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卷八十三

译汉朝自孝武帝以后，崇尚雅正的文章，吐芳扬藻的文士多如树林，而司马相如、司马迁、王褒、扬雄是其中的杰出者。东汉的朝廷，这种风气更加盛行，吟咏宫商、讲究声律的人多如集市，而班固、傅毅、张衡、蔡邕是其中的雄杰。曹魏接受天命，尤其喜好虫书鸟篆；晋朝兴起，也没有废弃前代的功业。曹植、王粲、陈琳、阮瑀具有宏大广衍的构思，如同邓林中的栋梁；潘岳、陆机、张协、左思擅长华美铺陈的才华，如同在凤凰巢穴中装饰羽仪。这些人都傲视当世，接续孔门文统。虽然时运推移，质朴与文采多次变化，譬如六代乐曲一同演奏，各种变俗之用并无差失；九条源流竞相奔流，归根结底的道理却相同。历数前代英才，文章之盛以此时为最。后来中原动荡，戎狄交相侵扰，僭伪政权接连出现，百姓惨遭涂炭，因此文章受到抑制。能够在战争之中潜心构思、在刀锋箭镞之下挥笔作文的人，也有时偶然出现。至于鲁徵、杜广、徐光、尹弼一类，在二赵之间知名；宋该、封弈、硃彤、梁谠一类，在燕、秦受到重视。然而他们都被仓促局势所逼，被战阵牵制，写章奏、符檄则灿然可观；描写事物、抒发情感，却在世上寂寂无闻。并不是他们的才能有高下，而是时运造成的。至于北方朔方之地，不过是很小的夷狄风俗之地，胡义周歌颂国都的文章，却足以称得上宏伟华丽。小小的河右地区，学者也能和中原相比；刘延明所作的《酒泉铭》，可以说是清雅的典范。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城邑，必定有忠信之人。”难道只是随便说说吗？到了魏国建立，在朔方建都。南面包有黄河、淮水，西面吞并关中、陇右。当时的士人有许谦、崔宏、崔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前后相继，声名和实际都很盛，文辞义理典雅端正，具有永嘉时期的遗风。到了太和年间，专心致力于文学，确实可以与汉彻相抗衡，超过曹丕；气势韵味高远，华美文藻独具一格。士大夫仰慕其风范，全都羡慕这种新风；声律格调颇为不同，曲调音度也随之改变。文辞少有源流根柢，言语多出自胸臆；润饰古文、雕琢今文，也有未能达到的地方。因此，雅正言辞和华丽法则的奇妙、绮丽交织和锦绣联缀的美感，经历多年，仍未听说有人能够独自兼得。后来陈郡袁翻、河内常景在晚年超出同辈，逐渐改变了这种风气。到了明皇执掌历运，文雅之风大盛，学习的人多如牛毛，成功的人却少如麒麟。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当时有陈郡袁翻、袁翻的弟弟袁跃，河东裴敬宪、他的弟弟庄伯、庄伯的族弟伯茂，范阳卢观、他的弟弟仲宣，顿丘李谐，勃海高肃，河间邢臧，赵国李骞；他们雕琢美玉，刻削良材，全都焕发文采，俱称鸿鹄之翼。乐安孙彦举、济阴温子升，也都是出身孤寒，却郁然奋起，卓然成名。他们都能综合采撷繁富华丽的文辞，兴致和文思清新华美。和建安时期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以及元嘉时期的潘淑、张镜、左思、束皙相比，都是各自时代的杰出人物。北齐自霸业兴起，广泛延揽俊杰，开辟四方之门来礼待他们，张开八方罗网来收纳他们。邺都之下，文士如烟云般聚集。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范阳卢元明、钜鹿魏季景、清河崔长儒、河间邢子明、范阳祖孝徵、中山杜辅玄、北平阳子烈，都是这一流的人才。又有范阳祖鸿勋，也列入文士之中。天保年间，李愔、陆仰、崔瞻、陆元规都在中书省，参与掌管诏令文书。李广、樊逊、李德林、卢询祖、卢思道开始凭文章著名。皇建年间，常侍王晞独自擅长其美。河清、天统年间，杜台卿、刘逖、魏骞也参与撰写诏敕。自李愔以下，在中书省只撰写任免官员的诏旨；涉及军国大事的文书，大多由魏收撰写。到了武平年间，李若、荀士逊、李德林、薛道衡都任中书侍郎，主管诏令文书。

译后主虽然沉溺于一群小人之中，但很喜欢吟咏诗歌，幼年时曾读诗赋，对人说：“我终究能不能懂得创作这种文章的道理呢？”起初因绘制屏风，后主命通直郎萧放和晋陵王孝式抄录古代贤人烈士以及近代轻靡艳丽的诗歌，用来配充图画，后主更加重视此事。后来又征召齐州录事参军萧悫、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一同参与编录，仍依照霸朝旧例，称为馆客。萧放和颜之推想进一步扩大此事，又因为祖珽辅政，爱重颜之推，再托邓长颙逐渐劝说后主，使他留意文章。武平三年，祖珽上奏设立文林馆，于是又召集文学之士，称为文林馆待诏。祖珽又上奏编撰《御览》，诏令祖珽以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凋、中书监阳休之监督编撰。祖珽等上奏，请召通直散骑侍郎韦道逊、陆乂、太子舍人王劭、卫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刘仲威、袁奭、国子博士硃才、奉车都尉眭道闲、考功郎中崔子枢、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卢思道、司空东阁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参军崔儦、太学博士诸葛汉、奉朝请郑公超、殿中侍御史郑子信等入馆撰书，并敕令萧放、萧悫、颜之推等也按照同样的例子入馆撰书。又命散骑常侍封孝琰、前乐陵太守郑元礼、卫尉少卿杜台卿、通直散骑常侍杨训、前南兖州长史羊肃、通直散骑侍郎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刘珉、开府行参军李师上、温君悠入馆，也让他们撰书。后来又命特进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刘逖、散骑常侍李孝贞、中书侍郎李德林继续入馆担任待诏。不久又诏令这些人各自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才。又有前济州长史李翥、前广武太守魏謇、前西兖州司马萧溉、前幽州长史陆仁惠、郑州司马江旰、前通直散骑侍郎辛德源、陆开明、通直郎封孝骞、太尉掾张德冲、并省右户郎元行恭、司徒户曹参军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参军刘顗、获嘉令崔德儒、给事中李元楷、晋州中从事阳师孝、太尉中兵参军刘儒行、司空祭酒阳辟疆、司公士曹参军卢公顺、司空中兵参军周子深、开府行参军王友伯、崔君洽、魏师謇，也都入馆担任待诏。又敕令仆射段孝言也入馆。《御览》完成后，参与编撰的人中，也有不能担任待诏、交给有关部门处理的。所有这些人中，也有文学浅薄、凭借亲友关系附会攀援、胡乱互相推荐的，大约占十三四成。虽然如此，当时执笔作文的人，也已经搜罗得差不多了。此外像广平宋孝王、信都刘善经一类，不过三数人；论其才性，即使入馆的贤者，也有十三四人比不上他们。周氏开创基业时，时运已经趋于衰败，仍在旧文散失之后搜集遗文，聘用奇士唯恐来不及。因此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一类人，都奋发而起，凭自身努力取得青紫官服。然而苏绰提出建议，务求保存质朴，于是把魏、晋文章看作糟糠，奉虞、夏为法式；虽然遣词造句有师法古人的美处，但这种矫枉过正并不适合当时的实际用途，所以没有能够长期施行。后来战车迅疾而过，渚宫如云消散，梁、荆地区的文风传播到关右；狂放简率的人逐渐成为风俗，流荡放纵而忘记返回正道，没有可取法裁定之处。人有喜、怒、哀、乐、爱、恶六种情感，禀受五常之中最优秀的部分；情感受到六气感动，顺应四时的次序。文章大概就是由此产生的，情感从内心发出。自汉、魏以来，直到晋、宋，文章体制屡次变化，前代贤哲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到了永明、天监年间，太和、天保年间，洛阳和江左的文雅之风尤其兴盛；双方所崇尚的风格，彼此有相同也有不同。江左讲究声律发扬流转，以清丽绮美为贵；河朔文辞义理刚正坚实，重视气势和质地。重气质的一方往往义理胜过文辞，重清绮的一方往往文饰超过内容。义理深厚的文章适合当时的实用，文采华美的文章适合吟咏歌唱。这就是南北文人得失的大致区别。如果能撷取南方的清越声调，删去北方的繁复句子，各自去掉短处，合并双方的长处，那么文质相济，就能尽善尽美了。梁朝自大同以后，雅正的文道衰落残缺，渐渐违背经典法则，争相追逐新奇技巧。简文帝、湘东王开启了淫靡放纵的风气，徐陵、庾信也各自奔向不同的道路。文章内容浅薄而繁多，文辞隐晦而色彩浓艳，词语崇尚轻浮险怪，情感多含哀伤；若用延陵季子听乐的标准来衡量，大概也是亡国的声调。隋文帝刚开始总理万机时，常想着削去雕饰而返归朴实，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全都去除浮华。然而当时世俗的文辞仍多淫靡华丽，因此御史台执法官屡次发出如飞霜般严厉的弹劾文书。炀帝起初学习艺文，文章有轻浮偏侧之处；等到即位，便完全改变了文体。《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和《拟饮马长城窟》，都保存雅正的体制，归于典雅规范；虽然意旨在于骄奢淫逸，文辞却没有浮荡。因此当时作文之士便能够依照它们取法定正。所谓善于说话的人未必能够实行，大概也正是君子不因人而废弃其言论。自从东帝归于秦地，直到青盖车进入洛阳，四方边远之地全都归附，九州于是统一。江、汉地区的英才，燕、赵地区的奇俊，全都被纳入天下人才之中，成为大国的珍宝。即使采摘楚地的贤才，也没有遗漏一点长处；像润泽的水圆转流动，能够这样的人实在难以数出，人才难得，不正是如此吗？当时被当世称誉的文人，有齐人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河东薛道衡、赵郡李元操、钜鹿魏澹，陈人会稽虞世基、河东柳{巧言}、高阳许善心等；有的在河朔如鹰扬威，有的在汉水以南独步一时，全都施展文采，并驾齐驱走上云路。

