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典卷九十●钦定续通典卷九十一　乐七

译声响呼号在天地之间传播，希望神明能够听到，从而降临感应。所以祭祀必定要向阳气中求取感应。商朝人祭祀，先奏乐来求神，是先向阳气求取；其次灌酒于地，向阴气求神，通达于深渊泉水之中。周朝人崇尚气味，四时的祭祀，先灌酒于地来求神，是先向阴气求取。这样看来，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都不可以去掉音乐，这一点是很明白的。现在七庙连成一室，难以分辨庙祭与忌日孰尊孰卑，希望依照唐代的制度以及本朝的先例，宗庙祭祀与忌日在同一天的，都悬挂乐器而不演奏。至于与别庙中各位皇后的忌日相同的情况，则应当演奏。如果是祭祀天地、日月、九宫、太一以及腊祭百神，都请求奏乐。社稷以下的各种祭祀，既然地位低于宗庙，那么就可以不用乐。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认为：社稷是国家所尊崇的对象，它的祭祀日如果与别庙各位皇后的忌日相同，恳请也不要去掉音乐。皇帝下诏批准。

○古乐淡且和议【宋】

周敦颐《通书》说："古时圣明的君王制定礼法，推行教化，使三纲端正，九畴有序，百姓和睦太平，万物各得其所，于是创作音乐来宣扬八方之风的元气，用来平和天下的情感。所以古乐的声音清淡而不伤人心，平和而不过度，进入人的耳中，感动人的内心，无不使人感到清淡而平和。清淡就能使欲望之心平息，平和就能使浮躁之心消解，宽厚从容而合乎中道，这是德行盛美的表现。天下都被这种中和之道所感化，这是治理达到极致的表现。这就叫做道与天地相配，是古代乐教的最高境界。后世礼法不再修明，政治刑罚苛刻紊乱，放纵欲望败坏法度，百姓困苦不堪，认为古乐不值得听了，于是时代变换出新的乐声，这些新声妖冶淫靡、充满哀怨，诱导人的欲望、增添人的悲伤，使人不能自我克制，所以就出现了弑君弃父、轻贱生命败坏伦常、无法禁止的现象了。唉！音乐这种东西，古时候用来平静人心，如今却用来助长欲望；古时候用来宣扬教化，如今却用来滋长怨恨。不恢复古代的礼制，不改变现今的音乐，却想要达到天下大治的，那是相去太远了。"

○律尺议【宋】

司马光给范景仁（范镇）论乐的信中说："承蒙您给我看房生（房庶）的定尺之法，说房庶曾经得到一部古本《汉书》，说度量起源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秬黍来计量，从一粒黍的开始，累积到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把黄钟之长度分为九十等分，每一等分作为一分。现在的通行本《汉书》误脱漏了'之起积一千二百黍'这八个字，所以自前代以来，用累积黍粒的方法来定尺，如果竖着排列就太长，横着排列就太短。现在的新尺如果横着排列，就容不下一千二百粒黍，如果要放大它的空径就要加四厘六毫，因此现在的乐声偏高。房庶又曾经得到开元年间的笛子和方响，用来校对，发现太常寺的乐比古乐低五律，教坊的乐比古乐低三律，这都是因为儒者错误地把一黍当作一分，这种方法是不对的。不如用一千二百粒黍装入管中，随其长短截断，把它作为黄钟九寸之管，将它的长度分为九十等分，每一等分作为一分，取其中三分来度量空径的数目，两相吻合，那么音律就准确了。"范景仁近来大力称赞这种说法，认为前代儒者用心研究都未能达到这个地步，可以纠正长期以来累积的谬误，解除世人的困惑。我私下思考这个问题，还有几处不明白的地方，斗胆写下来陈述，希望范景仁能够教我。范景仁说："房生家中的《汉书》与今天通行的本子不同，这累积黍粒之法…（此处原文有阙文缺字）…由古到今，比他更博学的大儒有很多，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而且他的书既然说'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为何还要再说'一黍之起'呢，这四个字要怎样安置呢？刘子骏（刘歆）、班孟坚（班固）的著述，不应当这样冗长啰嗦。况且房庶想用黍粒装满管中，然后求它的长度，怎么

译能说是'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如果一定要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新尺就成了一丈二尺，岂不是想要求得吻合古法反而更加悖离了吗？"范景仁又说："度、量、权、衡都是从律产生出来的。现在先累积黍粒定出尺子，然后再制定律管，这反倒是让律从尺和黍中产生，恐怕不是古人的本意吧？"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的"律"到底是什么呢？假使古代的律管还存在，那么吹它的声音就能知道音律，量它的长度就能知道尺度，审察它的容量就能知道量器，比较它的轻重就能知道权衡。如今古代的律管已经失传了，不用黍粒就无法确定尺度，不用尺度就无法确定律管。律既不从尺度和黍粒中产生，又能从何处产生呢？度、量、衡这些是用来辅助律并保存法度的东西。古人所说的制作四种器物（律、度、量、衡），是用来相互参照校验的，认为这三者即使失传了，只要保存其中一种，那么其余三种就都可以据此推算出来。又说后世的器物可能会毁坏遗失，所以把方法记载在文献中，体现在实物上。黍这种东西，是自然生成的物品，具有恒定不变的性质，所以古人把测量的法度寄托在它身上。现在四种器物都已经失传，不取用黍粒，又能从哪里取法呢？凡是物件，测量它的长短就叫做度，测量它的多少就叫做量，称量它的轻重就叫做权衡。然而量器有虚有实，秤衡有低有昂，都容易产生误差而难以精确，这些都不如依据尺度来推求音律来得审慎精确。房庶如今想先取容纳一龠容量的东西作为黄钟律管，这就是从量器中产生律管了。量与度都不是律本身，舍弃那一个而用这一个，究竟应当选择哪一个呢？"范景仁又说："古代律管的方法是空径三分，周长九分；现在新律的空径是三分四厘六毫。这四厘六毫，是从哪里得出来的呢？"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空径三分周长九分，是术数家说的一个大概的数字罢了。如果用精密的比率来说，直径七分的圆，周长就是二十二分。古时候研究数术的人，担心那种细微积累的计算太过繁琐，所以上下各代所说的"三分"，都是取整数来说而已。四厘六毫不到半分，所以就舍弃不计了。况且律管本来就极为细小，而黍粒的形体是圆的，其中难道没有相互支撑留有空隙的地方吗，又何必苛求它丝毫不差呢？范景仁又说："房庶用一千二百粒黍装满管中，把它当作九寸，取其中的三分作为空径，这是自然而然吻合的道理。"我认为：量器的方法，是一尺见方的量器所能容纳的是一斛，如果用这个累积黍粒的方法来校验，那是吻合的。如果依从房生的说法，尺度的方法就变了，而量器的方法照旧不变，那么一斛容量的东西，又怎能装满一尺见方的量器呢？范景仁又说："量、权、衡都以一千二百粒黍作为标准，为什么唯独尺度的方法只用一粒黍呢？"我认为：黄钟律所产生出来的，一共有五种方法：一是备数，二是和声，三是审度，四是嘉量，五是权衡。量与权衡是依据它们所能容纳的容量和所称量的重量而定的，不用一千二百粒黍就无法确定。至于尺度的方法，只需要用一粒黍作为一分的标准，用不着其余的黍粒。至于数的推算与声音的确定，那就更用不着黍粒了，又哪里能一定要用一千二百粒黍来作为固定标准呢？范景仁又说："房生说现在的音乐音调太高，太常寺的黄钟正好相当于古代的仲吕，不知道房生所说的仲吕，究竟是后夔时代的仲吕呢？还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呢？如果是开元年间的仲吕，那又怎么知道现在的音调偏高不是因为从前的音调偏低呢？笛子与方响，本是里巷间的俗乐，是普通工匠所制作的，怎么能完全符合律吕的正统呢？却想要拿它作为标准，来考订雅乐，不也太难了吗？"这些都是我心中大为疑惑的地方。君子的议论，应当没有固执己见，没有自以为是，只

