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卷八十一

译儒者所施行的教化，意义多么重大；它给万物带来的益处，又是多么广博！它使父子关系笃厚，使君臣关系端正，开辟政治教化的根本，启发百姓的耳目。历代君王对制度有所损益，但始终贯通一致。即使世道有盛衰，这种文化也没有断绝。自永嘉年间以后，天下分裂崩溃，礼乐文章几乎扫地殆尽。魏道武帝初步平定中原时，虽然每天都忙得无暇休息，刚建立都城，便把经学放在首位。设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学生有一千多人。天兴二年春，增加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这难道不是因为天下可以在马上取得，却不能在马上治理吗？圣人通达经术、谋划国家，考虑得实在长远。天兴四年春，命令乐师入太学学习舞蹈，并在先师前举行释菜礼。明元帝时，把国子改为中书学，设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春，在城东兴建太学。后来征召卢玄、高允等人，又命令各州郡分别举荐有才学的人。于是人们大多磨砺品行、崇尚学问，儒术逐渐兴盛。献文帝天安初年，下诏设立乡学，每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来又下诏：大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年间，把中书学改为国子学，修建明堂、辟雍，尊奉三老五更，又开设皇子学校。迁都洛邑后，下诏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孝文帝聪慧明达，考察古事，专心喜爱古代典籍，即使坐在车中、扶鞍骑马，也不忘讲习经道。刘芳、李彪等人凭经学进用，崔光、邢峦之类凭文史才能显达。其余涉猎典章、闲暇编集文章的人，也无不被授予优厚爵位，动辄获得赏赐和宠爱。于是儒学文化蓬勃兴盛，可以与周、汉相比。宣武帝时，又下诏营建国学，在四门设置小学，大量选拔儒生担任小学博士，名额四十人。虽然学校房舍尚未建成，经学却更加显著。当时天下太平，学业大为兴盛，所以燕、齐、赵、魏之间，手持经书、登记入学的人数不胜数。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几百人。州里举荐才华出众的人，郡里贡举孝廉，入朝应答、宣扬王道，每年人数都超过前一年。神龟年间，准备建立国学，下诏以三品以上官员以及五品清官的子弟充任学生候选人。还没来得及选定设置，事情便又停止搁置了。正光三年，才在国学举行释奠礼，命祭酒崔光讲授《孝经》，开始设置国子生三十六人。到了孝昌以后，天下混乱，四方的学校，保存下来的已经没有几所。齐神武帝出生在北方边塞，成长于军旅之中，凭借义举树立旗帜，扫清各地。由于魏氏遭逢丧乱，又遇到尔硃氏残酷统治，文章全被毁弃，礼乐一同流失，弦歌之声几乎断绝，祭祀礼仪的仪容也将尽失。永熙年间，孝武帝又在国学举行释奠礼，并在显阳殿下诏命祭酒刘钦讲《孝经》，黄门李郁讲《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的《夏小正》篇，又设置学生七十二人。到了永熙年间向西迁都、天平年间向北迁徙时，虽然学校制度无暇全面恢复，但儒雅之道已经突然成为统治者心中的考虑。当时刚迁都到邺城，国子学设置学生三十六人。到了兴和、武定年间，儒学事业又重新兴盛。天平年间，范阳人卢景裕与同族兄长仲礼在本郡起兵叛乱，齐神武帝免除他们的罪，安置在宾馆中，让他们用经学教授太原公以下的皇族。景裕去世后，又让赵郡人李同轨接替他。两位贤者都受到极厚的恩遇，朝廷以特殊礼节对待他们。李同轨去世后，又征召中山人张雕武、勃海人李铉、刁柔、中山人石曜等人，轮流担任诸王子弟的师友。到了天保、大宁、武平年间，也不断招引名儒，教授皇太子和诸王经术。然而从北齐开始建立直到末世，只有身为太子、后来居住在济南的那一位，天性聪敏，能够自我磨砺，成就了自己的美德。其余人大多骄纵傲慢，动辄违背礼制，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荒废，没有什么声名。像雕刻冰块、雕琢朽木一样，最终不会有成就，大概是有原因的。帝王的子孙，习性本来就骄奢放纵，何况教导他们行正道的心意不深，邪僻的道路竞相敞开；如果不是天生就能知晓大道、具有最高的智慧，又怎么能够内在不放纵声色享乐，外在不沉迷犬马游猎，做到入朝便笃行德义，出外便亲近贤人呢？徒然有师傅教导的条件，最终却没有实际琢磨修养的功夫。贵族子弟只用通晓经书来装饰门面，可说是像会稽山的竹箭，给它装上箭羽，便可以俯身拾取青紫官服，结果完全可以预见。然而齐氏掌管政务的官员，有的失职守位；师保、疑丞等官职，都用来赏赐旧日功臣；国学博士也只是徒有虚名。全朝只有国子学一所学校，学生不过几十人。贵族子弟中凭通晓经书而出仕的，只有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除此之外再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幸而当时朝廷法令宽松简略，政治纲纪疏漏松弛，游手好闲、浮薄懒惰的人十家中有九家。因此，横陈经书接受学业的同伴遍布乡邑；背着书箱出外求仕的人，不惜远行千里。他们进入乡里之中，以乞食作为生活资粮，在桑梓树荫下休息，动辄有十多人。燕、赵一带的风俗，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北齐制度规定，各郡都设立学校，设置博士、助教讲授经书。学生常常长久受到差役逼迫来凑数，士族和豪富人家的子弟又都不愿接受征调。既然凑足名额并不是他们所喜爱的，古代典籍自然也不能使他们真正有兴趣。学生又常常被州郡官员驱使，即使有游荡懒惰的，也不加以检查督促。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层本身不喜欢儒学造成的。各郡都可以察举孝廉，其中博士、助教以及游学者中通晓经书的人，经过推选便可以充任贡举人。射策考试共十道题，答对八道以上，便准许以九品官的资格出身；其中尤其优秀的人，也会受到选拔提升。

