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五十一●钦定续通典卷五十二　礼八

译礼》定为定制。至于祭献之礼，除依古礼用少牢、特牲馈食之外，若有陈设时新之物及现今熟食的，都听凭其便，并请永远定为常制。"皇帝下敕依奏施行。

宋

宋仁宗庆历元年南郊赦书中说，中外文武官员都准许依旧例建立家庙，功臣不限品级赐予戟仗。至和二年，宰臣宋庠请求详细议定家庙制度，交由两制礼官议定：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庙，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院事，以及现任、前任宣徽使、尚书、节度使、东宫少保以上都立三庙，其余官员在寝室祭祀。凡可以立庙的，由嫡子承袭爵位主持祭祀，其爵位每代降一等，去世后若不能立主祔庙，就另在寝室祭祀。凡当立庙的，就把神主祔入庙中，其子孙继承，不论是庙祭还是寝祭，都按世数的疏远迁移神主。最初得以立庙的祖先不迁移，比照始封之君中有不迁之祖的做法，共祭四庙、五庙。若庙因众子而立，而嫡长子还在世，则由嫡长子主祭；嫡长子去世后，就不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立庙者的儿子。凡立庙，听凭在京师或所居州县建造，其在京师者不得建在里城内以及南郊御路旁，并另行商议爵位承袭的制度。既然有庙者的子孙有的官职卑微，不能承担祭祀之责，而朝廷又难以完全推行袭爵之恩，此事最终未能施行。嘉佑三年，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彦博上言：臣见礼官详定私庙制度，平章事以上准许立四庙，臣想在河南府营建私庙，请求降下敕令指挥，朝廷准许了。徽宗大观二年，议礼局议定：执政以上祭四庙，其余通祭三庙。古代没有祭四代的说法，况且如今侍从官以至士庶都通祭三代，没有等级多寡的区别，这难道合乎礼意吗？请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祭五代，文武升朝官祭三代，其余祭二代。凡有私第的，在门内左侧立庙，如地方狭隘，可在私第旁侧，力所不及的，也允许随宜安排。又说：《王制》中诸侯立五庙，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合为五庙，所谓太祖，是指始封的祖先，不必是第五代，这不是臣下所能通用的称呼。如今高祖以上尚有一代祖先没有名称，请求称为五世祖。至于家庙祭器，正一品每室笾豆各十二件，簠簋各四件，壶、尊、罍、铏、鼎、俎、篚各二件，尊罍另加勺、羃各一件，爵一件，各室共用的享胙俎、罍洗各一件。从一品的笾、簠簋等依次减两件，正二品笾豆各八件，簠簋各二件，其余都和正一品相同。诏令礼制局制造，并请示后赐予。孝宗淳熙五年，权户部尚书韩彦古请求在临安前洋街所赐宅第建父亲韩世忠的家庙，就赐予黄金铺顶的房屋和钱财，用作岁时祭祀之用。辅臣议论韩世忠家庙所用祭器一事，中书舍人陈骙以礼制难以实行为由驳回。皇帝询问本朝群臣家庙的制度如何、赐予祭器的情况如何。当时赵雄等人奏道："仁宗虽因赦令议及建庙之事，却未曾施行。只有文彦博曾参酌唐制建庙，也不曾获赐祭器。政和年间才开始命礼制局用铜铸器赐给宰臣。"皇帝说："汉唐以来，既然没有赐予祭器祭祀的先例，唯独器物与名号不可轻易借予他人。命礼官考究历代及本朝的制度。"八年十月，中书舍人崔敦诗认为："中兴以来家庙祭器改用竹木，省去雕饰花纹，然而一旦开了这个先例，援引效仿的人必然会很多。应当详加讨论，务必依傍古义，才能符合当今时宜，礼制上应赐予圭瓒，然后才称得上鬯酒之礼。诸侯即位承嗣，不敢擅自主祭，需听命于天子，天子必赐以圭瓒，因为祭祀交接神明，唯以灌礼最为重要，举其重要之物赐予。其余的器物则可自行使用，臣请求用铜

译铸造祭器，可以流传久远。如今用竹木制作，损坏了不便更换，会辜负上面的赏赐；若擅自更换，则是抛弃君王的命令。应当略微仿照古制，命有司铸造爵、勺各一件赐予。其余的让祀官确定应当使用的样式，绘图交付，让其用竹木自行制作。"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元

元英宗至治初年，右丞相拜珠得以立五庙，同一庙堂而分设异室。

明

明太祖洪武六年春天下诏确定公侯以下官员家庙的礼仪，当时礼部官员议奏：凡公侯品官另外在所居住宅的东侧建立祠堂三间，用以祭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及祔祭的神位，如祠堂尚未备齐，就将神主奉于中堂祭祀。二品以上用羊一头、猪一头，五品以上用羊一头，五品以下用猪一头，都分成四体煮熟后进献。不能备办牲畜的，就用馔食祭享。所用器皿依官品等第，量家中有无而定。祭祀前两天，主祭者要向皇上禀报，免去朝参。凡四季各仲月祭祀，可选择吉日，或者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也可以。世宗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请求依照宋代儒者程颐的建议，诏令天下臣民于冬至日祭祀始祖，立春日祭祀先祖，但不许立庙以致逾越本分。这样上可广布皇恩推及同类的孝道，下则无禘祫之礼的嫌疑。礼官又上疏请求：官员三品以上立五庙，以下都立四庙。立五庙的仿照唐制，正殿五间九架，用隔板分为五室，中间祔祭五世祖，两旁四室祔祭高祖、曾祖、祖、父。立四庙的正殿三间五架，中间为一室祔祭高祖，左右两室祔祭祖、父。若应当祭祀始祖、先祖，就依照宋代朱熹所说的做法，临祭时制作纸牌，祭祀完毕后焚化。然而三品以上官员虽可立五庙，若往上没有应当立庙的先祖，就不能算是世代不迁之祖，只能把第五代祖先奉为五世祖，姑且称作五世祖，一定要等到世代久远、代数已满，才把如今得以立庙者奉为世祀之祖，世代祭祀而不再迁移。所用的牲牢、俎豆等物品，一律依照官品制度施行，可以照此办理。

△天子、皇后及诸侯、大夫、士神主【藏主室及题版制附。唐、宋、金、元、明】

臣等谨案：杜佑《通典》将神主题版的内容分成若干条，大致是引证汉魏诸儒的各种议论，分配到各条之下，以便省览。其实等级尊卑高下之间，互相比照参考，更能相互印证。如今详细考察唐宋以来正史所记载的，以及先儒所定的成规，合并为一条。至于移主、立尸等议论，都是后代所没有的，谨予以缺略。