译以正确的道理为依归。范景仁如果能够对此加以解释，使道理清晰明白，那我怎敢不敛衽表示佩服信从呢？难道只是想在这里做这些琐碎的辩驳而已吗？"范镇回答司马君实（司马光）论乐的信说："昨日承蒙来信，认为我不应当写这份议状，这是对的。可是自从房庶（字某，字与尺律之法开始的那部分）……才领悟到这个道理，惊惧地说：'我违背了众位公卿的议论，却在下面与一介平民的说法相合，这样不合中道，恐怕要在朋友中获罪了。'读了来信之后，才豁然明白而高兴地说：'得到君实的信，然后才确定知道房庶的方法是对的，而我的议论并没有错。房庶的方法与我的议论，在当今之世能否被采用还不知道。但是能够附在君实的信中，流传给后世的人来验证考察，所以最终还是感到高兴。'君实的疑问一共有五处，条目又有十几处，我怎敢不一一说明加以解答呢？君实说：'《汉书》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了，比他更博学的大儒有很多，房庶家里怎么能得到善本而独自拥有它呢？这一定是他故意编造出脱文来欺骗我的。'这是很不对的，房庶怎么会欺骗我呢？这也是我用道理来推求的结果。《春秋》中'夏五'这样的阙文，《礼记·玉藻》中的脱简，后人怎么会知道那是阙文与脱简呢？也是用道理才能知道的啊。就像我知道房庶所说的道理一样，怎么能反而说他是欺骗，而抛弃其中的道理呢？"信中又说："'一黍之起'一句，认为出自刘子骏、班孟坚的书中是冗长的说法。"其实古时候有律管，还不知道它的长度是多少，不知道它的空径是多少，不知道它的容量是多少，怎么能径直把一千二百粒黍放在里面呢？应当是从一粒黍开始累积，一直到一千二百粒才装满，所以说"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这种方法与文章的语势都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说是冗长呢？如果像君实所说的那样，是先定尺后生律，那么《汉书》就不应当先说本起于黄钟之长，而后再讨论用黍的方法了。如果是那样，子骏、孟坚的著述就不是冗长，反而是颠倒次序了。信中又说："'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就成了新尺一丈二尺。"君实的意思，是把"积"理解为排列堆积的"积"，把"广"理解为一粒黍的宽度，才这样说的吧？其实所谓"积"，是说累积于管中；所谓"广"，是说所能容纳的宽度。《诗经》说："乃积乃仓。"孟康解释说："这就是空径的宽度。"信中又说："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是孔子用来教导子路端正卫国君臣父子的名分的，哪里是在说"积"与"广"呢？信中又说："古人制定律、尺、量、权、衡这四种器物，是用来互相参照校验的，认为这三者中即使失传，只要保存其中一种，那么其余三种就都可以据此推算出来。"这话是对的。信中又说："黍是自然生成的东西，具有恒常不变的性质，这话也是对的。"古人考虑到后世，他们的用意大概就是这样。然而古人是用律来产生尺的，古人的本意，既然知道黍在后世可以用来定尺，难道会不知道黍在后世也可以用来定律吗，反而故意在方法上使它们相互矛盾呢？如果像君实所说的那样，那就是古人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彼而不……

译知此也。又云"径三分，围九分者，数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则弃之也"——这个说法，如今是三分四厘六毫，其圆周十分三厘八毫，怎么能说不到半分就该舍弃呢？《汉书》说："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是说用九分的周长乘以九寸的长度，九九得八十一。"如今计算圆周分数的方法既然有误差，那么新尺与新量器就未必正确。如果想知道房庶的量器与尺是否吻合，姑且试验一下便可以了。又说"权衡与量器，依据其容量与重量，必须用一千二百粒黍才可以定"。至于尺法，只用一粒黍作为一分，不需要用到其余的。如果说尺是由一千二百粒黍产生的，那便成了尺生于量了。而且黍用在权衡上，是依据黄钟律管的重量；用在量器上，是依据黄钟律管的容积；用在尺上，是依据黄钟律管的长度。这些其实都是一千二百这个数。这些都是《汉书》的正文，怎么能说一粒黍就定成尺呢？怎么能说尺是由量器产生的呢？又说"房庶说太常乐音太高，黄钟恰好相当于古代的仲吕"。不知道他所说的仲吕，究竟是后夔时代的仲吕呢，还是开元时代的仲吕呢？如果是开元的仲吕，那又怎知如今的偏高不是从前的偏低呢？这正是不懂音律之人的议论，不值得再讨论了。又说"方响与笛子是里巷间的音乐，是庸俗工匠所制作的，不能完全符合律吕的正统"，这只是知道古今乐器名称的不同，却不知道它们的律与声其实是相同的，也不值得再论了。假使能得到真正的黍，用房庶的方法制成律吕，没有丝毫的误差，那才是黄帝的仲吕，岂止是后夔、开元所说的那样呢？《尚书》说："用律使声音和谐"，正当舜的时代，让夔掌管音乐，尚且要用律然后才能使声音和谐。如今律有四厘六毫的误差却认为恰好合适，然而想凭此求得音乐的和谐，来配合朝廷制礼作乐的用意，这可能做到吗？这可能做到吗？太史公说："不依附有权势的名人，就不能成名。"你确实想要成就名声，也知道该依附什么人了。只有依附正确的才可以，若依附了错误的，又怎么可以呢？谚语说："抱着桥柱洗澡的人，一定不会淹死。"你的议论，莫非就是这种抱着桥柱洗澡的人一类吗？承蒙你来征询，我不敢不多说这些琐碎的话。

