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三十四

译我私下听说，三杀、九亲，是用来区别亲疏关系的次序；五服、六术，是用来分别丧服轻重等级的原则。这些都是根据事情来调节感情、不可改变的道理。这样说来，最大的悲痛，深刻到终身以外；书策所规定的哀痛，只能在丧期之内解除。丧期之外的哀情不能没有节制，所以规定为三年；丧期之内的哀情不能一下子完全消除，所以用日月来逐渐减轻。况且《礼》说，大祥练服的日子，可以击鼓弹奏素琴，这是把丧礼逐步推向吉礼；小功以上的丧服，在举行虞祭、祔祭、练祭和除服之前不能沐浴，这是用礼制加以约束。曾子问：“有相识的人正在服丧，可以参加祭祀吗？”孔子说：“服缌麻丧服的人尚且不能参加祭祀，又怎么能帮助别人呢？”既然不能参加祭祀，大概也没有参加宴饮进食的道理。又问：“脱去丧服，可以参加进献祭品的事情吗？”孔子说：“脱去丧服后再参加祭奠，不合礼。”注说：“这是说他忘记了悲哀和忧伤。”我认为，刚开始除丧时还不能参加馈食祭奠，那么在小功丧期之内，怎么可以观看骑马射箭呢？《杂记》说：“大功以下的丧服，已经下葬，前往别人家，别人可以给他食物；如果是同党的人，就可以接受食物，不是同党则不接受。”连吃饭尚且要选择对象，参加骑马射箭或许更不合适。我看到明白的诏令，规定射箭会集的日期，准备在七月十四日这个吉日，召集城中的文武官员到北园练习武艺，在其中举行揖让礼仪。现在不是举行大阅兵的秋季，又正值可能妨碍农事的时节；国家的缟服、禫祭刚刚结束，而殿下仍在服功衰。脱下丧服就举行娱乐活动，并以此教导百姓，就是改变先王的典章教化、忘却哀伤之情，恐怕不是用来彰明美德、示范给子孙的做法。按照射礼仪式，射箭以礼乐为根本；忘记礼乐而从事射箭，不能说合乎礼；钟鼓不设置，也不能说合乎乐。舍弃这两件事，射箭又有什么用呢？七日举行的游戏，现行制度中没有规定；颁布劳作、施行赏赐，又恐怕违背事体，而且府库空虚，应该等到新的赋税调度之后。请等到九月，把一切礼仪陈设完备后再举行，然后奏《狸首》之章，宣布矍相的命令，敲响轩县之乐，树立云钲，那时神人都会欢畅。元澄心里接受了他的意见，便借口推辞，自行取消了这件事，于是回答说：“现在虽然不是国家正式规定的制度，但本州从前已经有这种做法。况且编纂文章、学习武艺，是人的日常技艺。难道在日常技艺之中，也一定要有法令规定才行吗？《礼》说，兄弟之间在丧期内除服，说明悲哀已经减轻；服小功丧服时，客人来到，主人也不停止音乐。既然可以听音乐，观看武艺又有什么妨害呢？只是事情本身有缘故而必须停止，我先以法令下令停止，这才获得了你的请求，实在充分领会了你的来意。” 元澄调任扬州后，上奏让张普惠以羽林监身份兼任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张普惠既然受到元澄知遇，先后辅佐两个藩镇，很有声誉。回到朝廷后，仍任羽林监。元澄遭逢太妃去世，臣僚们为她立碑歌颂，拟定碑名为“康王元妃之碑”。元澄向张普惠询问，张普惠回答说：“我谨慎查考朝廷典章，只有‘王妃’的称号，没有‘元’字。鲁夫人孟子被称为元妃，是因为要和后来继室声子相对。如今烈懿太妃配享先王，并没有声子、仲子那样的嫌疑，我私下认为不必加‘元’字来区别名位。况且以氏族配姓，我认为这是妇人生前的称呼，所以《春秋》说‘夫人姜氏至自齐’；下葬以后，就用谥号配姓，所以经书说‘葬我小君文姜’，又说‘来归夫人成风之襚’，都是用谥号配姓。古代妇人跟随丈夫的谥号命名。如今烈懿太妃的德行冠绝一世，所以特意受到褒奖赐谥，这是万代以来的盛事，怎么能在确定名号这样重要的事情上，反而不称‘烈懿’呢？”元澄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张普惠任步兵校尉，以本官兼任河南尹丞。宣武帝去世，他因和甄楷等饮酒交游而获罪，被免官。按照旧例，被免官的人三年以后降一等重新叙用；如果才干优异而得到提升任用，就不受这一期限限制。熙平年间，吏部尚书李韶上奏说张普惠有文学才华。朝廷依照才干优异的例子，下令授任他为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廷议论认为不降等任职是他的荣耀。当时任城王元澄任司空，表章和议论中的书记文书大多出自张普惠之手。广陵王元恭、北海王元颢对于生身祖母应服一年丧还是三年丧感到疑惑，皇帝下诏让群臣会集讨论。张普惠发表意见说：