译《魏书》把袁跃、裴敬宪、卢观、封肃、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升列入《文苑传》，如今只取温子升，其余都分别附在各自的家传之后。《齐书》叙述祖鸿勋、李广、樊逊、刘逖、荀士逊、颜之推，列为《文苑传》，如今只取祖鸿勋、李广、樊逊、荀士逊，其余也分别附在各自的家传之后。《周书》没有设置这一传，如今把王褒、庾信列入本篇。颜之推最终由齐入周，所以列在王褒、庾信之后；颜之仪是颜之推的弟弟，所以列在颜之推的末尾。《隋书》叙述刘臻、崔儦、王頍、诸葛颍、王贞、孙万寿、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列为《文学传》。如今考察后，崔儦、王頍、孙万寿各自随其家传，其余编入本篇；并取虞世基、许善心、柳{巧言}、明克让列在本篇之首，以备《文苑传》。温子升，字鹏举，自称太原人，是晋朝大将军温峤的后代。家族世代居住在江左。祖父温恭之，任宋彭城王刘义康的户曹，后来为避难归附北魏，在济阴郡冤句县安家，因此成为该郡县人。父亲温晖，任兖州左将军长史，代理济阴郡政事。温子升起初向崔灵恩、刘兰学习。他精勤不懈，以夜接续白天，昼夜不知疲倦。长大后广泛阅读百家著作，文章清新婉丽。他是广阳王元深很轻视的门客，在马坊教各位奴仆的儿子读书。他写了《侯山祠堂碑文》，常景看见后认为写得好，于是到元深那里称赞他。常景说：“我近来见到温先生。”元深奇怪地问他。常景说：“温先生是大才士。”元深从此才逐渐了解温子升。熙平初年，中尉、东平王元匡广泛召集辞人才士来充任御史。当时参加射策考试的有八百多人，温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名列高等。于是入选的人争相引决，元匡让温子升负责此事，众人都因理屈而离去。孙搴对人说：“今天早晨那些旗帜倒下、车辙散乱的人，都是被温子升追击败退的。”于是温子升补任御史，当时二十二岁。御史台中的弹劾文书都交给他撰写。他因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复任朝请。后来李神俊代理荆州事务，征引他兼任录事参军。温子升奉征召赴省，李神俊上表请求留用而不遣送。吏部郎中李奖驳回奏表，不许留用，说：“从前伯瑜不能被留任，王朗因此发出叹息。应当赶快遣送他赴任，不要重蹈彦云的前失。”于是温子升回到尚书省。广阳王元深担任东北道行台时，召他任郎中。黄门郎徐纥接收四方的表章启奏，答复得很快；唯独面对元深的文书沉思良久，说：“他那里有温郎中，才华文采令人畏服。”高车部被击破逃走，珍宝装满了道路，温子升取了绢四十匹。元深军队失败，温子升被葛荣俘获。葛荣属下都督和洛兴与温子升旧相识，便暗中带着几十名骑兵护送温子升，使他抵达冀州。温子升回到京城，李楷握着他的手说：“您如今能够免于灾祸，足以使王夷甫惭愧。” 从此以后，他不再有做官的心情，闭门读书，勤勉精进不止。孝庄帝即位后，任命温子升为南主客郎中，修撰起居注。他曾有一天没有值班，上党王元天穆当时掌录尚书事，准备加以鞭打，温子升于是逃走。元天穆非常愤怒，上奏请求让别人代替他。庄帝说：“当世才子不过几人，怎么能因为这件事就把他放逐罢黜呢？”于是搁置了他的奏表。元天穆将要讨伐邢杲时，召温子升同行，温子升不敢答应。元天穆对人说：“我想要收用他的才能，哪里是怀有以前的怨恨呢？如今他再不来，就只能向南逃到越地，向北逃到胡地了！”温子升不得已去见元天穆。元天穆加授他伏波将军，任行台郎中，对他十分了解并赏识。元颢进入洛阳，元天穆召温子升问道：“你是想前往京师，还是跟随我向北渡河？”温子升回答：“君主因为武牢失守，才造成如今的狼狈局面。元颢刚进入洛阳，人心还没有安定，如今前去讨伐他，一定会有征伐之名而没有交战。大王如果能够收复京师，迎接皇帝回宫，就是桓公、文公那样的举动。舍弃这个机会向北渡河，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可惜。”元天穆认为他说得好，却不能采用他的建议，派温子升回洛阳，元颢任命他为中书舍人。庄帝回宫后，元颢任用的人大多被废黜，温子升却又任中书舍人。元天穆常对温子升说：“我遗憾没有采用您先前的计策。” 温子升被授任正员郎，仍兼任舍人。等到孝庄帝杀死尔朱荣时，温子升参与谋划；当时的赦免诏书，就是温子升撰写的。尔朱荣入宫时，遇见温子升手持诏书，问：“这是什么文字？”温子升神色不变，说：“诏敕。”尔朱荣没有查看。尔朱兆进入洛阳后，温子升害怕遭祸，逃走藏匿。永熙年间，温子升任侍读，兼舍人、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升任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后来兼任本州大中正。梁朝使者张皋抄录温子升的文章，传播到江南以外，梁武帝称赞他说：“曹植、陆机又在北方复生了，只可惜我的辞人才华受困于数厄。”阳夏郡守傅摽出使吐谷浑时，见吐谷浑国主床头放着几卷书，原来是温子升的文章。济阴王元晖业曾说：“江左文人，宋朝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朝有沈约、任昉；我温子升足以压倒颜延之、谢灵运，兼有任昉、沈约的长处。”杨遵彦撰写《文德论》，认为古今辞人才士都往往有才华而缺乏品行，轻薄险忌；只有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文质彬彬，具有德行根基。齐文襄帝征引温子升为大将军谘议。温子升先前任中书郎时，曾到梁朝宾馆接受国书；他自认为仪容举止不够端庄，对人说：“诗章容易写，逋峭的风骨却难以做到。”文襄帝的馆客元仅说：“大家应当庆贺，推举温子升来陈述贺辞。”温子升久久扭捏推辞，最后推让给陆操。元仅、刘思逸、荀济等人作乱后，文襄帝怀疑温子升知道他们的谋划，正让他撰写《神武碑》。文章写成后，文襄帝便把他关在晋阳狱中不给饭吃，温子升因食用破旧的短襦而死。尸体被弃在路旁，家属也被没收。太尉长史宋游道收殓安葬了他，又搜集他的文章编为三十五卷。温子升表面上恬淡安静，与外物没有争竞，说话有准则，不随便毁誉他人；但内心深沉险峻，在事变发生时喜欢预先介入其中，所以最终招致祸败。又撰有《永安记》三卷。没有儿子。他的弟弟温子盛，任州主簿，有文才，二十多岁时去世。

译荀济，字子通。他的祖先是颍川人，世代居住在江左。荀济起初与梁武帝还是平民时便是朋友。他知道梁武帝将来会称王，但自恃意气而不肯服从，对人说：“将来一定要在盾牌上磨墨写檄文。”有人向梁武帝称赞他的才华，梁武帝说：“这个人是喜欢制造祸乱的人。”荀济又上书讥讽佛法，说营造佛寺的费用太过庞大。梁武帝将要杀他，他便逃奔北魏，寄居在崔甗家中。到这时被擒获。杨愔用胡语对他说：“年老将暮，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荀济说：“呵斥什么，不过是意气罢了，和年老将暮有什么关系！”于是下令辩解说：“只是自伤年纪已经衰败，恐怕功名不能成就。舍弃儿女之情，兴起风云大事，所以挟持天子，诛杀权臣。”齐文襄帝爱惜他的才能，将不杀他，亲自对他说：“荀公为什么要反叛？”荀济说：“奉诏诛杀将军高澄，怎么能说是反叛！”于是把他烧死。邺城士大夫中有很多人传诵荀济的音韵文章。祖鸿勋，涿郡范阳人。父亲祖慎，仕于北魏，历任雁门、咸阳二郡太守，以善于治理闻名。死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追赠中书监、幽州刺史，谥号惠侯。祖鸿勋二十岁时，与同郡卢文符一同任州主簿。仆射、临淮王元彧上表荐举他的文学才能，授任奉朝请。有人说：“临淮王举荐了您，您竟然不去向他道谢，恐怕不合适吧。”祖鸿勋说：“为国家举荐人才，是临淮王的职责；我祖鸿勋为什么要因此去结识他呢？”元彧听说后高兴地说：“我得到合适的人了。”后来咸阳王元徽上奏任命祖鸿勋为司徒法曹参军事。