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八十二

译论说：“为老师服丧的礼制是，穿吊服、加系麻带，心中守丧三年，这是古代的制度。布襕是世俗的丧服，如今服缌麻以上丧服的人穿这种衣服；生绢做的圆领衣衫，也是世俗的丧服，如今服缌麻丧服的人也穿这种衣服。如果穿现在缌麻丧服的样式，就等同于为父亲服无服的心丧一样重了，这是不对的。疑衰，是古代士人的吊服，它的形制已经失传了。白布深衣，是古代庶人的吊服，它的形制如今还保存着。然而古代的士人，相当于现在的官员；现在的士人，那些没有出仕的，相当于古代的庶人。应当采用古代庶人的服式，而以深衣作为吊服。从前朱子为门人服丧时，用细麻深衣、以布镶边。凡是布都是麻织的，古代用三十升麻织成的布做麻冕，用十五升麻织成的布做深衣。深衣所用的麻布，从司马光、朱熹以来都说要用极细的布，那么深衣用苎麻代替麻已经很久了。它的镶边，孤子（无父者）用素色，这是为父亲服丧期满除服后所穿的服式。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如同丧父而又没有正式丧服一样，就用为父亲除服后的服式作为为孔子服丧而无正式丧服的服式，用素色镶边是可以的。至于帽子，庶人的吊服用素色委貌冠，如今这种形制已经失传了，用白布代替，再在帽子上加素色的绖（丧带）也是可以的。加系的麻绖，是缌麻丧服的绖带，如今用缌麻布做成小一点的也可以。加系的麻带，是缌麻丧服的带子，如今用细苎麻做也可以。所谓疑衰，就是与丧服相似的服式。”

元

元代韩择去世，门人中为他服缌麻丧服的有一百人。

明

明代钱德洪拜王守仁为师，嘉靖丙戌年考中进士，还没参加殿试就回乡了。戊子年北上，途中听说王守仁去世的消息，前往迎接灵柩到广信，并且派人送信给王守仁的父亲，详细陈述自己受到王守仁父子的养育教诲之恩，愿意为老师服丧，王守仁的父亲同意了。钱德洪与同门王畿商议服丧的礼制，钱德洪因为父母尚在，只穿麻衣、系布绖，不敢再加重服制。王畿则请求穿斩衰重服跟随，在墓旁搭建屋舍守丧，三年之后才离去。

△朋友相为服议【宋】

宋代朱熹的《家礼》规定为朋友服缌麻三个月的丧，《朱子语类》说：“为朋友服麻，就是穿吊服再加系麻绖罢了。”王柏《朋友服议》说：“《仪礼·丧服》中有‘朋友麻’三个字，这难道不是为朋友服丧的礼制吗？”按郑玄说：“朋友之间虽然没有血亲关系，但有志同道合的恩情，因此互相为对方服缌麻的绖带。”又说：“士人以缌麻作为丧服，他们的吊服则是疑衰。”疑，是拟似的意思，缌麻丧服所用的布是十五升，疑衰是十四升，也就是白麻深衣，是与吉服相似的服式。缌麻丧服是丧服中最轻的一种，此外就没有别的丧服了，只有吊服，所以用它来比拟。注释说：“吊服加系麻带，为师父和为朋友服丧是相同的，等到下葬之后就除去丧服。”疏解说：“用白布做的深衣，是庶人平常的服装，也是尊卑之人还没有正式成服之前所穿的服装，所以庶人可以把它当作吊服，配以素色的帽子、没有装饰的鞋子。”其吊服图说：“庶人的吊服是素色的委貌冠，白布深衣。”士人为朋友服丧穿吊服加系麻带，所谓加麻，就是加系缌麻的绖带，这就是拟衰。有人说：“深衣是吉服，怎么能作为吊服呢？”我回答说：“注释本来就说是与吉服相似的服式，况且深衣不只是用作吊服，亲人病危时，男女子都要改穿深衣。”注释说：“庶人穿深衣。”又说：“儿子为父亲服斩衰重服，尸体已经小殓之后，穿十五升布做的深衣，把上衣的衣襟掖起来，光脚不穿鞋，双手交叠而哭，这是孝子还没有正式成服时所穿的深衣。”又有人说：“怎么知道深衣可以作为吊服，又可以用麻来镶边呢？”我回答说：“用彩色镶边的叫深衣，用麻镶边的叫麻衣，用素色镶边的叫长衣，用彩色缘边、外面加长的叫中衣，各自都有自己的名称，不能混淆。”如今把深衣当作吊服，乡间也这样施行，只是没有加麻罢了。这种服式，勉斋黄氏（黄榦）考订得最为详细。我在北山何先生（何基）成服那天，穿深衣、加系绖带，帽子上加系丝质的冠武，也就是素色的委貌冠，上面覆盖白色的头巾，看见的人没有不觉得奇怪的。过了几天，通斋叶仲成父来吊唁，我问他：“从前毅

译斋（王柏）去世时，门人穿什么丧服？”他回答说：“当初刚遭遇丧事的时候，朋友们用布襕、幞头加系布带；后来大家一起考订《仪礼》，到下葬的时候才改用深衣加系绖带。”我这才恍然明白，这样做并不违背礼制。

△除心丧议【宋 陈 隋 唐 宋】

南北朝

隋

唐

宋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去世，皇太子为她服心丧三年。按照礼制，服心丧的人是否有禫祭，礼经上没有明文规定，世间也有两种做法并行的情况。皇太子心丧期满时，皇帝下诏让使者广泛商议此事。有关部门上奏说：“丧礼中有禫祭，是因为从大祥到吉服的变化要逐渐进行，不应当立即除服穿上吉服，所以这中间要穿纤缟色的服装。”心丧已经过了十三个月，大祥在十五个月时举行，禫祭变除丧服的礼仪完成后，还剩一年，不应当再举行禫祭。皇帝下令把这作为永久的制度，并下诏表示同意。孝武帝大明二年正月，有关部门上奏说：“已故右光禄大夫王偃去世，按照旧例皇后应为他服期年丧，服心丧三年，应当再服满两周年。到来年二月月末，查考元嘉十九年的旧例，武康公主出嫁后为父服丧，到二十五个月时心丧期满，按礼制脱下丧服换上吉服。从前先帝国丧再周之期，是在孝建二年二月，那个月末各位公主的心丧期满就应当改穿吉服，但当时仍然称为心禫，穿素色衣服到二十七个月才除去。这两件事情做法不同，领曹郎朱膺之议论后详细查考礼文，认为心丧不应当再行禫祭。本朝已经考订验证，定为成制。元嘉末年国家遭遇深重的灾祸，皇上的孝心出自天性，服丧超过了应有的哀痛之情，所以出嫁的公主仍然如同在家未嫁一样服丧，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变通礼制，并非改变旧有的典章。如今皇后到二月月末，应当依照元嘉十九年的旧制，脱去丧服换上吉服。”

陈文帝天嘉元年八月，尚书仪曹请示：这个月月末，皇太后要按照安吉君（陈文帝生母）禫祭除服的仪式办理。沈洙议论说：“至亲之丧本应服期年，但要加重服制，所以服丧两期而断为二十五个月。但是重丧不能立刻除去，所以要用纤缟色的服装来变通；创痛巨大不能马上痊愈，所以用祥祭来称谓。禫，就是淡化的意思，用来逐渐减轻哀伤之情。至于父亲在世而母亲去世，或者出嫁之女为生母服丧，都要降低等级、服期年之丧，期满就除服，不再有衰麻之服。按照情理有相同的道理，可以允许服心丧。心丧既然没有丧杖、绖带可以除去，也就不必再改换黑色的祭服。所以宋元嘉年间定制，心丧以二十五个月为限。如今皇后为安吉君服丧，正处于心丧期间，应当在再周（两年）时除服。”皇帝下诏依从此议。

隋

隋朝的制度，服齐衰以上心丧的人，虽然有夺情起复的情况，仍旧要服满丧期；不参加吊唁，不参加庆贺，不参加宴会【以上内容《杜氏通典》没有记载，如今续行编纂】。

唐

唐朝的制度，父亲在世、母亲去世的，服丧一年就除服，但心中要守孝到三年，这叫心丧；此外，改嫁的母亲、被休弃的母亲、妾出身的母亲、本生的父母，以及父亲已故、祖父在世时为祖母服丧的，都要服心丧二十五个月，并且要解除官职【宋朝的制度相同】。

宋

宋朝吴荣王赵颢为慈圣光献太后服丧，按规定以日易月，丧期应当结束，赵颢说：“我身为孙子，情理上却如此欠缺，这怎么可以呢？”于是请求按照心丧的礼制，等到皇上禫祭除服之后再改穿吉服，皇帝下诏同意。

