拜之礼，百官陪同下拜。祭祀用酒果脯醢，牛一头用熟食进献。前一天戌时前往郊坛，半夜行礼。神宗万历十三年，皇帝亲自到郊坛祈祷，放弃乘辇改为步行。这种步行祈祷的仪式是：事先一天在奉先殿预先祭告，太常寺进呈祝版，皇帝亲自填写御名。太常寺事先在圜丘摆设酒果脯醢香帛，牛一头用熟食进献，在坛壝正中设置皇帝的拜位。到了举行仪式的日子，皇帝穿青色礼服到达昭亨门，导引官引导皇帝到棂星门外的帷幕中稍作休息。礼部、太常寺奏请前往坛位举行初献礼，内赞官奏请献帛献爵完毕，又奏请到读祝位，奏请下跪，接着举行亚献、三献礼。皇帝返回后，仍到奉先殿参拜，如同常规仪式。

　　△大享明堂【唐　后唐　宋　明】

　　唐

　　五代

　　宋

　　明

　　唐

唐朝初期，季秋在圜丘举行大享之礼，武后临朝称制后，才拆毁东都的干元殿改建为明堂，在正月初一举行大享之礼。明皇开元年间，因为武后所建的明堂有违礼制体统，拆去上层，改用真瓦，仍恢复为干元殿。从此终唐一代，季秋大享都寄托在圜丘举行。代宗永泰二年，礼仪使杜鸿渐上奏说：「秋季在明堂大享，祭祀昊天上帝，请以肃宗配享。」皇帝下令准许。宪宗元和元年，改以顺宗配享。十五年，穆宗即位，改以宪宗配享。

　　五代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有关官员上奏说：「秋季在明堂举行大享，请奉太祖配享。」皇帝依从了。

　　宋

宋朝初年沿袭唐朝旧制，季秋在明堂大享昊天上帝，多由有关官员代为主持祭祀。太宗雍熙元年，以太祖配享；淳化四年，以宣祖配享。真宗时，以太祖配享。仁宗即位后，以真宗配享。皇佑二年二月十八日乙亥，皇帝对辅臣说：「孝道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尊崇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今年冬至日，本应亲自祭祀圜丘，我想改在季秋于明堂举行祭祀，兼行祭天与祭祖的礼仪，以尽孝道恭敬之心。但前代各儒者议论各不相同，应该依从谁的说法呢？」在此之前，宋庠建议请求在季秋举行明堂大享【这一年本应郊祀，但冬至恰逢月末，宋庠援引建隆年间的旧例，认为应该有所避讳，因此请求改为季秋大享】。文彦博上奏说：「臣等检阅旧典，昊天上帝一年祭祀四次，都在南郊举行。只有冬至日的圜丘祭祀，大约三年才亲自祭祀一次。开宝年间，太祖驾临西京，因四月庚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行大雩之礼。淳化四年到至道二年，太宗都在正月上辛日亲自举行祈谷之祀。只有季秋大享一直缺失未曾举行。真宗祥符初年，曾议论要举行这项礼仪，但因为要到泰山封禅，所以没有时间顾及明堂之事，把祭祀上帝祖宗的心愿留待陛下来完成。」三月初一戊子朔，皇帝御笔写道：「侍奉上天、侍奉大地，是邦国的重要常规；祭享上帝、祭享祖先，是圣王的盛大典礼。

译回顾先前的典章制度，敬奉苍天。春天祈谷，夏天祭雩，等到升格为冬至的大礼时，就曾经亲自展行于国都之中。只有明堂布政之所、尊崇父亲配享上天之礼，虽然崇尚精诚祭享，却一直没有亲自举行。想到这里，心中常怀警惕。如今选定今年九月二十七日辛亥这一天，在明堂举行祭祀。今年的冬至亲祀南郊之礼就此停止恩赏，依照南郊的旧例，冬至日到宣德门行礼即可。」己丑日，皇帝下诏以大庆殿作为明堂【在此之前，礼官议论说，君王郊祀选用辛日，是取斋戒自新之意；又按《通礼》记载，祭祀明堂也用辛日，于是下令司天监择日，得辛亥日】。戊戌日，皇帝下诏，群臣不得请求给皇帝上尊号。当时，宰相文彦博担任大礼使，宋庠担任礼仪使，王贻永担任仪仗使，庞籍担任卤簿使，高若讷担任桥道顿递使。己亥日，皇帝下诏，乘舆服御用具都要裁减简省。丙辰日，判太常礼仪事宋祁进呈《明堂通议》二篇。四月丁巳朔，礼院进言说：「《周礼》记载夏代的世室制度，郑玄说：『堂上设有五室，象征五行。木室位于东北，火室位于东南，金室位于西南，水室位于西北，土室位于中央。』崔灵恩的说法也是如此。请依照崔灵恩、郑玄的说法，在大庆殿设置五室。」另外，按旧礼，五帝的神位用帷帐围成缦室，如今旁边帷幕上部，应当用青色缯帛作里衬用朱色，四面设户，八面开牖，户上系赤色饰物，牖上系白色饰物，应该用朱白二色缯帛来装饰，皇帝依从了。乙丑日，皇帝下诏说：祖宗亲自郊祀时合祭天地，祖宗一并配享，百神从祀。如今在明堂祭祀，正当亲郊之时，但礼官所定的仪式只祭天而不及地祇，配享只及祖宗中的一位，不符合三朝的制度。况且改郊祀为大享，本来也是为百姓祈福。应当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一并配享，而五帝、神州也要亲自祭献，日月、河海诸神，都要按照圜丘从祀的数目一并祭祀。礼官讨论各神位的安排一直未能决定，皇帝晓谕文彦博等人说：郊坛上第一龛的神位，设在殿堂之内；第二、第三龛设在左右两侧的廊庑及龙墀之上，属于内壝外壝之内的神位，则排列在殿堂东西两厢及后廊庑，以此来象征坛壝的规制【太常礼院说：昨日前往大庆殿详细度量、陈列天地以下各神位，如今参照比对郊坛壝兆的上下位次排列如下：殿上五室内，太室居中偏北，是昊天上帝的神位；皇地祇在左边，都朝南面；太祖、太宗、真宗的神位分别朝东、朝西；黄帝在太室的西南方向朝北面，人帝在左边稍往后退；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各在本室，人帝在左边稍往后退；神州、地祇、日月、北极、天皇大帝都设在五室之间，位置稍往后退；五帝、神州、日月、北极、天皇大帝，在郊坛上属于第一龛的位置；五官勾芒以下诸神设在明堂庭院中稍偏东南处，另立露天帷幄；五纬、十二次、紫微垣、内官、五方岳镇海渎、岁星、元枵、钩星以下共七十二位，设在东西两侧廊庑之下，用木版陈设，在郊坛上属于第二龛的位置；二十八宿、黄道内的天官、角宿、摄提、五方山林川泽以下共一百七十九位，设在丹墀、龙墀、墀道东西两侧，用木版陈设，在郊坛上属于第三龛的位置；黄道外的天官及众星、五方坟衍原隰以下共四百九十六位，都设在东西两庑及殿后，用木版陈设，以北方为上位，在郊坛上属于内壝之内外的位置，仿照古代明堂之制，又与坛壝的位次排列大致相似。并命令修内司和少府、司天监酌量测算宽度深度尺寸，估算陈列祭器所需的空间，不至于过于拥挤，如果计算得当，就请司天监绘制图样呈上】。皇帝于是对文彦博等人说：礼仪不是从天而降、从地而出的，全是依人情而定的。礼官拘泥于旧有的儒家传统说法，舍弃了三位圣主已经确立的成法，朕很不认可。文彦博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通达礼仪的实情，适应礼制的变化。第二天，奏报关于五帝、神州祭祀由官员分头献祭之事。皇帝说：「朕对于大祀之事

