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八十六●钦定续通典卷八十七　乐三

译钦定续通典卷八十六

●钦定续通典卷八十七　乐三

十二律

五声八音名义

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

五声十二律相生法

历代制造

○十二律

宋代陈祥道《礼书》说：太师掌管六律六同，用来配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这是因为日月相会之处，在天上是向右转的；北斗斗柄所指之处，在地上是向左旋转的。转的方向虽然不同，但交错着互相对应，就像表里一样。所以子与丑相合，寅与亥相合，辰与酉相合，午与未相合，申与巳相合，戌与卯相合。所以大司乐演奏黄钟、歌唱大吕，用来祭祀天神；演奏太蔟、歌唱应钟，用来祭祀地祇；演奏姑洗、歌唱南吕，用来祭祀四方名山大川之神；演奏蕤宾、歌唱函钟，用来祭祀山川；演奏夷则、歌唱小吕，用来祭享先妣；演奏无射、歌唱夹钟，用来祭享先祖。都是就它们相合的律吕来使用的。唐代祭社，下面歌唱太蔟，上面歌唱黄钟。赵慎言说：太蔟属阳，位在寅；应钟属阴，位在亥。所以斗柄指向亥时，日月便在寅相会；斗柄指向寅时，日月便在亥相会。由此可知，圣人制礼，取的是阴阳相合之义，歌奏的仪式，是要符合阴阳交会之理。《陈旸乐书》说：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与吕本不同，但合起来说，吕也可以称作律。这就是《礼运》之所以有"五声、六律、十二管"之说的缘故。《蔡元定律吕新书·律吕本原·黄钟篇》说：黄钟长九寸，管孔面积九分，容积八百一十分。按照天地之数，起于一，终于十。其中一、三、五、七、九为阳，九是阳数之极；二、四、六、八、十为阴，十是阴数之极。黄钟是阳声之始，阳气发动之象。所以它的数是九分。寸数本来就蕴含在声气之本源中，是看不见的。等到截竹为管，吹奏而声音和谐，测候而气应验，然后数才显现出来。量其长，得九寸；量其围，得九分；量其容积，得八百一十分。长九寸、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这就是律的根本。度量衡权，由此而得法度。其余十一律也由此损益而生【其证辨说：律管长则声浊，而气先应；律管短则声清，而气后应。过长过短都不能成声，气也不能应验。现在要求声气适中，却没有现成的准则可依。不如多截些竹管，比照黄钟之管，有的极短，有的极长。在长短范围之内，每相差一分就做一根管，都以它的长度权衡为九寸，并按黄钟之法度量其围径。轮流吹奏，就能得到适中之声；深浅排列，就能验证适中之气。如果声音和谐、气息应验，那么黄钟之所以为黄钟就得到验证了。黄钟确实可信。】这样十一律以及度量权衡便都可以求得了。后世不知道从这条路径入手，只知一味求尺。晋朝以下，多从金石中求律；梁、隋以来，又参照秬黍。到了王朴，则专靠累黍之法，连金石也不再考订了。金石的真伪固然难以尽信，而秬黍的长短大小又各不相同，尤其不可依靠。古人所说"子谷秬黍中等大小的可以充实龠中"，是先得到黄钟，然后才用黍来度量，以求出周径的尺度，从而生出度量权衡的数目，而并非律是从黍产生的。百代之后，要想求得百代之前的律，也应当从声气之本源去求，而不必执着于秬黍，这样才能求得正确。宋理宗绍定年间，姜夔说：登歌应当与所奏之乐相配合。《周官》中歌与奏取阴阳相合之义。歌，指登歌、彻歌；奏

译，指金奏、下管。奏六律主阳，歌六吕主阴，声虽不同而德性相合。自唐代以来，才开始失去这个规矩。所以赵慎言说：祭祀时下面奏太蔟、上面歌黄钟，两者都是阳律，既违背礼经，又违背阴阳会合之理。如今太常乐曲，奏夹钟本应奏阳、歌阴，按理应当歌无射，却有的歌大吕；奏函钟本应奏阴、歌阳，按理应当歌蕤宾，却有的歌应钟；奏黄钟本应奏阳、歌阴，按理应当歌大吕，却混杂歌唱夷则、夹钟、仲吕、无射。如果想要合乎天人之和，这些都应当改正。

○五声八音名义

宋代陈祥道《礼书》说：万物充满于天地之间，或坚或脆，或劲或韧，或实或虚，或沈或浮，没有超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天下的音律都存在于这八种材料之中。能够以此调和神与人，能够以此感动万物，若非精通音乐的人，怎能穷究这个道理呢？大凡乐器，分量重的用细小之音，分量轻的用宏大之音，宏大不超过宫音，细小不超过羽音，在最细之中就是角音了。金属分量重，所以崇尚羽音；瓦、丝分量轻，所以崇尚宫音。石头比金属轻而比瓦、丝重，所以崇尚角音。匏、竹没有细大的从属关系，所以崇尚议论；革、木没有清浊的变化，所以只有一种音。这就是八音之所以对应八卦、进而对应八风的缘故。主管朔易之气的是坎卦，所以其音为革，其风为广莫风。为果蓏之象的是艮卦，所以其音为匏，其风为融风。震卦对应竹，所以其音为竹，其风为明庶风。巽卦对应木，所以其音为木，其风为清明风。兑卦对应金，所以其音为金，其风为阊阖风。乾卦对应玉，所以其音为石，其风为不周风。瓦是土制的器物，所以坤卦对应瓦，其风为凉风。蚕是火之精，所以离卦对应丝，其风为景风。按方位来说，金和石属土类，是西方凝聚之方，所以三者都在西方。匏和竹属木类，是东方生发之方，所以三者都在东方。丝在夏天成熟，所以属南方；革在冬天成熟，所以属北方。小胥排列音律次序，八音先列金、石、土，中间列革、丝，最后列匏、竹、木。西方是声音所出之方，虚是声音之本，所以音始于西而终于东。西方则先金石而后土，是阴气逆推其起始；东方则先匏竹而后木，是阳气顺序其所生。革、丝居于南北之正位，而先革后丝，也是先取虚意的缘故。宋理宗绍定三年，姜夔向朝廷进献《大乐议》，说：绍兴年间的大乐多采用大晟府所造的乐器，有编钟、镈钟、景钟，有特磬、玉磬、编磬。三种钟、三种磬未必相互应和。埙有大有小，箫、箎、笛有长有短，笙、竽的簧片有厚有薄，未必都合乎法度。琴瑟的弦有松紧燥湿的差异，轸有旋转反复，柱有进退移动，未必能合乎调式。总而言之，金要与石相应，石要与丝相应，丝要与竹相应，竹要与匏相应，匏要与土相应，而四金之音又要与黄钟相应，不知果真能相应否。乐曲只知道以七律为一调，却不知道合乎法度的道理；只知道以一律配一字，却不知道咏叹言辞的旨趣。黄钟演奏时声音有时却成了林钟，林钟演奏时声音有时却成了太蔟。七音的协调，四声各自有其自然的道理，如今用平、入配重浊之音，用上、去配轻清之音，多次演奏，却不能协调八音，琴瑟尤其困难。琴必须每换一调就改换弦，瑟必须每换一调就移动柱，上生下生，其中道理极其精妙，能懂得的人很少。而且琴瑟的