译谨按：两位王的祖母都受命于先朝，成为两国太妃，可以说是奉天子之命、作为始封国君的母亲了。《丧服》说“慈母如母”，列在三年丧服一章中，传说：“这是尊重父亲的命令。”郑玄注说：“大夫的妾所生之子，父亲在世时为生母服大功丧，士的妾所生之子为生母服期丧；父亲去世后，都可以申伸服制。”这是大夫命令自己的妾抚养其子为母，尚且说是尊重父亲的命令，为她服三年丧；何况天子命令自己的儿子成为列国国王，又命令其生母为国太妃，难道反而要同公子为母亲服练冠、小功大功吗？《传》说：“始封的国君，不把叔伯父兄弟当作臣下。”那么就应当按亲属关系服丧。像鲁、卫这样的列国之间，互相服一年丧，显然没有疑问。怎么证明呢？《丧服》说：“国君为姑、姊妹、女儿嫁给国君的服大功。”《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尊位相同。尊位相同，就可以按亲属关系服丧。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不能把先君当作祖祢。”既然兄弟本为一体，地位又同列诸侯，自然因为尊位相同而可以互相服亲属之服，不能反过来按照公子的情况，因天王的尊位而远远压抑他们。所以降服有四种等级：国君、大夫因尊位而降服，公子、大夫之子因父亲压抑而降服，名义和类别各不相同，怎么可以混淆呢？《礼》说，大夫的妾所生之子，因为父亲命妾抚养自己，便为她申伸服三年丧。太妃既然受先帝之命，光显一国；两位王受封土地、立茅社，显赫地获得大国，若舍弃尊位相同这一有利依据，反而依附于公子不能以先君为祖祢的说法，即使像许、蔡那样失去地位，也不至于这样过分。《服问》说：“有些服制由轻变重，公子的妻子为公子的皇姑服丧。”公子虽然受到父亲压抑，妻子尚且可以申伸服制，何况广陵王、北海王，论封爵是封君之子，论太妃则是受命为妃者的孙子，承继太妃所传的重服，远远区别于先皇；又以先后妃的正统身份，压抑他们生身祖母的嫡位，比皇姑的情形不是更遥远吗？如今既然允许他们申伸服制，却又限制为一年丧，和慈母相比，不是很不恰当吗？《经》说：“为国君的祖父母、父母、妻子、长子服丧。”《传》说：“为什么服期丧？父母和长子，国君服斩衰；妻子是小君。父亲去世后，继承祖位的人为祖父服斩衰。”如今他们的祖父是献文皇帝，诸侯不能把天子作为祖父来服丧；生母成为太妃，这正是两位王应服三年丧的证据。议论的人近来违背正经，反而附会不相同的类别，差之毫厘，失误或许会相距很远。况且天子的尊位可以配天，天下没有不是他的臣妾的，为什么既命令她为一国之母，却不允许儿子按亲属关系为她服丧呢？” 《礼记》说：“从服的人，所跟从的对象消失了，从服也就停止。”又说：“如果不为君母的亲族服丧，就应为自己生母的亲族服丧。”如今所跟从的对象既已不存在，如果不按亲属之服为自己的生母服丧，那么从服应当施行在什么地方？如果认为诸王入朝后成为公卿，便和大夫相同，那么今天的议论根本不必以国君身份为依据。如今诸王自同于列国国君，虽然不亲自到封国，另行设置臣僚，在一方享受玉食，难道能不按照诸侯的身份来议论吗？” 我斗胆依据《周礼》，主张一律服三年丧。当时议论的人也有赞同和反对的。国子博士李郁在议论结束后，写信诘难张普惠；张普惠依据《礼》回信答复，郑重反复辩说三次，李郁的意见于是屈服。张普惠调任谏议大夫，元澄对他说：“我不高兴的是你当上了谏议大夫，高兴的是谏议大夫得到了你。” 当时，灵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珍去世，朝廷追赠他为相国、太上秦公。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从没有“太上”的称号，便到宫阙上疏，陈述这样做的不当之处。左右近臣都害怕，没有人敢替他把奏疏递上去。恰逢听说胡家挖墓穴、下葬时遇到一块巨石，于是秘密上表说：“我私下看到，已故侍中、司徒胡公胸怀道德、蕴含灵秀，确实生育了圣明的皇后；近来又承担枢要之职，尽心担负辅佐君主、论道理政的重任。因此，按他的功劳，即使加以九锡，赐给鸾纛等礼仪，也足以深切体现圣上的隆厚恩宠，充分表达慈后的极深爱意，并作为天下的法度，这难道不是可以的吗！但是，‘太上’这个称号，我私下认为并不恰当。为什么呢？《礼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我私下认为，高祖从献文皇帝那里接受禅让，所以尊奉献文皇帝为太上皇，这是因尊上之上而产生的名号。皇太后发布令书来承接皇帝的敕命，大概是取法‘三从’的道理，远远比同于文母；既然列入十乱之中，那么司徒称为太上，恐怕违背了以皇太后令书承接敕命的本意。《易经》说：‘困于上者，必反于下。’如今已经能够依据吉兆确定墓地，却因为浅薄的意见而改动卜兆，众人的内心都悲伤惋惜，这或许也是天地神灵用来降下最严厉的警戒、启发圣上心意的方式。希望停止给司徒加上近似太上的称号，改用谦卑而不过分逾越的称谓，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太后看了奏表，亲自到胡国珍家，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广泛讨论这件事。