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十三

译福建等道先支取米粮，都委托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处置。船运数额之内运送一百万石到东渭桥交纳，其余的赈济给河北等诸军及行营粮料。淮南及寿州、濠州等道先支取米粮、洪州潭州屯田米，都委托淮南节度使杜亚掌管办理。船运数额之内运送二十万石到东渭桥，其余的用作行营粮料。天下两税钱物，都委托本道观察使、本州刺史派遣官员押送到上都。后来陕虢观察使李泌又开凿集津仓以西的山路作为运道，接连三门仓修治上路以便回车，又造了进入渭水的船只。用五板船运送东渭仓的米，共达一百三十万石，于是罢除南路陆运。十五年，下诏命令江淮转运米粮应达二百万石。近来虽有这道命令,而运米不超过四十万石。按旧例江淮米粮每年运到河阴的，数额是五十万斛，长久没有满足这个数额。只有李巽担任度支转运使的时候，才凑足了这个数额。到太和初年，年岁干旱，河水干涸，铲取泥沙以行船,米粮损耗很多。咸阳县令韩辽请求修复秦汉时期的兴城堰，从咸阳到潼关三百里，可以免除车运牵挽的劳苦。文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堰修成后，撤去挽车的牛用来供给农耕。关中确实依赖这项水利之益。

译△五代

后梁罗绍威镇守魏博的时候，因为临淄、海岱一带已经停战多年，储存的粮食堆积如山。只是京城军民多而粮食少，(罗绍威)愿意在太行山伐木，运到安阳、淇门，造船三百艘，设置水运，从黄河进入洛口，每年用来供给宿卫军队。太祖非常赞同这个办法。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敕令郓州调派士兵三千人从黎阳开凿河道以疏通漕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下制说："先前因为漕运的缘故，京师租庸司多向民间借用水运船只，现在既然已经分兵就地供食，漕运一并停止，那些各条河渡的水运船只应当归还本主。"当时洋州修建魏门仓一百间用来储存转运的粮食，从峡地漕运米谷。三司使张延朗上奏，请在洺州境内预先储备一两年的军粮，除水运之外，深冬时节百姓稍有空闲，请求调派运输一次。又请求各道运粮一百石以充实京师，皇帝下诏准许。当时车驾在汴州，议论的人认为运粮百万劳民伤财，托近臣代为上奏，皇帝于是命令东部几个州运粮十万石到汴州。司勋员外郎夏侯晤上言说："各道转运本是为了充实京师附近的军队储备，如今听说大多是轻装赶到京城籴买粮食后再交纳，请下令禁止。"长兴元年，凤州奏报开凿修筑唐仓湖田道路，以疏通凤翔的运粮通道。又幽州进献新开凿的东南河路图，从王马口到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可以承载运粮船只千石。又三司使奏报，河水运输从洺口到京城，往年牵引船只卸货都用水运衙官，如今洺水岸边到粮仓门稍远，衙官转运艰难，想在洺河北岸另外开凿一道河湾，引船直到粮仓门下卸货，这项工程劳役想从各军中抽调借用，皇帝准许了。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下诏说："如今各州戍守士兵按旧制，沿江发运的事务要调派均州、邓州两州百姓，自备船只水运粮食盐巴，供应军粮。近来听说那里的百姓十分辛劳疲敝，如今经有关部门查明本州原有的税收积储，足以每年供给军队储备，那些水运船只应当一并停废。"显德四年下诏疏通汴水一条支流向北流入五丈河，又向东北到达济水，从此齐鲁一带的船只都能到达京师。显德六年，命令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从京城以东疏通汴水引入蔡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疏浚五丈河以通漕运。

△宋

宋朝定都大梁，有四条河道用来疏通漕运【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太祖建隆二年，给事中范阳人刘载前往定陶督率曹州民夫三万人，疏浚五丈渠，从都城向北经过曹州、济州及郓州，用来疏通东方的漕运。开宝五年，统计汴河、蔡河两条河道公私船只运送江淮米粮数十万石，用来供给军队粮食。这时京师每年的费用还有限度，漕运的事务还算简单。太宗太平兴国初年，两浙已经献地归附，每年运米四百万石，雇用百姓拉船，官吏借此机会营私舞弊，所到之处附带装载钱帛杂物，于是选择精干强硬的官员在京城分别掌管水陆两路发运事务，以革除这些弊端。雍熙元年，撤销京城水陆发运，把这些事务隶属于排岸司及下卸司。在此之前，四条河道所运输的粮食没有固定的制度。太平兴国六年，汴河每年运输江淮米三百万石，豆类一百万石【按李焘《续通鉴长编》、章俊卿《山堂考索》都记作二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豆类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豆类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一共五百五十万石。除非水旱灾害而免除百姓租税，否则从未达不到这个数目。至道初年，汴河运米统计达五百八十万石。真宗大中祥符初年，达到七百万石。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各路的租粮籴买于真阳、楚州、泗州设仓收纳，分别调派船只逆流进入汴河

译，以到达京师。各州每年建造运船，到至道末年共三千二百七十余艘【按三千二百七十余艘不仅是运粮船，还包括运送铜钱布帛的船只在内】，天禧末年减少四百二十一艘。在此之前各条河道漕运的数量年久日益增加。景德四年，规定汴河每年运输额为六百万石。仁宗天圣四年，荆湖、江淮各州县和籴以供上供，百姓缺乏粮食，从天圣五年之后暂且减少五十万石。庆历年间，又减少广济河每年漕运二十万石。此后黄河每年漕运的数量更加减少，才运豆类三十万石。每年建造漕船，购买木材耗费的人力物力甚多。嘉祐四年，停止运输豆类，减少漕船三百艘。从此每年只漕运三条河道而已。江河上供的米粮，过去转运使把本路的成批物资运输到真州、楚州、泗州的转船仓【按《宋史》作"转般仓"似乎有误，如今按《通鉴长编》《山堂考索》都作"转船仓"】，装载盐运回，船只返回本郡，士卒返回自己家中。汴州运船前往转船仓运米输送到京师，每年折算运输次数为四次，河道冬天干涸，船只士卒也各自返回。到春天船只重新聚集，称为"放冻"，士卒得以轮休，逃亡藏匿的人很少，汴河船只不涉及长江水路，没有风波沉溺的祸患。后来发运使权力越来越重，六路上供的米粮编组船队发运，不再委托本路负责，独自专掌其事，公文往来堆积并行，事务条目繁多，无法一一检查督察。驾船的人贿赂各级官吏，得以前往富饶的郡县，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以图运往京师牟利。从此江船和汴船混同调转难以分辨，登记的名册多有空名，漕运事务大为败坏。嘉祐三年，因各路成批物资不能按时集中，下诏严厉责备。英宗治平初年，下诏恢复依照过去的成例，大力整顿。漕运粟米到京师的数量，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各路建造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京师的税米可供支用五年多，然而漕运的官吏士卒上下勾结共同侵吞盗卖，甚者假托风浪沉船以灭迹，官府物资亏损，每年不少于二十万斛。神宗熙宁二年，薛向担任江淮等路发运使，开始招募民间船只与官船分开运输，互相稽查旧有的弊病。于是在完成每年常规漕运数额之后，又招募商船运到京师二十六万余石，于是请求充作明年年度计划的数额。三司使吴充上言，应当从明年起减少江淮漕米二百万石，命令发运司换取轻货二百万缗，估计五年所得不下缗钱一千万，转运储存以备边防。王安石认为，骤然变卖米二百万石，米价必然骤跌，骤然购置轻货二百万贯，货价必然骤涨，应当命令发运使衡量米价高的州郡折成钱款换成轻货，储存在河东、陕西紧要便利的州军，用常平法籴粜比较合适。皇帝下诏依照王安石的建议施行。熙宁七年，京东路察访邓润甫等人上言，山东沿海各州郡地域广阔，丰年谷价便宜，招募人开展海运，山东的粮食可以转运到河朔一带，以帮助军粮供应。皇帝下诏命令京东、河北路转运司酌情办理。此后江淮上供到京师的粮食，三分中不足一分。宣徽南院使张方平上言，如今京师就是古代所称的陈留，是天下四通八达的要地，依靠漕运来供养军队。开国之初疏浚河渠三道以通漕运，统计各条河道的数额，制定上供的年度额度。近来撤销了广济河，惠民河的粟米又不能运入太仓，众人所依赖的只有汴河。议事的人屡次做出更改，一并导致汴河一天天失去原有的规模。十二月下诏疏浚广济河，增设漕运船只。此后河道修成，每年漕运京东粟谷六十万石，东南各路上供的杂物，过去用陆运的改为用船水运，押运汴河、江南、荆湖的成批物资，占十分之七，派遣三班使臣负责十分之三由军中大将殿侍押运。又命令真州、楚州、泗