我们谨按《贺循丧服要记》：凡是降等的丧服，既然已经降等，心丧期限就按照通常的月数计算。刘智认为小功以下的丧服不必延长，也就没有心丧。又有陈朝沈洙的议论，元嘉年间定制，心丧以二十五个月为限。只有王俭的《古今集记》主张服满二十七个月，被王逡所反驳。何佟之的仪注也采用二十五个月的说法，不再有心禫的说法等等。由此可见，心禫可以废除，心丧却不可以废除。宋朝的服制规定，凡是像嫡孙、祖父在世时为祖母服丧、为人后嗣者为其本生父母服丧这一类情况，都允许解除官职、申报服心丧三年。这是沿用前代的制度。从元、明以来这个制度不再施行，虽然不再解除官职，但所谓心丧的实质，本来也未曾被禁止。

△周丧察举议【宋】

宋真

译宗天禧三年正月，参加贡举考试的举人郭稹等人朝见于崇政殿，郭稹带丧参加考试，皇帝命典谒官盘问他，他立即承认了过错，被罚停考三次【当时郭稹等四千三百人朝见于崇政殿，郭稹因为带着缌麻丧服参加考试，被同辈举人告发，皇帝命典谒官盘问他，他承认服罪，交付御史台审问，罚停考三次，同保的人也一并罚款赎罪，罚停考一次】。天禧四年二月，翰林学士承旨晁迥上言说：“按照旧制，服期年丧的人在一百天之内不得参加考试，无论是尊长还是卑幼的丧事，士人都以此为苦，很多人都冒着丧服进京参加同文馆的考试，等到考中之后被人揭发议论，就免不了要获罪，请求从今以后卑幼者所服的期年丧不妨碍参加取解试。”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建议。仁宗天圣七年，兴化军的进士陈可上言说：“我先前与本军进士黄价是同保人，我被推荐送考之后，本军有人说黄价先前赴考时，有位出家为僧的叔父丧服未满，按照惯例我应当被驳回除名。我私下考虑，出家人的服丧制度，礼制和法律都没有明文规定，况且僧人即使犯了大罪也没有连坐亲属的规定，若僧人犯事还俗，敕令规定他不得平均分得父母的田产。而且按照佛门的仪式，僧人见父母时不必下拜，居父母之丧时不必系麻绖，僧人去世后由其佛门弟子为他服丧，对本族亲属并没有丧服的规定，希望下发礼官详细商议，允许我参加考试。”太常礼院上言说：“查阅相关敕文，服期年丧的尊长在丧期内不得参加考试。又按礼制，为叔父服齐衰期年丧，如果叔父出继他人为后，就降等服大功九个月的丧。黄价的叔父既然是出家的僧人，应当比照出继他人的情况，降等服大功丧。”哲宗元佑年间，程颐参与详细审定学制时，认为士子遭遇祖父母丧事时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按朱熹说：“祖父母去世不参加科举考试，法令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士子应当这样做。可知渡江以后，相关的典籍记载已经散失了。”】

△丁忧终制议【元 明】

元

明

元

元朝的制度，各级官员的亲人去世而不奔丧的，降低原有官职两等；没有服满丧期就赴任做官的，降低一等；不为父母服丧的，处罚与不奔丧相同。

明

明朝的制度规定百官听闻丧事后不必等待批复就可以离职。后来京官需要有勘合凭证，在外任职的官员需要有引子起复的手续，还有一定的期限，夺情起复、缩短丧期、隐瞒丧事都有禁令，比以前更加严格。明太祖洪武初年，百官听闻祖父母、伯叔、兄弟的丧事，都可以奔丧前往。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吏部上言：祖父母、伯叔、兄弟都属于服期年丧的亲属，如果都命令他们奔丧守制，有的人可能连续遭遇五六次期年丧事，或者路途有数千里之遥，那么在官任职的时间就会很少，官职更替也会过于频繁，会耽误公务、荒废政事。从今以后，除了父母以及承重的祖父母去世要丁忧之外，其余服期年丧的情况不允许奔丧，只派人前去致祭，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英宗正统十二年，下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的，不允许上奏请求夺情起复。世宗嘉靖四十二年，周王府的南陵王朱睦楧上疏说：文职官员上自九卿，下至各级官吏，都懂得报答父母恩情的道理，实行三年丁忧的制度。如今各王府所选的仪宾，被封为大夫、郎官这样的职位，与文职官员的身份是相同的，为什么父母去世却不实行丁忧的制度呢？这难道是做儿子应有的道义吗？希望下敕命礼部，从今以后，凡是在职的仪宾，如果父母去世，应当按照文职官员的先例，停发一半俸禄，服丧期满之日才允许恢复俸禄。奏疏呈上后交给礼部商议，第二年御史林润等人也提出这个建议，才开始规定仪宾守丧的制度。穆宗隆庆元年，吏部主事郭谏臣请求让衍圣公也服满丧期。在这之前，衍圣公每逢遇到父母丧事，都不实行丁忧，而是立即请求承袭爵位，与武职官员相同。到这时郭谏臣上疏说：鲁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礼义的国家，而孔子又是万世礼义的宗师，如今国家特意世代封他的后人为衍圣公，官阶定为一品，正是因为圣人的后代应当能够遵守礼制，来给天下人做表率。如果不让他的子孙遵守三年丧制，那还怎么要求天下人呢？请求允许衍圣公遵照制

译度丁忧，如同文臣服满丧期后再起复一样，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生员为父母服丧的，不允许参加乡试以及提学官所主持的科试、岁试。举人为父母服丧的，不允许参加会试。监生以及儒士服丧的，也不允许参加考试。景帝景泰五年，御史黄溥请求废除举人、监生按服丧年限延后科考的规定，以扩大科举的名额，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所谓由服，是指二十七个月，是正式丧服期限之外多余的期限】。

△改葬服议【北齐 唐 宋 明】

南北朝

唐

宋

明

南北朝

北齐王元轨的儿子想要改葬祖父及祖母，上表询问不知道该穿什么丧服。邢子才议论说：“按礼制，改葬要服缌麻丧。郑玄注释说：‘臣子为君主，儿子为父亲，妻子为丈夫服丧，只有这三种人是这样。’然而嫡孙、嫡曾孙承担宗庙重任的，改葬曾祖父母、祖父母时，既然都曾服过三年重丧，也都应当服缌麻。礼文并非遗漏了这些内容，只是举其大略罢了。”【《杜氏通典》没有记载，如今续行编纂】

唐

唐代韩愈议论说，经书上说改葬要服缌麻。《春秋谷梁传》也说：改葬的礼制是服缌麻，这是取其最轻的服式而言。这些都是就子女为父母改葬而言，其他亲属改葬都没有丧服，凭什么知道一定是这样呢？经书依次列出五等丧服，从小功以下才有关于改葬礼制的说明，此外再没有轻重的差别。由此可知，经书只记载了关系最亲近者的服式，其他没有丧服的关系就不再记载了。如果主持丧事的人应当服斩衰重服，其余亲属各自服各自应有的丧服，那经书也应当加以说明，不应当只说缌麻。《谷梁传》说取其最轻服式，缅，就是远的意思，是丧服中最轻的一种。因为关系疏远，所以服制轻。江熙说：礼制规定，天子诸侯改葬时要改换服装出葬，是因为与神明交接的场合不能纯用凶服，何况是关系疏远的亲属呢？所以改葬的礼制，其丧服虽然轻，但由此说来，道理也就明白了。卫国司徒文子改葬他的叔父，向子思询问该穿什么丧服。子思说：按礼制，父母改葬要服缌麻，安葬之后就除去丧服，这是不忍心没有丧服就送别至亲。如果不是父母，改葬就没有丧服，没有丧服的就穿吊服再加系麻带。这又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文子又问：丧服已经除去之后才改葬，那么应当穿什么服装？子思说：三年重丧还没有下葬时，丧服都不改变，除服又从何谈起呢？由此可见，改葬与还没有安葬的情况是不同的。古代诸侯五个月而下葬，大夫三个月而下葬，士人过了一个月而下葬，没有特殊缘故是不会超过规定时间还不下葬的。超过规定时间还不下葬，叫做不能安葬，《春秋》对此加以讥讽。如果是有缘故而没有下葬，即使超过三年，孝子的丧服也不改变。这正是孝子用来表达自己哀思的方式，也是先王制定丧期以求恰当的道理所在。虽然礼经上有这样的文字，却没有具体记载遇到这种情况的实例，因为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改葬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山崩水涌毁坏了坟墓而重新安葬，礼制上有所不完备，比如周文王安葬王季，因为大水冲刷侵蚀了坟墓；鲁隐公安葬鲁惠公，因为当时有宋国军队来犯、太子年幼，安葬礼制有所欠缺，这一类都是。丧事的礼制只能逐渐加重、不能逐渐减轻，只能改用较轻的丧服、不能加穿较重的丧服。停放在堂上等待安葬叫做殡，埋葬在野外叫做葬。近代以来，情况与古代不同，有的人在外游历或出仕做官，远在千里之外，有的儿子年幼、妻子年轻不能亲自回乡奔丧，更有甚者被阴阳禁忌所束缚，就地安葬在异乡的土地上。等到后来迁回故乡安葬时，时间长的甚至相隔数十年，时间短的也已超过三年，穿着吉服办理丧事已经很久了。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援引尚未安葬时丧服不改变的先例，反而为改葬加穿重服呢？在丧期之内准备安葬时尚且应当改穿轻服，何况事隔已久，反而要穿纯粹的凶服来改葬呢？如果真的要穿重服，那就是所谓不应当除服却除服了、不应当加重却又加重了。有人说：办丧事与其仪节周备，不如内心真正悲哀。即使穿重服，不也是可以的吗？我说：不对。仪节周备与内心悲哀相比，仪节周备固然不如内心悲哀重要。虽然如此，也不如合乎礼制来得完美