祖鸿勋到洛阳赴任时，元徽说：“临淮王举荐你，你竟不到我府门道谢，今天来这里做什么？”祖鸿勋说：“今天来是赴任，不是来谢恩。”后来转任廷尉正，离职回到乡里。齐神武帝曾经到并州，祖鸿勋撰写《晋祠记》，喜好文学的人都欣赏他的文章。官位升至高阳太守。他在任时清廉朴素，妻子儿女也免不了受冻挨饿。当时舆论很推重他。齐天保初年，死于任上。李广，字弘基，范阳人。他的祖先从辽东迁到这里。李广广泛涉猎群书，富有才思。年轻时与赵郡李謇齐名，是邢子才、魏伯起之下的杰出人物；他不善言谈，却行动敏捷。中尉崔暹精选御史，其他人都是世家子弟，唯独李广凭才学兼任侍御史，参与修撰国史。南台的文书奏章，大多出自他的辞笔。齐文宣帝刚继承霸业，命他掌管书记。天保初年，想任命他为中书郎，却遇到他病重而停止。李广曾想早朝，暂时闭目假寐，忽然惊醒，对妻子说：“我刚才好像睡着又好像没有睡着，忽然看见一个人从我身体里出来，对我说：‘您用心过度，精神承受不了，现在我要辞别您而去了。’”从此他精神恍惚，闷闷不乐，几天后便得病，多年卧病不起。李广平素有鉴别识人的能力，器量宏大深远，坦率无私，士人阶层都爱戴他；当时大家共同供养馈赠他，他依靠这些才得以生活。最终因病去世。他曾向崔暹推荐毕义云。李广死后，毕义云搜集他的文章编成七卷，请魏收为之作序。樊逊，字孝谦，河东猗氏人。他的祖父樊琰、父亲樊衡都没有做过官。然而樊衡生性极其孝顺，父亲去世后，他背土筑成坟墓，种植柏树，面积达几十亩，早晚哭泣哀慕。樊逊年少时喜好学习。他的哥哥樊仲以制造毡子为业，也常常优厚地供给他。樊逊责备自己说：“作为弟弟，却独自贪图安逸，难道不应当在内心感到惭愧吗！”于是想和哥哥一同勤劳经营事业。母亲冯氏对他说：“你想要谨守这些小节吗？”樊逊受到母亲这句话的感动，于是专心研习典籍，常常在墙上写下“见贤思齐”四个字来劝勉自己。” 卢逊相貌丑陋，却很有才气。适逢本州沦陷，他寄居在邺中，任临漳县的小吏。县令裴鉴到任后清廉刻苦，以致出现白雀等祥瑞。卢逊献上《清德颂》十首，裴鉴极为赞赏看重，提拔他为主簿。裴鉴又把他推荐给右仆射崔暹，于是他与辽东李广、勃海封孝琰等人一起成为崔暹的宾客。有人讥笑他沉默寡言，不能迎合时俗。卢逊常常引用东方朔的话：“沉没于世俗之中，避居金马门。”于是借“陆沈公子”为主人，仿照《客难》的体例写成《客诲》，来宽慰自己、抒发胸怀。后来崔暹大宴宾客，大司马、襄城王高旭当时也在座，想任用府中的僚属。崔暹指着卢逊说：“这个人学问丰富、才华很高，又有美好的品行，可以做王府参军。”高旭看着他说：“难道他能就任吗？”卢逊说：“我家没有祖上荫封的资格，不敢担当这个职位。”武定七年，齐文襄帝去世，崔暹被文宣帝迁徙到边地，宾客们全都散去，卢逊于是迁居陈留。梁州刺史刘杀鬼让卢逊兼任录事参军事。卢逊仍然被举为秀才。尚书省按照旧令下达文书：州一级每三年举荐一次秀才；三年前已经贡举了开封人郑祖献，按时间算到这一年并不合适。兼别驾王聪据理力争，右丞阳斐无法驳回。尚书令高隆之说：“虽然卢逊才学优异，但等到明年也不算晚。”卢逊最终回到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再次征召他参加秀才举荐。天保三年春，在朝堂参加对策。对策结束后，中书郎张子融把他的策文奏报上去。到了天保四年五月，卢逊与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人参加对策，三年都没有得到调任，于是被交给外任部门处理。他们上书请求按照停止任用的规定办理，诏书没有答复。梁州再次举荐卢逊为秀才。天保五年正月，皇帝下制诏询问此事。尚书省评定名次，把卢逊列为第一，认为他是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十二月，清河王高岳任大行台，率军南征，卢逊随军出征。第二年，文宣帝接纳梁贞阳侯萧明为梁主，高岳授予卢逊大行台郎中的职务，派他出使江南，与萧脩、侯瑱讲和。卢逊往返五天，取得萧脩等人的回信，高岳于是与萧脩在江上结盟。大军回到邺城，卢逊又被都官尚书崔昂举荐。诏令交给尚书省考核，评定他清廉、安平、勤勉、能干，送交吏部。

译天保七年，诏令校订群书，供皇太子阅读。卢逊与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洛州秀才傅怀德、怀州秀才古道子、广平郡孝廉李汉子、勃海郡孝廉鲍长暄、阳平郡孝廉景孙，以及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开府水曹参军周子深等十一人，一同被尚书省召来共同刊正审定。当时秘府藏书中讹误很多，卢逊便建议说：“考察汉代中垒校尉刘向，他奉诏校书，每校完一部书，便上表说明：臣刘向的书、长水校尉臣杜参的书、太常博士的书以及宫廷内外的书，共若干本，彼此比较校勘，然后定稿。如今所要校订的书，任务极其重大，书籍出自兰台，供置于甲馆。刘向当年的旧例仍保存在府阁之中。现在要刊正审定，必须借助众多版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已故国子祭酒李业兴，都是藏书很多的人家，请发文借取他们的书来参照校勘。”秘书监尉瑾把这件事转告尚书省都堂，共得到不同版本三千多卷。《五经》和各部史书几乎没有遗漏。当时魏收撰写《库狄干碑序》，让孝谦为碑写铭文，陆仰不知道这件事，误以为碑文全是魏收所作。陆操、伏浑去世后，杨愔让孝谦代自己写信，把消息告诉晋阳的朝士，又让魏收润色，魏收竟然一个字也改不了。天保八年，削减东西二省的官员，重新制定选官制度，员额不超过三百人，而参加竞争的有两三千人。杨愔对众人说：“后生中的清秀俊逸，没有超过卢思道的；文章成就，没有超过樊孝谦的；处理案牍、裁决事务，没有超过崔成之的。”于是任命卢思道为长兼员外郎，三人都兼任员外将军。孝谦推辞说：“我的门第族望寒微浅陋，按门第查验资历一定不能通过，请求补任员外司马督。”杨愔说：“才华高的人不必拘泥于通常的条例。”于是特意上奏任用了他。清河王高岳起初任用他为主书，参与掌管诏令和策书。天统元年，加授员外郎。过了七八天，他出行时经过一辆丧车，皱着眉流下眼泪，指着方相说：“什么时候还要再麻烦您来一次呢？”几天后他就去世了，雇用方相为他送葬，仍然是先前遇到的那个人。孝谦死后，定州秀才荀士逊接替他任主书，才华名声与他相当。茹瞻，字孝博，东安人。由南州举荐为秀才。他为人清正明朗，刚强正直。杨愔准备任用他，说：“今天的选拔，不能没有茹先生。”后来他死于侍御史任上。荀士逊是广平人。他喜好学习，富有思考和条理，文章清雅典正，受到知音的赏识。武定末年，被举为司州秀才，直到齐天保年间，十年都没有得到调任。皇建年间，马敬德推荐他任主书，后来转任中书舍人。他相貌非常丑陋，却因文章辞藻受到重视。曾经有事需要上奏，正好遇到武成帝在后宫，于是通过左右近臣传递。传旨的人不知道荀士逊的姓名，只说“丑舍人”。皇帝说：“一定是士逊。”查看封题，果然是他，宫人无不欢笑。他多次升任中书侍郎，被称为称职。与李若等人撰写《典言》，流传于世。齐朝灭亡的那一年去世。王褒，字子深，是琅邪临沂人。曾祖父王俭、祖父王骞、父亲王规，都在《南史》中有传。王褒见识器量深广通达，志向胸怀沉静，仪表举止美好，善于谈笑，广泛阅读史书传记，七岁就能写文章。他的外祖父梁司空袁昂很喜爱他，对宾客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我家的佳婿。”二十岁时被举为秀才，授任秘书郎、太子舍人。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是王褒的姑父，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王褒年轻时因为姻亲关系，常出入萧子云家，于是模仿学习他的书法，名声仅次于萧子云，两人都受到当时人的看重。梁武帝赞赏他的才艺，于是把弟弟鄱阳王萧恢的女儿嫁给他。王褒承袭南昌县侯爵位，历任秘书丞、宣城王文学、安城内史。侯景攻陷建邺时，王褒整治安抚所部，受到当时人的称誉。后来转任南平内史。梁元帝即位后，因王褒是旧交，召拜为吏部尚书、右仆射，随后又升任左丞，兼任参掌政务。王褒既出身名门，文学才能又优厚，当时人都推重他，所以他的官位声望很高，所受宠遇也日益深厚。然而他更加谦逊自抑，从不凭借地位傲视别人，舆论因此称赞他。起初，梁元帝平定侯景、擒获武陵王萧纪后，认为建邺残破，而当时江陵富庶兴盛，便想在那里安定都城。又因为他的政府臣僚都是楚人，也都希望立即把都城迁到鄢郢。梁元帝曾召集群臣商议此事。镇军将军胡僧祐、吏部尚书宗懔、太府卿黄罗汉、御史中丞刘珏等说：“建邺的王气已经消尽了，而且荆南地区又有天子之气，迁都并不合适。”梁元帝深以为然。王褒性情谨慎，知道元帝多疑忌，不敢公开说这个意见不对。后来趁空闲时，他秘密进谏，言辞十分恳切。元帝本来偏向荆楚，已经采纳胡僧祐等人的策略，最终没有听从王褒。魏军进攻江陵时，元帝授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城栅被攻破后，他跟随元帝进入金城。不久元帝出城投降，王褒便与众人一起出城，拜见柱国于谨，于谨对他十分礼遇。