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三

译停在路边，五个男子穿着丧服跟随。吕元膺说："远葬则奢侈，近葬则省俭，这里面有蹊跷。"命令搜查棺材，里面全是兵器，那几人说："想要谋划渡江抢劫货物，假装出丧让摆渡的人不起疑心而已。"追查审讯，抓获了同党几十人，已经聚集在对岸，一并抓捕交付法办。

五代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滑州掌书记孟升隐瞒母丧不报，大理寺判处流刑。皇帝敕令说："孟升身为读书人，担任幕僚之职，本应精通谋划以辅佐纲纪，却全然忽视自身修养，只贪图荣华俸禄，隐瞒母亲丧事而不举丧。身为人子，怎能容忍这种行为？亵渎败坏了时代风气，损害了纲常教化。五刑之中这是重罪，十恶之中难以宽恕，应当赐他自尽。"观察使、观察判官、录事参军因失于纠察，各自受到相应的处罚。

四年，蔡州西平县令李商因百姓告他处事不公，大理寺判处只需赎铜，以官职抵罪。敕旨说："李商所犯罪行都记载在案卷之中，大理寺定罪也备引了法律条文，然而事情有尚未查明之处，情理也有尚未穷尽之处。古人立法，本意是爱惜人命。自从丧乱以来，人多寡廉鲜耻。朕一统天下以来，想要革除以前的弊病，每当用刑之时，唯恐有所滥用。李商不致力于养护百姓，专门谋求自身利益，起初听闻有人告他处事不公之事尚未判决，那告状人的首领又被他夺去了有主的田庄，还鞭打了他家的人。国家颁发给州县官印，只是用来处理公文，他却把官印带到乡下，向百姓索取财物。根据这些行径，怎么能算是称职的官员？如今王饶所告发李商的事都已招认属实，应当剥夺他历任的官职，重打一顿杖刑后处死。原先告状的王饶等四人一并宣布释放，仍令当地长官遍示所属官员。"

长兴二年，国子勒停官张崇远受贿代人补官，法寺判定他罪名，认为他是无俸禄之人，减死一等。又援引四月二十六日的恩赦，应当予以释放。皇帝询问后得知张崇远本官长期没有钱粮俸禄，但如今按春冬按月发放粮食，于是下诏说："节省俸禄任用贤能，立法惩治罪恶，如果有违犯的，必须依法惩处。张崇远虽是流外官职授官，在监中任职，虽然官俸上不请领俸禄，但职务上却按粮食标准领取补贴。赃罪已经彰显，死刑难以宽贷，应当重打一顿杖刑处死。"泽州沁水县令李照，与主簿乐钧二人互相斗殴，等到追究到本州时二人竟不肯交出官牌印信。大理寺、刑部判罪，依照法律应当判徒刑并处以罚铜，并且援引今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恩宥敕旨。同僚官员互相斗殴，依法应当判徒刑。大理寺详细陈述法律条文，认为应当从宽处理，但李照、乐钧身为地方长官，竟做出屠夫商贩般的举动，既互相辱骂又互相斗殴，从白天闹到夜晚，还加上抗拒，让持符者扣留县印，完全违背了官员应有的体统，严重败坏了纲纪。如果说恰好发生在敕令颁布之前，应当适用赦免的期限，那怎么能纵容这些凶悍之辈，去亲近抚恤我那些疲惫的百姓？免于刑罚已经是从宽处理了，恢复职位实在是不恰当的。李照、乐钧等人应当一并革职停官，四年内不得担任官职。获嘉县令卢嵩，因为百姓关延韬不服从责问，喧闹忤逆，卢嵩命令随从人员把他拖拽出去，致使其死亡。大理寺判处依法应流配天德。敕旨说："卢嵩轻率地治理县邑，仓促间迁怒于人，不肯宽恕以行使刑罚，于是很快就导致人死亡。推究情理则本非故意杀人，依照法律则应当处以极刑。但探究他的根由，是因为公事所致，罪行虽然很重，但情理上稍有可疑之处。如果严惩恐怕会导致百姓骄纵，如果轻恕又恐怕会滋长官吏的残酷。应当永远流放边远之地，特别宽贷他的性命，姑且用以告慰死者的亡魂，也可以用来警戒为官者的暴虐。"卢嵩应当发配蔚州长期流放，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在放归之列。"

宋

宋太祖开宝五年，峡州上奏说：百姓范义超、周显得二人，因为私人怨恨杀害了同乡常古真一家十二口人。常古真的小儿子留留，侥幸逃脱得免于难。到这时长大成人，抓获了范义超，向官府申诉。有关

译部门援引大赦条例认为应当宽宥。皇帝说："哪有杀了人家一家十二口而可以用大赦来宽宥的道理？"当即下令斩首。太宗太平兴国九年，凤翔司理杨酀、许州司理张睿，都因拷打平民及逃亡的士卒致死而获罪。大理寺认定杨酀等人属于公罪，刑部覆核后认为应属私罪。皇帝下诏说："大理寺认为杨酀等人本非出于私心，应当按公罪过失来议定刑罚。刑部认为他们擅自施行拷打，应当以私罪定刑。虽然两方所执意见不同，但也都算不上不恰当。国家正要重视爱惜人命，敬慎恤刑，怎能忍心让无辜的人死在酷吏手中？应当依照刑部的意见，把这作为定例。"张咏担任崇阳县知县，一天有小吏从库房中出来，张咏看见他鬓角旁边的头巾下有一枚铜钱。追问之下，正是库房里的钱。张咏命令杖打他。小吏怒气冲冲地说："一文钱有什么值得说的，竟然要杖打我吗？你能杖打我，却不能斩了我。"张咏提笔判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于是亲自拔剑走下台阶斩了他的头，并向上级申报自劾。后来张咏担任益州知州，有个僧人行迹不明，有关部门抓住他禀报张咏。张咏在文牒上判道："查勘杀人贼。"随后审问，果然是一个平民，他与僧人在野外同行，杀了僧人夺取他的度牒和衣服，于是自己剃发假扮为僧人。属下问他怎么知道的，张咏说："我看见他头顶上还留有系头巾的痕迹。"民间讹传有个白头翁在午后吃人家的男女孩童，郡县里议论纷纷，到了傍晚路上就没有行人了。张咏对属下说："你们回到县里去，只需查访街市店铺中给乡里造成祸患的人，那种人必定大肆宣扬这件事，就立即取证把他抓来。"第二天果然抓到了那个人，原来是他编造了这个谣言，把他在街市上处死，百姓这才安定下来。李顺的党羽中有人因杀了耕牛躲避罪责而逃亡藏匿，张咏答应让他自首，扣押他母亲十天他不出来，就放了他母亲。又扣押他的妻子，一夜之间那人就来了。张咏判决道："扣押他母亲十天，扣留他妻子一夜，倚门盼望之情为何这样疏淡，结发夫妻之情为何如此深厚？"此人从前是恶党，如今又逃亡，答应让他自首却仍然观望，就在街市上把他斩了。于是自首的人接连不断地来了。