译。节俭与奢侈相比，节俭固然比奢侈容易做到。虽然如此，也不如合乎礼制来得完美。过分与不及都不可取，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有人说：经书上说改葬服缌麻，却没有说明具体的月数，那么应当是三个月后才除服吧。子思回答文子说：安葬之后就除去丧服。如今应当怎么办呢？我说：从启殡到安葬完毕，如果已经过了三个月，就可以除服；如果还没到三个月，就要继续穿到满三个月为止【按：袁孝尼说，服丧没有重复服丧的道理，如果按满月数来算，那就是重复服丧了。魏国崔长仁说，郑玄认为要服满三个月才除去缌麻服的说法是错误的。】。有人问：妻子为丈夫改葬应当怎样服丧呢？我说：如同儿子为父亲一样。有人问：没有吊服加系麻带这种做法吗？我说：如今的吊服就如同古代的吊服一样。

宋

宋朝礼志记载，太祖改葬宣祖安陵，有关部门上言：“按《仪礼》，改葬服缌麻，注释说：‘臣子为君主，儿子为父亲，妻子为丈夫服丧，之所以一定要服缌麻，是因为亲眼看见灵柩不能没有丧服，服缌麻三个月就除去。’现在请皇帝服缌麻，皇亲以及护送灵驾的文武官员也服缌麻，安葬之后就除服。”【朱熹说：改葬服缌麻。郑玄认为要满三个月才除服，王肃认为事情办完就可以除服，两种说法都无法考订清楚，礼制应当从重，依从郑玄的说法是可以的。】

明

《明集礼》记载，改葬那天，内外各亲属都要到场，各自站到相应的位置。主人穿缌麻丧服，其余亲属都穿素服。安葬完毕，举行虞祭结束后，主人以下各人到别的地方，脱去缌麻丧服，换上素服返回。

我们谨按：改葬服缌，缌是就丧服所用的粗布而言，是丧服中较轻的一种，并非一定要服丧三个月。《周礼·司服》记载：“凡是天子为诸侯吊丧要穿缌衰，诸侯以及卿大夫也用缌衰作为吊服”，难道一定要限定为三个月吗？这不过是改葬时看见灵柩暂时穿的丧服，郑玄注释说“三个月才除服”是错误的。韩愈认为安葬事宜办完，恰好正值三个月，作为解释，这也属于牵强附会。戴德说：“制作缌麻丧服，安葬时穿上，安葬后就除去”，这话说得对。

△改葬反虞议【宋 明】

宋

明

宋

宋朝政和年间的礼制规定，凡是要改葬的，都要把改葬的日期报告给官府，经过勘验核实之后才允许改葬【按明代吕坤说，改葬是不得已的事，如果坟墓靠近水边就要迁葬，葬在别人的土地上就要迁葬，一定要修建城郭道路而妨碍坟墓的就要迁葬，先贫贱后富贵而要合葬的就要迁葬，凡是这些情况都是为了亲人考虑，如果不是这些情况就不应当改葬】。将要改葬时，先在墓地上根据地势的情况张设白布帷幕，面朝南开门。到了改葬那天，内外各亲属都到墓地，各自到相应的临时住所。主人以下以及妻妾、女子都穿缌麻丧服，本宗周亲以下的亲属穿素服。男子在墓的东侧面朝西站立，妇人在墓的西侧面朝东站立，都以北为上位，妇人用行帷遮挡，都站立哭泣尽情表达哀痛，地位低的人再拜行礼。祝官站在墓道南边面朝北，内外的人停止哭泣。祝官发出三声叹息，说明因为改葬的缘故，内外的人又哭泣尽情表达哀痛，暂且到别的地方去。主管此事的人开始挖掘坟墓，挖掘完毕后，内外的人再回到各自位置哭泣，如同当初一样。在墓下设置一张席子，抬出灵柩放置在席子上，内外的人都跟随，在墓地哭泣，分别站在东西两侧的位置，如同平常的仪式。祝官用功布擦拭棺木，掌管祭馔的人在灵柩南边摆设祭品，主人洗手后端着酒杯跪着祭酒，行再拜礼，过了一会儿，撤去祭品，把灵柩车驶到帷幕门外面朝南，把灵柩抬上车，然后前往帷幕所在的地方，内外的人都哭泣。主管此事的人先在帷幕下设置一张床，铺上枕头席子，四周围上帷幕【如果不更换棺木，就不必设床】。灵柩车到达帷幕门外，男子站在灵柩东侧，妇人站在灵柩西侧，都站立哭泣。主管此事的人抬着灵柩进入帷幕，把灵柩安置在床的东侧，抬出遗体安放在床上，头朝南，于是像大殓的仪式那样为遗体重新穿戴整理【如果只是重新用明衣包裹遗体，就不必再行殡礼】。然后在吉帷内的帷幕下、西厢东向的位置设置灵座【设置床帷屏风服饰，按照时节供上饮食，以及沐浴，都如同生前一样】。然后安葬。将要引导灵柩下葬时告祭说：如今是吉利的时辰，用来安葬在这个墓地。不设祖奠（出殡前的告别祭奠），没有反哭（葬后哭归）的仪式，没有方相、魌头（驱邪之物）开路，其余都如同平常安葬的仪式。安葬完毕后，就到吉帷灵座前举行一次虞祭，虞祭如同平常的仪式，祝文说：某年某月某日，孝子某某敢明白地告祭于亡父某官爵谥号：改葬迁移到幽静的墓宅，礼仪已经完成，从此日夜不安，悲啼哀号无穷无尽，谨用清酒美食恭敬地进献虞祭于亡父某官爵谥号，望能享用。虞祭结束后，主人以下的人到别处，脱去缌麻丧服以及素服，然后返回。掌管祭馔的人撤去祭品，主管此事的人撤去灵座。朱熹说，改葬要先祭告宗庙，然后再祭告墓地才能安葬，安葬完毕后要行祭奠再返回，又要祭告宗庙、哭祭之后才算完成整个事情，这样办理才算稳妥，行葬礼时更不必再请出神主，祭告的时候才把神主从宗庙中请出来。

明

明代《会典》的规定与宋朝相同。

我们谨按：晋代荀讷认为改葬后不应当再行反哭之礼，所以《开元礼》《政和礼》各种礼制都规定在墓地设置灵座，安葬完毕后举行虞祭，祭祀结束后就撤去灵座，没有反哭的记载。看朱熹说：“又要祭告宗庙、哭祭之后才算完成整个事情”，可见仍然应当反哭。

△父母墓毁服议【明】

明代王廷相说：“父母的坟墓崩塌毁坏，或者被盗墓贼挖开灵柩，需要修复遗体，应当穿什么丧服呢？我说：这是极为悲痛的事情

译，怎么能不制定丧服来对待这件事呢？礼经上没有明文规定，可以根据道理来制定，这也是可以的。改葬的礼制是服缌麻，这种丧服虽然轻，但所寄托的哀情却很深重。修墓重新安葬，事情的性质与改葬相同，应当采用缌麻的礼制。”

△三年而后葬变除议【宋】

宋朝政和年间的礼制规定，凡是父母的丧事，如果服满一年才安葬的，就在安葬之后的次月举行小祥，再之后的月份举行大祥，采用两周年的礼制，禫祭也是如此办理。如果服满两周年之后才安葬的，就在安葬之后的次月举行练祭，再之后的月份举行大祥，大祥之后就改穿吉服，不再举行禫祭了。如果还没有满两周年就已经安葬的，就在二十五个月时举行练祭，二十六个月时举行大祥，二十七个月时举行禫祭。如果已满两周年却还没有安葬的，就等到安葬之后才除去丧服。