任城王元澄、太傅清河王元怿、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书崔亮都提出诘难，张普惠都用正理加以辩解，没有屈服。廷尉少卿袁翻说：“《周官》说：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数虽然不同，却都称为‘上’，何必凡是带‘上’字的都是最高尊位呢？”张普惠严厉地呵斥袁翻说：“礼制中有下卿、上士的称呼，哪里只是大夫和公而已？但如今所施行的制度，是在‘太’字上再加‘上’字，两个尊号合并使用，不能不是最高尊位。雕虫小技，或许还能与你相许；至于这种问题，哪里是你所能涉及的！”袁翻非常惭愧，默默不再说话。议论的人都因为太后临朝执政，想要结党顺从她的意旨，于是上奏说：“张普惠的言辞虽然没有屈服，但不是臣等所认同的。诏令既已颁行，请依照原来的诏令执行。”太后又派元叉、贾璨传达命令，对张普惠说：“朕所做的，是孝子的心意；你所陈述的，是忠臣的道理。群臣已经形成议论，你不能苦苦改变朕的心意。以后如果还有见解，不要不敢说。” 起初，张普惠被征召时，传诏的人骑着骅骝马飞驰而来，速度非常快，站在那里催促他立即动身。张普惠的几个儿子又忧虑又害怕，流泪不止。张普惠对他们说：“我正处在清明昌盛的朝廷，担任谏议的职务，如果不说别人难以说的话，不劝谏别人难以劝谏的事情，便只是唯唯诺诺、尸位素餐，白白占着官位领取俸禄。人生终有一死，死得合乎道义，又有什么可遗憾的？不过朝廷政治清明，你们不要忧虑。”等到议论结束，太后下旨慰劳他，让他回家，亲友都庆贺他大幸。当时中山人杜弼写信给张普惠说：“明侯是深厚的大儒、博学之士，身负宏才，秉持公正方直的原则，来担任谏议之职，正直不阿，敢于直言。前一天听说您在胡司徒的家中，当庭当面争辩，虽然诘问接连而来，您的应答却声声有力。宋城的带子刚刚缠绕，鲁门的柝声才刚刚示警，最终使群臣迟疑退缩，众多官僚拱手沉默。虽然当时没有被采用，已经足以流传美名于百代之后。听到您的风范，我心中畅快，恭敬地写下这封信。”张普惠很赞美这封信，常常把它作为谈话的依据。

译张普惠认为天下百姓承担的调税，幅度越来越宽、长度越来越长，而尚书省计议上奏，又要恢复征收绵麻税，恐怕百姓承受不了命令。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尚书省上奏恢复绵麻税，遵循先皇的制度。臣早晚思量，欣慰和忧惧交集。臣仰想高祖废除大斗、取消长尺、改用较轻的秤，是为了爱护万民、实行轻赋。高祖知道军国事务需要使用绵麻，所以规定丝绢每匹纳绵八两，布每匹纳麻十五斤，认为亿兆百姓都应当从绵麻制度中获利。万民享受废大斗、去长尺、改轻秤的好处，得到轻赋的丰饶，却不只是表现在绵麻一项。因此百姓歌舞来缴纳赋税，奔走来承担劳役。诚信施行于上，亿兆百姓自然乐意在下缴纳。自此以后，赋税逐渐加宽加长，百姓的嗟叹怨恨传遍朝廷内外。我想皇太后尚未临朝以前，陛下还在守谅暗之时，宰辅没有追究根本，只知道天下怨恨绵麻税，却不察看幅度宽、尺度长、秤量重、斗量大的弊端，不革除其弊、保留其可取之处，反而特意放宽绵麻税，来取悦天下人之心。这就是所谓取悦百姓却不依正道，也是愚臣不感到喜悦的原因。” 张普惠又上表请求，在朝廷当值的日子，皇帝按时召见他。从此以后，每月召见一次。他又因为孝明帝不亲自临朝视政，过度崇尚佛法，郊庙祭祀的事情大多交给有司办理，便上疏说：“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继承帝统，具有明察文思的圣德；天地都归心，百神也在等待。希望陛下亲自虔诚祭祀郊庙，亲自施恩于朔日、望日，在成均举行释奠礼，亲自躬耕千亩；早起到天明不睡，洁净诚心，举行禋祀灌鬯之礼。这样孝悌就可以通达神明，德教就可以光耀四海。然后再精进于佛、法、僧三宝，虔诚信奉如来。佛道因教化深入，所以各种烦恼可以断尽；佛法随着礼制积累，所以可以登上彼岸。请酌情裁减僧寺中不急需的华丽建筑，把百官长期被削减的俸禄恢复起来。已经兴建的工程，务必从简完成；将来要建造的工程，暂且下令停止。只要沿袭旧有制度，又何必改建呢？希望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使佛法和世俗都得到好处。”不久，皇帝另下诏令交给外朝官员，讨论释奠礼。当时史官推算日食日期，预先下诏停止朝会。张普惠认为预先停止朝会违背礼制，便上疏陈述此事。又上表评论时政得失：第一，审慎制定法度，平准斗尺，租税务求减轻，赋役务求节省。第二，听取民间舆论，考察怨恨诉讼；先皇旧制中有不便于政事的，请全部追查修改。第三，提拔忠诚正直、敢于直谏的人，罢退不肖之徒；任用贤能不要三心二意，铲除邪恶不要犹豫。