译周文帝受天命以后，非常重视经典。当时西都长安动荡不安，战事蔓延到郊外。先贤遗留下来的典章制度和往圣传下来的教训，已经荡然无存了！于是便从上古三代搜求散佚的文献，在千百年中探寻至理；废黜魏、晋的制度，恢复姬旦周公的盛大典制。卢景宣学通各种技艺，修补五礼的缺失；长孙绍远才学以博闻著称，订正六乐的败坏。因此朝廷的典章制度逐渐完备，学者纷纷向往。明皇继承帝位后，崇尚并勉励学习技艺，宫内有崇文观，朝廷外重视成均这一教育官职。手执白绢、怀抱铅笔，以及设重席、谈笑自若的士人，间或出现在朝廷；戴着高冠、穿着方领衣、手执经书、背负书箱的学生，也都登记在京城。人才济济，足以超过从前。到了保定三年，皇帝下诏尊奉太保燕公为三老。皇帝于是穿着兖冕，乘坐青绿色的车，陈列文物，备齐礼仪仪容，清除道路、肃静随从，亲临太学，袒露右臂割肉给燕公吃，又奉上酒杯请他饮酒。这确实是一代的盛事。后来又派遣轻车使者送上玉帛，到南荆征召沈重。平定崤山以东后，皇帝降低至尊身份，亲自慰劳这位乘坐万乘之车的尊贵人物，以特殊礼仪接待熊安生。因此天下人都仰慕归向，文教传播得很远。穿儒者的服装，持守先王之道，兴办学校、延请学生的人比肩接踵；勉励自己从师学习，恪守专门的学业，辞别亲戚、甘愿忍受辛劳困苦的人，遍地都是。虽然当时通达儒学者的盛大成就比不上魏、晋的儒臣，但风气转移、习俗改变，也可以说是近代的美事了。自从历法和正朔不统一以来，将近三百年，师承训诫纷繁杂乱，没有可以取法订正的标准。隋文帝承受天命、登上帝位，统一天下，顿[原文“天钢”]以遮蔽之，用旌帛礼聘他们，设置优厚爵位来笼络他们，于是四海九州有志于强学、等待询问的人无不全部聚集而来。天子于是整顿万乘车驾，率领百官，遵行向贤者问道的礼仪，观看释奠礼。博士们竭尽如悬河般的辩才，侍中们穷尽重席之学的奥义。考订校正散失的文献，研究核对各家异同，长期积累的疑问一下子像冰块消融一样全都解开了。于是破格提拔奇异俊杰，厚赏各位儒者。京城以至四方，都开办学校。齐、鲁、赵、魏一带，求学者尤其多。背着书箱追随老师，即使相距千里也不嫌远，讲诵经书的声音在道路上连续不断。中原地区的盛况，自汉、魏以来，只有这一时期而已。到了隋文帝晚年，精力和才华渐渐衰竭，不喜欢儒术，专门崇尚刑名之学，执政者也都不是笃实爱好儒学的人。到了仁寿年间，于是废除天下的学校，只保留国子学一所，学生七十二人。隋炀帝即位后，又恢复开办学校，国子学以及郡县学校，比开皇初年更加兴盛。征召儒生，远近的人都来了。让他们在东都之下共同讲论学术的得失，由纳言评定他们的等级次序，统一上奏皇帝。当时，旧日的儒者大多已经凋零死亡，只有信都的刘士元、河间的刘光伯出类拔萃，学问贯通南北，博极今古，后来的学生都仰慕他们。他们所撰写的各部经书义疏，士大夫全都奉为师法。后来朝廷对外征伐四夷，战事不息，师生懈怠离散，盗贼纷纷兴起。礼义不足以防止君子犯罪，刑罚不足以威慑小人，徒有兴办学校的名声，却没有弘扬道义的实际。这样的风气逐渐衰败，终于导致灭亡。穿方领衣、迈方步的儒生，也相继死于沟壑；凡是保存下来的经籍，也因此湮没在灰烬之中。于是使后来的士人不再听到《诗经》《尚书》的教诲，全都怀有侵夺偷窃之心，彼此一起陷入不义。《传》说：“学习的人将会繁盛，不学习的人将会衰落。”既然如此，国家的盛衰所系，兴亡的关键所在，有国有家的人，难道能不慎重吗！汉代，郑玄为众多经书作注解，服虔、何休也各自有自己的说法。郑玄所注《易》《诗》《书》《礼》《论语》《孝经》，服虔所注《左氏春秋》，何休所注《公羊传》，在黄河以北广泛流行。王肃所注《易》，也间或流行。晋代，杜预为《左氏春秋》作注。杜预的玄孙杜坦，杜坦的弟弟杜骥，在宋朝都任青州刺史，传承他们家的学业，所以齐地多有学习这些注本的人。自魏末以来，大儒徐遵明门下讲授郑玄所注的《周易》。徐遵明把学业传给卢景裕和清河崔瑾。卢景裕又传给权会、郭茂。权会很早就进入邺都，郭茂则一直在徐遵明门下教授学生；后来能够讲说《易》的人，大多出自郭茂门下。河南以及青州、齐州之间，儒生大多讲授王辅嗣所注的《周易》，师承训诫大概很少。齐代，儒士很少传授《尚书》的学业，徐遵明兼通这门学问。徐遵明向屯留的王聪学习，又把学业传给浮阳李周仁、勃海张文敬、李铉和河间权会，所传的是郑康成的注本，不是古文《尚书》。乡里普通学生几乎看不到孔氏的注解。武平末年，刘光伯、刘士元才得到费甝的《义疏》，于是开始用心研习。《诗》《礼》《春秋》尤其受到当时人的推崇，各位学生大多兼通这些经典。《三礼》都出自徐遵明门下。徐遵明把学业传给李铉、祖俊、田元凤、冯传、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给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熊安生又传给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此后能通晓《礼经》的后生，大多是熊安生的门人。各位学生全都通晓《小戴礼》，兼通《周仪礼》的人，大约十分之二三。通晓《毛诗》的人，大多出自魏朝刘献之。刘献之把学业传给李周仁。李周仁传给董令度、程归则。程归则传给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此后能够讲说《诗经》的人，大多出自刘敬和、刘轨思两人的门下。河北各地能够通晓《春秋》的儒者，都学习服子慎的注本，也出自徐遵明门下。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彫、刘昼、鲍长宣、王元则，都领会了服氏学说的精微。又有卫觊、陈达、潘叔虔，虽然不是徐遵明门下传授的，也能通晓并融会贯通。又有姚文安、秦道静，起初也学习服氏之学，后来兼而改讲杜元凯的注本。黄河以外的儒生，都敬服并研习杜氏之学。《公羊传》《谷梁传》这两部《春秋》传，儒者大多不放在心上。《论语》《孝经》，各位学生没有不通晓讲习的。权会、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这一类儒者，大多各自撰写义疏。虽然说是专门师承，但也都彼此取法、相互沿袭。大体说来，南北所作的章句，所喜好的方面彼此各有不同。江左一带，《周易》采用王辅嗣的注本，《尚书》采用孔安国的注本，《左传》采用杜元凯的注本。河洛一带，《左传》采用服子慎的注本，《尚书》《周易》采用郑康成的注本。《诗经》都以毛公为主，《礼经》都遵从郑氏。南方学者简约，能得到精华；北方学者深广繁博，穷究枝叶。考察其始终，探究其归宿，他们立身成名，虽然道路不同，最终却达到同样的结果。

译自魏、梁越等人以下，传授学业、讲论经义的人很多，现在依照时代先后排列，以备编入《儒林传》而已。梁越，字玄览，新兴人。博通经书和传记，性情纯厚温和。魏初，任《礼经》博士。道武帝因为他谨慎厚道，升任他为上大夫，命令他教授各位皇子的经书。明元帝初年，因担任师傅的恩劳，赐爵祝阿侯，出任雁门太守。他捕获白雀献上，被授为光禄大夫，后来去世。卢丑，昌黎徒何人，是襄城王鲁元的族人。太武帝监国时，卢丑因博学入宫教授经书。后来因担任师傅的旧日恩劳，赐爵济阴公。官至尚书，加授散骑常侍，死在河内太守任上。张伟，字仲业，太原中都人。学问贯通各部经书。乡里前来受业的人，常有几百人。张伟谨慎而且广泛接纳学生。即使有人顽固不化，提出几十个问题，他也殷勤地告诫开导，始终没有怒色。他常依据经典，教导学生孝敬父母、敬爱兄长；门人感受到他的仁德教化，侍奉他如同父亲。他性情清雅，不合礼法的事从不谈论。太武帝时，他与高允等人一起被征召任用，授为中书博士，屡次升迁为中书侍郎，并任本国大中正。出使酒泉慰劳沮渠无讳，又出使宋国，赐爵成皋子。出任营州刺史，晋爵建安公。去世后，追赠并州刺史，谥号康。梁祚，北地泥阳人。他的父亲梁邵在皇始二年归附魏国，官至济阳太守。到了梁祚时，居住在赵郡。梁祚意志坚定，喜好学习，历来研习各种经典，尤其擅长《公羊春秋》和郑氏《易》，常常用来教授学生。他颇有儒者的风范，却没有适应当世的才干。他与幽州别驾平恒有旧交，平恒当时常请他一起讨论经史。梁祚被征召为秘书中散，逐渐升为秘书令，被李▯排挤，退任中书博士。后来出任统万镇司马，又被征召为散令。他撰写并陈寿《三国志》相配的史书，名为《国统》。又作《代都赋》，在世间颇为流行。他清贫守志，不与有权势的贵人交往，后来去世。他的儿子梁元吉，有他父亲的风范。平恒，字继叔，燕郡蓟人。他的祖父平视、父亲平儒，都在慕容氏政权任职，成为通达显贵的官员。平恒专心勤奋地读书，博学多闻。自周代以来，直到魏代，帝王传承更替的原因、贵臣升降沉浮的脉络，他都撰写品评，商讨是非，名为《略注》，共一百多篇。