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卷一十七

译元颐的弟弟元衍，字安乐，获赐广陵侯爵位，任梁州刺史。他上表请求代理王爵，以提高威望和身份。诏书说：“可以说是贪得无厌地求取了，所请求的不合适。”后来调任徐州刺史。到徐州后病情加重，皇帝命令徐成伯乘驿车为他治病。病愈后，徐成伯返回。皇帝说：“你真是名医。”赏赐绢三千匹。徐成伯推辞，请求只接受一千匹。皇帝说：“《诗经》说：‘贤人一旦亡故，国家就会困苦。’这样说来，哪里只是三千匹绢呢？”他受到皇帝重视就是如此。后来元衍的生母雷氏去世，他上表请求解除州刺史职务服丧。诏书说：“先君遗留下的尊亲关系所应服丧，这是《礼》的明文。末世衰乱，这项典制有时被废弃。侯既然是亲王的儿子，就应当依照先君遗尊的道理，只服大功丧。”后来元衍在任雍州刺史时去世，谥号为康侯。元衍性情清廉谨慎，任职之处都廉洁奉公，又不经营产业；历任四州牧，都有称道的政绩。他死时，家中连收殓尸体所需的器具都没有。他的儿子元畅，字叔畅，跟随孝武帝入关，授任鸿胪，封为博陵王。大统三年东征时，战死在阵中。他的儿子元敏，嗜酒而花费很多，使家中因此贫困。他的女婿柱国乙弗贵、大将军大利稽祐家产都各有千万，每次都资助他。元敏随即把钱财全部挥霍掉，孝武帝却不责罚他。乙弗贵、大利稽祐后来终于同他断绝关系。元敏官至仪同三司，改封南武县公。元畅的弟弟元融，字叔融，身材非常矮小丑陋，但勇猛武力超过常人。庄帝谋划刺杀尔朱荣时，任命元融为直阁将军。等到尔朱兆进入洛阳，元融逃到民间。后来跟随孝武帝入关，封为魏兴王，官至侍郎、殿中尚书。元衍的弟弟元钦，字思若，官至中书监、尚书右仆射、仪同三司。元钦肤色特别黑，所以当时人称他为“黑面仆射”。元钦淫乱，和堂兄元丽的妻子崔氏通奸，被御史中尉封回弹劾上奏，遇到赦免而获免。不久授任司州牧。元钦年轻时喜好学习，很早就有美好的声誉。当时人说：“皇族人才平平，只有寿安、思若。”等到晚年地位尊贵显要，却不能有所匡正补益，评论他的人因此轻视他。元钦曾托青州人高僧寿替儿子求老师，老师到来后，不久便逃走了。元钦因此责备僧寿。僧寿性情滑稽，反而对元钦说：“普通人七天不进食才会死，老师才经过五个早晨，便这样逃走了；舍弃饮食而追求信用，确实还有所欠缺。”元钦于是大为惭愧，从此待客稍微优厚了一些。后来授任司空公，封钜平县公。在河阴遇害，追赠假黄钺、太师、太尉公。元钦的儿子元子孝，字季业，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八岁时，司徒崔光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说：“后辈中的领袖，一定就是这个人。”孝武帝入关时，元子孝没有来得及随驾。后来他前往长安，封为义阳王。元子孝容貌仪表俊美，善于说笑，喜爱饮酒，爱惜并礼遇士人，士大夫都归附他，宾客常常满堂，整日接待也不知疲倦。他性情又宽厚慈爱，厚待和睦亲族。于是他在私人府第设置学馆，召集同族子弟，日夜讲习读书。还供给他们衣服和食物，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后来历任尚书令、柱国大将军。元子孝看到国运渐渐转移，便深深地自我贬抑、隐藏锋芒，日夜纵情饮酒。后来按例降为公，恢复拓跋氏本姓。不久去世，儿子元赟承袭爵位。京兆王元子推，太安五年受封，官至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大将。元子推性情沉静高雅，善于安抚接纳，秦州、雍州的人都信服他的威势和恩惠。入朝任中都大官，审理案件很有声誉。献文帝将要把帝位禅让给元子推，因为大臣们坚决劝谏，才传位给孝文帝。孝文帝即位后，授任元子推为侍中、原任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还未到任，在路上就去世了。元子推的儿子元太兴承袭爵位，授任长安镇大将。因为贪污财物，官爵被削除。后来授任秘书监，恢复原来的爵位，改封西河。又调任卫尉卿。起初，元太兴患病，请各位僧人诵经行道。他把所有资财一下子都布施出去，祈求病愈，称为“散生斋”。斋戒结束后，僧人们都四散离去，有一个僧人忽然说要讨取斋后剩下的食物。元太兴戏弄他说：“斋食已经吃完了，只有酒和肉。”僧人说：“这些我也能吃。”元太兴于是拿出一斗酒和一只羊脚。僧人吃喝完后，仍说没有吃饱。等他告辞出去后，酒和羊脚却都还在。元太兴出门追赶他，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元太兴于是到佛前祈愿：“刚才那位师父，一定不是凡人。如果这场病能够痊愈，我就舍弃王爵出家修道。”不久病果然痊愈，于是请求出家为僧。