第四，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断绝的世系延续；功臣和皇亲的后代，应该收录叙用。奏书上呈后，孝明帝、灵太后在宣光殿召见张普惠，逐项诘问。延续应答了很长时间，太后说：“一点点琐碎事务，你都要逐一翻动，反而形成烦扰。”张普惠说：“圣上养育万物，就像慈母养育婴儿。如今婴儿几乎要掉进深沟，将要奔赴水火，若因为觉得劳烦而不去救援，难道是婴儿希望慈母这样做吗？”太后说：“天下百姓，难道真有这样痛苦的事情吗？”张普惠说：“天下亲属中，没有比太师彭城王更尊贵的了，然而他最终仍免不了冤死。细微百姓的痛苦，怎么能保证完全没有呢？”太后说：“彭城王的痛苦，我已经封赏了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什么值得再说的？”张普惠说：“圣后封赏彭城王的三个儿子，天下没有不为您的至德欢欣的，都知道慈母正在上面。” 臣之所以再三陈说这些，是因为凡是这样的冤屈，都请求圣上明察。”太后说：“你所说的使灭亡者复兴、使断绝者延续，究竟指的是谁？”张普惠说：“从前淮南王谋反最终失败，汉文帝封赏他的四个儿子，这是因为骨肉亲情不可抛弃，是亲爱亲族的缘故。我私下看到，咸阳王、京兆王本是皇子、皇孙，只因品德有一点亏失，便自取悔恨罪责；他们沉沦于幽暗地下，长久不能收录起用，难道这符合使灭亡者复兴、使断绝者延续的意思吗？”太后说：“你说得有道理，应当命令公卿广泛讨论。” 任城王元澄去世后，张普惠感念他过去的恩遇，每逢朔日、望日都奔赴吊祭，直到禫祭除服，即使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也没有一次不去。当初元澄欣赏器重张普惠，临死前上奏推荐他任尚书右丞。灵太后深切哀悼元澄，看了奏表后同意了。诏令施行以后，尚书省各位郎官认为张普惠出身寒微，不应立即掌管要职，彼此约定不让他进入上省，纷乱了很多天才平息。正光二年，诏令派杨钧护送蠕蠕国主阿那瑰回国。张普惠认为放回他将会留下后患，便上疏极力陈说不可。奏表上呈后没有被采纳。魏子建任益州刺史时犯有贪赃罪，张普惠奉命查验此事，事情最终得到释免，因此魏子建父子非常感激他。当时梁朝西丰侯萧正德假称投降归附，朝廷很想派人迎接。张普惠请求把他交给扬州处理，移送回萧氏一方，朝廷没有听从。不久萧正德果然逃回梁朝。后来张普惠任光禄大夫，仍旧担任右丞。此前，仇池、武兴郡的氐人多次反叛，西部边境的郡县和戍所，租税长期断绝。朝廷下诏让张普惠以本官兼任持节、西道行台，给他秦、岐、泾、华、雍、豳、东秦七州的军队三万人，任凭他召集调发；又把南秦、东益二州的兵员和租税送来，分配给各个戍所。他所统辖的将领和军队，听凭他在关西各州牧守中根据时机召集派遣。军用物资、官府印版等，全都允许他随身携带。事情办完回朝后，赐绢布一百段。当时朝廷下诏查访冤屈，张普惠上疏，陈述议论了许多事情。出朝外任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仍沿袭梁朝以前的弊端，不同郡县的人杂错居住。张普惠于是依次清查编比，裁减郡县，上表陈述情况，朝廷下诏准许。郡守县令因此能够有条理地管理辖区，奸盗不再发生，百姓认为很便利。张普惠不经营财产产业，喜欢提拔荐举人才，厚待老朋友。冀州人侯坚固年轻时曾和他一起游学，早年去世。侯坚固的儿子长瑜，张普惠每逢四时领取俸禄时，都会拿出一部分赈济他，从不间断，供给他衣食。等到张普惠任豫州刺史，又上奏让长瑜出仕，并把他全家都带在身边救济供养。张普惠在任上去世，谥号宣恭。成淹，字季文，是上谷郡居庸县人。他喜好文学，有气节和声望。出仕宋朝，任员外郎，兼领军主，曾援救东阳、历城。皇兴年间，他向慕容白曜投降，赴朝廷，授兼著作佐郎。当时献文帝想在仲冬巡行漠北，朝臣以天气极寒坚决劝谏，皇帝都不采纳。成淹上奏《接舆释游论》，皇帝阅后，诏令尚书李▯说：“你们这些人都不如成淹的论说，他通晓并解释了人的心意。”于是下令停止出行。

译太和年间，文明太后去世，齐派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等前来吊丧，想穿朝服行礼。主客不允许，裴昭明等坚持己见不改。孝文帝命尚书李冲选一位有学问见识的人，再同他们辩论此事。李冲奏请派成淹前往。裴昭明说：“不许穿朝服行礼，这个道理出自哪部典籍？”成淹说：“戴玄冠的人不能去吊丧，这是连儿童都听说过的道理。从前季孙将要出行，请求按照遭逢丧事的礼节行事，千年以后，人们还共同称道此事。您现在却问礼义出自哪部典籍，真是太奇怪了！”裴昭明说：“齐高帝去世时，魏派李彪前来通吊，起初并没有穿丧服，齐朝也没有对此表示怀疑。”成淹说：“李彪通吊那天，朝廷命他随身带着吊丧的服装。