他安于贫困而以道为乐，不因屡屡贫困而改变操守。被征召为中书博士。过了很久，出任幽州别驾。他廉正寡欲，不经营财产，衣食常常不足，妻子儿女也免不了饥寒。后来升任秘书丞。当时高允任监，河间邢祐、北平阳嘏、河东裴宗、广平程骏、金城赵元顺等任著作郎。高允每每称赞平恒博通经籍，无人超过他。平恒的三个儿子都不继承父亲的事业，嗜酒自暴自弃。平恒常常愤恨世道衰败，拄着手杖巡视房舍，靠着山冈哭泣。他不替他们经营婚姻和仕宦，任凭他们随意做官娶妻，说：“这些人将来一定会衰败困顿，何必劳烦我！”所以他们仕宦、婚娶都很鄙陋琐碎，不能达到平恒家族的门第。平恒另建了一所精致的书斋，把经籍都放在里面，只让一个奴仆供给自己，妻子儿女不得进入，酒食也不与他们同享。当时有珍贵美味的食物，他便叫来当时的老友东安公刁雍等人一起饮食，家人没有机会尝到。太和十年，朝廷任命平恒为秘书令，但他坚决请求出任郡官，尚未接受任命便去世了。追赠幽州刺史、都昌侯，谥号康。陈奇，字脩奇，河北人。少年丧父，家境贫困，却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原文“龆祇”有疑误]时便聪明有见识，具有早熟的美誉。他喜爱研读经典，常常批评马融、郑玄解释经书时失去了本义。他立志撰述《五经》。起初注解《孝经》《论语》，颇为流传于世，受到士大夫称赞。他与河间邢祐一同被召赴京。当时秘书省的游雅早就听说他的名声，起初很喜欢他，把他引入秘书省，想授予他史官职务。后来游雅与陈奇讨论典诰，谈到《易》讼卦“天与水违行”时，游雅说：“从葱岭以西，水都向西流；照这样推论，从葱岭以西，难道还能向东望见天吗？”游雅性情护短，因此对陈奇产生嫌恶。他曾当众羞辱陈奇，有时以“你我”这样的轻慢称呼叫他，有时指斥他为小人。陈奇说：“您自身是君子，我自身将要成为小人。”游雅说：“你说自己将成为小人，那么你的祖父父亲是什么人呢？”陈奇说：“我的祖父是燕东部侯厘。”游雅追问陈奇：“侯厘是什么官？”陈奇说：“从前有云师、火正、鸟师这样的官名。由此说来，世代变革，官名就会不同；时代更替，礼制也会变化。您是皇魏东宫内侍长，究竟又是什么职务呢？”在此以前，皇帝已下令把陈奇交给游雅，令他考核补任秘书省官职。游雅既然厌恶他，于是再也没有叙用陈奇。陈奇闲散了好几年，高允常常赞赏他的深远见识，称说陈奇的通达见识，不是寻常学者所能及。高允私下劝游雅说：“您是朝廷所瞩望的重臣，为什么要和乡野儒生争论文书章句呢！”游雅认为高允对陈奇有私情，说：“难道您也要党护小人吗？”于是取出陈奇所注的《论语》《孝经》，在庭院中烧掉。陈奇说：“您是贵人，并不缺少柴薪，为什么竟然要烧我的《论语》呢！”游雅更加愤怒，于是告诫京城后生，不许他们传授陈奇的著作。但陈奇并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也批评游雅的过失。游雅撰写昭皇太后碑文，称赞太后名字的美好，把她比作前魏的甄后。陈奇讥刺并揭发其中的错误，于是这件事传到皇帝那里。皇帝下诏让司徒检查核对，游雅在这件事上理屈。有人写了一篇诽谤性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怨恨时政的话，也颇多称说陈奇怀才不遇。游雅于是暗示主管此事的人说，这篇文章说陈奇不得志，应当是陈奇假借别人之手写成的。如果依照法律条文，制造诽谤书的人，都应连同妻子儿女一起被杀。于是便给陈奇定罪。当时司徒、平原王陆丽知道陈奇是被冤枉的，爱惜他的才学，所以把案件拖延了一年多，希望能够得到宽赦。案件审结后，最终还是把陈奇处以大刑，并牵连杀害了他的家人。陈奇尤其精通《易》，在狱中曾亲自占筮。卦还没有排成，他便把卦折断，叹息说：“我活不到明年冬季。”等到陈奇被害，果然和他所占的一样。陈奇刚被征召时，夜里梦见星辰坠落压在脚上。天亮后告诉别人说：“星辰本来是喜欢风的，星辰本来是喜欢雨的；梦见星辰压脚，一定不是吉祥的征兆。但时势和命令紧迫，不敢不赴召罢了。” 陈奇的外甥陈矫继承了他的事业，历任郡守。陈奇所注的《论语》，由陈矫传习掌握，但未能在世间流行。其义理多与郑玄不同，往往与司徒崔浩相同。

译刘献之，博陵饶阳人。少年丧父，家境贫困，却雅好《诗经》和《诗传》。曾向勃海程玄学习，后来广泛阅览各种书籍。他看到宣扬名法的言论，合上书笑道：“假如杨朱、墨子一类人不写这种书，千百年后谁会知道它的浅陋呢？”他曾对亲近的人说：“读屈原《离骚》的作品，可见他本来就是狂人，死去也是应该的。孔子说‘无可无不可’，实在说中了我的心意。”当时有人跟随刘献之学习，刘献之总是对他们说：“人立身处世，虽然各种行为有不同的道路，但按照孔门四科来衡量，归根到底以德行居首位。你如果能够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做到忠信仁让，那么即使不出家门，天下自然会知道你。假如不能这样，即使又放下帷幕闭门读书，刺股苦学，穿草鞋跟随老师，也只不过是博闻多识，像土龙求雨一样，炫惑后人罢了。对于立身处世的道理，这有什么益处呢？孔门弟子起初也没有领悟，直到看见皋鱼的叹息，才回家奉养父母。唉！前代贤达怎么醒悟得这样晚呢？”因此四方学者无不推崇他的品行道义，希望登门拜访。刘献之擅长《春秋》和《毛诗》。每次讲《左氏春秋》，讲到隐公八年便停止，说：“义例已经讲完，不必再解释了。”因此弟子不能彻底弄清他的学说。后来本郡强迫他被举荐为孝廉，他到了京城便称病返回。孝文帝巡幸中山，下诏征召他掌管内廷校书。刘献之长叹说：“我还远远比不上庄子所说的散木；有过一次已经够了，怎么可以再来一次呢！”于是坚决以有病为由辞谢。当时中山张吾贵与刘献之齐名，天下人都称他们为儒学宗师。张吾贵每次讲学，门徒有上千人，但其中品行业绩值得称道的很少。刘献之登记在册的学生只有几百人罢了，却都是通晓经书的人。因此有见识的人便分辨出两人的优劣。魏国承受丧乱之后，《五经》的大义虽然有各家师说，但天下各地的学生多有疑惑和滞碍，都来向刘献之求决。六艺经书的文字，他虽然没有全部作注，但所标举的宗旨颇不同于旧说。他撰写《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都流行于世。又编立《章句疏》二卷。注解《涅槃经》，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有四个儿子：放古、爰古、参古、脩古。张吾贵，字吴子，中山人。少年时聪明敏捷，口才善辩，身高八尺，容貌奇异伟岸。十八岁时，本郡举荐他为太学博士。张吾贵先前并没有广泛学习，于是跟随郦诠学习《礼》，跟随牛天祐学习《易》。郦诠、牛天祐只是粗略地为他启发讲解而已，张吾贵读过一遍，便另立门户，世人争相归附于他。他曾在夏学聚集学生上千人，却不讲《左传》。学生私下说：“张先生对于《左氏春秋》，似乎不能讲解。”张吾贵听到后，对他们说：“我现在暂且停止夏季讲学，今后应当讲《左传》。你们将来都应当带着经本来。”学生们只是感到奇怪罢了。张吾贵到刘兰那里，刘兰于是为他讲《左传》。三十天之内，张吾贵兼读杜预、服虔两家的注本，综合概括两家学说，把异同全部列举出来。学生后来聚集，他便为他们讲授，义理和条例无穷无尽，大多新颖奇异，刘兰仍然坐在那里恭敬听讲。学者因此更加惊异于他。但他善于辩论来掩饰错误，喜欢发表诡异的说法，因此他的学业没有长久流传。他气势凌驾于州牧、郡守之上，不向王侯屈服，最终没有做官而终老。刘兰，武邑人。