译声音微弱，常常被钟磬鼓箫的声音所掩盖，匏竹土之音悠长，而金石之音常常等不到它，往往敲击不合时宜，音律的消长未能穷尽。至于唱诗，则常常一句话钟要敲四次，一个字竽要吹一次，与古人形容的槁木贯珠之意不符。何况乐工苟且占籍充数，敲钟磬的不懂声律，吹匏竹的不懂音孔，弹琴瑟的不懂弦法，合奏时动手不齐，轮奏时发声不相连贯。近年来人事不和，天时多有反常，正是由于大乐未能感格神明、召来和气的缘故。《宋史·音乐志》说：宫声沉厚粗大而低沉，是君王之声，合口发音就是宫，其声雄浑洪大。商声劲健凝聚明达，先扬后归于中，是臣子之声，张口吐声就是商，将将仓仓地响。角声悠长而通彻，中正平和，是百姓之声，声出于齿间就是角，喔喔确确地响。征声抑扬流利，从低音升到中音，是事物之声，齿合唇启就是征，倚倚嚱嚱地响。羽声嘹亮而远传，细小而高亢，是物类之声，齿开唇聚就是羽，诩诩芋芋地响。明世宗嘉靖年间，廖道南上奏礼制说：五声十二律，轮流转换以成宫音。《孟子》也说："不用六律，就不能校正五音。"五音，是天地自然之声。在天为五星之精气，在地为五行之气，在人为五脏之声。发自脾，合口而发出的，叫做宫；发自肺，闭口而吐出的，叫做商；发自肝，张口涌起嘴唇的，叫做角；发自心，齿合唇开的，叫做征；发自肾，齿开唇聚的，叫做羽。宫，属土行，是君王之象，其性为信，其味为甘，其色为黄，其事为思，其位为戊己，其数为八十一，其声重厚而舒缓，就像牛在窖中鸣叫一样，主合。商，属金行，是臣子之象，其性为义，其味为辛，其色为白，其事为言，其位为庚辛，其数为七十二，其声明亮而敏捷，就像羊离群时的叫声，主张扬。角，属木行，是百姓之象，其性为仁，其味为酸，其色为青，其事为貌，其位为甲乙，其数为六十四，其声防遏而收敛，就像野鸡登上树木的叫声，主涌起。征，属火行，是事物之象，其性为礼，其味为苦，其色为赤，其事为视，其位为丙丁，其数为五十四，其声泛扬而急促，就像猪受惊后的鸣叫，主分散。羽，属水行，是万物之象，其性为智，其味为咸，其色为黑，其事为听，其位为壬癸，其数为四十八，其声散逸而空虚，就像马在原野上的鸣叫，主吐发。宫数八十一，向下相生得征。征数五十四，向上相生得商。商数七十二，向下相生得羽。羽数四十八，向上相生得角。角数六十四。五色相配成文而不紊乱，八风顺应律吕而不错乱，各种法度得其数而有常规。《史记》说：宫音感动脾脏而使人和顺圣明，商音感动肺脏而使人正直有义，角音感动肝脏而使人正直仁爱，征音感动心脏而使人正直守礼，羽音感动肾脏而使人正直明智。听到宫音，使人温和舒畅、心胸广大；听到商音，使人方正而崇尚道义；听到角音，使人怜悯而爱人；听到征音，使人乐于行善、乐于施与；听到羽音，使人整齐而崇尚礼节。声音之道，是与政治相通的。恳请敕令主管部门，延请精通音乐的儒者，遴选掌管音乐的官员，务必看重这个职任而不可草率对待，把它当作常务；使其长期任职而不轻易更换，作为定制。凡是协律郎，必须选择品行端正谨慎、精熟音律的人，不允许敷衍塞责，使卑污滥竽充数之辈混杂其间。凡是乐舞生，必须选择年貌精

译壮、熟习礼节的人，不允许滥收平庸之辈，使琐屑龌龊之人混入其中。这样，教化才有根本，长久习练自然能潜移默化，古乐才可能得以恢复。

○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正月，枢密使王朴上疏说：黄帝吹奏九寸长的律管，得到黄钟之声，这是音乐的开端。将它减半，得清声；将它加倍，得缓声。三分损益一，依次相生，得到相生之声。经十二次变化后又回到黄钟，这是声音的总数。于是命名为十二律，轮流交替作为均，每均有七调，合计八十四调。将这些播于八音，著录于歌颂之中。从周朝以上，大都遵循这条道理；从秦朝以下，旋宫之法逐渐荒废。到了东汉，虽然有太子丞鲍邺重新振兴此法，但也随其人去世而止息，没有人继承下去。从汉代到隋代，历经十代，共几百年，所保存下来的只有黄钟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只用了七声，其余五律，被称为哑钟，是因为不再使用的缘故。唐太宗任用祖孝孙、张文收考订校正雅乐，旋宫八十四调才重新出现于当时，在悬挂的乐器中不再有哑钟。安史之乱后，京都残破，乐器和乐工十不存一，所用的歌奏渐渐多有讹误。等到黄巢之乱后，乐器乐工都散失殆尽，招募也招募不到，典籍文献也已亡失。集合官员详加斟酌，终究不能明白其中的制度。当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依照《周官·考工记》的记载，铸造镈钟十二枚、编钟二百四十枚；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就是现在悬挂使用的那些。虽然有乐器的样式，却完全没有相应的和谐之音。到了伪梁、后唐历经后晋与后汉，都享国不久，没有闲暇顾及礼乐。至于十二镈钟，不论声律宫商，只是循环敲击而已；编钟编磬，也只是虚悬而已。丝竹匏土之类的乐器，仅有七声，只能演奏黄钟宫一调，也不完备和谐。其余八十三调，就此湮没断绝。音乐的残缺败坏，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陛下命中书舍人窦俨详细审定太常乐事，不到一个月，就把八音调理得大致和谐了。因为微臣曾经研习律历，陛下便出示古今乐录，命臣讨论。臣虽不才，岂敢不遵奉诏命。于是依照唐代的方法，用秬黍来校定尺度，得长九寸、内径三分的黄钟之管，与现存的黄钟之声相应。用上下相生之法推演，得出十二律管，认为众管相互吹奏，用起来不方便，于是制作了十三弦的律准，弦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用第八弦六尺处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处设柱为太蔟，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处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处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处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处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处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处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处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处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处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处设柱为黄钟之清声。十二声之中轮流转换，用七声为一均，均的主音是宫，征、商、羽、角、变宫、变征依次排列，从其均主之声出发，最终归于本音之律，七声依次呼应而不紊乱，才能成其调式。每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计八十四调，歌奏的曲子都由此产生。旋宫之法断绝已久，一朝得以补救，出自微臣一己之见，恐怕未能详尽周全，希望下诏中书门下，召集百官及朝内外精通音律的人，比较其中得失，然