他们不遵从高宗追念先人的哀慕，过了一个月就改穿吉服。齐国君臣都已经佩玉满朝，作为魏国使者的李彪，怎么能独自穿着丧服，夹杂在他们的朝服之中呢？我朝皇帝自居谅暗以来，百官都听命于冢宰，您怎么能拿那件事来比这件事呢？”裴昭明于是摇着膝盖说：“三皇的礼制都不相同，又怎么知道哪一种得失最终有定论呢？”成淹说：“如果按照您的说法，您岂不是认为虞舜、高宗都是错误的吗？”裴昭明与庾荜相互看着笑，说：“诋毁孝道的人，宣尼已经有现成的斥责，作为使者也不敢这样说。” 使者只带了袴褶，不能用来吊丧，只希望借用一套衣服，以便完成本国的使命。如今被魏朝逼迫，回到南方后，一定会获罪于本朝。”成淹说：“贵国若有君子，您奉命出使而能调和礼义，回国后应当得到很高的赏赐；贵国若没有君子，您只要获得了光耀国家的声誉，即使因不合礼法而获罪，又有什么可嫌弃的呢？南史和董狐自然会秉笔直书。”不久，皇帝下令送衣服给裴昭明等人。第二天早晨召他们入朝，并命文武百官都尽哀。后来成淹任正佐郎。后来，齐派散骑常侍庾荜、散骑侍郎何宪、主书邢宗庆等来聘问，孝文帝命成淹到外馆接待他们。邢宗庆对成淹说：“南北两国长期和好，近来却屡次背弃信约、断绝友好，为了利益而行动，难道是大国善待邻国的道义吗？”成淹说：“称王的人不拘泥于小节，难道能念念不忘地守着尾生那样的信用吗？况且齐国先主历来侍奉宋朝，难道也应当任由宋朝欺骗掠夺吗？”邢宗庆、庾荜以及随从都相互看着，脸色大变。何宪知道成淹当年是从南方投奔来的，便用手捂着眼睛说：“您为什么不做于禁，却要做鲁肃呢？”成淹说：“我舍弃叛逆而归顺正道，想追随陈平、韩信，哪里是于禁那种人！”何宪也无言以对。王肃到来时，皇帝乘舆出行。王肃带的侍从很多，皇帝命成淹在前面引导，遇到古迹，都让他向王肃讲解。行至朝歌，王肃问：“这是什么城？”成淹说：“这是纣王的都城朝歌城。”王肃说：“这里原来应当还有殷朝的顽民。”成淹说：“当年周武王灭纣后，把他们全部迁居到黄河、洛水一带；后来刘渊、石勒扰乱中原，他们又随着司马氏向东渡过黄河。”王肃知道成淹寄居青州，便笑着说：“青州难道就没有他们的遗种吗？”成淹因为王肃本来隶属徐州，说：“如果说青州，那本来就不是他的地方；徐州一带如今又重新来了一批人，那可不是我所知道的。”王肃于是伏在马上捂着嘴笑，回头对侍御史张思宁说：“刚才只是借玩笑说了几句，没想到竟被他说得无言可答。”张思宁骑马奔驰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孝文帝大为高兴，对彭城王勰说：“成淹这一番话，足以称为制胜之论。”车驾到了洛阳，王肃陪侍宴饮，皇帝开玩笑对王肃说：“近来出行经过朝歌，听说成淹同你很有一番问答，你试着再讲一遍。”王肃说：“臣在朝歌失言一次，已经很过分了，怎么适合再说呢？”于是大家大笑。王肃又称赞成淹的才华文辞，认为应当提拔他。皇帝说：“如果因为这件事提拔成淹，恐怕反而会使您更加受辱。”王肃说：“臣屈己而成全别人，正好可以显示臣的美德。” 皇帝说：“您被别人驳倒了，还想求得屈己成全别人的名声，这对您来说实在太有利了。”王肃说：“成淹既然得到提拔，臣能够屈己而使别人显达，这就是所说的陛下施惠而不耗费什么。”于是大家畅快大笑，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皇帝赐给成淹龙厩中的上等马一匹，连同鞍辔等全套用具，以及朝服一套。成淹改任谒者仆射。当时迁都，皇帝认为成淹家贫，命给事官供给人力，护送他到洛阳，使他的家属也随行。车驾渡过淮水时，皇帝下令征召成淹。成淹在道路左侧请求见驾，说：“敌人不可轻视，希望圣明之主保全万全之策。我听说从离开洛阳以来，凡是进谏的人，都被解除官职、削夺职位，恐怕这不是圣明之主采纳臣下意见的道理。”皇帝宽厚地容纳了他的意见。皇帝巡幸徐州，命成淹与闾龙驹专门掌管舟船，准备泛舟从泗水进入黄河，逆流返回洛阳。军队驻扎在磝碻时，成淹认为黄河水流湍急深险，担心发生倾覆危险，于是上疏陈述劝谏。皇帝诏告成淹说：“朕因为恒州、代州没有运输漕粮的道路，所以京城百姓贫困。如今迁都伊水、洛水之间，是想沟通四方的漕运。黄河水流湍急深险，人人都难以渡过，朕正是想借这次顺流而行来开启百姓的心意。知道你的忠诚到了极点，但不能采纳你的意见。”赐骅骝马一匹、衣冠一套。任命为羽林监、主客令。当时宫殿刚开始建造，每天运输的木材以万计。伊水、洛水结着流冰，涉水十分艰难。成淹于是上奏请求下令都水官建造浮桥。皇帝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想当众使成淹得到荣耀。初一早晨接受朝贺时，百官都在朝位，皇帝于是赐帛一百匹，任命他掌管左右二都水事务。景明三年，出任平阳太守。回朝后，因病去世，追赠光州刺史，谥号定。他的儿子成宵，字景鸾，喜欢写文章作诗，性情坦率，却多有鄙俗之处。