他上表十多次，才得到允许。当时孝文帝正在南征军中，便下诏让皇太子在四月八日为他剃发，并施赐绢二千匹。成为僧人后，法名僧懿，居住在嵩山。太和二十二年去世。元太兴的儿子元昴，字伯晖，承袭爵位，后来去世。元昴的儿子元悰，字魏庆，承袭爵位。孝静帝时，屡次升迁至太尉、录尚书事、司州牧、青州刺史。死于青州任上，追赠假黄钺、太傅、司徒公，谥号为文。元悰宽厚温和而有气度，容貌俊美，风采声望庄严。面对得失荣辱，脸色从不显露变化。他性情清廉节俭，不经营产业，死时家中没有剩余财产。元昴的弟弟元仲景，性情严厉峻急。孝庄帝时，兼任御史中尉，京城秩序肃然。每次前往御史台，总是乘坐赤色牛车，当时人称他为“赤牛中尉”。太昌初年，任河南尹，奉行法令而不徇私。当时吏部尚书樊子鹄的属官横行不法，又从事盗窃。元仲景秘密加以拘捕，全部抓获，随即都依法处决。因此豪强贵族都心寒。孝武帝将要入关，授任元仲景为中军大都督，留守京师。齐神武帝想要到洛阳，元仲景于是抛下妻子儿女，追随孝武帝车驾到长安。仍授任尚书右仆射，封为顺阳王。

译元仲景既然失去了妻子儿女，便娶了原尔朱天光的妻子也列氏。也列氏原是倡女，容貌美丽，元仲景非常宠爱她。过了几年，元仲景的前妻叔袁纥氏从洛阳秘密步行来到这里。也列氏于是迁居到另一所住宅。过了很久，两人发生奸情。事情败露后，诏令元仲景杀死也列氏。元仲景对她的宠爱反而更加深厚，便错误地杀死一个婢女，用她的尸体冒充也列氏，举行厚葬。又把也列氏迁到隐秘之处，没人知道他的欺诈。元仲景的三个儿子济、钟、奉，是叔袁纥氏所生，都以宗室身份早年历任清要官职。元仲景因为也列氏还活着，害怕她把此事泄露出去，于是谋划杀死袁纥氏。袁纥氏事先察觉，也想暗中杀害也列氏。也列氏对一个随从奴仆说：“如果袁纥氏杀了我，一定会把我的尸体扔进厕所；你去告诉丞相，希望我或许不会死。如果他不追究我最初的过错，仍把我埋在好地方，你就替我把这件事报告出去。”奴仆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文帝。周文帝依照奏报处理，下诏杖打元仲景一百下，免去尚书右仆射之职，让他以王爵回到府第。也列氏因为自己告发此事而被驱逐。元仲景仍然私下同她往来不止。又有人告发，诏令再重打元仲景一百下，交付宗正，官爵全部削除。元仲景仍同也列氏私通。后来周文帝考虑到他历任官职颇有美名，而且曾经策马追随孝武帝车驾，于是上奏恢复他的官爵。也列氏和袁纥氏于是共同居住。大统五年，元仲景授任幽州刺史。元仲景家中内乱之事很多，后来在任州刺史时被赐死。元仲景的弟弟元暹，字叔照。孝庄帝初年，授任南兖州刺史。他在州任上凶猛暴虐，杀害了很多人。元颢攻入洛阳时，元暹据守州城不肯屈服。庄帝返回宫中后，封他为汝阳王，屡次升迁至秦州刺史。此前秦州城中居民屡次反复叛乱，元暹把他们几乎全部杀光，幸存者只有十分之一二。普泰元年，授任凉州刺史，贪婪残暴到了极点。他想谋取府中人和商胡富人的财物，便伪造一份台省符书，诬陷各位豪强，说要给他们加以奖赏。一时间大肆屠杀，将他们所有的财产和奴婢人口全部没收归己。孝静帝时，官至侍中、录尚书事。去世后，追赠太师、录尚书。儿子元冲承袭爵位。元冲没有儿子，封国断绝。元太兴的弟弟元遥，字太原，颇有才器和声望。他以左卫将军身份跟随孝文帝南征，获赐饶阳男爵。宣武帝初年，遭遇生母丧事，上表请求解除职任服丧。诏书以按照先君遗尊应当有所限制为由，不准许。明帝初年，屡次升迁至左光禄大夫，仍兼领护军。当时冀州僧人法庆已经施行妖术幻术，于是劝说勃海人李归伯。李归伯全家跟从他，又招集率领乡人，推举法庆为首领。法庆任命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称大乘。杀死一个人便称为一住菩萨，杀死十个人便称为十住菩萨。他又调制狂药，让人服下，使父子兄弟彼此不认识，只把杀人害命当作事情。刺史萧宝夤派兼任长史的崔伯驎讨伐他们，在煮枣城战败，崔伯驎战死。凶徒的势力于是壮大起来，所到之处屠杀毁灭寺院，斩杀僧人尼姑，焚烧佛经佛像，并说：“新佛已经出世，要除掉众魔。”诏令任命元遥为使持节、都督北征诸军事，讨伐并击破他们。擒获法庆以及他的妻子尼姑惠晖等人。斩杀法庆，把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师；后来又擒获李归伯，在都市中处死示众。起初，元遥的同母兄弟们都是景穆帝的孙子；到了明帝时，按本服计算已经超过服丧范围，所以朝廷把元遥等人从宗室属籍中除去了。元遥上表说：臣私下听说，圣人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那些不可改变的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四代以后缌麻之服便到尽头，五代以后只服袒免，六代以后亲属关系就穷尽了。