译后依调制曲。八十四调的曲子本应有数百首，如今现存的只有九首而已，都被称为黄钟宫声，其余六首则杂乱地属于各调，大概是传习有误的缘故。唐代初年虽然有旋宫之乐，但到了后来所用曲子多与礼制文辞相违背，既然不敢采用，唐代尚且如此，何况微臣学识浅薄，独力难以周全考究古今之制，也希望能召集博学多闻、通晓礼乐的人，向上依据古典，向下顺应常理，确定在何月举行何种礼仪，应当采用何调何曲，声数长短几种变化，商议确定后再制曲，这样才可以长久施行。所补的雅乐旋宫八十四调，以及所定的尺度、所吹的黄钟管、所作的律准，谨此一并呈上奏疏。皇帝称善，于是命百官商议施行。

宋神宗元丰五年，开封布衣叶防上书，评论乐器律曲不合古法。范镇说：本朝三大祭祀的乐谱都依据《周礼》，然而其中的说法有"黄钟为角"、"黄钟之角"之分。"黄钟为角"，是说以夷则为宫；"黄钟之角"，是说以姑洗为角。十二律与五声的关系都是如此类推。而世俗的说法却去掉了"之"字，称太蔟为"黄钟商"，姑洗为"黄钟角"，林钟为"黄钟征"，南吕为"黄钟羽"。如今叶防只通晓世俗的说法，却没有见到《周礼》的正文，所以他所称的均才会有差错。

蔡元定《律吕新书·变律篇》说：黄钟之数十七万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全律九寸八分七厘八毫一丝六忽二忽，半律四寸三分八厘五毫三丝一忽，不用。林钟之数十一万六千五百○○八（小分三百二十四），全律五寸八分二厘四毫一丝一忽三初半，半律二寸八分五厘六毫五丝六初。太蔟之数十五万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全律七寸八分○二毫四丝四忽七初，半律三寸八分四厘五毫六丝六忽八初，不用。南吕之数十万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全律五寸二分三厘一毫六丝一初六秒，半律二寸五分六厘七毫四忽五初三秒。姑洗之数十三万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全律七寸○一分二毫二丝二初二秒，半律三寸四分五厘一毫一丝一初一秒，不用。应钟之数九万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余一算），全律四寸六分○七毫四丝三忽一初四秒，半律二寸三分○三毫六丝六忽六秒，强，不用。按十二律各自为宫而生五声二变，其中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这六律都能完全具备；至于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这六律，若取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六律之声，则音略偏低而不和谐，所以才有变律。变律，是说它的声音接近正律而略高于正律。然而仲吕的实数为十三万一千○七十二，用三分损益法计算，除之不尽而余二算，既然不能通行，就应当有办法使它贯通。应当变化的律共有六个，所以设一而以六乘三，得七百二十九，用七百二十九去乘仲吕之实十三万一千○七十二，得九千五百五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八，用三分益一之法，重新生出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六律，再用七百二十九去除，以合乎十二律之数，将余数记为忽、秒，这样一来，粗细高低才不会混淆。到应钟之实六千七百一十万八千八百六十四，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又除之不尽而余一算，数目又不能通行，这就是变律之所以止于六个的缘故。变律不是正律，所以不能用作宫音【其证辨说：宫与羽之间有变宫，

译角与征之间有变征，这也是出于自然之理，《左传》所说的"七音"，《汉书·前志

译》所说的"七始"，都是指此。然而五声是正声，所以用来起调、终曲，是各声的纲领；至于二变之声，只能弥补五声所不及，而不能与正音相提并论。然而只有五音而没有二变，也不能成乐】。

《八十四声篇》说：黄钟不受其他律驱使，所用的七声都是正律，没有虚空的忽微之差。从林钟以下，则有半声：大吕、太蔟为一半声，夹钟、姑洗为二半声，蕤宾、林钟为四半声，夷则、南吕为五半声，无射、应钟为六半声，仲吕是十二律中最穷尽的三半声。从蕤宾以下，则有变律：蕤宾为一变律，大吕为二变律，夷则为三变律，夹钟为四变律，无射为五变律，仲吕为六变律。这些都有虚空的忽微之差，得不到它准确的音位。所以只有黄钟独自成为声气的本源。虽然十二律八十四声，都是黄钟所生，然而黄钟一均，正是所谓纯粹之中的纯粹。八十四声中，正律有六十三，变律有二十一。六十三，是九与七相乘之数；二十一，是三与七相乘之数【其证辨说：《汉书·前志》说，以黄钟为宫，则太蔟、姑洗、林钟、南吕都以正声相应，没有忽微之差，不再被其他律所役使，这是同心一统之义。若不是黄钟而是其他律，虽然在应当的月份自身作宫，其相应和的律也会有虚空忽微之差，得不到准确的音位。这正是黄钟至尊无比、无与并列的原因。按黄钟是十二律之首，其他律没有比黄钟更大的，所以它的正声不受其他律役使；它的半声本应为四寸五分，但前面说没有，是因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个数不能被均分，又是三分损益上下相生所达不到的，所以也就用不上了。至于大吕的变宫、夹钟的羽、仲吕的征、蕤宾的变征、夷则的角、无射的商，都各自用变律的半声，不再是黄钟了。这正是黄钟最为尊贵、成为君主之象的缘故，然而这也不是人力所能造就的，而是数理的自然结果。其他律即使想要役使它，也做不到。这一节是律吕旋宫用声的最重要纲领，古人论述已经很详尽了，只有杜佑《通典》中"再生黄钟"的方法算是掌握了要领，其他人都比不上】。

《六十调篇》说：十二律轮流转换作宫，各自都有七声，合计八十四声：宫声十二，商声十二，角声十二，征声十二，羽声十二，共六十声，为六十调。其中变宫十二，排在羽声之后、宫声之前；变征十二，排在角声之后、征声之前。宫、征都不能成调，共二十四声，不能作为调式。从黄钟宫到夹钟羽，都用黄钟起调、黄钟终曲。从大吕宫到姑洗羽，都用大吕起调、大吕终曲。从太蔟宫到仲吕羽，都用太蔟起调、太蔟终曲。从夹钟宫到蕤宾羽，都用夹钟起调、夹钟终曲。从姑洗宫到林钟羽，都用姑洗起调、姑洗终曲。从仲吕宫到夷则羽，都用仲吕起调、仲吕终曲。从蕤宾宫到南吕羽，都用蕤宾起调、蕤宾终曲。从林钟宫到无射羽，都用林钟起调、林钟终曲。从夷则宫到应钟羽，都用夷则起调、夷则终曲。从南吕宫到黄钟羽，都用南吕起调、南吕终曲。从无射宫到大吕羽，都用无射起调、无射终曲。从应钟宫到太蔟羽，都用应钟起调、应钟终曲。这就是六十调。六十调实际上就是十二律，十二律实际上就是一个黄钟。黄钟生出十二律，十二律生出五声二变。五声各自有其纲领，从而形成六十调。六十调都是黄钟损益变化而来的。宫、商、角三十六调，

