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二十一选举五

译望陛下稍微改革这个制度，凡是应当磨勘升迁的人，必须有值得称许的功劳政绩，或者有特别下敕令让官员出面担保推荐的，才给予升迁；如果没有功劳政绩，又没有人担保推荐，就再增加任职年限。至于考核担保推荐的办法，不应当一律照例施行，而应当选择有清望、有才识的人，就命令他们来举荐。这样一来，就是委托执政大臣举荐有清望的官员，委托有清望的官员举荐亲民的地方官，只要有职位空缺就随时按名额命令举荐，这样也足以体现圣上急于求才、爱惜百姓的用意了。"

英宗治平初年，同知谏院司马光请求贡院按各路分别录取人才，他大致说：朝廷每次举行科场考试，所派遣的考官大多都是翰林学士、知制诰以及三馆之类京城的人，他们所崇尚喜好的风气，就会形成一时的风俗。在京城的举人追逐迎合当时的风尚，容易了解应试的规矩体例，长期受到熏陶感染，文采自然会精工，让偏僻遥远、孤陋寡闻的人和他们竞争，用糊名弥封的方法混同一处，比较文章的高下，形势上是不能相比的。孔子说："即使是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也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这是说即使是偏僻简陋的地方，也一定有贤才，不可以轻视忽略。所以古代选拔人才，是按照郡国户口的多少来定比例，或者按德行，或者按才能，根据各人所擅长的方面，各自加以录取。近的从同族姻亲，远的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无论地位高低，都不可以遗漏。如今有的地区，好几路之中竟然全没有一人考中的，那么被遗漏的人才就太多了。国家用人的办法，不是进士及第就得不到好的官职，不擅长写诗赋、论、策的人就考不中进士，不到京城游学的人就不擅长写诗赋、论、策。因为这个缘故，使得四方的读书人都抛弃家乡，离开双亲，终老在京城，不再回去。这中间有的人本身有过错恶行，或者隐瞒了服丧的事，不敢在家乡去应考取解的，往往私下购买国子监的凭牒，虚假冒充户籍在京城应考取解。自从近年开科取士以来，远方的举人怕来回奔波，只在京城寄籍应考的人，比以前更多了。国家虽然订立了很严格的科考禁令，甚至不用荫补、赎罪等特权的人也照样禁止，然而冒名违规的人却一年比一年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每次科场考试中考中进士的人，大多都是国子监、开封府所保送的人，那么按人之常情来说，谁又肯离开这里而到别处去呢？国家设立高官厚禄这样进取的途径，在前面引诱人前来，却在后面用苛刻的法令、一纸空文来加以禁止，这就好比决开黄河的下游堤坝，却想捧一把泥土去堵塞它，这个形势是一定行不通的。参知政事欧阳修说："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比起前代来说最称得上公平公正，这是因为历代圣明的君主一直留心此事，反复讲求，务求周全，认为帝王之下不分内外，天下如同一家，所以不问是东西南北哪里的人，全部聚集各路的贡士，混合在一起，只凭才能来选拔，又用糊名誊录的办法来考核，使主考官不知道应试的人是哪个地方的人，是谁家的子弟，就不会在这中间有所偏爱厚薄。"所以议论的人都说国家科场的制度，虽然没有恢复古代的办法，却适合于当今的时代，它的没有偏私就如同天地造化，它的极为公正就如同秤杆一样，是祖宗以来不可更改的制度。《左传》说："不要凭自己的小聪明来扰乱旧有的典章制度。"又说："如果好处不到百倍，就不要改变法度。"如今谈论此事的臣子偶然看到一个方面，就要议论加以更改，这正是我之所以恳切地想要为陛下坚守祖宗法度的缘故。我所说的偶然看到一个方面，是指进言的人只看到每次科场考试中，东南地区考中进士的多而西北地区考中进士的少，所以想要改变办法，让西北地区多录取一些进士。殊不知天下地域极为广大，各地风俗各不相同，人的天性也各有擅长和不足之处。东南地区的风俗爱好文学，所以进士出身的人多而经学出身的人少；西北地区的人崇尚质朴，所以进士出身的人少而经学出身的人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录取进士科，西北多录取经学科，是各自根据当地人的才性所长，按照各自的多少比例来录取。如今如果把进士、经学两科合起来相比较，那么数目是均衡的；如果一定要

译单独论进士科，那么两地的多少就不相等了。这正是我所说的偏见的一个方面，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国家正因为官员冗滥而忧虑，选拔士人的数目一定难以再增加。如果想要多录取西北地区的人，那就势必要多削减东南地区的名额。如今东南地区的州军，进士参加取解考试的地方，有两三千人的地区，只录取二三十人，这是一百人里取一人，已经痛加限制了。西北地区的州军，取解人数最多的地方也不过一百人，却能录取十几人，这是十人取一人，比起东南地区来说宽松了十倍。如果到了省试的时候又削减东南、增加西北，那就是已经被限制的地方又再次被限制，已经被放宽的地方又再次被放宽，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东南地区的士人从一千人中录取十人，起初的选拔已经很精细严格了，所以到省试时合格的人多。西北地区的士人学业赶不上东南地区，在发解取解的时候又放宽了十倍的名额，起初的选拔已经很宽滥了，所以到省试时不合格的人多。如今如果一律以十人取一人的比例，那么东南地区合格却落榜的人就多了，西北地区不合格却被录取的人就多了。至于其他各路，情况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偶尔有一路合格的人多，也要限制在十分之一的比例里刷掉；偶尔有一路合格的人少，也一定要凑足十分之一的数目，这就会使应当落榜的人被录取，应当录取的人被淘汰，取舍颠倒，能与不能混淆不清，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而且朝廷专门凭考试成绩来选拔人才，如果这样做，就会使真正有才能的人被冤枉落榜，没有才能的人却被滥加录取，不问是不是真的有谬误滥竽充数，只求各路名额均衡，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而且提议此事的人本来是想多录取各路的本地人，如果这个办法一旦施行，那么寄籍应考的人就会争相前往。如今开封府寄籍应考的弊端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了，这就是所谓法令一出而奸邪随之产生，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如今广南东西路的进士，大概都完全没有学业根基，各州只是按名额上报，人数凑够了就送去应考，那些人自己也知道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是来参加一次省试就回去，希望借此谋得一个代理官职罢了，朝廷因为岭南瘴疠之地，北方人不适应，需要依靠当地人代理官职，所以也允许这样做。如今如果一律和其他各路一样十人取一人，这就是明显的谬误滥竽充数，比西北地区的情况还要严重，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以上这六点，只是大概而已。如果旧有的制度一旦被破坏，新的建议一定要施行，那么弊端滥竽充数的情况随之而来，又怎么能数得清呢？所以我认为应当暂且遵循旧有的制度，只是致力于选择合适的人才，推行朝廷至公无私的原则，对待四方之人一视同仁，只凭才能来选拔人才，自然就不会有闲言，这才是当今可以施行的办法。如果说士人的风气浮华不实，应当先考察品行，就像新的建议那样，也只不过是考核考试的成绩，又怎么能保证一定录取品行真实的人呢？议论的人又说西北靠近边境，士人需要笼络安抚，这种说法很不对。如果不能使不安分的人不能造成祸患也就罢了，如果说他们有可能造成祸患，那么哪个地方没有这样的人呢？前代作乱叛逆的大臣，出身东南地区的人非常多，其中大的比如项羽、萧铣这类人就是；至于像黄巢、王仙芝这些人，又都是在中原地区起兵作乱的。不安分的人难道只出在西北吗？况且科举考试所设立的本意，是要用来对待贤能的人才，笼络不安分的人，应当另有办法，不在科场考试之中。只是这件事施行时间久了，不能没有弊端，是有应当留意注意的地方的，然而不需要再更改法度制度，只是要振作整顿原有的纲纪条例罢了。近年以来，举人盛行携带夹带的作弊之风，推门大声喧闹，脱帽硬闯进入考场，损害了士人的风气，败坏了良善之辈的名声，这是因为举人的人数越来越多，而君子小人混杂聚集在一起，主管的官员没有力量能加以约束控制。虽然朝廷向来订有严格的禁令条例，可是上上下下都因循守旧不再重申施行，这一件事就是科场最大的祸患，然而议论此事的人却唯独没有提到这一点。希望能够交给有关部门商议革除

译这个弊端，这才是当今科场的祸患所在。评论的人说司马光的说法主张均衡各地名额，用来平息奔走钻营的风气；欧阳修的说法主张核实真才实学，用来避免谬误滥竽充数的弊端。总而言之，朝廷既然是凭文章才艺来选拔人才，那么欧阳修的说法是对的。神宗听从了王安石的建议，废除了明经科以及各种其他科目，进士科废除诗赋，改用经义。哲宗元祐初年，司马光极力陈说其中的弊端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应当先看德行，后看文学；就文学而言，经学又应当先于文采辞藻。"