王褒曾写《燕歌》，极其精妙地描写塞北的寒冷艰苦情状，元帝和各位文士都作诗唱和，竞相写出凄切的辞句，到这时才得到验证。王褒与王克、刘珏、宗懔、殷不害等几十人一同到达长安，周文帝高兴地说：“从前平定吴国，功劳只在陆机、陆云两人；如今平定楚地，群贤全都到来，可以说超过当年了。” 周文帝又对王褒和王克说：“我就是王氏的外甥，你们都是我的舅氏，应当看在亲戚关系上，不要因离开故乡而介意。”于是授予王褒、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官号。他们常常从容地坐在上席，所供给的粮食和物资十分丰厚。王褒等人也都承受皇帝的恩宠眷顾，忘记了寄居异乡的羁旅之苦。周孝闵帝即位，封王褒为石泉县子。周明帝即位后，非常喜爱文学，当时王褒和庾信才华名声最高，因而特别加以亲近礼遇。皇帝每次游宴，都命王褒赋诗谈论，他总在皇帝身边。不久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保定年间，授任内史中大夫。周武帝撰写《象经》，命王褒为它作注，引用材料广博，受到皇帝极大称赞。王褒有才干和器局，熟悉政务体制；他家几代都在江东任宰辅，皇帝也因此更加看重他。建德以后，他多次参与朝廷议政，凡是重大诏书册命，都命王褒起草。东宫建立后，授任太子少保，升任少司空，仍掌管诏令文书。皇帝乘车出巡时，王褒常常随从。起初，王褒与梁朝处士、汝南人周弘让友善。后来周弘让的哥哥周弘正从陈朝来到这里聘问，皇帝允许王褒等人与亲友互通消息，王褒便写诗并写信赠给周弘让。不久王褒出任宜州刺史，死在任上。儿子名叫王鼒。

译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祖父庾易、父亲庾肩吾，都在《南史》中有传。庾信年幼时就英俊超群，聪明敏捷无人能比，博览群书，尤其擅长《春秋左氏传》。他身高八尺，腰围十围，仪容举止看似宽缓，却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他的父亲庾肩吾任梁太子中庶子，掌管文书。东海人徐摛任右卫率。徐摛的儿子徐陵和庾信都任抄撰学士。父子二人都在东宫，出入宫禁，所受恩宠礼遇无人能比。他们的文章都华美艳丽，所以世人称这种文体为“徐、庾体”。当时的后辈争相模仿，每有一篇文章，京城中没有不传诵的。庾信多次升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他的文章和外交辞令，在邺下广受称赞。回国后任东宫学士，兼领建康令。侯景作乱时，梁简文帝命庾信率领宫中的文武官员一千多人驻扎在朱雀航。侯景到来后，庾信率众先行退走。台城陷落后，他逃往江陵。梁元帝以承制的名义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元帝即位后，转任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加授散骑侍郎，出使西魏。适逢大军南征，他便留在长安。江陵平定后，多次升任仪同三司。周孝闵帝即位，封临清县子，授任司水下大夫。出任弘农郡守。升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晋爵为义城县侯。不久授任洛州刺史。庾信处理政务简约安静，官吏百姓都安于他的治理。当时陈氏与周朝通好，南北流寓人士都被允许回归故国。陈氏于是请求王褒和庾信等十几人回去。周武帝只放还王克、殷不害等人，庾信和王褒都因被珍惜而没有遣返。不久征召庾信任司宗中大夫。周明帝、周武帝都雅好文学，庾信特别受到恩宠礼遇。至于赵王、滕王等诸王，与他交往亲厚周到，像平民朋友一样。公卿们撰写碑文墓志，大多来请托于他。只有王褒大致能与庾信相当，其余文人没有能赶上他的。庾信虽然地位声望显赫，却常常思念故乡，于是写《哀江南赋》来寄托心意。大象初年，因病离职。隋开皇元年去世。有文集二十卷。隋文帝哀悼他，追赠原任官职，加赠荆州、雍州刺史。儿子庾立承袭爵位。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祖父颜见远、父亲颜协，都以义烈著称。颜家世代擅长《周官》和《左氏》之学，二人都在《南史》中有传。颜之推十二岁时，遇到梁湘东王亲自讲授《庄子》《老子》，便参加成为门徒。他不喜欢空谈，回来后改学《礼记》和《左传》。他博览书史，没有不通晓熟悉的，文章辞藻典雅华丽，很受西府称赞。湘东王任命他为国右常侍，加授镇西墨曹参军。他喜欢饮酒，常常放纵任性，不修饰仪表，时人因此轻视他。湘东王派世子萧方诸镇守郢州，让颜之推任中抚军府外兵参军，掌管文书。侯景攻陷郢州时，多次想杀他，依靠行台郎中王则才得以免死。侯景之乱平定后，他回到江陵。当时湘东王即位，任颜之推为散骑侍郎，掌管奏舍人事务。后来江陵被周军攻破，大将军李穆看重他，把他送到弘农，让他掌管李穆兄长阳平公李远的书信文牍。恰逢黄河水暴涨，他备好船只，带着妻子儿女逃往北齐，经过砥柱的险要处，当时人称赞他的勇敢果断。文宣帝见到他后很高兴，立即授任奉朝请，把他引入内馆，安排在身边侍从，颇受皇帝顾念。后来随皇帝到天泉池，皇帝任命他为中书舍人，让中书郎段孝信带着敕书给他看。颜之推当时正在营外饮酒，段孝信回来据实报告，文宣帝便说：“暂且停止。”这件事因此作罢。后来他待诏于文林馆，授任司徒录事参军。颜之推聪明机敏，博学多识，富有才辩，擅长书札，答对从容明晰，受到祖珽极大看重，祖珽让他掌管馆中事务，判署文书。升任通直散骑常侍，不久兼任中书舍人。皇帝有时要取用东西，总让中使传达旨意，颜之推承受旨意并传告下去，馆中一切都听从他的安排。呈进的文书全都由他封署，在进贤门奏报，等候回复后才出去。他又擅长文字，负责监督校对和缮写，处理事务勤勉敏捷，被称为称职，皇帝对他更加恩宠接纳。他受到权贵宠臣嫉恨，那些人常想加害于他。崔季舒等人将要进谏时，颜之推借口有急事回到宅中，所以没有在奏疏上联署。等到皇帝召集进谏的人，颜之推也被叫入宫，查问时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因此得以免罪。不久授任黄门侍郎。周军攻陷晋阳时，皇帝带着轻骑返回邺城，形势窘迫危急，想不出办法。颜之推通过宦者侍中邓长颙提出逃奔陈国的策略，又劝皇帝招募吴地士卒一千多人作为近卫，从青州、徐州一带的道路共同投奔陈国。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把它告诉丞相高阿那肱等人。高阿那肱不愿意投奔陈国，便说吴地士卒难以信任，劝皇帝把珍宝财物运往青州，暂且守住三齐之地；如果那里不能保全，就从徐州渡海南下。皇帝虽然没有采纳颜之推的策略，却仍任命他为平原太守，让他守卫黄河渡口。北齐灭亡后，颜之推进入北周。大象末年，任御史上士。隋开皇年间，太子召他任文学，深受礼遇和重视，不久因病去世。有文集三十卷，撰有《家训》二十篇，都流传于世。颜之推在北齐时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思鲁，次子叫敏楚，大概是为了不忘根本。《之推集》由思鲁亲自作序。他的弟弟颜之仪，字升。幼年聪颖，三岁就能读《孝经》。长大后广泛涉猎群书，喜欢写词赋。曾向梁元帝进献《荆州颂》，文辞旨趣典雅丰赡。梁元帝亲笔下敕说：“枚乘父子两代，都曾游梁；应贞父子两世，也都以文学著称。我寻求才子，内心的欣慰实在深厚。” 江陵平定后，颜之仪按照惯例迁居长安，周明帝任命他为麟趾学士。逐渐升任司书上士。周武帝初建东宫时，大力选拔师傅，任命颜之仪为侍读。太子后来征讨吐谷浑，在军中有过失，郑译等人都因不能匡正辅弼而获罪受责，只有颜之仪因为多次进谏而得到奖赏。随即授任小宫尹，封平阳县男。宣帝即位，升任上仪同大将军、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宣帝后来刑罚政令乖谬偏邪，昏庸放纵日益严重。颜之仪冒犯皇帝的威严，多次进谏，虽然没有被采纳，却始终不停止，因此深受皇帝忌恨。但由于旧日恩情，皇帝每每宽容他。宣帝杀王轨时，颜之仪坚决进谏。皇帝大怒，想把他一同交付法司治罪。后来因为认为他诚信正直、没有私心，才放过了他。

