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四十五　礼一

译是一时举行，未曾施行于后世，其废止已经很久，不必再续纂了。吉礼中有诸侯立学一项，自从分封制不再实行，应当改为郡县立学。嘉礼方面，士人和庶人的冠服，以及士人和庶人妻子的首饰服制、庶人的车制，都是杜佑《通典》中所欠缺的。宾礼方面，记载接见藩国的礼仪。军礼方面，详述阅兵习武的礼仪。凶礼方面，记述诸王的服制。各自依据史志、会要，来补充原书的缺漏遗失，并且通达融会其义理内涵。这就是所谓损益随时代而变化，而制礼的用意则前后相承。从唐代末年到明代末年，中间经历八百多年，风气习俗屡有变迁，文采与质朴屡次更替，制度有的沿袭、有的变革，议论有的驳杂、有的纯正，方策所记载的，法度鉴戒都完备保存着。现在采录正史所记载的仪制，参证其他书籍，删汰其中的繁琐，举出其中的要点，分门别类，标明条目，仍旧沿用杜佑《通典》的旧例，使历代礼文的记载有所征信【按语说：从汉魏到唐代议礼的各家，《通典》都列出了他们的姓名，以备考查稽核。唐代开元以后，辨析论述朝廷典章、缀辑掌故的，见于正史及各种专门记载的书籍中的，有颜真卿、柳珵、韦公肃、王彦威、王经、李随、独孤仪、陆贽、盈诜、徐闰、郑正则、贾瑱、郑余庆、裴度、韩愈、李翱、杨玚。五代有刘岳、冯道、田敏、窦俨、王朴。宋代有王溥、聂崇义、刘温叟、陶谷、宋白、李昉、贾昌朝、张知白、宋绶、文彦博、高若讷、欧阳修、韩琦、许洞、王安石、李德刍、陈襄、司马光、范祖禹、吕大防、张载、程颐、郑居中、朱熹、黄干、蔡元定、王柏、范寅宾、郑樵、史定之、张维、叶克、陈旸、陈祥道、陆佃、王普、李如圭、史浩、马希孟、方愍、陈传良、汪应辰、项安世、杨复、真德秀、魏了翁、李心传、王应麟、吴仁杰、刘彝、孙奭、周端朝。辽代有王鼎、耶律俨。金代有韩企先、张玮、张行简、元好问。元代有曾巽申、屠致远、袁桷、李好文、虞集、欧阳元、揭徯斯。明代有李善长、傅瓛、宋濂、王祎、刘基、陶安、詹同、朱升、乐韶凤、李原名、徐一夔、梁寅、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滕公琰、夏言、张璁、郭正域、焦竑、陈仁锡、谢铎、何塘、朱载堶、俞汝楫等人。他们有的编纂旧闻，有的撰定法式，这里举出其中特别突出的人，不能一一遍及】。

　　第一吉礼　郊天上

　　第二吉礼　郊天中

　　第三吉礼　郊天下

　　第四吉礼　大雩　大享明堂

第五吉礼：朝日，夕月，大禜灵星、风师、雨师及诸星等祠，太一【九宫贵神附于此】。

　　第六吉礼　方丘【神州后土附于此】社稷　山川　籍田　先蚕

　　第七吉礼　天子宗庙　原庙　后妃庙　皇太子及皇子庙

第八吉礼：诸侯大夫士家庙【庶人祭寝附于此】，天子皇后及诸侯大夫士神主【藏主室及题版制附于此】，时享【荐新附于此】，禘祫。

第九吉礼：功臣配享，天子七祀，丧废祭议，祭迁日及摄事议，上陵【拜扫及诸节上食附于此】，太学郡县学释奠，祀先代帝王【名臣附于此】，老君祠。

第十吉礼：孔子祠【先儒及弟子附于此】，太公庙，巡狩封禅告礼，历代所尚，享司寒，禜，高禖，诸杂祠及淫祠的兴废。

第十一嘉礼：天子加元服，皇太子冠礼【皇子皇孙附于此】，士大夫冠礼，庶人冠礼，女子笄礼。

第十二嘉礼：冕，通天冠【承天冠、金文金冠、实里薛衮冠、七宝重顶冠、珠子卷云冠、金凤顶漆纱冠】，远游冠【七梁额花冠、进德冠、保和冠、忠静冠】，进贤冠【貂蝉冠、连蝉冠、缁布冠】，獬豸冠【毡冠】，翼善冠【纱冠、金梁冠、甲骑冠、刻期冠】，武弁【皮弁】，帻【平巾帻、空顶帻】，帽【乌纱帽、硬帽、小帽、金锦暖帽、红金答子暖帽、白金答子暖帽、银鼠暖帽、日藤宝贝帽、七宝漆纱带后檐帽、学士帽、锦帽、雨帽、遮阳帽、乌纱描金曲脚帽、乌纱小顶帽、金鹅帽】，巾【皂纱折上巾、紫皂幅巾、幅巾、吐鹘巾、软角唐巾、唐巾、进士巾、四方平定巾、软巾、四带巾】，幞头【交角幞头、凤翅幞头、控鹤幞头、花角幞头、皂绉纱幞头、练省幞头、漆纱幞头、交脚幞头】，簪戴，重戴，钹笠。

　　第十三嘉礼　天子纳妃后【册后附于此】　天子册妃嫔夫人

第

译十四嘉礼：皇太子纳妃【皇子诸王附于此】，公主下降之仪【宗室附于此】，大夫士婚礼，庶人婚礼。

　　第十五嘉礼　君臣服章制度【袍附于此】

　　第十六嘉礼　后妃命妇首饰制度　后妃命妇服章制度

　　第十七嘉礼　君臣玉佩剑绶玺印

第十八嘉礼：天子五辂，天辂，耕根车，进宝车，明远车，羊车，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崇德车，皮轩车，黄钺车，豹尾车，属车，五车，凉车，总纛车。

第十九嘉礼：皇太后皇后车辂，皇太子亲王车辂【皇太孙附于此】，公侯大夫等车辂，主妃命妇等车。

　　第二十嘉礼　辇舆

　　第二十一嘉礼　卤簿【旌旗附于此】

　　第二十二嘉礼　卤簿【旌旗附于此】

第二十三嘉礼：养老，异姓为后议，读时令，元正冬至受朝贺【朔望朝参及常朝日附于此】。

第二十四嘉礼：圣节朝贺，策命皇太子，皇太子与百官相见，册命诸王侯，天子追尊祖考妣【上尊号附于此】，天子崇奉所生母议【追崇附于此】，支庶入承大统为天子后追尊本亲议，五宗，公子，二宗，九族，乡饮酒。

　　第二十五宾礼　天子受诸侯藩国朝宗觐遇

　　第二十六宾礼　天子受诸侯遣使来聘　天子遣使迎劳诸侯

第二十七宾礼：三恪二王后，天子朝位，天子上公及诸侯卿大夫士等所执贽礼，信节。

第二十八军礼：天子诸侯将要出征，按礼应当举行禡祭，并祭祀所经过的山川，举行軷祭，天子诸侯四时田猎，大阅，命将出征，宣布露布。

第二十九军礼：天子诸侯大射，乡射，天子合朔伐鼓，马政【马祭附于此】，时傩。

第三十凶礼：大丧初崩及山陵制度，总论丧期，奔赴大丧【奔出陵附于此】，国有大丧，接受他国吊唁慰问的服丧礼议，国君派使者吊唁他国国君。

第三十一凶礼：未逾年天子驾崩之议，天子为继承兄弟统绪服丧制议，天子不降服及降服之议，天子为皇后父母服丧之议【皇后为祖父母服丧附于此】，天子为庶祖母持重服丧之议，天子为母党服丧之议，天子吊唁大臣的服丧礼议，天子为大臣及诸亲举哀之议，公主为所生母服丧之议。

第三十二凶礼：臣民为太皇太后、皇太后服丧之议。臣民为天子服丧之议。皇太后皇后以下为天子服丧之议。宗室童子为天子服丧。皇后为亲属举哀之议。皇后亲属为皇后服丧之议。臣民为皇后服丧之议。皇太子为皇后不能服满三年之议。皇太子为所生母服丧之议。皇太子为庶母服丧之议。诸王出继他人为本生父母服丧之议。为皇太子服丧之议。为太子妃服丧之议。为皇子服丧之议。为公主服丧之议。为诸王服丧之议。为诸王妃服丧之议。为王子夭殇服丧之议。

第三十三凶礼：丧制上，初丧，复魂【始卒时的事宜位次及设奠、讣告等附于此】，大夫士吊丧之服，三种不吊的情形之议。沐浴、含殓、袭衣，设冰，设铭，悬重，始死时服丧的变化，始死襚衣【大敛襚衣附于此】，小敛，既小敛，敛发，服丧的变化，小敛奠【代哭附于此】，棺椁制度。

第三十四凶礼：丧制中，大敛，大敛奠，殡【设熬附于此】，将要下葬时占卜墓地【卜日附于此】，启殡，朝庙，随葬车马明器

译及装饰棺木，祖奠，赗赙，遣奠，器物行列次序，挽歌。

第三十五凶礼：丧制下，葬礼仪式【合葬附于此】，虞祭，卒哭祭，祔祭，小祥的服丧变化，大祥的服丧变化，禫祭的服丧变化，五服成服及除服附于此，五服丧服的裁制式样，五服制度的考订。

第三十六凶礼：五服年月的降等递减。斩衰三年，孙为祖父持重服丧之议。嫡孙已亡且无后嗣，次孙为祖父承重服丧之议。嫡孙承重在服丧期间去世，次孙代替他之议。齐衰三年，后妻之子为前母服丧之议。为高祖母、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丧之议。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又返回，以及庶子为嫡母、继母改嫁后服丧之议。父亲在世时为出母服丧之议。父亲去世后为嫁母服丧之议。齐衰不杖期。齐衰三月。大功殇服九月、七月。大功成人九月，为众子的妻子服丧。小功殇服五月，小功成人服五月。嫂叔之间的服丧。缌麻成人服三月。舅父之妻及堂姨、舅父。

第三十七凶礼：三公诸侯大夫降等服丧之议，奔丧及除丧后返回的制度，士为所生母服丧之议，大夫士为慈母服丧之议，为继任嫡母党属服丧，妻子已亡为妻子父母服丧之议，总论为人后嗣之议，近亲无人继承官爵为之承继断绝的宗嗣之议，隔代继承宗嗣之议，丈夫为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母持重服丧其妻随之服丧之议，出继者为本生父母服丧之议，出继之子为本生亲属服丧之议，为庶子之后又为庶祖母承重服丧之议，同时遭遇父母之丧之议，有嫡母之丧而所生母又去世时服丧位次之议，居重丧期间又遭遇轻丧改换丧服之议，居所继承之父的丧期中又遇本生亲属丧事之议。