真宗咸平二年，张咏以工部侍郎出任杭州知州。有人与姐夫争讼家产，姐夫说岳父病重时，儿子才三岁，让女婿主管家产，留下遗书说日后分家产时，把十分之三给儿子，十分之七给女婿，希望能依约执行。张咏说："你岳父是个聪明人。"当时因为儿子年幼，所以把家产托付给你，不然的话儿子就死在你手里了。"命令把十分之七分给儿子，其余十分之三给女婿，两人都哭泣着道谢而去。韩亿担任洋州知州，有个富家人李甲，兄长去世后，逼迫嫂子改嫁，又诬陷侄子不是自己家的孩子，从而并吞了他们的家产。嫂子提起诉讼，历经十几年，官吏受贿而不能昭雪。韩亿查阅旧案卷，发现唯独不曾用乳医来验证，于是暗中招来乳医验证，判决下来众人都心服口服。张齐贤再度拜相时，皇亲国戚中有人因分家财产不均，互相争讼，已经进宫在皇帝面前自我申辩，先后经过十几次判决仍不服。张齐贤请求自己来处理此事，皇帝答应了。他召来打官司的人说："如果不是因为对方分得多了，你难道会分得少吗？"两人都说是这样。命令他们写下认罪的文书，于是召来两名小吏迅速前往两家，让甲家搬入乙家的房舍，乙家搬入甲家的房舍，财产都按原样摆放不动，先前分产的文书作为交易凭证，打官司的人这才停止了争讼。

仁宗至和年间，王畴担任开封判官，宦官李允良怀疑有人下毒害死了他的叔父，申诉请求开棺验尸，王畴独自说道："如果验尸没有实据，这就是无缘无故让死者暴尸，怎知不是李允良自己有奸情？"随后深入追查，果然李允良招供了，原来他与叔叔家有怨仇，所以才假意申诉。梁适担任审刑院详议官，梓州有个妖人依靠邪神诅咒害死了人，案卷已经拟定为不算杀伤论处，

译梁适说："用刀杀人，或许还可以抵挡，可是诅咒又怎么能抵挡呢？"最终以死罪论处。张逸担任益州知州，华阳县的驺长杀了人，诬陷路旁的行人，县吏受贿，案卷已经定案，于是让被诬陷的杀人犯去看守囚犯。张逸说："囚犯脸上有冤屈之色，看守的人神色心虚不正，怎么能让看守的人去看守杀人犯呢？"囚犯这才敢开口说话，而看守的人果然招供了，当即把他处死。赵抃担任武安军节度推官，有人伪造官印，官吏认为应当判死罪，赵抃说："伪造是在大赦之前，使用是在大赦之后，赦令颁布之前没有使用，赦令颁布之后没有伪造，依法都不应判死罪。"于是以疑案论处，最终得以免死。神宗元丰年间，青州百姓王赟的父亲被人打死，王赟当时年幼不能报仇，等到成年后刺杀了仇人，砍断他的四肢和头，祭奠父亲的坟墓，然后自首认罪应当判斩刑，皇帝认为他杀仇人祭父亲，又主动自首认罪，情有可悯，下诏赦免死罪，改为刺配到邻州（宋代法律对复仇没有明文规定，此前仁宗时，单州百姓刘玉的父亲被王德打死，王德遇到大赦，刘玉私自杀了王德为父报仇，皇帝认为他有情义，判处杖刑并编管）。宣州百姓叶元有个同居的哥哥与他的妻子通奸，叶元把妻子勒死了，又杀了哥哥的儿子，强迫他父亲和嫂子订立契约不许告状，邻里揭发了这件事，州里为他上奏一次请求宽恕。皇帝说："罪人已经死了，通奸乱伦的事，只是叶元一人所说，不足以定罪。百姓无知，本应当哀怜宽恕，但是因为对妻子的爱恋，既欺骗了他的父亲，又杀了他的哥哥，残害了他的侄子，违背伦理败坏纲常，应当以殴打兄长致死论处。"程颢担任鄠县主簿，有个百姓向他哥哥借了房子居住，挖地时发现藏着的钱，哥哥的儿子起诉说："这是我父亲所藏的钱。"县令难以判定证据，程颢说："这很容易辨明。"他问哥哥的儿子说："你父亲所藏的钱有多少年了？"回答说："四十年了。"又问："你叔叔借这房子居住了多久？"回答说："二十年了。"程颢立即派差役取来十千文近来铸造的钱给他们看，对借房子住的人说："如今官府所铸的钱不到五六年就流通到全国各地了，这些钱都是在你还没借住之前铸造的，这是为什么呢？"那人不敢再争辩了。

光宗绍熙初年，陆九渊掌管刑门，有军民申诉有人杀了他的儿子，陆九渊说："不至于是这样。"等到追查究竟，他的儿子果然安然无恙。有人申诉被人偷窃财物却不知道是谁干的，陆九渊说出两个人的姓名，派人把他们抓来，一审讯就服罪了，全部找回了被偷的东西，归还给申诉的人，并且宽恕了他们的罪行，让他们改过自新。他还告诉小吏说某地某人是个恶人，第二天果然有人申诉遭到抢劫，正是那个人干的，于是加以追捕惩治。小吏大为惊讶。宁宗朝，黄干担任安丰军通判，淮西帅司行文让黄干审理和州的一桩案子，这案子本来就因为疑点未决。黄干解除了囚犯的枷锁，给他饮食，委婉细致地审问，仍然一无所获。一天夜里他梦见井中有人，第二天叫来囚犯诘问道："你杀了人把尸体丢进井里，我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欺骗我？"囚犯于是惊惧地服罪了，果然在一口废井中找到了尸体。

辽

辽景宗保宁三年，吴王被自己的家奴告发，有关部门请求审讯，皇帝说："朕知道这是诬告，如果按此审问，恐怕其他人也会效仿。"命令把那奴仆斩首示众。圣宗统和年间，有个叫达巴噶的人，偷窃蓟州王令谦家的财物，还亲手用刀砍伤了主人，主人侥幸没有死，有关部门只拟定判处杖刑。又有个叫讷默库的，犯下偷盗罪十三次，都因为情理不可宽恕，被下令处以弃市之刑。近侍瑠格谔斯库曾经……