译宣帝去世后，刘昉、郑译等人伪造遗诏，让隋文帝担任丞相，辅佐年幼的皇帝。颜之仪知道这不是宣帝的旨意，拒绝服从。刘昉等人起草诏书并署名完毕后，逼迫颜之仪署名。颜之仪厉声对刘昉等说：“主上升天去世，继承人年幼，辅政的重任应当交给宗室中有德望的人。如今贤能而又亲近的宗室中，赵王年纪最长，论亲缘、论德行，都应当承担这一重任。你们受到朝廷深厚恩遇，应当竭尽忠诚报效国家，为什么一旦之间就想把皇位托付给别人！我颜之仪只有一死，不能诬蔑欺骗先帝。”于是刘昉等知道无法迫使他屈服，便代替颜之仪署名发布了诏书。后来隋文帝索取符节和玉玺，颜之仪又严肃地说：“这是天子的物品，自有它的主人，宰相为什么要索取？”隋文帝因此大怒，命人把他带出去，准备杀掉。但考虑到他的声望，最终停止了。颜之仪出任西疆郡守。隋文帝登上帝位后，下诏征召颜之仪回京，进爵新野郡公。开皇五年，授任集州刺史。他在集州治理清静，夷人和汉人都很喜爱他。第二年任期届满回京，于是悠闲自得，不再出仕。开皇十年正月，颜之仪按惯例入朝。隋文帝望见他便认了出来，命人把他带到御座前，对他说：“身临危难时以生命相付，面对重大节义而不可改变，这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有什么能超过你的呢？”于是赏赐他钱十万、米一百石。开皇十一年去世。有《文集》十卷，流传于世。虞世基，字懋世，会稽余姚人。父亲虞荔，《南史》中有传。虞世基幼年性情恬静，喜怒不表露在脸上，博学而有高才，同时擅长草书、隶书。陈朝中书令孔奂见到他后感叹说：“南方金玉的珍贵，全在这个人身上。”少傅徐陵听说他的名声，召见他，虞世基没有前往。后来因公事聚会，徐陵一见到他便认为非同寻常，对朝士们说：“这是当今的潘岳、陆机。”于是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了他。虞世基在陈朝做官，多次升任尚书左丞。陈后主曾在莫府山校猎，命虞世基写《讲武赋》，并让他当场奏读。陈后主赞赏他，赐给他一匹马。陈朝灭亡后，他进入隋朝，任通直郎，在内史省供职。他贫穷，没有产业，常常靠替人抄书来奉养双亲，心中郁郁不平。他曾作五言诗来抒发感情，文辞意理[忄妻切]，世人都认为写得精妙，作者们没有不吟诵的。不久，他被授任内史舍人。隋炀帝即位后，对他的顾念和礼遇更加隆厚。秘书监、河东人柳顾言博学多才，很少推许别人，到这时与世基相见，感叹说：“天下应当共同推重此一人，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比得上的。”不久，他升任内史侍郎。因母亲去世离职，悲哀过度，瘦得只剩骨头。有诏令起用他，让他处理政事。拜见皇帝那天，他几乎不能起身，只得让身边的人扶着他。皇帝怜悯他身体羸弱消瘦，下诏命他进食肉类。世基吃肉时，总是悲伤哽咽，不能把肉咽下[筋]。皇帝派人对他说：“我正要把重任托付给你，你应当替国家爱惜身体。”前后郑重劝告他好几次。皇帝看重他的才干，亲自礼遇他，礼数更加优厚，专门掌管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人共同参与掌管朝政。当时天下多事，各地上呈的表章奏疏每天有数百件。皇帝当时神情凝重，政事不在朝廷上裁决。进入内阁后，才召见世基，口头授予他处理政务的节度。世基到内史省后，便起草诏书，每天早晨能写成百张纸，没有遗漏和差错。辽东战役时，虞世基晋升为金紫光禄大夫。后来随皇帝巡幸雁门，被突厥军包围，战士大多战败。虞世基劝皇帝制定赏赐标准，亲自抚慰将士，于是皇帝下诏暂停辽东事务。皇帝听从了他，军队才重新振作。包围解除后，原定的功勋赏格没有实行，皇帝又下诏讨伐辽东，因此有人说他欺骗众人，朝廷内外离心。皇帝巡幸江都，驻扎在巩县，虞世基因盗贼日益强盛，请求发兵驻守洛口仓，以防意外。皇帝不听，只回答说：“你是书生，想来还是胆怯。”这时天下大乱，虞世基知道皇帝无法接受劝谏，又因为高颎、张衡等人相继被诛杀，害怕灾祸殃及自己，虽然身为近侍，却只知谄媚取容，不敢违逆皇帝心意。盗贼日益严重，许多郡县陷落，虞世基知道皇帝厌恶频繁听到这些消息，后来有人报告败况，他便压低、删减表章内容，不把实情报告上去。从此以后，外面发生变故，皇帝都不知道。皇帝曾派太仆卿杨义臣到黄河以北捕盗，杨义臣招降盗贼几十万人，把情况列成奏表上报。皇帝感叹说：“我起初并不知道盗贼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杨义臣为什么报告说投降的盗贼这么多？”虞世基说：“盗贼虽然很多，还不足以成为忧患。杨义臣已经战胜他们，手中拥兵不少，长久留在边境之外，这才是最不适宜的。” 皇帝说：“你说得对。”立即召回杨义臣，遣散他的军队。越王杨侗又派太常丞元善达秘密穿行于盗贼中间，到江都奏报事情，说：“李密拥有数万军众，围困逼近东都。盗贼占据洛口仓，城内没有粮食。如果陛下迅速返回，乌合之众就会散去；否则，东都必定陷落。”说着抽泣呜咽，皇帝也变了脸色。虞世基看到皇帝忧虑，进言说：“越王年幼，这些人是在欺骗他。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元善达怎么可能到得了这里？”皇帝勃然大怒说：“元善达这个小人，竟敢当廷羞辱我！”于是派元善达再次穿过盗贼控制的地区，前往东阳催促运粮。元善达最终被群盗杀死。从此以后，外面的人都闭口不言，没有人敢把盗贼的消息奏报给皇帝。虞世基气度相貌深沉稳重，说话多合皇帝心意，因此特别受到亲近宠爱，朝臣中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的继室孙氏性情骄纵淫荡，虞世基受她迷惑，任意奢侈糜费，雕刻装饰器物衣服，再也没有清贫士人的风范。孙氏又把前夫的儿子夏侯俨带进虞世基家中。夏侯俨顽劣鄙陋、游手好闲，却替他们聚敛财物，卖官鬻爵、买卖狱讼，公开收受贿赂，他们家门庭若市，金银财宝堆积满屋。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一向被视为国士，却清贫不能自立，虞世基从未给予他供养，因此受到议论者讥刺，朝廷内外都痛恨怨恨他。宇文化及发动弑逆时，虞世基于是被杀害。长子虞肃喜爱学习，富有才艺，当时人称赞他有家传风范。二十岁左右便早早去世。虞肃的弟弟虞熙，大业末年任符玺郎。次子虞柔、虞晦，都任宣义郎。宇文化及准备作乱的前夕，同族的虞伋知道内情，告诉虞熙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将帮助你向南渡过长江，这样还可以免祸；一起死又有什么益处？”虞熙说：“抛弃父亲、背叛君主，哪里有求生之地？感谢您的好意，从此诀别了。”叛乱发生后，兄弟争着请求先死，行刑人先杀了虞世基。

译柳顾言，字顾言，河东人，世代在江南做官，居住在襄阳。祖父柳惔，《南史》中有传。柳顾言年轻时聪明敏捷，懂得写文章，喜爱读书，所读将近一万卷。在梁朝做官，任著作佐郎。后来萧察占据荆州，任命他为侍中，兼领国子祭酒、吏部尚书。梁国被废后，授任开府，任内史侍郎。因不擅长吏务，转任晋王谘议参军。晋王爱好文雅，招纳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瑒等一百多名才学之士充任学士，而柳顾言居于其中之首。晋王把他当作老师和朋友对待，每有文章，一定让他润色，然后再给别人看。晋王曾入朝回京，写《归藩赋》，命柳顾言作序，文辞十分典雅华丽。起初晋王写文章仿效庾信的文体，见到柳顾言后，文风便改变了。仁寿初年，柳顾言被引荐为东宫学士，加授通直散骑常侍，检校洗马，深受亲近和重视。太子常召他进入卧室，与他宴饮嬉笑。柳顾言尤其俊逸善辩，多在太子身边侍从，太子有所询问，他总能应答如响。柳顾言生性嗜酒，说话夹杂诙谐戏谑，因此更加受到太子的亲近和狎昵。太子因为他喜好佛教经典，命他撰写《法华玄宗》，共二十卷，进献给太子。太子非常高兴，赏赐优厚丰足，同辈无人能比。隋炀帝继承帝位，授柳顾言为秘书监，封汉南县公。皇帝退朝后，便命他入内询问政事，谈论、宴饮、讽诵，直到一天结束才罢休。他常常与嫔妃皇后对饮，兴致来时，就派人召他前来，与他同榻共席，恩宠如同朋友。皇帝还遗憾不能在夜间召见他，于是命工匠刻制木偶，安装机关，能够坐起、拜伏，用来模拟柳顾言。皇帝每当月下饮酒，总让宫人把木偶放在座位上，与它互相敬酒酬答，以此欢笑。柳顾言随驾到扬州时去世，皇帝悲伤惋惜了很久。追赠大将军，谥号康。柳顾言撰有《晋王北伐记》十五卷，文集十卷，流传于世。许善心，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人。祖父许茂、父亲许亨，都在《南史》中有传。许善心九岁丧父，由母亲范氏抚养长大。他幼年聪明，富有思理，听到的事情都能记住，见闻广博而且默记于心，受到当时人的称赞。他家中有旧书一万多卷，都广泛通读。十五岁就懂得写文章，曾写笺文给父亲的朋友徐陵，徐陵大为惊异，对人说：“这是神童。”太子詹事江总举荐他为秀才，他对策成绩优异，授任度支郎中，补任撰史学士。陈祯明二年，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出使隋朝。恰逢隋文帝讨伐陈朝，礼仪完成后却不能返回复命。他多次上表请求辞行，隋文帝不准，把他留在宾馆拘禁。陈朝灭亡后，隋文帝派使者告诉他。许善心穿着丧服，在西阶下号哭，铺草席面向东方，过了三天，隋文帝下诏书慰问他。第二天，皇帝下诏到宾馆授任他为通直散骑常侍，赐给一套衣服。许善心痛哭尽哀，进入房中换好衣服，又出来面向北方站立，流着眼泪拜了两拜接受诏书。第二天，他穿着朝服在殿下哭泣，悲痛得不能起身。隋文帝回头对左右说：“我平定陈国，只得到这个人。他既然能怀念旧君，就是我的忠臣。”下诏让他以原官供职于门下省，赐杂彩绢帛一千段、草马二十匹。许善心随隋文帝巡幸太山，回来后授任虞部侍郎。开皇十六年，有神雀降落在含章门，隋文帝召集百官赐宴，把这一祥瑞告诉他们。许善心在席间请求纸笔，写成《神雀颂》进献。隋文帝非常高兴，说：“我见到神雀时，曾和皇后一同观看。