译，怎敢畏惮辛劳？」甲午日，礼院进呈明堂五室的制度图样。五月丁亥朔，制作明堂祭神用的玉器以及燔烧用的玉器【起初，皇帝对辅臣说：「前代礼制中有祭玉、燔玉，如今却只有燔玉而无祭玉，这岂不是祀典有所缺失吗？」文彦博回答说：「唐朝太和年间，太常卿王起因为当时的祭祀仪式只有燔玉，于是请求制造璧、琮等九种祭器，只用珉玉。大概唐朝以来，祭神用的玉器已经不再齐备了。」皇帝说：「朕祭奉天地祖宗，理应竭尽物力、竭尽诚意，怎么会在玉器上有所吝惜呢？」等到有关部门筹备制作时，恰逢沙州进贡玉石，便挑选其中优良的，制成琮、璧等九种玉器，其中黝璜尤其精纯，祭玉这才齐备】。己酉日，皇帝亲自制定明堂乐曲及两支舞曲的名称。六月己巳日，卤簿使奏请使用法驾卤簿，比大驾卤簿减少三分之一。九月丁亥日，皇帝到崇政殿检阅试奏雅乐，历时五天，下诏乘坐新制的玉辂。庚子日，皇帝亲笔以飞白书体御题大庆殿匾额「明堂」二字，以及「明堂之门」四字。祭祀所用的祝版已藏于宗正寺。戊申日，皇帝在文德殿斋戒，辅臣、宗室随同，傍晚在斋所休息，百官在明堂开始致斋。在此之前连绵阴雨已达十天，皇帝虔诚祈祷，到中午时天就放晴了，到了夜晚，星月都明亮清朗。己酉日，皇帝身穿通天冠绛纱袍，备齐法驾，乘坐玉辂，到景灵宫行祭享之礼。礼成之后，又拜谒了太庙。庚戌日，在太庙七室行祼献之礼，天亮后返回文德殿斋所。辛亥日天未亮三刻时，皇帝穿上鞾袍，乘坐小辇到达大次，侍中奏报戒严完备，皇帝穿戴衮冕、手持玉圭，礼仪使、太常卿奉引皇帝进入明堂中门，到达版位，乐舞随即奏起。皇帝从大阶登殿，到天地及一祖二宗的神位前奠献玉帛，每到一处神位行礼完毕后，都躬身后退，一定要退尽褥位，才转身移向下一处。皇帝还命令侍臣遍加告谕各位献官以及负责进献、撤除俎豆的人员，要求一切都安详从容、谨慎严肃地进行。天亮后礼成，皇帝返回大次，解除戒严，更换服装乘辇，驾临紫宸殿，接受百官朝贺。仁宗嘉佑七年七月，皇帝下诏恢复在明堂举行祭祀。有关官员说：「皇佑年间曾参照南郊百神的位次安排，这不符合祭祀之法，应当依照隋唐旧制，只设昊天上帝、五方帝的神位，以真宗配享，而五人帝、五官之神的从祀都应当罢去。又前一天亲自祭享太庙，当时曾停止孟冬时节的常祭，考详典礼，宗庙按时的祭祀从未因严父配天而停止过。如今明堂祭祀距孟冬之祭尚有一段时日，请求恢复此前的祭祀，祖宗一并陪祭。如今按典礼只配享一位祖先，地祇、神州则一并祭享。如今因为配天而废止，这都是对礼制的重大改变。」开元、开宝二礼中记载：五帝没有专门的亲祭仪式，按旧礼，先到昊天神位前奠献，五帝的祭祀一并进行分献，由侍臣献上币帛，皇帝行再拜之礼，其次到真宗神位前行礼，这在礼制上是允当的，但皇帝想对祭祀之事尽显恭敬，于是五方帝的神位也一并亲自祭献。英宗治平元年，礼院上奏请求与两制官员一同商议仁宗皇帝配享明堂之事。钱公辅等人上奏说：「三代的礼法，郊祀用来祭天，而明堂用来祭祀五帝。郊祀之祭，以最初受封的、有圣人之功的祖先来配享；明堂之祭，以开创基业、继承大统而有圣人之德的君主来配享。所以《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尊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臣等私下认为，我朝崛起，并没有最初受封的祖先，那么开创基业的君主就是太祖了。太祖就相当于周朝的后稷，是配享郊祀的；太宗就相当于周朝的文王，是配享明堂的。