△久丧不葬服议【陈】

陈高祖永定年间，有关部门上奏说：前宁远将军建康令沈孝轨的门生陈三儿传话说，主人翁（沈孝轨）的灵柩还停放在北周境内，主人翁奉命出使关内，因此想要迎回灵柩，很久还没有返回，这个月月底就是丧事满两周年之期，主人翁的弟弟及儿子现在都在此地，是应当到月底就除去丧服换上吉服呢，还是等待主人翁归来、按情理办完丧事呢？把这件事咨询左丞江德藻。江德藻议论说：王卫军（王彪之）说久丧不葬的，只有主祭的人不除去丧服，其余的亲属都按照通常的月数除服，这是引用礼文来说明在家中因故没有能够安葬的情况罢了。沈孝轨既然人在异域，虽然已经派人迎回灵柩，但归期无法确定，各位弟弟如果就此不除服，就会永远断绝婚嫁的机会，这在人情上恐怕有所不妥。中原沦陷之后，情理上也有相应的先例，应当咨询沈常侍洙（沈洙）详细商议。沈洙说：礼制既有正例又有变通、随宜处理的情况。《礼记·丧服小记》说：长久不能安葬的，只有主祭的人不除去丧服，其余的人按照通常的月数系麻带，到期就除服。注释说，这里所说的“其余”是指旁系亲属，如同郑玄所解释的那样，各位儿子都应当不除服，王卫军所引用的这就是礼制的正例。但是魏国东关之战时既然已经丢失了尸体灵柩，安葬的礼制就没有确定的期限，当时议论认为礼制上没有终身服丧的规定，所以制定了除服的办法。晋朝丧乱时期，有的人死于敌方的朝廷，没有办法迎接灵柩安葬，江南地区因此又重新申明了这项制度。李胤的祖父、王华的父亲，都是生死不明的情况，他们的儿子按照当时的规定服丧，等到丧期满了就脱去丧服，这些都属于变通礼制以适应实际情况的做法。沈孝轨虽然是因为奉命出使才想要迎回灵柩，但归期还无法预料，应当依照东关之战的先例，在本国境内的人都应当除去衰麻丧服，撤除灵位，行祔祭之礼。如果灵柩得以运回，再另外举行改葬的礼仪。江德藻依照沈洙的议论上奏，皇帝批准了这个意见【《杜氏通典》没有记载，如今补充编纂】。

△招魂葬议【唐 宋 明】

唐

宋

明

唐

唐代薛收说：“招魂葬，不是古代的礼制。汉魏时期的做法，都是荒谬的。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藏的意思。仁德的人对待自己的亲人，要把遗体掩藏归入墓穴，不奢华也不简陋，一定要合乎礼制的约束。延陵季子说：‘灵魂是无所不在的’，这句话说的是安葬形体，而不是安葬灵魂啊。禁止招魂葬，才符合礼制。”

宋

宋太宗淳化年间有人报告说：“昭成太子的宠妾张氏，在都城西边的佛寺为她的父母招魂安葬，超越了礼制的规定。”皇帝很生气，派遣昭宣使王继恩前去查验询问。

明

明代李濂的《招魂葬答问》记载：嘉靖丁酉年冬十二月十日，汴梁的马姓书生北上参加南京国子监的考试，渡黄河时踏冰而行，冰面破裂使船只毁坏，他因此溺水身亡。寻找他的尸体过了一个月都没能找到，他的家人请求为他招魂安葬。于是向李子请教。李子说：“史书传记中有这样的做法，但礼学家是不采纳的。我听说葬这个字，就是藏的意思，用来把遗体埋藏在地下，使其得到安葬。所以椁要包围着棺，棺要包围着遗体。没有遗体就不用棺，没有棺就不用椁。如果没有遗体却要招魂安葬，那么在道义上是说不通的，在德行上是违背的，在礼

译制上是不合乎事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死去的人不能假装还活着，不存在的东西不能虚假地当作存在。所以礼经中没有招魂葬的记载。汉魏以来，有人冒然施行这种做法，而袁瓌、荀组、干宝、孔衍这些人，都撰写文章来批驳这种做法，可以说是通晓幽明之间的道理、明白鬼神情状的人了。延陵季子说：‘骨肉重新归于泥土，这是命运；至于魂气，则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圣人制定殡葬的礼制，本来是用来掩埋遗体骸骨的，并不是以安顿灵魂为主要目的。安葬完毕的那天，要迎接神灵返回家中，这是因为孝子的心情，不忍心一天都与亲人的灵魂分离。如果把灵魂关闭在沉沦幽暗的墓域之中，这是不仁；在空棺的坟墓上种植松楸树木，这是不明智。仁德和明智都丧失了，那么做人的道理也就断绝了，这难道是孝子侍奉亲人应有的心意吗？”有人问：“那么应当怎么办呢？”李子说：“全家的亲属，应当在遭遇溺水的地方，准备迎接神灵的仪式，披散头发、光着脚，在路上号哭，把亲人的灵魂迎接回家。用祠庙来安顿他，用木制的神主来寄托他，用祝文来祭告他，用牲畜、甜酒、祭器来供奉他，用哭泣顿足来表达哀痛。三年之后除去丧服，此后每年按时举行祭祀，如同平常的仪式，这样大概就可以了。”

△禁火葬议【宋 元 明】

宋

元

明

宋

宋太祖建隆三年三月丁亥日，下诏说：“先王设立棺椁的等级规格，制定封土植树的制度，是用来敦厚人伦、统一风俗教化的。近代以来，大多实行火葬，这严重违背了典章礼制。从今以后应当加以禁止。”高宗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同上言说：“如今民间风俗有所谓火化的做法，人活着的时候奉养的器具唯恐不周全，人死了之后却焚烧遗体、随意抛弃，为什么对待生者如此厚待、对待死者却如此刻薄呢？更有甚者，把骨灰焚烧后丢弃在水中，有见识的人看到这种情形都为之心痛。本朝的法令规定，贫穷没有安葬之地的人可以在官府的土地上安葬。河东地区土地狭小、人口众多，即使是至亲的丧事，也都要焚烧抛弃。韩琦镇守并州时，用官府的钱购买了几顷田地，供百姓安葬使用，至今被传为美谈。

译这不是空谈。既然如此，承接朝廷的教化、宣扬风教，使百姓不违背礼法，正是地方官应尽的职责。如今火葬的惨状日益炽烈，事关风俗教化,按礼应当禁止。还应敕令地方官筹措安排荒闲的土地，使贫苦百姓能够收葬亲人，稍微有助于风俗教化的美好。”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司马光《书仪》说："世上有人在外地做官去世,子孙用火焚烧他的棺柩,收拾骨灰带回安葬。孝子疼爱亲人的身体，所以收殓安葬。毁坏别人的尸体，在法律上尚且严加惩处，何况子孙竟悖谬到这种地步呢？这种做法大概起源于羌人的习俗,流行已久,人们习以为常,看到的人心安理得,竟不觉得奇怪,难道不可悲吗？延陵季子到齐国去，他的儿子死了，就葬在嬴、博之间，说：'骨肉重新归于泥土，这是命数。至于魂气，则无所不往。'孔子认为这样做合乎礼制，是必然的做法。如果不能归葬故里，就地安葬也是可以的，难道不比焚烧尸体好吗？"

译元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正月，北京路同知高朝列牒文说：见到北京路百姓，父母去世后，往往把尸体放在柴薪上用火焚烧。查考古代圣人治丧，是准备棺椁厚葬的。如今本路凡是有丧事的，都用火焚烧，实在有害人伦，违背丧礼。本省详细审议后，送礼部商议：认为各地百姓风俗不一，如果一律加以禁止约束，似乎考虑不够周全。参酌研议，在通行定夺之前，除了从军服役以及远方来的客商各色人等，允许依从本地习俗，不必禁止之外，对于本地土著汉人，应当予以禁止。凡遇丧事，应当量家中财力有无，置备棺椁，依礼埋葬，以革除火化的弊病。若是贫民没有土地可安葬的，允许在官府的荒地内埋葬。若是没有人收殓安葬的，由官府代为埋葬。

明

明太祖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地的水葬、火葬。中书礼部商议：「民间死丧，必须埋葬；如果没有土地，由官府设立义冢，以便安葬，一律不得火化。违反的，判处重罪。」

钦定续通典卷八十三

●钦定续通典卷八十四，礼四十。

凶礼十一

○凶礼十一

卒哭后讳及七庙讳字议

上书犯帝讳议〔宋〕

山川与庙讳同应改变议〔宋〕

诔议

丧礼杂制

服术有六〔元〕

从服有六〔元〕

绝族无移服〔宋〕

上杀下杀旁杀〔宋〕

亲疏嫌疑同异〔宋〕

五服十制四疑〔明〕

冠制〔宋〕

笄总制

绖带制

杖制〔宋〕

屦制〔宋〕

丧不用乐

丧不宴客〔元〕

丧不嫁娶

匿丧不举〔五代〕

释服从吉〔唐〕

停丧不葬

神像〔明〕

墓祭

礼从简约〔宋〕

居丧读礼〔宋〕

△卒哭后讳及七庙讳字议【唐、五代】

唐

五代

唐

唐僖宗咸通十二年七月，侍御史李溪因为上奏的文书中有字与庙讳读音相同，被罚俸一季。他又上奏申辩说：「臣考察《礼记》，其中说不避讳读音相近的字。又《职制律》规定各种触犯庙讳而只是读音相近者不予treat治罪，注文说：『如禹与雨，是说读音相同而字形不同。』如今若要受罚，是违反典章律法。」于是被免罪。