今天召你们进来，正要叙述这件事。许善心在席间才知道，却立刻写成颂文。文章一字未改，笔也没有停。我过去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今天亲眼见到了。”于是赐给他杂彩绢帛二百段。开皇十七年，授任秘书丞。当时秘府收藏的图书典籍仍有许多混乱。许善心仿照阮孝绪的《七录》，重新编成《七林》，在每篇开头总括叙述。又在各部目录下面说明作者的意旨，区分各书的类别。还上奏追召李文博、陆从典等十多位学者，校正经史中的错误。仁寿元年，代理黄门侍郎。仁寿二年，加代理太常少卿，与牛弘等议定礼乐制度，秘书丞、黄门侍郎的职务仍照旧。仁寿四年，留守京师。隋文帝在仁寿宫去世，隋炀帝秘密不发丧，先把留在宫中的人换掉，调许善心出任岩州刺史。正逢汉王杨谅反叛，他没有赴任。大业元年，转任礼部侍郎，上奏推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鲁世达等人也都提高品秩，授为学官。这一年，纳言杨达代理冀州道大使，因为办事符合皇帝旨意，赐给许善心杂彩绢帛五百段。左卫大将军宇文述每天借用本部几十名士兵供自己私人差役，通常只用半天。御史大夫梁毗上奏弹劾他。隋文帝当时把宇文述视为心腹，起初把案件交给法官推究，千余名士兵都说自己曾被差役。过了二十多天，法官窥测皇帝旨意，便说差役没有满一天，人数虽多，也不应合并计算；即使确有其事，也不构成罪过。士兵们听到后，又改口说起初并没有被差役。皇帝想释放宇文述，便交付群臣议论事实真伪，百官都议论说事情是假的。许善心认为，宇文述在宫廷仪仗和宿卫之处抽调士兵供私人差役，即使没有满一天，也使宿卫出现空缺；这与平常差遣本部士兵，情形完全不同。况且士兵大多已经轮换下值，散回本府，宇文述又分路追赶召集他们，不可能事先串通而说出相同的话。如今将近一个月，才开始反复翻供，奸情十分明显，这怎么可以赦免？苏威、杨汪等二十多人和许善心持相同意见，其余人都主张免除宇文述的罪。隋炀帝批准了主张免罪的奏议。几个月后，宇文述诬陷许善心说：“陈叔宝去世时，许善心和周罗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人一同前去送葬。许善心写祭文，竟称陈叔宝为‘陛下’，竟敢在今天给叔宝加尊号。”皇帝召许善心来询问，许善心援引古代先例，事情因此得到解释，但皇帝非常厌恶他。又有太史上奏说，皇帝即位之年与尧的时代相合，许善心认为国家的丧事刚刚发生，不应当称贺。宇文述指使御史弹劾许善心，许善心被贬为给事郎，品秩降低两等。大业四年，许善心撰写《方物志》，进献给皇帝。大业七年，随驾到涿郡。皇帝正亲自统率军队向东征讨，许善心上密封奏事，违逆皇帝旨意，被免去官职。同年又征召他代理给事郎。皇帝曾谈到隋文帝受命的祥瑞符应，因而询问鬼神之事，命许善心和崔祖浚撰写《灵异记》十卷。起初，许善心的父亲撰写《梁史》，尚未完成便去世了。许善心继承父亲的遗志，修成并续写家传史书。他在《序传》末尾叙述撰作的意旨，说：

译谨按：太初将要萌发，混沌洪荒刚刚分判。天的运行开始于乾，日月星辰因此用来确定时序；大地承载万物、厚养生命，各类事物由此播散生气。天地人三才共同养育德性，仿照天地两种统绪而降下灵气。有百姓，于是有了君长；有贵贱等级，于是有了统宗极尊之人。承受上天的眷顾和命令，接受天下百姓的拥戴，没有不掌握天下大法、振作长远谋略，感召风云、驱使英杰的。或凭干戈争夺，或凭谦让取得，取得王位的功业各不相同；但凭鼎、玉、龟、符等祥瑞象征成就帝业，结果却是一致的。改朝换代、创立制度后，记载于竹帛的传统逐渐显明；记录事件、记述言论，掌管笔墨的官职也逐渐设置起来。炎帝、神农以前，只留下名号而遗漏了事迹；黄帝、轩辕以来，文辞虽然隐晦，事物的本质却逐渐显现。登临山丘、进入山麓，留下了训诰和典谟；贯穿昴宿、进入房宿，流传下夏代的历法和殷代的祭祀制度。到后来辨明方位、确定尊卑位置，讨论时令、计算功绩，南北东西又有四方名称的区别；《梼杌》《乘》等史书，形成各自一家之称。国家的坏事即使有所避讳，君主的举动却一定要记载。所以逆子乱臣，天下都深感畏惧；历史这面大龟镜，事情都清楚地可以考察。等到三方郊祀相继承袭，五行胜负相沿而来，各朝都称为统治百谷的王者，并且都把治理四海视为己任。光明相继、德行累积，哪个时代没有这样的君主呢？到了梁朝兴起，君临天下，在江东建立国家，没有哪个朝代比它更兴盛。受天命的是一个君主，继承统绪传给四位君主。国家昌盛四十八年，余下国运又延续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身儒生，于是登上帝位。他挽救历代君王留下的弊病，拯救万民的危难；扭转衰败末世的流弊，登上至高皇道的独行之路。朝廷中君子众多，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礼乐完备，法制典章都得以施行；广施慈悲，不轻易杀人，以大忍之心救济天下，不滥用刑罚。广大崇高，盛美巍峨，可以称为历代之首。适逢北方戎族进入颍水流域，羯胡侵犯洛阳，混乱污浊沸腾，这是三代以来从未听闻的灾难；大地被横扫、洪水滔天，是一个时代中巨大的厄难。朝廷宫殿秩序井然，却被毁成狐狸兔子的场所；诸侯朝聘的礼仪器物，也被犬羊般的敌手击碎。积累福善的人自身遭祸，存有仁义的国家却灭亡，这难道是天道吗？难道是人为的祸患吗？我曾另行论述这些问题，见于《序论》一卷。先父过去在前代时，早就怀有著述的志向，总共撰成《齐书》五十卷；《梁书》的纪、传，则随着事情逐步编成，其中有的已经编纂，有的缺少材料而尚未完成，目录中注为一百八卷。梁朝屡遭丧乱，坟墓中的典籍全都毁灭殆尽。墓室墙壁里的藏书都已残缺，[不准无所盗]；帷帐和书囊也一同毁坏，陈农又凭什么去搜求呢？秦朝儒生已经被坑杀，先王之道将要坠失；汉朝臣子徒然请求搜访，靠口授传下来的文献也断绝了。所撰写的书籍，一时之间散失殆尽。陈朝初建立时，先父奉诏担任史官，补缺拾遗，把记在心中、背诵在口中的内容，依照原有目录重新增补修撰，暂且完成一百卷；现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交秘阁完毕。许善心早年便遭遇父母丧事，不能承担继承父业的重任。太建末年，他多次上表陈奏；至德初年，才得到任史官的机会。他正希望访求缃帙白素中的遗文，记录门庭旧事，向下勉力发挥自己微薄的才能，向上完成先父的遗志。然而宗族中少有强近亲属，空屋仿佛原宪、颜回的居处；他退居屏处，没有什么交游，也不求仕进。借助班嗣的书，只是听说其言；得到王隐的笔，却没有见到其人。再加上自己才能平庸浅薄、学问孤陋，只是末学，任职郎署，又兼修撰《陈史》，所以这部书拖延时日，未能立即续成。祯明二年，他以台郎身份出使，恰逢本乡沦陷覆亡，自己又流徙异乡，行程错过时机，使命无法完成。他望着都亭长久痛哭，迁居别馆时只能悬壶自守。家中旧有的史书在后来又全部荡然无存。如今只剩六卷保存下来，而且还有残缺散落、次序错乱的问题。自从进入京城后，为了寻找旧书，随见随即补缀，大略编成七十卷：四篇《帝纪》八卷，《后妃》一卷，三篇《太子录》一卷，共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传》一帙十卷；《具臣列传》二帙二十卷；《外戚传》一卷、《孝德传》一卷、《诚臣传》一卷、《文苑传》二卷、《儒林传》二卷、《逸人传》一卷、《数术传》一卷、《藩臣传》一卷，共一帙十卷；《止足传》一卷、《列女传》一卷、《权幸传》一卷、《羯贼传》二卷、《逆臣传》二卷、《叛臣传》二卷、《叙传论述》一卷，共一帙十卷。凡是称作“史臣”的，都是先父的原话；下面称作“案”的，都是许善心补写的缺文。另写《叙论》一篇，附在《叙传》末尾。大业十年，又随驾到怀远镇，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围困雁门时，代理左亲侍武贲郎将，率领江南士兵宿卫宫殿。皇帝巡幸江都，追叙他以前的功劳，授任通议大夫，诏令恢复原来的品秩，代理给事郎。大业十四年，宇文化及发动弑逆的当天，隋朝官员全都到朝堂拜贺，只有许善心没有去。许弘仁骑马奔驰来告诉他说：“天子已经驾崩，宇文将军代理政务，满朝文武没有不聚集的。天道和人事，自然有取代和终结，你为什么还对叔父这样迟疑徘徊？”许善心对他发怒，不肯跟他去。许弘仁返回时上马，哭着说：“将军对叔父完全没有恶意，叔父却忽然自己求死，难道不可悲吗？”他回去把情况告诉唐奉议，唐奉议又把情况报告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派人到许善心家中把他押到朝堂。宇文化及命令释放他，许善心没有行舞拜礼便走了。宇文化及目送他，说：“这个人太意气用事。”又命人把他捉回来，骂道：“我本来很想放你，你竟敢这样无礼！”他的党羽便把许善心拖走，于是杀害了他。后来越王杨侗奉诏称制，追赠许善心为左光禄大夫，封高阳县公，谥号文节。善心的母亲范氏，是梁朝太子中舍人孝才的女儿。她年轻时就守寡，抚养孤儿，博学而有高尚的节操。隋文帝知道后，下令尚食局每逢进献时令新鲜食品，常常派人分赐给她。曾经下诏召范氏入宫，侍奉皇后讲读。封为永乐郡君。等到善心遭遇祸难时，范氏已经九十二岁，面对丧事却不哭，抚着棺柩说：“他能为国难而死，我有儿子了。”于是躺下不吃东西，过了十多天也去世了。李文博是博陵人。他性情正直刚强，耿介不阿，喜欢学习而从不厌倦。对于教化义理和名分事理，尤其用心。每当读书读到国家安危、政治得失以及忠臣烈士的事迹时，他没有不反复吟诵玩味的。开皇年间，任羽骑尉。吏部侍郎薛道衡特别赏识他，常让他待在公事帷幕中，翻检典籍史书，同时观察自己处理政务的情况。如果遇到政教方面的善举，就让他抄录编写并记录下来；如果选任官员有疏漏谬误，就交给他评定是非。道衡每次得到他的意见，没有不欣然听从的。

