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六十

译开皇二年，长孙览、元景山等人讨伐陈国，命高颎统辖各军。恰逢陈宣帝去世，高颎认为按照礼制不应在丧期进攻，便上奏请求撤军。萧岩反叛时，隋文帝下诏命高颎安抚、聚集江汉地区的民众，他很得民心。隋文帝曾问高颎攻取陈国的策略，高颎说：“江北天气寒冷，田地收成稍晚；江南土地温暖，水田成熟较早。估量陈国收获的时候，稍微征发一些兵马，声称要突然袭击。敌人一定会屯兵防守，这就足以使他们耽误农时。他们既然聚集军队，我们却又解甲休兵；像这样反复三次，敌人就会习以为常。以后我们再集合军队，他们一定不相信，在他们犹豫的时候，我们便渡江进军，登陆交战，军队的士气就会增加一倍。江南土地贫瘠，房屋多用竹子和茅草建造，所有储藏的物资都没有地窖可以贮存。秘密派遣使者，借着风势放火；等他们修复房屋，再一次烧毁它们。用不了几年，自然可以使他们的财力一同耗尽。”隋文帝采用了他的策略，因此陈国人更加困顿。开皇九年，晋王杨广大举进攻陈国，任命高颎为元帅长史，三军的事务都由高颎决断。陈国平定后，晋王想要收纳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高颎说：“周武王灭殷，杀了妲己。如今平定陈国，不应当收取张丽华。”于是命令把张丽华杀掉。晋王非常不高兴。军队回来后，高颎因功加授上柱国，晋爵为齐国公，赐给九千段物帛，确定以齐国公食邑齐国公食邑齐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隋文帝慰劳他说：“陈国讨伐之后，有人说你要谋反，我已经把他杀了。君臣之间同心合意，不是青蝇般的谗言所能离间的。”高颎又请求退位，隋文帝下达优厚的诏书，不许他退职。此后，右卫将军庞晃、将军卢贲等人先后在隋文帝面前诋毁高颎。隋文帝发怒，他们都被疏远并罢黜了。隋文帝于是对高颎说：“独孤公就像一面镜子，每次被磨光擦亮，便更加明亮。”不久，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一起上奏，声称水旱失调，罪过是高颎造成的，请求罢免高颎。两人都获罪离去，隋文帝与高颎的亲近礼遇反而更加密切。隋文帝巡幸并州，留下高颎镇守京城。隋文帝回来后，赐给高颎缣帛五千匹，又把一所行宫赐给他作为庄园住宅。高颎的夫人贺拔氏卧病不起，宫中使者不断前去问候。隋文帝亲自到高颎府第，赐钱一百万、绢一万匹，又赐给他一匹千里马。一次，隋文帝从容地让高颎和贺若弼谈起平定陈国的事情，高颎说：“贺若弼先献上十条计策，后来又在蒋山苦战，击败敌军。我只是一个文官，哪里敢同勇猛的将领争论功劳！”隋文帝大笑，当时舆论称赞他有谦让之德。不久，高颎的儿子表仁娶太子杨勇的女儿为妻，前后所受的赏赐多得无法计算。当时荧惑星进入太微垣，侵犯左执法星。术士刘晖私下对高颎说：“天象对宰相不利，可以修养德行来消除灾祸。”高颎心中不安，便把刘晖的话上奏给隋文帝。隋文帝厚加赏赐并安慰他。突厥侵犯边塞，隋文帝任命高颎为元帅，率军将其击破。高颎又从白道出兵，进军图谋进入大漠，并派使者请求增兵。近臣说高颎想要谋反，隋文帝没有答复；高颎也击破敌军后返回。当时太子杨勇失去了隋文帝的宠爱，隋文帝暗中产生了废黜太子、另立太子的想法，便对高颎说：“晋王的王妃得到神灵的告谕，说晋王将来一定拥有天下。”高颎跪下说：“长幼之间有先后次序，不可以废黜太子。”这件事于是停止了。独孤皇后知道高颎的意见不可改变，暗中想除掉他。当初，高颎的夫人去世，独孤皇后对隋文帝说：“高仆射已经老了，又丧失了夫人，陛下为什么不替他娶妻？”隋文帝把皇后的话告诉高颎，高颎流着泪谢恩说：“臣如今已经老了，退朝以后只是斋居在家读佛经罢了。即使陛下对臣深切怜悯，至于再娶妻室，也不是臣的愿望。”隋文帝于是作罢。到了这时，高颎的宠妾生了男孩，隋文帝听说后极为高兴，独孤皇后却非常不高兴，说：“陛下还要再相信高颎吗？当初陛下想替高颎娶妻，高颎心里想着宠妾，却当面欺骗陛下；如今他的欺诈已经暴露了。”隋文帝因此疏远高颎。朝廷商议征讨辽东时，高颎坚决劝谏不可出兵。隋文帝没有听从，任命高颎为元帅长史，随汉王杨谅征讨辽东，途中遇到连绵大雨和疫病，进展不利而返回。独孤皇后后来对隋文帝说：“高颎起初不想出征，陛下强迫他去，我本来就知道他不会立功。”隋文帝又因为汉王年少，把军队全权交给高颎。高颎由于所承担的任用和寄托十分重大，常常心怀至公之心，并没有自我猜疑的想法。杨谅所提出的意见大多没有被采用，因此对高颎十分怨恨。回来以后，杨谅哭着对独孤皇后说：“高颎没有被免职处死，已经是幸运了！”隋文帝听说后，心中更加不平。不久，上柱国王积因罪被杀；在追查审理此案的时候，出现了宫禁中的事情，说是在高颎那里发现了相关证据。隋文帝本想坐实高颎的罪名，听到这件事后大为震惊。当时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幹、刑部尚书薛胄、户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人都说明高颎无罪，隋文帝更加愤怒，把他们全都交给司法官吏审理。从此朝廷大臣没有人敢再进言。高颎最终因获罪被免职，以齐国公的身份回到家中。不久，隋文帝到秦王杨俊府第，召高颎入席侍宴。高颎抽泣悲伤，不能自已，独孤皇后也面对着他哭泣，左右侍从都流下了眼泪。隋文帝对他说：“朕没有辜负你，是你自己辜负了朕。”又对侍臣说：“我对高颎胜过对儿子，即使有时见不到他，也总觉得他就在眼前。自从他被解除职务，我闭上眼便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就像原本没有高颎这个人一样。