译州各建造浅底船一百艘，分为十批进入汴河。元丰五年撤销广济河辇运司，以及京北排岸司，把上供物资移到淮阳筹划调度进入汴河，设立清河辇运司。有议论的人认为广济河顺流而下，与清河逆流进入汴河，远近险易各不相同。皇帝下诏命令转运提点刑狱比较其中利害。蒋之奇、陈佑甫等人开凿龟山运河，才免除了风浪的祸患。皇帝下诏各自升迁两级官阶，其余官员按年资减年循例升迁不等。元丰八年撤销每年运输一百万石粮食前往西京的做法。在此之前经常运输东南的粟米进入洺州以下地区，到这时户部奏请撤销这一做法。徽宗崇宁三年，户部尚书曾孝广上言："往年南省、真州的江岸北到楚州淮堤，用堤堰蓄水，不能通行重船，需要用小船转运，耗费劳力。于是在堤堰旁设置转船仓，接受各州所运输的粮食，再用运河的船装载运入汴河，以到达京师。虽然免除了推船过堰的劳苦，但侵吞盗卖的弊病也由此产生。请求把六路上供的粮食按照东南轻货的办法一并运输直达京师。"皇帝下诏批准了这个奏请。从此六路郡县各自认领年度定额，即使是湖南、湖北等偏远地区，也直接运抵京师，称为"直达纲"。后来因为盐法已经败坏，回程船只无货可运，船工逃散，这一办法也大为破坏。政和年间，谭正上言："祖宗建立真州、楚州、泗州的转船仓，一是用来应付京城的紧急需要，二是用来防备漕运河道受阻，三是让漕船装货发运有次序，从不间断。自从这个办法废除，河道一天天更加浅涩，于是导致京城粮食储备接续不上。淮南三个转船仓不能不恢复。请求从泗州开始，依次到真州、楚州，既然有籴买的本钱【按"籴本"，《宋史》作"瓦本"，是传刻的错误，现依据《文献通考》及《名臣奏议》改正】，顺流而下，不太费力。等到丰年时筹划储蓄，仍旧设立转船仓，依照原来的办法调度。"到钦宗靖康元年，又下诏东南六路上供的定额粮食，除淮南、两浙依旧直达京师外，其余江、湖四路一并设置转运船仓。高宗建炎元年，下诏各路成批粮米中三分之一运送到行在，其余的运送到京师。建炎二年，下诏两广、湖南北、江东西的成批物资运往江宁府，福建、两浙路运送到平江府【按《宋史》"输送平江府"句上脱漏"赴江宁府、福建、两浙路"九字，文义不明，现依据《玉海》及《山堂考索》补入】，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及四川的成批物资运送到行在。其中两广、湖南北的成批物资，如果经过两浙，允许就便运送到平江府。福建的成批物资经过江东西，也允许就便运送到江宁府。建炎三年，又下诏粮运运送到建康府。到绍兴初年，依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用两浙的粮食供应行在，用江东的粮食供给淮东，用江西的粮食供给淮西，用荆湖的粮食供给鄂州、岳州、荆南。衡量所用粮食的数量，责成漕运官员负责运输归还，剩余的运往行在。绍兴三十年制定制度，分摊上供米：鄂州驻军每年用米四十五万余石，从全州、永州、郴州、邵州、道州、衡州、潭州、鄂州、鼎州分摊；荆南驻军每年用米九万六千石，从德安、荆南、澧州、鼎州、潭州、复州、荆门、汉阳分摊；池州驻军每年用米十四万四千石，从吉州、信州、南安分摊；建康驻军每年用米五十五万石，从饶州、洪州、江州、池州、宣州、太平州、临江、兴国、南康、广德分摊；行在使用的米一百一十二万石，在使用两浙米以外，从建康、太平、宣州分摊。宣州现有殿前司牧马的驻军每年用米，一并折算成马料在本州岛分摊。各路转运司统筹调发时，统计内外各军每年花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包括在内。

△辽

辽圣宗太平九年，燕地闹饥荒，户部副使王

译嘉请求建造船只，招募熟悉海运的人，把辽东的粮食转运到燕地，后来因为道路艰险不方便而停止。

△金

金世宗大定初年，刘玑以同知漕运司事的身份上奏说："漕运雇工的工钱太高，白白耗费官府物资，应当酌量削减。如果减少三分之一，每年可以节省官府钱财十五万余贯。"宣宗元光元年六月，建造船只运输陕西的粮食，经由大庆关渡口到达湖城。哀宗天兴元年八月，征发壮丁五千人运粮以供应哈齐。哈哈齐哈当时担任枢密使，率领军队应援完颜锡林等人，从汝州紧急入京救援，所以给他运送粮食。