宋徽宗崇宁元年，下诏命宰臣设置僚属，讲议国家大政。因为大乐的制度讹误残缺，太常乐器破损败坏，琴瑟的制度参差不一，箫笛之类的乐器，由乐工自己置备，每逢大合乐时，声音混杂，而且都失之过高，筝、筑、阮是秦晋一带的乐器，却被列在琴瑟之间；熊罴是梁、隋时的制度，却设置在宫架之外。笙不用匏做，舞蹈不能象征成功，乐曲不合乎乐谱。乐工大多是农夫、市井商贩，遇到祭祀朝会，便从田间里巷中临时召集。教习没有成效，懵然不懂音律。议论音乐的臣子因为乐经散失，无所依据。秦汉以后，各家儒者互相非议，不足以取法。于是广泛寻求精通音律之人，魏汉津的名字便传达到皇帝那里。汉津此时已经九十多岁了。他本是剩员兵士，自称居住在西蜀，师从仙人李良，传授了鼎乐之法。宋仁宗皇佑年间，汉津与房庶因擅长音乐被举荐。到了朝廷后，黍律已经制成，阮逸开始反对他的说法，汉津没能施展他所学的东西。后来阮逸的音乐不被采用，他才退下来与汉津商议指尺之法，写成书两篇，叙述指法。汉津曾在太常陈述此法，乐工们害怕改动重作，都不赞同他的说法。有人说汉津从前曾在范镇手下服役，见过他的制作方法，略微取用了一些。蔡京把他的说法说得神乎其神，并且把它托名于李良。

崇宁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进献他所撰写的《乐书》二百卷，命礼部尚书何执中审查详议，认为陈旸想要考订确定音律，以校正中正之声，希望送交讲议司，命令懂音律的人参照验证并施行。陈旸的论述说：魏汉津论乐采用京房的二变四清之说，这大

译概是以五声十二律为音乐的正统。二变四清，是音乐的蠹害。二变以变宫为君音，四清以黄钟清声为君音，事情可以随时代而变化，固然可以变，但君音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许可以分割，但黄钟不可分割，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尊无二上"的宗旨吗？壬辰年，皇帝下诏说：朕想到隆重礼制、制作音乐，实在是对内修养、对外治理的首要事务，损益增删、著述制作，怎敢落后呢？命令讲议司的官员详细考求历代礼乐的沿革，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修订成为典范教训，以传给永世，达到安定君上、治理百姓的最高德行，彰显移风易俗的美好教化，这才符合朕咨询探求的心意。

崇宁三年正月，魏汉津说：臣听说黄帝用三寸的乐器命名为咸池，他的乐曲叫做大卷。三三得九，于是成为黄钟的律。大禹效法黄帝的方法，以声音定律，以自身作为尺度。用左手中指的三节共三寸，称为君指，裁定为宫声的律管。又用第四指的三节共三寸，称为臣指，裁定为商声的律管。又用第五指的三节共三寸，称为物指，裁定为羽声的律管。第二指为民，属角声；大拇指为事，属征声。民与事，由君臣来治理，用物来养育，所以不用来作为裁定律管的依据。取三个指头的长度合起来为九寸，黄钟之律便确定了。黄钟确定后，其余的律便由此产生。臣现在想请求依照皇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的尺寸，先铸造九鼎，其次铸造帝座大钟，其次铸造四韵清声钟，其次铸造二十四气钟，然后调均琴弦、裁定律管，作为一代的乐制。

【此后十三年，皇帝有一天忽然梦见有人说："乐已制成而凤凰却不降临，大概是因为不是用陛下的手指(度量)吧？"皇帝醒来后深感懊悔，感叹道："崇宁初年制作音乐时，曾请求用我的手指尺寸，可是内侍黄经臣坚持说皇帝的手指不可以给外人看，只是拉着我的手大略比划了一下说：'就是这个了。'这件事本没有人知道，如今神明这样告诉朕，那该怎么办呢？"于是又重新拿出中指的尺寸，交给蔡京，秘密命令刘昺试验此事。当时刘昺始终隐瞒了魏汉津当初的说法，只是依照先前商定的尺度，制作了一支长笛进献。皇帝手指的尺寸已经比原先的长，而这支长笛几乎不可能更换来改变人们的观感，于是此事就此作罢。这段记载是蔡京的儿子蔡绦所说的。】

朱熹说：古代的音乐失传已经很久了。然而秦汉之间，距离周代还不远，乐器与音律还有留存下来的，所以那些方法虽然不曾施行于当世，但作为法则还不曾有异议。到了东汉末年，一直延续到西晋初年，各种说法就已经渐渐多起来了。历经魏、周、齐、隋、唐、五代，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而法则却越来越不确定。到了我朝，功业已成，天下大治，按理应当有所作为。建隆、皇佑、元丰年间，也曾三次致力于此事。可是和岘、胡瑗、阮逸、李照、范镇、马光、刘几、杨杰诸位贤者的议论，终究不能统一。更何况在崇宁、宣和之际，正是奸佞谄媚之徒当权的时候，都是些受过刑罚黥面之余的人，又怎能谈论天地之和谐呢？丁未年南渡以来，如今已经六十年了，神明与人事的谨慎考虑还未能充分展开，因此没有闲暇顾及考订古礼文献这类事情。可是学士大夫因循简陋旧习，于是再没有人肯留意钟律的事，这已经太过分了。

我的朋友建阳的蔡元定，字季通，正当这个时候，却独自一人真心喜好这门学问，努力探求，广泛搜集，远近取材，巨细都不遗漏，积累多年，竟仿佛暗中契合古义。写成书两卷，共若干字。我曾经拿来读过，喜爱它明白透彻而又渊博深邃，缜密周详而又通畅明晰，不作牵强附会之谈，其中曲折变化如珠子在盘中滚动而不出盘外。他的言论虽然大多是