不能凭借自身功劳来要挟君主，还自称是天下第一。”过了一会儿，高颎的国令上报了高颎的隐秘事情，说：“他的儿子表仁对高颎说：‘从前司马仲达起初托病不上朝，后来便取得了天下。您如今遇到这种情况，怎么知道不是福气呢？’”隋文帝因此大怒，把高颎囚禁在内史省审讯。御史台又上奏高颎的其他事情，说：“沙门真觉曾对高颎说：‘明年国家将有大丧。’尼姑令晖又说：‘十七、十八年间，皇帝将有大灾厄；十九年不可度过。’”隋文帝听说后更加愤怒，回头对群臣说：“帝王难道可以凭力量求得吗？孔丘凭大圣人的才智，制定法则流传给后代，难道他不想得到帝位吗？只是天命不允许罢了。高颎把自己同儿子的谈话说出来，自比晋帝司马懿，这是什么用心？”主管官员请求处死高颎，隋文帝说：“去年杀了虞庆则，今年又杀了王积；如果再杀高颎，天下人会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 于是，隋文帝革除了高颎的名籍。起初，高颎任仆射时，他的母亲告诫他说：“你的富贵已经到了极点，只剩下被砍头这一件事了，你一定要谨慎！”高颎因此常常害怕发生祸变。到了这时，高颎却欢喜而没有怨恨的神色，认为自己能够免除灾祸。

译隋炀帝即位后，任命高颎为太常卿。当时有诏令征集北周、北齐旧有的乐人以及天下的散乐艺人。高颎上奏说：“这种音乐已经废弃很久了。如今如果征召他们，恐怕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会舍弃根本而追逐末流，互相传授学习。”隋炀帝很不高兴。隋炀帝当时生活奢侈，沉溺声色日益严重，又兴起修筑长城的劳役。高颎对此非常忧虑，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皇帝因为喜好声乐而灭亡，殷商灭亡的教训还在眼前，怎么可以再这样做呢！”当时隋炀帝给予启民可汗的恩宠礼遇过于优厚，高颎对太府卿何稠说：“这个胡虏很了解中原的虚实和山川的险易，恐怕会成为后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实在没有纲纪。”有人把这些话上奏给隋炀帝，隋炀帝认为这是诽谤朝政，便杀了高颎，把他的几个儿子流放到边地。高颎有文武两方面的远大谋略，通晓而且精于政务。受到重任以后，他竭尽忠诚，尽守节操，荐举正直贤良的人才，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禽等人都是高颎所推荐的，他们各自都充分发挥了才能，成为一代名臣。除此以外，因建立功勋、成就事业而著名的人更是数不胜数。高颎执掌朝政将近二十年，朝廷内外都推重佩服他，众人没有不同意见；当时社会达到太平，这都是高颎的功劳。评论者认为他是真正的宰相。等到他被杀，天下人无不悲伤惋惜，直到今天仍不断称说他的冤屈。他所有奇妙的策略、良好的谋划以及对时政的损益建议，都被高颎删去稿本，后世没有人知道。他的儿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后来迁徙到柳城任卒。盛道的弟弟弘德，封应国公，任晋王记室；另一个弟弟表仁，封勃海郡公。后来迁徙到蜀郡。牛弘，字里仁，是安定郡鹑觚县人。他的祖先曾经为躲避灾难而改姓辽氏。祖父牛炽，任本郡中正。父亲牛元，任北魏侍中、工部尚书，封临泾公，后来恢复牛姓。牛弘还在襁褓中时，有相面的人见到他，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显贵，要好好爱护养育他。”长大后，他须髯和相貌都十分伟岸，性情宽厚，爱好学习，见闻广博。在北周做官时，历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专门掌管文书，撰修起居注。后来承袭临泾公爵位，转任内史下大夫、仪同三司。开皇初年，授任散骑常侍、秘书监。牛弘认为典籍散失很多，便上表请求开辟献书的渠道，说：从前周朝的德政衰落以后，旧有经典散乱废弃。孔子凭大圣人的才智，开创了没有帝王名号而有帝王事业的功业，效法并继承古代典章，制定《礼》、删定《诗》，端正“五始”而修撰《春秋》，阐明《十翼》而弘扬《易》的道理。到了秦始皇驾驭天下、吞并诸侯时，先王的坟籍典册被一扫而空。这是典籍遭遇的第一次灾难。汉朝兴起后，制定了收藏书籍的办法，设置了校勘书籍的官员。到了汉孝成帝时期，派谒者陈农到天下搜求遗书，又下诏命刘向父子校勘篇籍。汉朝的典籍文献，在这时最为兴盛。到了王莽末年，这些典籍又一同被焚毁。这是典籍遭遇的第二次灾难。光武帝继承而兴起后，尤其重视经典诏令，还没有下车登位，便先搜求文献典籍。到了汉肃宗亲自临场讲习，汉和帝多次幸临藏书之处，兰台、石室、鸿都、东观所收藏的秘藏文书堆积如山，比从前增加了一倍。到了汉孝献帝迁都时，官吏和百姓扰乱，图书缣帛都被拿去制作帷帐和行囊。所收集的书籍运往西京，共装载了七十多车，恰逢西京发生大乱，一时之间全部被焚毁。这是典籍遭遇的第三次灾难。魏文帝取代汉朝后，又重新搜集经典，全部藏在秘书省；内阁、外阁三处藏书阁，派秘书郎郑默删削审定旧文，评论者称赞他使朱文和紫文有所区别。晋朝承继魏朝，文献典籍更加丰富。晋朝秘书监荀勖审定魏朝的《内经》，又撰写了《新簿》。后来刘渊、石勒等人相继侵凌，典籍也因此散失。这是典籍遭遇的第四次灾难。永嘉年间以后，盗寇纷纷兴起，他们建立国家、树立家业，虽然流传着名号，但典章制度、礼乐教化都寂灭无闻。刘裕平定姚氏政权后，收集了他们的图书典籍，《五经》以及诸子、史书，只有四千卷，全部用红轴、青纸装帧，文字古朴拙劣，一并运回江左。宋朝秘书丞王俭依照刘向的《七略》，撰成《七志》。