超过这个范围以后，仍然用姓氏把他们联系起来而不加区别，用俸禄供给他们而不加差等。《律》又说，议论亲属关系时，不只是当代的近亲，也包括上溯先帝的五世亲属。臣谨慎考察这些宗旨，是为了扩大皇帝宗族，增强宗室如磐石般的根基。先皇之所以改变这一制度条文，另行制定制度，是因为太和末年正准备图谋吴、蜀；开创事业所需的费用，在最初就考虑得很深；削减宗室待遇的做法，只是当时暂时实行的。况且临淮王提出分列属籍之初，高祖赐给他绢三千匹，是为了重视宗族分离；乐良王长命也获赐缣二千匹，是为了保存慈爱眷顾之情。这些都是先朝反复深思、不得已而实行的做法。古人有句话说：“百足之虫，直到死也不会僵倒”，是因为扶助它自己的力量很多。臣实在不想妄自亲近朝廷显贵，苟且求取润饰屋宇的私利；只是痛惜皇族大宗一旦分出一支，天子的宗室属籍便只剩下十几个人罢了。汉代诸王的儿子，不限制多少，都可以分封土地，称为侯；到了魏、晋，也无不广泛分封山河土地，称为公。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担心皇族大宗不稳固，骨肉之间的恩情日益疏远。臣距离皇上虽然已经相隔五代之远，但对于先帝来说仍是天子的孙子。高祖之所以给宗室国秩、俸禄和赋税，又供给衣食；而对外戚只给赋税，不供给衣食，是想借此区别内外，限制差异。如今对各宗庙的感怀，内心还没有忘却；行经道路时的悲痛，转眼之间已经临到自身。那些受封的人，到死之日，服丧三年期满以后，才可以改变或剥夺其封爵。如今朝廷仍处在停止音乐、居丧守制之中，却马上议论这件事，实在令人心中不安。诏令交给尚书省广泛议论后上报。尚书令任城王澄、尚书左仆射元晖上奏，意见与遥的上表相同，但灵太后没有听从。遥死后，谥号为宣公。元遥的弟弟元恆，字景安，粗略涉猎书籍史传。元恆依据《春秋》的义理，认为取名不应使用山川之名，上表请求改名为元芝。历任太常卿、中书监、侍中。后来在河阴遇害，追赠太傅、司徒公，谥号为宣穆公。济阴王元小新成，和平二年受封，颇有军事谋略。库莫奚侵扰，诏令元新成征讨。元新成于是制造了许多毒酒。贼兵逼近时，他便丢下营寨离去。贼兵到达后，争相饮酒。元新成于是挑选轻骑兵纵马出击，俘获、斩杀了很多敌人。后来任外都大官。死后追赠大将军，谥号为惠公。他的儿子元郁，字伏生，承袭爵位。官至开府，任徐州刺史。因贪污受赐死，封国被撤除。长子元弼，字邕明，刚正而有文学才能，官至中散大夫。按照世袭嫡长子的身份，应当承袭先人的爵位。因他的叔父、尚书仆射元丽得到于氏的亲近和宠爱，元丽便横加夺去元弼的王爵，授给同母兄长的儿子元诞。于是元弼断绝人事，托病回到私宅。宣武帝征召他任侍中，元弼上表坚决推辞。后来进入嵩山，以山洞作为居室，穿布衣、吃粗菜。最终去世。建义元年，他的儿子元晖业申诉，请求恢复王爵。永安三年，追赠尚书令、司徒公，谥号为“文献”。起初，元弼曾梦见有人对他说：“你本人不能把世袭封爵传下去，继承你先人爵位的，是你的长子元绍远。”元弼醒来后，便把这件事告诉元晖业，后来果然如梦中所说。

译元晖业年轻时为人阴险刻薄，经常同盗寇往来。成年后才改变操守，涉猎经史，也很会写文章，并且慷慨而有志向气节。历任司空、太尉，加特进，兼领中书监，录尚书事。齐文襄帝曾问他：“近来你读了些什么？”他回答：“多次查阅伊尹、霍光的传记，不读曹操、司马懿的书。”元晖业认为时运渐渐衰败，已经不再谋求保全自己，只是一味饮酒吃肉，一天吃三只羊，三天吃一头小牛。他又曾作诗说：“过去处在王道昌盛之时，群英荟萃而人才众多。如今遇到世路艰难，狐兔却纷纷纵横。”北齐初年，降封为美阳县公，授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元晖业在晋阳时，不同任何人交往，平日闲暇，便撰写魏朝藩王的家世，书名为《辨宗录》，共四十卷，流传于世。他的官位声望很高，又因为性情气度与常人不同，常常受到猜忌。天保二年，他随从皇帝车驾到晋阳，在宫门外骂元韶说：“你还不如一个老妇人，背着玉玺送给别人，为什么不把它打碎！我说出这话，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死，可你又能活多久呢！”文宣帝听说后杀了他，同时斩杀临淮公元孝友。元孝友临刑时惊慌失措，元晖业却神色自若。后来又凿开冰层，把他的尸体沉入水中。元晖业的弟弟元昭业，很有学问和操守，官至谏议大夫。庄帝将要到洛阳南部去，元昭业站在阊阖门外，叩击马匹进谏，皇帝避开他而经过。后来皇帝慰劳勉励他。官至给事黄门侍郎、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死后，谥号为文侯。元郁的弟弟元偃，官至太中大夫。元偃的儿子元诞，字昙首。