唐

宋

金

元

明

唐

唐宣宗大中三年十二月，追尊顺宗、宪宗的谥号。太常礼院上奏说："庙中神主已题写旧的谥号，请求重新改造并重新题写。"左司郎中杨发等人议论，认为古时候已经祔庙的神主，没有改造的先例。加谥追尊，始于武则天摄政以后，然而当时仍不改造神主、改写题字。如今应当把新的谥号宝册告知于陵庙。当时宰臣又重新议论，认为士族的家庙，都是就地改写，于是就在旧神主上改写新谥号。

宋

宋神宗元丰三年，礼文所上言："古时候宗庙用石室来收藏神主，称作宗祏。夫妇本为一体，同用几案、共享祭品，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的区别。正庙的神主，各自收藏在庙室西壁之中；已迁出的庙主，收藏在太祖太室的北壁之中。神龛离地六尺一寸。"如今太庙收藏神主的庙室，帝、后分处不同地方，迁出的神主仍藏在西夹室，这在礼制上不合适。请求等新庙建成后，一并遵照古制。皇帝采纳了。高宗绍兴十六年，太常寺上言："在京城时的庙制，每室东边设门，西边设窗。

译西墙的祏室收藏祖宗帝后的神主。"如今行在的太庙，尚未设置祏室，应当仿照旧制。正殿东西建两间夹室，两间夹室只设门，十一室则依照庙制设门窗。正殿南北深七丈，每室在西壁从北往南一丈二尺处筑厚墙，酌情安设祏室。西夹室也应设祏室，收藏顺祖之室的神主。皇帝下诏依此办理。

金

金宣宗贞佑四年，礼官上言："迁庙之事，神主用栗木制作，这是依照唐制及皇统九年所定的规矩。"祏室的旁边及上下都用石头砌成，门朝东，用木做成可开合的门扇。室中，皇帝的神主居左，前面设曲几；皇后的神主居右，设直几。

元

元世祖至元三年，命太保刘秉忠考据古制确定神主的样式：高一尺二寸，顶部呈圆形，直径二寸八分，四边合削一寸一分，上下四方开孔，中央贯通一孔，直径九分，用光漆在背面题写尊谥。上匮的趺、底、盖都是方形，底从下往上装，盖从上往下盖，底与趺齐平，方一尺，厚三寸，都以元佑年间的古尺为准。神主及匮、趺都用栗木制作，匮、趺都涂黑漆。设祏室来安奉皇帝的神主，用曲几，皇后的神主用直几。至元十二年五月，检讨张谦上言："以前因为修太庙，把金牌位迁到馔幕殿，设以金椅安放，栗木神主却和旧的牌位各自存放在箱子里，安置在金椅之下，这于礼不合适。如今拟合将金牌位迁到八室之内，祏室中的栗木神主应当用彩舆迁移安放，旧的神主及牌位安置在箱中为宜。"武宗至大二年，将要为太祖、睿宗加谥，选择吉日向上天请示谥号，改制用金制作的神主，题写尊谥、庙号，从此神主都用金铸造，如同金表的制式【按：虞主用桑木，吉主用栗木，这在礼法上有明确记载。元朝初年考定神主用栗木，最合乎礼制。武宗改用金铸造，违背古制已经很严重了。泰定帝初年，盗贼进入太庙，盗走仁宗及庄懿慈圣皇后的金主，这恐怕也是有原因招致的】

明

明朝制作神主用栗木，取法于四时、日、月、辰。趺座四方四寸，象征一年四季；高一尺二寸，象征十二个月；主身宽三十分，象征一月的天数；厚十二分，象征一天的十二时辰；上端削去五分做成圆首，圆首之下刻一道横线为额，把主身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四分，后面八分）；在陷入的凹槽中书写爵位姓名行第，合上之后竖立在趺座上，趺座旁开一孔以贯通主身，如主身厚度的三分之一（圆孔直径四分），位于主身二分之一以上的位置。前面涂粉以书写属称，旁边题写主祀之人的名字，遇加赐或改朝换代，则将字迹洗去重新书写，外面改，中间不改【按：神主的制度不见于经书记载，何休说神主形状正方，中间贯穿，四方相通，天子的神主长一尺二寸，诸侯的长一尺；卫冲又说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宽厚三寸，右主是父亲，左主是母亲；汉旧仪记载皇后的神主长七寸、围九寸，皇帝的神主长九寸，其具体形制已不可考。宋代程颢考定其制度，朱熹的《家礼》沿用此说，明代品官家庙的仪式一律依据《家礼》，此条内容记载于《会典》中，如今据以辑录】

△时享【荐新附。唐、五代、宋、辽、金、元、明】

唐

五代

宋

辽

金

元

明

唐

唐玄宗开元六年，有关部门撰写享祭太庙的仪注。祭祀那天，车驾从宫中出发，皇帝对朱璟、苏颋说："祭祀必先斋戒，是为了使内心专一。应当在庙所设置斋宫，提前赴行宫斋宿，天亮时行礼，才合乎礼制。"又，仪注中规定从大次到殿前要铺设行走的褥垫，皇帝不许，只是踩着地面行走。开元十五年，敕令享祭宗庙时差遣丞相、尚书、

译嗣王、郡王代行三公摄祭之事，若人数不够，就通取各司三品以上的长官。开元二十五年，敕令太庙五享之日，凡应摄行三公之职的，命中书门下及丞相、太师、太傅、尚书、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选择德望高的人，通摄各司，不受在职差遣的限制。开元二十七年，敕令太庙五享，应在宗子、嗣郡王中选择有德望的人，命其代行三公摄祭之职，异姓官员不必再差遣代行。天宝三载，下诏："此前四时庙享，两京同一天举行，从今以后应各自另择日期告享。"五库下诏："享祭太庙每室加常食一牙盘。"天宝九载，制令："以前宗庙祭祀都称为告享，从今以后凡皇帝亲自告享宗庙的称为朝享，有关部门代行的称为荐享。凡告祭宗庙的各类事项，一律改称为奏。"德宗贞元九年，太常博士韦彤、裴堪议论说："谨案礼经及前代旧事，宗庙没有朔望祭食的仪式，只有寝园才有。国家贞观、开元年间修订的礼文，都遵循旧典。到天宝年间，才另外命尚食在朔望日向太庙进食。从太庙以下，每室献祭，当时的祀官王屿不理解礼的本意，妄自推演事亲之义，每次都用宴私之馔，这种做法可以用来供奉寝宫，却不可以亵渎太庙。而且礿、祠、尝、烝四时之祭，是圣人所定的适中之制，如今太庙每年五享，祭祀次数不算少。若再命掌管牲牢俎豆的官员另外备办膳羞盘盂之类的食物，朔日、月半又作为常例，次数实在太多，也会因此变得轻慢。应当遵循开元年间的规定，省去天宝年间权宜的制度。"皇帝因为这一礼制是先帝所定，未立即改动。宪宗元和十四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求废除太庙上食之事，也未能施行。