神宗废除诗赋以及诸科，专门采用经义、论、策，这是恢复了先王的良好制度，是百代不变的法则。只是王安石不应当拿他一家的私学，想要掩盖前代儒者的学说，命令天下的学官讲解经义以及科场考试的程式，凡是和他观点相同的就录取，观点不同的就黜落，使圣人平坦明白的话语反而陷入奇僻怪异，先王中正的道理反而流入了异端邪说。如果他的说法果真是对的，前代儒者果真是错的，又何必担心求学的人不放弃前者而听从后者呢？又何必用利害来这样急切地威逼利诱呢？至于法律条令、敕令格式，这些都是当官的人所必须掌握的，又何必单独设立明法这一科，让读书人事先专门学习它呢？礼所摒弃的、刑所惩治的，读书人如果真能懂得道义，自然会和法律暗合。如果他不懂道义，只是每天诵读徒刑、流放、绞刑、斩刑这类的条文，学习罗织罪名、苛刻定罪的手段，做读书人已经变得刻薄，从政又怎么会有循良的政绩呢？这不是用来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皇帝于是更改了科场的法令。太学博士吕大临曾经上奏关于选举的六件事说："古代培养人才的人，把士人众多当作乐事；如今主管选举的人，却把士人众多当作忧患。古代用礼节来招聘士人，常常担心士人不来；如今用法令来抑制士人，常常担心士人争相钻营前进。治理国家一定要得到人才，只怕人才不够用，不必忧虑人才太多。处理政事都要各自承担责任，只怕士人不来，不必担忧士人争相钻营。应当订立士人的规范来培养德行、勉励操行，改革学校制度来衡量才能、增进技艺，订立贡举办法来选拔贤才、聚集人才，订立考试办法来考核任用、培养人才，订立征辟办法来发挥才能、储备人才，订立举荐办法来核实政绩、得到人才，订立考核办法来落实责任、考察功绩。"在这之前，仁宗一朝，尤其看重选人改任京官这件事。苏轼说："国家选拔人才，有制策科，有进士科，有明经科，有诸科，有恩荫授官，有从府史杂流出身的，这些途径虽然很多也没有害处。但决定他们终身进退的关键，就在于被召见改任京官的那一天，这一点尤其不可以不加以爱惜、慎重对待。如今议论此事的人不过是说增多他们的资历考核年限，并要求他们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举荐官员，而且这些人也只是勉强应付罢了，一旦资历考核年限满足、举荐官员的数目也已达到规定，那么他们就会拿着这些文书凭据来向我要求兑现，即使成百上千人一同前来，也没有人敢不全部给予。我私下认为如今的弊病正在于过分依赖文书条例，因此制定了一个固定的制度，使天下人可以按年月计算必定能够得到晋升，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当今最合适的做法，莫过于让官吏任职满六考以上的，都可以把姓名上报给吏部，吏部根据他们资历考核年限的远近、举荐官员的多少，来排定他们姓名的先后次序，然后让一两位大臣共同加以考察审定，参照他们才能器识的优劣来评定等级，到了年终就上奏皇帝，由皇帝下诏决定废黜或任用。估算天下的官吏，每年因为去世、获罪而被免职的大约有多少人，据此增减录用的名额，用上奏排定等级中的人来补充，补足数目就停止。让他们的进退取舍，也掺杂着依据贤能与否来决定，而不设立一个固定不变的制度，那么天下的官吏就不敢存有必定得到晋升的心思，就会自我奋发磨砺，来求得被当世了解重用，而先前所说的用人的最大弊端，也就会不费力气而自然消除了。然而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法度不固定，而以才能的优劣来作为差别的标准，那么这就是给个人喜好偏私打开了方便之门。我认为不是这样。法度这个东西，本来是用来维持大的纲领，

译而它在具体运用变化上，本来就应当交给人来把握。从前唐朝拥有天下的时候，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主考官门下。唐代的制度，只是依靠主考官的信誉，因此主考官能够广泛搜罗天下的贤能俊杰，并且熟悉了解他们的为人，等到正式考试那一天，其实早就已经心中有数了。唐代得到人才，在这个时期最为兴盛。如今把姓名上报给吏部的人，每年不过几十上百人，让一两位大臣能够访问参考他们的才能，即使有失误的地方，也已经很少了。如果一定要说依靠法度而不依靠人来判断，认为天下的人一定不可信任，那么那种固定不变的制度，我也不知道它就一定不能被人用来做弊了。"又说："天下的官吏，不可能一个一个都去了解，所以让长官来举荐他们，又担心他们出于私心举荐，找不到合适的人，所以又让长官来担保任用。日后如果出了问题，就要连带追究举荐人的过错，罪责重的惩罚也相应加重。而且人是很难了解的，就连尧舜都为此感到为难。今天做善事，明天做恶事，尚且不能保证不变，何况到了十几年之后，年幼的已经长大，壮年的已经年老，却还要拿着他一时的评语，让举荐人一同承担罪责，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天下的人在做官还没有得志的时候，没有不勉励自己做善事，来求得被举荐的。只因为一旦改任京官之后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因此就会放纵而无所不为。当他还在州县任职的时候，长官亲眼看到他清廉谨慎、勤勉能干的品行，那么按情势就不能不举荐他。他们又怎么能知道这个人终身的所作所为呢？所以说：如今的法度，是在要求人做他做不到的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县的长官考察一个县的属官，一个郡的长官考察一个郡的属官，各路的职司官员考察他所辖各郡的官员。这三级之中，他们所管辖的属官并不多，那些属官是贪是廉，是宽是猛，有能力没能力，不能说是不了解的。如今如果有人放牧牛羊，却不知道牛羊的肥瘦，这样的人还能够被称作牧人吗？身为长官却对自己的属下不了解，那么这个长官本来就可以被罢免，不值得可惜，可现在的情况是，属官犯了罪而长官不立即上报，日后有人告发出来，那么这个长官不过是被判个失察的罪名就被免职了，做官的人又不会因此获罪。失察，本来是天下最轻微的罪过。职司官员考察他所辖各路属官，各郡各县也各自考察自己的属官，这本来不是人力所做不到的事，可是处罚却很轻，这也是很奇怪的事。如今这个时代之所以要严厉惩处贪赃枉法的官吏，是为什么呢？因为贪官污吏，他们起初一定假装廉洁来求得被举荐，举荐他们的人一定都是王公贵人，其次的也都是卿大夫这一等级的人，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他们。做官的人没有不爱护自己同类同辈的人的，所以他们的关系根深蒂固而不可动摇，连坐的人常常有六七人，严重的甚至有十几人。这就好比强盗劫持人质挟持良民来求得幸免一样，法度的弊端到了这种地步，也是应当加以改变的了。像我的这个建议，用职司官员和州县长官的罪责，来治举荐官员的罪；用举荐官员的罪责，来治职司官员和州县长官的罪。如今让举荐人和被举荐人所犯的罪责相等，纵然又加重了举荐人的责任，也无可奈何，终究不能预先知道谁会终身廉洁才去举荐他，只不过是把这件事推给了运气好坏罢了。如果按照他所犯的罪来治职司官员和州县长官的罪，那么按这个形势，他们确实就有办法去督促考察属官了。我知道这样一来贪官污吏和小人就没有容身之地了，又何必单单在举荐官员这件事上做文章呢？"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候，孝宗一朝朱熹曾经写过《改官议》说："第一，各州的教官，用经学明白、品行端正、考中进士的人来担任，废除考试选拔的办法，如果人数不够，就命令侍从官、两省官、台谏官以及各路监司共同举荐，每年没有固定的名额。有空缺就下诏令举荐。第二，近来的制度，新改任京官的人一律都被派去担任知县，举荐状里只说如果犯了贪污受贿的罪，愿意和被举荐人同罪，却不说，如果这个人改任京官之后到亲民官任职期间，如果有懦弱无能、残暴酷虐、违法害民的行为，就要和他同罪。所以举荐人徇私妄自举荐

译，大多不加选择，等到出了问题败露，又不加谴责追究。如今请求在举荐状中加入这一条，如果有违背的情况，一定要严惩不贷。"第三，如今改任京官的人虽然有引见皇帝的制度，然而却不曾亲自聆听皇上的教诲，询问考核他们的治绩品行，因此才让人能够随意妄自举荐，而愚昧糊涂、没有才能的人有的就混杂在其中。恳请从今以后引见的那一天，每十个人中特别宣召两个人上殿，询问他们前任的职务事宜以及百姓的利弊得失，如果有平庸糊涂的情况就立即加以罢黜，同时对有职名的人就命令他们落职，那么举荐的人就知道有所畏惧，而平庸奸妄之辈也就不敢心存侥幸求取进身了。"第四，改任京官的人，假设所举荐的都是恰当的，然而他们的才能也有大小的不同，而如今的县官职位也有难易的差别。如今铨选部门的办法，不曾做到为官职选择合适的人，而是让人自己去选择官职，因此才能高的人善于选择清闲容易办理的县份来任职，才能低下的人却对自己该往哪里去糊涂不清，大多选到了繁重难办的县份，使人和官职两方面都得不到合适的安排，所以很多县治理不好，而人才也有被埋没的。恳请把天下各县按照难易程度加以区分，再按照大小分出次第，委托尚书省对应当注授知县的人，仔细加以考察，分成四等：能够胜任繁重难办的大县的定为上等，繁重难办的小县次之，清闲容易办理的大县又次之，清闲容易办理的小县为下等。凡是已经担任过繁重难办职位的人，下一任就应当注授权通判；凡是担任过清闲容易职位的人，下一任必须再任一次知县，不得另外注授其他差遣，愿意担任县丞的听凭自愿。但也都以三年为一任。凡是历任教官却不曾有过实际治理百姓经验的人，不允许举荐改任京官。"又曾经写过一篇私议说："古代学校选拔人才的办法，从乡里开始一直贯通到国都，用德行道艺来教化他们，兴起其中贤能的人。这是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没有不同的处所，任用他们做官没有不同的途径，选拔他们没有不同的门路，因此士人有确定的志向而不去追慕外物，日夜孜孜不倦，只怕自己德业修养不够，而不担忧爵位俸禄没有到来。孔子所说的"言语少有过失，行为少有懊悔，俸禄就在其中了"，孟子所说的"修养自己天赋的德行，人为的爵位自然就会随之而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三代的教育，技艺是最末的一项，然而都还有实际的用处，不可以缺少。它们作为法度的严密之处，又足以成为陶冶心性、涵养气质的帮助，而使人进入道德的归宿。这就是古代的办法之所以能够培养成就人才、敦厚风俗、有助于治理天下、成就太平盛世的原因。如今的办法却不是这样，虽然有乡试举荐，但选拔人才的名额分配不均，又设立太学用利益来引诱人的一条途径，以及监试、漕试、附试这些用来欺诈冒名的捷径，来助长人们奔走钻营、心浮气躁的念头。他们所用来教育人的办法，既然不以德行的实质为根本，而所谓的技艺，又都是些没有实际用处的空谈。到了弊端最严重的时候，那些所谓的空谈，又都变得荒诞离奇、毫无依据，恰恰足以败坏求学之人的心志，因此人才一天天衰落，风俗一天天浇薄。朝廷州县每当遇到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那么公卿大夫、官员小吏就都惊愕地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也可以验证当今教育所造成的得失了。然而议论此事的人不知道这个弊病的根源所在，反而把考试文章写得不够工巧当作忧患，进而倡导混补的说法，来增加它的弊端。有的人知道这样不行，又想要斟酌施行崇宁年间州县三舍法，让各州每年选拔士人贡送到太学。这种说法虽然看似比混补的说法要高明一些