译这两项配享至关重大，是万世不可更改的定法。真宗就相当于周朝的武王，是宗祀于庙而不迁祧的，虽然有配天的功业，却没有配天的祭祀，未曾听说成王因严父之故，废去文王配天之祭而改为配享武王的。仁宗就相当于周朝的成王，虽然也有配天之功，却也没有配天之祭，同样未曾听说康王因严父之故，废去文王配天之祭而改为配享成王的。往下到两汉时期，去古已远，明堂配祭之事，以东汉的做法最为得当。在西汉时，孝武帝才开始营建明堂，以高帝配享，后来又改以景帝配享，孝武帝之后就没有听说过了。在东汉时，孝明帝才开始建造明堂，以光武帝配享，后来孝章帝、孝安帝之后也没有听说过了。在最初配享的那一代，恰好符合严父之说，等到时移事迁后，章帝、安帝二帝也没有改变这个做法，这是最接近古礼且合乎礼制的了。唐朝中宗时，以高宗配享，明皇时，以睿宗配享，永泰年间，以肃宗配享，礼官杜鸿渐、王涯等人都不能推明经典训示、务求符合古制，反而随声附和这种说法，来迷惑当时的君主，一直延续到今天，牢不可破。希望陛下深切诏令有关部门，广泛征询众位贤臣，遵循宗周的典章礼制，摒弃唐朝那种曲学的说法。」于是皇帝下诏命台谏官及讲读官与两制官员再次详细审定，然后奏报。观文殿学士孙抃等人说：「《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来崇尚德行，将其进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考妣，可见祖考都可以配天，这与《孝经》的说法相符，不能说一定要严格限定为父亲。祖考都可以配享郊祀与明堂，只是所处的位次不同，不能说严祖与严父，其道理是一样的。虽然周朝没有听说过。」废去文王的配享而改配武王，又废去武王的配享而改配成王。但是《易经》中关于配享的说法，考证《孝经》中严父的意思，历代都遵循守持，并非没有依据。魏明帝在明堂祭祀文帝，以配享上帝，史官说当时二汉的制度都还保存着，那么魏朝所增减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也不能因为章帝、安帝之后没有配享的记载流传下来，就认为从未有过严父配享之事。从唐朝到本朝，讨论此事已经不少，之所以不敢标新立异，是因为舍弃了周公孔子的言论就没有依据了。如今认为《我将》这首诗，是在明堂祭祀文王时所歌唱的，说不定这不是孔子删诗时特意保留下周朝全盛时期的颂歌、配上管弦乐器演唱，而是单独选取出来的。仁宗继承大统、守成有道，让天下安泰四十二年，功德可以说是达到极致了。如今刚刚祔庙之时，却压抑而不让他配享上帝，这实在不是用来彰显严父大孝的做法。」谏官司马光、吕诲说：「孝子的心意，谁不想尊崇自己的父亲呢？但圣人制定礼制，是有极限的，不敢超越。《诗经》说：『思念文德的后稷，能够配享上天。』又说『我将』这首诗，是在明堂祭祀文王的，除此之外的说法都不见于经典。前汉以高祖配天，后汉以光武帝配享明堂，由此看来，凡不是开创邦国、开辟疆土的君主，都没有配天的先例。所以即使是周朝的成王、康王，汉朝的文帝、景帝、明帝、章帝，德业不能说不美好，但都不敢推举他们配享上天，这是为了避讳祖宗。孔子因为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就了太平的基业，制礼作乐，而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所以引用这件事来证明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大的，用来回答曾子，并不是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都应当尊崇自己的父亲来配天，这样才算是孝。近来主张明堂配享的人，都想以自己的父亲配享上帝，这其实是错误地解释了《孝经》的本意，违背了先王的礼制。景佑年间，礼院官员议论认为太祖是历代帝王的祖先，可比作周朝的后稷，太

译宗、真宗是历代帝王的宗主，可比作周朝的文王、武王。既然如此，那么在明堂祭祀真宗，以他配享上帝，也并没有失去古礼的本意。仁宗虽然功德丰厚美好，恩泽遍及四海，但并不处在二祧的位置上，议论的人却想舍弃真宗而以仁宗配享，恐怕于祭法不合。」皇帝下诏依从孙抃的建议，以仁宗配享明堂【御史赵鼎请求改以真宗配享雩祭，太宗配享祈谷，神州祭祀则依照唐朝旧例。学士王珪等人认为，天地间的大祭共有七种，都是最初受封受命、开创基业的君主，才配神做主。明堂祭祀是依照古代严父之道，以近世的先考配享。所以在真宗时，以太宗配享；在仁宗时，以真宗配享；如今则以仁宗配享。仁宗一旦开始，太宗在明堂的配享就要罢去，因为太宗排在仁宗之前。】至于配享雩祀、祈谷及神州祭祀的先例，本来不是依次更迭的。如今明堂既然采用严父之道，那么真宗配天之祭按礼应当罢去，不应当再分出雩祭的配享。当时皇帝下诏命近臣商议仁宗配祭的先例：冬至夏至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享；正月上辛日祈谷，孟夏雩祀，孟冬祭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享；正月上辛日祭祀感生帝，以宣祖配享；季秋大享明堂祭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享。而学士王珪等人与礼官上奏议论，认为季秋大享应当以仁宗配享，这是严父之道。知制诰钱公辅却单独认为仁宗不应当配享祭祀。给事中王畴认为，王珪等人的议论遗漏了真宗未能配享，钱公辅的议论则遗漏了宣祖、真宗、仁宗都未能配享，这在礼制上都不妥当，于是请求依照王珪等人的意见，奉仁宗配享明堂，以符合《易经》中配享先祖的说法以及《孝经》严父的礼制。改以真宗配享孟夏雩祀，仿照唐朝贞观、显庆年间的先例。太宗依旧配享正月上辛日的祈谷及孟冬祭祀神州地祇，其余都依照本朝旧例。这样一来，历代先帝就能一并陪祀，共同侍奉苍天，深厚的恩泽流传光大，圣德惠及万代祭祀。如果一定要按照钱公辅的议论去做，那就会使四位先帝陷入失礼的境地，引导陛下走向不孝，违背经典、背离古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钱公辅心中不悦，而朝廷认为王畴的论述对此事有所裨益，皇帝与执政大臣都对他另眼相看】。四年七月【当时神宗已经即位】，皇帝下诏明堂改以英宗配享。神宗熙宁四年皇帝亲自到明堂祭祀，亲自献祭昊天上帝、英宗皇帝以及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位则命令官员分头献祭。元丰三年，详定礼文所说：在南郊祭祀上帝，是用天道来侍奉他的，因此虽然配天用……