三十多岁时，才进入小学学习《急就篇》。家人发现他聪明敏捷，于是让他跟随老师学习。他向中山王保安学习《春秋》《诗》《礼》。家里贫困，没有办法供养自己，便一边耕作一边学习。三年以后，他便告诉兄长，请求讲学。兄长笑着听他说，替他建起学校，聚集学生二百人。刘兰读《左氏春秋》，五天讲一遍，同时能够通晓《五经》。在此以前，张吾贵凭借过人的聪明和辩才，所讲解的内容不依据先儒的宗旨。只有刘兰能够推究经、传的来由，探求作注者的意旨，并参考纬书、候书以及先儒旧事，讲得十分精细详尽。从此以后，《经》的义理更加明晰博大，都是由于刘兰。刘兰又通晓阴阳之学，博物多识，所以被儒者奉为宗师。瀛州刺史裴植征召刘兰到州南馆讲书。裴植主持学业，所以学生非常多，天下都称道此事。刘兰又特别受到中山王英的敬重。王英把他请到馆中，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熙、诱、略等。刘兰前后有几千名学生，学业有成的人很多。但他排斥诋毁《公羊传》，又非难董仲舒，因此受到世人讥笑。后来任国子助教。一天他静坐读书，有人敲门，刘兰命人引进来。那人戴葛巾、穿单衣，进来与刘兰同坐，说：“您本来是学士，为什么每次见面都受到毁辱？理义的长短，究竟在谁一边？而且您还无礼地受到欺凌！现在想召请您，应当同您当面对证。”说完便出去了，刘兰不久便忧患而死。

译孙惠蔚，武邑武遂人。十五岁时，粗略通晓《诗》《书》以及《孝经》《论语》。十八岁时，拜董道季为老师学习《易》。十九岁时，拜程玄为老师，研读《礼经》和《春秋三传》。他周游各处儒学讲舍，在冀州一带有了名声。太和初年，郡中举荐他为孝廉，他在中书省应对策问。当时中书监高闾因与他交谈而推荐他，不久便任中书博士，转任皇宗博士。高闾奉诏整理确定雅乐，孙惠蔚参与其事。雅乐完成后，高闾上疏请求召集朝廷官员到太乐署，共同研究是非。秘书令李彪自以为才智辩才出众，当面提出难题。高闾命孙惠蔚与李彪抗辩，李彪不能驳倒他。黄门侍郎张彝常与孙惠蔚交往，每当上表疏论事，大多向他咨询。十七年，孝文帝南征，孙惠蔚上奏讨论告类之礼。太师冯熙去世时，孙惠蔚监督办理丧礼。他上书，请求让冯熙未加冠的儿子都穿成人的丧服。孙惠蔚与李彪因儒学相互知交，等李彪官至尚书，孙惠蔚仍任太庙令。孝文帝曾从容说道：“李道固既然已经登上龙门，而孙蔚还沉在小水沟里，我常常认为这是对不起他的事。”孙惠蔚虽然长期困滞于小官，却深知仕途的通塞，不怀抱急切求进的愿望，儒者因此更加推重他。二十二年，孙惠蔚任东宫侍读。在此以前，七庙把平文帝奉为太祖。孝文帝议定祖宗，把道武帝改定为太祖。祖宗虽已确定，但昭穆次序没有改变。到孝文帝去世，将要把他的神主祔祭到宗庙时，侍中崔光兼任太常卿，认为太祖既然已经更改，昭穆次序也应依次改变。兼任御史中尉、黄门侍郎的邢峦认为，太祖虽改，昭穆仍不应改变，于是起草弹劾文书，准备按奏崔光。崔光对孙惠蔚说：“这本来是合乎礼的事，可执法官却要弹劾我，我想从博学之士那里得到帮助。”孙惠蔚说：“这确实深合礼制的变通。”不久便写信给崔光，赞成并说明此事。崔光把孙惠蔚的信呈给宰辅，于是召孙惠蔚与邢峦当庭辩论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帮助邢峦，但邢峦最终理屈，弹劾之事便搁置了。宣武帝即位以后，孙惠蔚仍在皇帝身边，讲授经典。他从冗从仆射升任秘书丞、武邑郡中正。孙惠蔚进入东观后，发现典籍还不完备。等到查阅旧有典籍时，原先没有确定的目录，新旧书籍杂乱混合，首尾不完整；有的书累积几十卷，有的则多年无人抄写。有的篇章次序剥落，首尾残缺；有的文字损坏、字迹讹误，错误接连不断。卷册目录虽多，完整确定的却很少。他请求依照前任秘书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补益残缺、填补空白，合并多余、补足缺少，校订句读，作为定本，依次均匀抄写，永远作为常规。对于秘书省原先没有底本的书，应广泛推求查访，搜集补足。然而经书典籍浩繁，诸子著作纷杂，部帙既多，篇章次序又有错乱，绝不是一两个校书官在数年内可以完成的。请求命令四门博士以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门精心校勘考订，共同确定字义。皇帝下诏准许了。后来任黄门侍郎，代替崔光任著作郎。他的才干不在文史方面，没有什么撰述。升任国子祭酒、秘书监，仍掌管史事。延昌三年，朝廷追念并奖赏他讲学、订定经义的功劳，封为枣强县男。明帝初年，出任济州刺史。回到京城后，授为光禄大夫。自魏初以来，儒生出身而官位寒微的人中，孙惠蔚最为显达。他原先单名为“蔚”，正始年间，在宫禁内侍讲，夜间讨论佛经，有合乎皇帝旨意之处，皇帝下诏让他加“惠”字，于是号称惠蔚法师。死于任上，追赠瀛州刺史，谥号戴。儿子伯礼承袭爵位。伯礼擅长隶书，官至国子博士。孙惠蔚同族的曾孙是孙灵晖。孙灵晖少年时聪明敏捷，有才器和气度。他得到孙惠蔚亲手抄录的章疏，精心研读、寻访求问，又广泛寻求老师朋友；《三礼》《三传》都通晓其宗旨。然而起初他还是向鲍季详、熊安生请教疑难滞碍之处，他所阐发说明的内容，熊安生、鲍季详也无法提出不同意见。被举为冀州秀才，射策取得高等名次。在北齐任官，屡次升至国子博士，授为南阳王绰府谘议参军。王绰出任定州刺史，孙灵晖仍跟随王绰赴任。王绰行为狂妄放纵，孙灵晖只是默默忧愁憔悴，不能劝止。王绰上表请求任孙灵晖为王师，以掌书记马子结为谘议。朝廷认为王师是三品官，认为奏启不合规制。后主在奏启下亲笔诏书说：“只管任用他。”儒者因此十分荣耀。王绰任大将军后，孙灵晖以王师身份兼领大将军司马。王绰被诛杀，孙灵晖也被停职废黜。王绰死后，从头七至百日之间，每逢七日，孙灵晖总为王绰请僧人设斋、诵经行道。北齐灭亡后，孙灵晖去世。马子结，他的祖先是扶风人，世代在凉州任官，魏太和年间进入洛阳。父亲和祖父都任清正的官职。马子结与哥哥子廉、子尚三人，都涉猎文学。阳休之任西兖州刺史时，子廉、子尚、子结与各位朝廷官员都有赠诗。阳休之总合写成一篇诗文答赠他们，就是诗中说“三马皆白眉”的那一篇。马子结任南阳王绰的掌书记，跟随王绰到定州。王绰每次外出游猎，都一定命令马子结骑马追逐禽兽。马子结既是儒生，行动迟缓，衣服下垂、帽子掉落，王绰有时呼喊，有时催促骑兵驱赶他，直到他坠马才停止。王绰把这当作笑话。由此马子结逐渐受到亲近和戏狎，王绰上表任他为谘议。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他也凭借儒学进身，任官清廉节俭。武平年间，任黎阳郡守。当时丞相咸阳王的世子斛律武都出任兖州刺史，性情贪婪暴虐。他先经过卫县，命令县令、县丞以下官员搜集绢数千匹赠给他。到了黎阳，又命身边人暗示并鼓动石曜和县官。石曜手拿一匹绢对斛律武都说：“这是老石家的织机所出，姑且拿来奉赠。除此之外，都必须出自吏民。吏民的财物，我一丝一毫也不敢擅自侵犯。”斛律武都也知道石曜清白朴素、是纯正儒者，便笑着没有责怪他。石曜著《石子》十卷，言论十分浅近俗陋。官位最终做到谯州刺史。孙灵晖的儿子孙万寿，字仙期，又字遐年。聪明敏锐，机警灵活，广泛涉猎经史，擅长写文章，善于谈笑。在北齐时，任阳休之开府行参军。隋文帝受禅即位后，滕穆王聘他为文学。因衣冠不整获罪，被发配到江南边防。行军总管宇文述召他掌管军中文书。孙万寿本来是读书人，举止从容文雅，一旦从军，心情郁郁，不得志。他写五言诗赠给京城的知交好友。诗传到京城后，受到当时人广泛吟诵，天下好事之人多把它写在墙壁上欣赏。后来回到乡里，十多年没有得到调任。仁寿初年，授为豫章王长史，并不是他的志趣。豫章王改封到齐地后，他便任齐王文学。当时，各王府属官多被诛灭，因此更加感到不安，便以病为由辞职。过了很久，授为大理司直，死于任上。有文集十卷，流传于世。