他与河东姜质等人结交游乐，诗赋时常兴起，但被有鉴赏能力的人共同讥笑。后来死于书侍御史任上。范绍，字始孙，是燉▯皇龙勒人。年轻时聪明敏捷。十二岁时，父亲命他入学，拜崔光为老师。因父亲去世服丧而停止学业。母亲又告诫他说：“你父亲临终时，让你远道拜崔先生为师，希望你有所成就。如今服丧期限已经过去，应当遵守父亲的遗命。”范绍于是返回继续求学。太和初年，充任太学生，后转为算生，广泛涉猎经史。孝文帝选他为门下通事令史，升任录事，掌管奏章文书。皇帝认为他很好，又得到侍中李冲、黄门崔光的赏识。皇帝曾对近臣说：“崔光能够从容办事，有范绍的功劳。”后来朝廷有南征计划，征发河北数州的屯田兵，又调集沿淮驻防的士兵，共五万多人，广泛开设屯田。八座奏请任命范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加授步兵校尉。范绍勤勉督促农事，连续多年获得大丰收。皇帝又诏令他与都督、中山王英讨论攻打钟离的事。范绍察看钟离城的城墙壕沟，担心难以攻陷，劝中山王下令撤军，元英没有听从。范绍回来后，把情况全部上奏。没过多久，元英果然战败。后来历任并州刺史、太常卿。庄帝初年，在河阴遇害。

译刘桃符，是中山郡卢奴县人。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九岁时母亲又去世了。性情恭敬谨慎，喜好学习。被举荐为孝廉，射策考试列甲科。历任较低的官职，多次升迁为中书舍人。因勤勉明察而受到赏识，却长期没有升职。宣武帝对他说：“扬子云任黄门令，停留在这个职位上经历了三代。您担任这个职务才十年，不值得推辞。”东豫州刺史田益宗驻守边境，贪污不法，宣武帝多次诏令刘桃符前去慰问劝谕。刘桃符回来后，详细说田益宗年老昏聩，而他的几个儿子处理事务都不合道理。宣武帝后来想取代田益宗，又担心他反叛，便任命刘桃符为东豫州刺史，与后将军李世哲率军袭击田益宗。详情记在《田益宗传》中。刘桃符善于抚恤蛮族地区的人，受到当地百姓和官吏的怀念。过了很久，被征召回朝。因病去世，追赠洛州刺史。鹿悆，字永吉，是济阴郡乘氏县人。他的祖父鹿寿兴，曾任沮渠氏库部郎；父亲鹿生，两次任济南太守，有政绩。献文帝嘉奖他的才能，特意征召他参加季秋的马射，赐给他骢马，加赐青色官服，以彰显他的廉洁。那时三齐地区刚刚归附，人们都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整天赌博，颇为荒废农业。鹿生制定制度加以禁止，听到的人都赞叹做得好。后来鹿生死于淮阳太守任上，追赠兖州刺史。鹿悆喜好兵书、阴阳术和佛学，彭城王勰召他为馆客。他曾到徐州，马匹疲惫，便搭船来到大梁。夜间睡觉时，随从上岸，偷了四捆禾草喂马。船行数里，鹿悆察觉此事，立即停船，来到取禾草的地方，把三丈缣帛放在禾束下面后返回。起初任真定公子元子直国中尉时，鹿悆常常用忠诚廉洁的节操劝勉他。他曾作五言诗说：“峄山上有万丈高的树木，雕刻成琵琶；正因为材料高大长远，弦声才在中华大地上悠扬。”又说：“拿起琴来弹奏什么曲调？弹奏《幽兰》和《白雪》吧。丝弦管乐的韵律还没有完成，不要让弦声断绝！”元子直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鹿悆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所以用诗来讽谏他。后来鹿悆跟随元子直镇守梁州，州中有军粮和籴之事，参与和籴的人没有不借机使家产丰厚的，只有鹿悆不取。元子直强迫他收取，他始终不听从。孝庄帝任御史中尉时，鹿悆兼任殿中侍御史，监领临淮王元彧的军队。当时梁派豫章王萧综占据徐州，萧综秘密写信与元彧联络，说想归顺魏朝。众人议论认为这不是真的，鹿悆于是请求前往，说：“如果萧综确实有诚意，就同他订立盟约；如果他是欺诈，难道还吝惜一个人的性命吗？”当时徐州刚刚陷落，边境一带骚乱，萧综的部将成景俊、胡龙牙都统率强兵，城内外防守严密。鹿悆于是单骑从隐蔽处出发，直奔彭城。还未到达，就被萧综的军主程兵润拦住。程兵润询问他来的情况。鹿悆说：“我是奉临淮王之命来的。”程兵润派人把情况报告给胡龙牙等人。萧综既然确有诚意，听说鹿悆被抓，便对成景俊等说：“我一直怀疑元略打算叛城，想要验证虚实，暂且派身边的人假扮元略的使者，进入魏军中召来一个人。使者果然到来后，可以让人假装是元略本人，把他安排在一间深室中，假托有病，叫使者在门外等候，再让人传话。”当时元略刚被梁武帝召回。萧综又派心腹梁话去迎接鹿悆，暗中把事情的意图告诉他，让他善于应答。于是把鹿悆带到胡龙牙那里。胡龙牙对鹿悆说：“元中山王很想见您，所以派人把您叫来。”又说：“安丰王、临淮王只带少量士兵，想要收复这座城，难道能够做到吗？” 