第三十八凶礼：祖先已亡，父亲死后祖母又去世时的服丧之议，祖父与父亲先后去世的服丧之议，出生未及见祖父母者不必追服之议，小功不必追服之议，庶祖母、慈祖母的服丧，父母分离，不知死亡或未死亡时的服丧之议，为姑姑、姊妹、女子中无主祭继承人者服丧之议，已订婚有期而未婚夫去世的服丧之议，服丧期间遇到闰月之议，忌日之议，国忌日之议，忌日祭奠之议，忌日祭祀停止奏乐之议，忌日改换服色之议，忌日不废止军务之议，立春遇上忌日之议，庆典节日遇上忌日之议，忌日撤销经筵之议，祧迁祖庙后废止忌日之议，忌月举行奏乐之议。

第三十九凶礼：师生相互服丧之议，朋友相互服丧之议，除去心丧之议，服丧期间被举荐察举之议，丁忧服满守制之议，改葬时服丧之议，改葬后反虞之议，父母坟墓被毁坏时服丧之议，三年后方才安葬时除服变化之议，久丧不葬时服丧之议，招魂而葬之议。

第四十凶礼：卒哭以后避讳及七庙讳字之议。上书触犯皇帝名讳之议。山川与宗庙名称相同应当改换之议。诔文之议。丧礼杂制。服丧礼制有六种。从服有六种。血缘断绝的宗族不必移易服丧。上杀、下杀、旁杀的服制递减规则。亲疏之间嫌疑同异的辨别。五服十种制度及四种疑难。冠饰的制度。笄、总的制度。绖带的制度。丧杖的制度。丧屦的制度。服丧不奏乐。服丧不宴请宾客。服丧不嫁娶。隐匿丧事不举丧。释去丧服而从吉礼。停丧不下葬。神主画像。墓祭。丧礼从简约。居丧期间读礼书。

译

　　吉礼一

○吉礼一

臣等恭谨按察，吉礼之中以郊祀天地为最重。杜佑《通典》记述历代郊天、明堂、社稷、山川、宗庙、祫禘的制度，以及太学释奠、巡狩告礼，还有享祭禜祀等各种杂祀，其仪节文式可以说是完备的了。祭祀必须亲自前往，做到诚恳虔敬，与神明相交通，以此上达昭示。前代每逢举行大祀，君主大多迟疑畏惧，害怕亲身对越神明，到了应祭之时有的便派遣官员代为行礼。即使能够辨析清楚旧有的典故，核定完善仪节法度，这难道能符合诚敬的根本吗？何况所议定的礼仪，又未必都能恰当合宜。譬如南郊、北郊分别祭祀，《开元礼》的规定颇为合宜，可是到天宝年间就已经自行打乱了这一制度，改为合祀。到了宋代，郊祀的举行更加稀少，议论却徒然变得繁琐芜杂。明堂的制度，辽、金、元三朝都未曾举行。明朝嘉靖年间才开始议定举行明堂祭祀，然而大享之礼始终未曾亲自举行，宫内殿中殷勤献祭，也只是由有司代为行事。那么当时所做的更正……

译祭祀典礼涉及众庙百神的，也只是徒具形式罢了。如今从天宝年间以后，每一门类都保存其仪注，并以议论加以印证，以备考核。只有杜氏《通典》所记载的祭祀六宗，以及迁移庙主、军队出行奉主等各种礼仪，还有兄弟都受封各自得以建立祢庙的种种议论，都是后世不再施行的，这里不再续加编纂。老君祠附见于先贤祠中，颇为不合名分体制，如今也加以厘正。

译郊天上

△郊天上【唐　五代　宋】

唐

五代

宋一

唐

唐玄宗天宝元年二月丙戌日，下诏说：凡是祭祀典礼，必定要亲自参与，我不亲自祭祀，礼节就会有所欠缺。皇地祗，应当就在南郊合并祭祀。辛卯日，亲自在新庙祭祀玄元皇帝【天宝二年三月，把西京的玄元庙改名为太清宫】。甲午日，亲自祭祀太庙【按：唐朝从天宝以后，凡是将要举行郊祀，必定先亲自祭祀太清宫，第二天亲自祭祀太庙，再一天合祭天地，称为三大礼。宋朝人沿袭这个做法，郊祀前三天，把谥册宝物献于太庙，第二天亲自祭祀玉清昭应等宫，这是不合礼制的礼节。吕升卿曾对此提出异议，说法见后文】。三月丙申日，在南郊合祭天地【按：《唐书·礼乐志》记载，玄宗制定开元礼之后，从此在南郊合祭天地，此后便成为惯例，终唐一代都没能改变】。此后凡有圜丘祭祀之事，都是天地合祭。若是册命等重大事项，告祭圜丘，有关官员办理事务也照此办理。天宝五载十二月，下诏说：祈谷祭祀上帝，春天祭祀先王，永远怀着这样的心意，怎敢忘记先祖如在眼前。前不久详查旧有典章，创立新的礼仪，清庙陈设祭牲，比往常尝祭增加特牲；祭祀昊天于冬至，又增加了按时节的祭享。何况正值霜露降临的时节，感触更深，望着那郊坛，心中怀念昭事之礼应当从来年正月起，朕亲自拜谒太庙，然后在南郊合祭，仍命中书门下与礼官一起详定仪注。天宝九载十一月，制令：从今以后告献太清宫及太庙，改称为朝献，因为"告"字含有对下告知的意思。天宝十载正月壬辰日，朝献太清宫，第二天朝飨太庙，又过一天在南郊合祭天地【这一年五月以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座，之前一天在庙中告祭神尧皇帝之室】。德宗贞元六年十一月，在南郊举行祭祀，下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吏部郎中柳冕说："按照开元礼，献官接受誓戒的词说：'各自尽好自己的职责，不认真办事的，国家有常刑处置。'如今以皇太子担任亚献，请求改旧词为：'各自尽好自己的职责，恭敬奉行常规礼仪。'"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穆宗长庆三年，太常礼院上奏：郊坛祭祀，遇上大雨雪而废止祭礼，其中礼物处理的条例如下。御笔署名的祝版既然没有举行祭礼，就没有焚毁的文例，请求在太常寺敕库中收藏；至于其中的小祀虽然不是御笔署名，也照此办理。玉币、燎柴、神酒、燎币、醴齐以及榛栗、脯醢和举行仪式用的蜡烛等，请命令郊社署分别登记留待下次祭祀时使用。牲牛、参牲既然没有举行祭礼，就没有进胙、赐胙的规定，请比照《礼记》及祠令中"牲畜死了就掩埋"的先例，委托监祭使及礼官在祭祀场所掩埋。小祀不全用牛羊猪三牲，按旧例用猪羊肉，也照此办理。粢盛、瓜葅、笋葅等已经制成的祭品，请随祭牲一起掩埋。行事官所用的明衣绢布等物，按规定既然是祭祀前发放的，应当算作洁净的服装，既然已经使用过，请就此收回销毁。公卿以下所用的明房油、暖幕、炭等，是斋戒当日所耗用之物，请予收回销毁。皇上下旨依此办理，作为永久定式。文宗太和元年，王起兼任太常卿，充任礼仪详定使，创制礼神九玉，上奏议说："国家的礼制，祭祀是头等大事。关于圭璧的议论，经典中早有规定。谨按《周礼》：用苍璧礼敬天，黄琮礼敬地，青珪礼敬东方，赤璋礼敬南方，白琥礼敬西方，墨璜礼敬北方。又说：'四圭有邸用以祭天，两圭有邸用以祭地，圭璧用以祭祀日月星辰。'凡这九种玉器，都是祭祀神灵所用的玉。又说：'禋祀用来祭祀昊天上帝。'郑玄说：'禋，就是烟

译。'意思是把玉帛祭祀完毕后焚烧升烟，以此上报于阳。这和《开元礼》的意思相同，这就是焚玉的证据。又《周礼》记载掌管国家的玉镇大宝器，如果举行大祭，事情完毕后就收藏起来，这就是收玉的证据。梁代崔灵恩撰写的《三礼义宗》说：'凡是祭祀天神，各用两块玉，一块用来礼敬神灵，一块用来焚烧。礼神的玉，事情完毕后收回；祀神的玉，与祭牲一起焚烧。'这就与灵恩的说法与礼经相合。如今国家郊天、祀地、祀神所用的玉，常常用的是礼神之玉，因此没有必要请求。下令有关部门精心寻求良玉，创制九种玉器，祭祀完毕后收藏起来。至于焚烧的玉，仍依照旧有制度。"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昭宗龙纪元年，将要在圜丘举行祭祀，皇上在武德殿住宿斋戒，宰相百官身穿朝服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当时两军中尉杨复恭以及两枢密使都穿朝服侍立于皇上左右。太常博士钱珝、李绰等上奏议论此事说："皇帝前往斋宫，内臣都穿朝服。臣查检旧有典故以及近代礼令，都没有内官穿朝服协助祭祀的规定。恭敬地想到陛下承受圣祚中兴大业，恭敬地朝见宗庙，能够继承大礼，都是遵循高祖、太宗所制定的成法，一定要遵循虞、夏、商、周的旧有经典。车马服饰的礼制，都应当遵循常法。礼院先前依据大礼使的公文说，接到内侍省的公文要求知道内臣朝服的品级。礼院先前依照礼令回复过了。如今参照近朝的先例，如果内官及诸卫将军一定要制作冠服，就应各自依照所兼任的正式官职，按照品级依照令式穿本官应穿的服装，此事本存于流传的说法之中，姑且可以采用。俯身听从，但也没有明确记载在礼令中。恳请圣上慈爱允准臣所奏的内容。"奏状呈入，到傍晚都没有得到答复。钱珝又进呈奏状说："臣今天巳时呈上奏状，议论内官冠服的制度，还没有奉到圣旨。恭敬地想到陛下虔诚地举行郊祀，遵循常法，凡是关涉典礼的事情，一定要遵守法度。如今陛下举行先王传下的大礼，而内臣竟然穿着先王的法服。明天朝献大圣祖，臣要协助引导皇帝举行仪式，如果侍臣的服饰违反制度，这就是不合礼制，向上亵渎祖宗。臣坚决不敢奉行这样的敕令。"奏状呈入，降下朱笔御札说："爱卿等所论述的都很恰当，此事可以从权处理，不要因为小的瑕疵而妨碍大礼。"于是四名内臣就穿着法服侍立祭祀。