译后来他在秘书内省当值，主管校勘各类书籍。他坚守道义，安于贫困，神色自若。即使衣食匮乏，清白的操守反而更加坚定，不随便结交宾客，始终以礼法约束自己，同辈没有不敬重他的。薛道衡知道他贫穷，常常请他到家中，供给他资费。文博谈论古今政治教化的得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然而他没有办理政务的才干。后来稍稍升任校书郎，出任县丞，却因此得到下等考评，数年不能调任。薛道衡任司隶大夫时，在东都尚书省遇见他，非常叹息怜悯，便上奏任命他为从事。于是对齐王司马李纲说：“今天终于遇到了文博，能够上奏任用他了。”并以此为乐。薛道衡赏识知音，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在洛阳时，曾拜访房玄龄，房玄龄送他走出大路。玄龄对他说：“您平生的志向和崇尚，只在正直。如今既然得以担任从事，理应有机会实现平素的心愿。近来您激浊扬清，做了多少事情？”文博于是振臂高声说：“要使水流清洁，就必须先清洁它的源头；要使末端端正，就必须先端正它的根本。如今政治的源头混乱，即使每天免去十名贪婪的郡守，又有什么益处！”他这样直率嫉恶，不知避忌，类似的事情很多。当时朝政逐渐败坏，官员大多贪赃受贿，只有文博不改变自己的操守。评论他的人因此认为他可贵。后来遭逢战乱而流离迁徙，不知最终结局。起初，文博在内省校书时，虞世基的儿子也在那里，盛装打扮，却没有什么学问。文博从容地问他的年龄，他回答说十八岁。文博便对他说：“从前贾谊在这个年纪，议论的是什么事情？您如今只是从事仪容打扮，究竟想做什么呢？”又有一次，秦孝王的妃子生了男孩，隋文帝非常高兴，向群臣颁赐赏物，各有不同。文博家中屡屡空乏，别人以为他会因得到赏赐而高兴，他却说：“设置赏罚，是为了归结功劳和过失。如今王妃生了男孩，这与群臣有什么关系，竟然还要无故接受赏赐！”他按照名分考察实际，记录过失、计算功劳，一定要使赏罚不过分、不滥用，功劳和过失都不被隐瞒，凡事都是如此。文博起初专治经学，后来又阅读史书，对于诸子百家以及各种论说，尤其广博通达。他生性爱好议论，也善于写文章。著有《政道集》十卷，在世间广泛流传。开皇年间，又有魏郡人侯白，字君素，喜欢学习而才思敏捷，性情诙谐，尤其善于辩说而聪明俊逸。他被举荐为秀才，任儒林郎。他放达不拘，不讲究威仪，喜欢作滑稽诙谐的杂论。人们大多喜欢亲近戏弄他，他所到之处，观看的人多得像集市一样。杨素非常亲近他。杨素曾经和牛弘退朝，侯白对杨素说：“太阳已经西斜了。”杨素大笑说：“你是把我当作‘牛羊下来’了吗！”隋文帝听说他的名声，召见他交谈，很喜欢他，命他到秘书省修撰国史。他每次将要被提拔任用，总是说：“侯白不能胜任官职。”于是作罢。后来给他五品官的待遇，一个多月后便去世了。当时人都为他的命运短促而悲伤。著有《旌异记》十五卷，在世间流传。明克让，字弘道，是平原鬲人。祖父僧绍、父亲山宾，都在《南史》中有传。克让年少时就儒雅，善于谈论，广泛涉猎书籍史册，所读将近一万卷；《三礼》《论语》尤其深入研究，龟策、历法、天象等学问，也都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十四岁时，出仕任湘东王法曹参军。当时舍人朱异在仪贤堂讲解《老子》，克让也参加了。堂边有修长的竹子，朱异命克让咏竹。克让拿起笔立即写成，结尾说：“若不是您多加爱赏，谁会看重它坚贞的内心？”朱异非常惊异。克让在梁朝做官，官至中书侍郎。梁朝灭亡后，归于长安，被引荐为麟趾殿学士。周武帝即位后，任露门学士，命他和太史官属一起校正审定新历法。多次升迁至司调大夫，赐爵历城县伯。隋文帝接受禅让即位后，任率更令，进爵为侯。太子以师长之礼对待他，恩宠礼遇非常优厚，每逢得到四方进献的珍味，总是拿来赐给他。当时东宫广泛征召天下有才学的人，至于博闻多识，都在克让之下。文帝下诏命他与太常牛弘等人修订礼制、讨论音乐。朝廷的典章旧事，大多由他裁定订正。他因病离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去世。皇上非常惋惜他，东西两宫赠送的丧葬财物都十分丰厚。他所著有《孝经义疏》一部、《古今帝代记》一卷、《文类》四卷、《续名僧记》一卷，文集二十卷。儿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后，任国子祭酒。克让的叔父少遐，广泛涉猎群书，富有文才。在梁朝做官，官至都官尚书。进入北齐后，很受名士王元景、阳休之等人的礼遇。皇建年间，任中庶子。去世后，追赠中书令、扬州司马。刘臻，字宣挚，是沛国相人。父亲刘显，《南史》中有传。刘臻十八岁时，被举荐为秀才，任邵陵王东阁祭酒。元帝时，升任中书舍人。江陵平定后，归附北魏，任中书侍郎。周冢宰宇文护征召他任中外府记室，军中文书和紧急檄文，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后来任露门学士，授大都督，封饶阳县子。历任蓝田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接受禅让即位后，进位仪同三司。左仆射高颎讨伐陈朝时，让刘臻随军掌管文书，进爵为伯。皇太子杨勇召他任学士，对他非常亲近。刘臻没有办理政务的才干，性情又恍惚健忘，沉迷经学，深入思考。至于世俗事务，常常遗忘。有个叫刘讷的人，也任仪同，二人都做太子学士，感情十分亲密。刘臻住在城南，刘讷住在城东。刘臻曾想去拜访刘讷，便对随从说：“你知道刘仪同的家在哪里吗？”随从不知道他要找刘讷，以为刘臻要回家，便回答说：“知道。”于是带着他离开。已经敲门后，刘臻还没有醒悟，以为到了刘讷家，便坐在马鞍上大声喊：“刘仪同可以出来了！”刘讷的儿子迎到门口，刘臻惊讶地说：“你也来了吗？”那孩子回答说：“这里是我父亲的家。”于是刘臻环顾了很久，才明白过来，呵斥随从说：“你太没有心思了，我是要去刘讷那里啊！”他喜欢吃蚬，因为“蚬”与父亲的名讳同音，便称蚬为“扁螺”；他的疏放不拘，大多类似这样。他精通前、后《汉书》，当时人称他为“《汉书》圣人”。开皇十八年去世。有文集十卷，在世间流传。诸葛颍，字汉，是丹杨建康人。祖父诸葛铨，任梁朝零陵太守；父亲诸葛规，任义阳太守。诸葛颍十八岁时就能写文章，初仕任邵陵王参军事，转任记室。侯景之乱时，逃奔北齐，历任学士、太子舍人。周朝平定北齐后，他没有得到任用，闭门不出十多年。他研习《易经》《图纬》《苍》《雅》《庄》《老》，颇能掌握其中要旨，清正善辩而有俊才。晋王杨广一向听说他的名声，召他任参军事，转任记室。等到杨广成为太子，授任药藏郎。

译隋炀帝即位后，升任著作郎，很受亲近宠幸，可以出入皇帝的卧室。皇帝每次赏赐他私宴，总让他和皇后、嫔妃们同席共榻。诸葛颍趁着这些机会，进谗毁谤他人，因此当时人称他为“冶葛”。后来录用旧日受恩的人，授他朝散大夫。皇帝曾经赏赐诸葛颍一首诗，结尾说：“在长洲苑掌管文翰，在肃成门侍奉讲学；穷究名理，深入考察，纵情讨论英华。实录依靠你来求得公平，流传芳名以引导后代。”皇帝对他的待遇就是如此。随军征讨吐谷浑，加授正议大夫。随从皇帝北巡，在途中去世。诸葛颍性情狭隘急躁，常常与柳{巧言}互相争吵。皇帝多次责备、发怒，他却仍不停止。后来皇帝也逐渐轻视他。有文集二十卷，撰有《銮驾北巡记》三卷、《幸江都道里记》一卷、《洛阳古今记》一卷、《马名录》二卷，都在世间流传。有个儿子叫嘉会。王贞，字孝逸，是梁郡陈留人。年少时聪明敏捷，七岁就喜欢学习，精通《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各类史书和诸子百家著作没有不读的。他善于写文章，不经营产业，常以诵读为乐。开皇初年，汴州刺史樊叔略召他任主簿。后来被举荐为秀才，授任县尉。这不是他的志趣，便以有病为由辞职在家。隋炀帝即位后，齐王杨暕镇守江都，听说他的名声，写信召他前来。到达后，以宾客之礼待他，索要他的文集。王贞献上三十三卷，并写启表陈述谢意。齐王读后非常赞赏，赐给他良马四匹。王贞又献上《江都赋》，齐王赐钱十万贯、良马二匹。不久，他因病势加重返回家乡，死在家中。虞绰，字士裕，是会稽余姚人。父亲孝曾，任陈朝始兴王咨议。虞绰身高八尺，仪表非常伟岸，博学而有俊才，尤其精通草书、隶书。陈朝左卫将军傅縡在世上享有盛名，看到虞绰的辞赋，赞叹欣赏他。虞绰在陈朝做官，历任太学博士、永阳王记室。陈朝灭亡后，晋王杨广召他任学士。