译如果真的这样做，那么想进入州学求学的士人一定会增多,但如今州郡之学的钱粮却是有限的。如果扩大名额,那么钱粮供给就会不足;如果仍旧维持原额,那么其中偏差不均的情形、选拔的困难、以及门路的狭窄，又将比从前解额少而无处容纳的情况更为严重。即便有办法应付这一局面,但让身处其中的士人朝夕之间为一点点得失斤斤计较,不得安宁,这就不仅无益,反而是极大的损害,也不是明智的做法。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一定要趁时机改革制度,逐渐恢复先王时代的旧法,并改良当今的风俗,那就一定要照明道先生在熙宁年间的建议去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以匡正,并彻底革除末流的弊端。如果说来不及做到这一点,那就不如暂且均衡各州的解额,以此来安定士人求学的志向;设立德行一科,以厚植根本;废除词赋科,而把经、子、史、时务分年考试,以此使各科学业均齐。又要让治经的人一定遵守家法,命题的人一定依据章句,答义的人一定要贯通经文全篇,罗列各家学说，再以自己的见解加以判断。学校则应遴选真正有道德的人,让他们专门负责教导,以求得真正有学问的人。裁减解额，舍弃那些荒谬滥竽充数的恩赏,以堵塞利禄诱惑的门路。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类,也都应该考察其利弊,并适当更改其制度,这样就会使士人有坚定的志向而没有奔走竞逐之风,有切实的德行而没有空谈的弊病,有真才实学而没有无用之材了。

译时杨万里作《选法论》以进，其上篇说：

选法的弊端，在于相信吏员而不相信官员。相信吏员而不相信官员，所以吏部的权力不在官员手里而在吏员手里。国家的法律，恰恰成了吏员谋取财富的来源，却不能成为朝廷替官府选拔人才的工具。所谓尚书、侍郎这两种官职，只是伏案执笔，闭着眼睛在文书末尾签字罢了。况且吏员犯法必定要治罪，收受贿赂的必定不能赦免。朝廷的本意，难道真是相信吏员而不相信官员吗？这不是朝廷的本意，是法制造成的。本意是相信官员的，而法制却从未信任官员。朝廷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天子自己都不敢做主，那么法度的可行与否，由谁来决定？只能由吏员决定了。朝廷设立法度，本是为了防止吏员作奸犯科，可是运用法度时，却要向吏员讨教来作决定。这就是吏员的话胜过了法度，朝廷的权力比吏员还轻。吏员的话既然胜过了法度，权力又比朝廷还重，那么吏部的尚书、侍郎怎能不奉承吏员呢？长官、次官并不说自己在奉承吏员，而说"我是在奉行法度"。可是法度并不由官员决定，而由吏员决定，这不是奉承吏员又是什么？这就叫作相信吏员而不相信官员。现在假如有这样一件事：法律规定这样可以，那样不可以。士大夫有事求于吏部，有人拿着文书来请求说："我的情况符合法律允许的条件"，吏部的长官、次官也说可以，理应认定可以，没有疑问。退下之后吏员拿出一张小纸条来告诉他说：不行。既然说不行，理应认定不行，没有更改。可是没过多久又拿出一张小纸条来告诉他说：可以。那可以不可以，本应有固定的法度，可是执行可以不可以的法度的人，却没有一定的准则。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吏员的缘故。士大夫刚来的时候，依仗法律允许，也依仗吏部长官、次官贤明，不去拜访吏员，所以当面就得到长官、次官的允许。退下后去问吏员，吏员说：法律不允许。长官、次官无话可说，也就随之附和说是这样。士大夫于是不去决之于法律，不去请示长官、次官，而去向吏员通融行贿。吏员说可以，却不马上办，等长官、次官遗忘了这件事，才取得他的批准。昨天还夺去的，今天又给回来；早上还这样，晚上又不这样了。长官、次官不知道，朝廷也不加以责问。吏部的权力不归于吏员，又能归于谁？之所以到这个地步，起初是有开端的，是逐渐积累的，等到形成之后，根基已经十分牢固而不可动摇了。那么开端在哪里呢？病根就在于忽略大体、只谨守小的法条罢了。吏员，就是顺着人们所谨守的小节而从中钻营，连同人们所忽略的大体也一并窃取了，这就是这种弊端难以打破的原因。况且朝廷为何不好好想一想呢？如果说：我选官任人的做法果真只是谨守小的法条罢了，那么一个吏员执笔就绰绰有余了，又何必要选拔天下的贤才来担任尚书、侍郎呢？可见我任用尚书、侍郎的用意，绝不仅仅是谨守小的法条而已。所以不如略去小的法条而责成他们把握大体，让他们明白小法条是否可行，本来就与大体的利害无关，那么吏部长官、次官就可以自行拿主意作决定，只要不失去铨选的大体，不损害立法的大意就行了。责成把握大体而略去小的法条，那么就不需要向吏员讨教了，吏员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弱。吏员的权力逐渐削弱之后，长官中的贤能之人才能有所作为，选官之法也就可以逐渐改革了。

其下篇说："臣听说吏部的权力，与宰相没有不同，也与一个普通吏员没有不同。宰相与一个普通吏员之间的悬殊，不需要智者也能明白。既说吏部的权力与宰相没有不同，又说与一个普通吏员没有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如今朝廷百官的进退，贤能的人得以任用，不贤的人得以罢黜，这是宰相的权力。注拟州县的百官，下至主簿、县尉，上至知州、通判，这是吏部的权力。朝廷的百官，凡是从制科异等及进士科甲第首名出

译身的，没有不经过吏部的，没有不是经吏部任命才做官的。今天的主簿、县尉，未必不是他日的宰相，何况今天宰相所进退的人，台阁所任用的人，都是从前登阶拜见侍郎的人。所以说吏部的权力与宰相没有不同。虽然如此，吏部所谓的注拟又是什么呢？刚入仕的人就授予主簿、县尉，从主簿、县尉升上来的就授予县令、县丞，依此类推一直到幕职，都依照这个法子；再往上到知州、通判，也依照这个法子。符合条件的就说"应格"，不符合条件的就说"不应格"。说是"应格"了，即使是贪婪的、疲弱无能的、老朽的、乳臭未干的、愚昧无知的、庸碌无能的人也都能得到官职，得到的人不觉得惭愧，给予的人也不觉得为难。说是"不应格"了，即使是真正贤能、廉洁守志之士也都得不到官职，得不到的人不去怨恨，不给予的人也不去体恤。吏部的人说："他不惭愧不怨恨，我的事情就办完了。"这就像招募人一样，登记他们服役的高低而分出甲乙等级，按照服役地点的远近来分出劳逸，叫来一个吏员翻阅簿册，事情就办完了。这本是县令用来平息小民争执的办法。吏部注拟百官，寄托着天下百姓的性命，竟然也只是止于平息争执罢了。所以说吏部的权力也与一个普通吏员没有不同。如今吏部也有所谓的铨量之法，让人作揖来观察他的才能，是看他会不会作揖吗？请医生来诊视他，是探查他有没有疾病吗？让人下拜来测试他视听是否清楚、筋力是否强壮吗？说所谓铨量不过如此罢了，那么贤能与不肖、愚昧与聪明又怎么区分呢？从前晋朝任用山涛担任吏部尚书，朝廷内外多有品评选拔的人才得以晋用。宋朝任命蔡廓为吏部尚书，蔡廓先派人告诉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能让我行使吏部的职权，我就接受；不然就不接受。"徐羡之回答说："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的官员任命都委托给蔡廓，尚且认为是失职，蔡廓于是不肯就任。"大概古代的吏部，即使是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这样的官职也都由吏部考核选拔，那么当时担任吏部职务的人，难道也只是选取如今所谓"应格"的人来担任黄门散骑吗？还是只选取如今所谓"铨量"合格的人来担任黄门散骑呢？【《宋史·苏绅传》记载苏绅上言：古代从黄门散骑以下，以及隋朝的六品官、唐朝的五品官，都由吏部专门决定去留。如今审官院、流内铨，就相当于古代的吏部；三班院，相当于古代的兵部。不问官职的闲散或繁剧，才能的长短，只以资历的深浅来排定先后。有关部门只是掌管簿籍罢了，要想贤能与不肖有所区别，是做不到的。】臣希望朝廷稍稍增加尚书的权力，让他能够考察百官的能力高下，从而加以任用或罢黜。至于县丞、主簿以下，官职小、责任轻的官员，本来就不可能一一考察。至于县令这种官职，托付着治理百里之地百姓的责任；知州、通判这种官职，托付着治理一郡百姓的责任，难道不重要吗？况且天下有几个州？一州有几个县？一年之中，除去正在任上和等候任命的以外，到吏部来注拟为县令的有多少人？知州、通判又有多少人？也不过三五百人罢了。以一年三五百个知州、通判、县令的名额，分散在三百六十天之中，那么一天所要注拟的人数，除去多的补上少的，也没有多少了。一年之中，如果连三五百人的才能都不能考察清楚，那么担任尚书的人，也不过是个木偶罢了。按月考核不能做到粗略了解，按年考核也不能做到精细掌握，那么州县能够得到贤才，难道不能十有五六吗？即使达不到五六成，难道不能十有三四吗？拿这个跟原来的做法相比，不是好得多吗？有人说：尚书的权力重了，就能够徇私，怎么办？这话不对。从前陆贽请求让台省长官各自举荐自己的属官，德宗怀疑各部门所举荐的人都有私情，说其中有的是受贿举荐的。陆贽劝谏说：「陛下选择宰相，也不出台省长官之外，难道有人做长官就不能举荐