△元

元世祖中统四年，下诏北京运米五千石送往开平，其中运车耕牛的费用一并由官府供给。至元十三年，派遣泸州屯田军四千人转运粮饷到重庆。丞相伯颜提出海运的策略，把江南的粮食分为春夏两次运输。当伯颜平定江南的时候，曾命令朱清、张瑄等人把宋朝库藏的图籍从崇明州经海道运入京师，而运粮则是从浙江渡江进入淮河，经黄河逆流而上到平滦的旱路运输站，改由陆路运输经过淇门进入御河以到达京师。后来又开凿济州的泗河，从淮河到新开河，经大清河到利津河进入大海。因为海口泥沙淤积，又改从东河的旱路运输站运送到临清进入御河。又开凿胶莱河道以通海路，耗费的人力物资不计其数，终究没有成功。至元十九年，伯颜追忆当年海道运载宋朝图籍的事，认为海运可行，于是向朝廷请求，命令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人建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经海道到京师。然而这是初次开辟海洋航路，沿着山势寻找避风的港湾，因风向不合时宜，第二年才到达直沽。当时朝廷还不知道这条航路的好处，这一年十二月设立京畿、江淮都漕运司二处，并各自设置分司来督察成批物资运输。每年命令江淮漕运司把粮食运到平滦，京畿漕运司再从平滦运到大都。至元二十年，又采纳王积翁的建议，命令阿八赤等人大规模开凿新河。然而新开的河道需要等候潮水才能进入，船只多有损坏，百姓也深受其苦。而蒙古岱所督率的海运船只全都顺利到达，于是停止开凿新河，转而专注海运。设立万户府二处，任命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蒙古岱为万户府达噜噶齐。不久，又把新河的军士、水手及船只分到扬州、平滦两处运粮，命令三省在济州河建造船只二千艘运粮，还没有专门依靠海运。济州役使民夫一万二千人，起初江淮每年运米一百万石到京师，海运十万石，胶莱运六十万石，济州河运输三十万石。因水浅船只无法到达，改用能载百石的船，一船需要用四人操作，所以民夫数量增多。至元二十四年，才设立行泉府司专门掌管海运，增设万户府二处，于是撤销东平的河运粮。至元二十五年，内外分别设置漕运司二处，其中在外的漕运司设在河西务，负责接收经海道运来的粮食。至元二十八年，又采纳朱清、张瑄的请求，把各府合并为都漕运万户府，只让朱清、张瑄二人掌管，其下设千户、百户等官员分为各翼，负责督察每年的运输。在此之前，中统二十九年【应为至元二十九年】，采纳郭守敬的建议，开凿通惠河。郭守敬曾陈述水利十一件事，其中一件是想要引导昌平县白浮村的神仙泉，经过双塔、榆河，引一亩泉、玉泉等水流入城中，汇聚在积水潭，再从东面转向南流入旧河道，每十里设置一座闸门，按时蓄水泄水。皇帝称赞很好，重新设立都水监，命令郭守敬掌管此事。丞相以下的官员都亲自拿着畚箕铁锹带头劳作，挖掘的地方，常常在地下挖出旧时的砖木，人们佩服他的先见之明。过了一年工程完工，

译从此免除了京城百姓旱路运输的劳苦。皇帝十分高兴，赐名"通惠"。武宗至大四年，派遣官员到江浙商议海运的事务。当时江东宁国、池州、饶州、建康等地运粮，大多命令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有礁石，泥沙涨淤水浅，粮船大多损坏，年年都是如此。又湖广、江西的粮食运到真州转装海船，船大底小，也不适宜在江中航行。于是把嘉兴、松江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年办理的粮食，全部用来海运，海运的好处到这时更加广泛。当初，海运的航道从平江刘家港进入大海，经过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从海上出发沿着山势航行，到达淮安路盐城县，经过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边界，进入灵山洋，转向东北航行，多是浅滩泥沙，航行一个多月才到达成山。计算航程从上海到杨村码头，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人说这条航道险恶，重新开辟一条较安全的航道。从刘家港出海到撑脚沙，转向沙嘴到三沙扬子江，经过匾担沙、大洪，又经过万里长滩，进入大洋到达青水洋，再经黑水洋到成山，经过刘岛、之罘、沙门二岛，进入莱州大洋到达界河口，这条航道相对较为便捷。后来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航道，从刘家港进入大海到崇明州三沙出海，向东航行进入黑水大洋，取道成山转向西到刘家岛，再到登州、沙门岛，进入莱州大洋进入界河。当船只航行时如果风向适宜，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来天而已，比前两条航道更为便利。然而风向难以预测，船只容易漂没，也有船只损坏而丢弃粮食的情况。

△明

明太祖洪武元年，命令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到汴梁。不久大将军徐达命令忻州、崞州、代州、坚州、台州五州运粮到大同。中书省下令山东行省，招募水手从莱州洋海仓发运粮饷供给永平卫。此后又海运粮饷供给北平、辽东，命令户部在苏州太仓储粮二千万石，以备海运供给辽东。西北边境则疏浚开封的漕河供应陕西，再从陕西转运供给宁夏、河州。西南地区则命令四川、贵州纳米中盐，以节省远距离运输。当时各地都就近输送，得到了方便。成祖永乐元年，采纳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开始用能装载三百石以上的淮河船只，经过淮河及沙河，到达陈州颍岐口的跌坡，改用能装载一百石以上的浅船，运到跌坡后，另用大船进入黄河，到达八柳树等地，再用车运输到卫河，输送北平，与海运相配合。当时海运粮食六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石到北京，那时皇帝多次亲临巡视，各项费用都仰仗供给，不只是供应边境。淮河海运的航道共施行了二十二年，海运粮食四十八万四千八百一十石到通州，又经卫河转运粮食四十五万二千七百七十六石到北京，这就是所谓的海陆兼运。自从疏浚会通河【按：会通河是在永乐九年春二月己未日开始疏浚，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开凿会通河，从济宁到临清原本就有旧河道可通行船只。在此之前洪武年间河岸崩塌，河道淤塞，所以在河道上设置八个递运所，每所使用民夫三千人，车二百辆，年深日久百姓深以此役为苦。永乐初年屡次有人说开河方便，皇帝顾虑民力未曾批准。到这时济宁同知潘叔正上言，会通河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中淤塞的占三分之一，疏浚使之通畅，不仅山东百姓可以免除转运的劳苦，实在是国家无穷的利益。于是命令宋礼等人前往察看，宋礼等人极力陈说疏浚的便利，并说天气晴好，应当及时动工。于是派遣侍郎金纯征发山东、直隶、徐州的民夫以及应天、镇江等府的民夫合力开凿疏浚，

译民夫都发给粮食犒赏，免除其他劳役以及当年的田租。命令宋礼总管此事，完工后以汶水、泗水为源头，汶水发源于宁阳县，泗水发源于兖州，到济宁汇合，设置闸门以分流，向南流通向淮河，而新开的河道则位于其西北，水流经新开河道向东经东昌到临清，共三百八十五里，从济宁到临清设置十五座闸门，按时启闭。又在宁阳修筑堽城坝，阻拦汶水全部流入漕河。宋礼返回京城，上言说：会通河的水源来自汶水、泗水，夏秋季节大雨连绵水势泛滥，那么马场泊的水流也汇入其中。汶水、泗水汇合流到济宁分为两条河道，一条流入徐州，一条流入临清。河水的深浅，关系到船只航行的通畅与阻塞，取决于泊水的涨落。泊水在夏秋季节有余，冬春季节不足，如果不治理河源以及引其他水源来补充，必然会有水浅难行的祸患。如今汶河上游，从宁阳县以上已经修筑坝堰，使河水全部流入新河。东平州的东部境内有一条沙河，本是汶河的支流，到十里口通向马场泊。近年来流沙淤塞了河口，应当及时疏浚。何况沙河到十里口，原有的河道都还保存完好，不必再另外施工。河口需要疏浚的仅有三里，河身需要修筑堤堰的共有一百八十丈。"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工程完成之后，又命令都督贾义、尚书宋礼率领船队运输。宋礼认为大的海船能载千石，容易损坏，于是建造浅船五百艘，运输淮、扬、徐、兖的粮食一百万石，以抵充海运的数额【按会通河修成之后，命令浙江嘉兴、湖州、杭州与直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的秋粮，除留存本地并起运南京供内府等项之外，其余原本坐派海运数额的粮食，全部改拨运往淮安仓交收。扬州、凤阳、淮安三府的秋粮中，每年安排拨发六十万石运到徐州仓交收。徐州并山东兖州府的秋粮中，每年定额拨发三十万石，都命令百姓运送到济宁仓交收。河南、山东的税粮命令百姓运到临清仓交收。仍命令浅河船在会通河中用三千艘装运淮安的粮食运到济宁仓，用二千艘装运济宁的粮食运往通州仓。每年通运四次。天津以及通州等卫各自派拨官军在通州接运到京城。从此海运不再施行了】平江伯陈瑄接续这项事务，在各地设置粮仓运输，就近调用官军支运的办法得以施行，海运、陆运两种方式都废止了，只保留遮洋船。每年在河南、山东、小滩等水运码头兑换粮食三十万石，十分之二运往天津，十分之八经直沽入海运往蓟州而已。没过几年，官军多有调遣，路途遥远屡次延误期限。宣宗宣德四年，陈瑄及尚书黄福建议恢复支运法，于是命令江西、湖广、浙江百姓运输一百五十万石到淮安仓，苏州、松江、宁国、池州、庐州、安庆、广德百姓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到徐州仓，应天、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凤阳太平、滁州和州、徐州百姓运粮二百二十万石到临清仓，命令官军接运进入京、通二仓。百姓的粮食既然就近入仓，力量大为节省，于是衡量地方远近、粮食多少，抽调百姓船只十一或十三、十五分之一来供给官军。只有山东、河南、北直隶则直接运到京仓，不用支运。不久命令南阳、怀庆、汝宁的粮食运往临清仓，开封、新德、卫辉的粮食运往德州仓。此后山东、河南都改运德州仓。宣德六年，陈瑄说江南百姓运粮到各仓，往返几乎要一年，耽误农事，命令百姓运到淮安、瓜州，兑换给卫所官军运载到北方，给予路费损耗米，那么军民两便，这就是所谓的兑运。命令群臣会同商议，吏部尚书蹇义等人说：官军对应运输民粮加征损耗，按照惯例以路途远近为差别。如果有兑运不完的，仍命令百姓自行运到各仓，不愿意兑运的也听凭其自行运输。官军既然加征损耗，又发给轻赍银作为过洪、过闸盘剥转运的费用，而且能够附带装载其他货物，都乐意从事此事，而百姓