五代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正月在西都占卜郊祀吉日，当时宰臣上表请求郊祀天神谒见宗庙，皇上命令有关部门选择吉日备办仪式，因此先布告岳牧方伯。仪仗、车辂、卤簿、法物、祭器、乐悬各自命令有关部门修整完备。让河南尹充任都点集诸司法物使，后来礼院改为占卜来年正月亲自祭祀南郊，皇上同意了。这次郊祀设有详定礼仪使、南郊仪仗使、车辂法物使、南郊大礼使【按旧例，大礼使由宰相担任，当时任用河南尹张宗奭担任，这不是通常的惯例】。开平三年下诏说："当初建都洛阳，将要举行郊祀，凡是名山大川以及各州有灵验的封赐尊崇的圣祠，都应当分别派遣官吏虔诚祭告。"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在南郊举行祭祀。在此之前，礼仪使上奏说："南郊之礼要朝拜献祭太庙，在圜丘合祭天地。旧有制度是以亲王充任亚献行事。"下诏以皇子继岌担任亚献，皇弟存纪担任终献。明宗长兴元年二月，在南郊举行祭祀【按：五代郊天的礼制，史书记载不详。晋、汉两代竟然没有相关记载。只有《辽史·太宗本纪》记载：会同三年，后晋派遣使者请求举行南郊祭祀，辽朝答应了。这才是后晋郊天的明确文字记载】。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十月内，颁下御札说："帝王侍奉天地，尊崇祖先敬重宗庙，在泰坛焚烧祭品，以昭示天德，在方泽埋玉，以答谢坤灵。朕受命于上元之时，安定天

译下，如今已经过了三年，情况渐渐趋于安定，而祭祀天地的大礼还没有举行，实在有亏大典。应当依照占卜结果，陈设祭祀礼器，希望能展现虔诚清洁的礼仪，用来表达虔诚敬事的心意。定于来年正月一日，在东京举行南郊祭祀，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各自筹备仪注，务必从简节省，不要造成烦扰劳累。凡是有所供应需求，都用官府的物资，府县不得借机摊派征调百姓。"这一年九月，太常礼院上奏，请求依照敕令确定郊庙制度："洛阳郊坛在城南七里丙巳方位，圜丘四层，各高八尺一寸，最下一层宽二十丈，第二层宽十五丈，第三层宽十丈，第四层宽五丈，共十二级台阶，每一级十二等。燎坛在泰坛的丙方位，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向上开一南向出口，方六尺。"请求命令有关部门修建，皇上同意了。

宋一

宋太祖干德元年十一月初次在南郊举行祭祀【起初下诏说冬至南郊有司说冬至若正好赶在月末前一日皇帝开始郊祀不宜太靠近月末于是改用十六日甲子这是因为靠近月末而改卜郊祀日期的例子】自五代以来典章制度大多散失到这时下诏命令有关部门讲求遗失的典章遵循旧有典故于是在圜丘合祭天地起初有关部门商议配享请求以僖祖升配张昭献提出异议说隋唐以前虽然追封设立四庙或六七庙但没有普遍加上帝号的文字记载梁陈时南郊祭天以皇考配享北齐圜丘祭祀昊天以神武帝升配隋朝在圜丘祭祀昊天以皇考配享唐贞观初年以高祖配享圜丘后梁太祖郊祀天神以皇考烈祖配享恭敬地想到宣祖皇帝积累功勋开创王业恭敬地请求奉宣祖配享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按后梁及后唐的郊坛都在洛阳宋朝初年才在东都南熏门外建造郊坛四层十二级台阶三重围墙在内坛之外丙方位设置燎坛高一丈二尺在东边围墙东门之内道路北边朝南设置皇帝更衣的大帐篷】这一年礼仪使陶谷【五代时宰相担任大礼使太常卿担任礼仪使御史中丞担任仪仗使兵部尚书担任卤簿使京府尹担任桥道顿递使宋朝制度大礼顿递仍照旧但大礼使有时由亲王担任又开端由翰林学士担任礼仪使其仪仗卤簿使有时由其他官员充任太平兴国元年才开始铸造五使的印信】说祭飨宗庙郊祀天神两天举行仪式从祀官员在七天前都要一起到尚书省接受誓戒从来没有在一天之内在两处接受誓戒的做法有亏虔诚清洁如今拟定十一月十六日举行郊祀之礼希望依照礼文在八日先接受从祭太庙的誓戒九日另外接受郊天的誓戒当天请求放朝停止朝参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此后早晨百官在朝堂接受誓戒宗室成员在太庙接受誓戒祭祀当天都用丑时秋夏用一刻春冬用七刻前两天派遣官员奏告配享皇帝的神室【凡是郊坛遇到雨雪就在斋宫门望祭殿望拜祭祀当天不设登歌祭祀官员穿公服举行仪式都发给明衣其常祀天地都由内廷降下御封的香并制作漆匣交给光禄寺司农寺】当时吏部尚书张昭等上奏议论说案聂崇义所说祭天用的苍璧九寸圆形好孔祭地用的黄琮八寸没有好孔圭璋琥都长九寸自己说：周显德三年，与田敏等人依据《周官》玉人的职掌，以及阮谌、郑玄旧有的图谱，记载其制度。臣等查考《周礼》玉人的职掌，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以及璧羡度尺，好孔三寸作为标准的文字，却没有苍璧、黄琮的规定。加之引用注解中有《尔雅》"肉倍好"的说法，这其实是注解璧羡度的文字，又不是苍璧的规定。又详查郑玄自己注解《周礼》，没有记载尺寸，怎会又另外绘制图谱，违背经典自立异说？又把羡度、肉好的说法拼凑起来，勉强定出尺寸，古今的大礼，顺从错误反而改变，从道理上说不通。又依据尹拙所述，礼神所用的六种玉，说是取自梁桂州刺史崔灵恩所

译撰《三礼义宗》中记载的昊天及五精帝的圭、璧、琮、璜，都长一尺二寸，以此效法十二个时辰。祭地所用的琮，长十寸，以此效法地的数目。又引《白虎通》说："中间方形外面圆形叫做璧，中间圆形外面方形叫做琮。"崇义反驳这个说法，认为灵恩没有周公的才能，没有周公的地位，一朝一夕撰写的书，就补上六玉的缺失文字，尤其不合礼制。臣等认为灵恩所撰写的书，遵循古代的训示，祭玉以十二为标准数目，是因为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一天有十二时。封禅山岳所用的玉牒长十二寸，圜丘的笾豆各十二列。天子用镇圭守卫外面，皇后用大琮守卫内里，都长一尺二寸。又祼礼所用的圭长一尺二寸，君王用来祭祀宗庙。如果君主亲自到郊外祭祀，登坛敬酒献祭，穿大裘服，插着大圭，行跪拜祭奠的仪式而手中拿着一尺二寸的圭，向神灵献上九寸的璧，赶不上祭祀宗庙祼礼所用圭的尺寸，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这样的情理又怎能安心？这就是灵恩的议论没有错误的原因。开宝元年十一月癸卯日，冬至，在南郊举行祭祀，因为燎坛距离稍远，听不到告燎的声音，开始使用爟火，让火光远远照亮，通达祭祀的场所。开宝四年七月，下诏冬至举行郊祀，十一月戊午日，亲自祭祀太庙，开始使用绣衣卤簿【考查卤簿共分四等：大驾、法驾、鸾驾、黄麾仗。此前大驾卤簿的衣服旗帜都是五彩染成的黄色缯帛，到这时全都改用刺绣。凡是郊祀、籍田、进献玉清、昭应、景灵宫时都使用绣衣卤簿】。己未日，在圜丘合祭。开宝九年下诏说："定都洛阳，是我朝的西都，在祭坛焚烧祭品，是国家的大事。如今江南已经平定，四海之内大致统一，恭敬地遵循光辉的祖训，用来表达报答感谢之情。眷念西顾之情，郊祀之地就在那里。将要整治车驾按时巡视，亲自到南方的位置展现诚意。朕现在到西京去，在四月于南郊举行祭祀，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各自尽好自己的职责"【按后梁太祖建都在汴京，而郊坛却在洛阳。开平二年，皇帝从东京到洛阳举行仪式。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张全义也请求赶紧到洛阳去，拜谒宗庙完毕就祭祀南郊。均王将要祭祀南郊时，仪仗器物都齐备，这就是后梁后唐的郊坛在洛阳的明确证据。宋太祖亲自郊祀共四次，只有这一年是在洛阳举行的，又是在四月，这本来不是正常的典礼，只是因为洛阳原本就有郊祀之地，这一年打算迁都到洛阳，所以趁着西行而特别举行这个仪式】。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在圜丘祭祀天地，开始奉太祖升配【按宋朝初年南郊四次祭祀，以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总共七次祭祀，都以四位祖先轮流配享。太祖亲自郊祀共四次，都以宣祖配享。太宗即位后，这七次祭祀只用宣祖、太祖轮流配享。到这时才奉太祖升配。雍熙元年冬至亲自郊祀，又重新商议配享之事。礼官起初认为舜郊祀喾，商朝郊祀冥，周朝郊祀后稷，都是因为王业所依托的祖先。至于汉高祖的父亲太公，光武帝的父亲南顿君，虽然有皇帝之父的尊贵地位，却没有参与配天祭祀的先例。所以从太平兴国三年六月再次举行郊祀起，都以太祖配享，从礼制上说是恰当的。到这时将要东封泰山，扈蒙确定这个议题说：严敬父亲没有比配享天神更重大的了，请求以宣祖配天。从雍熙元年停止封禅改为郊祀起，便举行了这个仪式，有识之士对此表示非议】。雍熙四年正月，礼仪使苏易简说：亲自祭祀圜丘，以宣祖配享，这符合圣人大孝的道理，成就了严敬父亲配天的仪式。太祖皇帝开创光大宏大的基业，恭敬地登上皇位，以圣人传给圣人，传承没有穷尽。案唐永徽年间，以高祖、太宗一起配享上帝，希望将来亲自祭祀