译犊礼，就是所谓「天帝所用之牛不吉利，就改用作稷神之牛」的说法；祭享天帝于明堂，用侍奉人的礼节侍奉他，那么即使是天帝也用太牢之礼，《诗经》所谓「我进献我祭享，是用羊用牛」说的就是这个。自梁代明堂用一头特牛，隋唐沿袭此制，这就不是所谓用侍奉人的礼节祭享上帝的本意了。皇佑年间大享用犊牛七头，用来进献上帝；配帝、五方帝各用羊、猪五头，用来进献五人帝。熙宁年间礼院商议：上帝、配帝各用犊牛与羊、猪各一头；五帝、五人帝各用犊牛与羊、猪各五头，这些都不合乎礼制。如今明堂皇帝亲自祭祀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请求各用牛、猪各一头。太常礼院上言：今年明堂大礼尚在慈圣光献皇后丧期三年之内，请依照熙宁元年南郊的旧例，祭祀仪式只用乐器和卤簿仪仗。鼓吹和宫架乐器都陈设齐备，但不演奏。警场只鸣金钲鼓角罢了。从此凡国家有丧事，都用这个制度。六月下诏说：「历代以来，合祭明堂所配享的对象，杂糅了先儒六天之说，朕很不赞同。将来在明堂祭祀英宗皇帝，用以配享上帝，其余从祀的各路神灵一律罢去。」知太常礼院赵君锡等人商议说：「按《周官》掌次之职说：『天子举行大旅祭祀上帝，就张设毡案；祭祀五帝，就张设大次、小次。』又司服之职说：『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是如此。』这说明上帝与五帝是不同的，那么《孝经》所谓『尊祭文王以配享上帝』，并非可以兼配五帝。自从郑玄之学兴起，才有了六天之说，但这种说法在经典中并无依据。晋泰始初年，议论者开始认为此说不对，于是在明堂只设昊天上帝一个神位罢了。唐代显庆年间的礼制也是如此。请求依照诏令，在明堂祭祀英宗，只配享上帝，以符合尊崇父亲的本意。又请求用莞席代替稾秸蒲越，用玉爵代替匏爵，那些豆、豋、簋、俎、尊、罍等器具，一并用宗庙的礼器，皇帝都听从了。」熙宁六年详定礼文所上言：「本朝皇帝亲自祭祀明堂，在大庆殿演习仪式，近于亵渎。恳请在明堂习仪改在尚书省举行，以远离神位表示恭敬。」哲宗元佑元年九月，皇帝亲自祭享明堂，用神宗配享。元佑六年，太常博士赵叡上言：「本朝皇帝亲自祭享的礼制，自明道年间以来，就以大庆殿作为明堂。至于有关官员代为主持祭祀的场所，却仍然寄设在圜丘。我私下见南郊斋宫有望祭殿，请求就在那里行礼。」皇帝听从了。元符元年，尚书左丞蔡卞上言：「每年大享明堂，就在南郊望祭殿行礼，那里地方狭窄，不足以表达庄重祭祀的心意。如今新建的南郊斋宫端诚殿，实际上是天子洁身斋戒奉祀以及接见群臣的场所，高大明亮而深邃，可以用来祭祀神灵，就在那里行礼，于礼义相合。」当初，元丰年间的礼官因明堂寄设在大庆殿的正殿，另外请求建立明堂，以尽庄重奉祀之意，但一直没有时间讲求落实。到蔡京担任宰相时，才把库部员外郎姚舜仁所绘的《明堂图》拿来商议上奏，皇帝下诏依照所定的方案营建。第二年正月，因彗星出现在东方，营建之事罢止。徽宗大观元年，大享明堂仍旧寄设在大庆殿。政和五年（《文献通考》作三年）秋八月，下诏以秘书省的地址修建明堂。又下诏规定明堂的规制说：「朕参考《考工记》中相互印证的记载，得到它建造的根本法度，增益夏后氏世室的尺度，兼采商人四阿重屋的形制，依从周人以九尺为一筵的度量，上圆象征天，下方效法地。」地设四户以合四时，八窗以应八节，五室以象五行，十二堂以听政十二个月的朔令。九级台阶，四面阿檐，每室四扇门，两侧配以八窗。祭享天帝、尊崇父亲、听政布令都在同一堂之上进行。这与古制都相合，十分完备。应命令明堂使司依照图