当初，元诞的伯父元郁因贪污受赐死，爵位被撤除。诏令以元诞为元偃正妃所生的儿子，立为嫡孙，特许他继承封爵。多次升迁后任齐州刺史。他在州中贪婪暴虐，成为百姓的大患。牛、马、骡、驴，没有不强行夺取的；家中的奴隶，也全都强迫良民家的女子做妻子。有个沙门替元诞采药，回来见到元诞，元诞问外面的消息，沙门回答：“只听说大王贪婪，希望大王早日换任。”元诞说：“齐州有七万户，我到任以来，还没有一家得到三十钱，怎么能说我贪婪？”后来被御史中尉元纂弹劾，适逢赦免。死后，谥号为静王。元诞的儿子元抚，字伯懿，承袭爵位。庄帝初年，元抚替堂兄元晖业申诉，请求恢复被夺的王爵。元偃的弟弟元丽，字宝掌，兼任宗正卿、右卫将军。后来升任光禄勋，宗正卿、右卫将军仍照旧担任。当时秦州的屠各人王法智推举州主簿吕苟兒为首领，年号建明元年，设置百官，进攻逼迫州郡。泾州人陈瞻也聚集民众自称为王，年号圣明元年。朝廷任命元丽为使持节、都督，和杨椿一起讨伐他们。吕苟兒率领十多万人驻扎孤山，另据守各处险要之地，包围逼近州城。元丽出兵攻击，大败敌军，又命军队进军水洛。贼军迎战，元丽乘夜袭击，将其击退。行秦州事李韶在孤山击败吕苟兒，乘胜追击，俘获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各城的包围也全都解除，贼众纷纷逃散。吕苟兒率领王公三十多人到元丽那里请罪。元丽借平定贼军的势头，枉法掳掠良民七百多人。宣武帝嘉奖他的功劳，下诏有关官府不得追查。朝廷任命元丽为雍州刺史。他施政严酷，官吏百姓都以他为患。他的妻子崔氏生了一个男孩，元丽于是释放州狱中的囚犯，凡判处死刑以及徒刑、流刑而案件尚未报送御史台的，一律同时释放。后来调任冀州刺史，入朝任尚书左仆射。皇帝问他：“听说你在州中杀戮没有道理，枉法滥杀的不止一人，而且还大量杀害道人。”他回答：“臣在冀州可以杀掉二百左右的道人，这也算多吗？”皇帝说：“一件东西放错了地方，就像把它投入干涸的沟壑，何况杀了二百名道人，还说不多！”元丽摘下官帽谢罪，皇帝赐他入座。死后，谥号为威。元丽的儿子元显和，年轻时就有节操，历任司徒记室参军。司徒崔光每次见到他，都说：“元参军风度清秀，仪态安闲高雅，真是宰相之才。”朝廷任命他为徐州安东府长史。刺史元法僧叛乱，元显和与他交战而被擒。元法僧握着他的手，命他与自己一起承担连坐之罪。元显和说：“我元显和与您同出一源而分属不同支派，都是坚如磐石的宗族后裔，怎么能一旦因为土地而向外叛乱？如果遇到董狐这样的史官，难道不会为这种品德感到惭愧吗？”于是拒绝连坐。元法僧还想安慰劝解他，元显和说：“我宁可死后做恶鬼，也不能活着做叛臣！”到将要杀他时，他神色自若。建义初年，追赠秦州刺史。汝阴王元天赐，和平三年受封，后来任内都大官。孝文帝初年，殿中尚书胡莫寒挑选西部敕勒中豪强富裕且家有丁壮的人充任殿中武士，并大量收受财物。众人愤怒，杀死胡莫寒和高平假镇将奚陵。于是各部敕勒全都反叛。诏令元天赐和给事中罗云讨伐他们。前锋敕勒假装投降，罗云相信了他们。副将元伏说：“敕勒人的神色已经变了，恐怕会发生变故。现在不加防备，必将被他们谋害。”罗云不听。敕勒袭击并杀死罗云，元天赐仅仅得以保全性命。多次升迁后任怀朔镇大将。因贪婪残暴获罪，本应处死，得到宽赦，但被削除官爵。死后，孝文帝在思政观哭悼他，追赠原有爵位，按王礼安葬，谥号为灵王。他的儿子元逞，字万安，死于齐州刺史任上，谥号为威。元逞的儿子元庆和，任东豫州刺史时，被梁朝将领攻打，便举全城投降梁朝。梁武帝任命他为北道总督、魏王。他到达项城，朝廷出兵讨伐他，他望见军势便退逃。梁武帝责备他说：“说话像百舌鸟一样多，胆子却像鼷鼠一样小。”于是把他迁徙到合浦。元逞的弟弟元泛，字普安，从元士逐渐升迁为营州刺史。他性情贪婪残暴，百姓无法忍受，便相互联合驱逐他，元泛逃到平州。后来任光禄大夫、宗正卿，封东燕县男。在河阴遇害。元泛的弟弟元修义，字寿安，很有文才。从元士逐渐升迁为齐州刺史。元修义因为齐州接连失去刺史，多次上表坚决辞职。诏令不许，听任他根据方便另建办公处。元修义于是迁到东城办公。施政宽厚和善。调任秦州刺史。明帝初年，他上表陈述庶人元禧、庶人元愉等人的事情，请求宽宥他们以前的过错，赐予葬入皇陵区域的待遇。灵太后下诏说：“收葬的恩典，事情由皇上旨意决定，藩岳大臣怎么能越职上奏干预！” 元修义在州中收受了许多财物。多次升迁后任吏部尚书。掌管铨选时，只做收受财货贿赂的事，授予官职无论大小，都有固定价格。当时有个中散大夫高居，皇帝有旨意要优先叙用他。上党郡缺少太守，高居便请求任职。元修义私下已经答应了别人，因而不肯把职位给高居。高居大声出言不逊，元修义命左右牵拉拖拽他。高居当着众人呼喊上天、叫喊有贼。有人问他：“白天的公堂上，哪里来的贼？”高居指着元修义说：“坐在上面的这个人，违背天子的明确诏令，有钱财的人才能做官；京城中公然抢劫，这难道不是大贼吗？”元修义脸色大变。高居一路骂着出去，后来想拦住皇帝车驾，论说元修义的罪状，左仆射萧宝夤劝解他，才作罢。