梁朝人阮孝绪也撰成《七录》。这些书总计三万多卷。到了侯景渡过长江、攻破梁朝时，秘书省的经籍虽然遭受兵火，但文德殿内的书籍、史书仍完整保存。萧绎占据江陵后，派将领攻破平定侯景，收集文德殿的书籍以及公私典籍的重复本七万多卷，全部送往荆州。后来北周军队进入郢地，萧绎把这些书全部在外城焚毁，所收集的书籍只剩十分之一二。这是典籍遭遇的第五次灾难。北魏从幽方迁居伊洛以来，每天都无暇顾及其他事务，经典书籍几乎全无。北周在关右建立基业，战争一直没有停止。保定初年，书籍只有八千卷，后来加以搜集，才达到一万卷。高氏占据山东，起初也曾访求典籍；核验其原有目录，残缺仍然很多。到了东夏地区刚刚平定时，获得了那里的经史典籍，四部书籍重复而混杂，共三万多卷；对旧书有所增益的，只有五千卷。如今御府中所收藏的单本书，合计一万五千多卷，各部书籍之间仍有残缺。与梁朝旧日的目录相比，只剩下一半。至于阴阳、《河洛》一类的篇章，以及医方、图谱一类的书籍，就更加稀少了。臣认为，经书从仲尼直到今天，屡次遭遇五次灾难；如今正逢兴盛、汇集典籍的时期，应当承受圣明的时代。现在秘府所藏的书籍，也足以供人披阅，但一时之间的典籍收藏，必须使它完备。不能出现王府没有的书，私人家中反而有的情况。如果能够郑重发布明确的诏令，同时开放购买和奖赏的办法，那么奇异珍贵的典籍一定会被送来，观阁之中也会因此积聚丰富。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诏规定：献上一卷书，赏赐一匹缣。一两年之间，篇章典籍渐渐完备。牛弘晋爵为奇章公。开皇三年，牛弘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奉诏修撰《五礼》，编定成一百卷，在当代施行。牛弘请求依照古代制度修建明堂，向皇帝上奏说：

译臣私下认为，明堂是用来沟通神灵、感通天地、施行教化、尊崇有德之人的地方。黄帝称它为合宫，尧称它为五府，舜称它为总章；在那里发布政令、兴办教化，由来已久。《周官·考工记》说：‘夏后氏的明堂叫代室，堂的进深二七，宽度是进深加四分之一。’郑玄注说：‘进深十四步，宽度再加进深的四分之一，那么宽就是十七步半。’又说：‘殷人建造重屋，堂的进深七寻，四面有屋檐，楼屋相重。’郑玄说：‘进深七寻，宽九寻。’又说：‘周人的明堂，以九尺长的筵为尺度，南北长七筵；共有五室，每室二筵。’郑玄说：‘这三种说法，有时举宗庙为例，有时举天子寝宫为例，有时举明堂为例，互相说明，可见它们的制度相同。’马融、王肃、干宝的注释与郑玄不同，这里不一一列出。汉代司徒马宫议论说：‘夏后氏称代室，是因为室比堂显著，所以命名为室；殷人称重屋，是因为屋比堂显著，所以命名为屋；周人称明堂，是因为堂比夏代的室大，所以命名为堂。夏后氏把堂的宽度增加到一百四十四尺，周人的明堂则认为两侧序之间比夏后氏大七十二尺。’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夏代的室大于周代的堂；如果依照马宫的话，周代的堂大于夏代的室。后代君王不断增饰文采，周代的制度大概最为完备。但马宫所说的话，意义并不详细明确。这些事情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礼》的文字又有残缺，先儒的解释各家不同，人与人之间也不一致。郑玄注释《玉藻》也说：‘宗庙、路寝与明堂的制度相同。’《王制》说：‘寝宫不超过宗庙，说明大小是相同的。’如今依照郑玄的注说，每个室以及堂都只有一丈八尺，四壁以外还剩四尺多。若从宗庙来讲，在合祭祖先的日子，周人献酒酬宾时有六位尸，加上后稷为七位；先公的昭穆各一尸，先王的昭穆各一尸，共有十一位尸、三十六位神主，再加上君主面向北在二丈宽的堂上主持祭祀，我实在无法想象如何容纳。若从正寝来讲，就必须举行朝会和宴礼。按照《燕礼》：‘诸侯举行宴礼时，宾客以及卿大夫脱去鞋子登堂就坐。’由此可知天子宴饮时，三公九卿都要登堂。《燕义》又说：‘席位按照小卿、次卿、上卿的次序排列。’这说明他们都要侍奉陪席。仅仅在二筵之间，怎么能够举行礼仪呢？若从明堂来讲，总祭祀时，五帝分别在各自的室中。设置青帝的神位，必须在木室内稍稍偏北，面向西；太昊作为从祀之神，坐在青帝西边、靠南的位置，面向北；配享的祖宗又在青帝神位南面稍稍退后的位置，面向西。一丈八尺的室内要安置三位神灵的神位，再加上簠簋、豆、笾等祭器，牛羊肉的祭俎，以及四海九州的珍美物产全部陈设其中；还要在席上登歌，拿出酒樽、返回坫处，行揖让、升降等礼节，这样的空间也实在太狭窄了。根据这些情况来说，郑玄的说法恐怕接近不正确。考察刘向《别录》以及马宫、蔡邕等人所见的著作，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书，都讲述古代明堂的事情。这些书如今都亡佚了，无法加以考证。现在的《明堂月令》，郑玄说是吕不韦所著，是《春秋十二纪》的首章，后来被礼学家抄合编为《礼记》。蔡邕、王肃说是周公所作，《周书》中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就是这篇。各家都有证据，这里不多记载。束皙认为它是夏代的书。刘瓛说：‘吕不韦聚集儒生，探求圣王关于月令的事情而记录下来。吕不韦怎么能独自撰成这样的记载呢？’现在考察起来，既不能完全称它为《周书》，也不能立即认定它就是秦代典籍，其中还杂有虞、夏、殷三代的制度，都是圣王仁慈宽厚的政令。蔡邕详细列出篇章名称，又评论说：‘明堂是用来祭祀祖先，使祖先配享上帝的地方。夏后氏称它为代室，殷人称它为重屋，周人称它为明堂。东方称青阳，南方称明堂，西方称总章，北方称玄堂，内部称太室。