五代

后梁太祖开平三年正月，十月合并在太庙一起祭享。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在太原建立七庙。同光二年正月，神主从太原运至【按：唐代在洛京建太微宫，后唐庄宗本纪记载同光元年十一月甲子日前往洛京，二年正月神主从太原运至，应当是指从太原运至洛京朝献太微宫之事】朝献于太微宫，享祭于太庙。明宗长兴元年二月，享祭于太庙。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十二月，享祭于太庙。

宋

宋太祖干德元年十一月，皇帝因将亲行郊祀而在崇元殿斋戒。第二天，穿通天冠服，披纱袍，执镇圭，乘玉辂，卤簿仪仗在前引导，前往太庙斋宿。再一天天未亮三刻，穿衮冕，在四室行享礼。从此每逢郊祀前一天都朝享太庙。干德六年，判太常卿和岘上言："唐天宝年间，诏令享祭太庙除祭祀用品外，每室加一份常食牙盘。将来享祭太庙，应遵循这一制度【当时皇帝亲自享祭太庙，见陈列的笾豆簠簋，问这是什么东西，左右侍从以礼器回答。皇帝说："我的祖宗哪里认得这些！"立即命撤去，进献如平常一样的常膳。不久又说："古礼不可废弃。"又命重新陈设。于是和岘请求依照唐代旧例，另外设置牙盘食】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太常礼院上言："本月二十三日腊享太庙，因为孟冬已经举行过时享，冬至又要亲自祭祀，恐怕会显得过于繁琐，请求停止腊日的荐享之礼。"皇帝采纳了。雍熙二年，到近郊狩猎，将猎获之物献于太庙，并把这定为常制。端拱二年，下诏于八月亲自享祭太庙，命有关部门详定仪注。不久因彗星出现而停止。淳化三年正月，下诏仲春时节开水献羔羊、祭献韭菜。十月，太常礼院上言："今年冬至将亲自到南郊祭祀，此前要朝享太庙并奏告宣祖、太祖的神室。按惯例遇亲祀时要设朔望两祭，又要行奏告之礼，太过繁琐则显得不恭敬。而且十一月二十日的朝享，与腊享日期相隔不远，算不上频繁，希望暂且停止这个

译月的朔望之祭，腊享仍按常礼进行。"皇帝采纳了。真宗景德三年十一月，在近郊狩猎，因为是皇帝亲自猎获的，免去交付有关部门荐新的程序。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日，皇帝在长春殿斋戒。第二天甲申日，奉上太祖、太宗的尊谥册宝，命摄太尉王旦持节奉册，登上辂车，亲自前往太庙，在六室酌酒祭奠。此后凡为祖宗加上尊谥册宝，都由皇帝亲自朝享。大中祥符八年，兼任宗正卿的赵安仁上言："太庙朔望上食的品味，希望从今以后责成御厨依照亲享庙日所上牙盘的惯例，参酌四时珍贵膳食，挑选上等厨师十人前往庙中制作食物。"下诏所进献的食物由宫闱令负责监造完成，赵安仁负责查看。天禧三年十一月己巳日，拜谒景灵宫。庚午日，享祭太庙【此前，咸平二年将太宗的圣容奉安于启圣院，皇帝拜谒时痛哭失声。咸平四年，拜谒启圣院的太宗神御殿、普安院的元德皇后圣容。到这时才开始拜谒景灵宫，此后景灵宫的朝享，每年必定亲自前往，而太庙则都命有关部门代为祭祀】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皇太后穿衮衣、戴仪天冠，享祭太庙，皇太妃行亚献之礼，皇后行终献之礼。命宰臣撰写《谢太庙记》。检讨宋祁说："皇太后拜谒太庙，不是后世应当效法的做法"，此事于是作罢。景佑三年，宗正丞赵良规上言："《通礼》中记载荐新之物，共五十多种。如今太庙祭享之外，只荐冰，其余荐新的礼仪，都已废置不行。应当依照时新的物品，由主管部门送交宗正，命尚食挑选与新物相宜的滋味，配合一起进献。"于是礼官与宗正一起议定各室按时应荐的物品，采用京都的时新之物，大致依照时令，符合典章制度，共二十八种，选定日期荐献，如同《开宝通礼》所定。皇佑二年九月，因将举行明堂大飨，准备好皇帝的车驾仪仗，前往景灵宫行荐享之礼，礼毕后在太庙斋戒，第二天到七庙行朝享之礼，奏起降神之乐时，皇帝暗中嘱咐乐官注意音节，礼仪使请皇帝到小次歇息，皇帝拱手站立更显庄重。神宗熙宁五年，下诏太庙时享，命宗室中使相以上的官员代行祭祀。元丰元年，宗正寺上奏："据太常寺报告，选定日期荐新，已免去薯蓣、栗黄两种。如今这三种物品早已在市面上出售，而太庙却还没有荐献，很不合礼意。因为时令节气有早有晚，物产有先有后，本应灵活变通，怎能强求一致？"又说：唐代《开元礼》荐新时不出神主，如今两朝荐新及朔望上食，都要请出神主，请求下达礼官参酌议定合适的做法。于是加以厘定：凡新物按时出产的，即日献上，不必占卜选定日期，也不必请出神主。元丰八年，太常寺请求废除太庙朔望荐食的礼仪，皇帝采纳了。哲宗元佑七年，采纳礼官吕希纯的建议，恢复使用牙盘食，改称为荐羞。吕希纯又请求皇帝、皇后各献一爵，皇后所献之爵请另设副爵，也依照这个建议办理。徽宗大观四年，确定太庙簠簋笾豆的礼仪，全部依照周代的制度。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皇帝驾临扬州，到寿宁寺朝享【当时太庙的神主奉安在寿宁寺】建炎三年，皇帝在杭州，太庙的祭享都差遣官员代行，因礼器尚未齐备，只用酒脯行礼【当时把太庙神主奉安在温州】绍兴五年，才开始亲自拜谒太庙【当时下诏在临安建太庙】孝宗隆兴二年，朝享太庙，礼部上言："牲牢、礼料、酒齐等物品，都应依照五享的规格来准备。"隆兴十六年（当作淳熙十六年），光宗受禅即位，亲自享祭太庙。