译也大多以远距离运输为艰难。于是兑运的越来越多而支运越来越少，统计运粮的数量为四百万石，京仓储存十分之四，通仓储存十分之六。英宗正统初年，统计四百五十万石，其中兑运的二百八十万余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的只占十分之三四而已。土木之变后，又把山东、直隶的驻军全部留下操练防备，苏州、松江等府的运粮仍归属百姓承担。景帝景泰六年，才恢复军运。宪宗成化初年，因为运粮没有固定的额度，于是规定制度为四百万石。成化七年，才有改兑的建议，当时应天巡抚滕昭命令运军前往江南水运码头交兑，加征损耗之外再每石增加米一斗作为渡江的费用。此后数年，皇帝于是命令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的七十万石粮食全部改为在水运码头交兑，从此全部改为交兑，而官军长途运输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孝宗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上言：苏州、松江等府连年荒歉，百姓买漕米每石要花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每年供应宣府、大同二边的粮饷每石也是银一两。去年苏州兑运已经折算五十万石，每石银一两，如今请求推行到各府，而稍微区分其价格，灾情重的每石七钱，稍轻的仍是每石一两，都解送到户部转发各边，抵充北直隶三处每年供应的数额，而供应这三处的本色粮食以输送京仓，这样费用节省而事情容易办成。皇帝准许了这个建议，从此之后每逢灾年就权且折算成银两，折价大约以六七钱为标准，不再有达到一两的情况。穆宗隆庆年间，运道艰险受阻，议事的人想要开凿胶莱河，恢复海运，从淮安清浦口出发，经过新坝、马家壕到海仓口，直接到达直沽为止，沿着近海航行，不横渡大洋。奏疏呈上后，派遣官员勘察汇报，因为水多泥沙淤积而作罢。神宗万历年间，折银渐渐增多，万历三十年漕运抵达京城的，仅仅一百三十八万余石，而巡抚上奏建议截留漕米，用来接济河工。仓场侍郎赵世卿争辩此事，说："太仓的收入不应当支出，估计两年之后，六军百姓将等待新一年的漕粮才能开锅做饭，倘若输纳延误了期限，事情就无法收拾了。"追究其起因，本是灾年折算成银两，本来是用折算的漕粮抵充京军的月俸，后来又改用来供给边境军饷。赵世卿因此极力争辩，从此之后仓库储备渐渐匮乏，漕运政务更加松弛了。

（臣）等谨按：漕运的制度，必须根据水道的适宜情况，来使百姓宽裕而使国家受益。唐朝定都关中，设置转运输送的粮仓，经由江淮、汴河来通达渭水；宋朝定都大梁，用四条河道疏通漕运，都是遵循水道自然规律的正道。到了元朝人才开始重视海运，他们讲求海道，沿着山势寻找避风的港湾，以及那些观测风向、躲避暗礁的方法，可以说是齐备了。如今考察《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漂没的米粮多达二十四万五千余石；至大三年，漂没的米粮多达二十万九千余石，而每年漂没损失以成百上千万计算的还不包括在内。追究其立法的初衷，本来是想节省经费而免除牵引拉船的劳苦，究竟却使仓库的正当供给以及转运的官吏、士卒，全都葬送在不可预测的深渊之中，利害昭然若揭，无需再加以权衡比较。然而元朝始终不能废除海运，是因为运河没有疏浚，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便利漕运的办法了。自从明朝大臣宋礼、陈瑄等人疏浚会通河以疏通漕运的船只，后来又改为兑运，节省了百姓运输搬运的劳苦，仓库储备的正额年年都有固定的常规，与海运的轻率尝试不同。到天启年间以后，徐鸿儒、李青山相继作乱，有关官府剿灭治理没有方法，运输的道路被阻塞。沈廷扬又提议恢

译复海运，最终难以施行。明朝末年纲纪不振，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盐铁【唐，五代，宋，辽，金，元，明】

　　盐

　　铁

　　盐

　　唐

　　五代

　　宋

　　辽

　　金

　　元

　　明

　　唐

唐肃宗乾元二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制定盐法，就着靠近山海井灶盐利之地设置监院，把从事晒盐的游民定为亭户，免除他们的杂役，私自贩卖盐的人依法治罪。等到第五琦担任各州榷盐铁使，全面垄断天下的盐业，每斗按照当时的价格加收百钱后出售。等到刘晏担任盐铁使，重新奏请规定盐法轻重适宜的办法，在产盐的地方，沿用旧有的监院设置官吏批发出售，商人可以自由前往任何地方贩卖。江岭一带距离产盐地远的，设有常平盐，每当商人不到，就降价出售，官府收取厚利而百姓不觉得价格昂贵。刘晏又因为盐在阴雨连绵时卤水淡薄，天旱时地面裂开凸起，于是根据时节下达命令，派遣官吏晓谕引导，比劝农还要用心。吴、越、扬、楚一带的盐仓多达数千座，堆积的盐达二万余石。设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个盐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个盐监，每年得钱一百多万缗，用来抵充一百多个州的赋税。刘晏刚上任的时候，盐利每年四十万缗，到代宗大历末年，达到六百多万缗，天下的赋税中，盐利占了一半，宫廷的服饰车马、军饷、百官俸禄都仰仗它供给。到包佶担任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屡次更改盐法，盐价更加昂贵，商人趁机牟取暴利，远方乡村的贫苦百姓陷入困境，盐价高涨甚至有人吃淡食没有盐吃。此后军费一天天增加，盐价逐渐昂贵，甚至有用一斗谷换一升盐的情况。宪宗元和年间，盐铁使李锜奏请降低江淮的盐价，然而李锜大多为自己专营牟利，不久因罪被处死，仍旧恢复所降低的盐价。到李巽担任盐铁使，才重新恢复刘晏的旧制。