圣人面向南方听政，声教显明而治理天下，君主所处的位置没有不端正的。所以虽然有五种名称，但主要还是称作明堂。建筑制度中的各项数目，都各有依据。方圆一百四十四尺，是依据《坤》卦之策数；屋顶呈圆形，楣的直径为二百一十六尺，是依据《乾》卦之策数。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这是阴阳九六的变化，也是上圆下方、圆盖方覆之制，体现了九六之道。设置八个门，象征八卦；设置九室，象征九州；十二宫与日辰相应。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是以四户、八牖分别乘九宫之数得来。门都向外设置而不关闭，用来向天下表示没有隐藏。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寸九分之数的实际体现。二十八根柱子分布在四方，象征四方的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以应合三统；四面采用五种颜色，各自象征五行。外面的水面宽二十四丈，用来象征二十四节气；环绕在外，又用来象征四海。这是帝王举行大礼的地方。考察它仿效天地的法式，就能看出它象征阴阳；这些意义一定依据古文，并非凭空产生。如今如果只取《考工记》的说法，而不参考《月令》，青阳、总章这些名称就无法称说，九月享祭上帝的礼仪也无法施行。汉代在长安、洛阳两京所建造的明堂，与这种说法完全相同。建安以后，天下大乱，魏氏三方尚未平定，没有听说兴建宫室的事。到了晋代，侍中裴頠建议：“只修建一座殿，用来崇敬祭祀严父，其余繁杂琐碎的建筑，一概删去。”宋、齐以来，都遵循这一礼制，前代君王的盛大礼制，从此便不再实行。后魏迁都后所建的明堂，也是由李冲主持设计，三间三间相重，合成九间屋舍。屋檐不能覆盖台基，房间又与街道相通，穿凿之处很多，始终没有可取之处。迁都洛阳后，又进一步营建，五室、九室的说法纷纷争竞，终于没有建成。宗庙祭祀之事，也因此无所依托。

译如今皇帝的治国大道远播，教化遍及海外，正要建立盛大的礼制，把它流传到无穷久远。弘等不因自己平庸空疏，竟错误地承担了议论此事的职责。现在考察明堂为什么必须设置五室？《尚书帝命验》说：“帝王承受上天的意旨，建立五府：赤色的叫文祖，黄色的叫神斗，白色的叫显纪，黑色的叫玄矩，青色的叫灵府。”郑玄注说：“五府与周代的明堂相同。”况且夏、商、周三代相沿承袭，其中多有增减变更；但说到五室，确实始终没有改变。室是用来祭祀上天的，而天实际上有五方；如果建立九室，就有四室没有用途。发布政令、按朔日听政，自然依照各自的时辰。郑司农说：“十二个月分别位于青阳等堂左右的位置”，并没有说各月居于某一室。郑玄也说：“每月都在与当月时令相应的堂上听政。”《礼图》画“个”字，图形都在堂的偏侧，因此明堂必须设置五室。明堂为什么必须上圆下方？《孝经援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有八扇窗，四面通达，是发布政令的宫殿。”《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有四户八牖，上圆下方。”因此必须做成圆顶方基。明堂为什么必须建成重屋？考察《考工记》，其中说夏代建筑“有九级台阶，四面各有两扇夹窗；门堂占三分之二，室占三分之一”。殷、周没有明说，是因为它们与夏代制度完全相同，这一点可以明白。殷代说“四阿重屋”，周代承袭其后而不再说屋，便可知道制度也完全相同。“殷人重屋”这句话下面，原本没有五室的文字。郑玄注说：“五室，也是根据夏代制度推知的。”周代不说重屋，而殷代有重屋，这一点显然可以看出。《礼记·明堂位》说：“太庙，就是天子的明堂。”这是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鲁国的太庙，与周代的明堂相同。又说：“复庙重檐，刮楹达响，是天子的宗庙装饰。”郑玄注说：“复庙，就是重屋。”既然宗庙已经是重屋，明堂是重屋也就没有疑问了。《春秋》文公十三年记载太室的屋顶坏了，《五行志》说：“前堂叫太庙，中央叫太室，屋顶上重叠的部分就是屋。”服虔也说：“太室，是太庙上面的屋。”《周书·作洛篇》说：“于是建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都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说：“重亢，就是重叠的栋梁；重廊，就是重叠的屋宇。”依照《黄图》记载，汉代的宗庙全都建成重屋。汉代距离古代还很近，遗留下来的制度尚且存在，因此必须建成重屋。明堂必须建成辟雍的理由是什么？《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是用来彰明诸侯尊卑的地方。外面的水叫辟雍。”《明堂阴阳录》说：“明堂的制度，是环绕四周设置水道，水向左流转，以象征天；内部有太室，以象征紫宫。”这就是明堂有水的明确文字证据。但是马宫、王肃认为明堂、辟雍、太学位于同一处；蔡邕、卢植也认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实际上是同一处，只是名称不同。蔡邕说：“明堂取其宗庙祭祀清洁庄严的形貌，便称为清庙；取其正室，便称为太室；取其正堂，便称为明堂；取其四门设学，便称为太学；取其四周环水、形如璧玉，便称为辟雍，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主张它们名称不同的人，《五经通义》说：“灵台用来观望气象，明堂用来发布政令，辟雍用来养老和教学。”