译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幼年丧父，喜好学习。十七岁时，跟随乡人毛灵和等到山东求学。到了上党，便拜屯留王聪为老师，学习《毛诗》《尚书》《礼记》。一年后，便辞别王聪，游历燕、赵，拜张吾贵为老师。张吾贵门徒非常多。徐遵明恭敬学习几个月后，私下对朋友说：“张先生名声很高，但义理没有法度；凡是讲说的内容，都不合我的心意。请让我另寻老师。”于是与平原人田猛略一起前往范阳孙买德处。学习一年后，又想离开。田猛略对徐遵明说：“你年纪轻轻就跟随老师，却每次都不能完成学业；这样用心，恐怕最终一事无成。”徐遵明于是指着自己的心说：“我现在知道真正的老师在哪里了，就在这里。”于是到平原唐迁那里，住在蚕舍中，研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走出院门，整整六年，有时弹筝吹笛来娱乐安慰自己。他又得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藏有服氏《春秋》，是晋代永嘉年间的旧抄本。徐遵明便前往阅读，又经过数年。于是亲手撰写《春秋义章》，共三十卷。从这以后，他教授门徒，每当来到讲堂，先手持义疏，然后才展开讲授。学生至今仍逐渐形成这种习俗。徐遵明在外讲学二十多年，天下没有不尊崇仰慕他的。他很喜欢聚敛财物，和刘献之、张吾贵都在河北聚集学生授课，悬挂标准收取丝帛粮食，留下衣物等待学生，以此为名叫作“影质”，有损儒者的风气。徐遵明见郑玄《论语序》说“书以八寸策”，却误作“八十宗”，于是曲意为之解释。他的这类偏僻说法都如此，刘献之、张吾贵更为严重。徐遵明不喜欢京城，因为在兖州有旧交，便迁居并隶属兖州。元颢进入洛阳时，任城太守李湛将要起兵举义，徐遵明参与了此事。夜间到民间活动时，被乱兵杀害。永熙二年，徐遵明的弟子通直散骑侍郎李业兴上表请求追加策命，最终也没有获得追赠和谥号。董征，字文发，顿丘卫国人。身高七尺二寸，喜好古学，崇尚高雅朴素。十七岁时，拜清河监伯阳为老师，学习《论语》《毛诗》《春秋》《周易》；又向河内高望崇学习《周官》，后来在博陵刘献之处遍学各部经书。几年之内，他对经书大义理解精熟，开始讲授学生。太和末年，任四门小学博士。后来宣武帝下诏征召他入ＩＹ华宫，命孙惠蔚以《六经》考问他。又下诏征召他教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后来屡次升迁，任安州刺史。董征因入朝述职，途中经过家乡，置办酒席大宴乡里父老，便说：“腰间佩着龟符回到故国，古人称为荣耀；持节回家，怎么会不快乐呢？”于是告诫几个子弟说：“这种富贵，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勤奋学习所带来的。”当时人都以此为荣。入朝任司农少卿、光禄大夫，后来因年老离职。永熙二年去世。孝武帝因为董征过去曾教授自己学业，所以优厚追赠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相州刺史，谥号文烈。儿子董仲曜。李业兴，上党长子人。祖父李虬、父亲李玄纪，都因儒学被举为孝廉。李玄纪死于金乡县令任上。李业兴少年时耿直有节，立志求学，晚年才在赵、魏之间拜徐遵明为老师。当时渔阳鲜于灵馥也聚集学生授课，但徐遵明的声望还不高，登记在他门下的学生也很少。李业兴于是到鲜于灵馥的学校，装作是来求学的学生。鲜于灵馥便说：“李先生长久跟随羌博士学习，究竟学到了什么？”李业兴默然不答。等鲜于灵馥讲说《左传》时，李业兴问了几条大义，鲜于灵馥不能回答。于是李业兴振衣而起，说：“羌人的弟子正是这样罢了！”便径直回去了。从此，鲜于灵馥的学生都放弃学业，转而投向徐遵明。徐遵明的学生大盛，这是李业兴促成的。后来李业兴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等学问，没有不研究考察的。他尤其擅长计算和历法。即使处在贫贱地位，也常常自负才学；如果礼遇不足，即使面对权贵也放纵直言，不向他们屈服。后来任王遵业的门客。被举为孝廉，任校书郎。由于世间通行的赵匪历把节气推算得比实际时刻晚，延昌年间，李业兴便撰成《戊子元历》上奏。当时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详等九家各自进献新历。宣武帝下诏命令他们共同制定一部历法。张洪等后来共同推举李业兴主持，完成《戊子历》，正光三年上奏施行。李业兴认为殷历以甲寅为岁首、黄帝历以辛卯为岁首，只是有积累的历元，具体术数却已经亡缺，于是又加以修订，各成一卷，流传于世。建义初年，奉诏掌管礼仪注疏。不久，授为著作郎。永安三年，因先前创制历法的功劳，赐爵长子伯。后来孝武帝刚即位时，他预先办理礼仪事务，封屯留县子，授通直散骑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举行释奠礼，李业兴与魏季景、温子升、窦瑗任摘句官。后来入朝任侍读。迁都邺城之初，起部郎中辛术上奏说：“如今皇帝迁居，百般制度都是草创，营建一旦开始，就必须合乎中正的规制。李业兴是博学的通儒，见闻广博、知识丰富，对于万门千户等事，正应当向他咨询。现在请求让他前来，披阅图纸、查考记录，考订是非，参酌古今，取其中道制定规制。”诏令同意了他的请求。当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匠高隆之奉诏修缮三署的乐器、服装以及百戏之类，于是上奏请求让李业兴与自己共同办理此事。

译天平四年，李业兴与兼任散骑常侍的李谐、兼任吏部郎的卢元明出使梁国。梁国散骑常侍朱异问李业兴：“魏国洛阳的委粟山，是南郊还是圆丘？”李业兴说：“委粟山是圆丘，不是南郊。”朱异说：“近来听说郊、丘所在不同，这是采用郑玄的说法。我这里采用王肃的说法。”李业兴说：“是的。洛京郊、丘的位置，采用郑玄的解释。”朱异说：“如果这样，那么女子逆降旁亲的礼制，也采用郑玄的说法吗？”李业兴说：“这一件事也不能专门依从郑说。如果您这里采用王肃的说法，除服后的禫祭应当用二十五个月，为什么王俭《丧礼》却说禫祭用二十七个月呢？”朱异于是无言以答。李业兴说：“我昨天看梁国的明堂，四根柱子、方形屋顶，完全没有五室九室的设置，应当是依照裴頠的制度。明堂上圆下方，裴頠只是取消了室；现在上面也不圆，为什么呢？”朱异说：“圆形方形只是世俗说法，经典没有明文，为什么奇怪它是方形呢？”李业兴说：“关于圆方的说法，出处十分明确，只是您自己没有看见。您所抄录的梁武帝《孝经义》也说‘上圆下方’，您的话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朱异说：“如果这样，圆方的说法究竟出自哪部经书？” 李业兴说：“出自《孝经援神契》。”朱异说：“纬书、候书一类的书，怎么可以相信呢！”李业兴说：“如果您不相信，那么《灵威仰》《叶光纪》这一类名称，经典也没有记载出处，您又相信不相信呢？”朱异没有回答。梁武帝问李业兴：“《诗经·周南》是王者之风，却归属于周公；《召南》是仁人贤者之风，却归属于召公。为什么称作‘系’呢？”