译近世所未曾讲过的，可实际上没有一个字不是本于古人已经验证过的成法。比如黄钟律管圆周直径的数目，可以从汉代斛的容积分数来考证；寸以九分为标准，可以从淮南王、太史令、少司马的说法推演出来；五声二变的数目、变律半声的比例，杜佑的《通典》里都有记载；变宫变征不能作为调式的主音，从孔颖达的《礼记正义》里也可以看出来。至于先求声气的根本，然后依据律来产生尺，这尤其是他卓然独到的见解，也零星地散见于两汉的史志、蔡邕的说法，以及本朝的《会要》，还有程颐、张载的言论中。只是读书的人不能深入考察其间的细节，即使有些人对某处有所领会，却又不免在别处有所遗漏，因此弄得含混不清，没有定论。大概不是拘泥于熟悉习见的浅近说法，就是任凭自己的胸臆，胡乱穿凿而没有依据。季通却能奋发自己独到的见解，超然远望，梳理剔抉，反复参照考求，用尽平生的心力，以至于有一天豁然贯通融会，这也可说是勤勉了。等到他撰写论述时，又能推究根本，排列条理，撮取要领，阐发精微之处，不用浮泛的言辞、滥杂的说法来搅乱其间，也算得上是得到了著书的正体了。

我认为国家将要平定中原，开创中兴的运数，必定会审定音律以谐和神人。到那时候，受诏掌管此事的大臣如果能得到这部书并把它进呈，那么东京郊庙的音乐将不必等到公孙述那样的瞽师才能齐备，而这部参悟四分历法的书也不必等到后世的扬雄那样的人出现才被人赏识喜爱了。只是季通写这部书，文辞简约、义理明白，本来并不难读，可是读的人往往还没读到一半，就已经打哈欠想睡觉了，本来就无从领会其中的旨趣。唯独凭我的迟钝不敏，才能反复读了好几遍，才勉强得到大意的仿佛。季通因此也认可我是能了解他志向的人，所以嘱托我写这篇序言，我也就无法推辞了。季通还想要调和乐律节奏，配以管弦，另外撰写乐书，来完成他的事业，又用余力阐发诸葛武侯六十四阵图，梳理订正邵雍《皇极经世》的历法，以求大备成一家之言，他用心也真是勤勉了。我虽然年老多病，倘若能够活着见到这些著作完成，那岂不也是千古一大快事吗。

译○元丰朝会乐十议【宋】

宋神宗元丰二年，详定所对朝会所用音乐提出十条意见：

其一：唐代元正、冬至的大朝会中，迎送王公时用舒和之乐，《开元礼》规定从初入门起奏舒和之乐，到位后乐止。作乐本是用来迎待王公的，如今中书门下、亲王、使相先在丹墀上东西站立，等皇帝登上御座后才奏乐引三品以上官员入场，这不合礼制。应请侍从及应赴的官员先就位，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以及宗室将军以上分东西两班入场时，奏正安之乐，到位后乐止。

其二：如今朝会礼仪中，进第一爵时宫悬奏和安之曲，第二、三、四爵时登歌演奏庆云、嘉禾、灵芝之曲，这样合乐在前、登歌在后，有违古义。应请第一爵时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声而起；第二爵时笙入场奏庆云之曲，只吹笙，其余乐器不奏；第三爵时堂上唱嘉禾之曲，堂下笙吹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间进行；第四爵时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堂下乐器一齐演奏。

其三：文舞、武舞各设四表，表与表之间相距四步为一酇缀，各六十四人。舞者头戴进贤冠，左手执钥，右手秉翟，分为八佾。两名乐工执纛在前引导，衣冠与舞者相同。舞者进退安详从容，每进一步则两两相对作揖，三步作三揖，四步表现出三度谦让的姿态，这算作一成，其余各成都照此。从南面第一表到第二表为第一成，到第三表为第二成，到北面第一表为第三成，转身退行到第三表为第四成，到第二表为第五成，再回到南面第一表为第六成，然后武舞入场。如今文舞所执的翟羽是集雉尾装在髹漆的柄上，考求古制其实并无依据。聂崇义所绘的图中，羽舞所执的类似羽葆幢，是将羽毛分四层结成绶带系于柄上，这其实是纛翳一类的东西。应请依照图样以真正的翟羽制作。

其四：武舞服平巾帻，左手执干，右手执戈。两名乐工执旌走在前面，执鼗、执铎的各两人，金錞两具由四人抬举，两人执镯，执铙、执相的在左边，执雅的在右边，也各由两人夹护引导舞者，衣冠与舞者相同，分八佾排列在南表之前。先摇动铎来传令击鼓，再击鼓以示警戒。舞者听到鼓声，便各自依酇缀所定位置，持干肃立定位。堂上长声歌唱以表咏叹，此时播动鼗鼓以引导起舞。舞者从南面向北面进步，走到最南边的表，以显示舞蹈渐次展开，然后左右夹击摇铎，接着击鼓，用金錞相配合，用金镯来节制，用相来辅助，用雅来收束乐声，舞者步伐发扬蹈厉，呈现出勇猛迅疾的姿态。每前进一步，则两两以戈盾相对，一击一刺，称为一伐，四伐为一成。一成也称一变，到第二表为第一变，到第三表为第二变，到北面第一表为第三变。舞者转身面向空中，退行向南，到第三表为第四变，然后边击刺边前进，到第二表时更换行列。用雅乐节制步伐，分左右下跪，右膝着地，左脚抬起，象征以文止武，这是第五变。舞蹈着前进，呈现出军队班师振旅的样子。摇铎振鼗，击鼓并配合金錞，敲镯鸣铙，再回到南面第一表为第六变，舞蹈至此结束。古时国君亲自跳大武之舞，所以头戴冕冠、手执干戚。如果用八佾而做出击刺的姿态，那么舞者应执干戈。有解说者认为武舞是模拟战争的景象。演奏六遍乐曲，每一遍演奏中，大约都以戈矛做四次击刺，戈用来击打，矛用来刺击。玉戚本不适合用于击刺，如今舞蹈却执干戚，这大概是沿袭下来的错误。应请改为左手执干，右手执戈。

其五：古代乡射礼中，三支笙配一支和才能成声，是说

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如今朝会奏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设两人，两者数目相等，这是不对的。乡射本是列国大夫士的礼仪，应请增加一倍为八人，丹墀东西各设三支巢笙、一支和笙。