译一两个属吏，做了宰相就可以选择成百上千的僚属吗？」关键在于精心选择长官。陆贽的这番话说得很透彻了。如今朝廷百官，哪个不是宰相进拟的却不加怀疑？为何唯独怀疑吏部长官、次官的注拟就有私心呢？精心选择尚书，赋予他任用与罢黜的权力，使他能够精心选择知州、通判、县令，而不专门用法令条文来束缚他，这样天下不称职的官吏才可以淘汰，天下的治理才可以重新振兴起来。」

到了宁宗嘉定年间，曾经命令监司、守臣按照十科政绩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来代替自己。江东转运司副使真德秀上奏刺举之法说："太平兴国年间，曾经诏令各路转运使司考察访问部下官吏，凡是懦弱不能胜任及贪污受贿的，让他们逐条上奏；对清白自守、才干出众的，也允许他们公开举荐。臣仰见祖宗盛世，选用监司，授予他们职权，就是希望他们能公正地检举揭发，责任的分量并不轻。自嘉泰、开禧年间以来，公道不再通行，请托说情的风气日益盛行，郡县官员的罪状已经十分明显，担任监司的人刚要查办，那些人已经求得权贵援助来为自己开脱，甚者还能够施展反咬一口的计谋。于是检举的权力就无法施行了。每年举荐的名额，往往被权贵的命令所夺去，孤苦无依没有靠山的人，即使尽心尽力工作，也难免有被埋没的叹息；富家子弟愚笨无能，只要有所倚仗，就好像拿着凭证来兑取报酬一样理所当然。于是举荐的权力又有不能施行的地方了。因此州县之间，贤能与不贤不加区分，百姓深受其害。如今陛下更新大政，公道彰明，逐渐恢复干道、淳熙年间的旧制了，只是缙绅之间亲戚故旧请托的弊端还未能完全革除。臣愚昧，希望圣上诏令告诫朝廷内外的士大夫共同维护公道，让奉旨执行任务的人能够施展廓清政治的志向，使贤能与不贤在治理之道上有所区别，这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

项安世在拟对学士院的对策中说："科举之法，是当今无可奈何的制度。自太平兴国年间以来，科名日益贵重，实用日益轻微，以至于到今天已经二百多年，天下的人才，全都局限在科目之内，考中这个科目的人即使是梼杌饕餮那样的恶人也一定授予官职，没考中这个科目的人即使是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一定被抛弃。这种习气延续已久，上面不以为有疑问，下面不以为有怨恨，一旦超出科目之外而有所取舍，那么上面的人就会畏缩不安，下面的人就会侧目而不服气，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弊端却甘心固守着，不敢再议论了。所以说：这是当今无可奈何的制度。且不论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会怎么做，只要让诸葛亮、王猛处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必定会自己拿出主意，另外设立一套办法，来陶冶天下的人才，来收纳天下的才智之士，来共同完成当时的大事，绝不会兢兢业业地受这种制度的束缚。至于王导、谢安以下那些随顺世俗、按部就班行事的人，想要在稳妥平静之中暗地里达到恰到好处的效果，那么就必定不敢改变现在的说法，仍旧用现在的方法取士。这固然没什么可议论的。但是要用王导、谢安的办法来加以调度，也是有办法的。"有人问："怎么做呢？"回答说："有时在寻常尺度之中，稍微拿出些高明特出的举措，稍微改变一下庸劣已甚的习气，稍微伸张一些浑厚平直的风气，就比现在的做法要好一些了。大凡天下的事情，虽然贵在遵守法度，但也不能完全交托给法度。法度，是用来抑制侥幸取巧之人的，不是用来抑制豪杰之士的。所谓侥幸取巧，是指不该得到却得到了。一个人得到了，众人就会跟着攀附，这个口子一开，就无法再禁止，所以在上位的人立法来拒绝这种情况，让他们想要求进而找不到空子，想要谋求而找不到借口，这就是法度的效用。至于豪杰之士，他们的德行本该在众人之上，才能本该被世人所用，这不是所谓的侥幸取巧，这是法度所追求的对象，不是法度所要拒绝的对象。人人都佩服他们，没有人敢与之相比，用这个作为标准，谁敢去攀附？如果有这样的人

译，时常拿出来任用，向天下昭示，不专门凭借舞文弄墨来求取君主的官爵，那也足以补益风化，弘扬实实在在的德行，扶助善人而使恶人惭愧。"又说："科目之盛，是从唐朝开始的，而唐朝的取士，还没有完全出于这一种途径。有靠上书而得官的，像和逢尧、员半千这类人就是这样。有靠隐逸而被召用的，像阳城、李渤这类人就是这样。有出于征辟推举的，像韩愈出自张建封、董晋的推荐就是这样。有出于延誉举荐的，像吴武陵推荐杜牧就是这样。到了本朝，法令开始变得严密，科场的条文规则如同捆绑胥吏一样细密，而乡举里选的用意，也详尽无遗了。但是祖宗之时，还有超出常规的事情，比如张咏本该是解试第一名，却把这个名次让给同乡人，这还有朋友之间的情义；宋祁本该是第一名，却让位给他哥哥，这还有兄弟之间的恩情；请入客厅，先呈上所作的文章，这还有一定的礼数；李畋、张及等三人一并考中解试，这是还没有设立固定名额的时候。此外还有奏请特恩、聘请召用的恩典，元佑年间经义德行的举荐，三舍法考核德行学业的规矩，这些用意也都是明白仅凭文章不足以完全评判士人。所以孙复、苏洵的被任用，还是出于常法之外，而雷简夫、姚嗣宗的授官，也是出于特别的破格提拔。然而这种用意终究让人感到不安，而法度已经固定，即使偶尔有些超出常规的做法，也不过是千万人中偶有一两个罢了。这种短暂的才行破格任用，是不足以胜过两百年来的科举制度的。"

叶适论制科说："用科举的常规办法，是不能得到天下人才的，那些偶然得到人才的情况，只是侥幸罢了。从明道、景佑年间以来，能言善辩的士人就有这样的议论了。虽然如此，追根溯源，从头到尾考察一遍，也未见有真正偶然得到人才的情形。总体来说，科举是败坏天下人才的制度，使得天下人才最终变得无人可用，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至于制科，朝廷对待它尤为重视，选拔尤为严格，如果科举不足以得到人才，那么制科也许还差不多能得到人才。虽然如此，科举之所以得不到人才，是因为它用固定不变的法度来衡量不寻常的人才，那么制举差不多能得到人才的原因，必定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法度，可是制举的法度反而比科举更加严密。如今要求取天下豪杰特出的人才，是为了振兴圣人的事业、共成治国之功，那些区区题目、死记硬背、明数暗数、典章制度之类的东西，为什么要用来责求他们呢？而且对一篇策论，天文、地理、人事的纲纪，几乎全部问遍，认为这些说法足以应对我的提问，那就可以称之为奇才了。当制举兴盛的时候，设立学官，立师法相互传授，浮华虚妄的言论，剖析不穷，号称"制科习气"。所以科举既不足以得到人才，而制举又有时会失去人才。既然如此，朝廷想要成就一件事，必定先要设立一套法度。至于制科的法度，本来就无意于求得人才，只不过是设立法度来困住天下那些泛泛能够死记硬背的人罢了，这本是真正豪杰特出的人所轻视而不屑去应试的。还有比这更过分的，从前用三道题目来测试进士，而应制举的人以对策为最难，那些能够胜任的人，还是有些真才实学可取的。自从熙宁年间用策论来测试进士，这种风气蔓延开来，连五尺高的孩童都无不学会讲些利害得失的空话来应付考试，那么制举的对策就不足以证明才能了。所以哲宗认为如今进士的对策有超过制科对策的，制科因此又一次被废除了。因此八九十年间，被推荐却未能应试的，应试了却未被录取的，侥幸被录取的，这些人的才能大多平庸低下，往往赶不上科举出身的优秀人才。可是每三年就下一道诏书，追加恢复不等到科举的年份，都可以举荐参加，这是为什么呢？设立最严密的法度，赋予最美好的名号，只是让得到这个名号的人急于谋求官爵罢了。况且天下识治体、通言辞的人，不应该有这么多，那么每三年用策

译论来测试进士，让他们尽情发挥而没有实际用处，这实在是失策的。如今又让参加制举的人自己拿出所谓五十篇文章，泛泛谈论古今，铺陈利害得失，他们的言论泛滥杂乱，看的人厌恶看，听的人厌恶听。况且如今士人的猥杂繁多，没有比得上当今的。怀着并没有多大过人之处的实际才能，却冒用几乎无以复加的美名，那么朝廷急切求取人才的做法，反而成了被人讥笑的把柄。如今应该暂时平息天下过多的空谈，进士不亲自策问，制举不搞死记硬背，不搞著述论文，逐渐忘掉旧有的套路。有朝一日天子慷慨自行举荐人才，三代那样的英才，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得到，但也不至于像近世那样冗长而无所取，这样做非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处。"