译郊丘时，奉宣祖、太祖一起配享。日常祭祀祈谷、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皇上批准了这个奏议。淳化三年，将要在冬至郊祀，郊祀前十天皇子许王去世。有关部门说：许王去世发生在还没有接受誓戒之前，按照礼制天地社稷的祭祀不能因此废止。下诏让尚书省商议，吏部尚书宋琪等上奏：因为许王去世治丧，距离郊祀只有十天，皇上要穿丧服，百官都应当入宫慰问。在这样悲痛的时刻，举行对越天地的仪式，臣等实在担心上帝不能感受到诚意，百姓也会因此感到疑惑。况且郊天的礼制，一年有四次，记载在礼经之中，没有轻重的差别。请求在来年正月上辛日合祭天地，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这一年礼仪使说：皇帝亲自郊祀的旧例，在京城内以及距圜丘十里以内的神祠。以及所经过的桥梁道路，都分别派遣官员祭祀，唯独遗漏了太社、太稷、文宣王、武成王等庙，如今请求从皇帝出宫之日算起，提前一天派遣官员祭祀，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至道三年十一月【当时真宗刚即位】有关部门说：冬至祭祀圜丘，孟夏祭祀雩祀，夏至祭祀方丘，请求奉太宗配享；上辛日祈谷，季秋祭祀明堂，奉太祖配享；上辛日祭祀感生帝，孟冬祭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享。皇帝亲自郊祀时奉太祖、太宗一同配享，皇上下诏同意。真宗景德三年，卤簿使王钦若说：汉代以五帝作为天神的辅佐，如今放在第一龛；天皇大帝放在第二龛，与六甲、岳渎之类的神位相邻。帝座、天市这样尊贵的神位，如今与二十八宿、积薪、腾蛇、杵臼之类同在第三龛，这是卑微的主神与尊贵的臣位并列，很不合适。如果认为北极帝座本来不是天帝，而是天帝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北极应在第二等，帝座应在第三等，这样高低也还不相等。又太微星次缺少左右执法星，子星星次缺少孙星，希望命令司天监核实验证，于是下诏命礼仪使、太常礼院、司天监一起检定此事。礼仪使赵安仁说：案《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就称为昊天，据远处看去苍苍茫茫就称为苍天，人们所尊崇的没有超过帝的，把这个称号加于天上，所以称为上帝。天皇大帝就是北辰、耀魄宝，本来就是星辰之中的尊贵者。《易经》说："日月附着于天，百谷草木附着于土。"又说："在天成就天象，在地成就形体。"这是说明星辰不是天，草木不是地。由此可见天以苍昊为本体，不列入星辰之列。又《郊祀录》记载祭坛第二等祭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神座次序排在前面，其余内官各神位以及五星、十二辰、河汉，共四十九座，都排列在十二级台阶之间。唐朝建中年间，司天冬官正郭献之上奏：天皇、北极、天一、太乙，按天宝年间的敕令都应当升入第一等。贞元二年亲自郊祀，因为太常的建议下诏恢复依照开元礼，仍作为定制。《郊祀录》又说：祭坛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座等十七座，都排在前面。《开元礼义》罗列说：帝有五座，一在紫微宫，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宿，一在天市垣。这里所说的帝座，并非直接指天帝。又查得判司天监史序的奏状：天皇大帝是一颗星在紫微句陈之中，它的神灵称为耀魄宝，也就是说天皇是一颗星，五帝才是天帝。北极五星在紫微垣内居于中央，其中一星称为北辰。第一颗星主管月亮为太子，第二颗星主管太阳为帝王，第三颗为庶子，第四颗为嫡子，第五颗为天之枢。北辰所主管的事项，不止一件，又不能与帝座相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执法、上将、次将的名号，不能一一列举，所以总称为太微垣。星经旧有记载孙星，而祭坛图上只有子星，辨明尊卑的区别，不能同列一位

译。私下认为祭坛图的旧制，都有明确的依据，天神的定位，难以随意提升。希望依照星经的记载，都以旧有礼制为准。王钦若又说，历代天文志都说："北极北辰是最尊贵的"，又说"句陈口中一星叫做天皇大帝"。郑玄注解《周礼》，说祭天的人是在冬至祭祀天皇于北极。北魏孝文帝祭祀六宗神，也把天皇升到五帝之上。案晋朝天文志："帝座星明亮而润泽则天子吉祥，威令得以推行。"既然称为帝座，那就是被天子所占用的星位，把它列在下面的位置，看不出这样做的道理。又赵安仁的议论认为子星孙星两星不能同位，陛下正逢皇嗣延续的喜庆之事，用以扩大宗室的根基，如果因为前代文献的缺失，便认为这样做合乎礼制，实在恐怕本朝的盛大典章制度，尤其不够恰当。皇上下诏天皇北极特别升入第一龛，又在子位设置孙星，帝座次序依旧不变。王钦若又说："帝座总共只有三个，紫微、太微的帝座已经列入第二等，只有天市垣的一座还在第三等。"案晋朝天文志："大角星以及心宿的中星，都称为天皇座，实际上与帝座不属同类。"皇上下诏特别升入第二龛。旧有的郊丘神位牌，都由有关部门题写署名，皇上命令王钦若重新改造。到这时，王钦若把神位牌献到便殿祭坛上四位，涂上朱漆，用金字书写，其余都用黑漆书写，第一等用金字，第二等用黄字，第三等以下用朱字，都收藏在漆匣中，覆盖以黄色丝帕。皇上下阶观看，就交给有关部门。又依照新定的祭坛图，五帝、五岳、中镇、河汉都应放在第三等。景德四年，职方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奭说："按照礼制，冬至祭祀圜丘，由有关部门代为行事，天神六百九十位陪祭，如今只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都没有设位。而且太昊、句芒只应在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时祭祀，如今却在冬至祭祀，恐怕不合适。"翰林学士晁迥等说："案《开宝通礼》，圜丘由有关部门代为行事，祭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众星，共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祭祀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共十七位；方丘祭祀皇地祗配帝、神州、岳镇、海渎共七十一位。如今司天监所设置的圜丘雩祀明堂方丘都是十七位，也就是说方丘有岳渎陪祭，圜丘却没有星辰，反而以人帝陪祭。希望像孙奭所请求的那样以通礼所定的神位为准，如有增添的另作奏请。"皇上批准了这个奏议。干兴元年【当时仁宗刚即位】下诏命令礼官确定升迁郊祀的配享，于是请求祈谷及祭祀神州地祇以太祖配享，雩祀及昊天上帝及皇地祗以太宗配享，感生帝以宣祖配享，明堂以真宗配享，皇帝亲自祭祀郊丘时以太祖太宗一同配享，皇上批准了这个奏议。这一年九月，太常丞同判礼院谢绛说：臣看到本院与崇文院检讨官共同详定，以宣祖配享感生帝。私下考虑宣祖并非受命开创统绪的君主，这样的道理或许不妥。唐武德初年，圜丘方丘雩祀都以景帝配享，祈谷大享都以元帝配享。太宗初年奉高祖配享圜丘明堂北郊，元帝配享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祭祀高祖于圜丘，祭祀太宗于明堂，兼作感生帝的配享主神，又以景帝元帝称为祖，万代不再迁移，停止他们的配享以符合古代的礼义。臣认为景帝当初受封，是唐朝的始祖，与宣祖的地位不能相提并论。宣祖对唐朝来说是与元帝相当的地位，唐朝拥有天下才经历三代，而景帝元帝两位祖先已经停止了配享的典礼。宋朝受命于天，从太祖算起到现在已经四位皇帝了，而宣祖配享的祭祀仍未停止，恐怕不符合过去典章的本意。请求依照永徽年间的旧例，停止宣祖配享，仍用太宗时的旧例，把真宗宗祀于明堂并兼作感生帝的配享

译主神。如果依据郑玄的说法，那就是说五帝轮流称王，称王的人因为所感应的祥瑞而分别祭祀，在南郊尊崇他们以祖先配享。如今如果不用武德永徽年间的旧例，请求以太祖一并配享，正好符合郑玄的说法。详审郑玄的意思，不是受命开创基业始封的祖先不能配享，所以引用周朝后稷配享灵威仰的例证来证明。只有太祖开始创造基业，亲身承受天命，配享感生帝，这个道理十分明白。如果担心祭祀的日子相互妨碍，应当以太宗配享祈谷，太祖配享雩祀，也不失尊严的宗旨。臣认为宣祖庙不仅不应当迁移，而且轮流用来配享上帝，从古礼上说值得怀疑。礼制规定有功的称祖，有德的称宗，但如果不是受命的祖先，亲属关系穷尽了就一定要毁去神主，何况是配享呢？翰林承旨利瓦伊等议论说案礼制祭法正义说：郊祀是夏正的礼制，在建寅之月，祭祀感生帝于南郊，这就是崇祀的文字依据。私下认为感生帝比起祈谷的礼制等级要轻一些，宣祖与太祖的功业有所差异。如今以太祖配享祈谷，以宣祖配享感生帝，与各自的地位相称而确立文字，在礼制上是恰当的。皇上下诏听从这个意见。仁宗天圣二年下诏加封真宗的谥号，皇上对辅臣说："郊祀是重大的事情，朕想要在宫中练习礼仪，命令礼官起草仪式详细内容上报。"郊祀前三天，把谥号册宝献于太庙，第二天在玉清昭应景灵宫祭祀献礼，在太庙住宿，献祭完毕后，前往青城，到达大帐篷，就着更衣坛，换上衮冕举行仪式【按旧例，三年举行一次亲自郊祀，不郊祀时便用其他礼仪代替，庆典赏赐都与郊祀相同，而五使都由辅臣担任，不论官职的高低，这一年翰林学士率领仪仗，御史中丞率领卤簿，开始按照官员次第安排】。天圣五年十一月郊祀，让翰林学士宋绶兼任太仆，陪同玉辂车，皇上问起仪式典故，于是让宋绶集合群官编撰《天圣卤簿图记》呈上。礼仪使刘筠请求郊祀后到玉清昭应景灵宫，皇上下诏郊祀前先祭祀景灵宫，近臣奏告玉清昭应宫，另择日期恭敬谢祭。大礼使王曾请求节省宗庙音乐，皇上说："三年才举行一次祭祀，不敢因为怕辛劳而节省。"三次献祭完毕后，增加礼生七人，各自引导本自的宝物，太祝登殿，撤去豆器三次，又斋戒于长春殿谢祭玉清昭应宫【按沈括《笔谈》说："皇上亲自郊祀宗庙的册文都说'恭敬地献上岁时之祭先于景灵宫'，称为庙献，其次太庙称为朝享，最后才在南郊祭祀。我编集郊祀仪式时曾参与讨论，常常怀疑这个次序，回答说如果先者为尊贵，那么郊祀不应当排在庙祭之后，如果后者为尊贵，那么景灵宫又不应当排在太庙之前，探求这个次序的来历，是有原因的。案唐朝旧例，凡是要祭祀上帝，就先派使者祭告百神，只有太清宫、太庙由皇帝亲自前往，那些册祝都说'择定某月某日在某处举行祭祀，不敢不先行告知'，宫庙的祭祀称为奏告，其余的称为祭告，只有南郊之祭才算是正式的祭祀。到天宝九载才下诏说：'告是上对下告知的说法，从今以后太清宫应当称为朝献，太庙称为朝飨'，从此便失去了奏告的名称，册文都成了正式祭祀"】。天圣六年开始修筑外围垣墙，用矮墙围绕，设置灵星门，皇帝亲自郊祀时就在青城设立表柱，表柱共三重围墙【宋朝初年南郊青城长期占用百姓的田地，妨碍了他们的耕种，加之其中的暖殿只是用木料搭建彩饰而成，是皇上所御用的地方，不足以防备意外情况，天圣年间魏余庆上言，请求出高价补偿收买百姓的田地，免除他们的租税，建造瓦顶宫殿七间，皇上依奏批准】。景佑二年郊祀，下诏以太祖、太宗、真宗