三者并不相同。袁准、郑玄也认为三者有别。历代以来对此都有疑问，哪里能轻易断定呢？现在根据《郊祀志》所说：“想要建造明堂，却不明白它的制度。济南人公玉带献上黄帝时期的《明堂图》：一座殿堂没有墙壁，屋顶覆盖茅草，水环绕着宫墙，天子采纳了它。”由此看来，明堂的制度流传已经很久了。汉中元二年，在洛阳修建明堂、辟 雍、灵台，另设在不同的地方。不过明堂也有环绕的璧水，李尤《明堂铭》说“流水洋洋”，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明堂必须有辟雍。如今建造明堂，必须以礼经为根本。形制依照周代制度，尺寸取自《月令》；礼书中遗漏的地方，再参考其他典籍，希望能够详尽说明沿革的道理。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边设两门，依照《考工记》和《孝经》的说法。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顶圆形楣木的直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面采用五色，依照《周书·月令》的论述。殿墙内方，水道环绕外部，水道内径三百步，依照《太山》《盛德记》《观礼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一切都有法则和象征，足以竭尽诚心祭祀上帝，恭敬配享祖宗，弘扬风教、施布教化，为后世树立规范了。皇上认为当时事情刚刚创始，尚未完成制度设计，最终搁置而没有实行。六年，授任太常卿。九年，诏令制定雅乐，又撰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祭祀五帝所用的凯乐，并参与讨论音乐事务。弘上奏议论说：谨按礼制，五声、六律和十二管相互轮转，依次作为宫调。《周礼》说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钟，都是旋转相互为宫的意思。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孟春月以太蔟为宫，以姑洗为商，以蕤宾为角，以南吕为徵，以应钟为羽，以大吕为变宫，以夷则为变徵。其他月份依此类推。”所以先王创制律吕，是为了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扬子云说：“声音产生于律，律产生于时辰。”因此律吕配合五行，贯通八风，经历十二辰，运行于十二个月，循环转动，意义上不能停止。比如立春时木旺而火为相，立夏时火旺而土为相，季夏时余气归土，土旺而金为相，立秋时金旺而水为相，立冬时水旺而木为相。所谓依次相互为宫，就是在某一五行当旺的月份，将该律称为宫。如今如果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蔟为宫，就等于春天的木不旺、夏天的土不能辅佐。这样岂不是阴阳失调、天地不相通了吗？刘歆《锺律书》说：“春天用秋律为宫，百草必定凋零；秋天用春律为宫，万物必定繁荣；夏天用冬律为宫，雨雹必定降下；冬天用夏律为宫，雷声必定发作。” 按照这个道理来说，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况且律有十二个，如今只用黄钟一均，只采用七律，其余五律究竟再有什么用途呢？恐怕会失去圣人创制律吕的本意。因此必须依照《礼》的规定，实行十二律相互轮转为宫的方法。皇上说：“不必实行旋转相互为宫的方法，暂且只制作黄钟一均。”弘又论说六十律不可实行：

译谨按《续汉书·律历志》记载：“元帝派韦玄成到乐府询问京房。京房回答说：‘我曾向故小黄令焦延寿学习。六十律相生的方法是：由上生下，都是三分生二分；由下生上，都是三分生四分。阳律由下生阴律，阴律由上生阳律，终于中吕，十二律便完备了。中吕由上生执始，执始由下生去灭，如此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便完备了。十二律的变化达到六十，就像八卦的变化达到六十四一样。冬至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是声音和气息的根本，也是五音的正声。因此每一律各自统领一天。其余各律依次运行，轮到哪一天，哪一律就各自作为宫，商、徵等声则按类别随从。’京房又说：‘竹管发出的声音不能用来准确校定调音，所以制作准来确定数值。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有十三根弦，弦下隐蔽的间隔长九尺，用来对应黄钟律的九寸。中间一根弦下面刻画分寸，作为六十律清浊高低的节度。’执始之类的律，都是京房自行创制的。京房说自己从焦延寿那里得到此法，但不知道焦延寿又传承于谁。到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般肜上奏说：‘官府中没有通晓六十律、能用准调音的人。因此待诏严嵩把准法完整地教给他的儿子宣，希望召宣补任学官，主持调校乐器。’太史丞弘考校宣的十二律，其中两个合适，四个不合适，六个不知道是哪一律，宣于是被罢免。从此研究律学的人没有谁能按照准法施弦。熹平六年，东观召来掌管律的太子舍人张光，询问准的意义。张光等人不懂，回去查阅旧藏，才找到那件乐器；它的形制与京房所说相同，但仍不能确定弦的松紧，因此史官中能够辨别清浊高低的人便绝迹了。他们能够传承下来的，只有大概的通常数值和候气的方法罢了。”