论宏词科说：法度有时是相互激发而产生的。宏词科废止已经很久了。绍圣初年，既然全部废除了词赋考试，又担心天下应用文体从此断绝，才开始设立博学宏词科。后来又改为词学兼茂科，这种法度尤其不切合实际。为什么呢？朝廷诏诰典册这类文章，应当使其简明正直、宏大深远，铺陈发扬义理，以此风化晓谕天下，《尚书》里的典、谟、训、诰等篇就是这样。孔子把它们收录为常道经典，用来教化后世，百代都不能改变，可以说是十分厚重的了。到了两汉的诏令制书，文辞意旨都短浅粗陋，再也不能仿佛其中的万分之一了。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人所看重的是武功，所推崇的是经术，而文辞方面即使士人自己喧哗夸耀，朝廷也是忽略的。大体上比刀笔小吏所能写的高明不了多少。可是那些诏令仍然深厚温雅，还能称雄于后世，自汉代以来没有人能够赶得上。至于四六骈体对偶文章，铭文檄文赞颂之类，沿袭汉末一直到宋齐，这实在是两汉刀笔小吏能够写却不屑去写的东西，可如今世人却把它当作奇文绝技，用这个来选取天下士人并任用于朝廷，这是为什么呢？自从词科兴起以来，最被看重的就是四六骈文，可是这种文体最为浅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工整、用典精当相互夸耀，甚至有人凭一联对句的工巧就能终身享有官爵，这种风气盛行而不可遏止，已经七八十年了。前后位居卿相显贵的人，祖孙父子相继占据要害职位的，大多是词科出身的人。这些人从未真正懂得道义，学问从未通达方法，才能也从未真正能够胜任其职。他们操纸执笔写出对偶的文辞，也从未真正出于内心的领会，更没有从古人那里探究其源流。这样的人凭什么就急于用卿相的地位来待他们？为何相沿相承而不能革除呢？而且还有更加悖理的事情，自从熙宁年间用经术来培养士人以来，本来是担心天下人习惯于词赋的浮华而不切合实际之用。凡是王安石与神宗往来商议的内容，都极力主张要摈弃当时崇尚辞藻的文人，这个用意是很明白的。绍圣、崇宁年间号称是追述熙宁年间的做法，既禁止求仕的人不写词赋，却反而用美好的官职来引诱那些已经任职的人，让他们去应宏词科。这就是开始用经义来开导他们，最终却用词章来蒙蔽淫惑他们。士人该如何折衷取舍呢？所以既然设立了宏词科，那么应考的人就已经自绝于道德性命的根本传统，而认为天下的才能全都体现在这区区的雕虫小技上，那么它的危害就不仅仅是把朝廷的高官厚禄轻易授予这些人罢了，反而使人才陷入不肖之境而无法挽救。而且从前因废止词赋而设立词科，如今词赋、经义并行已经很久了，可是词科却始终没有加以更改，这是为什么在开始时创立法度，却不能考察它的结果，使它不至于自相矛盾呢？大概进士科、制科，这些法度还有可以讨论增减的余地，至于宏词科，就应当直接废除罢了。

理宗宝庆年间，漕试的弊端丛生。礼部侍郎曹彦约上奏说："科举的弊端，没有比牒试更严重的了；而牒试的弊端，没有比作伪更严重的了。大凡解额有宽有窄，士子有多有少。解额宽而士子少的地方，本来就能安于本分；而解额窄而士子多的地方，就必定会想办法应付。朝廷因为太平日久

译，士子日益增多，设立了牒试的办法，放宽应试进取的门路，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没有来得及深入察查。于是就有人改换乡里去冒充他人的籍贯，改换三族去冒认他人的亲属，更严重的甚至改换祖父，改换姓氏。所得所失如何，姑且不论，但欺骗朝廷的痕迹，已经明明白白不能掩盖了。如今国子监的牒试，弊端还比较少，臣不了解其中的详情，不敢轻易议论。只有漕试的弊端，积习已久，士大夫相互欺诈，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败坏士人的心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有时挑出一两个特别严重的加以惩戒，对整体情况没有帮助。用科举的法度来衡量，没有一处是合适的，那么改弦更张，是不能再拖延的。"有心人深知这种情况的弊端，想找出解决办法却找不到。想要增加解额，又难以设立限制；想要平均解额，又会侵占别的州郡的名额。想要废除漕试的名额来增益各郡，不仅原来的名额多寡不等，处理起来极为费事；而且所辖官员的亲戚故旧，有些是绝对不能不回避的。改变旧法而引起争端，终究不能长久维持。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在朝廷内有担任职事的官员，是朝廷所选用的；在朝廷外有监司、帅守，是朝廷所委任的。大郡设有通判，小郡设有签判，转运司设有主管文字的官员，各路又设有四川、广南、福建等地，又是偏远地方士子聚集较多的地方。与其让人作伪回避亲属而冒名应试，不如严格保任的制度而让他们参加牒试。按照各自的官职，分出不同的等级。如果监司、帅守可以举荐十五人，那么大郡可以举荐十人，中下等郡可以举荐七八人，通判可以举荐五人，主管文字的官员与签判可以举荐三人，四川、广南、福建这些不在此列的地方，不超过一二人。以职事官身份举荐门客的，应当照旧例办理；以四川、广南、福建的名义举荐的，郎官以上的人不得超过下等郡的名额，寺监丞以下的人不得超过通判的名额。明确记载在公文之中，参照法令执行。如果照这样施行，不增加发解的名额，不违背人情，而解额窄的地方与士子多的地方，也能像从前一样受益。只不过以前的做法，不允许保任而放任其作伪；后来的做法，不容许作伪而允许保任。二者的利害得失相差多远呢？可是州县的牒举，本路可以稽查考核，而监司、帅守的牒举，邻近的路却可能出现泛滥的情况。比如两浙路与江东路、福建路相邻，又与淮东路相邻；湖北路与湖南路、江西路相邻，又与淮西路、京西路、夔州路相邻。如果只允许在一处应试，那么地理位置就会有所不便；如果分散到几路，那么就会分散而无从统一管理。必须要加以关防限制，设立限额。凡是监司、帅守超额牒举的，都限定在九月三十日以前上报礼部。礼部汇总统计人数，也限定在九月三十日以前上报尚书省，并抄送御史台、谏院备案。这样弊端就可以革除了。"当时下诏命令正在供职以及在外任职带职名的从官，依照元佑年间十科旧制，每年举荐三人。这是采纳了右正言糜洒的建议。权司封郎官许应龙说："臣听说天下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人才，人君应当没有偏执一端的成见。大凡人才在天下，就像十根手指一样，虽然长短大小看起来不一样，但都各有各的用处。兼收并蓄，那么人才都能够自我表现，天下也就没有荒废的事情了。如果只用一种而废弃另一种，那么就会互相倾轧，必定产生分党结派的弊端。人才本来就不相同，彼此见解各异，由来已非一日了。脚一旦踏入军门，就把文人视同仇敌；头一旦戴上儒冠，就轻视武将如同草芥。志行坚定特立独行的人，就被认为是以沉静庄重来敷衍苟且；处事详审周密的人，就被认为是以刚正不阿来沽名钓誉。擅长吏才的人，就把精通经术的人看作迂腐的儒生；专精学问的人，就把善于办理政事的人看作庸俗的官吏。年轻俊杰就把老成持重的人看作迟钝，宽厚待人的人就把严明执法的人看作苛刻。各自分党结派，彼此格格

译不入。人君用人，只求能够办好我的事情、成就我的政治罢了，怎么能够偏用一种而废弃另一种呢？陛下建立至公的准则，不偏不党，年高德劭的人加以征召，学问优长的人加以任用，长于吏事的人加以委任。有的擅长军事谋略，有的精于财政会计，有的以循规蹈矩善良著称，有的以刚直敢言闻名，无不加以擢用，本来没有丝毫的好恶偏私。可是求贤的诏令屡屡颁布，举荐的文书交相传送，而人心大多怀有私意，很少有能够如实回应的。那些安静谦退不争的人无从自我表现，孤寒无援的人往往被遗漏。臣希望陛下广开忠正之路，让四方的言论都能上达，使担任荐举责任的人都能够参照公论。举荐得当，就赐予举贤的奖赏；推荐不当，就施加谬举的惩罚。这样一来，真正的贤才实能之人都能够为我所用，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希望陛下与大臣们尽快商议此事。"章如愚说："前辈说进士这一科是宰相之科，那么这一科的人才可想而知了。当时选取士人还兼采声望，殿试唱名有时先审查人物出身，有以翰林学士的儿子而令其重新考试的（陶谷的儿子陶翰），有以宰相、参知政事的子弟而一律罢黜的（李昉的儿子李宗、吕蒙正的弟弟吕蒙亨），有因为升黜不公而再次考试的（王曾等人所奏），有因为取舍不当而以击鼓自陈申诉的（徐士廉），有因为赋文出韵而特别录取的（李迪），有因为注疏立异说而特别黜落的（贾边），有因为上书显示可用之才而使整个考中批次都被授予通判的（张齐贤），有因为仪表堂堂而被召见并擢为第一名的（蔡齐），国初取士的时候，还不完全拘泥于成法。有的想要废除封弥的做法（范仲淹、范镇等人的主张），有的想要振兴学校的教育（欧阳修的主张），有的想要恢复乡里选举的制度（赵师民的主张），有的想要设立经明行修科（司马光的主张），都是想要考察士人平素的品行操守，兼采声望，如同国初的制度一样。可是时代不同、事情有变，难以立即施行，也只能相视叹息罢了。"

又论举主说：在任用之前先选择举荐人，在任用之初考察被举荐的人，在任用之后追究举荐人的责任，这是祖宗定下的良法。咸平初年，皇上对李至说："凡是所举荐的官员，常常听闻错谬滥竽充数的情况，不如先选择举主。"这是选择举主的办法。太平兴国年间的诏书说："九品的卑微小官，一命的低微职位，也不应完全寄望于有关部门，必须在便殿召见对答。"这是考察被举荐人的办法。乾德年间的诏书说："授官的制度，要写明举荐人的姓名，如果发现被举荐的人不称职，一并连坐举荐人。"这是追究举主责任的办法。在任用之前加以选择，那么人们就知道该如何自我勉励；在任用之后加以追责，那么人们就知道有所畏惧。天子又在其中加以审察，那么这个权力就不完全在有关部门手中了。祖宗朝举荐京朝官，委托给苏易简、陈恕；举荐御史，委托给乐黄目、知陈州事张咏（原文有讹误，姑依原文），认为这些人足以胜任这个选拔的责任。如今的显贵官员未必都是杰出人物，一旦担负这个职责，照例可以选拔举荐：廉洁谨慎的人就举荐清正能干的人，贪污腐败的人就举荐贪婪污浊的人，把举荐的责任交给不适合的人，这跟举荐贤才还有什么关系呢？祖宗朝高惠连的政绩，是皇帝亲自面授朝官的；张祥能够改过自新，是授予他县令一类的官职，这些都是皇帝亲自通过顾问了解得来的。如今的班列引见，只不过是走走形式，离御座还有几十步远，只是听唱名字罢了，众人一起进退，怎么能了解人才呢？至于连坐的法度，是祖宗时期十分严格而如今变得宽松的地方。从前邵余庆弹劾举主邵煜举荐失当，已经多次被宽宥，还是被停职，那种法度的严格程度就是这样。虽然说改过自新、中途悔改，允许自首，但还有不在自首范围之内的情况；如