鹿悆说：“彭城是魏国东部的边疆，形势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争夺之地，能不能收复取决于上天，不是人能够预料的。”胡龙牙说：“应当像您说的这样。”鹿悆又被带到成景俊的住所，停在外门，过了很久还没有进去。当时夜已经很深，萧综的军主姜桃来同鹿悆交谈，对他说：“元法僧是魏国的微子，攻下城池归附梁朝，梁主对待人很有道义。”他又指着上天说：“今年岁星在斗宿，属于吴国的分野，您为什么不归顺梁国？”鹿悆回答：“元法僧不过是莒仆一类的人，梁朝却接纳他，难道不愧对季孙吗？如今月建在鹑首，斗宿、牛宿受到克制；岁星属木，逆行而受克，吴国的败亡不久就会到来。况且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间游行，有见识的人是不赞成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带进去见成景俊。成景俊过了很久才说：“您不是刺客吧？”鹿悆回答：“现在是奉命出使，想要回朝复命；行刺之事，须另择时机。”成景俊为他准备食物，鹿悆勉强饮酒、多吃食物，面对几个敌人，稍稍表现出自夸自傲的样子。众人相互说道：“真壮士啊！”于是把他带到元略那里。一个人领他进门，指着床让他坐下；另一个人从室内出来，对鹿悆说：“中山王有话说：‘我从前曾有意归向南方，暂且派人叫您来，想询问您的事情。晚上病情发作，不能同您相见。’于是鹿悆告辞退下。不一会儿天亮了，萧综的军主范勖、成景俊的司马杨▯票等人争相询问北朝有多少士兵和马匹，鹿悆便把北朝军队的盛况告诉他们。不久，他同梁话订立盟约。不到十天，萧综下诏封鹿悆为定陶县子，任命为员匀散骑常侍。永安年间，任右将军、给事黄门侍郎，爵位晋升为侯。虽然身居显要职位，他的志向却在于谦退，迎送亲友宾客比过去更加周到。但他自己没有房屋宅院，常常借住、租住，穿布衣，吃粗粮，寒暑都不改变。孝庄帝嘉奖他的清廉高洁，时常赐给他钱帛。后来东徐州城人吕文欣杀死刺史元大宾，向南引梁军入境，皇帝诏令鹿悆持使持节、散骑常侍、安东将军的身份任六州大使，与行台樊子鹄讨伐并击破吕文欣。鹿悆又悬赏购求吕文欣的首级。回来后，任金紫光禄大夫，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三徐行台。后来与都督贺拔胜等抵御尔朱仲远，军队战败，返回京城。天平年间，任梁州刺史。当时荥阳人郑荣业反叛，包围州城。州城投降后，郑荣业把鹿悆送到关西。张耀，字景世，是云南阳西鄂人。出仕魏朝，多次升迁至步兵校尉。永宁寺塔大兴土木，工程事务十分繁重。灵太后曾亲临施工场所，凡有询问，张耀都加以陈述并指示规划，没有遗漏，太后很赞赏他。后来任别将，因军功封长平男。历任岐州、东荆州刺史。天平初年，迁都邺城刚开始筹建，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俊上奏说：“南京宫殿拆毁后运往新都，连成木筏横渡黄河，首尾相接，规模极大。如果不是一位贤明的人专门负责接收管理，恐怕木材会损耗，影响宫殿营建。张耀一向以清廉正直著称，在当时很有声望，臣等擅自推举他为大将。”皇帝下诏同意。张耀勤勉办理此事，不久转任营构左都将。兴和初年，加授卫大将军。宫殿建成后，任东徐州刺史。在任上去世，追赠司空公，谥号懿。

译刘道斌，是武邑郡灌津县人。他有才干，腰围十围，胡须美好。起初授校书郎，后转任主书，很受孝文帝赏识。随皇帝征讨南阳回来后，加授积射将军、给事中。皇帝对黄门郎邢峦说：“刘道斌这次出征回来，已经不同于同辈之人了。”宣武帝即位，升任谒者仆射。后来历任恒农太守、岐州刺史，所到之处都有清廉正直的声誉。在州任上去世，谥号康。刘道斌任恒农太守时，修建学校，建立孔子庙堂，绘制孔子形象。他离开郡后，旧日属吏追思他，又在孔子像西侧立刘道斌的画像，向他拜谒。董绍，字兴远，是新蔡郡鲖阳县人。年轻时喜好学习，很有文章义理。起家任四门博士，多次升迁，兼任中书舍人，受到宣武帝赏识。豫州城人白早生据城向南叛乱，皇帝诏令董绍前去慰劳，董绍被叛军锁押，送往江东。梁朝领军吕僧珍同董绍短暂交谈后，便十分器重他。梁武帝听说后，派人慰劳董绍说：“忠臣孝子不可没有。现在应当听任您回到本国。”董绍说：“老母在洛阳，我一想到她就心乱如麻。既然承蒙恩典赦免，实在如同获得新生。”梁武帝于是召见他，对他说：“多年战争使百姓和人才遭受涂炭，所以我不以先开口为耻，想同魏朝通好，您应当把这个意思完整转达。若魏朝愿意通好，如今我把宿豫归还给魏朝，魏朝应当把汉中还给梁朝。”董绍回去后，虽然陈述了和好的计划，朝廷却不答应。后来任洛州刺史。董绍喜欢施行小恩小惠，很能取得人情。萧宝夤在长安反叛，董绍上书请求出兵攻打他，说：“臣应当率领三千瞎巴人，生吞蜀地贼子。”孝明帝问黄门徐纥：“这些巴人真的瞎吗？”