据此看来，京房的方法在汉代已经不能实行。沈约《宋志》说：“详细考察古典和当今音律家的说法，六十律不能用于音乐。”《礼》说“十二管相互轮转为宫”，没有说六十律。《封禅书》说“大帝让素女弹五十弦瑟，声音悲哀，于是把它破为二十五弦”。假使六十律能够用于音乐而制作成功，也不会采用，这正符合“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宗旨。又议论说：考察《周官》说：“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则。”郑众注说：“均，就是调。乐师主管调和声音。”《三礼义宗》称：“《周官》所说奏黄钟，是用黄钟作为调；歌大吕，是用大吕作为调。所谓奏，是指堂下的四县；所谓歌，是指堂上所歌。但在一次祭祀之中，都是使用两种调。”由此可知，以宫来称调，意义是相同的。可见六律、六吕交替相互为宫，各自成为一种调。如今通行的音乐使用黄钟宫，却把林钟作为调，这与古典不合。考察晋代内书监荀勖依照典籍记载的五声、十二律相互轮转为宫的方法，制作了十二支笛。黄钟笛的正声与黄钟相应，下徵与林钟相应，以姑洗作为清角；大吕笛的正声与大吕相应，下徵与夷则相应。其余各均，例子都一样。然而如今所用的林钟，是荀勖所说的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声，却先采用其下徵，按道理说不通，因此必须改正。皇上非常赞赏他的议论，诏令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审定新乐。此后讨论设置明堂，皇上诏令弘分条上奏旧事，讨论其中的得失。皇上更加敬重他。当时杨素倚仗才干而自负尊贵，轻视侮辱朝臣，唯独见到弘时从未不改变容色、严肃自持。杨素将要攻打突厥，来到太常向弘告别。弘送杨素到中门便停下了，杨素说：“大将出征，所以来叙说离别之情，你为什么送得这样近呢？”弘于是作了一揖便退下。杨素笑道：“奇章公可以说是他的聪明才智别人能够赶得上，而他的愚拙别人却赶不上。”但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久，弘授任大将军，拜为吏部尚书。当时皇帝又命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人一同召集诸儒，讨论新礼中礼数增减、轻重的规定。弘所提出的议论，众人都推重佩服。献皇后去世后，王公以下已经不能确定丧礼仪注。杨素对弘说：“您是旧学中的贤者，为当时贤人所仰望。今天的事情，决定权就在您这里。”弘一点也没有推辞谦让，片刻之间，礼仪注悉数完备，并且都有旧例依据。杨素感叹说：“衣冠礼乐全都在这里了，不是我所能赶上的！”弘依照三年之丧的制度，制定祥祭、禫祭以及各种降等、增减的规定；至于服期一年、十一月举行练祭的制度，没有可援引的法则，弘便上报皇帝。皇帝下诏废除服期一年的练祭礼，从弘开始。弘在吏部任职时，把德行放在文才之前，办事务求审慎。虽然因此有时迟缓滞后，但所提拔任用的人，大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识欣赏人才，才智清明谨慎，举世无双；然而他才气俊逸有余，行为看上去近于轻薄，当时的宰相多因此对他有所怀疑。只有弘深知他的真实品性，推诚相待，任用委托。隋代的选举制度，在这时达到了最好，舆论都佩服弘识人和度量的深远。炀帝在东宫时，多次把诗书赠给弘，弘也有答作。继承帝位后，曾赐给弘一首诗说：“晋代的山涛、吏部，魏代的卢毓、尚书，不要说前代贤哲各不相同，奇才都来辅佐我。学问品行敦厚，以端正风俗；道德朴素而达到冲虚境界。登上云阁担任纳言，正值皇朝礼仪建立之初。法度伦理欣然有序，我安坐垂衣拱手处理政务。”与弘一同获赐诗的人，至于诗文中赞扬的内容，没有谁像弘这样优美。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任右光禄大夫。跟随皇帝拜祭恆岳时，坛墠、珪币、牲牢等礼仪用品，全都由弘制定。返回经过太行山时，炀帝曾召弘进入内帐，让他与皇后同席饮食。皇帝亲近看重他到了这种程度。弘对他的儿子说：“我受到非同寻常的待遇，承受的恩德深重。你们这些子孙，应当凭借忠诚恭敬立身，以报答这隆厚的恩遇。”大业六年，弘跟随皇帝巡幸江都，去世。皇帝悲伤惋惜，赗赠非常丰厚。归葬安定，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封文安侯，谥号宪。

译弘当时荣宠极盛，但车马服饰低调俭朴；侍奉皇上极尽礼数，对待下属则以仁厚相待；不善言辞而行动敏捷。皇上曾让他宣读敕书，弘来到台阶下，却说不出话来，退回去拜谢，说自己全忘了。皇上说：“传话这种小小的口才，本来就不是宰臣所应承担的。”反而更加称赞他的质朴真实。大业年间，皇帝对他的委任和待遇更加隆厚。他性情宽厚，专心勤学，即使职务繁杂，手里的书也从不放下。隋朝旧臣中，始终受到信任、不曾招致悔恨的，只有弘一人。弘的弟弟弼喜欢喝酒且常醉酒，曾经醉后射杀弘驾车的牛。弘回到家，妻子迎上来说：“小叔把牛射死了。”弘听见后，没有惊怪追问，只回答说：“做成肉脯。”坐定之后，他的妻子又说：“小叔突然射死了牛，实在是很奇怪。”弘说：“已经知道了。”神色自若，读书不停。他就是这样宽厚平和。有文集十二卷流传于世。长子方大，也有学问，官至内史舍人。次子方裕，凶狠险恶，没有仁爱之心，在江都与裴虔通等人谋划叛乱杀人，事情见于《司马德戡传》。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父李寿，任魏国湖州户曹从事。