其六：如今宫悬四角虽然设有建鼓、鞞鼓、应鼓，但相传并不击奏。干德年间曾下诏设四面建鼓，连同左右的鞞鼓、应鼓，共十二面。依照李照所奏，以月建来确定音律标准，与镈钟相呼应。鞞鼓、应鼓设在建鼓旁边，这也属于朔鼙、应鼙一类。应请在奏乐时，先击鼙鼓，再击应鼓，然后击建鼓。

其七：如今乐悬四角设有建鼓却不击奏，另外在乐悬之内设散鼓来代替。干德年间尹拙上奏应去掉散鼓，皇帝下诏同意，但乐工长期习惯也未能废除。李照建议制作晋鼓作为乐节，应请在乐悬之内去掉散鼓，设晋鼓来配合金奏。

其八：古时瞽蒙、眂瞭都掌管播鼗，用来节制一曲的终结。应请在宫悬中设鼗鼓作为乐节。

其九：按照天子之礼来考求，凡是乐事，播鼗、击颂磬和笙磬，用钟鼓演奏九夏，这些都是在庭中演奏的乐曲。戛击柷敔，击球用玉磬、搏拊，都是用来节制乐曲的。琴瑟用来配合诗歌吟咏，这些都属于堂上之乐。磬本应在堂下演奏，因为尊重玉磬，所以让它升到堂上。至于击石拊石，则应统摄整个庭院的乐奏。后世不追究这个道理，因《春秋》记载郑国人贿赂晋侯歌钟二肆，于是就在堂上设置歌钟、歌磬。其实歌钟本是堂上歌唱，堂下以钟鼓相应罢了。歌唱必定用金奏相配合，才叫作歌钟，也就是用来节制歌唱而已，哪里是说堂上真有钟呢？歌磬这个名称本来没有出处。晋代贺循上奏设置登歌的簨虡，采玉造小磬，大概是取法舜庙鸣球的制度。后周登歌完备地设置钟磬，隋唐至今都沿袭施行，这些都不合礼制。应请正旦、冬至朝会时堂上之乐不设钟磬。

其十：古代歌工的人数，大射礼用工六人，四张瑟则由四人鼓瑟，二人歌唱。天子用八人，那么瑟与歌各为四人。魏晋以来登歌用五人，隋唐用四人，本朝沿袭，这是遵循周代的制度。按礼，登歌下管，是看重人声，所以《仪礼》中瑟与歌工都坐在西阶之上。隋唐相沿，在庭中磬虡之下击奏配合歌唱琴瑟，这不符合升歌重人声的本意。如今堂上琴瑟数量比周代制度多出不止一倍，而歌工只有四人，声音高低不能相称。乐有八音，用来推行八风，所以舞佾与钟磬都以八为定数。应请撤去庭中的歌者，将堂上歌工增至八人，与琴瑟数目相配，其余的筝、阮、筑都一并废除。太常寺认为，若去掉堂上的钟磬，那么歌声就会与宫悬距离太远。汉唐以来宫室的规制日渐扩大，堂上离庭中越来越远，其上下乐节如果不能相互呼应，就会杂乱无序。况且朝会之礼起于西汉，后世难以完全采用三代的制度。堂上的钟磬、庭中的歌工与筝筑等乐器，仍依照旧有仪制为宜，于是就采纳了太常寺的意见。

○杨杰大乐七失议【宋】

元丰三年，杨杰指出大乐有七个缺失：

第一，歌唱不能拖长声调，声音不依循咏唱，音律不能与声音相和。金声宏大浑厚，处理不当就会显得沉重；石声温润，处理不当就会显得轻浮；土声浑厚，处理不当就会显得低沉；竹声清越，处理不当就会显得过高；丝声纤细微弱，处理不当就会显得琐碎；革声宏大，处理不当就会显得空洞；匏声聚合，处理不当就会显得冗长；木声干净利落，处理不当就会显得短促。只有人禀受中和之气，才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都以人声为标准。歌词虽然要拖长声调，但不可超过应有的声调限度。如今歌唱者有的一个字要拖过好几

译个音律，有的乐章已经唱完而乐音还未结束，这就是所说的歌唱不能拖长声调。应请节制其繁复的音调，用一个音配一个字。而且诗是表达人的心志，咏唱成为歌，五声跟随歌唱，这叫依咏；律吕协同演奏，这叫和声。前代儒者认为依照人的声音来制作音乐，凭借乐器来表现声音，本来是效法人声，并非人声效法乐器，就是这个道理。如今祭祀乐章都随着月律而定，声音不依循咏唱，而是让咏唱依循声音；律不配合声音，而是让声音配合律，这不是古代的制度。

第二，八音不协调，钟磬缺少四个清声。虞代之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代之乐和平，以磬为依据；周代之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是众乐所宗，那么天子之乐应用八个钟磬箫，作为众乐的根本，才把数目加倍成十六个。十二律是律的本声，另外四律是应声。本声重大，象征君父；应声轻清，象征臣子。所以那四个应声叫作轻清，也叫子声。李照议乐时，开始不用四清声，这样就只有本声而没有应声，八音又怎能协调呢？如今巢笙、和笙，其管为十九根，以十二管发出律吕的本声，以七管作为应声，使用已久，声音十分和谐，那么编钟、编磬、箫也应当用四个子声，以使八音协调。

第三，金石乐器压过其他声音的比例。奏一个音，各种乐器都应以相应的声音配合，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分。如今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而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却击奏三声，声音繁多而掩盖了众多乐器的声音，于是导致比例失当。镈钟、特磬、编钟、编磬的节奏应当与众乐器相同，不应连续敲击。

第四，舞蹈不能体现成就。本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再奏武舞，武舞的容节有六变：第一变象征六师初次兴起，第二变象征上党平定，方向应朝北；第三变象征扬州平定，方向应朝东南；第四变象征荆湖归附，方向应朝南；第五变象征邛蜀纳款归顺，方向应朝西；第六变象征军队班师振旅，方向应先朝北再转南。如今舞者发扬蹈厉、进退俯仰，既不足以体现成功盛德，又失去应有的方向，而文舞的容节更是毫无法度，这就是舞蹈不能体现成就。

第五，音乐失去节奏。音乐开始时，应当和谐地聚合众声，如羽音的汇合，放开来纯正和谐，节奏分明清晰，往来有条不紊，然后才算完成。如今乐声混乱，没有统摄驾驭，就是失去了节奏，不能称作完成。