五代

后晋高祖天福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称：「礼经说：『礼不避讳读音相近的字，两个字组成的名不必逐字避讳。』注文说：『嫌名，是指读音相近，如禹与雨、丘与区。』两字之名不逐字避讳，孔子的母亲名征在，说「在」不称「征」，说「征」不称「在」，这是古礼。唐太宗、玄宗的名讳都是两个字都要避讳，百姓姓氏与国讳读音相近的，也算作嫌名，也要改换姓氏，这与古礼有所不同。若庙讳是平声字，就不避讳仄声字；若庙讳是仄声字，就不避讳平声字。凡按读音应避讳的字，正文及偏旁都要缺笔。希望依照如今的定式施行。」敕令：「两字之名及嫌名，依照唐朝旧例办理。」

△上书犯帝讳议【宋】

宋朝胡安国上疏说：「臣先前担任经筵讲官之职，专门以《春秋》进讲，因为正文中有渊圣皇帝的御名，正要上奏而尚未来得及禀报，便获罪离京。后来听说礼官建议，请求用别的字替换，定读为『威』字。至于经传的原字则不予更改，臣如今奉旨编纂修订，对于经传原字既已有诏令可以遵循。至于援引其他经书子史中触犯渊圣皇帝御名的，是否也允许依照原字书写，或者应当回避，臣心中有所疑惑。臣听说古代不以名为讳，周人用谥号来代替名字，于是才有了避讳之礼。然而临文不必避讳，两字之名不必逐字避讳，这都记载在礼律之中。孔子作《春秋》，正当周恭王与鲁哀公之世，「匄」是恭王的名，「夷」是周夷王的名，「定」是鲁哀公之父定公的庙讳，「午」是皇考的庙讳，而孔子在笔削之间并没有回避这些字。《春秋》是为

译尊崇君父而作，其书写体例如此，其中的道理可以推知。自汉代以来，这个道理不再被遵行，有把人名的『彻』改为『通』的，有把人姓的『庄』改为『严』的，有把甲乙纪年的『丙』改为『景』的，有把郡县名号的『还淳』改为『清溪』的。更有甚者，有因父亲名叫晋肃，儿子便不敢参加进士科举的。忌讳一旦繁多，名实就愈加混乱。恭敬地想，陛下天生聪明睿智，既已尊崇《春秋》之书来宣扬圣德，就应当依《春秋》的法度来处断政事。臣所纂修缮写的进呈本，其中援引其他经书子史一类的内容，恳请凡是触犯庙讳而不能回避的，依照太常博士王皙所奏的办法，都依照监本，在渊圣御名处空阙点画，也不改动原字，覆盖以黄纸，这样才能使名实不致混乱，上遵《春秋》的法度，以彰明恭顺的实际。」

△山川与庙讳同应改变议【宋】

宋真宗时，凡是「恒」字都改为「常」字，改「千字文」中的岳宗「恒」岱为「泰岱」，北岳「恒山」改为「常山」。

△诔议【周、汉、晋、梁】

周

汉

晋

南北朝

周

《周礼·春官》太祝制作六种文辞以沟通上下亲疏远近之情，第六种叫诔【注：诔，是说累计死者生前的德行，用来赐给谥号，主要是撰写这篇文辞】太史在下葬时宣读，出殡当日诵读诔文【注：遣，是指在祖庙的庭院中，将要举行大殓时】《曾子问》说：「地位低的人不为地位高的人作诔，年幼的人不为年长的人作诔，这是礼制。只有天子可以称天来为臣下作诔，诸侯之间互相作诔，是不合礼的。」《檀弓》记载：「鲁哀公为孔丘作诔说：『上天不肯留下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没有人能来辅佐我在位。呜呼哀哉，尼父！』【注：尼父，是根据他的字来作为谥号】」

汉

后汉大司马吴汉去世，光武帝下诏令众儒臣为他作诔。

晋

晋朝郄超去世的那天，不论贵贱，动笔为他作诔的有四十多人。

南北朝

梁朝刘勰说：「详细考察诔文的体制，大概是选取言辞、记录德行，传述礼制而又颂扬文采，开篇叙其荣耀而结尾述其哀伤，这是评论死者一生的文体。感叹之处，仿佛能亲眼见到；述其哀伤之处，凄然如同亲身感受到伤痛。这就是诔文的宗旨【以上内容杜佑《通典》未曾收录，如今予以补录纂入】」

（臣）等谨案：诔，是哀悼死者而叙述其德行的文辞，如鲁哀公为孔子作诔之类，未必都有确凿的依据。郑玄注《礼记》，常常把诔解释为谥号，而陈氏《集说》也沿袭这一说法，都是错误的。《文心雕龙》所说的，是后世诔文的体制，至于「地位低的人不为地位高的人作诔，年幼的人不为年长的人作诔，诸侯之间不互相作诔」的礼制，自汉代以来都已经失传了。

△丧礼杂制

（臣）等谨案杜佑《通典》末卷，杂引礼经来补充典中未曾涉及的内容。如今依照其次序，讲服丧的义理就采用前代儒者的经说，讲服制就依据《书仪》《家礼》。凡是法令所申明与民间习俗相宜的、因时制宜而变革的内容，都采录前人的论议以求典正确实。而以「居丧读礼」一条作结，每条都冠以标题，这是杂着一类文体的体例，以便于阅览。

△服术有六【元】

元朝吴澄说：服术，是指古代圣人制定丧服的原则。第一是亲亲之服，承接上文人道中亲爱亲属、下治子孙的原则而言。儿子是最亲近的，所以嫡长子为父服斩衰三年，与为父服相同；众子为父服齐衰期年，与为祖父服相同。比儿子低一等亲近的是孙子，所以嫡孙服齐衰期年，也与为祖父服相同；众孙则服大功九月。比孙子再低一等的是曾孙、玄孙，都服缌麻三月。这是亲亲之服由近及远递减的次序。第二是尊尊之服，承

译接上文人道中尊敬尊长、上治祖祢的原则而言。父亲是最尊贵的，所以为父服斩衰三年，对父亲的尊崇没有能超过它的。比父亲再高一等尊贵的是祖父，所以为祖父服齐衰期年。比祖父再高一等的是曾祖、高祖，都服齐衰三月。这是尊尊之服由近及远递减的次序。第三是名服。第四是出入之服，承接上文人道中男女有别、以礼义区分的原则而言。「入」，是指那位女子嫁来配这位男子，「母」这个名分，其尊贵等同于至尊的父亲，所以服三年之丧的衰服，与为父亲服丧相同，只是稍减其斩衰而已；「妻」这个名分，配于自己，其亲近等同于至亲的儿子，所以服期年的齐衰，与为儿子服丧相同，又加上丧杖。而妻子对于丈夫，则视同至尊的父亲，所以服三年的斩衰，是把儿子应当为至尊之父所服之丧，移用来为丈夫服丧。而配于儿子的名分，如儿媳，则服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伯母、叔母，其名分与父亲的配偶相同，比自己尊贵一等，所以服齐衰期年。兄弟儿子的媳妇，其名分与儿子的配偶相同，比自己卑下一等，所以服小功五月。只有兄弟的妻子，其名分不能等同于自己的配偶，因为她与自己是同辈，所以没有服。「出」，是指这位女子出嫁到那位男子家中，所以姑、姊妹、女儿在家未嫁时，服齐衰期年；出嫁后则降为大功九月。「入」，是指虽然自己已经出嫁，但或被休弃，或没有儿子而返回本宗，那么仍服在室未嫁时的本服。第五是长幼之服，承接上文人道中长幼有序、旁及兄弟的原则而言。「长」是指兄，「幼」是指弟。兄弟之间互相服齐衰期年。同祖父的堂兄弟，服大功九月；同曾祖父的再从兄弟，服小功五月；同高祖父的族兄弟，服缌麻三月。这是长幼之服由近及远的旁系递减次序。由长辈再往上推，则有旁系尊长的递减。父亲的亲兄弟即伯叔父，服齐衰期年；父亲的堂兄弟即从伯叔父，服小功五月；父亲的族兄弟即族伯叔父，服缌麻三月。祖父的亲兄弟即从祖父，服小功五月；祖父的堂兄弟即族祖父，以及曾祖父的亲兄弟即族曾祖父，都服缌麻三月。由幼辈再往下推，则有旁系卑幼的递减。儿子的堂兄弟即亲兄弟的儿子，服齐衰期年。儿子的再从兄弟即堂兄弟的儿子，服小功五月。儿子的族兄弟即再从兄弟的儿子，服缌麻三月。孙子的再从兄弟即亲兄弟的孙子，服小功五月。孙子的族兄弟即堂兄弟的孙子，以及曾孙的族兄弟即亲兄弟的曾孙，都服缌麻三月。以上丧服的五种原则，都本于人道中的四种亲情，都是为亲属而服的丧。不是亲属而服丧的，不在此列。第六是从服，是指并非自己本应服的正服，而是随从他人而服丧，所以列在五种原则之后。