译属老阳；征、羽二十四调，属老阴。调式形成而阴阳齐备。有人问：日辰之数是由天五地六错综而生的，律吕之数是由黄钟九寸损益而生的，二者本不相同。但到了极数完成之时，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合为六十日；律吕有六律五声，合为六十调，二者如同符节相合，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正是所谓"调式形成而阴阳齐备"的道理。事理必然有相对待的一面，这是数理的自然结果。以天五地六合阴阳而言，六甲五子推究到六十，其中三十六为阳、四十二为阴；以黄钟九寸只记阳不记阴而言，六律五声推究到六十，也是三十六为阳、二十四为阴。这是因为一阳之中又自然含有阴阳，若非通晓天地化育之理的人，是不能明白这个道理的【其证辨说：《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孔颖达疏说：黄钟为第一宫，到仲吕为第十二宫，各有五声，共六十声。按声，是用来起调、终曲的，是各声的纲领。《礼运》所说的"还相为宫"，正是起于黄钟、终于南吕的道理。后世用变宫、变征参合而成八十四调，恐怕是没有考订清楚】。

宋理宗绍定年间，姜夔说：古乐只用十二宫。周代六乐奏六律、歌六吕，也只有十二宫而已。《周礼》"王大食三侑"注说：朔日、月半随月用律，也是十二宫。十二律管各自完备五声，合计六十声。五声构成一调，所以有十二调。古人对于十二宫，又特别看重黄钟一宫而已。齐景公曾作《征招》《角招》之乐，师涓、师旷有《清商》《清角》《清征》之曲。两汉直到魏代以来，燕乐使用这些调式，但雅乐中却没有听说用商、角、征、羽作调的，只有迎气之礼有五引而已。《隋书》说："梁、陈雅乐都用宫声"，正是如此。至于郑译所说的八十四调，是出自苏祗婆的琵琶，大食调、小食调、般涉调这些名称，是胡语；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这些，是胡曲；《绿腰》《诞黄龙》《新水调》这些，虽是华声，却采用了胡乐的节奏。只有《瀛府》《献仙音》，称为法曲，就是唐代的法部之乐。凡是有"催""衮"的，都是胡曲，法曲没有这些。而且所谓"八十四调"，实际上只有黄钟、太蔟、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七律的宫、商、羽而已，其中又缺了太蔟的宫、商、羽。本朝大乐诸曲，大多沿袭唐代旧制，我私下认为，应当以十二宫作为雅乐，这是周代的制度可以效法的；以八十四调作为宴乐，胡部之乐不可掺杂其中。郊庙用乐，都应当以宫调为曲。

○五声十二律相生法

宋代陈祥道《礼书》说：先王根据天地阴阳之气而分辨出十二辰，根据十二辰而生出十二律，用三来统摄它们，所以黄钟统摄天，林钟统摄地，太蔟统摄人，用来象征三才。用八来生成它们，所以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依此类推，用来象征八风。律生吕是同位相生，用来象征夫妇；吕生律是异位相生，用来象征子母。六上，用来象征天地的六气；五下，用来象征天地的五行。它们的长短各有法度，多寡各有定数，损益各有其宜。始于黄钟，终于仲吕。黄钟、太蔟、姑洗是减损阳以生阴；林钟、南吕、应钟是增益阴以生阳；蕤宾、夷则、无射又是增益阳以生阴；大吕、夹钟、中吕又是减损阴以生阳。为什么呢？黄钟、太蔟、姑洗，是阳中之阳；林钟

译、南吕、应钟，是阴中之阴。阳中之阳、阴中之阴，正是阳气渐盛、阴气渐消之时，所以阳常常向下生而有余，阴常常向上生而不足。蕤宾、夷则、无射，是阴中之阳；大吕、夹钟、中吕，是阳中之阴。阴中之阳、阳中之阴，正是阳气渐消、阴气渐盛之时，所以阳常常向上生而不足，阴常常向下生而有余。这样看来，子午以左都是上生，子午以右都是下生了。郑康成认为黄钟等三律是下生，蕤宾等三律是上生，这个说法是对的。班固却笼统地把律当作下生、吕当作上生，这是错误的。

朱熹回答廖子晦的信中说：凡是十二律各自以本律为宫而生出其余四律，比如黄钟为宫，则太蔟为商，姑洗为羽，林钟为征，南吕为角，这是黄钟一均之声。若以林钟为宫，则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这是林钟一均之声。各自就其宫音而生出四声，然后六十律的声音才算完备。并不是把黄钟固定为宫、太蔟固定为商、姑洗固定为羽、林钟固定为征、南吕固定为角。只是黄、大、太、夹、姑、中、蕤、林、夷、南、无、应是十二律长短的次序；宫、商、角、征、羽是五声长短的次序。黄钟一均，无论上生下生，长短都顺序不乱，所以能各自用其全律的正声。从林钟宫而生太蔟征，林钟是六寸，而太蔟是八寸，征音反而长于宫音，声音的次序就失序了。所以就十二律来说，虽然本应是林钟上生太蔟，但就五声来说，则应当是宫下生征，从而得到太蔟半律四寸的管，其声才顺当。又从太蔟半律四寸的征而生南吕五寸有余的商，这样就律而言本是下生，但就声而言反而是上生了。从南吕五寸有余的商而生姑洗七寸有余的羽，这样就律而言本是上生，但就声而言则又应当用其半律而变为下生了。从姑洗半律三寸有余的羽而生应钟四寸有余的角，这样就律而言是下生，但就声而言反而是上生了。其余十律都是如此类推。孔颖达的疏大概也知道这个方法，只是说得不够详尽罢了。半律，就是杜佑《通典》所说的"子声"。这本是古法，只是后人失传了，如今只保留了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四清声，也就是这种半声。变宫、变征最早见于《国语》注中，以及《后汉书·乐志》，是十二律本声，从宫音往下经六变、七变而得到的，并不是清声。比如以黄钟为宫，则第六变得应钟为变宫，第七变得蕤宾为变征；以林钟为宫，则第六变得蕤宾为变宫，第七变得大吕为变征，都是如此。十二律都各有二变，一律之内加上前面的五声，合为七均。祖孝孙、王朴的音乐理论都是如此，所以有八十四调，大概是每律各自加上这二变声而得来的。

蔡元定《律吕新书·律生五声篇》说：宫声八十一，商声七十二，角声六十四，征声五十四，羽声四十八。按黄钟之数九九八十一，这是五声的根本。三分损一而向下生出征，征三分益……

译一往上生商，商三分损一往下生羽，羽三分益一往上生角。到角声之数为六十四时，用三去除余一，除不尽，算法便无法再往下推行，这就是五声之数只止于五个的缘故。

有人说，这是黄钟一均五声的数，别的律并非如此。回答说："取本律的实数，用九九相乘，再用三分损益法推出五声，然后再用本律的实数去约它，那么宫固然是八十一，商也是七十二，角也是六十四，徵也是五十四，羽也是四十八。

【考辨说：《汉书·律历志》引《易》说："参天两地而倚数。"天数始于一，终于二十五，其道理以三来记录，所以置一得三，又是二十五分之六，凡将天数的终点二十五累加，得八十一，再用天地五位之和终于十的数去乘它，得八百一十分，这与历法一统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的章数相应，就是黄钟的实数。】由此道理，推出十二律的周长与直径。地数始于二，终于三十，其道理以二来记录，所以置一得二，凡将地数的终点三十累加，得六十，再用地中之数六去乘它，得三百六十，正当一年的日数，这就是林钟的实数。

八，是继承于天、顺承于地，排列节气以生成万物，统摄八卦，调和八风，治理八政，端正八节，谐调八音，舞动八佾，监临八方，覆及八荒，用以完成天地的功业，所以八八得六十四，其道理穷尽天地的变化，再用天地五位之和终于十的数去乘它，得六百四十分，以应六十四卦，这就是太蔟的实数。