译样建造。于是从宫内颁出图样，在崇政殿宣示，任命蔡京为明堂使，设局兴工，每天役使民夫一万人。蔡京上言：「三代的礼制，规模大小不相沿袭，每一代都比前代扩大。如今若以两筵为太室，方一丈八尺，那么室中设置版位、礼器，已经容纳不下，理应增广。如今依从周代的制度，以九尺为一筵作为尺度。太室长四筵（三丈六尺）宽五筵（四丈五尺）共为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长三筵又加四分之五筵（三丈一尺五寸）宽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又加四尺五寸。十二堂古代没有长宽的定数，如今也以九尺为一筵来度量。明堂、元堂各长四筵，宽五筵；左右侧室各长宽四筵。青阳、总章各长宽四筵，左右侧室各长四筵，宽三筵又加四分之五筵。四面阿檐各四筵。堂柱外的地基各一筵。整座明堂总长十九筵（十七丈一尺）宽二十一筵（十八丈九尺）」蔡攸上言：「明堂五门各廊的屋顶铺瓦，古代没有定制。汉唐时或用茅草覆盖，或用瓦覆盖，或用木头做成瓦形，再用夹纻工艺髹漆。如今斟酌古制，适应今日所宜，用素瓦覆盖，而在瓦的边沿及屋顶用琉璃装饰，并缀以鸱尾。屋顶上安放铜制云龙，地面则随其方位铺砌五色石。栏杆望柱的柱端用铜铸成文鹿或辟邪的形象。明堂的装饰杂用五色，并各依其方位崇尚的颜色。八扇窗、八根柱则用青、黄、绿三色相间。堂室的柱子、门户、栏杆都涂成红色。堂前台阶分三级，每级高三尺，共为一筵。庭院种植松、梓、桧树。门前不设戟。殿角都悬挂铜铃。」下诏因元堂之名犯圣祖庙讳，取「平在朔易」之义，改名为平朔门，其余诸门也照此办理。于是又改敷佑门为左敷佑门，左承天门为右敷佑门，右承天门为平秩门。更衣的大次改名为斋明殿。政和七年四月，明堂建成。有关官员请求皇帝仍照常在此临朝听政、颁朔布令，皇帝下诏明堂专门用于配享上帝、尊崇父亲，其余朝政事宜一律移到大庆殿、文德殿举行。群臣五次上表陈情请求，皇帝才听从了。礼制局上言：「祭祀天神在冬至，祭祀地祇在夏至，是有固定日期的。」不需要占卜。季秋祭享上帝，用先王配享，虽有固定的月份，却没有固定的日子。按礼制，常祀不用占卜，但要占卜具体日子。所谓占卜日子，就是占卜辛日罢了。因为一月中有上辛、次辛，请求以吉利的辛日为正式日期。礼制局又列举上呈了关于明堂的七条建议：一是，古代天子每月初一必定要告祭宗庙，表示不敢独断专行。请求今后临朝听政、颁朔之前，必先奏告宗庙，以表明继承先志的用意。二是，古代天子背屏南向而立，以朝见诸侯。听朔时则各随其方位。请从今以后皇帝在明堂正南向而坐，颁布政令时则随月份而临御相应堂室，遇闰月则居于门位。三是，《礼记·月令》记载天子居于青阳、总章等堂室，每月礼仪各不相同。请求依照《月令》十二堂的制度，修订时令，让有关官员奉行。四是，《月令》以季秋之月为来年接受历法之日。请求每年十月在明堂接受新历，然后颁发给各郡国。五是，古代天子背屏而坐，公、侯、伯、子、男以及四方边塞的蛮夷戎狄之国，各按内外尊卑的次序站立。请求从今以后元旦、冬至以及朝会之时，都在明堂举行，辽国使者依照宾礼接待，各藩国则各按其方位站立在四门之外。六是，古代以明堂作为颁布政令的宫殿。从今以后若有皇帝御笔札记、亲手诏书，都请先在明堂宣示，然后张榜于朝堂、颁行天下。七是，赦免诏书、恩德诏令，旧制在文德殿宣读。从今以后请求除了皇帝登楼颁布大赦以外，其余都在明堂宣读。九月下诏颁布历法、布告政令，从十月开始施行。这个月皇帝亲临明堂平朔左侧的堂室，向天下颁布来年天运政事及戊戌年历法数据。百官穿常服站立在明堂之下，皇帝乘