△从服有六【元】

元朝吴澄说：「从服的种类有六种。属从，是指因血缘亲属关系，为其宗族成员服丧。如妻子跟从丈夫服丧，丈夫家中旁系尊长旁系卑幼的亲属；子女跟从母亲服丧，是为母亲一族的亲属服丧。徒从，「徒」是空的意思，是指对方本非自己的亲属，白白为其宗族服丧。如儿子为母亲的嫡母服丧，庶子为嫡母的亲属服丧，妾为正妻的宗族服丧。从有服而无服，是指丈夫为自己的兄弟有服，妻子跟从丈夫却为丈夫的兄弟无服；公子的妻子为自己的父母有服，丈夫跟从妻子，但公子因被国君压制，为妻子的父母却无服。从无服而有服，是指丈夫为兄嫂、弟媳无服，妻子跟从丈夫，但妯娌之间互相服小功却有服；公子被国君压制，为母亲的父母、姊妹无服，妻子跟从丈夫，但为公子的外祖父母及从母都服缌麻却有服。从重而轻，是指姑姑虽然出嫁，仍为

译侄子服大功九月，这是重服，姑姑的儿子跟从母亲，为表兄弟只服缌麻，这就轻了；妻子为自己的父母服期年，这是重服，丈夫跟从妻子而为岳父母只服缌麻，这就轻了。从轻而重，是指公子被国君压制，为自己的母亲只服练冠，这是轻服，妻子跟从丈夫却为公子的母亲服期年，这就重了。」

△绝族无移服【宋】

宋朝张载说：君子的恩泽，五代之后就断绝了；小人的恩泽，五代之后也就断绝了。恩泽在五代之后断绝，那么其中的恩情厚薄也就可以推知了。所以从兄弟到六世便成为绝族，而旁系亲属的服丧也就到此为止。服丧特别看重亲近关系的，是各自依照亲疏关系来确定的。服丧不及于六世，而婚姻关系却百世都不能相通，这是因为仁爱的施行有其宗法上的限度，而道义上的区别却不可废止。然而所谓的「绝」，并不仅限于此。丧服篇说：被休弃的妻子的儿子为母亲服期年之丧，那么就对外祖父母无服。传文说：「族属断绝就没有转移之服，因为亲属关系是依附而言的。」这是说妻子在夫家与夫族同列，一旦被休出，就与夫族断绝关系。族属既断绝，就对外祖父母无服，这就是所谓的没有转移之服。然而夫妻本是配偶结合，有断绝宗族关系而母子至亲、却没有断绝之理的情形，所以为被休弃的母亲服期年之丧。所谓「亲者属也」，《礼记》原文作「移丧服」，传文作「施」，这大概是古时通用的缘故。

△上杀下杀旁杀【宋】

宋朝马晞孟说：「亲亲之服以三为基础推及五，以五为基础推及九，而不说到七，是因为往上推到高祖、曾祖都已算作远祖了；往下推到曾孙、玄孙也都算作远孙了。凡是丧服的道理，都以亲近为亲。所以往上递减的，只有缌麻而没有功衰，因为彼此关系已经疏远；旁系递减的亲属中，有服大功的、有服小功的，因为彼此关系还比较接近。关系接近的达到了亲亲的极致却不算尊贵，关系疏远的达到了尊尊的极致却不算亲近。正因为亲近而不尊贵，所以九月、五月的丧服，只是功衰而已；正因为尊贵而不亲近，所以即使是齐衰，也只有三月而已。」

△亲疏嫌疑同异【宋】

宋朝吕大临说：「为伯母、叔母服丧，是疏衰，跳脚哀哭时脚不离地；为姑姑、姊妹服大功，跳脚哀哭时脚要离地。为祖父母服齐衰期年，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三月。这是用来确定亲疏关系的。嫂子和小叔子之间不互相问候，嫂子与小叔子之间没有丧服关系。国君用粱米之水洗头，大夫用稷米之水洗头，士人用稻米之水洗头。宴饮不以公卿为宾客上宾，而以大夫为宾客上宾。这是用来判断嫌疑的。自己的儿子与兄弟的儿子本来是有区别的，但为了推重亲情而拉近关系，同样都服齐衰期年。天子直到平民百姓，贵贱本来是有区别的；而对于父母的丧事，穿粗疏的丧服，吃稀粥这一点，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大夫为伯父母、叔父母、众子、兄弟、兄弟的儿子服丧，都降等服大功，只有尊卑相同时才不降等。这是用来分别同异的。」

△五服十制四疑【明】

明朝吕坤说：丧礼是先王所制定的，用来节制放纵忘却哀情的行为，所以称为制。制度以三年之丧为最重，所以嫡长子不在时，由嫡长孙承继祖父的重丧，称为承重。五服，是指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这五个等级的丧服。十制，是指斩衰三年、齐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五月、齐衰三月、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袒免在次，这十种等级的制度。齐衰与斩衰，其布麻的粗细有差别；五种齐衰的布麻则没有粗细的差别。袒免虽然是最轻的丧服，但也是先

译王的礼制，只是不成为正式的丧服，所以不能列入五服之中。至于疑服有四种，即正服、义服、加服、降服。礼是依情而定的，义服是情从于礼；加服是礼从于情。这三种都是隆重或减轻服丧的等级，礼是用来裁定情的。降服并非君子所忍心穿的服，之所以降服是为了彰明礼制，说明所本之情是为了彰明情理。三年是最重的丧服，降为期年，称为重期；期年降为大功，称为期功；小功降为缌麻，称为功缌。这是仁爱的极致，道义的穷尽。所以说：加服不称为本服，降服也不忘记本服，这是厚道之处。

△冠制【宋】

宋朝政和礼规定：斩衰之冠，通体用绳子屈绕作为武（冠圈），齐衰以下用布作武，缌麻则用漂洗过的布作武，都垂下下端作为缨带。冠用布做成三道褶皱，前后弯折而露出于武之外，其外面压折并缝合的叫外縪，内面压折并缝合的叫内縪。大功以上的褶皱方向朝右，小功以下的褶皱方向朝左。司马光的《书仪》记载：冠比丧服的布稍细一些，宽三寸，横跨头顶前后，用纸糊做成骨架，外面裱以布，做成三道褶皱，都朝右纵向缝合，两头都在武的下方，向外反折过来，缝在武上。用一条麻绳，从额头上系约，到头顶后方交叉绕过前面，各到耳边，在武上系牢，各自垂到下巴下面打结。齐衰的冠用稍细的布做成四脚，形制如同幅巾，前面缀两个大脚，后面缀两个小脚，用来覆盖发髻，从额前向头顶后方用大脚系住，天气大热时就把后面的小脚屈起系在发髻前面，这叫作幞头。大功用生白绢做成四脚，除服后改用垂脚黪纱幞头。朱熹的《家礼》：斩衰的冠制相同，齐衰的冠也都如斩衰，用稍次一等的粗生布来做。大功用稍熟的布，以上几种的褶皱缝合方向都朝右；小功用稍熟的细布，缌麻用极细熟的布，以上两种的褶皱缝合方向都朝左。陈师道说：司马光说，仁宗驾崩时，有关部门援用干兴年间的旧例，群臣戴布四脚加冠，当时没有人认得这种制式，就用幅巾蒙头，在后面撕破做成四脚。后来郑毅夫读到《事物纪原》说，三代时百姓用皁绢包裹头发，周武帝将其裁制为四脚，称为幞头。马周奏请把前面的脚系得更紧一些，大概布四脚的两脚都像周制那样垂在后面，遇到暑天就像唐制那样系住前脚。英宗驾崩时，宋敏求错误地以为是布幞头，有关部门便采用民间居丧用的头巾，用如今的漆纱幞头去掉铁脚而用布包裹，前面系住后面垂下，却不能加冠，把幞头弄坏了戴上，这个失误就是从宋敏求开始的。我认为四脚加冠，就是如今士大夫居丧所戴的丧冠。大布之冠是古制；四脚则是今制，用在礼制上未免过于繁琐了。

△笄总制【宋、明】

宋

明

宋

宋朝司马光的《书仪》记载：斩衰的妇人用极粗的生布做头■（须上巾下，字形不明），恶竹做笄，用布做盖头。齐衰的妇人露出发髻，用生白绢做头■，做盖头。大功也是如此。朱熹的《家礼》：斩衰的妇人用极粗的生布做盖头，不缉边的布头■，用竹钗。齐衰的妇人盖头用布总，用竹钗。大功、小功、缌麻的制式都相同，只是布的精粗有差别。

明

明朝吕柟说：「妇人穿麻布大袖圆领长衫，这是什么？是丧服的变体。按礼，妇人的丧服称衰而不称裳。衰的长度可以遮盖裳。秦人把长衫当作背子，所以长衫是丧服的变体。麻布盖头，这是什么？是布总的变体。自从有《书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丘濬说：「这是唐代羃■（罒离，即帷帽）的变体。《家礼》中所说的布头■、竹钗，是什么？是箭笄的变体。为什么不用绖呢？既已用盖头，何必再