辽

辽太宗天显元年十一月壬戌日，即皇帝位。癸亥日，拜谒太祖庙。此后，每

译年凡在太庙有祭祀之事，或荐新，或告谒，必定亲自前往祭享。到穆宗、景宗、圣宗时，都遵行不废。道宗清宁元年十二月壬申日，在太宗、穆宗庙举行祭事。戊寅日冬至，在太祖、景宗、兴宗庙举行祭事，不接受群臣朝贺。

金

金熙宗天眷元年四月，在天元殿朝享。十一月，因康宗以上历代帝王的画像绘制完工，在天元殿奠献祭祀。天眷三年九月，亲自享祭太祖庙。海陵王天德二年，命有关部门商议荐新之礼，依照典礼应当使用应时的物品，命太常卿主持行礼。正隆二年，初次确定太庙时享的牲牢礼仪。世宗大定三年十月，在太庙举行大享之礼。有关部门上言："每年太庙五享，若再加上荐新，似乎显得过于繁琐。拟议在时享的月份，将所应荐献的物品附在笾豆中一并荐献。"皇帝下令照此办理。大定九年十月，下诏宗庙祭祀，用鹿代替牛，并定为常制。大定十年正月，有关部门说："自周代以来，直到唐宋，祫享没有不用牛的。唐代《开元礼》，时享每室用一份太牢。天宝六年，才开始减少牛的数量，太庙每享用一头牛犊。宋代《政和五礼新仪》，时享太庙若皇帝亲自主祭则用牛，若由有关部门代行则不用牛。又，开宝二年下诏，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祗用牛犊，其余都用羊、猪代替。凑足二羊五猪就足以代替一头牛犊。如今三年一次的祫祭，是皇帝亲自主祭，礼节极为隆重，若每室都用一头牛犊，恐怕难以省减。"于是命令时享与祭祀社稷仍按旧例，若是皇帝亲自祭祀宗庙，则共用一头牛犊，若由有关部门代行则不用牛犊。大定十一年，尚书省上奏："唐礼规定四季各在孟月享祭太庙，年终又行腊享，共五次祭祀。如果依照海陵王时只行二享，就不是天子应有的礼制。应当每年五享。"皇帝采纳了。享祭之日都要请出神主，在前廊依照昭穆次序排列，命太子行亚献之礼，亲王行终献之礼。大定二十六年，因内外祖庙制度不同，确定太庙每年五享，山陵的朔望、忌辰及节令祭奠，都依照前代的典章旧例办理。章宗泰和二年五月初，在太庙荐新。宣宗兴定二年七月，因旱灾而祭享太庙。

元

元朝祖宗祭享的礼仪，要宰杀牲畜、奠祭马奶，由蒙古巫祝致祭辞，这是本国的习俗【按国俗旧礼，每年太庙四次祭祀，用司禋监官一员，称为蒙古巫祝。当省视牲畜时，巫祝穿着法服与三献官一同登殿，到各室门前禀告牲畜已经养肥，返回牲畜所在处，用蒙古语呼喊历代帝后的名讳而祝告。第二天早晨三献之礼完毕，献官、御史、太常卿、博士再次登殿，分别前往各室，蒙古的博罗齐跪着宰割牲畜。太仆卿用朱漆盂捧着马奶，斟酒祭奠，巫祝用蒙古语向神明祝告完毕，太祝捧着祝币前往焚烧之处。献官以下各官返回原位，行再拜之礼，礼仪完毕。凡遇重大祭祀，尤其看重马奶。将要举行祭祀时，敕令太仆司挏马官准备好上等的马奶，用皮囊盛装送来。这马牲既然与其他三牲一同登于俎案而宰割祭奠，祭品就与笾豆一同陈设。将要奠祭牲肉、酹洒马奶时，蒙古太祝就登上正殿到第一室，呼喊帝后的名讳来致祭，说明年月日期、牲畜和祭品的种类，说出祝告之语，依次前往各室，都是这样。礼仪完毕后，就把祭祀剩余的食物撒在南棂星门外，称作抛撒茶饭，这是因为用本国之礼行事，特别看重这一环节】世祖中统元年七月，在中书省设神位，用登歌之乐，派遣笔且齐主持致祭【笔且齐，是翻译文书记录之人的称呼】十二月，开始制作祭享太庙所用的祭器和法服。中

译统三年十二月，享祭太庙，命中书省备办三献官，由大礼使、司徒代行祭祀之事。礼毕后，神主重新收藏于瑞像殿。中统四年三月，下诏在燕京建太庙。十一月，仍在中书省寄祀，命亲王等代行祭事。至元二年九月，因将要在太庙举行祭祀，从东平调取大乐工，预先演习礼仪，命人饲养祭祀所用的牺牲。冬季十月，享祭太庙。至元六年十二月，开始在太庙做佛事【当时命国师僧人主持荐佛之事，开始制造木质镀金的牌位十六个，设大榻金椅，安奉于祏室。前面帝位居右，后位居左，在正面题写称号，用销金绛纱笼罩，形制如同木椟，这是太庙荐佛事的开始，此后成为常例】至元七年十月，敕令来年太庙所用牲牢不要用家养的猪，改用野猪代替。时令水果不要在皇家园林内采购。至元十年九月，敕令从今以后秋天、腊月先用鹿、猪荐献太庙。至元十五年十月，享祭太庙，在常规膳食之外增加野猪、鹿、羊、葡萄酒。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大都重建太庙完工，将神主从旧庙迁至新祏室，随即举行大享之礼。至元二十五年冬享时进献白马一匹，至元二十九年开始命令每月荐新，以及春秋围猎初次猎获的物品。成宗大德九年，才确定郊庙亲享的礼仪。武宗至大二年十二月，才开始亲自享祭太庙。仁宗延佑七年二月，英宗即位。四月在太庙祭祀，禀告即位之事。十月时享太庙，下诏对太常院臣说："朕将在四季亲自祭祀太庙，应当与群臣一起商议其礼仪。这是追念先祖、报答根本的道理，不要因为朕对越（祭祀）辛劳而有所减损，一切都要遵循典礼。"十一月，因亲自祭祀太庙礼成，驾临大明殿接受朝贺。英宗至治元年正月，皇帝穿衮冕享祭太庙，命左丞相拜珠行亚献之礼，知枢密院事科绰巴行终献之礼。礼成后在大次坐下，对群臣说："朕承继祖宗宏大的基业，日夜恭敬戒惧，无以报答。每年四次祭祀，都是派人代行，不能表达如同亲临的诚意，实在心中不安。从今以后，每年必定亲自祭祀，终朕一生不变。"至治二年正月，才备齐法驾，设黄麾大仗，皇帝穿通天冠、绛纱袍，亲自享祭太庙。二月，因新建太庙正殿，命暂停夏、秋二次祭祀。至治三年泰定帝即位，太常院臣上言："世祖以来，太庙每年只行一次祭享，先帝才开始恢复古制，请陛下裁夺。"皇帝说："祭祀是国家大事，朕怎敢简省礼仪？"仍命一年四次祭祀。泰定帝致和元年，御史邹惟亨上言："时享太庙的三献官过去都是勋戚大臣担任，近来却让户部尚书担任亚献，人选既已疏远，礼仪就难以严肃，请求仍依旧制，用省、台、枢密的宿卫重臣担任。"文宗天历元年，礼官请求把时享之礼改在每季的仲月举行。顺帝元统二年，废除夏、秋两季的时享。至元六年六月，监察御史上言："曾听闻《五行传》说：'简慢宗庙，废弃祭祀，就会导致水失去润泽下流的本性。'近年来雨水失时，各地多有旱灾，而这些年却减省祭祀之事，更改祖宗成法，推究其原因，恐怕正是有所感召所致。古时候宗庙四时的祭祀，都是天子亲自主持，没有敢让有关部门代行的。这是因为天子的职责……