　　五代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下敕令：凡是应征收的盐钱，应命令租庸司指挥，一并按照原来征收本色的办法输纳，不得再更改为折纳的办法。明宗担任监国的时候，下达教令百姓应分散领取的蚕盐，每年只在二月内分发一次，依照夏税的期限缴纳钱款。长兴元年下制说：凡是天下府州所征收的各种税赋，各地的节气早晚各不相同。访察得知天下州县的官吏在朝廷规定的期限之前就预先催逼百姓，导致百姓拿着东西去送纳，被迫广泛买卖以供输纳，这样既不利于百姓生计，如今特意商议加以改革。应命令有关部门重新延展期限。于是户部上奏：三京、邺都各道州府历年来所征收盐曲的征收条例中，河南府、华州、耀州、陕州、绛州、郑州、孟州、怀州、陈州、齐州、棣州、延州、兖州、沂州、徐州、宿州、汶州、申州、安州、滑州、濮州、澶州、商州、襄州、均州、房州、雍州、许州、邢州、邓州、雒州、磁州、唐州、随州、郢州、蔡州、同州、郓州、魏州、汴州、颍州、复州、曹州、鄜州、宋州、亳州、蒲州等州节气一向较早，那里的蚕（后文缺）

译盐从六月五日开始征收，到八月二十日缴纳完毕；幽、定、镇、沧、晋、隰、燕、密、青、豋、淄、莱、邠宁、庆、衍等州节气较晚，蚕盐从六月十日开始征收，八月二十五日缴纳完毕。

译晋高祖天福年间，因为百姓触犯盐禁的人多，于是把食盐钱按照各道的户口摊派下去，分作五等，让人们自行方便地贩运。此后盐价猛然下跌，于是又重新设立盐税。

周世宗显德三年下敕：齐州境内原本在秋苗税上摊派蚕盐，称为察头盐，每一石征钱三千文，苗税田亩虽比过去减少，但盐的数量并不比往日少，而且听说百姓也颇为艰难困苦。那沧、棣、滨、淄、青五州境内的祈请蚕盐，每一石征绢一匹，地界相连，苦乐却相差悬殊，纳税轻的酌情增加，赋税重的应当适当减免，希望没有偏袒，以示公平均等。齐州所缴纳的盐价钱，特地减免一半，只征钱一千五百文。沧、棣、滨、淄、青等州，每盐一石过去征绢一匹，从明年以后加征一匹。

宋

宋朝自平定各国以来，天下的盐利都归属官府，官府卖盐或允许通商，依各州郡情况而定，然而制度也变革不定，尤其严格禁止私自贩卖。凡是官府专卖之地，官府设立标志岗哨来晓谕百姓。颗盐（大颗盐）允许通商的地方，京西路有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阳军；陕西路有京兆、凤翔府、同、华、耀、干、商、泾、原、邠、宁、仪、渭、鄜、坊、丹、延、环、庆、秦、陇、凤、阶、成州、保安、镇戎军以及澶州各县中属于河北的地方。末盐（细盐）允许通商的地方，京东路有登、莱州；河北路有大名、真定府、贝、冀、相、卫、邢、洺、深、赵、沧、磁、德、博、棣、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清、通利、永静、干宁、定远、保定、广信、安肃、永定军。只有益州煮井盐，禁止不得运出川峡地区。真宗咸平年间，度支使梁鼎说陕西沿边的解盐，请求不要通商，由官府自己出售。皇帝下诏任命梁鼎为陕西制置使，又任命内殿崇班杜承睿共同担任制置陕西青白盐事。杜承睿说鄜延、环庆、仪渭等州，自从禁止青盐以后，如今商人运入粮草，把解盐运到边地卖出，青盐的价格与之相差不大，因此百姓吃便宜的盐，也颇知畏惧法令，而蕃部的青盐难以卖出。如今听说要把解盐运到边地，想要与内地同价，那么边民必定会冒着触犯法令谋取利益，反而进入蕃地私自贩卖青盐，这是资助敌寇而结怨于百姓啊。后来又有人上疏说这样做不方便，梁鼎请求等到边地部署调运妥当，以及乘驿站车马到解池后，就立即禁止商人贩卖，随即运盐送到边地，公家私人都要花费很多烦劳，而边民一下子没有市场可买，物议纷纷扰扰。于是命令判盐铁句院的林特、知永兴军张咏详细商议，他们认为这样对公私都不方便，请求恢复原来的商人贩运办法。皇帝下诏严厉责备梁鼎，罢免了他度支使的职务。后来定下制度，凡是官府专卖的地方都役使官府的衙前差役以及民夫，称为帖头，负责水陆漕运，而允许通商的州军并边有秦、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又招募人们运入粮草，用盐来偿还。后来又因为专卖的法令，赋税反而收不足数，军队和官府运输，百姓被转运所困。仁宗天圣八年，有上书的人说官府禁盐得到的利益很少，而造成的危害却很大。两处盐池积盐成山，上面竟长出树木，粗到合抱，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应当允许通商，公平估价出售，可以宽舒民力。皇帝下诏令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商议更改盐的制度，于是他们分条上奏通商的五项好处说：“当禁止商人贩盐时，砍伐树木造船，运输的士兵百姓疲惫不堪。”如今除去这个弊病，是第一利。陆路运输已经差派了，帖头又役使军户，贫穷的人害怕这种劳役，连年逃亡，如今全部废除。这是第二利。船运有沉没淹溺的危险，运输官吏侵吞盗窃，又掺杂泥沙硝石，味道又苦又劣，如今都能吃到真正的好盐。这是第三利。钱币是国家的通货，想要使它

译流通，富裕人家大多藏着钱不肯拿出来，百姓用钱更加窘迫，如今每年能得到商人拿出六十多万缗钱来资助经费。这是第四利。每年可以减省盐官、士兵、盐工的雇佣支出。这是第五利。十月下诏罢除三京二十八个州军的官府专卖法，允许商人拿钱或金银来购买。这个办法定下之后，每年的税额一下子增加很多。庆历年间又恢复实行专卖法，士兵百姓运输不堪其苦，州郡骚动不安，法令又大坏。太常博士范祥极力陈说这种弊病，于是任命范祥为陕西提点刑狱兼制置解盐事，让他推行新法。他的办法是把过去禁止通商的地方，一律允许通商，允许盐运入蜀地，废除九个州军招人运入粮草的办法，让人们缴纳现钱来换取盐，根据缴纳现钱的州军路途远近以及所指定的东西南盐，分别优待其价格，东南的盐又允许缴钱换取要券，随即到盐池核验券据，按照数目支出盐，全部废除士兵百姓运输的劳役。又因为延庆、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一带地近乌池、白池，奸邪之人私自把青白盐运入边塞牟取暴利、扰乱法度，于是招募人们缴纳粮食换取盐池的盐，给他们券据并优待估价，再用盐池的盐来偿还，把所得到的盐由官府自己出售，禁止百姓私自出售，严格青白盐的禁令。又命令三京以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等地的官府，仍旧卖盐，一定要等到商贾流通了才停止。推行了几年，狡黠的商人、贪婪的商贾无机可乘，关中百姓能够安心从事本业，公家私人都感到方便。后来范祥因事被罢官，由转运使李恭接替他，沿边地区又恢复允许缴纳粮草来抵充现钱，于是虚估的弊病逐渐滋长，券据的价值也随之贬值，每年损失的官府税额不下百万。三司使张方平以及包拯请求再次起用范祥，于是又让范祥总管盐务，法令又恢复旧制。神宗时王安石当政，又恢复官府专卖，民间骚动怨恨，王安石离职后就废止了。此后沈希颜又推行王安石的办法，侍御史黄降弹劾他，又恢复旧制允许通商。徽宗宣和三年大规模改革盐法，把旧的税盐都改为钞盐，凡是没有卖出的税盐钞引以及已经申请核算、或者已经运到仓库但尚未投放的，都送到榷货务换发新法的钞引，才允许通行贩卖。南渡以后，虽然屡次更改钞法，但时间久了弊病丛生。理宗端平二年，都省上言说淮浙每年的盐额是九十七万四千余袋，近二三年来，累计亏欠一百多万袋，百姓吃盐价贵，官府私人都受其害。皇帝下旨，命三路提举茶盐司各设置一名主管文字，专门负责恢复盐额，收购散盐。