父亲李敬族，历任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静帝时，命当世博通之人校正、审定文籍，任命李德林为内校书，另在直阁省供职。德林幼年聪敏，几岁时诵读左思《蜀都赋》，十多天便能背诵。高隆之见到后惊叹不已，遍告朝廷人士说：“假如给他足够的年龄，他一定会成为天下的伟才。”邺京人士大多到他家中观看，车马一个多月没有断绝。十五岁时，诵读《五经》和古今文集，每天能读数千字。不久便广泛通晓古代典籍，对阴阳、纬候之学无不涉猎精通。擅长写文章，言辞严谨，义理通畅。魏收曾当面对高隆之称赞他的父亲说：“贤子的文章才能，最终一定能继承温子升。”高隆之大笑说：“魏常侍实在是嫉贤妒能，为什么不就近比作老彭，反而远远地去寻求温子呢？” 十六岁时，遭逢父亲丧事，亲自驾着灵车，返回故乡安葬。当时天气严寒，他穿着单薄的丧服，脚上没有鞋袜，州里人士因此敬仰爱慕他。他家境贫寒，仕途坎坷，母亲又多病，于是专心研究典籍，不再有做官的心思。后来母亲的病稍有好转，强令他出仕。齐任城王湝任定州刺史，器重他的才干，召他进入州馆，朝夕与他交游，几乎如同师友。后来被举为秀才，尚书令杨遵彦考定为上等，授任殿中将军。长广王出任丞相后，征召他为丞相府行参军。不久，长广王即皇帝位，德林屡次升迁，任中书舍人，加授通直散骑侍郎，另行掌管机密。不久遭逢母亲丧事，以极度孝顺闻名，朝廷嘉奖他。刚满一百天，朝廷便夺情起复，强令他复职；他坚决推辞，不肯起身任职。魏收与阳休之讨论《齐书》纪年的起始问题，百官共同议论。魏收与德林之间多次书信往来，具体文辞大多没有记载。后来授任中书侍郎，仍奉诏修撰国史。当时齐帝留意文雅之士，召他进入文林馆，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共同主持文林馆事务。屡次升迁至仪同三司。周武帝平定北齐后，派使者到德林家中宣旨说：“平定北齐的功利，关键就在你，应该入宫来见我。”又命他随驾到长安，授任内史上士，诏诰格式以及任用山东人物等事，全都交给他办理。周武帝对群臣说：“我平日只听说李德林替齐朝写书檄，我还以为他是天上的人。哪里想到今天竟能得到他的驱使，让他替我撰写文书，实在太奇异了。”神武公纥豆陵毅回答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和圣王，得到麒麟、凤凰作为祥瑞，这是圣德感应所致，不是凭力量能够招致的。祥瑞之物虽然来到，却未必能够使用。像李德林这样前来接受驱策，也是陛下圣德感召而来；他具有大才，能发挥作用，远远胜过麒麟、凤凰。”皇帝大笑说：“确实如公所说。”宣政末年，授任御正下大夫。后来赐爵成安县男。宣帝病重时，隋文帝刚接受遗命辅政，命邗国公杨惠对德林说：“朝廷赐令我总管文武事务，如今想和您共同成就大事，您一定不能推辞。”德林回答说：“愿意以死效命。”隋文帝非常高兴，立即召他来交谈。刘昉、郑译起初假传诏令，召隋文帝接受命令辅佐少主，总管内外兵马事务。郑译想授隋文帝为冢宰，自己代理大司马，刘昉任小冢宰。德林私下启奏说：“应当任命大丞相，授予假黄钺，督领内外各项军事。”于是任郑译为相府长史，刘昉为相府司马，两人因此心中不平。任德林为相府属，加授仪同大将军。不久，三方发生叛乱，指挥授予军事谋略，都让德林参与谋划。军书、羽檄早晚不断送到，一天之内动辄超过一百件。有时军情紧急接连发生，皇帝口授给数人，文书内容千头万绪，来不及修改润色。郧公韦孝宽任东道元帅，军队驻扎在永桥；沁水上涨，韦孝宽的军队无法渡河。长史李询秘密上奏说：“各位大将都接受了尉迟迥的金钱。”隋文帝得到奏报后忧虑，商议想要替换主将。德林说：“临阵替换将领，自古以来就是难事，乐毅因此辞离燕国，马服君也因此使赵国失败。您只要派一个亲信，智谋才略明达，平素又为诸将所信服的人，迅速到军中去，观察他们的真情和虚假。即使有人有异心，也一定不敢妄动。”隋文帝说：“如果不是您说出这番话，几乎要坏了大事！”随即命令高颎快马赶往军中，替诸将节制指挥，最终成就大功。所有这些谋划，都属于这一类。进授丞相府从事内郎。禅让改代之际，相国总管百官时所发布的诏、策、笺、表、玺书以及九锡殊礼文书，全都是德林撰写的。隋文帝践祚之日，授任内史令。起初，隋文帝将接受禅让时，虞庆则等人劝他把宇文氏全部诛灭，德林坚决争辩，认为不可。隋文帝因此发怒，德林的品秩职位没有提升，只依照官班惯例，授任上仪同，进爵为子。开皇元年，敕令他与太尉于翼、高颎等共同修订律令。完成后上奏皇帝，另赐骏马和九环金带。五年，敕令他编录担任丞相时所写的文书，编成五卷，称为《霸朝杂集》。隋文帝阅读完毕，第二天早晨对德林说：“自古帝王兴起，必有奇异之人辅佐。我昨天读《霸朝集》，才知道感应之理。昨夜遗憾夜晚太长，不能早些见到您的面。”于是追赠他的父亲为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号孝。后来隋文帝巡幸邺地，德林因病没有随行。皇帝下敕书召他前往，后来御笔批注说：“征伐陈国的事情，应该亲自随行。”当时高颎入京，皇帝对高颎说：“如果德林的病还不能承受远行，就应亲自到他家去，取来他的方略。”皇帝把这件事交给晋王杨广。