译没有比礼更重大的了，礼没有比孝更重大的了，孝没有比祭祀更重大的了。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到如今已有七年，从未亲自到太庙祭祀，似乎是一项缺失的典礼。当时皇帝在上都，御史台官员将此事上奏，皇帝下旨等回到大都后于九月亲自祭祀。中书省奏请将亲祀太庙的日期定在十月初四日，皇帝下诏批准。

译于太祖之庙。本朝奉事宗庙已有一百多年，大中祥符年间已经商定过此事。以往由有关官员代理祭祀之时，四位皇后都参与合祭，如今刚要举行皇帝亲祫，却把四位皇后排除在外，岂不是因为嫌礼仪繁琐而生疑虑吗？宗庙之礼，至尊至重，如果不能完全体会祖宗的心意，那还不如遵守旧有的礼制。"

学士欧阳修等人说："古代宗庙的制度，都是一帝配一后。后世有因儿子显贵而追尊生母的，才开始出现将其并祔太庙的先例。凡不应当祔祭的，则另设别庙祭祀。本朝举行禘祫时，却把别庙的皇后神位列于正配皇后之下，这不仅古代没有这样的规定，而且如今还有四点不妥：淑德皇后是太宗的元配，却排列在元德皇后之下，这是一不可；章怀皇后是真宗的元配，却排列在章懿皇后之下，这也是不妥；升祔太庙的皇后统一使用帝王的乐章，而别庙的皇后却各用本室自己的乐章，这是二不可；升祔的皇后与皇帝同牢而祭，牺牲、祭器、祝册都统一由皇帝方面安排，而别庙诸后却各自专享祭祀，这是三不可；升祔的皇后与皇帝联席而坐，而别庙的皇后神位却相隔甚远，这是四不可。章献皇后、章懿皇后原在奉慈庙，每次遇到禘祫大典，都要迎回本庙接受祭享，这样做最为合乎礼制。如果让四位皇后各自在本庙受祭，那么她们的尊位自然得以伸张，礼制上也不会有缺失。如果认为这种做法实行已久，不宜轻易更改，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失礼的做法，不能再纠正了。请听从礼官的意见，下诏仍按旧例让四位皇后参与祫享，等大礼完成之后，再另行讨论。"

英宗治平元年，有关部门原定按惯例在孟冬举行荐享，后改为祫祭。按《春秋》记载，鲁闵公丧期未满就举行吉禘之礼，《春秋》三传都对此加以讥讽。真宗是在咸平二年六月除丧，到十月才举行祫祭。仁宗天圣元年时正处于居丧期间，有关部门错误地沿用天禧年间旧的禘祭年数计算，在丧期未满两年之内，就按惯例举行了禘祭。按道理推算，应当是天圣二年冬季举行祫祭，却错误地在元年夏季举行了禘祭。所以四十九年间共举行了九次禘祭、八次祫祭，间隔都太过频繁，一开始就出了差错，以后年月相互累积，便无法纠正了。如今正当大礼之中，按礼制本不应举行祫祭；明年丧期未满禫祭，也不应当举行禘祭。要到六月除服即吉之后，十月才应当举行祫祭。请求依照旧的时享制度，这样才符合典礼。

治平二年，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议论说："同知太常礼院吕夏卿呈状说：古时新

译君即位第三年，先君丧期满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然后新君神主升祔太庙，接着举行禘祭。从此以后每五年再行一次禘祫，丧期结束之后必定要举行禘祫，这是两次大祭的根本依据。如今本应举行祫祭，但因为陛下尚未满三年丧期。"于是采纳了有关部门的意见，十月仍照旧举行时享。然而祭庙的享祭与祫祭，礼制并不相同。按照旧例，在举行郊祀大典之年，遇到应当祫祭的情况，也未曾因此暂停，只是停止腊祭而已。由此可见，孟月时享与祫享是可以同时并行的。至于禘祫的年数间隔，请求完全依照太常礼院的请求：今年十月举行祫祭，明年四月举行禘祭，并仍如吕夏卿所议，暂停今年的腊享。

神宗熙宁八年，有关部门上言说：僖祖已被尊为太庙始祖，孟夏举行禘祭时，应当正定其东向之位。从顺祖以下，依照昭穆次序，各以南北方向排列。从今以后，禘祫礼著为固定的礼制。

元丰四年（按："四年"史书原作"元年"，此处依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校订），详定郊庙礼文的官员论及禘祫的意义：这一制度虽见于《周礼》《春秋》，但并未明确记载具体名目；至于举行的具体年份，经书中也都没有记载。只有《公羊传》说："每五年就要再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礼纬》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但对此又分为两种说法：郑玄认为是"前三后二"，即禘祭之后四十二个月举行祫祭，祫祭之后十八个月举行禘祭；徐邈则认为是"前二后三"，即两次祭祀之间各相隔三十个月。考察这两种说法，只有郑玄说："鲁国的礼制是三年丧期满后在太庙举行祫祭，第二年则在各庙分别举行禘祭。"此后每五年再举行一次盛大祭祀，一祫一禘，确实是有依据的。本朝庆历初年采用徐邈的说法，每隔三十个月举行一次祭祀。熙宁八年禘祭之后又行祫祭，这是有关部门的失误。请求从现在起，隔十八个月举行禘祭，禘祭之后再隔四十二个月举行祫祭，这样既不会使祭事过于频繁，也不至于亵渎神明。

太常礼院上言说：本朝自庆历年间以来，都是每隔三十个月举行一次祭祀。到熙宁五年之后，才不再通盘计算年数，以致熙宁八年禘祭、祫祭都集中在同一年举行。去年元丰三年四月已经举行过禘礼，今年如果仍依照旧例在十月举行祫享，就会重蹈以前的错误。请求依照庆历以来的制度，通盘计算年数，都以三十个月为间隔举行祭祀。皇帝下诏依照现行的典礼办理。