译用绖呢？所以只有腰绖，没有首绖。用白帷帽做盖头，是宋朝王淮之的建议。」

△绖带制【宋、明】

宋

明

宋

宋朝政和礼规定首绖的制式：斩衰用苴麻做首绖，粗大九寸，麻根在下端。齐衰用牡麻做首绖，粗大七寸二分，麻根在上端。大功用牡麻做绖，用绳做缨，中殇之服无缨，其粗大五寸七分。小功成人服用牡麻做绖，小功殇服用缲麻做绖，都粗大四寸六分。缌麻用缲麻做首绖，粗大三寸七分。大功以上的麻绖都保留麻根，小功以下的麻绖都截去麻根。腰绖、绞带的制式：首绖的五分之四作为腰绖，腰绖的五分之四作为绞带。斩衰用麻做绖带，齐衰以下腰绖、绞带用麻做绖，用布做绞带。麻有苴麻、有牡麻、有缲麻、有不缲的麻，有保留麻根的、有截去麻根的，都如同首绖的等级一样。司马光的《书仪》：斩衰用带麻根的麻绳做首绖，粗大一握，麻根在左边下端。取首绖的五分之四做腰绖，两股相交，两头打结，各留存麻根，散垂三尺。交结的地方两旁各缀上细白绢带系住，使其不脱落，又用细绳带系在上面。儿子为母亲服丧用布带，儿媳为婆婆服丧用无麻根的麻做绖。齐衰用布带，大功、小功、缌麻都系黑色皮带、角带。朱熹的《家礼》：斩衰首绖用带麻根的麻做成，其围九寸，麻根在左边，从额前向右缠绕，从头顶绕过后面，把末端加在麻根之上，又用绳做缨来固定，如同冠的制式。腰绖粗大七寸多，两股相交，两头打结，各留存麻根，散垂三尺。交结的地方两旁各缀上细绳系住。绞带用一条带麻根的麻绳，大约是腰绖的一半，从中屈成两股，各长一尺多，再合起来，其粗细如同绖的周围。从左边绕过后面到前面，再把右端穿过两股之间反插在右边，放在绖的下面。齐衰首绖用无麻根的麻做成，粗大七寸多，麻根在右边，末端系在麻根下方的布缨上。腰绖粗大五寸多，绞带用布做成，把右端弯折过来。

明

明朝丘濬的《家礼补》：斩衰妇人的腰绖，用带麻根的麻做成。形制如同男子的，系在大袖之上。未成服之前，不散垂下来。齐衰妇人的腰绖，形制如同男子，用无麻根的麻做成。丘濬说：《家礼》中妇人的服制，都本于《书仪》，从大袖以下都不是古制。如今特意补入腰带这一项，是因为礼制中男子看重首绖，妇人看重腰带。保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要使后人或许能借此恢复古制。

△杖制【宋】

宋朝政和礼规定：为父亲服丧用竹杖，且带苴色；为母亲服丧用桐木杖，且削制过。粗细都如同腰绖，长度都齐及心口。司马光的《书仪》：为父亲用竹杖，麻根在下端；为母亲用削制的桐木杖，上圆下方，也是根部在下端。《家礼》：凡是妇人都不用杖【杨复说：按《家礼》《书仪》，妇人都不用杖，这与《问丧》《丧大记》《丧服小记》的记载不同，遗憾未能得到确切的考证】

△屦制【宋】

宋朝司马光的《书仪》：「斩衰穿粗麻屦，妇人相同；齐衰穿麻屦，妇人穿白屦。」杨复说：「《仪礼》说菅屦，菅屦，是草屦。《家礼》说也是用粗麻做成，恐怕应当以《仪礼》的说法为准。」又说：「妇人的屦，经传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周礼·屦人》说：『命妇有散屦。』注文说：『散屦，去掉装饰的屦。』又说：『用于祭祀而有散屦的，只在大祥的时候【按《仪礼》大功以上才用散屦】』」

△丧不用乐【宋、明】

宋

明

宋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学士李昉等人上奏议论说：「按唐朝长庆三年的法令，百姓丧葬不得陈设音乐。臣等详细商议，认为丧事使用音乐，应当严加禁止。」九年，下诏说：「访察得知，办丧事的人家中，有的举办音乐及唱令行酒的游戏。听说邻里之间，有丧事时舂米都不相互吆喝助兴；居丧穿麻服期间，饮食也不曾吃饱。这是圣王教导孝道的道理，是治世不可更改的训言。为何竟有人在亲人惨遭丧祸之际，或是在举行

译祭奠之时，歌舞取乐；在灵柩之前，唱令嬉戏。这严重损害风俗教化，实在扰乱人伦纲常。从今以后有触犯这种情形的，一律按不孝论罪。」

明

明朝来知德说：「乐，就是快乐。是先王用来修饰喜庆之情的。音乐必定发自声音，是因为心中喜悦。按礼，斩衰之丧，只应答而不多言；齐衰之丧，可以应答但不多说话；大功之丧，可以说话但不议论;小功之丧，可以议论但不涉及音乐之事。所以邻里有丧事，舂米时不相互吆喝助兴，就是因为怕喧闹如同作乐一样。有小功之丧的人，尚且只能议论而不能涉及音乐之事，何况父母的丧事，怎么可以喧闹而用鼓乐呢？况且『闻乐不乐』，是圣人的明训；『国君丧事用乐』，是律法所严禁的大罪。如今不遵从圣人的教诲，违背祖宗的法度，却甘愿去做犯十恶大罪的人吗？这就是鼓乐所应当革除的原因。」

△丧不宴客【元】

元仁宗延佑元年七月，江南道监察御史王奉训呈文说：「近年以来，江南的风俗一天天浇薄，父母的丧事，小殓还未完毕，就已经吃荤饮酒，全然没有顾忌。至于送殡的时候，用管弦歌舞导引棺柩前行，焚化埋葬之际，摆设筵席宴饮，不醉不休。丧亲的悲痛尚未平复，却如此享乐，对上天的报答之心，又在哪里呢！想到这里，实在令人哀伤怜悯。应当下令有关部门，严加禁止治理。」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

△丧不嫁娶【宋、明】

宋

明

宋

宋哲宗元佑八年，苏轼上奏说：「臣如今见到元佑五年秋天颁布的条例，凡百姓人家祖父母、父母年老患病无人侍奉，而子孙正在服丧的，允许尊长自行陈情，核实后可以婚娶。臣以为，人子在为父母服丧期间，不得嫁娶，这是人伦的正道，是王道的根本。孟子论礼与色孰重孰轻时，不因所看重的礼而屈从于所轻的色。三年之丧为二十五个月，让嫁娶推迟二十五个月，这是色方面较轻的损失；解除丧服而婚娶，行为与禽兽无异，这是礼方面重大的问题。先王的政令，也有适应时势、因势制宜的地方。然而不设立居丧期间不得嫁娶之法，那危害就大了。近来才设立了女子在为父母及丈夫服丧期间，若贫困不能自我维持生活，允许在百日之外嫁娶的法令，这已经损害礼制、伤害教化了。然而这种情形还或许可以从权变通而勉强施行，是因为女子柔弱不能自立，恐怕有流落无依的意外之患。如今又让男子也这样做，这是什么道理呢？男子到了可以娶妻的年龄，即便没有兼济奉养的责任，也足以奉养父母了。如今却让他解除丧服而婚娶，这实在是让百姓因贪色而废弃礼制，岂不是太过分了吗？《春秋》这部礼经记载礼制的变化，必定要说明是从某人开始的，让秉持直笔的人写道：『男子在为父母服丧期间可以娶妻，是从元佑年间开始的』，这难道不是当世的弊病吗？臣谨案考察这项法令，本来是因为邛州的官吏胡乱上奏请求，当时的法官有失考察议论，就此立为法令。臣忝居礼部尚书之位，前些日子又因在迩英殿进讲论及此事，不敢不加以陈奏。恳请削去此项条文，以稍稍匡正礼俗。」

明

明世宗嘉靖年间，镇国中尉多炘的生母象氏去世，宗族中的老人援引「压适之说」，呈报巡按，准许期年服丧期满后成婚。多炘坚持要守满三年之丧，禀告乐安王，乐安王批示说：「庶子对生母的丧事，『压适之说』，只是因为服色浅淡，不敢表现出太深的悲哀而已。如今多炘要守完丧再成婚，这可以敦厚人伦，敦促教化的根源，应当依照他所请求的办理。」巡抚胡松将此事详细上报朝廷，朝廷敕令派遣官员前往嘉奖晓谕。

△匿

译丧不举【五代】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中书门下条陈上奏说：「按照长定格的规定，候选官员中有隐瞒服丧之事的，延迟五次选任。臣以为人伦之中，孝道最为重要，既然有负于尊亲，就必定不能公正地对待州县之事，这有伤风俗教化，必须严肃条章法度。今后各类官员之中，有隐瞒服丧、冒领荣禄的，一经查实无误，终身不得叙用。所有他此前已经获得的入仕以来的告身敕命，一并交付有关部门焚毁。」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