译跟随齐王的妻子逃跑，因遇到大赦，后来又在千秋节自首，皇帝下诏命令近侍护卫都聚集起来观看，将其处以腰斩。从此国内没有心存侥幸的人，官吏大多恪尽职守，人们都不敢轻易犯法。

　　△金

译金太宗时期，赵元同代理蓟州事务。有强盗在路上杀人，官吏们围观，不知该怎么办，路过的行人、耕田的农夫聚集观看的很多。赵元忽然指着田中放下农具走来的人说："这就是凶手。"呵斥左右将他捆绑，一审讯就伏罪了。同僚问他缘故，赵元说："偶然从他的眉眼间看出来的罢了。"熙宗天眷年间，洪洞县令刘徽柔，明察善断。县里有个叫杨远的人到县衙递状纸，说夜里下雨房屋倒塌压死了他的侄子，哭诉得非常哀切。刘徽柔仔细看了他一番，笑着说："你是贪图侄子的财产才杀了他，却诬赖是雨造成的吗？"呵斥着把他交付监狱，那人立刻伏罪说："大人真是明察秋毫！"不敢拖延受死，于是依法治罪。世宗大定初年，彰国军节度使大怀贞，曾因私人忌日请僧人吃饭，其中一个僧人举止异常。怀贞问他："你是哪里人？"答："山西人。"又问："曾经做强盗杀过人吗？"答："没有。"过后三天审讯盗贼，果然牵连到这个僧人，都证实了怀贞的明断。大定二年，率宾军士珠勒呼等人诬告完颜默音的儿子色克给他父亲寄信谋反，并把信呈上。皇帝看后说："这是诬告。"只审讯告发的人，果然招供伏罪，于是处死了他。大定二十三年，尚书省上奏说益都百姓范德，七十六岁，被刘佑殴打致死，依法应当处死。因刘佑亲人年老无人侍奉，请求宽宥。皇帝说："范德与刘佑的父母年纪相仿，就应当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他，竟然把他殴打致死，难以从轻减罪，应当依法论处。"

△元

元太宗三年，燕南诸路廉访使博啰哈雅担任断事官。有个百姓失手打死人，官吏依重法论罪。他的儿子哭泣请求代父受死，博啰哈雅告诫官吏让人到集市上去抓捕他，若他害怕就杀掉他。抓捕时他果然不惧怕，博啰哈雅便说："失手打死人，情有可原；儿子能如此孝义，没有该杀的理由。"于是把父子二人都释放了，让他们拿出银钱资助安葬死者，并且叫来死者家属开导他们。那家人高兴地听从了。世祖至元十四年，张雄飞担任荆湖北道宣慰使，有人告发常德富民十几家和德山寺的僧人将要作乱，众人商议要出兵讨伐。张雄飞说："告发的人一定是他们的仇家，况且是新归附的百姓，应当用安抚镇定的办法，不能贸然动兵。如果有什么差错，我来承担责任。"于是停止了出兵。慢慢查访，果然如他所说。至元二十二年，抄没河东按察使阿哈玛特家产，他的奴仆张伞札尔等人罪该处死，就谎称阿哈玛特家中财产大多藏匿转移，于是牵连追查、逮捕拘押，连累了无辜的人，京城为之骚动。皇帝颇为怀疑，命丞相安图召集六部正副长官前去询问此事。吏部尚书布呼密说："这个奴仆是阿哈玛特的心腹爪牙，处死也是罪有余辜。他说这些话，不过是想苟延残喘，侥幸不死罢了。怎能再受他的欺骗，嫁祸给善良的人呢？赶紧处死这个人，那么怨言诽谤自然平息。"丞相把这些话上奏，皇帝醒悟，命布呼密审讯此案，查清了全部实情。张伞札尔等人伏法被诛，被牵连逮捕拘押的人全部释放。

成宗大德年间，宗室两兄弟一同镇守边疆，哥哥暗中有异志，弟弟劝谏不听，就骑马奔驰离去。哥哥派奴仆带弓箭去追赶，弟弟射箭杀死了这个奴仆。哥哥告状，把弟弟关进监狱，应判死刑。刑部尚书王约审查囚犯案卷说："哥哥的奴仆就是弟弟的奴仆，何况杀他是有原因的。"立刻释放了弟弟。京城百姓王氏在江南做官时去世，留下一个遗腹子，由王氏的女儿抚养他，长到十六岁便告发姐姐私藏了他一些财产。官府急切地责问姐姐，王约看了案卷说："没有父亲的孩子把他抚养成人，而且没有断绝王氏的香火，姐姐的恩情很大，如果真是贪图他的财产，难道会抚养他到今天吗？"于是推翻了之前的判决，斥退了这个弟弟。又有百姓柴氏起初没有儿子，收养张氏的儿子作为后嗣，后来自己生了儿子，张氏的儿子便出

译家做了和尚。柴氏的亲生儿子后来又去世了，这个僧人就来争夺家产。皇帝下诏让王约审理，王约质问他说："你出家后已经继承了你师父的衣钵，又怎么能得到柴家的产业呢？"僧人无言以对，于是把家产判归柴氏所立的后嗣。仁宗时，虞盘担任湘乡州判官，有个巫师妄称神灵降临，告诉人们说："某个方向要起火，果然就起火了。"又说："明天某个方向要起火。"百姓来报告失火的，虞盘不分昼夜赶去救火，寝食都荒废了。县里的长官以下的官员都到巫师家中迎接他，厚礼相待。巫师又说："将有大水，而且兵祸将至州城，各家都赶快举家逃亡。"虞盘抓到一个纵火的兵卒，审讯他，全部查清了巫师同党的所作所为。恰逢负责捕盗的官署把巫师抓来审讯，没有敢对他动刑的。虞盘对差役说："这人将要酿成大乱，哪里有什么神灵？赶紧治他的罪。"于是抓获了他的党羽几十人，这些人内外勾结，果然将要发动叛乱，便将巫师连同他的党羽全部依法处置。有个案子送到丹徒县，百姓有兄弟二人，是他们杀死了姐姐，案子长久未能判决。浙西廉访使让乌程县令干文傅审理，查清案情后，他们的母亲请求宽恕两个儿子的性命以便终养自己。干文傅认为二人所承担的罪责有轻重，应按首犯从犯论处，那么主谋应当判罪，官府采纳了他的意见。

△明

明太祖洪武元年，有百姓的父亲因被人诬告而被逮捕，他的儿子到刑部申诉，司法官员以越级诉讼判他有罪，皇帝说："儿子为父亲的冤枉申诉，出于至情，不可治罪。"【有儿子犯法，父亲行贿求免的，诏令论罪相类似，详见谳篇】