详定所又上言说：古时祼献、馈食以及禴、祠、烝、尝等四

译时之祭，都是先王的祭享之礼，从未因举行禘祫大祭而废止当季的常规祭祀。所以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认为：天子夏季举行大祭"禘"礼时，并不废除当季常规的"礿"祭；秋季举行大祭"祫"礼时，也不废除当季常规的"尝"祭。本朝沿袭旧制，因此长期未能纠正这一点。请求今后每逢禘祫之月，仍照常举行时享，以此彰显天子完备的礼制，弘扬崇敬祖宗的大义。至于郊祀亲祭之礼，也依此办理。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元丰五年，皇帝对宰相说："禘祭的意义在于审慎地考订祖先所出自的世系源头，所以礼制规定，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禘祭。自秦汉以来，宗族谱牒记载不清，无法确知祖先所出自的世系源头，那么禘祭之礼便可以废止了。"宰相蔡确等人认为皇帝的圣训抓住了禘祭的本意，非一般儒者所能及，于是下诏废止了禘祭。到南渡以后，也只有祫祭而没有禘祭了。

徽宗大观四年，议礼局上言说："古时举行祫祭、朝践之礼时，将始祖的神位设在门户的西边，面朝南；昭位在东，穆位在西，相对而坐，进献笾豆、脯醢等祭品，君王面朝北侍奉，这是在堂上的位次。撤去祭馔之后，又在室内设席：室内西侧、门户以内，面朝东设为始祖之位；其次在北方设面朝南的昭位席次；再其次在南方设面朝北的穆位席次；其余依此类推，这是室内的位次。考察汉代的旧礼仪，宗庙三年一次大祫祭时，各代皇帝按昭穆次序坐于高庙，高祖神位面朝南，由此可知，自汉代以前，堂上的位次从未废弃过。到汉平帝元始年间以后，才开始废除这一礼制，只在室内设东向的神位。晋、宋、隋、唐各代所说的始祖之位，也都不过是设在室内罢了。依照《仪礼》考察，大夫、士没有献生肉、朝践的仪节，只是在室内进献熟食祭品。至于天子的祭祀，则堂上之礼、室内之礼都要举行。如今堂上的位次被废弃，天子面朝北祭神的礼仪也就残缺了。恳请今后每逢举行大祫礼，在堂上设面朝南的神位，在室内设面朝东的神位。始祖面朝南时，昭穆神位便东西相向排列；始祖面朝东时，昭穆神位便南北相向排列，以此契合古礼的意义。"皇帝下诏依照这一建议施行。

高宗建炎二年，在洪州举行祫享。绍兴二年，在温州举行祫享，当时礼仪制度尚属草创阶段，将祖宗神主以及祧庙、别庙的神主各自设置帷幄，合祭于太庙，始祖神位面朝东，昭穆神位依次南北相向排列。

绍兴五年，吏部员外郎董棻上言说："宗庙的祭祀，以禘祫为最重要。仰想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统一天下，理应在郊祀时配享上天，在宗庙祭祀时配享上帝，在祫享时居于东向的尊

译位，这是千秋万代都不应更改的定制。本朝开国之初，参考前代追尊祖先的典制，只追尊了四代祖先，所以在祫享时沿用魏、晋的旧例，将东向之位空缺。到仁宗嘉佑年间，曾下诏命有关部门详细商议，确立太祖居东向以彰明皇统正宗。到了熙宁初年，僖祖依照世系已应当祧迁，礼官韩维等人依据经典提出建议，论证十分明白。恰逢王安石当权，凭他自己的臆断之说，竟尊僖祖为始祖，让他首先占据东向之位。神宗皇帝当初并不认同这种做法，曾再三询问查证，所以冯京上奏说士大夫们都因太祖不能居东向而感到遗憾，王安石却又肆意进言加以驳斥。到元佑初年，翼祖已经祧迁；到崇宁年间，本应轮到祧迁宣祖，恰逢蔡京当权，完全遵循王安石的旧说，竟请求建立九庙，以至于至今太祖仍居于第四室，每逢祫祭，仍处于昭穆的行列之中，有见识的人对此都感到遗憾。"

又说："汉、魏的制度，太祖以上，凡是已毁庙的祖先神主，都不参与合祭。唐朝自景皇帝开始确立太祖之制，所以拘泥地援引后稷的先例作比照。然而献祖、懿祖的世系却排在景皇帝之前，因此前后议论纷纷不定。后来庙制确定之后，才尊奉神尧（唐高祖）为太祖，把献祖、懿祖以上已毁庙的神主收藏于德明庙、兴圣庙，遇到祫祭时便就地在本庙祭享，以此保全太祖的尊位。这大致符合汉代不将太公列入合祭之列、魏晋不将武帝、宣帝以上祖先列入合祭之列的道理。当时刚正如颜真卿，儒学宗师如韩愈，虽然各有依据，却都不能推翻陈京的说法，就是因为他的说法合乎道理的缘故。"

太常寺丞王普上奏说："僖祖并非最初受封建国之君，却被尊为始祖；太祖实际上是开创基业的君主，却被列于昭穆之中，这个失误是从熙宁年间开始的。宣祖本应祧迁却没有祧迁，翼祖已经祧迁却又重新祔祭，这个失误是从崇宁年间开始的。这些都是出于当时当权大臣一时的私意臆断，并非天下的公论。臣私下认为，太祖最初承受天命，追尊四代祖先，以尽孝道祭享之心，这在当时施行是合适的。但到了今天，世代久远，亲情已尽，依照迭次祧毁的礼制，古今都是相同的，如今应当推尊的，只有太祖一人而已。董棻的奏议深得礼制的本意，但他所说的还不够完备。之前的失误，最严重的有两点：一是太祖的名分不正，二是大禘之礼未能施行。至于今天所议论的，还有四点疑问：一是神主奉安的处所，二是祭享举行的日期，三是七世的数目，四是感生帝配享的问题。臣愚见以为，应当请求考订古今礼制，制定七庙之礼