按《汉书·律历志》，是用黄钟、林钟、太蔟三律的长度自乘，再乘以十。黄钟长九寸，九九八十一，再乘以十为八百一十；林钟长六寸，六六三十六，再乘以十为三百六十；太蔟长八寸，八八六十四，再乘以十为六百四十。黄钟应历法一统，林钟当一年的日数，太蔟应六十四卦，这些都不过是依数字凑合附会立说罢了。唯独黄钟说："由此道理，推出十二律的周长与直径。"这是因为黄钟以其宽的分数乘以十作为长，以其长的分数乘以十一作为宽，所以中空周长为九分，积数为八百一十分，其数恰与此相合，长九寸，积数八百一十分，那么它的周长直径便可由数字推算出来了。这就是胡安定所说的"直径三分四厘六毫，周长十分二厘八毫"。孟康没有细加考察，竟说凡律管周径各不相同，都是各以周长乘以长度而得出这些数目，这是没有考证清楚的缘故。】

《黄钟之实》篇说："子为一，是黄钟的律数；丑为三，是丝法；寅为九，是寸数；卯为二十七，是毫法；辰为八十一，是分数；巳为二百四十三，是厘法；午为七百二十九，是厘数；未为二千一百八十七，是分法；申为六千五百六十一，是毫数；酉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是寸法；戌为五万九千零四十九，是丝数；亥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便是黄钟的实数。按黄钟长九寸，用三分损益之法，所以以三累历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作为黄钟的实数。十二辰所得的数，在子、寅、辰、午、申、戌六个阳辰上，是黄钟寸分厘毫丝的数；在亥、酉、未、巳、卯、丑六个阴辰上，是黄钟寸分厘毫丝的法。寸分厘毫丝的法，都用九进制，所以九丝为一毫，九毫为一厘，九厘为一分，九分为一寸，便是黄钟。黄钟的实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用三去约它，得丝数五万九千零四十九；用二十七去约它，得毫数六千五百六十一；用二百四十三去约它，得厘数七百二十九；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去约它，得分数八十一；用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去约它，得寸数九。由此用三分损益之法推生出其余十一律。

有人问："直径周长的分数以十为法，而相生所用的分厘毫丝却以九为法，

译这是为什么？"回答说："以十为法，是取天地的全数；以九为法，是因三分损益而设立的。全数，是就着十而取其九；相生，是约减十而成为九。就着十而取九，是'体'所以确立的道理；约十而成九，是'用'所以运行的道理。体，是用来确定中声的；用，是用来生出其余十一律的。

【考辨说：程子说："黄钟的音声也不难确定，只要世间有懂音律的人，用高低音去考订它，一旦考定准确，便用黍粒填实律管，看管中实得几粒，然后据此推算以定律法即可。古法律管应实一千二百粒黍，如今的羊头黍与此不相应，就应当用几种数量去验证，看怎样大小的黍才与这个数相应，然后才算准确。从前胡先生制定乐律，取羊头山的黍，用三种规格的筛子筛选，取其中等大小的，但这也只是权宜之法，并未真正确定下来。"又说："用律管来确定尺度，是以天地之气为准则，不能拿秬黍来相比。秬黍的积数在先王之时，恰好与度量相合，所以可用；如今的时代则不一样了。"】

《黄钟生十一律》篇说："子为一分，一为九寸；丑为三分，二一为三寸；寅为九分，八一为一寸；卯为二十七分，十六三为一寸，一为三分；辰为八十一分，六十四九为一寸，一为一分；巳为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七为一寸，三为一分，一为三厘；午为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为一寸，九为一分，一为一厘；未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为一寸，二十七为一分，三分一厘，一为三毫；申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为一寸，八十一为一分，九为一厘，一为一毫；酉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二千一百八十七为一寸，二百四十三为一分，二十七为一厘，三为一毫，一为三丝；戌为五万九千零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六千五百六十一为一寸，七百二十九为一分，八十一为一厘，九为一毫，一为一丝；亥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为一分，二百四十三为一厘，二十七为一毫，三为一丝，一为三忽。"

按黄钟生出其余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个阳辰都是往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个阴辰都是往上生。上面以三累历十二辰所得的，都是黄钟的全数；其中阴辰之数用加倍的，是把本律三分之而减去其中一分；阳辰之数用四倍的，是把本律三分之而增加其中一分。六个阳辰各自当位而自得其数，六个阴辰则居于与之相冲的位置。林钟、南吕、应钟三吕属阴，没有增减；大吕、夹钟、仲吕三吕属阳，则要用倍数，才能与十二月的气相应。这是因为阴顺从阳，乃是自然的道理。

【考辨说：按《吕氏春秋》《淮南子》与司马迁《律书》、《汉书·律历志》的说法不同，虽然大吕、夹钟、仲吕用倍数这一点相同，但《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过是以数目的多少来定生律的上下，律吕阴阳错乱而没有条理，并非它们本来的法则。】

元代熊朋来《律论》说：黄钟流行贯通于各律之中，本来没有间断。算法的产生，大概是因为律管的音有长有短，这是算家依据律来订立算法，并非勉强用算法来规定律。这就好比丈量田地一样，田地生出五谷，田地哪里知道自己被称为圭形、箕形

译、弧形、环形？律确立五声，五声哪里知道自己被称为正声、变声、倍声、半声？这些都是算家所命名的罢了。所以古代讲论钟律的人，是用耳朵来审定音声的齐一；后人不能借助算数来校正音律的尺度，这就是古乐不能恢复的原因。

译○历代制造（历代乐器制造）

唐文宗太和八年十月，下诏太常寺，按照云韶乐旧例用人的数目，命令在本寺演习排练，进献乐曲的人到开成元年十月，才教成。三年，武德司奏请索取云韶乐悬乐器图两轴，进呈皇上。昭宗在文德元年即位，将要亲自到郊庙祭祀。在此之前，广明初年，黄巢作乱犯纪，乐工流离失散，金石乐器几乎丧失殆尽。到这时有关部门请求重新铸造乐悬，询问旧日乐工，都不知道制作的规制。当时太常博士殷盈孙依照《周官·考工记》，研究钟的栾、铣、鼓、钲、舞、甬各部位的制法，用算法乘除推算镈钟的轻重高低尺寸，于是确定编钟悬挂的规制：最高的黄钟为九寸五分，最低到登歌的倍应钟为三寸三分半，共分四十八等。钟口、钟项的尺寸，径围的大小，都绘成图样进呈，派金工依法铸造，共铸成二百四十口钟。修奉使宰相张浚寻访精通音律的人，找到处士萧承训、乐工陈敬言、太乐令李从用，命他们先校定石磬，再合乐击拊试奏，结果八音谐和，听者无不肃然起敬。