辽

辽太祖时，因为得到的汉人百姓数量众多，就把八部中划分出古汉城，另立为一部，治所城池在炭山南面，有盐池的利益，就是后魏时的滑盐县。八部都从那里取盐食用。等到征讨幽蓟回来后，驻扎在和拉泺，命令取盐供给军队。此后泺中的盐更加多，上下都够用。太宗会同初年，晋朝献出十六州的土地，瀛、莫二州也在其中，于是开始获得河间煮海的利益，在香河县设置榷盐院。于是燕云以北一带，暂时能得到沧州的盐，一时之间产盐的地方，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的计司各自按其所在地统辖它们。

金

金国的土地濒临大海，多出产盐，上京东北二路吃肇州的盐，率宾路吃海盐，临潢以北有大盐泺，乌库哩实垒部有盐池，都足够供应境内百姓食用，曾经征收其税，等到得到中原的盐场后税额加倍，所以设立官署、订立法令，更加详密。世宗大定以后，定下制度设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个盐司，制定了军队、私人煮盐以及盗窃官盐的法令，命令明安、穆昆负责巡查捕捉。凡是遇上部族遭遇饥年，就免除其盐池的税。章宗时晓谕有关部门说：“近来因

译为打猎，得知百姓有很多因为触犯盐禁而获罪的，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应当依照平滦均办的先例，让百姓自己煎盐。”下诏让百官议论此事，户部尚书邓俨等人认为：“如果让百姓按人口定额课税，百姓既要缴纳干办钱，又必须另外买盐来吃，这是加重耗费百姓的财力，却白白增加了煎盐贩盐者的利益。而且如今的盐价大概是从前钱币容易得到时所定下的，如今与从前不同，况且太平日子已久，户口繁衍增多，食盐的税额应当有多余增加，反而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官府的估价太高，贫穷百姓贪图私盐便宜，导致官府的税额亏损罢了。”近来已经减少了宝坻、山东、沧州的盐价，卖出的必定增多，自然会有盈余，请求让平滦的干办盐课也应当减价，各路巡盐的弓手不得擅自专断巡查逮捕，希望能革除诬陷的弊病。礼部尚书李晏也请求减价，使官府私人的价格相同，而刑部尚书郭邦杰、左谏议大夫图克坦镒都请求维持干办办法。宰相们又聚集商议，认为减价是对的。那些盐官出去巡查，约定所属官吏一同前往、没有一起查获的不予治罪。皇帝命令宝坻、山东、沧州的盐每斤都减价，其余的都依照所请求的办理。又因为大理司直伊喇久胜努、广宁推官宋扆商议北京、辽东盐司的利弊，又重新设置北京、辽东盐使司。承安三年，尚书省上奏说：“盐利极大，如今天下户口繁衍增多，吃盐的人比从前增多一倍，军队储备所支用的并不算太多，况且盐是每日必用不可缺少的东西，怎么能因为价格的高低而使需求量有多有少呢？如果不随时取利就要错失时机了。”于是各盐司都酌情增加盐价。泰和四年，把七个盐司的课税定额定为七年一定的制度，每斤都增加价格。后来因为涿州刺史瓜尔佳博诺进言，让莱州百姓所缴纳的盐钱允许改用丝绵银钞缴纳。宣宗贞佑二年，户部说：“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各县土地富含盐卤，百姓私自煎盐不能禁止，于是下诏设置盐场，设判官、管句各一员，隶属于户部。”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库哩庆寿说：“河中缺粮，已经无法救济，而陕西方面又拦截征购粮食来夺取它。盐本是官府的物资，有关部门用陆路运到河中，又用船运到京兆、凤翔，用来和商人交易，得来十分艰难又十分劳苦。而陕西行部每石又额外拦截征购二斗，这是自己的官物却被自己拦截征购。转运盐来换取物资，本是为了救济河中，而陕西又强行夺取，这不是掠夺又是什么呢？请求两地都听凭百姓方便行事，那么公家私人都能得到救济。”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兴定年间，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议：绥德的嗣武、城义合、克戎寨靠近黄河，土地多产盐，请求设置盐场管句一员，缴纳钱财来辅助军费。皇帝下诏采用他的建议，设置官员卖盐来供给边防军用。又因为李复亨进言，把河中西岸解盐过去用来交换粟麦的办法，用来充作关东的运输。不久命令解盐不得通往陕西，因为北方有战事，河禁正十分紧急。元光二年，内族鄂和进言说：百姓运解盐能够帮助军粮。皇帝下诏修建石墙来加固盐场。

元

元朝的盐法制度，各路各不相同，大抵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因地制宜，随时补救弊病。大都的盐，顺帝元统二年，御史台上奏说：「臣等私下看到京畿百姓居住繁盛，每天食用盐不可缺少。大德年间因为被商贩把持垄断，市面上百姓吃的盐价格昂贵，于是设立盐局、设官来卖盐。泰定年间因为各地盐局的官员用人不当，上级又没能好好约束管理，导致出现短缺的弊病。于是趋利的巨商，钻营依附当权者，以盐局官员侵吞盗窃为借口，就上奏罢除了官卖，又恢复由百姓贩卖。无籍之徒私自互相越界煎盐贩卖，独自获得利益，官府的税额被侵占妨碍，而百姓吃的盐价格

译更加昂贵，贫穷的人大多吃不上盐，很不符合朝廷体恤百姓的用意。应当仍旧设置盐局官员来发售。」中书省和各部商议后认为应当依照所奏的办理，在南北二城设置十五处盐局，每个盐局每天卖十引盐，设置卖盐官二员，以任满一年为期限，责成他们奉公发售。至正三年，监察御史王思诚、侯思礼等人建议说：「京师从大德七年设官卖盐以来，时间久了弊病丛生。盐在船上运输时，就有侵吞盗窃、渗漏浸没的隐患；运到盐局后，又有掺和灰土的弊病。官盐起运时，凡是运司所派遣的人，擅自作威作福，向南到临清，向北从通州开始，所到之处拦截河道，来往的船只，没有不受骚扰的。而且运盐的船只又小又不牢固，渗漏侵吞，弊病多种多样。当初设置盐局、设官卖盐，只是为了百姓吃盐价格昂贵，却没想到官卖的弊病，反而不如商贩贩卖的价格便宜。应当把原来设置的盐局全部革除废止，听任商旅自由贩卖兴贩。」上奏后依照所议实行。其余各路行盐的地方，如河间、山东、陕西、河东、辽阳、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广海、四川各路，都由商人贩卖并承担其税额。至于每年税额的多少，往往随时酌情而定，有的由运司主管其事，有的兼归行御史台以及行中书省管辖，都没有固定的制度，只是为了适合当时的情况。