译，成就一代帝王的定制。从僖祖到宣祖，亲情已尽的庙室应当祧迁；从太宗到哲宗，昭穆的数目已经齐备。应当奉太祖神主居于第一室，永远作为宗庙的始祖。每年告朔荐新，只在七庙之内进行；到三年一次的大祫时，太祖神位正居东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面朝南为昭位，真宗、英宗、哲宗面朝北为穆位。五年一次的禘祭，则迎请宣祖神主，享祭于太庙，并以太祖配享，这样才能符合礼经的规定，不再重蹈以前的失误。至于其中可疑的问题，臣以为四祖的神主，其奉安的处所，应当仿照唐代的礼制，祔祭于景灵宫、天兴殿。如今皇帝巡幸时或暂居于天庆观圣祖殿，至于祭享的日期，四祖神主既已祔祭于天兴殿，遇到大祫之年，也应当就地举行享祭之礼，这样既能保全太祖的尊位，又能极尽追念远祖的孝心。至于礼书所说：'天子设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为七庙'，可见太祖的庙位本来就不受世代数目的限制。唯独我朝的宣祖，虽然是陛下的七世祖，但已经在三昭三穆的范围之外，按礼制便应当祧毁。"考察前代的做法，这一点并无疑问。希望下诏命有关部门制定七庙之礼，确立太祖的正位，这样先王的旧典才不至于在我朝废弃失传，使天下后世都无从非议。

皇帝下诏命侍从、台谏、礼官到尚书省集会商议。当时参与议论的大臣，都认为太祖开创基业，是本朝的太祖，理应确立其东向之位，万世不祧，这在道理上没有疑问。廖刚认为四祖的神主应当迁往别宫，遇到祫祭时便就地享祭，五年一次的禘祭，则应当以僖祖为禘祭的对象。任中先认为祫祭既然已经确立太祖的东向之位，那么举行大禘之礼时，僖祖实际上是皇统世系所出自的源头，太祖暂时委屈自己按世代次序排位，在道理上也是恰当的。晏原复认为，应当确立太祖的东向之位，以遵循祫享的正礼；至于四祖，则可参酌汉代的制度，另设祠堂，区别对待其祭享。这些议论呈上之后，最终都没有能够施行。从此以后，每逢祫享，仍设帷幄祭祀僖祖，僖祖仍居东向之位，顺祖以下则依照昭穆次序排列。

孝宗干道三年，礼部、太常寺上言说：孟冬祫享时，别庙懿节皇后的神主，依照旧例应祔祭于神宗室祖姑神位之下；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的神主，依照旧例应祔祭于徽宗室祖姑神位之下。皇帝下诏命礼官等参酌拟定方案，上报尚书省。李寿等人拟定：将懿节皇后的神座设在神宗帷幄之内，位于钦慈皇后神位右侧稍靠后的位置；安穆、安恭二位皇后的神座设

译在徽宗帷幄之内，位于显仁皇后神位左侧稍靠后的位置。其祭器笾豆鼎俎以及祝词等另外单独设置，其余都依照旧制办理，仍旧等祖宗诸位酌献礼完毕之后，才到三位皇后的神位前行礼。皇帝下诏同意这一方案。

【当时太常少卿林栗说：祫享之礼，古人不将别庙的皇后祔祭于婆婆之下，而是祔祭于祖姑之下，以此区别嫌疑。按照《曲台礼》，别庙神主祔祭于祖姑之下，若有三人，则祔祭于关系较亲近者之下。既然祔祭于祖姑之下，又各自祔祭于关系较亲者之下，说明是共享一个帷幄，同享一处祭品。如果另外设置帷幄，位次理应在舅姑之下，怎么能反而向上祔祭于祖姑呢？如今懿节皇后祔祭于神宗帷幄祖姑之下，却又另设帷幄，位次排在哲宗、徽宗之上，这是第一点不妥。神宗与三位皇后共享同一处牺牲、粢盛等祭品，徽宗与三位皇后也是如此；而懿节皇后在神宗帷幄中却独自享有一处祭祀，安穆、安恭二后祔祭于徽宗帷幄也各自享有一处祭祀，这是第二点不妥。况且"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依附，礼制的原则不能违背常理：附属之礼隆重而正尊之礼却降杀，附属之礼得以伸张而正尊之礼反而受屈，这样怎能说是顺理呢？臣私下认为，别庙神主祔祭于祖姑之下，应当遵行媳妇侍奉婆婆的礼节，不应当另外设置帷幄以及笾豆鼎俎，也不应当另外撰写祝词。只需在本帷幄祖姑神位之下，添注"别庙祔享某皇后某氏"字样即可，这样在礼制上才算恰当。】

淳熙元年，皇帝下诏商议祫享东向之位的问题，吏部侍郎赵粹中说："此前绍兴五年，董棻建议请求确立太祖（艺祖）的东向尊位，当时臣的叔父赵涣任将作监丞，趁着面见皇帝的机会，极力陈奏此事，光尧皇帝（高宗）深以为然，当即擢升董棻为侍从官，擢升臣叔父赵涣为御史。当时赵霈担任谏议大夫，因为这项议论一直未能定案，便提出邪说来妨害正论，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敢公然说太祖不应居东向之位是错误的。如今如果依照六经的典礼、三代的制度，那么三年一次的祫祭，应当奉太祖（艺祖）居东向之位，作为受命建国之祖；太庙的常规祭享，则应当奉太祖神主居于第一室，永远作为不祧之祖；其次奉太宗神主居于第二室，永远作为不祧之宗。至于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祖，或者另外建立一座庙宇作为四祖专庙；如果想要事情从简、礼制简省，也可以将其祔祭于景灵宫、天兴殿，或者收藏于太庙的西夹室，每逢祫享时，四祖神主就在夹室之前另设一处帷幄祭祀，这样才大致合乎

译典礼。"但后来众人的议论各不相同，于是皇帝下诏命有关部门仍旧遵照现行的祫享旧制办理。

光宗绍熙五年，下诏另外建立庙宇，迁移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位祖先的神主，这才使太祖正式确立太庙东向的正位。此后孟冬祫享时，先到四祖庙室行礼，再到太庙依次到各帷幄行礼。

金

金代宗庙的制度：每逢举行禘祫大典，请出神主时，始祖神主居东向之位，其余各代神主依照昭穆次序，南北相向排列，东西方向依次排列在室户之外的通廊上。世宗大定三年，有关部门商议祫享所用的牺牲祭品，因为贞元、正隆年间正值禁止狩猎，所以原本应用的獐、鹿、兔肉都改用羊肉代替，礼制上很不完备，皇帝下诏遵从古制办理。大定十一年，尚书省上奏禘祫的仪注说："《礼纬》记载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自大定九年已经举行过祫礼，应当在祫礼之后十八个月的孟夏举行禘礼。"皇帝下诏，规定以三年冬季举行祫祭、五年夏季举行禘祭作为常规礼制。祭享之日一并请出神主，在前廊依照昭穆次序排列；凡图像列于配享功臣者，各自配享于其所侍奉的庙室，依照位次排列。以太子担任亚献，亲王担任终献；也可以同时用几位亲王，或者以太尉担任亚献，光禄卿担任终献。举行禘祫的当月，则停止常规的时享。