宋仁宗景佑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人上奏说："大乐所用乐器年岁已久，金石音律不协调，希望依照周朝王朴所造的律准考订修治，并检阅乐工，罢黜其中不称职的。"于是命直史馆采和内侍李随与燕肃等人主管此事，又命集贤校理李照参与。于是仁宗亲临观文殿，取律准察看，亲自作图交给太常寺。次年二月，燕肃等人呈上考订完成的乐器，并引见工匠。仁宗亲临延福宫检阅，演奏郊庙乐曲五十一支，因而问李照关于乐音高低的事，命他详细陈述。李照说："王朴的律准比古乐音高五律，比教坊乐音高二律。这是因为五代战乱，雅乐废坏，王朴凭己意创制律准，不合古法。而且编钟、镈磬没有大小、轻重、厚薄、长短的差别，铜锡冶炼不精，声韵不美。声音大的过于响亮，小的过于低抑，不是合乎法度的乐器。从前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后来又令神瞽校正其中正之声，然后音律应和凤鸣，而律管长短参差，也像凤翅一样。这种乐律传承久远，是不可更改的法则。"李照请求依照神瞽的律法，试铸编钟一虡，可使度量权衡协调统一。于是下诏在锡庆院铸造。铸成之后，进呈御览。李照于是建议请求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积成尺来定律，铸钟检验，声音仍然偏高，又改用太府布帛尺为标准，于是交太常寺制成四种律管。又另外下诏命潞州取羊头山秬黍上交朝廷。李照于是自己制定律管的方法，并引荐集贤校理聂冠卿担任检讨，掌管雅乐制度典故，凡是所要改制的，都要交中书门下详细审定后上报。又另外下诏命翰林侍读学士冯元与聂冠卿、李照一同讨论乐理，以成一代典章。

五月，李照铸铜制成龠、合、升、斗四种量器，用以推行钟镈发声容量的法则。龠的标准是六百三十粒黍为黄钟的容量，合是龠的三倍，升是合的十二倍，斗是升的十倍，于是改造各种量器以确定其法度。不久又因为镈的容量差得太大，改为六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铭文写道："乐斗数。"这个月，潞州进献秬黍。李照等人选择大粒黍纵向累积，检验校订长短尺度，与太府尺相合，于是确定下来。当初，李照等人改造金石乐器所用工匠及工序，共七百十四项。冶金的工匠一百五十三人，木工二百十六人，制皮工四十九人，刮磨工九十一人，制陶工十六人，上色工一百八十九人。从五月开始，到九月结束，制成金石乐器七县（套）。至于鼓吹乐器和十二案，也都一并修整完毕

译。命聂冠卿等人编纂《景佑大乐图》二十篇，用以记载熔金磨石的方法，历代八音各类乐器的异同情况，新旧律管的差别。这个月，与新乐一并进献于崇政殿，诏令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一同观览。从监造官员以下到工匠，共七百多人，各按功劳大小晋升官阶、赏赐财物。

这年十一月，举行南郊祭祀大典，全都使用新乐以及仁宗御制和诸位大臣所作的乐章。在此之前，左司谏姚仲孙进言说："李照所制作的乐器多有怪异之处，比如炼白石做磬，用铜范铸钟，又想用日月星辰、五方神灵作乐器的装饰，臣愚昧，私下心存疑虑。自太祖太宗以来考订校正大乐，用于郊庙祭祀，已近七十年，如今一旦废弃不用而改用新乐器，臣私下认为不可。"御史曹修睦也进言反对。仁宗既已允许李照制作乐器，又想探究其方法的是非对错，所以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

景佑三年，冯元等人呈上新修的《景佑广乐记》八十一卷，诏令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将邓保信、阮逸、胡瑗等人制定的钟律详细审定其得失可否，上报朝廷。九月，阮逸进言说："臣等所铸造的钟磬，都本于冯元、宋祁的方法，其中分方定律，又出自胡瑗的算术，而臣独自坚持依《周礼》嘉量、声音合于黄钟的方法，以及《国语》钧钟弦准的制度，都被压制而不被采用。臣先前蒙召对答，说王朴律偏高而李照钟偏低，私下看到御制《乐髓新经》中论历代度量衡的篇章说：隋书依照《汉志》黍尺制作律管，有的不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有的又不止九寸长。这说明《汉书·律历志》以后历代都没有符合的。只有蔡邕的铜龠本来是得自《周礼》遗留的规范。蔡邕自己精通音律，所以只传下铜龠积累而成的嘉量。这样一来，声音合于黄钟而律的根本就确定了。所谓律管有大小长短的差别，是因为嘉量既已铸成，就以量器来定音、以音来定尺，道理很明白。如今议论的人只争论《汉志》黍尺没有准则的说法，却不知道钟有钧石量衡的制度。况且《周礼》《国语》是周代圣人的经典，反而说无凭无据，那还有什么可以稽考古法呢？唐代张文收定乐，也铸造铜瓯，这足以证明周代的嘉量是以声音来确定音律的道理很清楚。臣之所以独自坚持依《周礼》铸造嘉量，是因为它方一尺、深一尺，那么度可以看得见；容量一鬴，那么量可以看得见；重量一钧，那么衡可以看得见；声音合于黄钟宫音，那么律可以看得见。既然律、度、量、衡如此相符，那么依此制作律管、歌唱其中的音律就必然准确了。臣冒死请求，将臣已铸成的铜瓯，再限半月内重新铸造嘉量，使其声音合于黄钟宫音，于是取李照的新钟加以修整，务必符合周代钟量的法度。文字已经编写完毕，未敢擅自呈进。"诏令送交丁度等人一并审定后上报。

十月，丁度等人上言：据邓保信有两种黍尺，其一称用上党秬黍圆的一粒，把黍粒长度累积成尺，与蔡邕的方法相合。臣等查考前代造尺方法，都以一粒黍的宽度作为一分。只有后魏公孙崇以一粒黍的长度作一寸，太常刘芳以秬黍中等大小的一粒黍的宽度作一分，中尉元匡以一粒黍的宽度量两道黍粒的间隙来取一分。三家争论不能决断，而蔡邕铜龠的记载中也没有明说是用黍的长度还是宽度来累积成尺。用邓保信黄钟管内的秬黍二百粒，以黍的长度作分，再累积成两条尺子，比邓保信原来的尺，一条长五粒黍，一条长七粒黍。又依律管黄钟龠一枚，容纳秬黍一千二百粒，用原尺比量分寸累积，也不相同。再将实龠中的秬黍重新累积核对，又不一样。龠、合、升、斗也都是

译这种情况。

又阮逸、胡瑗的钟律方法用的黍尺，其一称是用上党羊头山秬黍中等的一粒，累积宽度求得尺度以制作黄钟之声。臣等用大黍一百粒累积宽度成尺，又将管内二百粒黍以黍的宽度作分，再累积成两尺，比阮逸等人原尺，一条短七粒黍，一条短三粒黍。这是因为阮逸等人原尺都用同一等级的大黍，但实际上律管所用的黍大小不均，于是造成差异。又其铜律管十二枚，臣等依楚衍等人围九径三的方法，与阮逸等人原尺以及所实龠秬黍重新累积成的尺相校核，又各不相同。又他们所制的铜秤、量器，也都是这种情况。臣等详细察看他们的钟磬各一架，虽然合乎典故，但黍尺一旦有差错，就难以判定取舍。又说，太祖皇帝曾诏令和岘等人用景表尺制定校正金石乐器，七十年来用于郊庙祭祀，考订符合唐代制度，用以垂示后人，这样做是可以的。姑且依照景表旧尺，等待天下有精通钟律之学的人，让他来考订校正，以遵从周汉的制度。阮逸、胡瑗、邓保信以及李照所用的太府寺等尺，以及阮逸所呈进的《周礼度量法》，其说法疏漏错乱，不可采用。