译二秦反叛，朝廷代理授予元修义尚书右仆射、西道行台，并兼行秦州事，统辖各路军队。元修义性情嗜酒，每次饮酒连续数日，后来因风病发作，精神昏乱，即使到了长安，最终也没有发挥统筹调度的作用。元志战败被杀，贼军向东抵达黑水，朝廷又派萧宝夤讨伐，并任命元修义为雍州刺史。元修义死于任所，追赠司空，谥号为文。他的儿子元均，官至给事黄门侍郎。后来归入西魏，封安昌王，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死后追赠司空，谥号为平。他的儿子元则，字孝规，承袭爵位，任义州刺史。在北周任小冢宰、江陵总管。元则的儿子元文都，性情耿直。在北周任右侍上士。隋朝开皇初年，授任内史舍人。隋炀帝即位后，多次升迁为御史大夫，因事获罪免官。不久，授任太府卿，在当时很有声誉。大业十三年，皇帝前往江都宫，诏令元文都和段达、皇甫无逸、韦津等共同留守东都。皇帝驾崩后，元文都与段达、韦津等共同推举越王杨侗为帝。杨侗任命元文都为内史令、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左骁卫大将军、摄右翊卫将军，封鲁国公。不久，宇文化及拥立秦王杨浩为帝，带兵到达彭城，所到之处都引起震动。元文都劝杨侗派使者与李密联系。李密于是请求投降，朝廷便授予他官爵，并且十分优厚地礼待他的使者。王世充对此不满，元文都知道后，暗中产生了诛杀王世充的计划。杨侗任命元文都兼领御史大夫，王世充坚决反对，事情因此停止。卢楚劝元文都杀掉王世充，元文都于是怀揣奏章进入殿中。有人把这件事告诉王世充，王世充急忙返回含嘉城。到了夜里，变乱发生，王世充攻打东太阳门进入宫城，在紫微观下拜见杨侗，说：“请把元文都斩首，将罪责归于司寇。”杨侗见兵势强盛，便派他所任命的将军黄桃树把元文都押出。元文都回头对杨侗说：“臣今天早晨死去，陛下也应当在今晚遭难。”杨侗悲痛哭泣，派人送他出去，左右之人无不怜悯沉默。元文都被押出到兴教门，王世充命左右乱刀将他杀死，他的几个儿子也一并被杀。元则的弟弟元矩，字孝矩。西魏时期，承袭祖父始平县公的爵位，授任南丰州刺史。当时他看见元氏将要危亡，暗中对兄弟们说：“宇文氏的野心，路人都看得出来。国家倾覆而不扶助，宗室子弟还有什么用！”被兄长元则阻止后，才作罢。后来周文帝为兄长晋公宇文护迎娶元矩的妹妹为妻，两人感情十分亲密。宇文护被诛杀后，元矩因受牵连被迁徙到蜀地。后来授任司宪大夫。隋文帝看重他的门第，娶他的女儿为房陵王妃。隋文帝任丞相时，授元矩少冢宰，官位为柱国，赐爵洵阳郡公。房陵王被立为皇太子后，又立元矩的女儿为皇太子妃，亲近礼遇更加优厚，授元矩寿州总管。当时陈朝将领任蛮奴等多次侵犯江北，又任命元孝矩兼领行军总管，在江边驻兵。后来因年老，上表请求退休。〔原文“轻泾州刺史”疑有脱误，无法确定。〕死于任上，谥号为简。儿子元无竭继承爵位。元矩的二弟元雅，字孝方，有文才武略和办事能力。开皇年间，历任左领左右将军、集州和沁州刺史，封顺阳郡公。元雅的弟弟元褒，字孝整，年少时就有成年人的器量。他十岁时成为孤儿，受到各位兄长的疼爱抚养，善于侍奉兄长。兄长们商议想要分家另住，元褒哭泣劝谏，他们没有听从。家里一向富有，有很多金银财宝，元褒一点也不接受，离开家独自生活。在北周任开府、北平县公、赵州刺史。跟随韦孝宽平定尉迟迥，因功授柱国，进封河间郡公。隋朝开皇年间，授任原州总管。有个商人被盗贼劫掠，商人怀疑同宿的人，便把他抓了起来。元褒察看那人的神色，认为他有冤屈而且供词正确，于是释放了他。商人到宫门告状，说元褒收受钱财放走盗贼。隋文帝派人彻底查究，使者登记责问元褒为什么贪图金钱而释放盗贼。元褒承认过错，没有别的辩解。使者和元褒一同到京师，元褒于是获罪免官。后来那个盗贼在别的地方被捕获。皇帝说：“何至于自己诬陷自己呢？”元褒说：“臣受命管理一州，却不能止息盗贼，这是臣的第一条罪；百姓被人诽谤，臣没有交给司法官处理，却立即悬断释放，这是臣的第二条罪；不顾自身的情状，竟至于如今还被别人怀疑，这是臣的第三条罪。臣有这三条罪，哪里能逃避责罚！臣如果再不说收受贿赂，使者还会继续追查，那么枷锁刑具就会牵连无辜百姓，臣的罪过会更加深重，所以才自我诬陷。”皇帝感叹惊异，称他为忠厚长者。隋炀帝即位后，授任元褒为齐郡太守。辽东战役时，郡中前后不断有官员负责督办事务。有个西曹掾应当出征，却谎称有病，元褒用杖责打他。西曹掾大声说：“我将要到皇帝驻跸的地方去，想要告发一些事情。”元褒大怒，于是又杖打了一百多下，几天后西曹掾死亡。元褒因而获罪免官，死于家中。乐良王元万寿，和平三年受封，授征东大将军，镇守和龙。他性情贪婪暴虐，被征召回朝，途中忧惧而死，谥号为厉王。