明

明太祖刚起兵时，就订立盐法，设置盐局、设官管理，让商人贩卖盐，抽取二十分之一的税，来资助军饷。不久加倍征收，不久采用胡深的建议又恢复原来的制度。后来在产盐的地方，依次设置官员，那盐一引每年的税额，大多随时酌情办理。因为各地所产盐的方法不同，所以税额也各有多少之别。解州的盐，是风水凝结而成；宁夏的盐，是刮取地表得到的；淮浙的盐，是熬煮海水而成；川滇的盐，是汲取井水而成；闽粤的盐，是积聚卤水而成；淮南的盐，用煎煮的方法；淮北的盐，用晾晒的方法；山东的盐，有的用煎煮、有的用晾晒【按照《畿辅通志》记载：明洪武初年，长芦每年办理盐引，就已经有正课。正统年间，议定长芦盐课，按盐场距离的远近分为四等，招商中卖。】然而明代的盐法，没有比开中法更好的。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进言，请求让商人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发给淮盐一小引。商人卖完盐后，就把原来的引券送到所在的官府缴销。这样一来运输的费用节省了，而边境的储备也充实了。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招募商人运送粮食来换取盐，称为开中法。此后各行省的边境，大多招募商人中盐来作为军队的储备，盐法与边防计划相辅相成地推行。四年制定了中盐的规例，把粮米运送到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等各仓库，按照路程远近计算，从缴纳五石到一石不等。前后增减的规例不统一，大致依据当时事态的缓急、米价的高低、缴纳者的利弊而定，路途遥远、地势险要的就减轻其数量。编制勘合以及底簿，发放到各布政司以及都司卫所。商人缴纳粮食完毕，登记所缴纳的粮食数量以及应当支取的盐数量，携带这些文书到各转运提举司，按照数目支取盐。这个办法相当好。成祖即位后，因为北京各卫的粮食缺乏，全部停止天下的中盐办法，专门在京卫开中。只有云南金齿卫、楚雄府、四川盐井卫、陕西甘州卫的开中办法照旧。不到几年，京卫的粮米已经充裕有余，而大军征讨安南花费很多，甘肃的军粮不够，百姓因转运而疲惫不堪。等到安南刚刚归附时，粮饷更加难以为继，于是各处又重新招募商人中盐，其他边地也依次跟上了。仁宗即位后，因为钞法不通行，商议收敛钞法的办法。户

译部尚书夏原吉请求命令有钞票的人家中盐。宣宗宣德元年，停止用钞纳盐的旧例。三年，夏原吉因为北京官吏军匠粮饷供应不上，条列上奏预备的对策，说中盐的旧例太重，商贾很少前来，请求重新制定。于是规定每引从二斗五升到一斗五升不等。招募商人在北京纳粮换盐。英宗正统三年，宁夏总兵官史昭因为边军缺马，而延庆、平凉的官吏军民大多养马，于是奏请纳马中盐。上等马一匹给盐一百引，中等马给八十引，卫以及定边各卫依次递增二十引。此后河州中纳的，上等马给二十五引，中等马减五引；松潘中纳的，上等马给三十五引，中等马减十引。时间久了又恢复原来的制度。中马之初，验马后才发放盐。不久改为向官府缴纳银两，用来购买马匹，银两纳入布政司后用于宗禄、屯粮、修边、赈济，辗转支销，银两用尽而马匹却没有到，边境的储备也从此告匮乏了。于是招募商人中纳淮盐、浙常盐、芦盐来缴纳，命令在甘肃中盐的商人，淮盐占十分之七，浙盐占十分之三。淮盐只能用米麦缴纳，浙盐兼收豌豆、青稞。淮盐的价格贵，商人大多趋向缴纳淮盐，所以命令淮、浙盐兼行中纳。然而按照旧例中盐，是由户部张榜招商，没有直接上奏的。富人吕铭等人依托权贵势力上奏请求中纳两淮存积盐，皇帝以中旨批准了此事。户部尚书马昂不能坚持正理阻止，盐法的败坏从此开始。由此权贵豪强大多插手中盐，商人失去利益，江南江北的私盐贩卖更加增多，税额也逐渐减少。宪宗末年，宦官暗中窃取权势，无节制地奏讨淮、浙盐。两淮积压已久的盐达到五百多万引，商人的盐引壅塞滞留。户部以及巡盐御史屡次提出建议，最终都没有补益。后来清理两淮盐法的侍郎请求让商人购买余盐来补足官引【按照余盐是盐灶户在正课以外多余的盐，或是没有缴纳正课的盐】并且停止各边的开中，大概是用余盐来补充正课，盐法因此有了一个小变化。然而此后余盐盛行，正盐守候支取的时间太久，愿意中纳正盐的人很少，而余盐只须领取勘合，随即支取售卖，愿意中纳余盐的人很多。从弘治时开始用余盐补足正课，起初是用来偿还拖欠的税额，后来命令商人缴纳价银送交户部资助边防。到世宗嘉靖时，延绥用兵，辽东左路缺乏粮饷，把两淮余盐的引券全部发到二边开中。从此余盐流行，又设立处置科罚的名目。于是正盐还没有发放就先估算好，余盐使商人、盐灶户都陷入困境。给事中管怀理说盐法的败坏，弊病有六条：开中的时间不定，米价飞涨，这是招募籴粮的困难；权贵豪强专擅利权，这是申报中盐的困难；官府科罚、吏胥侵吞索贿，这是缴纳的困难；到盐场排队挨次支取，动辄要好几年，这是守候支取的困难；定价太高，利润抵不上本钱，这是获取盈利的困难；私盐到处流行，官盐卖不出去，这是市场交易的困难。有这六项困难，正课就壅塞不通了。而主管财计的人于是设立余盐来辅助正课。余盐的利润丰厚，商人自然乐于跟从，然而不是用来开边，而是用来解送户部，虽然每年收入巨万，但对军需没有益处。曾经考察祖宗时代，商人中盐缴纳的价钱很轻，而盐灶户煎盐的工本很厚。如今盐价是从前的十倍，而工本却不能达到十分之一，用什么办法禁止私盐使它不流行呢？所以想要疏通盐法，必须先处理余盐；想要处理余盐，必须大幅减少正盐的价格。大抵正盐便宜，私贩自然会平息。定价之后，不必解送到大仓，都命令按开中的缺额来支取，余盐以全部收购为限度。正盐价格轻，既有利于商人，余盐全部收购，又有利于盐灶户。没有商人和盐灶户都获利而国家税额却不充实的道理。此事下发有关部门，户

译部答复认为余盐银两仍旧照旧解送户部，而边饷更加空虚了。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因鸿胪寺主簿田应璧上奏，命令宦官鲁保出卖没收官府的余盐。给事中包见捷极力陈说其中的利害，皇帝不听。鲁保任职后，就商议开放存积盐。户部尚书杨俊民说，皇帝的旨意是核查没收的官盐，而存积盐并不是没收得来的，额外增加，必定会亏损正课。鲁保上奏说不可听从此议。御史马从聘也争辩此事，都不被采纳。鲁保于是开放存积盐，越次超额支取，压制正盐不能通行，商人百姓大受骚扰，而奸邪之人竞相兴起。董琏、吴应麒等人争相谈论盐利。山西、福建各处的税盐都由他们领取盐课，盐法更加败坏。到庄烈帝崇祯年间，给事中黄承昊分条上陈盐政，很想有所整顿改革，但当时军饷十分匮乏，最终不能施行。