洪武五年，杨卓担任广东行省员外郎。有农家妇女独自在山中行走，遇到伐木的士卒，想要强暴她，妇女不从，被杀。官府拷问一同服役的士卒二十人，都招认了罪行。杨卓说："士卒人数众多，一定善恶有别，不能都判罪。"秋天，把二十人排列在庭院中，仔细端详了很久，指着两人说："杀人的，是你们。"两名士卒大惊，伏罪。

洪武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上奏说："百姓殴打孕妇致死的，依律应处绞刑，他的儿子请求代死。"大理卿邹俊建议说："儿子代替父亲去死，情理上值得怜悯，但被害的孕妇牵涉两条人命，犯人应当承受两条命抵偿的罪责。与其保全犯法的人，不如保全无辜的孩子？"皇帝下诏采纳邹俊的意见。当时有人告发有人谋反，审问后查明不实，刑部说应当对告发者治罪。皇帝就此询问，裕伯回答说："元朝时这样的情况，罪责只是杖刑一百，这是为了开辟告发的渠道。"皇帝说："奸邪之徒不受惩处，善良的人被诬陷的就多了。从今以后告发谋反不实的要治罪。"成祖时，叶宗人担任钱塘县令，曾经处理政务。有蛇爬上台阶，好像有所诉求。叶宗人说："你有冤情吗？我为你伸理。"蛇随即离去，叶宗人派差役跟踪它，蛇进入一家饼铺，在炉灶下面挖开，发现了一具僵尸。原来是店主杀人后埋在这里的，于是店主伏法。

宣宗朝，顾佐担任右都御史，御史台的纲纪严明。有人告发他不处理申冤诉讼，皇帝说："这一定是重罪犯人指使的。"命令司法官员会审，果然是千户官藏清杀害了三个无罪的人，应当处死，就指使人诬告顾佐。皇帝说："不诛杀藏清，那么顾佐执法就无法推行。"于是将藏清在市集处以磔刑。

宪宗成化年间，华亭县有个百姓的母亲改嫁，又生了一个儿子。母亲去世后，两个儿子争着安葬她，诉诸官府。知县判决说："她生前改嫁，终究没有留恋前子之心；死后归葬祖坟，难以再见前夫之面。命后子收葬。"

穆宗隆庆年间，张滈担任永康县令，有大盗卢十八抢劫官库钱财十几年未被捕获。御史把此案交给张淳办理，张淳限定三个月内一定捕获盗贼并请求限期。御史每月下达数十道公文催促，等到公文屡次下达，张淳表面上笑着说："盗贼逃匿已久，从哪里去抓捕？"就搁置

译不办。有个差役的妻子与卢十八私通已久，这个差役也颇为卢十八充当耳目，听到张淳的话就告诉了卢十八，卢十八心中放松了警惕。张淳于是让别的差役假称告发这个差役欠债，把他关进监狱，暗中召见这个差役，以私通盗贼犯死罪来责问他，又教他请求让妻子代为入狱，自己出去筹措钱财来偿还。卢十八听说后急忙前去探望，妻子趁他醉酒时将他擒获。等到向御史报告时，才过去两个月而已。过了很久，张淳因治理政绩第一被召赴京，离开永康，刚上车，回头对属下说："某个盗贼已经归来，离这里几里路，可以为我把他捆来。"按他所说的去追踪，那盗贼正在河边洗脚，抓来后，盗贼服罪。永康人对这件事感到惊异，说是有神灵告诉张淳。张淳说："这个盗贼追捕紧了就会逃跑，如今听说我要离开才回来罢了。"用道理推断，哪里有什么神灵呢？神宗时，右副都御史王世贞巡抚郧阳，有个奸诈的僧人假冒乐平王的次子，奉着高皇帝御容和金牌到各地游历。王世贞说："宗室藩王不得擅自出城，而此人竟如此张扬招摇，一定是假冒的。"将他逮捕审讯，果然招认伏罪。

△考讯附【唐、五代、宋、辽、金、元、明】

　　唐

　　五代

　　宋

　　辽

　　金

　　元

　　明

　　唐

唐代宗大历四年下诏说："听闻州县官员近来大多恣意使用粗杖，不依照法令规定，导致囚犯死亡，实在令人哀伤。已经多次下达处置意见，仍然听闻有违反的情况。今后如果不是确实凶恶为害的，不得随意施加不合理的刑罚。主管部门要严加纠察，随时上报。"【德宗贞元六年南郊祭祀、顺宗即位的诏书及宪宗元和二年、穆宗长庆四年的诏书都与此相同。按《古文渊鉴》记载此诏共两次颁布，一次是宝应元年，一次是大历四年。《册府元龟》记载为大历四年大赦时颁布，常衮文集的记载也相同。考察肃宗在位仅七年，如今按诏文说"我承担三灵的重托，居于群臣之上，日夜警惕如临深渊，不敢有丝毫懈怠。对内访求乡里士人，对外咨询四方大臣，每日忙碌不暇，至今已八年"。代宗于宝应元年即位，中间经历广德二年、永泰一年，加上大历四年，正好符合八年之数，应当以后一种说法为准】

德宗建中三年敕令：各类被贬谪流放的人及降职官员如果身亡，都允许亲属收殓安葬。但制造蛊毒罪、被强制迁移乡里的人，不在此列。

宪宗元和四年下诏：从此以后京城各衙门凡是判决死刑犯人的，如果不是奉正式敕令，一律不得执行处决。如果案情凶险，必须迅速处决，并且是有特别敕令处置的，应当再进行一次复奏。又下敕令：刑部、大理寺判决案件囚犯，过分拖延，这是助长奸邪侥幸之风。今后大理寺审查判决不得超过二十天，刑部复审不得超过十天。如果刑部复审有不同意见，大理寺重新审理不得超过十五天，尚书省复核不得超过七天。如果需要行文外地州府核查案情或在京城内进行核实调查的，当天就要行文通知。行文送达后开始计算天数，被查核的部门回复不得超过五天。仍旧命令刑部记录发出公文和回复公文的日期，将公文和回复行文都司和分察使，各自依照敕令的规定进行督察查访。

穆宗长庆元年，因御史中丞牛僧孺进言，制定了判决案件的期限规定。大案，大理寺限三十五天详细审断完毕，呈报刑部；限三十天上奏皇帝。中等案件各减五天，小案各减十天。一个案子中涉案十人以上、判罪二十件以上的算大案；涉案六人以上、判罪十件以上的算中案；涉案五人以下、判罪十件以下的算小案。如果所犯罪状与判决的刑名相同的，即使涉案人数很多，也按照一人的先例处理。违反规定的按不同情况治罪。敬宗即位，制令各州府县官吏凡是施行鞭打刑罚，本来罪不至死，却假借贼情严重之名，导致致人死亡的。宣令御史台以及外派的郎官、御史等切实加以察访，详细记录事情原委上奏。文宗太和四年，下诏从今以后凡是特别决断的囚犯不经复奏