他的儿子康王元乐平承袭爵位，死后由他的儿子元长命承袭。元长命因杀人获赐死，封国被撤除。元万寿的儿子元忠，明帝时恢复原来的爵位，官至太常少卿。孝武帝在天泉池泛舟，命宗室诸王陪宴。元忠愚笨没有智慧，性情喜好服饰，于是穿着红罗短衣，绣花作领，穿碧色绸裤，边缘用锦装饰。皇帝对他说：“朝廷的衣冠服饰应当有固定样式，你为什么穿戏班杂伎的服装？”元忠回答：“臣从小就喜爱这些，心里留恋华美丝绸，歌舞者的衣服正是臣所愿意穿的。”皇帝说：“人的品行无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广平王元洛侯，和平二年受封。死后，谥号为殇。没有儿子，后来以阳平幽王的第五子元匡作为他的后嗣。元匡字建扶，性情耿直，有气节。孝文帝器重他，对他说：“叔父一定能成为国家的表率，辅佐我治理天下。现在可以改名为‘匡’，以成就善始善终的美名。”宣武帝即位后，元匡多次升迁为给事黄门侍郎。茹皓开始受到宠信，百官都有些畏惧他。皇帝曾从山陵返回，诏令元匡陪乘，又让茹皓登车。茹皓提起衣裳准备上车，元匡进谏，皇帝推他下车，茹皓因此痛恨元匡，气得变了脸色。当时人们都称赞元匡忠诚正直。宣武帝亲自处理政务后，任命元匡为肆州刺史。元匡既然触犯了茹皓，害怕被他陷害，便廉洁谨慎地自我约束，政绩声誉很高。调任恆州刺史。征召入朝任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元匡上奏说，亲王以及始藩王、二藩王的妻子，都有妃的称号；而三藩王以下，都称作妻。这样一来，上面不能都使用妃的名号，下面又比不上五品以上官员妻子所拥有的命妇称号，臣私下认为很疑惑。诏书说：“丈夫在朝廷显贵，妻子在家中荣耀；妇女没有固定的等级，随从丈夫的品级而升降。三藩既然已经建立王爵封国，王妃的名号也应当同样设置。妻，就是齐，意思是与丈夫相齐，可以按照妃的例子办理。”从此三藩王的妻子，名号才确定下来。元匡又被任命为度支尚书。元匡上表援引乐陵王、章武王的先例，请求让元洛侯后人继承封爵。诏令交给尚书省议论。尚书省上奏，准许承袭封爵，以彰明使断绝的宗室重新兴复的道理。

译当时宣武帝把政权交给高肇，宗室都倾心畏惧，只有元匡能与高肇抗衡。元匡事先自己制作了棺材，放在听事堂，打算抬着棺材到宫门，论说高肇的罪恶，以死切谏。高肇听说后很厌恶他。后来元匡因与太常卿刘芳争论权量之事，便与高肇发生了言语和神色上的冲突。御史中尉王显上奏弹劾元匡说：自从晋朝失去统治以来，各种伪朝争相兴起，礼制败坏、音乐崩坏，常道伦理因此毁坏。高祖孝文皇帝凭借睿智圣明统治天下，能够恢复旧有典章。于是命已故中书监高闾广泛表彰儒者，推求考察乐府制度，以黍粒裁定长度，想要调和周、汉旧有的制度。正逢宫室营建、迁都等事接连发生，这件事还没有完成。高祖思虑深远玄妙，参考经书、史记，按照一粒黍的大小制成分寸，以此作为尺，公布施行。到了正始年间，已故太乐令公孙崇擅自提出自己的意见，以十二粒黍为一寸，另行制造尺度，确定律管并刻制钟器。各种器物都将完成时，他上表请求检验。当时诏令太常卿刘芳说，公孙崇的制作已经完成，请召集朝廷贤士，议论它是否合适。刘芳怀疑公孙崇所制的尺度与先朝不同，考察他的制作依据，在经史中又找不到相同之处，推究其制造也缺少根据，认为不应施行。当时尚书令高肇、清河王元怿等认为公孙崇的制作荒谬，和《周礼》不同，于是上奏让刘芳依照《周礼》重新制造，完成后测量比较，采用其中较好的一种。刘芳认为先朝尺度合乎古典，于是依照先前诏书，以黍粒确定一寸，并呈交朝廷，用来裁定钟磬等乐器。那时议论者多认为刘芳正确，只有黄门侍郎孙惠蔚与公孙崇相互支持。两种方案互有差异，屡次经过考核议论。尚书令高肇采用刘芳的制作。公孙崇去世后，孙惠蔚也制造了一尺，仍说应当支持公孙崇。把它同公孙崇的尺相比，彼此又相互违背。有关部门审查了两三次，认为刘芳的一尺正确。尚书元匡上表说：“刘芳、孙惠蔚两种尺，长短互有差异；考察两种律管，所能容纳的长度也完全不同。请取中等大小的黍粒，校验这两家的尺度，却发现二者都不相同，无法折中，只能另立一法，请求议论裁定。” 当时的议论者，有的认为元匡说得对；两种方案互相驳斥，不能立即确定。高肇又说：“权、斛、斗、尺等度量衡制度，颁行已经很久。如今所议论的，难道还能超过先朝的旨意吗？应当依照先朝旧尺作为定制。” 从此以后，元匡和高肇在朝堂上言辞激烈，彼此用声色相加，尊卑高下失去正常秩序，尊长与竞争者之间再没有常规礼序。元匡又上表列举自己的十条正确意见，说明刘芳的十条错误。又说：“高肇先前接受诏旨，和刘芳共同经营督办，打算树立钟磬制作的名声，希望传播制作的声誉。于是凭借宰辅的尊位，依仗舅父的势力，任意决定取舍，自己评定好坏，偏袒刘芳，阻绝臣下的事情。迎合权势、随声附和的人，就用恩言接待；依照经书考察古制的人，便遭到怒斥。