译三庙万世不迁，南郊以太祖固定配享，二位皇帝各自配享亲自郊祀之礼，都陪祭于常祀，圜丘皇地祇配享以太祖，祈谷雩祀，神州配享以太宗，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享，都照旧办理。这一年礼院说："周官朝日祭祀五帝，就设立大帐篷小帐篷。解说的人认为祭祀昊天上帝也是这样。大帐篷在祭坛围墙之外，如同更衣的帐篷；小帐篷在祭坛旁边，如今还没有实行。请求在皇帝神位牌略偏东的地方设置小帐篷，每次献祭完毕后走下祭坛，如果因故就近入小帐篷，等到终献撤去豆器，再回到神位。"庆历元年，判太常寺吕公绰说："历代郊祀配享的神位没有侧向摆放的。真宗曾拿封禅图给辅臣看，说：'我曾见到郊祀昊天上帝不用正坐的方式，是因为皇地祇要排在其次。如今修订登封上帝之礼，应当在子位。太祖太宗的配享神位应当比照郊祀而斜着摆放。'此后有关部门不明白先帝以告成报功的用意，酌情从权变通的意思，每次郊祀的仪式规范既引用祥符年间斜置的文字，又记载西向北上的礼制，临时选择其一，从来没有考定过。"于是下诏南郊祖宗的配享位置，都以东方西向为准则。吕公绰又认为郊庙的祭器还不完备，制度大多违背礼制，请求全部重新制造。又因为一年中大中小祭祀共六十一次，禘祫二祼献兴俯玉帛尊彝菁茅酰醢锺石歌奏等汇集编成郊祀总仪，呈献给皇上。十月，吕公绰说："案《开元礼》《郊祀录》，昊天上帝、皇地祗六种酒罇以太罇为上等，盛放泛齐；着罇次之，盛放醴齐；牺罇次之，盛放醍齐；壶罇次之，盛放沈齐；山罍为下等，盛放三酒。配享的皇帝以着罇为上等，盛放泛齐；牺罇次之，盛放醴齐；象罇次之，盛放盎齐；山罍为下等，盛放清酒，都加上明水明酒，盛放在上罇中。五方北极天皇大帝、神州地祗、大明、夜明的太罇盛放泛齐；五星、十二辰、河汉的象罇盛放醍齐；中宫壶罇五方山林川泽的蜃罇都盛放沈齐；外宫概罇五方丘陵坟衍原隰的散罇都盛放清酒；众星的散罇盛放旨酒，都用明酒，各自盛放在上罇中。宗庙每室设置斝彝、黄彝、着罇的上罇，都盛放明水；黄彝盛放郁鬯，着罇盛放醴齐。又司烜氏用鉴器在月光下取明水。郑玄说：'鉴类取水的器具，世人称为方诸，取月亮之水，是想要得到阴阳的洁净之气。'臣谨慎地依据古代的制度考察五齐三酒，这些其实并非难得之物，将来郊庙祭祀献享，应当下诏酒官依照法度制作齐酒，分别盛放于罇罍之中，仍命令有关部门取用明水。至于明酒盛放在上罇之中，或者阴鉴方诸之类的取水方式，一时之间不能仓促办到，请求依照唐朝的制度用井水来代替。"皇上下达给博士商议后奏报说：近来郊庙祭祀，祭坛殿宇上下所设的罇罍，只有酌献饮福两个罇里盛放祠祭酒，其余的都只是徒然设置器皿而不盛放实物。至于五齐三酒、明水、明酒，确实在礼制上有所欠缺。但是五齐三酒，郑玄注解《周礼》时，只是引用汉代的酒名来比拟，却没有制造的方法。如今打算仍旧用祠祭酒一种，祭坛殿宇上下的罇罍，有关部门不得再另外设置空的器皿。至于明水、明酒，都用井水来代替。

译其正配神位依次斟酒献飨、饮福，原先用酒二升的，各增加二升。从祀的神位，仍用原来的升数，将酒盛入各罍樽中，并配以明水、明酒。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

仁宗三年，礼官余靖说：祈谷礼祭祀感生帝，虽在同一天，但礼制应当有所不同，不能都用四圭有邸，颜色也都尚赤。于是规定：祈谷礼在明堂举行，用苍璧，长一尺二寸；祭感生帝用四圭有邸；朝日用日圭，夕月用月圭，都是五寸。从祀神州地祇不用玉，答谢社稷之神用两圭有邸。祈谷礼则不用玉。

皇佑五年正月，会灵宫发生火灾。这年冬至郊祀，以真宗、仁宗二帝并配天神。第二年发生大旱，胡宿说：五行中火对应礼，去年发生火灾，今年又逢大旱，这是应验在礼制上的征兆，这恐怕是郊丘合祭而并列配享有失礼之处所致。于是建议并列配享不合古制，应当像当初一样轮流配享。

嘉佑六年，礼院官员说：面对天地之神，不应有两个主祭配享者。唐代垂拱年间才开始用三位祖先同时配享，后来便废止了。皇佑初年三位先帝一并配享，后来又恢复轮流配享，不久又恢复一并配享，并定为常制。这虽出于孝思，但颇违背经典礼制。此事交付两制官员商议，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说：推尊祖先以配享上帝，是最合宜的道理。然而尊崇之事不可轻慢混杂，所以郊祀不应有两位主祭。如今二位先帝一并配享，本是想借此表达孝心，但恰恰因此而显得轻慢，配享上帝不是用来使神明安宁的做法。请依照礼官的意见办理。嘉佑七年正月，下诏南郊以太祖一人定为配享之主。

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日举行祈谷礼，礼院官员说：按照合门仪制，祭祀天地要举行致斋，皇帝不外出游幸、不奏乐。因为寿圣节恰在致斋期间内，如果依照庆历元年、嘉佑七年元会的先例，改用中辛日举行，应当在十六日。而十四日按例要前往慈孝寺等处、集禧观行礼、观灯奏乐。如果派遣官员代行祭礼，则不妨碍奏乐。元日朝贺与圣寿节，往往与上辛日相近，常常改用中辛日，这并非尊崇天神应有之意。喜庆之礼与致斋之礼相合，又不宜撤去音乐。于是下诏：凡遇元正御殿朝贺、圣节上寿，即使正逢上辛祭祀官员致斋之日，也照常奏乐大宴，可以改期举行，或就地赐宴。（按：祈谷之礼，庆历年间用牛犊一头，羊二只，猪二头，当日祭祀感生帝，用羊二只，猪二头，正位与配位所用簠簋俎豆各增至两份，前一天太祝宣读祝文，查看祭玉，其余礼节与冬至遣官代祭相同。）

这年十一月，在南郊合祭天地，以太祖配享。按照旧例，皇帝将要就位于版位时，各祠官须回避退班，等皇帝就位后，再由侍臣跪读册文，读到皇帝名讳时便起立。这次下诏因尊崇祭祀，不必回避退班，起立时，吕公著代理太仆卿，陪乘随驾，说仁宗亲自祭祀时，曾撤去黄道帷幕以登临简陋的小帐幕，不入正殿，此次都依照沿用这个做法。（按：治平年间将要举行郊祀时天降雨，有人建议改行祫享之礼，英宗询问宗晟，宗晟回答说：「陛下初次郊祀朝见上帝，是隆重的大礼，怎能轻易改期？至诚可以感动神明，全在陛下心意精诚而已。」英宗采纳了这个意见，等到举行郊祀时，雨便停了。）

神宗熙宁元年，下诏命两制以上官员直到台谏官与太常礼院共同详细审定：今年冬至该不该由皇帝亲自举行郊祀之礼。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呈上奏议说：「按《王制》记载，居丧三年不举行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时可以放下丧服的绋带前去行事，古注解释说这是因为不敢以卑者之礼废弃对尊者的祭祀，由此可见即使居丧也可以祭祀天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传文说：『凡是国君去世，卒哭之后行祔祭，祔祭之后制作神主，此后专为新主特别举行祭祀，四时的烝尝禘祭仍在宗庙照常进行。』杜预注解认为，新主既然已在寝庙特别设祭，那么宗庙四时常规的祭祀自然应当照旧进行，由此可见即使居丧也可以祭祀宗庙。周公曾称赞商高宗守丧三年不言政事，子张对此有疑问，便去请教孔子，孔子回答说：『何必只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这里说高宗不言政事三年，而不说服丧三年，杜预又解释说，古时天子诸侯服三年之丧，是在下葬之后就除去丧服，此后以谅暗（居丧不言）之礼来持守心丧，不与

译士人百姓同用一种丧礼。既然如此，那么除去丧服之后，郊庙的祭祀难道可以不举行吗？南齐以前，君主即位，有的沿用先前郊祀所定的年份，有的另立年份重新郊祀，此事曾交付有司商议，而王俭援引晋、宋以来的先例，都是改元之后即行郊祀，而不沿用先前郊祀所定的年份。自汉文帝以来，历代君主都是即位之后便去朝谒宗庙，到唐德宗以后，也是过了一年才举行郊祀之礼，况且本朝景德二年，真宗身处明德皇太后丧期之中，按以日代月之制服丧期满后，第二年便亲祭太庙，并在圜丘合祀天地。恳请陛下将来冬至亲自举行郊庙之礼，凡属服冕乘车、仪仗礼器、音乐等属于祭神所需的事项，都不可废止。」诏令恭敬遵照典礼旧制办理，其中车服仪仗等除祭神所需之外的部分，命太常礼院详细审定后奏报。礼院详细审议后，请求除郊庙祭祀及景灵宫礼神时用乐之外，凡卤簿鼓吹以及楼前宫悬乐架、各军所设音乐，都只陈设而不演奏，各处警戒岗哨只鸣金、击钲鼓、吹号角，皇帝准许了这个请求。

十一月，皇帝在郊宫致斋。按照旧例，车驾到达青城后稍作休息，便下诏随从大臣到后苑观赏水戏，又登上端门观看太常寺举行的警严仪式。这次皇帝一心一意专注于祭祀，全部取消了游览观赏的活动，于是撤减了宫门、楼阁、亭台、园囿，裁省草木禽兽等设施一千七百多项。（按：《沈括传》记载，沈括担任馆阁校勘时，曾删定三司条例。按照旧例，每三年一次的郊丘祭祀制度，有关官员按旧档案办理，并保存副本供沿用，历来相沿成习。祭坛下张设帷幕，方圆数里之内辟为园囿，种植各色树木，雕刻鸟兽形象，遍布其间。行礼前夕，皇帝法驾亲临观赏，在端门陈列仪仗侍卫以检阅警戒，游览登临观赏，这类活动本非斋戒祭祀所应有。皇帝出行乘舆一次，随行服侍的百工杂役竟多达六七十人。沈括考订礼制沿革，撰写成书，名为《南郊式》，此后即依照新规点检相关事务，按新式办理，节省费用以万计，神宗对此大加称善。）