徐纥回答：“这是董绍壮胆的说法，是说巴人强悍勇猛，见到敌人无所畏惧，并不是真的瞎。”皇帝大笑，命董绍赶快出兵。因抵抗萧宝夤有功，封新蔡县男。尔朱天光任关右大行台时，举荐董绍任大行台从事，兼吏部尚书。尔朱天光战败，贺拔岳又请董绍任其开府谘议参军。贺拔岳后来带董绍到高平牧马，董绍悲伤作诗说：“骑马奔走在山的角落，马渴了就饮黄河水。哪里料到在胡人的关塞之下，又听到了楚地客人的歌声！”贺拔岳死后，周文帝也很器重他。孝武帝西迁时，任命董绍为御史中丞，这并非他的志趣。他郁郁不得志，有时在街头嬉戏，有时同年轻人结伴游乐，不能自我约束，很像失去了常性。孝武帝去世，周文帝与百官共同推奉文帝，上表劝其即位，命吕思礼、薛憕撰写奏表，前后两次上奏，文帝仍然坚持谦让不答应。周文帝说：“文章能够打动皇帝，只有董公了！”于是命董绍写第三篇奏表，他提笔立即写成。奏表上呈后，周文帝说：“开导皇帝接受众意，不应当这样写吧？” 到文帝即位后，才准备任用董绍，但董绍议论朝廷之事，被赐死。其孙董嗣继承家业。冯元兴，字子盛，是东魏郡肥乡县人。年轻时就有操守和声望。被举荐为秀才，中尉王显召他任检校御史，升任殿中御史。司徒江阳王元继召他任记室参军，于是受到元叉的赏识。元叉掌握朝政后，任用他为尚书殿中郎，兼领中书舍人，仍任御史，参与知悉当时的政事。他谦卑自处，克制自己，没有人怨恨他。家中一向贫困，却常有几十名食客，他同食客共同承担饥饱，当时人都赞叹敬重他。太保崔光临终前，推荐冯元兴任侍读，尚书贾思伯任侍讲，教授孝明帝《杜氏春秋》。冯元兴常常为经书分章断句，儒者以此为荣。元叉被赐死后，冯元兴也被废黜。于是作《浮萍诗》自我比喻说：“有草生长在碧绿的池塘中，没有根，随水漂荡；脆弱的它害怕风波，危险微弱，苦于惊涛骇浪。”普泰初年，任光禄大夫，兼领中书舍人。太昌初年，死于家中，追赠齐州刺史。冯元兴世代寒微，凭借元叉的权势，托付交情，互相利用而任用为州主簿，评论者认为这不合身份。当时济郡有个曹昂，有学问见识，被举荐为秀才。永安年间，任太学博士，兼尚书郎。他常常徒步上尚书省，以表示自己贫寒，忽然遇到盗贼，丢失了很多绫绢，当时人鄙视他虚伪欺诈。史臣评论说：孙绍是关西人士，又能够指陈评论时务。张普惠明达典章故实，性情刚强正直，任职时侃侃而不屈服，很有王臣的风范。成淹、范绍、刘桃符、鹿悆、张耀、刘道斌、董绍、冯元兴等人，身逢际遇，都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如果说他们没有才干，又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呢？《北史》第四十七卷。列传第三十五。袁翻的弟弟袁跃；袁跃的儿子袁聿脩；阳尼的从孙阳固；阳固的儿子阳休之；阳固的从兄阳藻；阳藻的儿子阳斐；阳固的从弟阳元景；贾思伯、祖莹；祖莹的儿子祖珽。袁翻，字景翔，是陈郡项县人。父亲袁宣，曾任宋朝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中的主簿，后来随沈文秀进入魏境。大将军刘昶说袁宣是自己外祖父淑的近亲，便让他与府中谘议参军袁济同宗。袁宣当时家世孤寒，二人彼此十分依附。等到袁翻兄弟显贵后，他们同袁济的儿子袁洸、袁演各自争强凌竞，袁洸等便通过公府来排斥他们。袁翻年轻时进入东观，受到徐纥推荐，李彪引荐他兼任著作佐郎，参与修史事务。后来授任尚书殿中郎。正始初年，诏令尚书省、门下省在金墉城中书省外署考订评议律令，袁翻与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彪、律博士侯坚固、书侍御史高绰、前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都在议事名单之内。又诏令太师彭城王元勰、司州牧高阳王元雍、中书监京兆王元愉、青州刺史刘芳、左卫将军元丽、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少卿王显等参加此事。后来出任豫州中正。当时正在修建明堂、辟雍，袁翻议论说：谨按明堂的意义，从古到今各位儒者的论述已经很完备了。唐尧、虞舜以前的事情难以全部考察；夏、商以后，则比较可以知道。考察《周官·考工记》的记载，都是记述当时的制度，并且详细论说夏、商的名称和制度，难道会有错乱吗？由此可知，明堂五室，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配祀天帝、陈列帝像并依此施行，义理也就清楚了。至于《淮南子》《吕氏春秋》与《月令》文字相同，虽然在布政、授时方面有堂与个的区别，但推究其形制，并没有九室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