虽然还没有指鹿为马、移天换日，却确实使有涵养的士人坐在朝堂上气势受挫，使怀抱道义的人在宴席之间闭口不言。”又说：“刘芳过去与公孙崇争论时，总说是自己制作的；如今同我争论，却突然说是先朝的制度。难道不是先前说可以施行，便想把功劳归于自己；后来知道错误荒谬，就推给先朝吗？这完全不是大臣应有的体统，严重丧失了做臣下的道义。再考察在权臣面前校验尺度、由偏颇之人测量的情形，我必将在朝廷中被砍去双足，只能像抱璞之人一样被弃于朝外。”这些喧嚣放肆的话，显扬于朝廷内外。然而元匡的职掌本来就是出纳诏令、进谏劝止，斗、尺、权、度正是他主管的事务。如果他确实有自己的见解，能够辨明是非，就应该首先倡导正确的原则，及早分辨各种疑惑，为什么当初默不作声地随从，不说一句话，等到刘芳的事情已经完成，才发表这些言论？论才学，刘芳与元匡相差悬殊，见识的深浅也不应相当。如今元匡才开始发言，恐怕是出于私心，借助别人的智慧，图谋成就虚假的声誉。况且元匡上表说：“所依据的铜权，形状像古书所记载的样式，显然是汉朝制作，不是王莽另造的。”但考察铜权上的铭文，写着“黄帝是始祖，德行流布于虞；虞帝是始祖，德行流布于新”。如果是王莽辅佐汉朝时的器物，怎么会刻有王莽新朝的伪号呢？又考察《王莽传》，说王莽居摄后，就改变了汉朝制度。根据这两条证据，这个铜权显然不是汉朝的。元匡又说：“刘芳制作的尺，又比先朝的尺短。”臣把它比较后，发现恰好相合。他又说：“刘芳的尺与千金堰的尺不同。”臣再次测量比较，确实发现有差异；但这些说法有两三处浮泛失实，难以作为依据。他又说：“共同构造虚假的端绪，妄称相似，假托先朝，说不是自己制作的。”臣考察这种欺骗，实在是在元匡身上，不在刘芳身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刘芳先前奉诏专门制造钟律，管、籥的优劣是他裁定的事情，权、斛、尺度本来不是他的职掌。此前门下省向刘芳索取尺度时，刘芳移文答复说：“依照先朝颁行的新尺，又应当按黍粒校定，不再增加或减少，只是为了制造钟律，调正分寸罢了。”考察元匡制作尺度的时间，是在这份文书之后一年；刘芳在那时元匡尚未与他争论，已经有了这份答复，难道能说是欺诈吗？公孙崇以十二粒黍累积为一寸，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刘芳制作一寸，只用十粒黍，也是共同见到的。先朝诏书以黍制成一寸，前后记载清楚，难道会有突然想把功劳归于自己的道理吗？高肇身居尚书令之首，是百官所仰望的人，他的言语、行动和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众望。如果倚仗权势偏袒结党，假托先朝诏令，竟要指鹿为马、移日换天，那就是魏朝的赵高，凭什么治理万物？高肇如果没有这些罪过，元匡既然诬陷毁谤宰相、讥刺诽谤时政、阻挠迷惑朝廷听闻，就是极大的不敬。请把高肇、元匡一并禁锢在尚书省，彻底追查事情根源，交给廷尉定罪。” 诏书说：“可以。”有关官府上奏说元匡诬陷高肇，应判元匡死刑。宣武帝免除他的死罪，降为光禄大夫，又兼任宗正卿。出任兖州刺史。元匡临行时，皇帝在东堂召见他，慰劳勉励。元匡仍认为尺度、钟磬之事是国家的大制度，先前虽然受到南台弹劾，但仍应允许再次议论。如果议论那天到来，希望允许臣暂时赴京。皇帝说：“刘芳的学问在当时很高，深明典章故实。他所依据的尺度与先朝之尺相差还不到一粒黍，怎么能再说是先朝的本意呢？兖州既然执守不合经义的说法，日后再议时，又何必等你到京城来呢？” 明帝初年，元匡入朝任御史中尉。他弹劾纠察十分严厉，首先上奏弹劾于忠，接着弹劾高聪等人并使他们免官，灵太后都不准许。灵太后违背他纠察罪恶的意愿，又担心元匡辞职，于是想奖赏安抚他，进号安南将军，后来又加授镇东将军。

译元匡多次请求重新校定权衡，始终没有停止。于是诏书说：“谨慎考察权衡，审定尺度，自古以来就是法令制度；制定典章、改革历法，是历代的良好规范。元匡是宗室中贤能明达的人，留心此事已经很久，可以命他再次召集儒士和显贵，按时验证裁定。一定要务求权衡适中，使寸、籥不发生差误。”又下诏说：“已故广平殇王元洛侯，是恭宗的亲属，正值盛年便去世，封国被撤除，祭祀也废止，祭祀中断而无人过问。元匡与他亲近如同父子，私下承继后嗣已经多年，应当树立宗室屏藩，使其永远如磐石稳固，可以特许承袭王爵，封为东平郡王。”元匡所制的尺度完成后，请求召集朝臣议定是非，诏令交给门下省、尚书省、三府、九列共同议定后上报。太师、高阳王元雍等议论认为：“晋朝中书监荀勖制作的尺，与高祖所定的尺几乎丝毫不差。侍中崔光得到古代的象尺，当时也经议论准许施用。仰想孝文皇帝的德行超过前代君王，睿智明察普照天下，这种不可更改的法式，实在难以变动。臣等共同议论，请停止元匡的议案，永远遵守先皇的制度。”