到熙宁十年，又废除了从寝殿一直修到宝华门的砖砌道路，并定为永久制度。

熙宁四年，参知政事王珪说：「南郊皇帝车驾所经之处，必定要验勘符箭才准出入，这本是行军作战的法度，不应施行于郊祀之礼。」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又依照详定所的请求，废除了太庙以及宣德门、朱雀门、南熏门等各门验勘符契的做法。又因皇帝从大次帐幕前往版位，须由内臣二人手执雉羽在前引导，称为「拂翟」，此举尤其有失礼制，请予废除。

熙宁六年春正月，恢复僖祖为太庙始祖的地位，以配享感生帝。（按：宋充国任知太常礼院，英宗祔庙时，有人主张将僖祖神主祧迁藏入夹室，宋充国建议以僖祖配享感生帝，尊为宋朝始祖，此议获准施行。）

熙宁七年，下诏命中书门下详定青城殿宇门的名称。此前每次郊祀都是临时拟定名称，到此时才正式确定：前门称泰禋门，东偏门称承和门，西偏门称迎禧门，正东门称祥曦门，正西门称景曜门，后面三门统称拱极门，内东侧门称夤明门，西侧门称肃成门，大殿门称端诚门，大殿称端诚殿，前面东西两门称左右嘉德门，便殿称熙成殿，后园门称宝华门，并定为固定名称。

元丰元年正月，下诏详细审定郊庙礼仪。二月，下诏内壝之外分布众星神位环列一周，每隔两步立一根木桩，以青绳缭绕围成界域。此后详定奉祀礼文所进言：「《周官》所记周代祭祀，外祀都设有兆域，但只是设置一个神位而已，后世逐渐增加了其规制。东汉时，坛上所设神位，天神从祀者多达一千五百一十四位，所以在外围设置重重营域以区分等级界限。日、月神位设在中营以内的南道，而北斗神位则设在北道之西。至于五星、中宫诸星之类，其神位都在中营之内；二十八宿、外宫诸星之类，其神位都在外营。由此可见，设置重营正是用来区分神位等级的。唐代沿袭齐、隋的旧制，设为三重壝墙。天神诸位都不设在内壝之外，而皇帝专设的位置则特别设在坛下东南方。至于公卿分

译献官、文武百官从祀的位置，以及乐悬乐架、馔幔等，都设在中壝之内；而皇帝所居大次帐幕则设在外壝之外。由此可见，设为三重壝墙，是用来安排祭祀事务的先后次序的。大概古代神位较少，参加祭祀的人也简省，所以只需划定兆域，用来遮列区隔、禁止外人进入即可。后世神位既已增多，参与祭祀的人也随之繁多，所以设为三重壝墙，以严明内外的界限。」于是恳请废除青绳围域的做法，改设三重壝墙，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九月，下诏祭祀天地及配享的先帝，都只用特牲（一头牲畜）。

元丰四年四月，下诏废止南郊合祭天地之礼。九月，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知礼院陆佃呈上奏议说：「祭祀所用冕服共有六种，而《周官》弁师职文说：『掌管王的五种冕服。』那么大裘应当与衮服共用同一种冕冠。所以《礼记》说：『郊祀之日，天子身披衮服以象征上天，头戴冕冠垂十二旒玉藻，这是取法于天数。』又说：『穿衣加以外罩，是为了增其美观。行礼不隆重就不必外加服饰，所以大裘不加外罩。』这说明先王是身穿大裘、外罩衮衣的。前代有的学者认为周代祭祀天地都只穿大裘，而大裘所配的冕冠没有垂旒，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大概古人穿裘衣，从不单独穿着，裘衣之上必定还要加穿罩衣，所以说：『黑罩衣配羔裘，黄罩衣配狐裘，白罩衣配麑裘。』如果郊祀时只单穿大裘，那便是以裸露的衮服来朝见天地了，而裸露的裘衣是不能进入公门的，又怎能用来朝见天地呢？况且先王的服制，冬穿裘、夏穿葛，是为了适应寒暑变化，这是历来未曾改变的常法。如果说郊祀天地只穿裘衣而不穿衮服，那么夏日祭祀赤帝、以及夏至日郊祭地示时，难道也要穿裘衣吗？由此可见，君王冬日祭祀昊天上帝，必是裘衣在内、衮服在外，这是很清楚的。至于夏日祭祀天神地示，则应去裘而只穿衮服，以顺应四时的变化。《周官》说：『凡四时祭祀，各按当季适宜的服饰穿着。』这说明夏日祭祀必定不穿裘衣。有人说：『天子披衮服以象征上天。』这是鲁国的礼制，臣以为《礼记》原文说：『周代最初举行郊祀之日，即冬至这天，天子身披衮服以象征上天。』既然如此，又怎能说是鲁国的礼制呢？有人说：『祭天崇尚质朴，所以特意只穿大裘。』但天子身披衮服，便不符合崇尚质朴的说法。臣以为所谓崇尚质朴，只是说其中有所侧重罢了，并非事事都要用质朴之物。譬如用苍璧礼敬上天、用黄琮礼敬大地，旌旗上绘十二道旒、龙纹配以日月图案，这些难道也都是崇尚质朴吗？所以说：『祭天时只需扫地即可举行祭礼，取其质朴罢了。』祭祀所用牲畜用赤色的骍牛，是崇尚赤色；用未曾役使过的牛犊，是崇尚诚敬。天子身披衮服以象征上天，头戴冕冠垂十二旒，是取法于天数；旗上绘十二道旒、龙纹配以日月，也是用来象征上天。事理本来就不止一端，各有其适宜之处。臣以为，如今冬至举行禋祀昊天上帝之礼，应当穿裘衣、外罩衮服；其余祭祀天神以及祭地示之礼，则请只穿衮服而去掉裘衣，各按其时节所宜而穿着。」（按：宋代旧例，南郊时皇帝车驾出行穿通天冠、绛纱袍，前往青城祭日当天穿靴袍，到大次帐幕临祭时才更换为冕服。元丰年间下诏详定奉祀礼仪，有司建言：《周官》记载祭祀昊天上帝应穿大裘、戴冕冠，《礼记》说「郊祭之日，天子披衮服以象征上天」，王肃援引《孔子家语》「临祭燔柴时穿衮冕」，大概是先穿衮服而后穿裘衣，因此请求另制大裘，衮服用于祭祀当日，大裘用于临祭之时。当时议论者多怀疑《孔子家语》不足为据，若舍弃不用，则《周官》《礼记》的记载又互相抵触。当时右丞陆佃掌管礼院，建议穿大裘、外罩衮服，此议遂定为常制。大裘用黑色羔皮制成，边缘镶以黑色丝帛，这是沿用唐代的旧制。）

十月，礼官进言：「古代君王出行时必设置严整的车驾侍卫，居处时则修建厚重的宫阙，用来显示隆重庄严、防备意外之事。」所以《周礼》记载，天子会盟诸侯时便临

译时修筑壝宫，饮食休息时便设置帷宫。汉代祭祀甘泉宫时便设有行宫，到东晋时也曾修有瓦殿。本朝沿袭唐代旧制，皇帝亲自郊祀南郊时的行宫，只设青城帷幕大殿，若逢住宿期间刮风下雨便令人担忧，而且也没有望祭天地的固定场所。况且青城每年的费用以万计，臣等恳请仿照青城旧制，另建正式的斋宫，这样一劳永逸，可省下巨额费用，遇到刮风下雨天气时，也可以就此举行望祭之礼。皇帝下诏将此事交太常礼院审议，待尚书省修建完毕后再听候旨意决定。（按：当时因尚书省尚未修建完毕，此议未能立即施行。此后哲宗建成斋宫，对臣下说：「三年一次的郊祀，青城所耗费用达三十余万缣帛，人工费用还要加倍，如果改用固定的宫室，则可一劳永逸，能节省很多开支。」徽宗时修建南北郊斋戒住宿的宫殿，南郊的称为斋宫，北郊的称为帷宫。有关官员建议说：「两处事体本来相同，只是名称不同，应当统一称为斋宫。」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

熙宁六年十月，太常丞吕升卿进言说：「近来因郊祀致斋期间，认为不宜前往景灵宫及太庙行朝享之礼，已具奏此事。近日听闻只是废止了前往景灵宫等处的朝谒之礼，而天兴殿以及太庙的朝享仍照旧举行。臣以为，郊丘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比祭享上帝更为重大之事的。臣遍查历代典籍，从未听说过在为祭天而致斋期间，中途先去朝享宗庙的先例。唯独唐代天宝年间以后，采纳田同秀的建议，建立老子庙，称为太清宫。那年将要举行郊祀，在二月辛卯日先亲自前往太清宫行礼。祭祀时使用青词祝文，进献素食祭品。到甲午日，又亲自朝享太庙。到丙申日，才正式在南郊行祭天之礼。整个唐代都奉行此制，无人察觉其中的不妥。虽然论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失礼制，但考察其最初致斋之日，是辛卯日前往太清宫行礼，到丙申日，前后已相隔将近五天，这才能够从容休息以朝见上帝。如今陛下致斋只有三日，其中一日在大庆殿，而在其余两日之内竟要连续举行三次祭祀典礼。古时举行大祀，从未有不致斋三日便敢与神明交接的先例。如今陛下在天兴殿行礼，仅仅斋戒一日而已，而前往太庙与郊宫行礼之前一日，也都曾用过这一日的斋戒。这样算来，所谓一日的斋戒，尚且还不是完整的一日。以不足一日的斋戒来举行盛大祭祀，尚且难称适宜，何况还不是完整的一日呢？如此一来，用来奉祀宗庙，则斋戒的天数不够；用来事奉上帝，则致斋的礼仪又不够专一。陛下恭敬庄严、心怀敬畏，三年才举行一次大礼，本是为了承受无穷的福佑，可是致斋之礼竟是如此简略，恐怕还不足以称得上是昭事上天的诚意。如今太庙每年已有五次大祭，礼制已经完备如古制，若又在郊祀之时重复举行遍祭宗庙之礼，这又该称作什么名目呢？有人说：宗庙的祭礼未曾亲自举行过，所以借郊祀的机会恭敬展礼献祭。臣以为不然，人君对于宗庙的祭祀，本应按时亲自举行，那些未能亲自祭祀的情况，实是后世失礼的表现。如今若说必须借郊祀之机才能举行宗庙祭礼，那这个道理就更加说不通了。所谓『借机』，正是说明并非专门为此而设。七代圣明祖先，庄严地供奉在清庙之中，朝廷不专门讲求按时亲自祭祀之礼，却要借他事之机顺便祭祀，这不是臣所曾听闻的道理。臣愚以为，如今郊祀之礼应当依照旧例，在大庆殿致斋二日，然后径直前往行宫，宫庙的亲享之礼一并请求停止。或者皇帝车驾必定要前往太庙，那么恳请只需告祭太祖一室，以表达配享神明的心意，撤去乐舞，以尽力表现尊天致斋的礼仪。天兴殿的朝享之礼，恳请此后不再举行，请依照新颁的诏旨，等祭礼结束后再行恭谢之礼。恳请从今日起，另行制定太庙亲祀之制，每年五次大祭，皇帝亲临其中一次即可。并望自今年腊祭为始，明年举行春祠之礼，禴祭与烝尝之祭则从次年起依次轮流举行。每逢举行庙享之时，便停止景灵宫每季首月朝谒之礼。庙享致斋，恳请仍按平常礼仪在内殿出入，如此一来，则祭天与祭祖两方面都能各得其宜了。」（按：宋初郊祀祭天，先三日在崇元殿宿斋，次日前往太庙，五更时行朝享之礼，次日黎明前往南郊，在帷宫斋戒，再过两日方举行郊祀之礼。自仁宗天圣二年起，采纳礼官的建议，