五年五月，右司谏韩琦进言说："臣先前奉诏详细审定钟律，曾经阅览《景佑广乐记》，看到李照所制作的乐器不依循古法，都是随自己的意思，另立律度，朝廷因而采用施行，识者都不以为然。如今将要亲自到南郊祭祀，不可以再用违背古法的乐来进献天地宗庙。臣听说太常寺旧乐尚有留存的，郊庙大礼，请求恢复使用。"诏令资政殿大学士宋绶、三司使晏殊会同两制官员详细审定后上报。七月，宋绶等人进言："李照的新乐比旧乐低三律，众人议论认为没有什么依据，希望依照韩琦的请求，郊庙祭祀恢复使用和岘所定的旧乐。没有经过磨损的钟磬还保存着，三县（虡）中还余七虡，郊庙殿廷可以继续使用。"

皇佑三年十二月，召集两府大臣及百官到紫宸殿观看新乐。共镈钟十二枚，黄钟高二尺二寸半，宽一尺二寸，鼓部六，钲部四，舞部六，甬、衡以及旋虫高八寸四分，隧径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厘，篆带每面纵向四道，横向四道。景、挟鼓与舞四处各有九个乳钉，每面共三十六个。两栾之间一尺四寸，容量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枚钟，都与黄钟制式相同，而两栾之间的距离依次递减，到应钟时，容量为九斗三升五合，而重量却增加到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都合于新律。

依律本制作的特磬十二面，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部三尺，博六寸又九分之六寸，弦长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一尺八寸，博九寸，鼓部二尺七寸，博六寸，弦长三尺三寸七分半。它们的声音各自合于本律。黄钟磬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依次增加厚度，到应钟厚三寸五分。

下诏将这些图样送交中书省，议论的人认为《周礼》记载大钟的鼓间十等分，取其一份作为厚度；小钟的钲间十等分，取其一份作为厚度。这样说来大钟应该厚，小钟应该薄。如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却重一百四十八斤，那么小钟厚，这是不对的。又《考工记·磬氏》制磬，倨句为一矩半，博为一股份，鼓为二份，则鼓为三份。三等分其股的宽度，去掉其中一份作为股的宽度；三等分股的宽度，取其一份作为厚度。如今磬没有区分博与厚、长与短，这也是不对的。

五年四月，知制诰王洙上奏说："黄钟作为宫音，是最尊贵的，但声音只有尊卑之分罢了，不必体现在形体大小上。说钟磬要依照律数的大小来制作，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只有郑康成凭己

译意这样说，他自己也说这是假设的方法。孔颖达作疏，因而沿袭了这个说法。查考历代史籍，也没有钟磬依数字大小制作的说法。郑康成、孔颖达等人，并非亲自制作过乐器的人。至于说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这是磬有大小之别的说法。依此以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制造黄钟特磬，结果只得到林钟律的声音。如果依律长短制作钟的大小，那么黄钟长二尺二寸半，递减到应钟，其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音，那么黄钟、大吕反而成了商音，宫音小而商音大，这是君弱臣强的征象。如今参酌镈钟、特磬的制度，希望能各自依照律数计算确定长短大小、容量的数目，并依皇佑年间的黍尺法铸造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就可以看出形制声韵的归属。"奏请获准。

五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进言说："奉诏详定大乐，等到臣到局中任事时，钟磬已经铸成。窃以为律有长短，磬有大小之别。黄钟九寸最长，其气属阳，象征士人，其正声为宫音，是各律之首，是君德的象征，不可与其他律等同并列。如今十二枚钟磬都以黄钟为标准，这与古法不同。臣等也曾询问阮逸、胡瑗等人，他们都说依律来定大小则声音不能协调。所以臣私下有疑虑，请求交详定大乐所，再稽考古义参酌确定。"

这个月，知谏院李兑进言说："先前在紫宸殿检阅太常新乐，议论的人认为钟的形制不合律度，于是排斥不用，又下诏近臣详细审定。听说崇文院聚集商议，王拱辰想要更改前代史书的说法，王洙不同意，议论纷纷。乐的道理广大精微，不是精通音律、造诣入神的人，怎么可以轻易议论呢。西汉距圣人时代还不算远，有制氏世代掌管大乐，也只能记住其铿锵节奏，而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何况现今又过去了一千多年，却想要求得三代的正音，不是很难吗？况且阮逸是获罪被废黜的人，怎么能通晓神明创作的深义？他制造异说是想谋求恩赏，朝廷制乐已历时数年，正当国家财力匮乏之时，耗费甚广。乐器既已铸成，又想改造，虽然命令两府大臣一同监督商议，但也未能裁定妥当。请求将新铸成的钟磬与祖宗旧乐相互参照校验声音，只取其中谐和近乎雅正的加以采用。"

六月，仁宗亲临紫宸殿，演奏太常寺新定的大安之乐，召集辅臣到省府馆阁一并观览，赐予详定官员器物钱币各有等差。八月，诏令南郊祭祀姑且仍用旧乐，新定的大安之乐用于日常祭祀及朝会。翰林学士胡宿上言说："自古没有同时并用两种乐的道理，如今旧乐音高，新乐音低，相差一律，难以并用。而且新乐尚未用于郊庙，先在朝会上使用，这不符合先王进献上帝、配享祖先的本意。"仁宗认为他说得对。九月，仁宗亲临崇政殿，召集近臣、宗室、台谏、省府推判官观看新乐，以及新制作的晋鼓，于是任命胡瑗为大理寺丞，阮逸重新任尚书屯田员外郎，邓保信兼领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宣吉任内殿承制，都因为制成钟律，特加升迁。

至和二年，潭州进献浏阳县所得的古钟送到太常寺。当初，李照批评王朴所定乐音过高，于是制作新乐，把音调降低，太常寺歌工苦于音调太浊，唱不成声调，私下贿赂铸工使其减少铜的成分而使声音稍微清亮，唱起来才协调，然而李照始终没有察觉这件事。又王朴所制作的编钟都是侧垂悬挂的，李照、胡瑗都认为这不对。等到李照将要铸钟时，从铸泻务领取铜料，得到一枚古编钟，工匠不敢将其毁掉，于是收藏在太常寺，这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制作

译的，钟铭上说："我皇祖宝和钟，延续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敲击它的声音与王朴钟的夷则清声相合，而其形制是侧垂悬挂的。胡瑗后来改铸时纠正了这一点，使钟钮朝下垂挂，敲击起来声音郁闷而不响亮。无射钟又因甬部过长而震动摇晃，声音不和谐。