△释服从吉【唐】

唐朝吕諲为母亲服丧，后又被起复任职。上元元年，加封同中书门下三品，赐予门戟。门戟刚立在府门前时，有人对吕諲说：「这是吉庆之事，不应当穿丧服接受。」吕諲于是暂时脱下丧服，穿着常服拜受。人们都笑他不懂礼制。

△停丧不葬【五代、宋、元、明】

五代

宋

元

明

五代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十一月敕令：凡内外文武臣僚、幕职、州县官中被举荐选任的人，今后凡有父母去世尚未安葬营葬的，其主持家事的家长不得擅自谋求仕进，有关部门也不得申报举荐。等到应当赴任赴选的时候，安葬事宜礼成之后，敕令有关部门，在家状之中详细写明，不得弄虚作假蒙混。有关部门发觉察知的，依法予以纠举，违犯的人一定依法惩处。如果是不加察觉，罪责就在负责纠察的部门。

宋

宋哲宗元佑年间，下诏御史台的臣僚，凡父母无故十年不安葬的，就依照条例弹劾上奏。并令吏部等到任期满时加以检察，倘若仍有不安葬父母的，就不得给予升迁磨勘。如果失于检察，也允许弹劾。

元

元仁宗延佑五年五月，福建廉访使赵奉训牒文说：私下看到江南的民间风俗，大多把丧事久久拖延不加安葬，习以成风，这是因为省察宣明的工作还有所欠缺。曾听说，只有送终安葬才可算作人生大事，而丧葬用具应当量家中财力有无来置办，这样才能使贫富之家的安葬都能符合人鬼之道，双方都得安宁。如今闽中地区停丧不葬，动辄经过一二十年，有一家累积多达三四具棺柩的，问起原因，就说：年月尚未吉利，墓地尚未选定，家贫无力承担丧事。按礼制，诸侯、大夫、士安葬都有规定的月数，可见古人并不选择年月。古人安葬，都是在国都的北面，墓地有固定的处所，可见并不选择墓地。经书说：丧事与其治办得奢华，不如内心真诚哀戚。如果能尽到哀痛之情，量家中财力有无而行，家贫而薄葬，对礼又有什么妨害呢？况且贫穷人家，不立即办理安葬，动辄延请僧人做法事，想借此为死者妄求冥福，如果能把用于饭僧的费用移作安葬之资，本来就不必担忧无力承担丧事了。应当限定月日，让百姓依限安葬，以此敦厚人伦之道，助长孝爱之风，这对于教化，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明

明朝的制度：凡有丧事的人家，必须依照礼制在规定期限内安葬。如果被风水之说所迷惑，或者假托别的理由把棺柩停放在家中不葬，依法治以暴露尸骸之罪。

△神像【明】

明朝刘世节说：祭祀使用尸（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其含义精深。尸不能自己行动，

译而后来改用木牌位、画像，这两种做法还保留着古代"用尸"的意义。宋代儒者认为画像与祖先并无关联，主张专用木牌位，却不知道那几寸长的木头与祖先又有什么相干呢。古人设立木牌位，是因为祭祀时要用活人扮作祖先受祭（即"尸"），都是让子弟来充当，可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又没法分辨清楚，所以用牌位来标明身份。如今不用活人扮尸而只用牌位，正如同现今乡饮酒礼中主、宾、介、僎的名帖，只有帖子却没有对应的人。吕坤说：程伊川不采用影堂供奉画像，说："若是多了一根胡须，那就是别人了。"却不知道木牌位又哪里像自己的亲人呢？古时候有铸金像、刻木像、琢石像、塑泥像来描摹先人容貌的做法，这些都出于极度的思念，是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的真情，这对于礼制又有什么妨害呢？孝顺的子孙对于木牌位和影像帐幔两样都保留着也可以，不必执着于一定要有，也不必执着于一定要没有，这样也是可以的。

译另有二人执鼗鼓，二人执铎。《周礼》记载有四种金器的演奏，其中第三种叫金铎，用来配合鼓声，形状像大铃，向下压振动它发声。金錞两具，每具由二人抬举，一人敲击演奏。《周礼》四种金器的演奏中，第一种是用金錞来配合鼓声，用铸铜制成，颜色是黑色，形状圆而像锥子，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六分，周长二尺四寸，上面有伏虎的形状，旁边有兽形的耳，衔着圆环。又有二人执铙，位于其次。《周礼》四种金器的演奏中，第二种是金铙，用来止住鼓声，形状像铃但没有舌，摇动柄部使它发声。二人在左边掌管"相"，礼书说用"相"来节制治乱，形状像小鼓，用皮革做鼓面，里面填实以糠，拍击它来节制音乐。二人在右边掌管"雅"，礼书说用"雅"来讯止急速的节奏，用木头制成，形状像漆筒但封住开口，粗二围，长五尺六寸，用黑色公羊皮蒙面，旁边有两个纽扣，涂漆彩绘。宾客醉后退出时，用此器具敲击地面，表明行进不失礼节。武舞人头戴弁冠、平巾帻，身穿金支饰、绯红色丝布大袖衣，绯红色丝竹布两裆甲，金饰的白色熟绢裲裆，锦制腾蛇纹起梁带，豹纹大口布裤，黑布靴。乐工二十人，另计于舞人之外。头戴舞弁，穿朱红色的褠衣，束革带，穿黑皮鞋，白色熟绢裲裆，白布袜。殿廷之中仍另加设鼓吹十二案。《义镜》说，天子设置毡案，是用毛毡做成床座。如今请求制作大床，可以容纳九人，用以振作演奏歌乐，床身做成熊、罴、貙、豹腾跃倚伏的形状来承托，取象征百兽相率起舞的意思。分别设置在建鼓之外，各设三案，每案配羽葆鼓一面、大鼓一面、金錞一具，歌者二人，萧二人，笳二人。十二案共用乐工一百零八人，协助的舞者一百三十二人，都选取年十五岁以上、弱冠以下、容貌举止端正的人。其中歌曲的名号、乐章的词句，由中书省列条上奏，派遣官员撰写，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九月，权判太常事、封为张昭的官员奏请：把唐代祖孝孙所制定的《治康之舞》改名为《治安之舞》，《凯安之舞》改名为《振德之舞》。又把贞观年间的《九功舞》改名

译为《观象之舞》，《七德舞》改名为《讲功之舞》。其中《治安》《振德》二舞，请求依照旧例用于郊庙祭祀，用文舞来迎神降临，用武舞来送神。其中《观象》《讲功》二舞，请求依照旧例用于宴会。从前周代演奏六代的音乐，就相当于如今这文武二舞之类的事情。至于宾礼、祭礼的日常所用，另外还有九夏之乐，就是肆夏、皇夏等曲子。梁武帝精通音乐，把九夏改为十二雅。前朝祖孝孙又把"雅"改称为"和"，表示不沿袭前代的名称。臣如今改称为"成"，取《韶》乐"九成"的含义。十二成乐曲名：祭祀天神时演奏《豫和》之乐，请改名为《禋成》之乐；祭祀地祇时演奏《顺和》，请改为《顺成》；祭祀宗庙时演奏《永和》，请改为《裕成》；祭祀天地宗庙登歌时演奏《肃和》，请改为《肃成》；皇帝亲临殿堂时演奏《太和》，请改为《政成》；王公出入时演奏《舒和》，请改为《弼成》；皇帝举膳及宴饮时演奏《休和》，请改为《德成》；皇帝接受朝拜、皇后入宫时演奏《正和》，请改为《扆成》；皇太子轩悬出入时演奏《成和》，请改为《允成》；元日、冬至皇帝举行礼会登歌时演奏《昭和》，请改为《庆成》；郊庙祭祀俎豆进入时演奏《雍和》，请改为《骍成》；皇帝祭祀酌献、宣读祝文以及饮福受胙时演奏《寿和》，请改为《寿成》。祖孝孙原先制定十二和曲，开元年间又增奏三和之曲，于是就有了十五和的名目。凡是制定礼法，动辄依据典章旧例。梁朝设置十二雅，大概是取十二天的成数，契合八音、十二律变化的规律，如今再加上三和，就与考据古制的原则相违背了。又因为祠祭所要用到，不能全部去除，臣只取用其中的一种。祭祀孔宣父、齐太公庙时，降神演奏《宣和》，请改为《师雅》之乐；三公登殿参加朝会完毕后，下阶行走时演奏《祴和》，请废除，同用《弼成》；祭享先农、举行耕耤田之礼时演奏《丰和》，请废除，同用《顺成》。

周太祖广顺元年五月，太常卿边蔚进献太庙四室奠献舞词表，说西汉诏令叔孙通恢复制定礼乐，才开始有庙乐以及降神、纳俎、登歌、荐祼等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