译今却不是这样，罪状已经明显，不能包庇，举主竟然可以靠自首而免除连坐，不加处罚而希望人有所畏惧，能有多少效果呢？三种法度都已败坏，那么荐举的弊端就说不完了。臣曾经因贾黯的话而深入思考：旧制度举荐人不限名额，自从张易所举荐的人过多以来，才开始限定名额。旧制常参官都可以论列举荐，后来常参官不许论列举荐；旧制凡不在任及不属自己统属的官员都可以举荐，后来只有在任及自己统属的官员才允许举荐。这是从前的法度疏阔，而后来的法度严密。可是天圣年间改官的人只有几十人，皇佑年间已经有六七十人，到了治平年间就增加到三倍。法度疏阔的时候人数少，法度严密的时候人数反而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抵有敕举、有限举两种。敕举，是有空缺才举荐，没有空缺就不举荐；限举，是每年都有举荐的名额，即使没有空缺也要举荐。祖宗时代县令有空缺就下诏举荐县令，幕职有空缺就下诏举荐幕职，京朝官有空缺就下诏举荐京朝官，士大夫终身所举荐的不过一两个人罢了，所以可以精心选择，可以追究责任，天子也可以耳闻目睹。自从监官、郡守每年都要举荐，限定名额而不问贤能与否，只求凑够数目。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六七任官职，那么被举荐的人数不胜数，限举无法推行，敕举也不能恢复。善于为国谋划的人，也只能无可奈何罢了。唉！举荐李师锡的人有三十多人，破格提拔他是可以的，可是他还是照常按资历升迁。贾积善、史用昭历任考核，却没有一个人举荐他们。让他们终身按部就班地铨选任用是可以的，却特意授予他们京官的职位。祖宗权衡取舍，本来就有超出这种法度之外的做法，能够灵活运用而通达明理，就要看具体的人了。

又论堂除及资格说：国初任命官员的办法，文臣归中书省管理，武臣归枢密院管理。太宗分中书省的权力，设立了审官院；神宗分枢密院的权力，设立了审官西院，于是把文臣的审官院称为东院。后来合并东、西审官院的权力，归于左右尚书。文臣的官职差遣注拟，吏部才能够专门负责。可是监司、郡守、御史、尚书省的郎官以上的官员，都由中书省主管；正将、副将、准备将以上的武官，都由枢密院主管。这就是堂除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祖宗以来，资格考核十分严格。任用某人的时候，必定要说他曾经历过某种资历。从担任监司到担任御史，从担任御史到担任转运使，从担任转运使到担任三路使，再到担任三司副使，到这个阶段才能授予待制的职衔。从担任正将到担任边境的知州、路钤，从边境知州、路钤到边帅、路钤，从边帅、路钤到都钤、总管等官，到这个阶段才被选任统辖军队，每一个资历、每一个级别，都不轻易授予。自从熙宁年间大臣引荐提拔新进之人，出现了只有县令资历却做了监司、郡守的人，也有选人还没有改官却已经预先被破格提拔的人。官制推行以后，资历序列只在吏部起作用，朝廷的任命，都出于临时决定，文臣的资格制度就败坏了。自从政和年间官爵日益泛滥，横行使这样的职务下及不称职的人，边境郡守的任命与正任官没有区别。官制恢复施行以后，武臣直接被授予博皇城使，即使是枢密使也不能改变，武臣的资格制度也就败坏了。对于才能寻常的人应当用资历来考核，对于才能非凡的人应当用声望来任用，如果只用资历来衡量的话，那么盛……（原文至此中断）

译德善行、瑰奇伟隽之士，或拘格而迟回；然专舍资用望，则狂谬之流、矫抗之士，或以虚名进矣。其用望之弊，当有甚于资也。

——品德善良、才华出众杰出的人才，有时会被资格所拘束而升迁迟缓；但如果完全抛开资历只看声望，那么狂妄谬误之辈、故作矫激标榜之人，也可能凭借虚名得到晋升。这种只用声望的弊端，恐怕比只用资历的弊端更严重。

且祖宗之朝，闻有不次而举者，有特旨而授者。毕士安以侍读学士两迁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员外三迁而居端揆。

——况且祖宗朝时，也听说过有不按常规越级举用的人，有凭皇帝特旨授官的人。毕士安从侍读学士两次升迁便官居宰相，宋琪从兵部员外郎三次升迁便位居宰相。

王显阁门使也，其正西府止于两迁；王继英客省使也，其知西府止于一迁。

——王显本是阁门使，他升任枢密院正职只经过两次升迁；王继英本是客省使，他掌管枢密院也只经过一次升迁。

此固非纯用资格者，然资格终不可废也。

——这些固然不是纯粹按资历用人的例子，但资历制度终究是不可废弃的。

李定以资浅入台，三舍人不奉诏，武功大夫之转横行，则绍兴廷臣深非之焉。

——李定凭资历浅薄进入御史台，三位舍人拒不奉诏起草任命；武功大夫转任横行官，绍兴年间的朝臣对此都深为非议。

盖资格严则人望为足贵，用望者多侥幸者，至斯亦不足贵也。已。

——大概资格制度严格执行，那么凭声望得用的人才显得可贵；如果多用声望而其中多是侥幸得来，那么声望也就不值得看重了。

昔范文正公为百官图以进，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如止则为叙迁，如此则为不次。」

——从前范仲淹绘制百官图进呈给皇帝，指点着官员升迁的快慢次序说：「像这样是按部就班的升迁，像那样则是越级的破格提拔。」

噫！必有范公，而后可以用资。

——唉！一定要有范仲淹这样的人，然后才可以只按资历用人。

寇忠愍议擢指挥使吏，以例籍进公曰：用一牙官，尚须检例，安用我辈？

——寇准（谥忠愍）议论提拔某指挥使属吏时，主管官员按照惯例查册呈报，寇公说：任用一个牙官尚且要查检旧例，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

噫！必有寇公而后可以用望，否则资望俱失矣。

——唉！一定要有寇准这样的人，然后才可以只凭声望用人，否则资历和声望都会失于其正了。

又久任论曰：官守数易，弊法也。而将相之数易，监司、郡守之数易，其弊为尤甚。

——又《久任论》说：官职频繁更换，是有弊端的做法。而将相频繁更换，监司、郡守频繁更换，其弊端尤其严重。

祖宗朝，赵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简之相亦十年。

——祖宗朝时，赵普（赵中令）为相共十一年，王旦（王文正）为相共十二年，向敏中（向文简）为相也有十年。

皇佑用相，远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亟用亟罢，何剡已切议之。

——到皇祐年间用相，任期长的五到七年，短的二三年，而频繁任用又频繁罢免，何剡已经对此深切议论过了。

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之则勿疑，疑则勿任。

——实在是因为掌管国家大政的宰相之职，不能与一般百官有司相比，既已任用就不该怀疑，若有怀疑就不该任用。

祖宗朝，郭进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汉超守关南凡十七年，董遵晦之守通远凡十四年，其余或九年，或十年，或十余年，盖不可悉数。

——祖宗朝时，郭进镇守西山共二十年，李汉超镇守关南共十七年，董遵诲镇守通远共十四年，其余的人有的九年，有的十年，有的十几年，多得数不过来。

夫阃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专任之也，久则可以责其成效。

——统兵在外的重任，是古人所看重的，一旦委任，就应当专任不疑，任职长久了才可以要求他做出成效。

擢之未几而迁之随至，虽有颇牧，何所用之？

——如果刚提拔不久调令就随之而来，即使有廉颇、李牧那样的人才，又能有什么用武之地呢？

祖宗朝，宋博转运使河东凡十一年，宋珰之知秦州凡六年，蒋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任宰相，在庐者或七年不迁而知沧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发运使未数日，而又迁谏议，则吴申力言之。

——祖宗朝时，宋博任河东转运使共十一年，宋珰掌管秦州共六年，蒋元振掌管白州共七八年，在蜀地任职的有的甚至连任三届相当于宰相之职，在庐州任职的有的七年不调动，后来才改任沧州，可有的官员不到半年就更换三次任命，刚授任发运使没几天，又调任谏议大夫，这种情况吴申曾极力谏言反对过。

夫亲民之职，不可屡易。监司一易，则扰一路；郡守一易，则扰一州；令宰一易，则扰一县。

——直接治理百姓的官职，不可以屡屡更换。监司一更换，就搅扰一路；郡守一更换，就搅扰一州；县令一更换，就搅扰一县。

送故迎新，劳扰万状，五日京兆，奸者侮之，虽百龚黄，何所容其技耶？

——送旧迎新，各种劳扰纷至沓来，若如"五日京兆"般任期短促，奸猾之徒便会轻慢欺侮他，即使有上百个龚遂、黄霸那样的良吏，又哪里能施展他们的才能呢？

祖宗朝，“曰相，曰将，曰监司，曰守令”，无一不久其职者，正为是也。

——祖宗朝时，"无论宰相、将帅、监司还是郡守县令"，没有一个不长期任职的，正是为了这个道理。

不宁惟是，张质之在枢密五十年，王贻永为枢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马为氏，不过是也。