译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太庙同一日举行祭礼。天圣五年，礼仪司刘筠认为一日之内多次举行祭礼，实在不堪劳累，请在南郊礼毕之后另择日期分别前往各宫行恭谢之礼。景佑五年，侍讲贾昌朝则建议，除告祭庙享之外，景灵诸宫的朝谒之礼，本是沿袭唐代太清宫的陋习，应当一并革除。郊祀礼毕后前往景灵宫行谢成之礼，如同下元节朝谒之仪，这些建议都未被采纳。到此时吕升卿又重提此议，岳珂认为吕升卿所论「古代大祀从未有不斋戒三日」之说甚为妥当。至于庙享每年五次而皇帝亲临其中一次，本属常礼，不应视为大礼。大礼用以祭祀天地，常礼用以祭祀祖宗，这样区分不如仁宗嘉佑年间行祫祭以代替郊祀的做法更为妥善。）

光禄卿吕嘉问进言说：光禄寺掌管祭祀所用酒醴及各种罍樽礼器，历来沿用法酒库所酿三色法酒，以此代替《周礼》所记的五齐三酒，恐怕不足以彰显陛下崇祀之意。近日臣按照法酒库中酒库的酿酒法式加以考证，礼经所记的五齐三酒，如今所酿之酒统称为「齐」，冬季酿造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季十日之后，拨开醅面便见浮起如蚁的酒花涌于表面，如今称为「拨醅」，这恐怕就是古书所说的「泛齐」吧？接着取出拨醅，其下层酒汁与酒滓相混杂，如今称为「醅芽」，这恐怕就是古书所说的「醴齐」吧？再将醅芽放入篘器中过滤，滤出的酒汁呈葱白色，如今称为「带醅酒」，这恐怕就是古书所说的「盎齐」吧？再经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酒色变化呈微赤，这恐怕就是古书所说的「醍齐」吧？再经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夏十五日，拨开醅面观察，上层清澈、下层沉淀，这恐怕就是古书所说的「沈齐」吧？如今朝廷因逢祭祀之事而临时酿造的酒，大概相当于古时的「事酒」；如今需经年酿造、反复蒸酝而成的酒，大概相当于古时的「昔酒」；同天节皇帝上寿时所供腊月所酿之酒，都是冬季酿造、夏季酿成，大概相当于古时的「清酒」。以上这些都属于「酒」的范畴，而不是所谓的「齐」。由此可知，「齐」是顺应酒液自然形成的变化阶段而命名，「酒」则是酿造成熟、人工酿制成分较多，所以祭祀神明用「齐」，供养世人则用「酒」。臣私下担心典礼制度正是如此。又《周礼》司尊彝职文说：「酝齐要用茅草缩酌过滤，盎齐则用清酒和之过滤。」依据经传所载，泛齐、醴齐这类属于事酒一类，须用清酒调和，并用茅草缩酌过滤；而盎齐、醍齐、沈齐这几类，则用清酒调和，不必用茅草缩酌过滤，如此一来，所用五齐的种类便不算多，所需供备的器物也就相当简便。大概酿酒的工序次第虽不尽相同，但这五种「齐」都是自然酿成的结果。恳请陛下圣裁，将如今所酿造的酒与典礼所载详加核对审察，或许不至于有太大偏差。恳请自今年郊庙祭祀起施行。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这一年，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此后开始废止天地合祭，不再设皇地祇的神位。此前，枢密院陈襄等人详定郊庙礼文，上奏说：「臣等蒙陛下圣意垂询，认为天地合祭于圜丘并非合乎典礼正制，下诏命令重新审定此事。臣等谨按《周礼》大司乐职文：冬至日，圜丘之乐奏六变以祭祀天神；夏至日，方丘之乐奏八变以祭祀地祇。之所以必在冬至举行祭天之礼，是因为这天正是阳气开始回升的起点；之所以必在夏至举行祭地之礼，是因为这天正是阴气开始潜生于地下的起点。又，大宗伯职文记载，祭祀在天之神时用禋祀、实柴、槱燎等礼，并以苍璧礼敬之；祭祀在地之神时用血祭、沈薶、疈辜等礼，并以黄琮礼敬之，这些都是为了顺应阴阳之性、辨明时令方位、仿效天地的形色特征，此二者的礼制本不应相同。汉代元始年间，奸佞之臣妄加议论，不推究经义本意，附会《周官》『大合乐』之说，主张天地应当合祭，汉平帝听从了这一说法而加以施行，于是天地共用一头牛犊合祭的错误做法便从此开始。从汉到唐，一千多年间，五月亲自到北郊祭地的君主，仅有四位而已，如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北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不过是偶一为之的举动罢了。然而这

译种做法随得随失，始终没有定论，一直沿袭到本朝也未曾得以厘正。恭惟陛下恢弘列祖列宗的功业，兴举历代帝王所废弃的礼制。臣等以为，既已废止合祭，那么南郊、北郊的祭祀便应当分别举行。恳请陛下每逢亲自祭祀之年，先在夏至日于方丘祭祀地祇，然后在冬至日于圜丘祭祀昊天上帝，这就是所谓抓大体而使之归于正道。然而议论者或许认为先王的这套礼制废弃已久，不能再恢复施行了。古时君主致斋的场所距离寝宫很近，仪仗侍卫的耗费不多，赏赐给予也少，所以即使一年之内遍祀天地，国家也不至于耗费太多，百姓也不至于劳苦。如今致斋的场所距离寝宫较远，仪仗侍卫繁多，耗费巨大，赏赐给予也多，所以即使三年才郊祀一次，尚且有人为此感到为难，更何况一年要举行两次郊祀呢？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或可三年轮流分别祭祀，或者像东汉那样在正月上旬和下旬分别祭南郊，祭礼结束后接着祭北郊；或者像南朝齐那样，在上辛日祭祀昊天，接着在次辛日祭祀后土，这样做不也是可以的吗？臣私下认为不然。《礼记》说：『祭祀不应过于稀疏，稀疏就会显得怠慢。』如果三年才轮流祭祀一次，那么昊天这样的大神，竟要六年才能得一次亲祀，这难道不是怠慢吗？《礼记》又说：『举行重大祭祀之事必须顺应天时。』冬至、夏至分别祭天祭地，这是周公所定的制度。舍弃这一制度而沿袭后代帝王的错误做法，这能称得上合乎礼制吗？那些持异议的人只知道图省事的方便，却没有看清尊崇祭祀应有的严整庄重。恭惟陛下明鉴先王已经施行且行之有效的成例，兴举历代久已不讲求的盛大礼仪，简省各司仪仗侍卫的耗费而将节省下来的用于祭祀官员，将南郊所省下的赏赐移用于供给卫士，蠲免青城中不急需的事务，削减大司农无谓的开支，使臣等得以详加考求旧例典章、参酌研究礼经，采用太常寺仪注的文字以纠正其中的讹误，稽考大驾卤簿的规制以裁减其中的繁冗，只以最诚挚恭敬的心意，面对天地之神，以迎接祥和之气、感召纯厚的福佑，希望能够成就一代盛典，垂范于后世万代。」又说：「臣等恭惟本朝冬至祭天于南郊、夏至祭地于北郊，每年都照常举行，都是合于古制的，只是认为由有司代行祭事尚不足以尽表诚敬之心，所以才定为三年一次由皇帝亲自举行郊祀。三年一次郊祀而由皇帝亲自举行，这正是所谓因时制宜的做法，施行于今日，确实不可轻易更改。唯独合祭之礼，应当予以厘正。《礼记》说：『鲁国人将要祭祀上帝之前，必定先在泮宫祭祀。』之所以如此，是要先行告祭祖先，以配享上帝之意。又说：『晋国人将要祭祀黄河之神前，必定先祭恶池之神；齐国人将要祭祀泰山之神前，必定先祭配林之神。』之所以如此，是先卑而后尊的道理。臣等据古以推知今，据诸侯之礼以推知天子之礼，恳请每逢亲自郊祀，提前七日戒斋、三日致斋之时，先在太庙宿斋以行告祭之礼，再在北郊宿斋以行祭地之礼，最后在南郊宿斋以行祭天之礼。之所以先祭太庙，是为了告祖以配享上帝之意；之所以先祭北郊，是先卑而后尊的道理。虽然如此，从北郊到南郊路途遥远，中途不可没有临时驻跸之处，请设置帷宫，途中暂歇之后再继续前进。」如若准许所奏，恳请下达有关官署施行。按礼制，东汉因祭祀南郊，随即祭北郊、明堂、世祖庙以及太庙，合称为「五供」；唐代因祭祀南郊，随即祭太清宫以及太庙，合称为「三大礼」。本朝三年一次的郊祀，必先祭景灵宫及太庙，这也是沿袭前代制度而来。然而每年夏至在北郊，自有例行常祀；平常年份由有司代祭南郊时，也不会合祭天地。之所以有合祭的做法，只是因为皇帝亲自祭祀时想要遍及各处罢了。若是为了亲祀能够遍及各处，那么借南郊之机同时告祭北郊，这本是沿袭旧有仪制，也不违背礼制的本意，比较可行。

于是下诏命礼官详加讲求。翰林学士张璪认为，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是不可更易的道理，如今若要将祭地改用其他月份，便没有依据可循，若实在不得已，应当在举行郊祀的年份、夏至那天，隆重

译陈设礼仪、大兴乐舞，一切如同南郊的仪制，命宰相代行祭事。而王存、曾肇则说：「如今北郊祭祀常派中书门下官员代行，这本是冢宰所应承担的职责，至于乐舞一类的仪制，也是开元、开宝旧礼所记载的内容，只是近世逐渐废弃而已。这两方面都属于有司代为祭祀、平常施行的常制，尚不足以取代皇帝亲祀的隆重意义，恐怕对『父天母地』这一说法的义理有所不顺。」判太常寺陈荐说：「议论者认为天地合祭始于王莽，所以主张废止。臣按《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一篇，正是郊祀天地之诗。汉代《郊祀歌》说：『惟泰元至尊，媪神广施福祉，泰元即是天，媪神即是地。』又说：『慎选吉时以成礼，天地并蒙福泽。』由此可见天地同祀之事，是可以概见其早已存在的，恐怕并非始于王莽。议论者又认为，方丘祭地之礼因逢盛夏，皇帝不便亲自前往，应当选派冢宰代行祭事，臣以为这恐怕也未必合乎古制，然而终究比不上天地合祭更为妥当。恳请暂且沿用旧制。」知礼院曾肇说：「如今冬至若废止合祭，而夏至又改由有司代行祭事，那么对于『父天母地』的义理便显得有所轻重不均。愿陛下每逢亲自祭祀南郊之年，也在夏至日亲自恭敬祭祀北郊，以此合乎先王的制度。」于是下诏废止南郊合祭之礼，改为皇帝亲自祭祀北郊，礼仪一概比照南郊；如果不能亲祀，则由上公代行祭事。