李业兴回答说：“郑玄注《仪礼》说：从前太王、王季居住在岐山南面，亲自实行《召南》的教化来兴起王业；到文王实行现在所说的《周南》的教化而接受天命，在酆地建城。文王原本是受诸侯地域教化的国家之君，如今既已登上九五至尊的地位，就不能再守着诸侯的地域，所以分封周公、召公二人，称为‘系’。”梁武帝又问：“《尚书》说‘正月上日，受终文祖’，这里的‘正’是哪一种正月？”李业兴回答说：“这是夏历的正月。”梁武帝说：“怎么知道呢？”李业兴说：“考察《尚书中候运衡篇》说‘日月营始’，所以知道是夏正。”梁武帝又问：“尧帝以前，以哪一个月为正月？”李业兴回答说：“尧帝以前，书典没有记载，确实不知道。” 梁武帝又说：“‘寅宾出日’，说的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说的就是二月。这些话出自《尧典》，怎么能说尧帝时还不知道采用哪个正月呢？”业兴回答说：“虽然三正各不相同，但凡是说到时节的，都是以夏历正月为依据。《周礼》说：‘仲春二月，聚集没有夫家的男女。’虽说出自《周礼》，这里的月份也是夏历月份。尧时的日月，也应当如此。只是我的见识不够深，无法辨析清楚地回答您的问题。”梁武帝又问：“《礼记》说，原壤的母亲死了，他敲着木头唱歌。孔子是圣人，为什么还同原壤做朋友？”业兴回答说：“孔子自己已经解释过，说亲属不会失去亲属关系，故交不会失去故交关系。”又问：“原壤是什么地方人？”回答说：“《注》说：‘原壤是孔子幼年时的旧交。’他是鲁国人。”又问：“原壤不孝，违背人伦，为什么保存旧交这种小节，却废弃不孝这一大罪呢？”回答说：“原壤的行为，事情本身已经彰明昭著；他们幼年时的交情，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既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故，怎么能抛弃他呢？”又问：“孔子是圣人，为什么还记载原壤的事情，把它留给万代作为法戒？”业兴回答说：“这是后人记录下来的，并不是孔子亲自编定的；这就如同合葬在防地的事情一样。” 像这样的例子，在《礼记》中动辄就有上百处。又问：“《易经》中有太极，太极究竟是有还是无？”业兴回答说：“流传下来的说法认为太极是有。”业兴回来后，兼任散骑常侍，加授中军大将军。业兴家世代务农，虽然后来积学成名，但原有的口音并未改变。梁武帝问他宗族有多少家，他回答说：“萨四十家。”奉命回来后，孙腾对他说：“你怎么竟被吴地小儿嘲笑了！”业兴回答说：“我尚且被嘲笑，假如派您去，恐怕就要被骂了。”邢子才说：“你的妻子患有疾▯，有人问起时，是真的吗？”业兴说：“你真是太糊涂了！只管这样说，怀疑的人一半，相信的人一半，谁会去查验呢？” 武定元年，任命他为国子祭酒，仍兼侍读。神武帝因为业兴精通术数，军队出征时常常询问他。业兴说某日某处会取胜，便对亲近的人说：“如果对方报告胜利，我自然会得到赏赐；如果他们凶败，怎么能归罪于我呢？”芒山战役时，有风从西面吹来，进入军营。业兴说：“小人风吹来了，应当会大胜。”神武帝说：“如果取胜，就任命你为本州刺史。”后来任命他为太原太守。武定五年，齐文襄帝征召他为中外府谘议参军。后来因事获罪被禁锢，业兴于是制作《九宫行棋历》，以五百为一章，四千零四十为一蔀，九百八十七为升分，又以己未年作为纪元，使首尾相互联系，不再移动转变，与现行历法术数不同。至于节气次序的交接、日影度数的盈缩，却没有不同。文襄帝征讨颍川时，业兴说：“此行一定能攻克，攻克之后却会有凶事。”文襄帝攻克颍川后，想把所谓凶事归到业兴身上而杀掉他。业兴爱好古代典籍，不停地搜集。亲手补缀修订，亲自加上题签标签，他家收藏的书将近一万卷。他不停阅读，常听到许多异闻，诸儒都佩服他的学问深广。他性情豪侠，重情重义；有人遭遇急难，把性命托付给他，他就能收容隐藏。与他志趣相合的人，他倾尽全力相助，毫不吝惜；有人违逆冒犯他，他便立即挑剔诋毁，甚至声色俱厉，加以诽谤辱骂。他性情又急躁狭隘，到了辩论诘难之时，没有儒者的风度。他常对人说：“只要说我好，即使明知是妄言，也胜过说我的坏话。”他一心求进，嫉妒胜过自己的人，不顾将来的祸患，当时的人因此厌恶他。至于学术的精微，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业兴有两个儿子，崇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崇祖，字子述。文襄帝召集朝士，命卢景裕讲解《易经》。崇祖当时十一岁，与卢景裕反复辩论，景裕很忌惮他。业兴帮助儿子成就学业，甚至争辩到愤怒争吵的地步，文襄帝的脸色非常不平。姚文安诘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为《驳妄》。崇祖为服虔申辩，名为《释谬》。齐文宣帝营建三台，材料、瓦石和工程的计算，都由崇祖负责。封为屯留县侯。遵祖在齐天保初年诘难宗景历，论辨十分精密。崇祖为元子武占卜葬地，醉后告诉他说：“改葬以后，应当会不同于孝文帝。”武成帝即位，有人把这件事告发，兄弟二人都依法受惩。

译李铉，字宝鼎，是勃海南皮人。九岁入学，学习《急就篇》，一个多月便能通晓。家里一向贫穷，常在春夏从事农作，到了冬天才入学。十六岁时，跟随浮阳人李周仁学习《毛诗》《尚书》，跟随章武人刘子猛学习《礼记》，跟随常山人房虬学习《周官》《仪礼》，跟随渔阳人鲜于灵馥学习《左氏春秋》。李铉认为乡里没有可以拜师的人，于是与州里人杨元懿、河间人宗惠振等结交，前往大儒徐遵明门下求学。在徐遵明门下住了五年，常被称为高等弟子。二十三岁时，便自行隐居，探讨学术是非。撰定《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以及《三传异同》《周易义例》，合计三十多卷。他用心精勤刻苦，曾经三个秋冬都不置枕头，每次睡觉不过闭眼假寐而已。二十七岁时，回家奉养双亲，因而教授乡里。学生常有几百人，燕赵之间能够谈论经学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因为乡里典籍少，他来到京师，阅读以前没有见过的书。被举为秀才，任太学博士。李同轨去世后，齐神武帝命文襄帝留在京城，精心选拔博学之士来教导诸子。文襄帝认为李铉符合诏令，征召他到晋阳。当时中山人石曜、北平人阳绚、北海人王晞、清河人崔瞻、广平人宋钦道以及善于书法的韩毅都在东馆，作为师友教导诸王。李铉认为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文字多有乖谬，便在讲授之余阅读《说文》《仓》《雅》，删正六经经注中的错误文字，名为《字辨》。天保初年，诏令李铉与殿中尚书邢邵、中书令魏收等参议礼制和法律，同时兼任国子博士。当时诏令北平太守宋景业、西河太守綦母怀文等起草制定新历，录尚书、平原王高隆之命李铉与通直常侍房延祐、国子博士刁柔共同考察其中的得失。不久，李铉正式任国子博士。废帝在东宫时，文宣帝诏令李铉以经书入宫授课，特别给予优厚礼遇。李铉去世，特赠廷尉少卿。等到将他送回安葬时，王公贵人准备送行，儒者以此为荣。杨元懿、宗惠振的官职都升到了国子博士。冯伟，字伟节，是中山字喜人。他身高八尺，衣冠非常壮伟，见到他的人都肃然起敬。年轻时跟随李宝鼎学习，李宝鼎看重他的聪敏，常常另出题意考问他。他广泛通晓各种学问，尤其精通《礼》和《传》。后来回到乡里，闭门不出，将近三十年。不经营产业，不交接宾客，专心精研思考，没有什么不通晓的。