——不仅如此，张质在枢密院任职五十年，王贻永任枢密十五年，古代那种以"司马"为姓氏、世代掌兵之家，也不过如此罢了。

陈恕之在司十二年，李士士衡之任筦计二十年，古之以仓库为氏，不过是也。

——陈恕掌管财政部门十二年，李士衡执掌财计二十年，古代那种以"仓库"为姓氏、世代掌财之家，也不过如此罢了。

赵师民、杨安国之在经筵，或十余年，或二十七年，所以养君德者多矣。

——赵师民、杨安国在经筵讲学，有的十几年，有的二十七年，用来涵养君主德行的时间是很长的。

司马光、刘温叟之在台谏，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

——司马光、刘温叟在御史台谏官任上，有的五年，有的十二年，用来匡正君主心志的时间是很久的。

张师德九年在西掖，章德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出纳王命者当矣。

——张师德在中书省任职九年，章得象在翰林院任职十二年，用来发布和传达君王政令的时间是恰当合适的。

虽然，亦视其才德如何。宋琪自外郎岁中三迁为真相，何敏中自外郎岁中三迁为真相，向敏中自外郎百余日正西府，可以速则速，又不容以久任之法拘之。

——虽然如此，也要看其才德如何而定。宋琪从员外郎起一年之内三次升迁而做了真宰相，向敏中从员外郎起一年之内三次升迁而做了真宰相，向敏中从员外郎起一百多天就正式掌管枢密院，能够快速升迁的就应当快速，这时又不能被久任之法所拘束。

孙洙论资格曰：三代而下选举之法，纷纷其始，然一切皆失者，其国家资格之制乎？

——孙洙论资格制度说：三代以后选拔任用人才的方法，最初纷繁多样，但完全失当的，恐怕就是国家的资格制度吧？

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

——如今贤才埋没在下层，是资格制度阻碍了他们；官吏荒废职事，是资格制度牵制了他们；士人少廉寡耻，是因为他们在资格上争夺；百姓困于苛政暴吏，是因为按资格晋升的人太多。

万事之所以抏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

——万事之所以败坏，百官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败崩溃而无法挽救，都是资格制度的过失所致。

惟天之生大贤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将使之辅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独乐其身，将以振生民之穷者也。

——上天生出大贤大德之人，并非要独自厚待此人，而是要让他辅佐治理百姓；一个人拥有大才大智，也并非要独自享乐一身，而是要用来救济百姓的困穷。

今小人累日而取贵仕，君子侧身而困卑位，贤者戴不肖于上，而愚者役智者于下，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故曰贤材之伏于下，资格阂之也。

——如今小人靠熬资历而获得显贵的官职，君子却屈身困守卑微的职位，贤德之人反被不肖之人压在上头，愚笨之人反而役使聪明之人于下位，授爵不考察德行，给禄不授予才能之人，所以说贤才埋没在下层，是资格制度阻碍了他们。

才足以堪其任，小拘岁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称其位，增累考级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实，故曰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

——才能足以胜任其职的人，却被年限稍加拘束而受阻；能力不足以匹配其位的人，反倒靠累积考核年资而得到升迁。所得到的并非国家所应求的人才，所求的人才又并非所任用的人，授职不衡量才能，考核功绩不追求实际，所以说官吏荒废职事，是资格制度牵制了他们。

今夫计岁阀而争年劳者，日夜相斗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级，则摄衣而群争愬矣。其甚者，或怀黄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义去市贾者，亡几耳，故曰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

——如今那些计较资历、争夺年劳的人，日夜相争不休；主管官员一旦破格提升一人、错排一级，就会有人提起衣襟成群结队去争辩申诉。严重的，甚至有人怀揣皇帝的敕命文书直接摆在丞相面前争辩。他们的品行操守与市井商贩相去无几了，所以说士人少廉寡耻，是因为他们在资格上争夺。

来而暴一邑，既岁满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赃败至死不黜，虎吏劘牙而食于民；贤者郁死于岩穴，而赤子不得养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资格之人众也。

——一个官员来到一地就暴虐一县百姓，任期满了，又调走去残害一州百姓。不是因为贪赃败露到死都不会被罢黜，如虎狼般的酷吏磨牙吮血、蚕食百姓；贤能之人郁郁不得志、隐没山林而死，百姓的孩子却不能奉养自己的父母，所以说百姓困于苛政暴吏，是因为按资格晋升的人太多。

夫资格之法，起于后魏崔亮，而复行之于唐之裴光廷，是二子者，其当世固已罪之，不待后人之讥矣。

——资格制度，起始于后魏的崔亮，又在唐代由裴光庭重新推行，这两个人，在当时就已经被人指责，用不着后人再来讥评了。

然而行之前世，不过数十年耳，后得称职者矫而更之，故其患不大。

——然而这种制度在前代实行，不过几十年罢了，后来遇到称职的人便加以矫正改革，所以其祸患不算大。

今资格之弊，流漫根结，踵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来者不知矫，故曰万事抏弊，百吏废弛，法制颓烂决溃而不之救也。

——如今资格制度的弊端，蔓延盘结，相沿成为常法，而且将世世代代遵行下去。过去的人不知道它的错误，后来的人也不知道去矫正，所以说万事败坏，百官废弛，法制颓败崩溃而无法挽救。

虽然，不无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愚惷而废滞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于天下国家焉，则大失也，大害也。

——虽然如此，这制度也不是没有一点小利、一点方便。得利的，是那些愚昧无能、办事迟滞的人；得方便的，是那些年老昏庸的人。但对于天下国家来说，则是大过失、大祸害。

然而提选部者，亦以是法为简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复铨叙人物而综。核功实，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

——然而掌管选官的部门，也认为这个办法简便而容易遵行，于是对众多品级的官员不再详细考核人物才能而综合评定，也不核实功绩实情，只要一名小吏在前，查对簿册、按名呼唤便授予官职了。

坐庙堂者，亦以是法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职，列籍按氏，差第日月，沓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贤材去愈远，可为太息也。

——坐镇朝堂的人，也认为这个办法简要而容易施行。大官要职，只按名册排列姓名，依照年月次序排定，一批批便都升上去了。上下相互蒙混，而贤才距离任用越来越远，实在令人叹息。

为今之急，诚宜大蠲弊法，简拔异能，爵以功为先后，用以才为序次。无以积勤累劳者为高叙，无以深资久考者为优。

——当今急务，实在应当大力革除这种弊法，选拔特出的人才，授爵以功劳定先后，用人以才能排次序。不要把长期勤劳积累资历的人排在高位，也不要把资历深、考核久的人视为优先。

选智愚以别，善否陈前，而万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尝闻也。

——挑选人才时把智愚区分清楚，把好坏摆在面前分辨清楚，这样做了却仍然万事治理不好、各项功业不兴盛的，我这愚昧之人还从未听说过。

林駉曰：「有文学，有武学，养之于未用之先也。有文选，有武选，用之于既养之后也。」然则科举之法，既有文学矣，乌可不设武举乎？

——林駉说：「有文学之教，有武学之教，这是在任用之前先加以培养。有文举选拔，有武举选拔，这是在培养之后加以任用。」既然如此，那么科举之法既然已经设有文科，又怎么可以不设武举呢？

译宋朝制科有六种，而武事方面的科目占了两种。又在外另设武举，用来招纳有方略、武勇之才的人。这大约是在天圣七年的事。实行了二十年后废止，废止十五年后又恢复。所以起初以策论来决定去留，以弓马来判定高下，这是宝元年间的制度。先考大义，再考时务、边防策，又另外考弓马，这是熙宁年间的制度。用这种方法选拔人才，那么所得的人才应当不在唐朝郭子仪之下。但也有人说：「弓马不过是粗浅的才能，策论也没有实际用处。」苏老泉（苏洵）的议论认为，不如有方略、有谋略的人可用。而武举出身的人，不过是开硬弓、驾快马、混迹于士卒行伍之中，稍微有点廉耻之心的人，怎么肯去做？富文忠公（富弼）的议论认为，武举出身的人不如威果、武略科的人堪当将帅之任。这些说法固然都对，但是也应当看看嘉佑年间大臣们的奏议啊。如今朝廷中稍微有些名声的人，大多是从武举出身的。这些被选拔出来的人，难道能说他们对国家无益吗？像富弼、苏洵所说的，不过是说来应试的人太多太杂，选拔时又不加甄别，所以豪杰之士不屑于去参加罢了。如果拿这一点来非议武举制度，明理的人会认为这是不识大体。李日华说：「宋朝每三年一次郊祀，官员无论大小都可以荫封子孙。这些人各自按考核转迁，必定按荫补的等级授官。又实行荫典，凡是有官身出身的人，其子孙、弟侄乃至外甥、外县的亲属，都可以荫封，只有女婿不在其列。两制大臣一生中如果有过濒死的疾病，遇到医生救活的，也可以推恩，同样准许由本官奏请荫封。这是多么泛滥啊？」

　　△金

金世宗大定初年，每季选人到吏部，借口是要检阅旧档案，称为检卷。有的人被拖延滞留到下一季还不能离去。高衎三次在吏部任职，深知这种弊病，等他被任命为尚书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把铨选事务整顿好，选人因此方便了许多。十九年九月，命令各道提刑按察司举荐廉洁能干的人，加等升迁叙用。监察御史魏初说：“旧制规定，常参官、各州刺史上任三个月要举荐一人自代，何况监察风纪的职位与一般官员不同，请从今以后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年各举荐一人自代，如所荐之人不称职也不应受罚。这样不仅可以砥砺士风、激励节操，也可以为国家网罗人才。”

章宗明昌初年，有上密封奏疏的人请求让各乡以“八行”推荐给礼部，并设立制举宏词科，此事下达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户部尚书邓俨等人认为：“成周时代乡举里选的办法，最终是无法恢复的。设立科目选拔人才，各随其时代而定。所谓八行，是已灭亡的宋朝取《周礼》中的孝、友、睦、婣、任、恤六行，再加上中、和，合为八行。凡是人的品行，没有比孝廉更重要的了，如今已经有了举荐孝廉的办法。至于百姓中有才能德行的人，就命县官举荐。犯有十恶奸盗之罪的人，不得应试，这也是六德六行遗留下来的用意。至于制举宏词科，本是天子用来对待非同寻常人才的科目。如果设立这一科，不限于进士和一般选人都可以参加，考试合格的人，就提拔到台阁任职，这样人人自会努力上进了。”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于是设立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材、达于从政等科目，允许内外文武六品以下、没有公私过错的官员，由内外五品以上官员推荐给所属官府，皇帝下诏考试他们。如果是隐居乡野、德行为乡里所信服的士人，则由府州推荐。