译舆从内殿出来，背屏而坐在明堂之上，大晟乐奏响，百官在堂下朝拜。大臣登阶进呈所颁布的时令，左、右丞二人跪地请求交付有关部门施行。宰相秉承皇帝旨意批准，左右丞于是下达授予颁政官，颁政官接受后宣读完毕，退出朝会时奏报礼仪已经完成。皇帝走下御座，百官这才退朝，从此以后成为常制。高宗绍兴元年，在明堂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配享，礼毕不接受朝贺。文武百官上表称贺，依照礼仪进行。绍兴四年九月，在明堂举行祭祀，合祭天地，用太祖、太宗配享，兼祀百神（按：此时依照礼部新颁的礼仪，一律遵照皇佑年间的诏书，仍以「明堂大礼」为名称，在常御殿设置神位行礼）。此前有关官员请求商议郊祀、明堂、祫享的合宜之处，礼部侍郎陈与义议论说：谨按皇佑年间的诏书，本朝自祖宗以来，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如今祭祀明堂，正当三年一次亲自郊祀之期，而礼官所定的配享神位却不涉及祖宗，应当一并配享以表明陛下恭敬侍奉祖宗的心意。因为太祖就相当于周朝的后稷，应当配祭于郊祀；太宗就相当于周朝的文王，应当配祭于明堂。郊祀应当祭祀太祖，而在应当郊祀之年举行明堂之礼，就不能遗漏太祖而不祭祀。考究神明之理，本乎人之常情，那么皇佑诏书的本意，可以作为万世不可更改的典章。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意见。这就是中兴以来郊祀、明堂合祭天地、并配祖宗的礼制，参考推究到陈与义的议论才最终确定下来。绍兴七年九月辛巳日，在明堂合祭天地。当时徽宗刚驾崩，皇帝亲自服丧三年。礼部太常寺上言：「景德、熙丰年间南郊的旧例，都在服丧期间举行。当时皇帝亲自郊祀行礼，除了郊庙、景灵宫应当用乐的场合外，所有卤簿、鼓吹以及楼前宫架各军的音乐都陈设齐备但不演奏。各处警场，只鸣金钲、鼓角。」请求依照历朝旧例施行。行太常博士孙邦请求从受誓戒之日起，皇帝以及百官、禁卫等暂且改换吉服，到礼成回宫后仍旧恢复丧服。中书舍人傅崧卿援引「尊崇父亲」的经文，想要将徽宗升祔配享，皇帝下诏令侍从、台谏、礼官共同商议。礼部侍郎陈公辅说：「道君皇帝的神灵刚刚设在几筵之上，怎么可以匆忙就参与配祭之礼？」吏部尚书孙近等人商议，援引司马光的说法说：「近世祭祀明堂的，都用自己的父亲配享，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本意，而违背了先王的礼制，不可以作为效法的准则。何况先帝的灵柩还没有归葬，几筵还没有撤去，陵墓还没有卜定，怎么能匆忙商议配享的事呢？」臣等恳请今年明堂大礼，暂且依照绍兴元年的诏书办理，等到削平叛乱、恢复大业之后，再确定郊祀、明堂的配享之议，一律依照成周旧制，才不至于失去礼经的正统。皇帝下诏听从了。绍兴十年九月，重新举行明堂之礼。太常寺制定仪注，从誓戒、致斋到饮福、燎瘗，这一年才开始使用大乐。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大享明堂，罢除合祭，改奉徽宗配享。孝宗干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请求四种祭祀都在圜坛举行。礼部侍郎郑闻认为明堂应当在室内祭祀，不应当在坛上，有关官员代为主持祭祀时应当在望祭殿行礼。皇帝听从了（中兴以后祭祀昊天上帝的四种祭祀：春天祈谷、夏天雩祭、秋天享祀、冬天报祭，其中两种在南郊圜坛举行，另外两种在城西惠照院望祭斋宫举行。绍兴十九年八月，修葺惠照望祭殿，在其西侧建造斋宫，共十一个区域）。淳熙六年九月大享明堂，合祭天地，重新奉太祖、太宗配享。此前皇帝下诏今年举行明堂大礼，令礼部太常寺详细商议，宰相执政进呈礼寺的议状说：我们私下考察，黄帝在明堂祭拜祭祀上帝，唐尧虞舜在五府祭祀五帝，历时既久，详情已不得而知。到《礼记》才记载了《明堂位》一篇，说天子背靠斧

译依南面而立，内部有公侯伯子男，外部有蛮夷戎狄，依次排列站立，所以说明堂，就是彰明诸侯尊卑的地方。孟子也说明堂是称王天下者的殿堂。《周礼》大司乐记载有冬至圜丘之乐、夏至方丘之乐、宗庙九变之乐，这三种都是大祭祀，唯独没有提到明堂，这难道不是因为明堂是布政会朝之地？周成王时在这里歌唱《我将》这篇诗颂，尊祭他的先祖文王吧。此后历经汉唐，虽有沿革变化，至于祭祀上帝而配以祖宗，多是根据当时情理临时决定的，未曾固守一个定则。本朝仁宗皇佑年间，打破了众儒臣异同的争论，就在大庆殿举行皇帝亲自祭享之礼，并配享祖宗，兼从祀百神，事先朝拜献祭景灵宫、祭享太庙，一切都依照郊祀的制度进行。太上皇帝中兴之后，斟酌本朝家法，举行皇佑年间的礼制，在绍兴初年，也是在殿庭合祭天地，并配享祖宗，这大概是得到了圣人经典的遗留深意。况且国家的大祭祀有四种：春天祈谷、夏天雩祭、秋天明堂、冬天郊祀就是这些。陛下即位以来，固然曾经一次讲行祈谷之礼，四次亲自举行冬祀，唯独合祭明堂、雩坛之礼还没有亲自举行过。如今如果依据已经举行过的典礼，以及采用仁宗时名儒李觏关于明堂尊崇祖先之说，以及治平年间吕诲、司马光、钱公辅等人的集体商议，还有近年来李焘的奏札所陈述的意见，特别举行秋享之礼，在礼义上最为恰当。皇帝说：明堂合祭天地，并配享祖宗，从祀百神，一律依照南郊的礼制先例，可以依照详议的道理施行。绍熙十六年，光宗接受禅让皇位，闰五月，礼官上言：冬祭配以太祖，而春、夏、秋祭都配以太宗，因为祖有功、宗有德，所以推举来配享上帝。高宗身经济世大业，承继开创中兴之美，超越千古，功德深厚昌盛，是宋朝的高宗，秋享明堂应当奉他升祔配享。又说《我将》诗祭祀文王，实际是在成王之时，钱公辅、司马光、吕诲都认为这是尊崇祖先，如今用高宗配享，与周代的制度相合。于是高宗才开始配享上帝。宁宗嘉定八年九月，在明堂合祭天地，吴泳缴回明堂御札，上奏状说：臣曾经出入研读礼经，读《郊特牲》，见其中说祭祀有祈求的，有报答的，有解除灾祸的。读《周礼》太祝之职，说祝祷有祈求福祥的，有求取长久安定的，有消除灾祸兵祸的。所谓在郊外开始举行禋祀，在明堂尊祭祖先，不仅仅是报答而已。大概天下又安定，兵革不兴，年年丰收，就铺张扬厉而以报答为主；边疆多事，水旱灾害时常发生，百姓没有安居之所，就祈祷禳灾而以祈求为主。这都是成周的良好典章，本朝历代圣君以来，作为既定的法度都不能废弃。近年以来，负责祭祀的臣子所撰写的赦免诏书，大多是歌颂赞美形容之词，而很少表达体恤怜悯百姓的深意。何况如今战乱未平，百姓的食粮十分艰难，陛下敬畏天威的一念，如同面对上帝；虔诚祭祀的一片诚心，如同保护婴儿一般。正应当在此时坚定地致力于祈求上天赐予长久国运的请求。臣因此援引仁宗、高宗两朝的先例，记载于御札之中。今后应当降下的赦免诏书，更应当推广这种用意，深切地自我贬抑约束，明确昭示四方，或许可以迎接延续天命，感动人心，从而彰显陛下敬畏、怀柔、保护百姓的真实之意。理宗淳佑三年，采用枢密都承旨韩祥的建议：明堂用太祖、太宗、宁宗一并配享。宝佑五年三月，下诏因高宗皇帝能够继承大业，光复我朝家业，应当仿效夏朝祭祀少康的先例，效法东汉元和年间尊崇光武帝的做法。于是明堂大享，用一祖三宗一并配享。度宗咸淳五年祭祀明堂，奉理宗升祔配享（起居舍人高斯得进呈关于郊天旧例的奏疏说：臣听说人主侍奉上天之道，唯有质朴与诚敬罢了。大车、越席、扫地为坛而不筑高坛、器用陶匏、牲用茧栗小牛，都是崇尚质朴。设立泽宫听取誓词，穿皮弁听取祭报