译的，有关部门也必须按照旧例进行复奏。太和八年敕令天下州府凡是犯轻罪的人，除了情节恶劣、依法难以宽恕的以外，其他因过失犯罪以及一般公事违法的，都应当按照贞观四年四月十七日制令的规定处置，不得鞭打背部【太宗的制令详见杜佑原书】开成四年敕令，御史台、京兆府判决囚犯，要派御史监督执行，临时提审囚犯，如果不喊冤，才准许执行。河南府也按此办理。各州凡是有死囚，仍要委派长官另派官员监督执行。

　　五代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敕令：现关押的囚犯，根据罪行轻重，限十天内判决完毕上奏。同光三年，大理寺上奏判决死刑，请求不必等到秋分。诏令说：用刑于秋分执行，虽然是出于恻隐之心，但罪犯多有牵连，反而担心拖延过久。如果十人当中，只有一人应当处死，怎么可以因为轻罪而连累重罪，将人长期关押呢？考虑到哀矜之意，又难以完全废除秋后处决的制度。其他各司的囚犯，罪行不论轻重，都应交由本司依据罪行详细判断，区别处置。【详见刑制篇】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上奏：凡是判决极刑，应当三次复奏。近年来完全不遵守这个规定，有的人本可以蒙受赦免宽宥，却已经被处死。请求敕令在京城犯极刑的，命令在判决之前、判决之日各复奏一次。有凶恶叛逆触犯军令的，也允许只复奏一次。皇帝准奏。

晋少帝开运三年，左拾遗窦俨上奏说："近来外地大多滥用残酷的刑罚，不遵守既定的法令。有的用长钉贯穿人的手足，有的用短刀切割人的皮肉。以至于连续几朝都有半生半死的人，冤屈之声上达朝廷，损伤了和气。请求严加禁止。"皇帝下敕：应当依从。

　　宋

宋太祖建隆三年下诏：强盗持有兵器但没有伤人的，只按赃物数额论罪；抓获盗贼但案情没有查验明白的，不得随意拷打审讯。凡是应当审讯的，先要详细禀告长官得到批准，才能审讯。有关官员擅自拷打囚犯的，以私罪论处。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下诏：从今以后关押的囚犯，如果证据确凿而顽固不认罪，需要拷讯的，要集合官员共同审问，不能让胥吏代为拷问判决。又重新制定三个期限的制度：大案四十天，中案二十天，小案十天。不需另行逮捕、容易判决的案子，不得超过三天。需要证据取证而延误的，要上奏说明。违反期限的按官员延误公务的律法论处。又限定大理寺审理判决天下案件：大案二十五天，中案、小案参照各州县的期限。审刑院详细复核：大案、中案比照大理寺的期限减少十天，小案减五天【仁宗天圣年间制定制度：凡是呈报的案卷，大理寺详细判断：大案限期三十天，中案、小案如同旧制。凡不能在期限内判决完毕的，称为急按。凡是集中判决急按的，法官与参与议决的人都要登记姓名，如有失误就要追究责任。哲宗时户部、大理寺制定制度：凡是判案，每二十缗以上的算大案，十缗以上的算中案，不到十缗的算小案。大案限十二天，中案九天，小案四天。如果是在京城及八路：大案十天，中案五天，小案三天。台察及刑部举劾的约法状，都是十天。三省枢密院再度转送的，各减一半。有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五天。凡是公案的期限：大案三十五天，中案二十五天，小案十天。在京城及八路：大案三十天，中案是一半，小案是三分之一。台察及刑部都是三十天，每十天中用七天判断，三天商议。徽宗政和四年设立会集讯问审录的期限：死囚五天，流刑三天，杖笞一天。孝宗淳熙年间下诏：判处徒刑以上的罪犯入狱满三个月的，提刑司分类上报刑部，建立名册设立期限来督促。此后又下诏：中书省建立囚禁案卷登记册，由大臣检查察阅来考察刑事案件延误情况。理宗端平元年下诏：各地上报的案件，凡是没有判决的以及已经判决还没有下达执行的，在都司、刑部、大理寺各委派官员设立期限催促督查，凡是需要转送的地方，严格设立期限，每

译月上报御史台。】按宋代用刑宽厚，而从哲宗以前，严格设立期限，考核纠察拖延的情况，也颇能体现明察审慎、不使案件积压的用意。南渡以后，法度逐渐松弛，以至于有十几年不判决的案件，虽然屡次下诏督促，有关官员却敷衍拖延。执行不力，也逐渐失去了祖宗的本意了】

至道三年，命令各州判决死刑，如果有人喊冤不服或亲属称冤的，要详细禀告长官，再转交其他官署重新审理。真宗景德四年，销毁各地官署非法审讯囚犯的刑具。徽宗政和七年，下诏制定制度：品官犯罪，三次审问不认罪，才奏请追捕拘押；如果情节严重却隐瞒抵赖的，才允许上枷讯问。如今有关部门废弃这条法令而不遵循，用刑轻重与对待普通百姓审讯没有区别，将会使人产生轻视爵位官禄之心，应当重申以往的条令。又下诏：宗室子弟犯罪，有关部门按照惯例奏请，不等三次审问未招认，就加以拷问，剥去衣服受杖刑，损伤肌肤伤及身体，这不是敦厚亲情之道。从今以后有犯罪的，除了涉及情节严重的另外处置外，其余的只以众人的证词作为定案依据，仍要取得认罪的口供，不得随意施加拷打。如果罪行到了徒刑以上，才允许依照条令进行审问，凡是应当在朝廷公开审讯的，都要送交大宗正司。

重和元年，河北西路提点刑狱虞奕上奏说："州县暴虐的官吏，动不动就借用棍杖作为溜筒（刑具），用铁钳夹住脖颈，用竹管填实沙子后穿插肉体，极不合理地施以酷刑。"皇帝下诏一律禁止，违反的按违反制度论罪。

高宗建炎年间，大理寺卿王衣上奏请求区分认罪和辩解。此前有关官员犯有过失，交给大理寺弹劾。到了三次审问取得认罪状时，被弹劾的人心中畏惧，不敢申辩。王衣说："认罪与辩解，是两回事。如果一概要求认罪，这是用威势逼迫，不让人为自己申辩，这不是立法的本意。"请求三次审问还没有认罪的允许申辩，皇帝采纳了。制定法令要求各处监狱的刑具，由主管官员依照规定检验校正。枷具用干木制成，长短轻重都要在上面刻明标记。笞杖不得留有节疤，也不得钉附装饰物或涂加筋胶之类。都要用官方发给的火印作标记。州县监狱，不得随意制造非法的刑具，违反的按律治罪。绍兴十二年，御史台检查钱塘、仁和两县的监狱刑具。钱塘的大杖，超重五钱半。仁和的枷具，有一副超重一斤，有一副轻了半斤【枷杖轻重的规定，详见《刑制篇》】皇帝下诏对该县官员各降一级官职。