齐赵郡王出镇定州，以礼迎接他，三次下书相请，县令亲自到他家门口，他仍称病推辞不起身。赵郡王将要亲自驾车前往请他，佐吏前后飞驰传报，县令又亲自替他整理冠履，他不得已才出门。赵郡王在厅事迎接他，阻止他拜伏行礼，让他与自己分阶而上，留在宾馆中，礼遇非常隆重。赵郡王想举荐他充任秀才，他坚决推辞不去。一年多后，他请求回乡。赵郡王知道他不愿受拘束，便依礼送他回去，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他一件也没有接受，只收下当时的衣服而已。回去以后，不再与人交往，郡守、县令每每亲自登门。逢年过节有人送羊和酒，他也推辞不收。门徒送的束脩，一丝一毫也不接受。靠养蚕穿衣，靠耕作吃饭，粗茶淡饭，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最终长寿而死。张买奴，是平原人。经学义理广博，门徒一千多人，诸儒都推重他。在齐任官，历任太学博士、国子助教，后来去世。刘轨思，是勃海人。他讲说《诗经》非常精深。年轻时侍奉同郡人刘敬和，刘敬和又师从同郡人程师则，所以他的乡里有很多人学习《诗经》。刘轨思在齐任官，官至国子博士。鲍季详，是勃海人。他非常精通《礼》，又兼通《左氏春秋》。年轻时常为李宝鼎担任都讲。后来自己也有了众多门徒，诸儒都称许他。在齐任官，死于太学博士任上。他的从弟长暄，也兼通《礼》和《传》。任任城王湝的丞相掾。常在京城教授贵族子弟。齐灭亡后，死在家中。邢峙，字士峻，是河间郑人。年轻时学习，通晓《三礼》和《左氏春秋》。在齐任官，起初任四门博士，升任国子助教，以经书入宫授教皇太子。邢峙为人方正淳厚，有儒者的风范。厨宰给太子进食时，菜中有邪蒿，邢峙命人去掉，说：“这种菜有不正的名称，不适合殿下食用。”文宣帝听说后赞许他，赐给他被褥、缣帛和丝绵，任命为国子博士。皇建初年，任清河太守，有惠民政绩。年老后归家，死于家中。刘昼，字孔昭，是勃海阜城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却喜爱学习，专心勤学而不知疲倦。他常常闭门读书，暑热月份只穿犊鼻裈。与儒者李宝鼎是同乡，二人十分亲爱。李宝鼎把《三礼》传授给他，他又到马敬德那里学习《服氏春秋》，都通晓其大义。他恨乡间典籍太少，便拄杖入京。得知邺令宋世良家中有五千卷书，便请求担任他儿子的博士，以便尽情阅读，昼夜不停。回来后，被举为秀才，策问没有考中，于是悔恨自己没有学习属文，才又开始编缀辞藻。他的文辞很古拙，作了一篇赋，取名《六合》，自以为天下无双，于是感叹儒者劳苦而功效少。他曾把这篇赋呈给魏收，却不行拜礼。魏收很愤怒，对他说：“赋名叫《六合》，已经够愚蠢了，文章又比《六合》这个名字更愚蠢。你的四肢又比文章甘愿愚蠢。”刘昼不服气，又拿给邢子才看。邢子才说：“你这篇赋，正像患疥疮的骆驼，伏在那里而没有一点妩媚。”刘昼请求做秀才，十年都没有成功，因发愤撰写《高才不遇传》。冀州刺史郦伯伟看到后，才举荐刘昼，当时他四十八岁。刺史、陇西人李玙，也曾经奉诏举荐刘昼。李玙事先告诉他，刘昼说：“您是替国家举荐人才，何必劳烦告诉我！”齐河南王孝瑜听到刘昼的名声后，每次召见他，总是与他促膝对饮。后来有一次孝瑜接见秘密亲信，让刘昼暂时坐在斋中，刘昼片刻之间径直离去；孝瑜追上去道歉并挽留他，他最终再也不肯屈身留下。孝昭帝即位后，喜欢听取直言。刘昼听说后，高兴地说：“董仲舒、公孙弘可以出仕了。”于是步行到晋阳上书，言辞也切直，但多有不合时宜之处，最终没有被采纳。他把上呈的奏书编录起来，名为《帝道》。河清年间，又著《金箱璧言》，大概是用来指责机要政务的不善。

译刘昼夜里曾梦见一位像吏部尚书那样的贵人，补任他为交州兴俊县令，醒来后秘密把梦记了下来。他死后十多天，家中幼女说起鬼话，声音像刘昼，说：“我被任用为兴俊县令，得到假期，暂且回来辞别。”刘昼常自称是博闻奇才，说话喜欢夸大。每每说：“假如我的几十卷书能流传后世，那并不比齐景公的千驷马差。”他仪容举止舒缓，行动不合常规，因此始终没有做官，死于家中。马敬德，是河间人。年轻时喜爱儒术，背着书箱跟随徐遵明学习《诗》《礼》，略通大义，却不能精通。于是专心研究《春秋左氏传》，深思钻研，昼夜不倦。他在燕赵之间教授，跟随他的学生很多。于是到州将那里请求举为秀才。州将认为他只是纯粹的儒生，没有打算推荐。马敬德请求考试方略，五道题都答得有文理，州将才欣然举荐送行。到了京城，只考中下等。请求再考经学，所问十条全部通晓，于是升授国子助教，后来两次升迁为国子博士。齐武成帝为后主选择师傅，赵彦深推荐他，入宫任侍讲。他的妻子夜里梦见猛兽向他们扑来，马敬德奔跑着越过丛生的荆棘，妻子伏在地上不敢动。马敬德占卜说：“我将来会做大官。越过荆棘，表示超过几位卿；你伏在地上，表示夫人。”后来后主不喜爱学习，马敬德很少侍讲，只是时时拿《春秋》入宫授课。后主仍因师傅之恩，任命他为国子祭酒、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瀛州大中正。他去世后，他的学生说：“马先生胜过孔子，孔子还没有做到仪同。”不久，追赠开府、瀛州刺史。后来，侍书张景仁被封为王，赵彦深说：“哪有侍书封王，侍讲反而没有封爵的道理？” 于是又追封马敬德为广汉郡王，命他的儿子元熙承袭爵位。元熙，字长明，年轻时继承父亲的学业，同时擅长文辞。以通直待诏的身份任文林馆官员。武平年间，皇太子将要讲习《孝经》，有关官员请求选择老师。皇帝说：“马元熙是朕老师的儿子，文学修养也不差。”于是让他以《孝经》入宫教授皇太子。儒者以他们父子世代相传的成就为荣。他性情和厚，在宫中很有声誉。隋开皇年间，死于秦王文学任上。张景仁，是济北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以学习书法为业，终于精通草书和隶书。被选入补任内书生，与魏郡姚元标、颍川韩毅、同郡袁买奴、荥阳李超等齐名，文襄帝都征召他们作宾客。天保八年，敕令他教授太原王绍德书法。后主在东宫时，武成帝命他任侍书，于是受到引荐提拔。他小心恭谨，后主很喜爱他，称他为博士。后主即位后，他多次升迁为通直散骑常侍，常在皇帝身边。皇帝同他谈话，仍称他为博士。胡人何洪珍受到后主宠幸，想同朝士联姻。因为张景仁在宫中，官位又稍高，于是替自己的兄长之子聘娶张景仁第二子瑜的女儿，并借助表里亲情互相扶持，张景仁的恩遇日益隆盛。张景仁多病，皇帝常派徐之范等人为他诊治，供应药物和珍馐美食，宫中使者问候病情，前后相望于道路。从此以后，皇帝敕令有关官员常到他宅中送御膳。皇帝有时出巡，在路上的住宿之处，每次都送来步障为他遮挡风寒。张景仁进位仪同三司，加授开府，仍任侍书。每天早晨需要入朝参见，他就住在东宫。文林馆设立后，中人邓长颙迎合皇帝旨意，上奏让他总管判理馆中事务。任侍中，封建安王。何洪珍死后，邓长颙仍保留旧日交情，彼此设法周全，使张景仁没有失势退职。于是任命他为中书监，后来去世。追赠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张景仁还是儿童时，在洛京曾到国学临摹《石经》。许子华在学中遇见他，握着景仁的手说：“张郎的风骨，将来一定会显贵，不只是官爵升迁通达，还会同天子共用笔砚，传承衣履。”许子华死后二十多年，张景仁官至开府，多次获赐衣冠、笔砚，正如许子华所说。他出身寒微，本来没有见识，一旦成为开府、侍中，又封为王。他的妻子姓奇，没有人知道她出自哪个氏族；她的容貌仪态、声音言辞，事事都庸俗鄙俚。