译，斋戒庄重穿着盛服，三日宿卫、七日戒备，都是极致诚敬。外表尽力做到质朴，内心尽力做到诚敬，那么上天亲近这种德行、享用这种祭祀之道，是应当的。秦汉以后，礼仪繁复而掩盖了它的质朴，敬意松弛而淡薄了它的诚意，千乘万骑似乎是为了华丽，宝鼎天马用来作为装饰，而侍奉上天的根本就荒废了。用牡荆做的旗帜来祈祷用兵，用方士的秘术来求取福祉，而侍奉上天的心意就动荡不安了。想用这些来感动天地，迎合三神，不也是很难的吗？陛下恭敬地卜定了季秋中辛日，来举行阳馆的祭祀，如今已经定下日期了。自干道、淳熙以来，每逢郊祀，必定下诏命令有关部门，除了侍奉上天的仪仗器物以及各军的赏赐之外，凡是车马服饰、仪仗卫队、礼乐文物等器具，无不裁减节约而归于俭朴。赏赐推恩，也减少了太平盛世时的一半，或是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崇尚质朴到极致了。至于事先在斋殿中，致力使心思精诚清明，以面对在天之神，尤其做到极为严肃。行礼之时，回避黄道吉日而不履行；空出小次而不亲临居住，可以说是诚敬到了极致。因此上天神灵眷顾感应，有时积雨突然放晴，有时小病立刻痊愈，以此来乐见祭祀盛事的完成，这就是陛下家族相传的法度。如今四方边境战乱频仍，财力匮乏，远远比不上干道、淳熙之时，臣希望陛下在阜陵节约的基础上，更加节俭再节俭，或许可以使「祭祀」与「军事」二者兼得。至于用诚心侍奉上天，又是最大的根本。《礼记》说：「斋戒，是为了防范邪僻之物，断绝嗜好欲望，是说不敢使自己的心志散漫。」如今距离斋戒之期，虽说还比较宽裕，但臣希望陛下以圣人长久祈祷之心为念，兢兢业业，就如同上帝已经降临监察于你、神灵就在你上方之时那样，那么把这种精诚积聚用于这一天，天与人相互感应，就如同回声应和声音一般。天神不降临，地祇不来格，风雨不合时节，寒暑不按时令，臣是不相信的）。

译明代

明朝初年没有建明堂的制度。世宗嘉靖十七年六月，退休的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说：孝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尊崇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请求恢复古礼，建造明堂，追加尊崇皇考献皇帝的庙号称"宗"，让他配祀上帝。此事交礼部会议商议，尚书严嵩等人说：如果按功德来论，太宗再造家邦，功业与太祖相当，应当以太宗配祀。如果按亲情来论，献皇帝是陛下的生身之父，陛下的功德就是皇考的功德，应当以献皇帝配祀。至于称"宗"的说法，臣等不敢妄加议论。皇帝降旨说：明堂秋报大礼在奉天殿举行，配祀上帝的说法务必求得一致，皇考称"宗"有什么不可以的？再议后上报。于是户部左侍郎唐冑上疏抗争说：三代的礼制，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孝经》说：郊祀后稷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来配上帝。又说：尊崇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那么周公就是这样的人。解说的人认为周公有圣人的德行，制定礼乐，而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所以引用这件事来证明圣人的孝道，是回答曾子的提问而已，并不是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都必须以父亲配天才算孝。不然的话，周公辅佐成王临朝，这个礼制大概是为成王而制定的。对周公来说是尊父，对成王来说就是尊祖了。然而周公归政之后，没听说成王因为尊父的缘故，废除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改由武王配祀。后世祭祀明堂的人，都用父亲配祀，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本意，而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如今礼部大臣不能辨明"严父"说法的错误，不举出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盛事，反而滥引汉、唐、宋不足效法的事例作为依据，这是为什么呢？皇帝大怒，把唐冑下诏狱。严嵩于是再次召集廷臣，先商议配祀上帝的礼制，说：考察季秋万物成熟的意涵，尊父配天的经文，应当奉献皇帝配祀上帝，享用祭品。于是请求奉文皇帝配祀于孟春祈谷礼。皇帝听从了献皇帝配祀上帝的请求，却搁置了文皇帝配祀的建议不予施行。不久便假借臣下奏对的言辞，写了《明堂或问》给辅臣看，大意说：文皇帝是远祖，不符合"严父"的道理，应当以父亲配祀并称"宗"，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尊亲崇上，从道理上说是应当施行的。既然称"宗"，就应当祔入太庙，哪有太庙中四位近亲神主不齐全的礼制？皇帝既已排斥正确的议论，尊崇私亲，心中又想到太宗永远无法配享，无法向廷臣交代，于是定下献皇帝配祀上帝并称"宗"，而把太宗的庙号改称"成祖"。当时明堂尚未建成，季秋将至，于是就在元极宝殿大规模祭享上帝，奉睿宗献皇帝配祀，殿在宫内右侧的干位，旧名叫钦安殿。礼成之后，礼部请皇帝升殿，百官上表庆贺，如同郊祀庆成的礼仪。皇帝因为大享是初次举行，命令在谨身殿赐宴群臣。不久因脚疾不能临殿，命群臣不必朝贺，宴会也停办，命光禄寺分发赐宴的食物。这一年确定了大享礼：上帝神位用牛犊一头，玉用苍璧一块，帛十二匹【青色】，豋一件，簠簋各二件，笾十二件，豆十二件，玉爵三件，酒尊三件，篚一件，祝案一张【配祀之位相同，只是不用玉，祭祀仪式与祈谷礼相同】。二十一年，皇帝敕谕礼部说：季秋大享明堂，是成周的重要典礼，与郊祀并行。以前因为祭享的地点未定，特意在元极宝殿祭祀。朕的诚意还没有尽到，南郊旧殿本来是举行大祀的地方，去年已经命令有关部门拆除。朕亲自规划形制，建立殿宇，恭敬地取名为"泰享"，用来表明恭敬奉祀上帝的意思。于是定下每年秋季