孝宗时，臣僚上奏说笞杖的制度，轻重大小，法令都有明确规定。凡是审讯囚犯应当使用荆条，一次不得超过三十下，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下，这是立法本意。如今州县不用荆条，而用藤条，或者用两根荆条合成一根鞭子，鞭打腿脚以至三五百下，刑罚残酷冤滥，希望告诫有关官员，严格重申执行。凡是地方官及主管刑狱的官员，都要依法使用规定的杖具【详见刑制篇】。又说，百姓的性命没有比死刑更重的，会审的做法是官员们聚集在一堂，依照案卷逐句宣读，不得隐瞒，让囚犯自己陈述实情，来核对案卷内容。按立法的本意，本不止于只是宣读现成的案卷罢了，应当仔细考核"让囚犯自己陈述实情，核对案卷"这句话的含义。如今狱吏怕费力去平反案情，摘录纸张匆匆诵读，割裂文意，含糊其辞，故意读得让人听不懂，草草了事，叫囚犯签字画押他也茫然不知就被带走，指日就要行刑，实在是太轻视人命了。请求敕令内外官署在会审时，委派长官详细核查【详见刑制篇】。又说，按律凡是审理案件，都必须依照被告发的罪状来审理，如果审理者在原有罪状之外又另外寻求其他罪名的，就以故意入人罪论处。近来朝廷内外的案件，常常在原罪状之外牵连追究其他事，请求申明禁止此风，皇帝下诏都予采纳。当时两广的州府官员畏惧上级审察部门检查复核送来案件的辛劳，很多重案囚犯死在狱中，皇帝下诏提刑司详细复核案件，如果案情细节不完备

译的，不必再追究逮捕，由狱吏责成本州详细查实并作出说明，遇到有人死亡的，一定要追查死因。

理宗淳祐十一年，下诏告诫两淮都统司统兵的将领，不许轻易使用脊杖，以免伤害人命。景定四年，下诏刑部通知各路提刑司所辖州县，不许残酷用刑，并且销毁一切非法的刑具，违反的严加惩处。

　　辽

辽国旧制拷问审讯的刑具，有粗杖、细杖以及鞭烙之法。粗杖的数目是二十下，细杖的数目从三十到六十不等。鞭烙的数目：烙三十下的要配鞭三百下，烙五十下的要配鞭五百下。被告在各种案件中应当认罪却不肯认罪的，就用这种方法审讯。圣宗统和十二年，改变死囚尸体陈列街市三天的规定，改为一夜之后就可以收殓埋葬。当时耶律隆运担任北府宰相，上奏说各地审理案件的官吏大多因为受人请托而曲意从宽处理，或者胡乱用刑拷打，请求加以禁止。皇帝采纳了。

　　金

金国旧制，杖刑罪至一百的，臀部和背部要分别承受。海陵王时因为脊背靠近心腹要害，予以禁止，即使是主人惩处奴婢，也按违反制度论处【大定九年恢复旧制，不久又废止】。世宗大定十七年，对宰相说："近来听说大理寺判决案件，即使没有疑点，也要经过十天半月，这是为什么？"参知政事伊喇道说："按照法律，判决死囚不得超过七天，徒刑五天，杖刑三天。"皇帝说："法律有明确期限，却总是违反它，这是官吏懈怠拖延的缘故。"下诏从今以后不得再拖延滞留。章宗承安四年，铸造铜制杖具的标准式样，颁行天下。泰和元年，又因尚书省上奏杖具规格太轻太细，下诏酌情使用较大的杖具【详见刑制篇】。皇帝又担心枷杖大多不合规定，平章政事守贞说："枷杖的尺寸有制度规定，提刑官每两个月巡察一次，一定不敢违反法令。"当初命令各处死囚以及被除名定罪的地方，凡是委派的官员距离二百里以外，以及所判徒刑以下、牵连追究达到二十人以上的，都要就地审理判决。刑部员外郎完颜纲说："自从这个规定施行以来，如上京这样最近的地方，往返也不下两三千里，如果是北京留守司，那么就要经历数月，更加导致拖延，很不方便。"皇帝下诏恢复旧制，委派官员前去追捕审理。

　　元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禁止宋代遗留的鞭打后背、刺面等非法滥用的刑罚。至元二十八年，颁行新的法令规定制度。规定：凡蒙古人做官犯法，论罪已经确定，必须选派蒙古官员来判决。执行杖刑也是如此。凡是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人犯有奸盗、诈伪罪的，由大宗正府审理。凡是有司事务涉及蒙古军人的，与掌管军队的官员约定会同审问。凡是统兵军官、鄂啰官以及盐运司、打捕鹰坊、军匠等各投下管辖的各类人员，凡是犯了强盗、窃盗、伪造宝钞、拐卖人口、盗掘坟墓、放火、犯奸以及各种死罪的，都交由有司审理。至于斗殴、诉讼、婚姻、田产、良贱、钱债、财产、宗族继承之事以及因赋税差役不公而自相告发的，由本管部门审理。如果事情涉及民户的，交由有司约定会同审理，并由有司负责逮捕。约定三次而不到场的，有司可以就便自行审理判决。诸州县相邻境内军民相关的诉讼，原告在哪里告状就由被告所在官府就近判决，不在约定会审之列。判决不合理的，允许向上级官府申诉。追究罪责将牵连原判决的官吏。凡是僧人、道士、儒生之间有争讼，有司不要过问，只让三教各自的主管部门共同审问。哈达大师只让掌管教务、诵念经文。回回人凡是有刑事案件、户婚、钱粮方面的诉讼，一并由有司审理。凡是僧人只要犯有奸盗诈伪、致人死伤及各种重罪的，由有司审理。他们自相争讼告状的，由各寺院住持及本管头目审理。至于僧俗之间因田产发生争执的，与有司约定会同审理。约定而不到场的，有司可以就便审理。凡是有司非法用刑的，从重治罪。已经处死的人，还要割其肉体带走的，予以禁止。