明昌三年，平章政事完颜守贞说：“经童科，并非古代的制度。自唐朝以来由各道呈表推荐，有的取五人，有的取十人。近代宋仁宗认为这没有什么益处，便废除了它。本朝皇统年间，曾一次取及五十人，因此就形成了惯例。天德年间有时废止，如今又恢复设立，录取动辄以百人计，恐怕日积月累，人数太多，铨选安排不过来，请求酌量限制录取人数。”皇帝说：“如果所背诵的都能达到合格标准，又该怎么办呢？”守贞说：“看他年幼时的最优表现，以及背诵没有讹误的人，加以精选，那么人数也不会太多。”皇帝又问参知政事胥持国，他回答说：“所背诵的是否通顺，很容易看出来，怎能容许滥取呢？”皇帝说：“限定在三十或四十人，如果一百人都能

译通过，也可以再从中选取精良的。”胥持国说：“这一科本来就是资助教化的一种办法。幼年学习经文，长大后玩味其中义理，让他们去处理政务，人才就由此产生了。如果是考中的人，再让他们兼修进士的举业，那么他们所记诵的东西都能派上用场。臣认为可以不让他们立刻进入仕途，一定要修习进士举业以后才授予官职。如果能考中进士，就与进士一样任用。如果是由府里推荐或参加会试，看他们参加的次数，优待提高等级。凡是几次应举都未能被推荐的人，就按本科出身授官，这样似乎可以既激励人又能得到人才了。”当时又特别赏赐棣州孝子刘瑜、锦州孝子刘庆佑绢帛粮粟，表彰他们的门第乡里，并免除他们本身的赋役。皇帝因此问宰臣：“历来孝义之人，曾经被任用为官的有多少？”完颜守贞举世宗时的刘政为例回答，并且说这类人大多质朴淳厚，却不太懂得处理事务。皇帝说：“难道一定都是这样吗？孝义之人平素的品行已经具备，只要稍微可用，就应当任用他们。以后即使有希图侥幸、弄虚作假的人，但假装孝义，也总不失为向善之举。要检查核对以前所申报的人中有可以任用的，都要详细上报。”八月，有关部门上奏说宁海州文登县的王震有孝行，因他曾经攻习进士举业，于是一并考试他的文章，特赐他同进士出身，并授予教职中的一等职任。十一月，尚书省上奏说益都府举荐了王枢，事奉双亲极为孝顺，又博学善书，特赐他同进士出身，附在王泽榜后。

宣宗贞佑四年三月，监察御史完颜素兰说：「臣近来奉命考察地方官吏中廉洁能干的，打算加以调用；如果是懦弱不公的，就罢免他们，一并上报朝廷，另行商议调派安置。臣私下想，那些懦弱不公的人，即使命令罢免，也不过是用等待补缺的人来接替他们，那接替的人能不能胜任，又是未知数，或许反而不如前任。这样只是空有选拔贤能的名义，却没有得到人才的实效。古语说：『县令用非其人，百姓就要遭殃。』如今如果后来的官员更加恶劣，那祸患就更加深重了，这难道是朝廷体恤百姓的本意吗？地方长官，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请命令随朝七品以上、外路六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能够胜任州县长官的人，并且明确记下举荐官员的姓名，日后考察被荐之人是否称职，一并确定赏罚，这样或许还可行。」于是下诏命令随朝七品以上、外路六品以上官员，每两年举荐一名县令。当时御史中丞李英又说：「自从用兵以来，各种政务都松弛了，关键在于激浊扬清、奖励提拔人才罢了。近来改定了四善十七最的考核办法，只成了一纸空文。大定年间，多次派遣使者分道考察官员的廉洁与才能，当时号称是得到了人才。希望改掉以前徒具虚文的做法，遵循大定年间已经证明有效的办法，这样人人都会自我勉励，为国家所用了。」皇帝依从了。

兴定二年，赐经义进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皇帝对宰臣说：「历来殿试进士，太阳偏西以后就把人打发出去，恐怕文思迟缓的人不能充分发挥才华，命令让他们等到傍晚。」等到看了王彪的应试文章，喜爱他的辞藻，赞叹了很久。到了兴定五年三月，尚书省考试经义进士，主考官在正常的录取名额之外，又多录取了乔松等十多人。有关部门上奏请求驳回罢黜这些人，皇帝因为天旱伤了和气，不予批准。据李世弼《金登科记序》大略记载：「金朝天会改元时，才开始设立科举，有词赋科，有经义科，有同进士科，有同三传科，有同学究科，共五等。词赋科起初从经、传、子、史中出题，后来又命令每年更换一部经书，也允许从注解中出题，以诗、书、易、礼、春秋的顺序依次轮换，这是沿袭辽朝的旧制。天眷三年，在析津府考试；天德三年，才开始由皇帝亲自在两京主持考试。贞元二年，迁都到燕京，从此以后只在析津府考试。正隆二年，用五经三史的正文出题；明昌二年，改为从五经、子、史中出题，同时也考本传，这是词赋科的大致情形。经义科最初在真定府考试，所录取的名单号称“七十二贤榜”，后来又到蔚州、析津考试，命令轮流考易、书、诗、礼、春秋，专攻一经出题，这大概是沿袭宋朝的旧制。天德三年，废止了这一科，这是经义科的大致情

译形。」

天眷三年，命令在大河以南另开考场，称为南选。贞元三年，迁都以后，就合并南北举人在燕京统一考试。正隆二年，命令每两年开一次科举，确定固定的日期，不再另行择日。府试起初分六路，其后分为九路，后来又分为十路，这是考试日期和路分的规定。天德二年，下诏规定举人要经过乡试、府试、省试、御试四场考试才能中第。明昌三年，废除了御试，只经过三场考试即中第。府试是五人取一，依照大定年间的旧例，录取人数不超过五百人。后来因为应举的人渐渐增多，会试改为四人取一，录取人数常常不少于八九百人。御试的录取则由皇帝旨意决定，这是考场设置和录取人数的规定。天眷三年，在析津府广阳门西边的一座寺庙放榜唱名。迁都以后，改在宣阳门唱名，后来成为定例，这是唱名的规定。明昌初年，凡是应举五次而至最后一场考试的人，可以直接参加御试，未考中的另外列为恩榜，赐同进士出身。会试第一名（会元）如果御试未考中，也在榜末安排名次；府试第一名（府元）如果被黜落，允许下次应举时直接赴部考试。又，贞佑三年规定，凡到最后一场考试而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即依恩例授官，这是恩例的规定。大定三年，孟宗献连中四元（乡试、府试、会试、御试第一），特别授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名授儒林郎，其余都授从仕郎，此后不再作为惯例。明昌年间，因为及第的人数较多，第一甲录取五六人，状元授正十一品官，第二名授正九品官，其余都授正三品以下的小官，这是授官的规定。进士第一名授丞、簿、军防判等职，第二名授县令，这是除授官职的规定。

《五朝文献通考》说：金朝进士的制度特别受重视，但各种史书记载中对于殿试的事情大多缺略而不记载。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以及《学典》只记载了李世弼的一篇序文，而其内容与《金史》颇有出入，不知道哪个才是正确的。而特赐进士出身、姓名可以考见的人物有：天德以前，苏保衡因宗衡的推荐，被赐进士出身。天德年间，曹望之以户部郎中身份被特赐进士及第。世宗朝有完颜匡，以太孙侍读的身份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仍被赐及第。章宗朝则有胡光谦、游总、孔端甫、魏汝翼、刘震亨、崔秉仁、翟驹、齐文乙、孙可久、陈信仁、董戣、李天祺、康晋侯、时琦、刘挚、升傅、砺赵、挚田、扈方、张介然、李贞固等人，都因为学行而被举荐。胡光谦、孔端甫、魏汝翼、张介然被赐进士及第，其余的都被赐同进士出身。宣宗兴定五年，康琚以林州行元帅府经历官的身份请求参加殿试，被赐进士及第。哀宗天兴二年，王辅以下十六人都因为到了最后一场考试而被赐进士出身。海陵王时，孙梅因为是贵妃唐古鼎格家的家奴而被赐进士及第，这就实在是太滥了。

　　钦定续通典卷二十一

●钦定续通典卷二十二选举六

　　杂议论下

　　○杂议论下

　　元

　　明

　　△元

元世祖时，廉希宪在中书省任职，曾经说：“国家自从开创以来，凡是归附纳土以及在开国之初就受命的大臣，都命令他们世代镇守，到现在将近六十年了。他们的子孙都把治下的百姓视为奴仆一般，把都邑的官吏都当作自己的差役僮仆使唤，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现象，应该加以改革。”于是让人考核政绩、决定升降，才开始商议实行官员迁转的办法。左丞相侍御鄂尔根萨里曾经劝谏皇帝说：“治理天下必须运用儒家学术，应该招纳山林中有道德学问的人才，以备任用。”于是派遣使者到各地寻访贤才，设立集贤馆接待他们，就任命鄂尔根萨里为集贤馆学士。凡是应诏而来的士人，命令馆内供给饮食用度，饮食、帷帐、车马、服饰都极为丰盛。即使不合皇帝心意的人，也要请示加以赏赐后送回。有一个担任宣徽使的官员，想暗中败坏这件事，故意把馆内供给的饮食陈列得极为丰盛铺张。皇帝经过时问起这件事，他回答说：“这只是一名士人一天的供给罢了。”皇帝生气地说：“你想让我看了以后削减这些供给吗？用这十倍的待遇来招待天下的士人，还恐怕他们不肯来，何况要削减，谁还肯来呢？”

东平的平民赵天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