铁

宋

辽

金

元

明

宋

铁课自从宋朝以来逐渐松弛，没有固定的税法。孝宗干道四年，谢师稷担任福建提刑，上奏请求免除缴纳铁叶钱。

辽

辽太祖的父亲色勒迪开始设置铁冶，教人鼓风冶铸。太祖兼并室韦后，那里的土地出产铜铁，那里的人善于制作铜铁器具。又有哈准部，铁很多，该部设置了三处冶炼场所。等到征讨幽蓟，军队回来时，驻扎在山麓，得到银铁，命令在那里设置冶炼场。后来得到东平县，本是汉代的襄平县，原来那里的土地就产铁，设置采炼铁的人家三百户，随赋税一同上缴。等到征讨渤海，把那里的百姓迁到辽城，建立常乐县，百姓四千户，命令其中一千户缴纳铁。又有广州，本是渤海国的铁利府，太祖改名为铁利州，也多产铁，在那里设置了冶炼场。兴宗重熙二年，禁止夏国的使者沿路私自买卖金铁。道宗清宁八年，禁止南京地区私自贩卖铁。咸雍六年，禁止向回纥、卓木布等地出卖生铁熟铁。

金

金太祖建国之初，对耕牛、农具征税。海陵王正隆三年，派遣使者检查视察各路的铁冶。章宗泰和年间，李复亨上奏说：“民间销毁农具来供给制造兵器，臣私下认为这样做不妥当。”汝州、鲁山、保丰、邓州以南都出产铁，招募工匠设置冶炼场，可以获利，而且不会烦扰百姓。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元

元世祖中统三年，诸王塔齐尔请求设置铁冶，皇帝听从了。六月，命令武宁军每年缴纳所产的铁，又设立小峪、芦子、武宁军、赤泥泉四处铁冶。至元四年，阿哈玛特请求兴办河南等处的铁冶，用漏籍户一万八千八百户，附籍户四千三百户，在各处开设冶炼场，每年课税铁四百八十万零七十斤。又有礼部尚书摩和纳统领已经查括的三千户，兴办冶炼铁，每年缴纳铁一百零三万零七十斤，就地铸造农具二十万件，用剩余的铁交换粮食四万石，上缴官府。河南各处城邑中买卖铁的人家，命令仍旧照旧鼓风冶铸。十二年，阿哈玛特等人因为军事兴起国库费用不足，商议恢复设立都转运司，酌量增加课税的原定数额，鼓铸铁器由官府设局出卖，又设立铁冶总管府。听从綦公直的建议，在伯什巴里设置冶炼场，鼓铸农具。成宗元贞元年，又设置河东、山西铁冶提举司。武宗至大元年，罢除顺德、广平铁冶提举司，听凭百姓自便，有关部门仍照旧征税。此后各路所设的铁冶官，有的归中政院管辖，有的仍把这件事隶属有关部门，有的因为年成饥荒而免除课税，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制定适宜的办法，没有固定的制度。然而立法比各朝代都更详细，那铁的等级也不一样，有生黄铁、生青铁、青瓜铁、简铁。铁的制度也有像盐一样的引券制度，禁止私贩的条例，比盐法稍微轻一些。

明

明太祖洪武六年，设置江西的进贤、新喻、分宜，湖广的兴国、黄梅，山东的莱芜，广东的阳山，陕西的巩昌，山西的吉州、二太原、泽潞各一处，共十三处。每

译年缴纳铁七百四十六万余斤。河南、四川也有铁冶。后来又增加了茶陵。十五年，广平的吏员王允道说：「磁州出产铁，元朝时设置官府管理，每年收取一百多万斤，请求恢复旧制。」皇帝认为民生刚刚安定，再次设立必定会大加扰民，于是打了他一顿板子并流放到海外。十八年，废除各布政司的铁冶。不久工部说：「山西交城出产云子铁，过去每年进贡十万斤，用来修缮制造兵器，其他地方没有这种铁，于是又重新设立。」不久武昌、吉州也依次恢复了。后来因为工部的建议，全部重新开放，让百姓自己采炼，每三十分抽取其中的两分。永乐时，设置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的铁冶。孝宗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求开设铁冶，有关部门在正税之外又勒索贿赂，因此导致民乱，随即又平定下去。武宗正德十四年，在广州设置铁厂，由盐课提举司管辖，禁止私贩就像盐法一样。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开放建宁、延平各府的铁冶。隆庆、万历以后，大多沿袭旧制，没有再特别开放，是担心导致扰民。

钦定续通典卷十四

钦定续通典卷十五《食货十五》

榷酤（醋税附）

杂税

榷茶

榷酤（醋税附　唐　五代　宋）

唐

五代

宋

辽

金

元

唐

唐德宗贞元二年，重新禁止京城及畿县的酒，天下开设店铺卖酒的，每斗抽税一百五十钱。宪宗元和六年，京兆府上奏榷酒钱，除了正式的酒户之外，一切随两税、青苗钱，按照贯数均摊征收，皇帝听从了。十二年，户部上奏说依照敕文批准，如果是按户摊派缴纳榷酒钱的地方，就不得再设置官营酒店，把酒户纳入其中；或者担心各州府中先前有没有摊派征收酒钱的，就必须实行官府专卖，请求委托州府长官依据当地的钱额，按照当时米曲的价格估算收取利益，达到定额就停止。武宗会昌六年，下敕命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榷曲，并设置官营酒店卖酒，代替百姓缴纳榷酒钱，用来资助军费。昭宗时因为国家用度不足，改变了京畿边镇的曲法，并对酒实行专卖来供给军队。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正独占这项利益，拥兵上奏陈说利害，皇帝立即废止了这个办法。

五代

后梁太祖开平三年下敕，允许各道州府的百姓自己造曲，官府不加禁止。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下敕：三京、邺都各道州府乡村的人家，从今以后在夏秋田苗税上，每亩缴纳曲钱一文，任凭百姓自己造曲酿酒供自家食用。这项钱随夏秋两税一并征收。京都以及各道州府县镇坊界及关城草市内，原来每年向官府买曲酿酒的酒户，也允许自己造曲酿酒买卖。长兴二年，放开曲钱的征收，官府自己造曲，各州都比旧价减价一半，在城中出售。除了城内居民不得私自造曲外，乡村人家如果只是供自家用，一律允许私自制造。这项命令下达后百姓都感到很方便。

周世宗显德四年下敕，停止废除先前设置的卖曲都务，乡村人家从今以后都允许自己制造米醋以及买酒糟造醋供食用，仍旧允许在本州县境内出售【按照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记，所榷的苦酒即是醋，那么五代以前，不仅榷酒，连醋也在专卖之列】。

宋

宋朝榷酤（官府专卖酒）的制度，各州城内都设置务署酿酒，县镇乡间有的允许百姓自己酿酒而制定其税额，如果还有多余的利益，各地大多请求由官府来卖酒。三京由官府造曲，听任百姓缴纳价钱来领取。陈、滑、蔡、颍、随、郢、邓、金、房州、信阳军过去都不实行专卖。

太宗太平兴国初年，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求实行专卖。各地设置官吏局署，取用百姓所缴的租米麦子来供给酿酒，用官府的钱购买薪柴以及支付吏员工匠的俸禄薪资，所获得的利益并不多，而主管官吏却谋取其中的盈余。加上酿造的酒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