她被封为王妃后，与各位公主、郡君一同列入朝见行礼的队伍，见到她的人都替她惭愧害怕。张景仁本性卑谦，等到借助胡人和巷伯的势力，取得显贵地位后，志向操守很有改变，逐渐变得骄傲。他骑良马，穿轻暖皮衣，随从拥挤繁多；住高门大屋，宅第正对大道。几个儿子不思考自己的根本，自以为是贵游子弟。自仓颉以来，靠精通八种书体而得到进用的，只有他一人。权会，字正理，是河间郑人。他志趣崇尚深沉雅正，举动都遵守礼法。年轻时学习郑玄所传的《易》，精妙地穷尽其中幽微；《诗》《书》《二礼》的文辞义理也都广博通达；又兼明风角之术，精于辨识玄妙天象。在齐任官，起初任四门博士。仆射崔暹引荐他为馆客，对他非常敬重，命世子达挐行师傅之礼。崔暹想推荐权会与马敬德等人为诸王的老师。权会性情恬淡安静，不羡慕荣华权势，以任低级官职为耻，坚决推辞。崔暹明白他的心意，于是停止举荐。不久，权会奉召参与修撰国史，监督掌管太史局事务。后来升任国子博士。权会参与掌管的事务虽然繁多，教授却从不间断。他性情十分拘谨儒雅，平时似乎不善言辞；等到面对紧要问题作答辩难，回答却像回声一样迅速，因此受到诸儒推重。贵族子弟中仰慕他的德义的人，有的到他宅中求学，有的寄宿在邻家，昼夜寻找机会接受他的学业。权会欣然讲解，从不懈怠。虽然他明晓风角和玄象，但在私人居室里从不谈及。学生有来请问的，他始终不肯传授，只说：“这门学问可以知道，却不能说出；诸位都是贵游子弟，不靠它进身，何必来问呢？”他只有一个儿子，也不把这种术数传给他。权会曾派家人远行，过了很久还没有回来。那人回来将要到达时，正逢寒雪，便寄居在别人的房舍中。权会正在学堂讲解，忽然有旋风把雪吹进屋里，权会笑着说：“行人到了，为什么中途停留呢？”于是派人追寻，果然如他所说。权会每次占筮，无论大事小事都很灵验；但只使用爻辞、彖辞和象辞来辨别吉凶，从不把《易经》占筮一类的内容说出口。

译权会本来是贫寒学生，没有僮仆，刚任助教时，常常骑驴。他公务很多，往往天黑以后才回家。曾有一夜出东城门，权会独自骑一头驴。忽然有两个人，一个牵着驴头，一个跟在后面，好像在帮助他。他们回转行动轻飘飘的，不像活人。渐渐迷失道路，不再沿着正道走。权会心中非常奇怪，于是诵读《易经》上篇第一卷。还没有诵完，前后两个人忽然离散。权会也不知不觉从驴上跌下，昏迷不清，直到天亮才醒悟过来。才知道跌落的地方已经在城郭之外，距离家中不过几里路。他有一个儿子，字子袭，聪敏勤奋，年幼时就有成年人的器度。儿子先去世。临送葬的人为此悲伤痛哭，权会只哭了一场便停止，当时人称许他能通达地接受命运。武平末年，他从府中回家，路上马无故倒下，于是不能说话，因而突然死亡。他注释《易经》一部，流传于世。权会一生害怕马，官位声望达到一定地步后不得不骑马，果然因此死去。张思伯，是河间乐城人。他善于讲说《左氏传》，仅次于马敬德。撰有《刊例》十卷，当时流行。又撰写《毛诗章句》。用这两部经书教授齐安王廓。官至国子博士。又有长乐人张奉礼，精通《三传》，与张思伯齐名。官至国子助教。张雕武，是中山北平人。家世寒微。他的哥哥兰武，任尚书令史，略有些财产。当时护军长史王元则还是书生，寄住在他家。雕武年轻时相貌俊美，为王元则所喜爱，因此特别得到教导。雕武因而喜好学习，精力超过常人，背着书卷从师求学，不以千里为远。他遍通《五经》，尤其精通《三传》。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有数百人，诸儒都佩服他的强辩。齐神武帝召他入霸府，命他给诸子讲说。乾明初年，多次升迁为平原太守，因犯贪赃受贿罪丢官。武成帝即位后，因旧日恩情，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琅邪王俨请求老师，有关官员以雕武应选，当时称为选得其人。历任泾州刺史、散骑常侍。等到皇帝的侍讲马敬德去世，张雕武便入宫教授经书。皇帝非常看重他，让他任侍讲；他与侍书张景仁一同受到尊崇礼遇，一同进入华元殿，共同研读《春秋》。加授国子祭酒、假仪同三司，任文林馆待诏。因为张景仁是宗室，便依托于他的亲戚何洪珍；公私事务，张雕武常常替他出谋划策。他与张景仁并称“二张博士”。当时穆提婆、韩长鸾与何洪珍一同在帷幄中侍奉，知道雕武是何洪珍的主要谋士，便嫉恨他。何洪珍又上奏让雕武监修国史。不久任侍中，加授开府，负责上奏度支事务。他受到极大的委任，所说的话多被采纳，特意下敕规定他奏事时不必趋走，称他为博士。张雕武自认为出身微贱，却做到大臣，便精心办事，以国事为重，具有不顾自身的操守。他议论政事从不回避，对皇帝身边放纵恣肆的人，必定加以约束。多次尖锐批评受宠的权要，在宫廷帷幕前提出劝善规过的意见。皇帝也深深倚重他，正准备把朝政交给他。张雕武于是把澄清政治作为自己的责任，意气十分高昂。他曾在朝堂上对郑子信说：“刚才进入尚书省，看见贤弟家唐令的处置，实在毫无办法。如果排列几行军阵帐幕，雕武不如邕；如果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自己成为稷、契那样的贤臣，那么邕就不如我。”韩长鸾等暗中谋划陷害他。后来他与侍中崔季舒、黄门侍郎郭遵一起劝谏皇帝不要前往晋阳，被韩长鸾诬陷，遭到诛杀。临刑时，皇帝派段孝言责问他。雕武说：“臣起自诸生，承受了深厚的光宠。今天的劝谏，臣确实是首先谋划的人；心意是善的而结果有罪，我没有什么可以逃避死刑。希望陛下珍爱自身如金玉，开发圣明，多召见贾谊一类的人，和他们谈论治国之道，使您听取和阅览政务时没有任何蒙蔽，那么臣即使死了，也如同还活着一样。”说完抽泣流泪，低头接受杀戮。身边的人无不怜悯他并认为他壮烈。他的儿子德冲等人被迁徙到北方边地。南安王思好反叛时，德冲和弟弟德揭都得以免罪。德冲聪敏好学，因为是皇帝老师的儿子，很早就受到表彰提拔，官至中书舍人。他父亲被杀时，德冲也在殿廷中被捕，亲眼看见这场冤酷之事，号哭一场，昏倒在地，过了很久才苏醒。郭遵，是钜鹿人。齐文宣帝还是太原公时，郭遵任国常侍。皇帝家中有个叫盖丰洛的人，主管家务，被称为盖将。郭遵因不服从他的处置，曾经抗拒，因此受到高德正的器重。齐接受禅让后，郭遵因此升任主书，专门奉命访察。中书舍人硃担任钜鹿太守时，郭遵替弟子求官，硃向文宣帝禀告，文宣帝鞭打郭遵二百下，交给京畿处理。过了很久，任并省尚书都令史、建州别驾。适逢韩长鸾的父亲韩永兴任刺史，郭遵因此同他互相依附。后来升任黄门侍郎，最终被诛杀。郭遵出身卑贱，容易因得意而骄纵自满。在宫门遇见各位贵人，常常直呼他们的姓名；说话办事极其轻率。他曾在宫门处拉住韩长鸾，说：“君王在位本来就应当能够听到劝谏。皇上如此放纵，你却从不规劝，算什么大臣？”韩长鸾嫌他过于轻率，便甩手离去，从此不再援助他，所以郭遵最终遭遇灾祸。《北史》卷八十二 列传第七十　儒林下 沈重、樊深、熊安生、乐逊、黎景熙、冀俊、赵文深、辛彦之、何妥、萧该、包恺、房晖远、马光、刘焯、刘炫、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王孝籍。沈重，字子厚，是吴兴武康人。天性聪慧颖悟，年少丧父，居丧时合乎礼制。长大后专心学习儒学，拜师求学不以千里为远。于是博览群书，尤其精通《诗经》和《左氏春秋》。梁武帝想提高学官的地位，以此尊崇儒学教化。中大通四年，便改革选拔制度，任命沈重为国子助教。后来任《五经》博士。梁元帝在藩府时，十分惊叹并认为他非同寻常。即位后，便派主书何武迎接沈重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