哲宗元佑三年，范镇的乐制铸成，进呈他所制作的乐章三篇，铸造律管十二支，编钟十二枚，镈钟衡长一尺一，共一斛一响，用石制成编磬十二面，特磬一面，箫、笛、埙、箎、巢笙、和笙各二件，一并附有文字说明及图样法度。哲宗与太皇太后亲临延和殿，诏令执政、侍从、台阁讲读官都前往观看，赐给范镇诏书说："朕想到春秋以后，礼乐先已亡佚，秦汉以来，韶武之乐仅存于流散在河海之间的乐工手中，一去不返。到齐鲁一带去聘请这些先生，也没能找到。魏晋以下，曹魏、后梁等朝代都没有值得称道的，间或有创作的人，还能保存一些典范法度。然而黍粒毫厘的微小差错，往往导致宫商音位的错乱。只有我朝历经四朝的老臣，独自明白五降之法的错误。审辨声音、通晓乐理，用律来推定尺度。览观诗书典籍的进献，检阅殿廷乐悬的陈列。君臣一同观赏，父老无不叹息。正当诏令学士大夫论定其法度，工师有关官员考订其声音之时。上追念先帝移风易俗的心愿，下告慰老臣爱君忧国的志向。仔细察看所制作的成果，深为嘉叹，铭记不忘。"

高宗绍兴十六年，命礼局制造镈钟四十八枚，编磬一百八十七面，特磬四十八面，以及增制编钟等。命军器所制造建鼓八面，雷鼓二面，晋鼓一面，雷鼗二个，柷敔各四件。不久又制作金钟玉磬各一架。当初，元丰年间本有殿廷悬挂的鸣球玉磬，以及晋代贺循采玉造磬的先例，于是命荣咨道最先创造玉磬。元佑年间亲自祭祀明堂时，用了这一次，此后长久收藏在乐府中。到政和年间又加以磨砺，使其与音律相协调，并制造金钟，专门用于明堂祭祀。因为堂上之乐，歌钟居左，歌磬居右。金玉禀受天地纯正精粹之气，至为尊贵，所以钟必须用金制作，磬必须用玉制作，这样才能具备金声玉振的完备礼制。这就是中兴之后继续制作的缘由。

于是皇帝告谕辅臣，说钟磬的音律，其余的都已和谐，只有黄钟、大吕还没有合于律，应当仔细加以考究。诏令礼官对铸造镈钟更须详加审察，务必使声音谐和、合于律法，才可以用于奉祀。命太常寺提前按次检阅，仍旧采用皇佑年间进呈雅乐的礼仪先例。皇帝亲临射殿，召集宰执侍从台谏寺监馆阁以及武臣刺史以上官员观看新铸造的景钟及各种礼器。皇帝亲自登上御座撞击景钟，用正旦朝会时的三支曲子演奏宫架之乐。制造官员各按功劳大小加以推恩。增设景钟乐正一员，镈钟乐工十二人，特磬乐工也是同样数目。其次降下古制铜錞一件，增造了两件；古铜铙一件，增造了六件；改造了登歌夷则律玉磬，颁降下长篴二十四支，一并交太常寺掌管，专门等候大礼时使用。

明太祖刚攻克金陵时，设置太常司，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乐分四等，称九奏、八奏、七奏、六奏。舞分两种，称文舞、武舞。乐器不随陵园迁移，陵园祭祀没有音乐。又设置教坊司，掌管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舞、左右司乐等官职，都由乐工担任。后来改和声郎为奉銮。

孝宗弘治十四年九月重铸朝钟时，内官监太监李兴、工部尚书曾鉴奉命负责改铸，铸成之后，共花费白银十余万两，李兴、曾鉴都受到赏赐，工匠官傅玖等人也各自晋升官职、加发俸禄不等。不到三个月，钟就出现裂纹，工科都给事中马子聪等人弹劾此事，朝廷命李兴、曾鉴等人罚俸一个月，傅玖等人所升的职事、俸粮、冠带

译全都被追夺。

【明代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这些人，著书立说十分详备，但他们的职务并不掌管音乐制作，所论不过是空谈罢了。张鹗虽然因为通晓乐理而得到官职，但候气之法终究渺茫难凭，不能用来准确制定音律。弘治年间，莆田人李文利做教授，著《律吕元声》，独尊《吕氏春秋》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銮上呈他的书，其说法与古法相违背，不可采用。嘉靖十七年，辽州同知李文察进献所著乐书四种，礼官认为在乐理、乐书方面多有前人未曾发明之处，于是授予李文察太常寺典簿之职以示奖励，然而他所说的依人声来考订确定五音的方法，却无法真正施行。神宗时，郑世子朱载堉著《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共若干卷，不遵奉黄钟九寸之说，不用三分损益法，不拘泥于隔八相生之说，不取围径皆相同之说，具表进献，但未能施行。】

○权量

宋代蔡元定《律吕新书·审度篇》说：度，就是分、寸、尺、丈、引，是用来度量长短的。它产生于黄钟的长度，以中等大小的子谷秬黍九十粒来度量，作为一分【凡是黍粒放入管中，十三又三分之一粒黍恰好填满一分，累积九十分则恰好一千二百粒，所以这九十粒黍的数目与下章一千二百粒黍的数目，实际上是一回事】，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数目从一开始到十结束，这是天地间的完整数目。律尚未制成之前，虽有这个数目却看不见律的形制；律制成之后，数目才有了具体的形象。度的形成在律之后，度的数目却在律之前，所以律的长短围径是依据度的寸分数目来确定的【其中证据辨析说：《周礼》记载典瑞官掌管璧羡以起度，玉人制璧羡度尺，好（孔）三寸作为标准。按《尔雅》说：肉（边）是好（孔）的两倍称为璧，羡是延伸的意思。这块璧本来圆径九寸，孔三寸，边六寸，而裁去两旁各半寸用来增益上下。它的孔三寸是用来制璧的，裁去两旁增益上下则是用来制成羡形的。长十寸，宽八寸，就是用来做度尺的。所谓度，是用来衡量长短的标准，那么周代的十寸、八寸都可以作为一尺。汉《前志》（《汉书·律历志》）说：度，就是分寸尺丈引，是用来度量长短的。本来起源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子谷秬黍一粒的宽度来度量，九十分黄钟之长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这样五种度制就明确了。按一粒黍作为宽度、作为分，所以累积九十粒黍作为黄钟的长度，累积一千二百粒黍作为黄钟的容量，古人大概是用多种方法互相参验来确定法度的。自晋宋以来，儒者论及律的围径开始有了不同的说法，到隋代于是确定了围径为三分的说法。如果径为三分，那么九十粒黍的长度只能容纳八百多粒黍，与一千二百粒黍的容量两者互不相通。房庶不知道径三分是错误的，却想增改《汉志》的文字来迁就自己的说法，范蜀公（范镇）又跟着相信了这个说法，其错误就更加严重了。】

《嘉量篇》说：量，就是龠、合、升、斗、斛，是用来量度多少的。它产生于黄钟的容量，用中等大小的子谷秬黍一千二百粒装满龠，用井水刮平槩板，用度数来审定其容量【一龠的体积是八百一十立方分】。两龠为一合【体积一千六百二十立方分】，十合为一升【也就是二十龠，体积一万六千二百立方分】，十升为一斗【即一百合、两百龠，体积十六万二千立方分】，十斗为一斛【即两千龠、一千合、一百升，体积一百六十二万立方分。其中证据辨析说：《周礼》记载栗氏制作量器，冶炼金锡直到不再损耗，不损耗之后再称量它，称量之后再校准它，校准之后再度量它，度量它来制成鬴，深一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