译起初，大象末年，文帝把叛臣王谦的住宅赐给德林，不久又改赐给崔谦，皇帝命德林自己选择一所好住宅以及庄园、店铺作为替代。德林于是上奏，请求拿叛臣高阿那的卫国县市铺八十区作为替代。开皇九年，皇帝车驾巡幸晋阳，店铺主人上表申诉，称这些土地原是平民的，高氏强行夺取，在那里修建房舍。皇帝责备德林。德林请求查验叛臣的文书簿籍以及当初交换住宅的原意，皇帝不听，全部追还店铺，交给原来居住的人。因此皇帝开始嫌恶他。起初，德林称他的父亲曾任太尉谘议，以此求取追赠官职，李元操等人暗中上奏说：“德林的父亲死时只是校书，却妄称为谘议。”皇帝对此非常记恨。到这时，德林又在朝廷议论中违逆皇帝意旨，皇帝便一一责备他说：“您担任内史，掌管我的机密，近来不预先参与议论，是因为您的气度不够宽宏。我正要用孝道治理天下，所以设立五教来弘扬孝道。您说孝出于人的天性，何必另设教化；那么孔子的后代也应该讲说《孝经》吗？您又欺骗冒领店铺，妄自给父亲增加官职，我实在对此愤怒，只是一直没有发作。如今只好把您派到一个州去。”于是德林出任湖州刺史。在任上遇到旱灾，他督促百姓挖井灌溉田地，被考核官贬责。一年多后，死于任所，时年六十一岁。追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谥号文。将要下葬时，皇帝下令派羽林军一百人，并拨给鼓吹一部，以供丧事使用；祭祀时用太牢。德林仪表俊美，善于言谈，器量深沉，时人无法测度。齐任城王湝、赵彦深、魏收、陆仰都非常敬重他。德林年少丧父，还没有字，魏收对他说：“您的见识气度和天才，一定能做到公辅之位，我就用这个字来称呼您。”出仕以后，他便掌管机密，性情谨慎严密，曾说古人有不谈论温树的说法，这也算不上什么值得称道的事。他年轻时凭才学受到知遇，等到地位声望稍高，便颇有些自负任性；争强竞争的人互相进谗毁谤他。因此虽然时运际会、辅佐兴王、参与辅佐新君建立功业，十多年间竟没有升一级。他所撰文集编成八十卷，遭逢战乱后散失，现有五十卷流传于世。儿子李百药，广泛涉猎而且多才，文辞华美清新而丰赡。大业末年，官至建安郡丞。《北史》第七十三卷。列传第六十一。梁士彦、元谐、虞庆则、元胄、达奚长儒、贺娄子干及其兄诠、史万岁、刘方、冯昱、王、杨武通、陈永贵、房兆、杜彦、周摇、独孤楷及其弟盛、乞伏慧、张威、和洪、阴寿及其子世师、骨仪、杨义臣。梁士彦，字相如，安定乌氏人。年轻时任侠仗义，喜欢读兵书，也广泛涉猎经史。周武帝将要平定东夏，听说他勇敢果断，便从扶风郡守任上授为九曲镇将，进位上开府，封建威县公，齐人非常畏惧他。后来以熊州刺史身份跟随周武帝攻下晋州，进位大将军，授任晋州刺史。周武帝返回后，齐后主亲自进攻围困晋州，城楼和城墙全都毁坏，双方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若，对将士们说：“今天就是死，我也要死在你们前面！”于是将士们勇猛奋战，喊声震动大地，没有一个不是以一当百。齐军稍稍退却。士彦于是命令妻妾以及军人的子女昼夜修筑城墙，三天便修成。周武帝的六军也到了，齐军的包围于是解除。士彦见到皇帝，握着皇帝的胡须哭泣，皇帝也为他流泪。当时皇帝想要班师，士彦叩击马首进谏。皇帝听从了他，握着他的手说：“朕有晋州，这是平定北齐的根基，你应当好好守住它。”北齐平定后，封为郕国公，位居上柱国，任雍州主簿。宣帝即位，授任徐州总管。他与乌丸轨在吕梁擒获陈将吴明彻、裴忌，大略平定淮南地区。隋文帝任丞相时，梁士彦调任亳州总管。尉迟迥反叛，士彦任行军总管；等到与韦孝宽共同攻打尉迟迥时，命家僮梁默等人充当前锋，士彦随后跟进，所遇之敌全都被击破。尉迟迥平定后，授任相州刺史。隋文帝对他深为忌惮，征召他回京。闲居无事时，他倚仗功劳而心怀怨恨，与宇文忻、刘昉等谋反。他们准备率领僮仆，等皇帝祭享宗庙时发动事变；又想在蒲州起事，夺取河北，控制黎阳关，堵塞河阳道路，劫取调运来的布匹制作铠甲，招募盗贼充当战士。他的外甥裴通得知后上奏皇帝。皇帝没有立即揭发此事，而是授他晋州刺史，想观察他的意图。士彦欣然对刘昉等人说：“这是天意啊！”又请求让仪同薛摩儿担任长史，皇帝答应了。后来他与公卿朝见皇帝，皇帝命人在行列中逮捕士彦、宇文忻、刘昉等人，审问他们谋反的情况；他们仍不服罪，于是把薛摩儿捕来与他们对质。薛摩儿详细说出事情始末：“第二个儿子刚哭泣着苦苦劝谏，第三个儿子叔谐说：‘要制作猛兽图，必须先使它形成斑纹。’”士彦脸色大变，回头对他说：“你这是要杀我！”于是被依法处死，时年七十二岁。有五个儿子。梁操，字孟德，官至上开府、义乡县公，早年去世。梁刚，字永固，官至大将军、通政县公、泾州刺史。因为劝谏父亲而获免，迁徙到瓜州。叔谐因梁士彦之事获罪被诛。梁默，是士彦的家奴，勇猛强悍，天下少有。士彦每次出征，常常与梁默一起冲入敌阵。仕于北周，官至开府。开皇末年，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杨素征讨突厥，进位大将军。又跟随平定杨谅，授任柱国。大业五年，跟随炀帝征讨吐谷浑，奋力作战而死。追赠光禄大夫。元谐，河南洛阳人，家世显贵兴盛。元谐性情豪侠，有气度风采。年轻时与隋文帝一同在国子学受业，两人非常友爱。后来凭军功屡次升迁至大将军。隋文帝任丞相后，召他到身边任职。元谐对隋文帝说：“您没有党羽，就像水中的一堵墙一样，处境非常危险。您可要努力啊！”隋文帝接受禅让后，回头笑着对元谐说：“水中的墙最终怎么样了？”进位上大将军，封乐安郡公。奉诏参与修订律令。当时吐谷浑将领定城王钟利旁率骑兵渡过黄河，与党项相互结盟。元谐率兵从鄯州出发，赶往青海，拦截他们的归路。在丰利山相遇，元谐将其击退，又击破吐谷浑太子可博汗。吐谷浑十七名王、公侯十三人，各自率领部众前来投降。皇帝下诏授元谐上柱国，另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县公。元谐拜宁州刺史，颇有威严和恩惠。然而他性情刚愎，喜欢排斥诋毁他人，不能取悦身边的权贵。他曾对皇帝说：“臣一心侍奉君主，不屈曲迎合他人的心意。”皇帝说：“希望你始终坚持这句话。”后来因公事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