译违反的加重治罪。凡是审理案件不能持心公正、态度平和，用诚意感化、用情理打动、用道理推究，却动辄施加大披挂以及王侍郎绳索和法外残酷刑罚的，一律禁止。凡是审问罪囚，除了朝廷委派审理的大案外，不得在深夜提审。廉访司要负责查察。凡是判决重案囚犯，即使是叛逆重罪，也必须先经过复审核查，然后才在市曹处斩。凡是京城内外的囚禁案件，由各路正官及监察御史、廉访司按时审查复核。案情轻的判决遣放，案情重的了结定案。如有冤屈遗漏的就纠正查察。凡是蒙古正身之人，除犯死罪要监禁外，依照常法有司不得拷打，仍要每日供给饮食。犯真正的奸盗罪的，解下束带佩囊后单独关押。其余轻重罪犯，用道理对质核查。有司不得拘押他们。逃跑的要重新监禁。凡是审理囚犯的官员刚愎自用，擅自将蒙古人刺字的，杖打七十七下，除名，已经刺字的，要去除刺字。凡是盗窃案件，都由有司审理，各投下擅自处置的，予以治罪。凡是上奏判决天下囚犯，遇到皇帝生气的时候，不要马上奏报。皇帝想要诛杀某人，也一定要延迟一两天再复奏。凡是有司因公按理判决惩罚，恰巧导致人死亡的，不追究罪责。凡是官员因小事乘怒而不采纳供词就断案处决人，恰巧致人死亡，又诱使苦主焚烧掩埋尸体的，笞打五十七下，解除官职，另行记过。凡是审理案件时因私怨迁怒，剥去衣服鞭打后背的，予以禁止。凡是审问囚犯重大案件，需要加以拷讯的，长官、副职及僚属要共同商议立案，然后才能施行，违反的加重治罪。凡是有司接到被盗案件报案，就把可疑的人错误定罪致死，事后却抓到真正的盗贼的，原审官员笞打五十七下，解除职务，一年后降原职一等叙用。首领官及承办的吏员各笞打五十七下，罢免不再叙用。均摊征收丧葬费给苦主。凡是有司受贿而放纵真正的盗贼，诬陷判决无罪的人，非法拷讯，牵连逮捕其妻子儿女，含冤入狱，案情还未查明，本人已经死去的，正官杖打一百下，七年内不得叙用。副职官员打八十七下，降二等叙用担任杂职，仍要均摊征收丧葬费。凡是监临官员挟私仇违法，冤枉判决所监临的官员的，治罪且不得叙用。凡是有司故意重判或轻判他人罪行，尚未执行判决而囚犯自己死亡的，按所定罪行减一等论处。如果是完全捏造罪名，按全罪论处。如果尚未执行就释放，仍按减等论处。凡是故意重判或轻判罪行本应全部治罪的，也是如此处理。凡是因失误而重判他人罪行的，减三等；因失误而轻判他人罪行的，减五等；尚未执行判决而释放的，再减一等，都要记过。凡是因失误使死罪之人轻判的，笞打五十七下，解除职务，一年后降原品级一等叙用，记过。正犯之人追捕拘禁结案，关于盗贼的条文规定：凡是杖刑以下的案件，由府州追查审理明白后，就可以判决执行。徒刑案件由总管府判决发配，仍要呈报上级部门查核验证。流刑以上的案件，必须行文廉访司官员复核确认没有冤情，才能结案，依例等待批复。如果同案中还有未捕获的同伙、案情尚未完全查清的，只要经过复审已经确定，赃物证据确凿明白，在法理上没有可疑之处，也允许按照上述办法归案结案。

　　明

明朝制度中执法官员审理囚犯都有既定的法规。派人提审办案，必须携带精细核实的批文。京城以外的官员五品以上的犯罪，必须上奏请示皇帝旨意，不得擅自提审定罪。属于八议对象的官员，要密封上奏。军官犯罪，都督府请示皇帝旨意。各衙门事务涉及军官以及呈报告发军官不法行为的，都要秘密如实密封奏报，不得擅自提审。民间的诉讼案件，如果不是经通政司转呈到刑部的，刑部不得受理。凡是京城内外主管刑罚的官员，只有死罪及重大盗窃案犯才可用拷讯，其余的只用鞭打这类常规刑罚。酷吏擅自使用夹棍、脑箍、烙铁以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等刑具，或者用灌鼻钉指的方法，用直径一寸不去除竹节的懒杆，或者鞭打脊背、脚踝，造成伤害以上后果的，都要上奏定罪直至充军。凡是判决处决囚犯，每年朝审完毕后，司法官员将死刑案件请示皇帝旨意，刑科三次复奏，

译得到旨意后执行刑罚。京城以外的要上奏快速核准的名单，在冬至前会同审理判决。京城每年处决囚犯后，将各囚犯的罪状图示张贴在锦衣卫的外墙上，让人观看以警示。停止行刑的月份，从立春以后到春分以前。停止行刑的日子，是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共十天。太祖洪武三年，命令臣民凡是犯罪依法应当处死的，要三次复核五次奏报，不得随意执行死刑。判决决断罪囚，自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命令主事厅会同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共同处理，到洪武二十九年，改为一并派遣锦衣卫官员处理。此后只由主事会同御史，将笞杖罪犯在打断厅判决完毕，附在案卷上呈报皇帝旨意后，第二天回报执行情况。

成祖永乐元年制定制度，各省死囚超过一百人的，派御史前往审理判决。永乐十七年，命令京城以外各衙门的死罪案犯都送到京师审理复核，经过三次复奏之后才能执行死刑。

英宗正统元年，命令重案囚犯三次复奏完毕后，仍要请领驾帖，交给锦衣卫的监刑官带领校尉，到司法官署提取囚犯押赴刑场。又制定：临刑前如果囚犯有申诉冤情的，可以直接击登闻鼓，给事中记录状纸密封呈进，同时派人骑马飞驰到刑场传令，暂停行刑。礼部尚书胡濙等人商议，评事尹弼所说的，刑部、都察院在审理案件时，大多不详细审问，只是逼迫犯人按原来的口供认罪，请求革除这个弊端，这样蒙冤的人才能充分申诉实情。皇帝认可他们的意见，于是告诫司法官员，囚犯不服判决要申辩的，如果敢压制迫使他们只按原来的口供认罪的，一定严惩不赦。

正统六年评事马豫上奏说："臣奉旨审理刑案，私下看到各地凡是抓获的强盗，大多是因为仇人指认攀扯，经过拷打逼供而定案，不等详细上报，被冤枉致死伤的人很多。今后应当不要听信随意攀指，如果确实有赃物证据，御史、按察司会同审理，才允许上报处决。如果没有经过审查复核就有人被冤打致死的，不得按惯例给予升赏。"