第六，祭祀飨礼没有分乐的次序。凡是金石众乐一起演奏叫作奏，用人声咏唱叫作歌，阳律必须奏，阴吕必须歌，这体现阴阳的配合。顺应阴阳的配合，才能沟通神明，表达精诚之意。如今冬至祭天不唱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天祭祀祖庙不奏无射，秋天祭祀后庙不唱大吕，而四望山川又没有专门的祠祀用乐制度，这怎么能宣扬引导阴阳之气，使万物生长化育呢？

第七，郑声扰乱雅乐。朱色紫色虽有颜色容易区分，但雅乐与郑声没有形迹却难以辨别。圣人担心这一点难以辨别，所以制定律吕中正之音，昭示后世万代。如今古代乐器尚存，律吕齐备，而学士大夫不去讲习考订演奏，都交给低贱的乐工去做，那么雅乐郑声就不得不混杂在一起。希望审慎地调校钟管，用十二律轮流为宫的还宫均法，让上下都通晓练习，那么郑声就不能扰乱雅乐了。于是绘制了十二均图，一并呈上。

○用正声废中声议【宋】

宋徽宗大观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学士蔡攸上奏：九月二日，皇帝亲自到明堂祭祀，应当用大乐。按《乐书》所

译说，正声得正气时使用，中声得中气时使用。从八月二十八日起已进入秋分中气，大飨之日应当用中声之乐。如今仔细考察，古代的神瞽考订中声来确定律，所谓中声就是黄钟。黄钟本身就是中声，并非另有一个中气的中声。考察前代典籍，本来就没有正乐、中乐两种。如果把一个黄钟当作正声，又把一个黄钟当作中声，那么黄钟这个君声就不该有两个。况且皇帝所定的起律均法既已确定，大吕排在黄钟之后，是阴吕，属臣声。如今减去黄钟三分之一，就进入大吕的律了。把这改名为黄钟中声，不但擅自更改了帝律，又用阴吕臣声僭越窃取了黄钟的名号。如果依照《乐书》所说正声得正气就用、中声得中气就用，那么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就常常不用正气而用中声了。既然以黄钟为正声，又把大吕改称为中声之黄钟，那么帝律所起的黄钟就常常不被使用，而大吕却常被使用。这是压抑阳气、扶助阴气，贬退律而提升吕，害处极大，没有比这更甚的了。如今宗祀明堂，因为八月中气尚未过去而使用中声之乐，以南吕为宫，那么本律的正声都不能参与其中。请求废除中声之乐，一概遵循帝律，只用正声，以协和天人，纠正错误谬误，记载于《乐书》之中。皇帝下诏同意。蔡攸又请求收回已经颁行天下的中声之乐。

○太正少三等八条议【宋】

宣和元年四月，蔡攸上书说，奉诏制造太、少二音的登歌宫架，用于明堂，已逐渐就绪，请求向大晟府汇报，共八条：

一、太、正、少三等钟，旧制编钟编磬各十六枚，在十二正律之外，增加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个清声，如今既然分为太、少，那么四清声就不应兼用，只用十二律的正声各作一架。

二、太、正、少三等琴，旧制有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共五等，如今经讨论一并依照律书所载，只用五弦，其中弦最大的为宫音居中央，象征君主，商音张设于右侧，其余按大小依次排列，不失次序，作为太、正、少的制式，这样十二律就没有遗漏的音了；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的琴在太、少乐中不再制造。

三、太、正、少三等钥，按《周官》钥章之职，吹钥来迎接寒暑，王安石说：“钥有三个孔，律吕由此而生，但这种乐器在世上不流行已经很久了。”近来得到古代的钥，曾经加以颁行，如今依照《尔雅》所载，制造太、正、少三等，作为乐器的根本，设在众管之前。

四、太、正、少三等篴、埙、篪、箫，旧制箫为十六管，如同钟磬的制式，有四个清声，如今既然分为太、少，那四清声也不应兼用，只用十二管。

五、大晟匏有三种，一叫七星，二叫九星，三叫闰余，都不见古代制度，匏是八音之一不可缺少，如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闰余尤其没有经典依据，只有《大晟乐书》说匏造十三簧，用来象征闰余，十是土的成数，三是木的生数，木得到土才能生长，所以只用黄钟一个清声，但黄钟清声没有对应闰余的道理，如今去掉闰余一匏，只用两色，并改掉“七星”“九星”的名称，只叫“七管”“九管”。

六、旧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从黄钟以下共十九管，不合古制，竽笙、和笙都以正律林钟为宫，三种笙合奏时用两个调，和笙奏黄钟曲，巢笙就奏林钟曲来应和，宫音徵音相混杂，这种乐器本用于宴乐，如今依照钟磬的方法，裁定为十二管，以应十二律，分为太、正、少三等，旧笙不再使用。

七、柷敔、晋鼓、镈钟、特磬虽然没有太、少之分，但作为起止和乐的乐器应当一并设置。

八、登歌宫架有搏拊两件乐器，按《虞书》所说“戛击鸣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释说：“或戛或击，或搏或拊”，与《虞书》所记有出入，如今请求废除不用。