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礼官上言说："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举行祫享以来，到今年正月，世宗皇帝驾崩，所以四月未能举行禘礼。按照旧例，三年丧期满后，遇到该祫祭之年就行祫祭，遇到该禘祭之年就行禘祭，应当在辛亥年举行大祥礼，三月举行禫祭，过一个月后即除服吉服，那么四月初一便是初吉之日，正好赶上孟夏禘祭的时节，可以举行皇帝亲祭之礼。"皇帝下诏同意，但到了预定日期，因孝懿皇后驾崩而停止了。五月，礼官上言说："世宗神主升祔太庙已经三年，却还未曾合祭于祖宗之列，请求依照旧例，在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除去心丧，皇帝亲自到太庙举行禘祭。"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宣宗贞佑二年，有关部门上奏请求暂时停止今年的禘祭。

【按：《元史·祭祀志》中对禘祫之礼记载不详，但关于亲祭禘祫所用乐章，从八门升殿直至迎神、送神等各项典礼，在《礼乐志》中则记载得十分详尽。怀疑是当时的礼制文献已经散佚，所以史志记载不够完备；也可能是当时已经拟定了乐章，但祀典实际上并未举行。如今姑且依照史料的欠缺之处，附加说明于此。】

明

明太祖洪武元年，在年末除夕这一天，在太庙举行祫享之礼，德祖皇帝及皇后神位居中，坐北朝南；懿祖、熙祖、仁祖各代皇帝及皇后神位则东西相向排列。洪武七年

译，御史答禄与权请求举行禘祭，皇帝下令交群臣商议。礼部、太常寺、翰林院商议后认为：虞、夏、商、周四代，他们始祖所出自的世系源头是可以推知的，所以能够举行禘礼。但自汉、唐以来，宗族世系已难以考订清楚，当时所说的"禘"，其实不过是合祭已经祧迁的祖先神主，按昭穆次序排列祭祀罢了，这实际上是古代的"大祫"，并非真正的"禘"礼。如今本朝追尊了四代祖先之庙，但始祖所出自的世系源头却无从考订，禘祭之礼似乎难以贸然施行，于是此事便搁置了下来。

孝宗弘治元年，宪宗神主升祔太庙，采用礼官的建议，将懿祖神主祧迁，于是在寝殿后面建造祧庙。到年末，将祧迁的懿祖神主奉请到太庙，举行祫祭之礼。事先派遣官员到太庙祭告，又派遣官员到祧庙祭告懿祖，都使用祝文、酒果等祭品。祭祀完毕后，太常寺将懿祖的神座设在正殿西向的位置，位次排在熙祖之上，按照礼仪进行祭祀。

世宗嘉靖十年，皇帝就禘祫的意义询问大学士张璁，并命他与夏言商议。夏言撰写了《禘义》一篇，大致说：我朝祖宗拥有天下，因而以德祖为始祖，一百六十年来，德祖神位一直居中坐北朝南，接受太庙四时的祭祀。如今陛下确定举行大祫之祭，又以德祖统率各庙的神主。倘若举行禘祭时，仍旧尊奉德祖为禘祭的对象，那么德祖既然本身已是太祖的始祖，又要作为始祖所出自的更高源头，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朱熹也曾说过：举行禘祭，是从始祖之庙出发，推考始祖所出自的更高源头之帝，设立一个虚位来祭祀他，而以始祖配享。三代以下的朝代，如果一定要像虞、夏、商、周那样禘祭黄帝、帝喾，那便已经无从考订了。如果勉强寻求某个具体的人来附会，就如同李唐王朝尊奉某位远祖为始祖那样牵强，这又不是孝子慈孙所忍心做的事。臣认为应当设立"初祖"的虚位，而以太祖配享，因为太祖最初拥有天下，实际上正是本朝真正的始祖。皇帝对此深表赞同。恰逢中元节，廖道南上言说，朱氏是颛顼的后裔，请求以太祖《实录》的记载为依据，禘祭颛顼。皇帝又下诏命礼部再行商议……

译好,诸位大臣都说称虚位一事渺茫无据,尊崇颛顼之说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庙制既已确定,高皇帝作为始祖,应当禘祭德祖才算合乎正礼。皇帝的意思还是主张设虚位,命令再议。夏言又论说禘祭德祖有四点可疑之处,并说如今所定的太祖是太庙中的始祖,并非王者建立始祖庙的那个始祖,于是设虚位来禘祭皇初祖【神牌命中书官书写"皇初祖帝祖位",到那天设在太庙殿中,祭毕后焚烧】,神位南向,奉太祖配享于西侧。礼部官员因而进言,大祫既然每年举行,大禘请求三年举行一次。皇帝定在丙辛之年举行,敕令礼部备好仪注,择定四月的日期。礼部呈上大禘的仪注:提前告祭宗庙,致斋三日,备好香帛牲醴,如同时享的仪式。锦衣卫设置仪卫,太常卿捧奉皇初祖的神牌,将太祖的神位安设在太庙正殿。到那天行礼,如同大祀圜丘的仪式。这一年冬天,皇帝对礼官说:"太祖凭恩德尊崇德祖,如今应当凭道义尊崇太祖。祫祭奉请四祖与太祖一同南向,这样才能显示太庙特别尊崇太祖的用意。"夏言上奏说:"礼制规定各庙的神主一同祭于太祖之庙,这就是大祫,也是用来尊崇太祖的。太庙是太祖的庙,不应当与昭穆同列。太祖是太庙的祖先,不可与子孙并列。从今以后大祫应当奉德祖居中,懿祖、熙祖、仁祖三祖和太祖分东西两序都南向,历代先帝仍按左右两序东西向排列如旧。这样不仅使我太祖位于列位先圣之上,足以伸展皇上的心意,而且懿祖、熙祖、仁祖三祖也能保全他们应有的尊崇,更足以体现太祖的心意。"皇帝称赞这个意见很好。十五年确定大祫的仪式,提前由太常寺奏请皇帝钦定捧主官,并按照惯常仪式斋戒省视牲畜。正祭当日,皇帝到庙中戟门东边的帷幕,穿戴好祭服,从戟门左侧出来进入,率领捧主官到祧庙和寝殿,请出神主。捧主官请各庙的神主到太庙门外等候。五祖的神主到了,打开殿门迎入。皇帝安放德祖的神主,捧主官分别安放懿祖以下的神主。皇帝到御用拜位如同惯常仪式,懿祖以下的上香、奠帛、献爵,都由捧主官代行。二十年礼官议论,年终大祫应当陈列祧庙的神主,但景神殿狭窄,请求暂时在后寝祭祀四庙,用连几陈设笾豆以便于周旋操作,皇帝下诏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