宪宗成化十一年制定制度，凡是盗贼案件赃物证据尚未确凿、人命死伤情况尚未经勘验，就动用重刑致人死于狱中的，要审查有无故意或过失，一经查明属实，不论军民职官都按滥用酷刑的先例革职为民。这一年，山西巡抚何乔新弹劾拖延案件审理，佥事尚敬、刘源就此进言，凡是两司（布政司、按察司）不判决的诉讼案件，超过半年以上的都应当上奏请求提审。皇帝下诏将这个意见通行全国。当时六品以下的官员有罪，巡按御史动辄让府一级官员提审，陕西巡抚项忠说这不符合祖制，很不合乎法律本意，上奏请求今后应当上报朝廷，命令御史、按察司提审才是正确的做法，于是交付部议，采纳了他的意见。

孝宗弘治三年，重申凡是依律应当立即处决、不必等到秋后的重犯，审问明白后，曾经经过大理寺详细核准，奏请皇帝批准处决的，各相关部门以及负责的科室应当立即复奏，会同官员执行处决，不必等到秋后再关押。弘治十三年，规定每年选派审理决断重案囚犯的官员，都在霜降后到规定期限内回京复命。弘治十八年，南京刑部上奏三名不必等到秋后处决的案犯，大理寺已经审核批准并下达执行，法司议定说在京城的重犯中如有不必等秋后处决的，审核批准上奏至……

译刑科三次上奏复核，有的蒙皇恩仍旧监禁候审，南京没有覆奏的成例，请等到秋后审理完毕再一并奏请裁决，如有罪大恶极难以按常例处理的，再另行奏请处决，定为法令，皇帝下诏准许。旧例狱中囚犯已审录应当判决的，限三日办结，应当押解发配的限十日办结，超过期限的按日数计算笞刑，因拖延而致死的判处徒刑。嘉靖六年，给事中周琅上言：近来狱吏苛刻严酷，不论罪行轻重，动辄加以关押拘禁，案子没有新旧之分，动辄拖延经年累月,奸猾的官吏凶悍的差役，往往倚仗牢狱做买卖，请求重申旧有的律法。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详见杂议篇】。七年定议，重罪囚犯若家属申冤，可在行刑前一日击鼓鸣冤，次日午前呈报，过午即行刑，不再覆奏。

译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四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十四，刑八。

决断

决断【唐五代宋辽金元明】

唐

五代

宋

辽

金

元

明

考讯附

△唐

唐代宗时，刑部尚书孙丕扬进言说："关于用刑与会同勘验之事，让御史在逢三、六、九的日子按惯例会同办理，其余日子只与大理寺官员会办，以便迅速判决遣发。徒刑、流刑以上的案件，由刑部、大理寺详细审讯；笞刑、杖刑等轻罪，听凭堂官处分（详见杂议篇）。"皇帝命令按所议施行。

唐德宗时，扬州有富家子弟，父亲死后侍奉继母不恭谨。一天继母过寿，赐给他一杯酒，他把酒泼在地上，地面被烧灼起泡。于是他当众喊叫说："母亲要毒死我。"到州里向刺史杜亚控告，杜亚问："酒是从哪里来的？"回答说："是长媳端来的。"杜亚说："是你妻子端的酒，毒是媳妇下的，为何诬陷母亲？"于是分别审问，果然是儿子和媳妇合谋诬陷继母，两人于是伏法。宪宗元和年间，吕元膺镇守岳阳，外出巡行时看见有丧车停在路边，五名男子穿着丧服跟随。吕元膺说："远葬则丧礼奢侈，近葬则丧礼简省，这里面有蹊跷。"命人搜查棺材，里面全是兵器，那些人说："想趁渡江时抢掠财物，假借送丧使渡江的人不起疑心罢了。"于是弹劾捕拿他们，又查出还有几十名同党已经聚集在对岸，一并擒获交付司法处置。

△五代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滑州掌书记孟升隐瞒母丧不报，大理寺判处流刑。敕令说："孟升身为儒生，任职于幕府，本应出谋划策，辅佐纲纪，却完全昧于操守修养，只贪图荣华俸禄，隐瞒母丧而不举哀。作为人子，怎能容忍这种行为？他污辱了时风，败坏了名教。五刑之中此罪属重，十恶之罪难以宽恕，赐令自尽。"观察使、观察判官、录事参军因失于纠察，各受到处罚。

天成四年，蔡州西平县令李商因百姓控告处事不公，大理寺判处赎铜，以官职抵罪。敕旨说："李商的罪状全在案卷之中，大理寺定罪也备引了律条，然而事情尚有未查明之处，情理也有未尽之处。古人立法，本意在于爱惜人命。自丧乱以来，人们少廉寡耻。朕一旦君临天下，就想革除以前的弊病，每逢用刑，只求不滥施刑罚。李商不致力于抚养百姓，专门谋求自己的私利。当初听说有人告他处事不公之事尚未判决，那告状之人又被夺去了有主的庄田，还遭到本户之人的鞭打。国家发给州县官印，只是为了办理公文之用，他却把官印带到乡下，向百姓索取财物。据此行事，怎能称职为官？如今王饶所告李商之事，都已招认属实，应当剥夺他历任的官职，重打一顿后处死。原告王饶等四人，一并宣布释放，仍命当地长官遍示所属官员。"

后唐长兴二年，国子勒停官张崇远受贿补任官职，大理寺定罪时认为他是无俸禄之人，减死一等。又援引四月二十六日的恩赦，让他从宽释放。皇帝问及张崇远本官长期没有俸钱，如今却有春冬按月发放的口粮，于是下诏说："授予俸禄任用贤能，立法惩治恶行，如有违犯，必须依法惩处。张崇远由流外官员补授职位，在监中任职，虽然他的官职不领俸禄，但他的职务确实领取粮米。赃罪既已彰明，死刑难以宽免，应当重打一顿后处死。"泽州沁水县令李照，与主簿乐钧互相斗殴，等到被追究到本州时又不肯交出官印。大理寺、刑部判罪，按律应处徒刑并罚铜，且该案适用今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恩赦敕旨。同僚互殴，按法应处徒刑。大理寺虽备引律条主张从宽议处，但李照、乐钧等人身居县令、主簿之位，却做出如同屠夫商贩般的行径，既相互辱骂又相互斗殴，从白天闹到晚上，还敢抗拒使者，扣留县印不交，完全有违为官体统，严重损害了朝廷纲纪。若说他们恰好在敕令颁布之前犯案，应当适用赦免的期限，但怎能纵容这等凶恶之辈，去亲近治理我那疲惫的百姓？免除刑罚已是格外宽宏，恢复官职实在不够恰当。李照、乐钧等一并勒令停职，任期定为四年。获嘉县令卢嵩，因户主关延韬不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