诏书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元匡每有奏请，尚书令任城王元澄常常加以执意阻止。元匡性情刚直狭隘，心中因此很不平。先前制作的棺材仍在僧寺中，于是他又准备行动，打算与元澄相互攻击。元澄很了解这件事，后来将要赴尚书省时与元匡相遇，双方的骑从和侍卒互相殴打，朝廷内外都大为惊骇。元澄因此上奏列举元匡三十多条罪状，廷尉判处死刑。诏令交付八议，特加宽宥，削除爵位，免去官职。三公郎中辛雄上奏为他申理。后来特授平州刺史，调任青州刺史。不久任关右都督，兼尚书行台。因患病回京。孝昌初年去世，谥号为文贞。后来追复原有爵位，改封济南王。元匡的第四个儿子元献承袭爵位，死后由儿子元祖育承袭。武定初年，元祖育坠马而死，由儿子元勒叉承袭。北齐接受禅让后，按照惯例降低爵位。《北史》卷十八。列传第六：景穆帝十二王下。任城王元云，和平五年受封。他年少时聪明，五岁时景穆帝去世，他号哭不止。太武帝抱着他哭说：“你年纪这么小，怎么懂得有成年人的感情呢！”献文帝时期，授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大官，负责听理诉讼，得到当时很高的声誉。献文帝想把帝位禅让给京兆王元子推时，王公卿士没有人敢首先发言。元云进言说：“父子相传帝位已经很久了，皇魏从未改变这一制度。”太尉源贺也进言认为不可，希望皇帝考虑任城王的话。东阳公元丕等进言说：“皇太子虽然早已显露圣德，但实际上年幼。陛下想要成就独善其身的高尚名声，那么宗庙社稷怎么办？”皇帝说：“储君是正统，群臣公卿辅佐他，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把帝位传给孝文帝。后来蠕蠕侵犯边塞，元云任中军大都督，跟随献文帝讨伐他们。经过大沙漠时，元云说：“夷狄的战马起初没有见过武头盾，如果让这种盾牌排列在前面，一定可以击破他们。”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命敕勒首领执手慰劳并遣送他们。于是敕勒人相互带领歌唱，和车驾并行向前。大败蠕蠕，擒获其凶恶首领。后来仇池氐人反叛，又命元云讨伐平定。授任开府、徐州刺史。元云因太妃盖氏去世，上表请求解除职务，献文帝不准许。元云悲痛号哭，以至于发病，皇帝才准许。他性情善于安抚接纳，很得徐州百姓的心，被百姓追思爱戴；百姓送给他钱财礼物，他一概不接受。后来再次调任冀州刺史，很能体察下情。于是全州请求每户缴纳绢五尺、粟五升，用来报答元云的恩德。孝文帝嘉奖此事，下诏宣告天下，使人们知道应当受到劝勉。调任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元云廉洁谨慎地修养自身，留心审理百姓的案件，压制豪强，劫盗因此止息，州中歌颂他的人有一千多人。太和五年，死于任所，留下遗命要求薄葬，不要接受追赠和助丧财物，几个儿子都奉行遵守他的遗愿。谥号为康，陪葬于云中的金陵。长子元澄，字道镜，年轻时喜好学习，鬓发秀美，举止优雅，言辞清楚善辩，声音如悬挂的钟一样洪亮。康王去世，他服丧时以孝顺闻名。承袭封爵，加授征北大将军。因氏羌反叛，任命为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召见并告诫勉励他，回头对中书令李冲说：“这个孩子风采神气、才华气度都很出众，应当成为宗室的领袖；这次出行一定不会辱没使命，我没有看错人。”元澄到州后，用诱导安抚的方式使人归附，西南地区都诚心顺从。加授侍中，赐一套衣服、乘黄马一匹，以表彰他的才能。调任开府、徐州刺史，声誉功绩十分显著。入朝到京师，皇帝在皇信堂召见他。孝文帝对元澄说：“从前郑国的子产铸造刑书，晋国的叔向非难他。这两个人都是贤士，那么究竟谁对谁错？”元澄回答：“郑国弱小，被强邻威逼，人心的离合取舍，没有刑法就无法控制，所以铸造刑书来显示威势。虽然违背古代制度，却符合当今权宜之道。”皇帝正要改革制度，认为他的回答很好，笑着说：“任城王是想做魏国的子产啊。朕正要创制改革朝廷制度，应当和任城王共同成就万世功业。”后来征召元澄任中书令，改授尚书令。齐朝的庾荜来朝，见元澄声音韵律雄健高雅，风度仪态秀美俊逸，对主客郎张彝说：“过去魏国的任城王以武功著称，如今魏国的任城王却因文才受到赞美。” 当时诏令邀请四庙先王的子孙，下至玄孙的后裔，在皇信堂举行宗室宴会。不按爵位官秩排列，而是完全按照昭穆亲疏次序排列，采用家人之间的礼节。皇帝说：“礼仪已经完成，想让宗室各自说出志向，可以都作诗。”特意命元澄作七言连韵诗，和孝文帝往返唱和、比赛，因而极尽欢乐，直到夜深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