皇帝下诏全部依照所奏施行。

○崇宁之乐可变议【

译元】

吴莱在《渊颍集》中说：从前我北游京师，听说太常寺所用的乐本，是大晟乐的遗留法度。自从东都沦陷后，大乐官员带着乐器北逃燕都。燕都发生丧乱，又迁徙到汴梁、蔡州。汴蔡陷落后，东平的严侯独自保存了旧有的乐部。本朝开国之初有旨意征求乐制，东平太常徐公于是主管乐事。曾在日月山奏乐观赏，请求增设宫悬文武二舞，让旧有乐工教习，以备大祀之用。所以如今乐户的子孙还世代居住在河南、汴梁一带，只能勉强演奏其中钟鼓铿锵的部分，已不能再深究其中的义理了。我因此考求前代关于议乐的记载，从和岘以下，历经六七位大臣，而议论始终没有定论。前一天刚刚认定音乐已经调和，还没过多久，就又重新改铸。有人说音乐过于清亮，有人说音乐过于浑浊。乐工冶匠又深深厌烦炉鞲鼓铸的辛劳，于是有的就擅自选取铜料的成分比例来敷衍应付。当着皇帝面前测试时，即使是德高望重的老师宿儒，也终究不能确定铜的成分比例，只能空谈铜律的清浊。等到崇宁年间，魏汉津竟然用蜀地一个受过黥刑的士卒，为朝廷制造大晟乐府，于是把他的乐书颁布天下。他说古代制乐的人，只有黄帝、夏禹掌握了乐的正道。为什么呢？圣主的禀赋，向上与阴阳合为一体，发声就成为律，身体就成为度。所以黄帝、夏禹制乐，实际是从自身而得来的。他上奏说：请以圣主中指第三节的三寸来确定黄钟的律，再据中指的周径来确定度量权衡，乐器就依此制造。臣将见到这样制成的乐既合乎天地之正道，又具备阴阳之和谐，并且能得到金石乐器清浊的适宜比例。当时，只有丞相蔡京最相信这套说法，先铸造了帝鼐八鼎，又制造金石钟虡，雕刻镂饰，可以说是极尽后世的精选了。然而由于崇宁年间所用的指尺过长，因而乐律就偏高。这一点连魏汉津自己也知道，他曾私下对弟子任宗尧说：“乐律偏高，北方元代表水的鼎又溢出水来。律高则声音过于哀伤而国家会乱，水溢出则国家会发生变故而丧失领土。这恐怕不用多久就要应验了。”唉！魏汉津所制的乐，难道真的比和岘以下诸人所论的乐要高明吗？然而至今仍沿袭相承，未曾听说有所改动。制乐实在不能草率仓促地就定下来。虽然如此，崇宁之乐也是可以改变的。古代论乐的人，一种叫古雅乐，一种叫俗部乐，一种叫胡部乐。古雅乐经过秦朝战乱而废弃，汉代只是采集荆楚燕代一带的民歌，稍微协调律吕，以配合八音的调式，已经不再是古乐了。晋宋六朝以来，南朝的音乐多用吴地的声调，北方的音乐仅仅承袭北方的风俗。等到隋朝平定江南，魏三祖的清商等乐留存下来的还有十分之四，世人称之为华夏正声，其实是俗乐。到这时，沛国公郑译又根据龟兹人苏祗婆擅长胡琵琶而翻译出七调，于是用来制乐。所以如今乐家还保留有大食、小食、大食般涉等调名。大食等本是西域的国名，而般涉就是般赡，汉语意思是羽声。隋朝人便把它当作太簇羽了。由此看来，汉代只是用俗乐来确定雅乐，隋朝以来则用胡乐来确定雅乐。到唐玄宗时，胡部坐着演奏，俗部站着演奏，乐工练习音乐，坐着演奏不精通的，才让他站着演奏；站着演奏还不精的，才让他去教雅乐。天下后世竟然不再知道古雅乐真正的声调了。从唐到宋，大体都是如此。当大晟乐书颁行的时候，教坊色长张俣曾写过《大乐元机赋》，论述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调，其实都没能脱离龟兹苏祇婆的旧法。正式演奏的四十大曲，平常演奏的小令，四部弦管，仍旧大致沿袭唐末五代梨园法曲的遗风。这难道不

译是胡乐与俗乐相混杂的产物吗？由此可知雅乐是不容易一下子恢复的。自古以来，律与历这两件事，是互相参照使用的。太史郭公曾经制定历法，确实是旷世未有的成就。我认为应当依照古法，用缇室葭灰随着月份来测候节气，天地间的中气如果能够相应，那么钟律的中声理应没有不相应的。关键在于要经过长久的时间才能验证，制乐实在不能草率仓促地定下来。唉！崇宁之乐也是可以改变的啊。我又到哪里去找伶伦、荣猨这样的人，与他们一同讨论音乐呢！

○黄钟三寸九分不合于理议【明】

季本在《律吕别说》中说：近来莆田的李文利教授著有《律吕元声》，专门主张黄钟三寸九分的说法，这原本出自《吕氏春秋·仲夏适音》篇，其中说：“黄帝命伶伦从大夏的西边、阮隃的北面，取来嶰溪山谷中的竹子，选取空腔厚薄均匀的，截取两节之间的部分，长三寸九分，吹奏它，作为黄钟的宫音，接着又制作十二根竹管，用来听凤凰的鸣叫，以区分十二律。凤的雄鸣有六种，雌鸣也有六种，用来比配黄钟的宫音，都可以由此生成，所以说黄钟之宫，是律吕的根本。”宋代刘恕撰写《外纪》，书中记载“黄帝命伶伦制律”，也引用了这段文字。推想刘恕的本意，不过是广泛采集古书，用来记述三皇的事迹罢了，对于三寸九分这个说法，却没来得及详细考究它的道理。然而《吕氏春秋》季夏六月纪又说：“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的音律，加上三分之一，是向上生；三分所生的音律，减去三分之一，是向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属于向上生；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属于向下生。”这个方法本来与《史记》《汉书》所说的上下相生、三分损益的方法相同，而黄钟之宫实际上是从九寸开始的。可见《吕氏春秋》前后的说法并不一致，本身就自相矛盾。《史记》《汉书》虽然还没能真正领会古人制律的本意，但比起三寸九分的说法，还是有可以推求之处，而且其数字也比较自然。如果以三寸九分作为黄钟，按照《吕氏春秋》上下相生的方法来损益推算，到应钟时，只剩下长一寸八分四厘八毫八丝，这怎么能发出声音呢？我猜测“长三寸九分”，应当是“长九寸，空径三分”的讹误。所以《汉书》引用这句话时，删去了“长三寸九分”五个字，大概是已经知道这个说法不对了。《隋书》也大概没有察觉，又重复引用这个说法来论述和声，也是想要保全古义，因而沿袭了这个错误而没有察觉。终究还是把上下相生、三分损益作为古人简易的方法，而黄钟为九寸这一点，都沿袭汉代旧说，从未改动过。至于韦昭注《国语》，说：“黄钟是阳气的变化，本来是就黄钟而言的。”他又说：“管长九寸，径三分，围九分。”也是在讲黄钟的周径长短，而对于蕤宾，他确实说：“管长六寸二分八厘”，只是举了个整数而说“六寸三分”罢了，并非说九寸本来是蕤宾的律，而后变化为黄钟的。怎么能根据三寸九分这样荒谬的说法，来作为黄钟的定数呢？李文利的本意，是认为律吕的数目只能向前推移而不能返回，不符合阴阳消长往来的道理。所以他以三寸九分为起始数字，循环升降：从大吕到蕤宾这五个阳辰，都以阳气上升而增加九分；只有黄钟因为阳气尚且微弱，所以只增加六分。从林钟到