（按：元丰初年商议郊祀之制时，陈襄依据《周礼》大司乐职文中圜钟、函钟异宫演奏、六变八变异数、圜丘方丘异地、冬至夏至异时等记载，作为主张分祭天地的依据。陈荐则依据《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合祭之诗，以及汉代《郊祀歌》「惟泰元尊，媪神蕃厘，涓选休成，天地并况」等语，作为古人合祀天地的依据。而陈襄认为北魏太和、北周建德、隋开皇、唐先天四事，都是五月亲祀北郊的例证，只是可惜这类事例太过稀少罕见。考之《开元礼》，则唐玄宗所定制度是冬至祭北郊、夏至祭南郊，文字记载十分明晰。《唐书》中未见五月亲祀的记载，恐怕是史书偶有遗漏。可惜开元初年恢复古制之后，天宝年间不久又改回南郊合祭之制，实在有违最初恢复古制的本意。）

译本年详定礼文所议定，《礼记》说："郊祭用特牲，而祭社稷用太牢。"又说："祭祀天地所用的牛，牛角像蚕茧、栗子那样小。配祭之位也用特牲。"《尚书》说："在郊祭时用牲，牛用两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宋朝的仪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的神位，各设三牲之俎，这不合乎崇尚质朴、贵重诚敬的礼义。请求亲祀圜丘、方泽的正位和配位，都用小牛，不设羊、豕之俎及七个鼎。有司代为主祭时，也照此办理。郊祭之时，礼器要用陶器和匏瓜制品，以象征天地质朴的本性。用白木制作的樿杓，以素朴为质地。如今郊祀所用的簠簋、罇豆，都不是陶制的，又用龙纹的勺子，不合乎礼的本意。请求圜丘、方泽正位、配位所设的簠簋、罇豆，改用陶器，仍用白木做的樿杓。祭天时有升烟、燃柴、积木焚烧之礼，祭地时有瘗埋牲血之礼，祭享宗庙时有灌鬯降神之礼，这些都是在祭祀之初迎请神灵降临，而不是说在祭祀的末尾才焚烧祭肉余物。后世在祭祀末尾才焚烧、瘗埋牲体和玉帛，却不懂得应当在祭祀之初就迎请神灵，这就是重视后面的仪节而遗漏了前面的仪节。请求南郊、北郊都先举行升烟、瘗血之礼，等到荐奠之礼完毕，再依照旧的仪制在坛坎焚烧、瘗埋牲币。北郊祭祀皇地祇及神州地祇，应当挖坎瘗埋，如今却建坛焚烧，考查祝版和前代儒者的说法，祭地祇本来就没有焚柴升烟的记载。请求祭皇地祇的祝版、牲帛都瘗埋于坎中，不设焚烧的燎坛。熙宁年间的祀仪，只有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禖之祭焚烧、瘗埋牛犊之首，从感生帝、神州地祇以下，都不焚烧、瘗埋牲体，很不合乎礼制。又考《周礼》，羊人主持祭祀时，宰割羊牲，进献其首。《礼记》说："进献牲首是为了回报阳气。"牲首属阳，那么胁部与髀部属阴，由此可知。回报阳气应当用阳类之物回报，回报阴气应当用阴类之物回报，各自依从其类别。请求从今以后，昊天上帝、感生帝之祭都焚烧牲体以回报阳气，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及太稷、各处地祇之祭，都瘗埋牲体的左髀以回报阴气。凡是荐享太庙，都在庙室中进献牲首。

臣等又见到亲祀南郊的仪注，都说祭祀前三日，仪銮司要铺设御座的黄道褥。谨按唐代旧例，郊坛、宫庙内壝及殿庭中，凡天子脚步所到之处，都设黄道褥。坛上的立位，还要铺设赤黄色的褥子，若有事故则命人撤去。武德、贞观年间的制度用紫色，至德以后改用黄色。《开元礼》《开宝通礼》中，郊庙祭祀都不设黄道褥。《太常因革礼》说："旧制皇帝登坛时用褥子垫地，象征天上的黄道。太祖下令撤去，改在地上跪拜。"和岘请求把这件事交付史馆记录。天圣二年的仪注，又增设了郊坛壝门以北御座的黄道褥。康定初年，有司建议说，配帝的褥子用绯色，以示对天地有所降损，但从小次之前一直到坛上各个神位，其间的道褥都用黄色，这不合乎典礼。这一年下诏，从小次到坛下都撤去黄道褥。臣等详考《礼记》，郊祭之日要泛扫、翻新道路，郑玄注解说是铲除旧土、露出新土在上面。至于垫神位的席子，天地之祭崇尚质朴，就用蒲草、藁秸编的席；宗庙之祭崇尚文饰，就设有花纹边缘的莞席，上面加彩色丝带镶边的缫席，再加黑白斧纹镶边的次席。天子接受祭肉时才有专门的席子，就是《周礼》司几筵所说的胙席。如今郊坛的黄道褥，是否应当不再设置？

臣等又说，古代祭祀用牲，有豚解之法，有体解之法，进献生肉时要解为十一体。如今亲祀南郊，正位、配位之俎没有区别，牲体的左右两半也不分贵贱，没有豚解、体解的分别。请求郊庙进献生肉时，把牲体解为两体、两肩、两胁并脊共七体，左右两半都用来陈放在俎上，两体放在左端，两肩、两胁依次排列，脊放在中间，都以牲体的末端朝前摆放。到进献熟肉、把肉沉入汤中时，只用右边一半，脾不必陈

译放在俎上。前后肱骨分离为三段，叫做肩、臂、臑；后髀股骨离开躯体分为二段，叫做肫、胳；前面的脊骨叫做正脊，紧接其后的叫做脡脊，比脡脊宽的叫做横脊，都是两段骨头。胁骨最后面的两段叫短胁，中间的两段叫正胁，最前面的两段叫代胁。如果陈放在俎上，那么肩、臂、臑放在上端，膊、胳放在下端，脊、胁放在中央。俎上排列的次序是肩、臂臑、正脊、脡脊、代胁、短胁、膊、胳，共十一体。这些骨体陈放在俎上、进献到神位之前，如同少牢之礼一样，都要把牲体的下部朝前，各自预先把牲体分为一半作为生肉之俎、一半作为熟肉之俎，肠、胃、肤俎也是如此。

臣等又请求，亲祀饮福酒完毕后，仿照《仪礼》中佐食搏黍的说法，命大官令从簋中取黍，搓捏成团后交给祝官，祝官接过放入豆中，用以嘏辞福佑皇帝，但不必念嘏辞。又，本朝亲祀南郊时，在坛所演习仪式；明堂祭祀则在大庆殿演习仪式，这些都近乎亵渎神灵。恳请南郊的演习仪式改在青城举行，明堂的演习仪式改在尚书省举行，以远离神位为恭敬。

又，赐予祭肉：三师、三公、侍中、中书令、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知枢密院及同知枢密院事、礼仪仪仗卤簿顿递使，各赐牛、羊、豕的肩、臂、臑各五份。太子三师、三少，特进观文大学士、学士，御史大夫，六部尚书，金紫银青光禄大夫，节度使，资政殿大学士，观文、翰林、资政、端明、龙图、天章、宝文各殿阁承旨，侍讲、侍读学士，左右散骑常侍，尚书列曹侍郎，龙图、天章、宝文直学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御史中丞，太子宾客，詹事，给事中，中书舍人，节度观察留后，左右谏议大夫，龙图、天章、宝文待制，大中大夫、中大夫，秘书、殿中丞，太常、宗正卿，各赐牛、豕的肩、臂、臑各三份。入内内侍省押班、副都知，光禄卿、监、礼官、博士，各赐牛、羊的脊、胁各三份。太祝、奉礼、司尊彝，郊社、太庙、宫闱令，监牲牢供应祠事的内官，赐羊的髀、膊、胳各三份。参与执事的职掌人员、乐工、门干、宰手、驭马、御车之人，一并均分给脾、肫、觳及肠、胃、肤之类的祭肉。

（钦定续通典卷四十五完）

钦定续通典卷四十六 礼二

吉礼二 郊天中【宋 辽 金 元】

宋二 辽 金 元

宋二

哲宗元佑元年，礼部上言：元丰年间所制的大裘，虽然用黑羊皮做成，却做成短袍的样式，套在衮衣之内，并且和衮服共用同一顶冕，不合乎典礼。此事交由礼部、太常寺共同商议。上官均、吴安诗、常安民、刘唐老、龚原、姚勔请求依照元丰新礼；丁骘请求遵循祖宗旧例；王愈请求仿效唐制；朱光庭、周秩请求用玄衣套在裘衣之外。唯独礼部员外郎何洵直在元丰年间曾参与详定礼制，认为陆佃的议论有八处可疑之处：

按《周礼》，节服氏掌管祭祀、朝觐之事，穿衮冕的有六人，是王在祭祀太常之神时所用；穿裘冕的有二人，是王郊祀时所用。既说衮冕，又说裘冕，说明衮服与裘服各有各自的冕，如今却说裘服与衮服共戴同一顶冕，应当以裘衣套在衮衣之外。裘衣既然没有专用的冕，又套在衮衣之内，那么裘衣就成了里衣、衮衣成了表衣，这样怎能显示裘与衮的区别呢？古人虽然崇尚质朴，也不应当把裘衣当作夏服。大概是冬天用黑色的大裘，天热时就用同色的丝帛制作。《礼记》说："郊祭之日，天子披着衮服以象征上天。"如果说裘衣之上再披衮服、以披盖为"袭"，那么《孔子家语》也有"披裘以象天"的说法。各家儒者有的说到临近焚柴之时脱去冕、穿上大裘，有的说脱去裘衣、改穿衮服，可见裘与衮并没有共戴一冕、同时穿着的道理。如今却把这两种服制合为一体，这怎么可以呢？

而且大裘，是天子吉服中最尊贵的一种，好比大圭、大路一类的礼器，是裘衣穿在外面的。《礼记》说："大裘不裼。"解说的人说："没有别的衣服可以用来裼露它。"大概是因为其他服装的裘衣属于亵服，所以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