译举行大享上帝之礼，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同南郊，陈设如同祈谷礼。二十四年，礼部尚书费寀因为泰享殿工程即将完工，请皇帝确定殿门的名称，门叫"泰享"，殿叫"皇干"。等到殿建成后，大享仍然在元极宝殿派遣官员行礼，每年成为惯例。穆宗隆庆元年，礼部大臣说：我朝大享的礼制，是从皇考时开始举行的，追尊崇奉睿宗，用来表明尊父配天的孝心。从皇上的角度来看，睿宗是皇祖，并不符合周人在明堂宗祀文王的本意。于是皇帝听从了他们的请求，废止大享礼，仍把元极宝殿改回称为钦安殿。

臣等谨按：明堂之礼，辽、金、元三朝都未曾举行；明朝初年也未曾议及。世宗嘉靖年间，丰坊首先创立"尊父配天"的说法，迎合皇帝的心意，因此特意举行这项礼制，追尊生父。元极宝殿配祀之后，第二年皇帝巡幸承天府，在龙飞殿祭享上帝，也是奉献皇帝配祀。此后皇帝自己确定规制，又建造泰享殿，三年才建成。然而大享之礼终究没有真正举行过，内殿的祭祀，也只是派遣官员代为行事。大概皇帝排斥众人的议论、尊崇私亲，虽然一时勉强坚持，终究心中有不安之处。所以礼部大臣一再奏请、屡次劝谏使他缓行此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怕出宫一趟。先圣所说的"名不正，言不顺，事就不能成功"，这话怎能不令人相信呢！

钦定续通典卷四十八

●钦定续通典卷四十九　礼五

吉礼五

○吉礼五

朝日　夕月

大蜡【宋】

灵星

风师雨师及诸星等祠

【附太一九宫贵神】

△朝日，夕月【唐、宋、辽、金、元、明】

唐

宋

辽

金

元

明

唐代

唐玄宗天宝三载三月戊寅，下诏说："祭祀这种典礼，用来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如果名分不正，就会打乱应有的等级次序。日月照临大地，天下人都仰望它们，它们已经超出了言语所能形容的范围，应当用最尊崇隆重的礼节对待它们。把它们列为中祀，实在有损于应有的准则。从今以后，把祭祀日月升格为大祀，仍然按照四时来致祭，希望以此表明报答神明的诚意，感通上下，恭敬崇奉的名分，也符合典章制度【按：《开元礼》中日月列于中祀，在春分、秋分朝拜和夕拜，到这时全部改变】。

宋代

宋真宗天禧初年，太常礼院根据监察御史王博文的建议详加考订，依照礼制在春分朝拜太阳于东郊，秋分夕拜月亮于西郊。《国语》说："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说："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唐代柳宗元论述说："'夕'这个名称，是朝拜礼的旁支。"古时候早晨相见叫"朝"，傍晚相见叫"夕"。按礼制，秋分夕月，因为这时昼夜平分，太阳正当正午，而月亮的阴魄已经生成，于是举行夕拜的祭礼，在祭祀日之前十刻，太官令率领宰人宰杀牲畜；祭日之后三刻举行礼仪。这大概是古礼用早晨祭祀的仪式来行夕拜之礼。又按礼书说："从子时到巳时为阳，从午时到亥时为阴。"参详典礼，应当在未时后三刻举行礼仪。仁宗庆历三年，规定朝日、夕月所用的圭都是五寸，祭品用羊、猪各二头，笾豆各十二件，簠簋、俎各二件。皇佑五年，规定朝日坛原来高七尺，东西六步一尺五寸，增加到八尺，宽四丈。按照《唐郊祀录》，夕月坛与隋、唐的制度不合。如果沿用旧制则坛太小，如果依照唐制则坑太深。现在规定坑深三尺，宽四丈，坛高一尺，宽二丈，四面设台阶，先降入坑中，然后再登上坛，坛设两重壝墙，每重壝墙都是二十五步。增加大明、夜明坛的山罍为二件，笾豆各十二件。神宗元丰六年，礼部说："熙宁年间的祀典仪式，朝日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