译黄钟这五个阴辰，都以阴气下降而减少九分；只有林钟因为阴气尚未旺盛，所以只减少六分。这就是他所定的差数。然而阳气上升时，气从微弱逐渐变得显著，是逐渐充盈的；阴气下降时，气从旺盛转为衰弱，是逐渐收缩的。阴阳进退盈缩本应恰好相称：但阳气开始上升时是六分，之后却五辰都增加九分；阴气开始下降时是六分，之后却五辰都减少九分。他的用意虽然好，但数字上却是勉强安排的，而且也不是《吕氏春秋》上生下生的本来方法。这也不过是主观臆造的说法罢了。既然把三寸九分当作黄钟，于是就说黄钟的尊贵，在于清气向上运行，不在于数目的多少。清的数目少，浊的数目多。数目少的尊贵，数目多的低贱。黄钟为宫，声音极清而向上运行；到角、徵、羽，就逐渐下降变得重浊，成为民、事、物，极力斥责各位儒者所说黄钟长九寸的说法是错误的。殊不知礼制中也有以多为贵的情况，比如献数：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士一。豆数：天子二十六，诸公十六，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佾数：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之类，都是根据各自所重视的方面，来区分尊卑等级，未曾拘泥于一端而作为固定标准。所以数目多、律管长，声音就浑浊而成为宫音，带有持重深沉的意味，这对它成为尊贵的音有什么妨碍呢？数目少、律管短，声音就清亮而成为羽音，带有轻盈飘逸的意味，这对它成为低贱的音又有什么妨碍呢？商、角、徵的声音，也是依此类推而有高低之分的。这就是君、臣、民、事、物之所以有次序的原因。凡是天的运行规律，是本体静止而作用运动，君主，就是以静制动的人。从商音以下，都是以动而受制于静的。古人立法，也是根据各自的用途而各有其意义，何必一定要标新立异，来成就自己的臆断呢？如今《律吕大象》一章，既然把子位的黄钟定为正宫，丑位的大吕、亥位的应钟定为宫，寅位的太簇、戌位的无射定为商，卯位的夹钟、酉位的南吕定为角，辰位的姑洗、申位的夷则定为徵，巳位的仲吕、未位的林钟定为羽，午位的蕤宾定为正羽，用来配合君、臣、民、事、物的等级，那就很明白了，是以三寸九分的黄钟为起点，依次推算到九寸的蕤宾。他所确定的五声生数次第则说：宫声五十，商声八十，角声九十，徵声七十，羽声六十。商音、角音都比宫音数字增多，徵音、羽音都比角音数字减少，有的增加三十，有的增加十，有的减少二十，有的减少十。这样参差不齐的数目，又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的呢？宫属土声，土在河图对应五，用十乘之得五十；徵属火声，火在河图对应七，用十乘之得七十；羽属水声，水在河图对应六，用十乘之得六十，这些还算说得通。商属金声，却拿它对应河图的八，用十乘之得八十，那就变成木而不是金了；角属木声，却拿它对应河图的九，用十乘之得九十，那就变成金而不是木了。这与《律吕大象》章所排定的次序相比，又是何等的错乱呢？他又以变宫五十、变徵七十作为二变，用来凑齐七音，这又是沿袭七始七声的旧说了。所以他的对调旋宫图，全都依照《律吕新书》中每均七声的数目，而蔡氏所说相差一律则音节和谐、相差二律则音节疏远的说法，也一并采用。但只使用全声，不使用半声，这些声音都不是依靠上生下生的方法得来的，只是凭雌雄和鸣的缘故来定的。阳律以三为宫商角，那么阴吕就以二为徵羽；阴吕以三为宫商角，那么阳律

译就以二为徵羽。这样的长短次序也并非一一按顺序排列的，这又哪里算得上是均呢？至于他的六十调图，虽然本于《律吕新书》，但《新书》的本意，是以一律配五调，所以每律都立五均。如今他把它逆着排列而加以纠正，改成从左旋转，而每五调之后，又列出一宫，牵强地与大司乐奏歌的说法相拼凑。他的双宫对调图，也只是根据奏歌两律的分配互相更换调动而已。这本来是不理解《律吕新书》的本意，却随意去做，实在是既费力又拙劣。他的《正五音》章，把喉、舌、齿、唇、牙分别归属于宫、商、角、徵、羽，这又是另外一套说法。喉舌齿唇牙，本是字音；字音也有清浊、半清半浊之分，所以借用宫商角徵羽来命名它们。正如沈括所说：“字有喉唇齿舌之分，应当使每个字都发音轻圆，而歌声之中不显露字形。”又比如宫声字而曲调恰好用商声，就能把宫转为商，使字中含有声调，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字声就等同于歌声，那就不对了，不能把歌声等同于字声，这又是一种牵强附会。至于他引用苏祇婆七声的说法，其实正是秦汉以来五声二变的道理，只是在西域的名称不同罢了，怎么能拿这个来作为声音清浊的证据呢？他写这本书，只有指出前代儒者不了解黄钟生成之数这一点，足以破除以往一去不返的错误认识，至于其余的种种论述，说今不像今，说古不像古，从法象上说没有可取之处，从度数上说也不合规律，没有一处符合道理的。孔子说：“大概有不懂却硬要创作的人，说的就是这一类吧。”

○琴以第三弦为宫，为中和议【明】

朱载堉《律吕精义》中说：“往年我与擅长弹琴的人讨论古今雅乐的高低，听他说：‘冷谦所定的乐，是古代的无射调，俗称清商调，以第二弦为宫音，年少者歌唱时会拖不出声，音调失之过低，恐怕不是中和之音。蔡元定所定的乐，是古代的夹钟调，俗称清徵调，以第四弦为宫音，年老者歌唱时会提不上去，音调失之过高，也不是中和之音。所谓中和，是古代的正调，俗称清角调，是轩辕氏所创造的，以第三弦为宫音，比冷谦所定高一调，比蔡元定所定低一调，年老者歌唱不会提不上去，年少者歌唱不会拖不出来，不高不低，这才叫作中和。’当时的典乐官尤世贤，也是精通音律的人，他拿神乐观笙工所吹奏、平时练习的旧乐章谱，与琴谱互相对照，证明这个说法并非虚言。”

钦定续通典卷九十一

●钦定续通典卷九十二　兵一

臣等谨按：杜佑所作《兵典》，其序言认为西汉把重兵集中在京师是得当的做法，东汉至唐代因藩镇势力过盛而导致失策，这确实切中事理。但对于用兵的根本大计，则还未能详尽阐述。古代圣人重视军事已经很久了。《周礼·大司马》记载：仲春教练振旅，趁机举行搜田；仲夏教练茇舍，趁机举行苗田；仲秋教练治兵，趁机举行狝田；仲冬教练大阅，趁机举行狩田。其他如五射用以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