大业初年，转任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人撰写《长洲玉镜》等十多部书。虞绰所删改编定的文字，皇帝没有不称赞的，但他的官职最终没有升迁。起初任校书郎，因为是藩王府中的近侍，授宣惠尉，升任著作佐郎。他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在宫禁中当值，以文书才学待诏，皇帝的恩宠眷顾非常优厚。随皇帝征讨辽东时，皇帝驻跸临海，接连看见大鸟，认为奇异，下诏让虞绰作铭文。皇帝看后认为很好，命有关官员刻在海边。因渡过辽水的功劳，授建节尉。虞绰倚仗才华，任性使气，不肯向人低头。著作郎诸葛颍因学业受到皇帝宠幸，虞绰常常轻视侮辱他，因此二人结下嫌隙。皇帝曾向诸葛颍询问虞绰的情况，诸葛颍说：“虞绰是个粗疏的人。”皇帝点头表示认可。当时礼部尚书杨玄感称赞虞绰尊贵傲慢，却谦虚礼待他，与他结交为布衣朋友。虞绰多次跟随杨玄感游玩。他的族人虞世南告诫他说：“皇上生性猜忌，而您又对玄感过分亲厚。如果立即同他绝交，皇帝知道您已经悔改，可以免于罪责；否则最终一定会遭祸。”虞绰不听。不久，有人告发虞绰把宫禁内的兵书借给杨玄感，皇帝对此非常记恨。杨玄感败亡后，他的歌妓和侍妾都被收入宫中，皇帝于是问她们：“玄感平时和哪些人交往？”他的侍妾回答说有虞绰。皇帝命大理卿郑善果彻底追查此事。虞绰说：“我只是羁旅之人，和玄感交游时不过谈论文章、饮酒闲谈，确实没有其他谋划。”皇帝的怒气没有消除，把虞绰迁徙到边地。虞绰到长安后便去世。官吏追捕得很急，于是他秘密渡江，改名换姓，自称吴卓。他游历东阳，到了信安令、天水人辛大德的住所。过了一年多，虞绰因与人争夺田地而打官司，正好有人认出他并告发，最终被官吏捉拿，判处在江都斩首。他所作的辞赋，都在世间流传。辛大德任县令时，诛杀剪除众多盗贼，很得民众和睦拥护。他与虞绰一同被使者捉拿后，他的妻子哭着说：“我每次都劝你不要藏匿学士。今天的事情，难道不令人悲哀吗！”大德笑着说：“我本来是想帮助长者脱身，却被别人告发，这是我的罪过，应当用死来向虞绰谢罪。”恰逢有诏令，死罪犯人可以通过杀敌来证明自己、赎罪。信安的官吏百姓到使者那里叩头说：“辛君是全县百姓性命所系之人，否则信安也不会存在了。”使者便留下他，让他讨伐盗贼。皇帝发怒，杀了那名使者。辛大德因此得以保全。王胄，字承基，是琅邪临沂人。祖父王筠、父亲王祥，都在《南史》中有传。王胄年少时就有超逸的才华，在陈朝做官，历任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陈朝灭亡后，晋王杨广召他任博士。仁寿末年，跟随刘方攻打林邑，因功授帅都督。大业初年，任著作佐郎，因为文才受到隋炀帝的器重。皇帝曾经从东都返回京师，赏赐天下大规模宴饮四天。皇帝作了五言诗，下诏命群臣把写成的诗进呈。皇帝读到王胄的诗，认为很好，于是对侍臣说：“气势高昂、意境深远，应当归于王胄；文辞清丽、体裁润泽，应当数虞世基；意旨缜密、义理新颖，只有庾自直。超过这几人的，还不能称为会作诗。”皇帝所作的诗篇，大多命令王胄续作唱和。王胄与虞绰齐名，志趣相同，友好亲善；当时后辈士人都把二人作为学习的标准。随皇帝征讨辽东，进授朝散大夫。王胄性情疏放率直，不合常规，自恃才华而自我夸耀，对官职不得志。常常意气用事，傲慢凌人，轻视当时的人。诸葛颍嫉妒他，多次向皇帝进谗言，皇帝爱惜他的才华而没有治罪。礼部尚书杨玄感虚心与他交往，多次到他的宅第游玩。杨玄感败亡后，王胄和虞绰一同被迁徙到边地。王胄于是逃亡藏匿，秘密返回江南。被官吏捕获后，因罪被诛杀。他所著的辞赋，大多在世间流传。哥哥王翙，字元恭。博学多才，年轻时就在江南享有盛名。在陈朝做官，历任太子洗马、中舍人。陈朝灭亡后，和王胄一起任学士。隋炀帝即位后，授秘书郎，死于任上。庾自直是颍川人。父亲庾持，《南史》中有传。他年少时喜欢学习，沉静而少有欲望。在陈朝做官，历任豫章王府外兵参军、记室。陈朝灭亡后进入关中，没有得到任用。晋王杨广听说他的名声，召他任学士。大业初年，授著作佐郎。庾自直懂得写文章，尤其擅长五言诗。他性情恭敬谨慎，不随便交游。特别受到皇帝宠爱，皇帝有文章一定先给他看，命他批评指正。自直认为不妥的地方，皇帝总是修改。有时修改两三次，等到自直称赞写得好，然后才发布。他受到皇帝亲近礼遇，就是这样。后来以本官掌管起居舍人的事务。宇文化及发动叛乱时，庾自直跟随他北上，自己坐在露车中，因感愤激动而发病去世。有文集十卷，在世间流传。

译潘徽，字伯彦，是吴郡人。他性情聪敏，年轻时向郑灼学习《礼》，向施公学习《毛诗》，向张冲学习《尚书》，向张讥讲习《庄子》《老子》，都通晓其中的大义。尤其精通前、后、三国三部史书。善于写文章，也能持论。中书令江总召集文士儒者，潘徽一去拜见江总，江总便非常敬重他。潘徽出仕任新蔡王国侍郎，后来被选任客馆令。隋朝派魏澹出使陈朝，陈朝让潘徽负责接待应答。魏澹将要回国复命时，替陈主写启表说：“恭敬地奉承弘大的慈恩，承蒙曲意赐予饯行。”潘徽认为“饯送”说得太重，“敬奉”说得太轻，便退回这篇启表，没有上奏。魏澹说：“《曲礼》说：主人应当敬重客人。《诗经》说：‘想到桑树和梓树，必定恭敬。’《孝经》说：‘在宗庙中表达敬意。’又说：‘不敬重自己的亲人，叫作违背礼法。’孔子敬畏上天的震怒，成汤圣明而敬慎，每天都有进步。宗庙最为重要，上天最为高远，父亲最为尊贵，君主最为显贵，这四者全都同样以‘敬’相待，《五经》中没有不同的说法。不知道把‘敬’说成轻，究竟根据什么？”潘徽反驳说：“刚才所说的‘敬’字，并不是完全认为它轻，只是使用的地方不同，意义有通有别。礼的根本在于敬，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这就像男子举行冠礼后给他取字，注释说：‘表示已经成人，是对他的名表示敬意。’《春秋》中有冀缺，夫妻之间也说彼此相敬。对于子女来说，有尊敬其名的意义；对于丈夫来说，也有尊敬妻子的说法。这难道也可以一概说成是极其高远、极其尊贵吗？至于‘敬谢诸公’，本来就不是尊贵的场合；‘公子敬爱’，只用于宾客朋友之间；‘敬问’‘敬报’，更明显只是相同的客套；‘敬听’‘敬酬’，与贵贱尊卑又有什么关系？应当知道，‘敬’的意义虽然并不轻微，但‘敬’字用在言语中，有时会混杂泛化。如今说‘敬奉’，所以令人产生疑问。我姑且举出一个方面，还不能算深刻的依据。”魏澹无法回答，于是听从他的意见修改了启表。陈朝灭亡后，潘徽任州博士。秦王杨俊听说他的名声，召他任学士。他曾随杨俊入京朝见皇帝。途中，杨俊命潘徽在马上作赋，他走过一个驿站便写成了，篇名为《述恩赋》。杨俊看后认为写得很好。又命他写《万字文》，并派他编撰字书，名为《韵纂》，潘徽为此作序。杨俊去世后，晋王杨广又召他任扬州博士，命他与儒生们编撰《江都集礼》一部，又命潘徽作序。隋炀帝继位后，潘徽与著作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人协助越公杨素编撰《魏书》，恰逢杨素去世，事情便停止了。授任京兆郡博士。杨玄感兄弟很器重他，多次相互往来。杨玄感败亡后，凡是与他有交往的人，大多受到牵连。潘徽因为是杨玄感的旧友，不受皇帝喜欢。有关官员迎合皇帝旨意，把他调出京城任西海郡威定县主簿。他心中非常不平，走到陇头时发病去世。隋朝时还有常得志、尹式、刘善经、祖君彦、孔德绍、刘斌，都有才华和声名，但事迹大多散佚。常得志是京兆人，任隋朝秦王的记室。秦王去世后，他经过秦王旧宅，作了一首五言诗，文辞义理悲壮，深受当时人的推重。又写《兄弟论》，义理也值得称道。尹式是河间人。仁寿年间，官至汉王记室。汉王起兵抗拒朝廷时，尹式自杀。他的族人正卿、彦卿也都有俊才，名声显扬于世。刘善经是河间人。历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有《酬德传》三十卷、《诸刘谱》三十卷、《四声指归》一卷，在世间流传。祖君彦的事迹，见于他父亲祖珽的传记。孔德绍是会稽人。有清俊的才华，官至京城县丞。窦建德任命他为中书令，专门掌管文书和檄文。窦建德败亡后，孔德绍也伏法被杀。刘斌是南阳人。祖父刘之遴，《南史》中有传。刘斌很有文才，官至信都司功书佐。窦建德任命他为中书舍人。窦建德败亡后，他又任刘黑闼的中书侍郎。后来与刘黑闼一起逃亡归附突厥，不知最终结局。史臣评论说：古人所看重的名声能够永垂不朽，大概是因为重视言论，而言论仍然存在。王褒、庾信、颜之推、虞世基、柳{巧言}、许善心、明克让、刘臻、王贞、虞绰、王胄等人，都极享有南方的声誉和声望，又加上才华名声，他们获得尊贵显达，本来就是应该的。其余的人，有的官位低下、身份卑微，平常又怎么能够自行显达呢？等到他们握有如灵蛇般可珍视的才华，像天纲一样的文网全部张开，把他们编入缃素典籍，都贯穿在文辞之林中。即使他们的官位可以低下，身体可以被杀，千年以后，尊贵与卑贱也归于一律。若不是凭借这条道路，谁说能够达到这种境地？天下所有读书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北史》卷八十四。列传第七十二：孝行。长孙虑、乞伏保、孙益德、董洛生、杨引、阎元明、吴悉达、王续生、李显达、仓跋、张升、王崇、郭文恭、荆可、秦族、皇甫遐、张元；王颁的弟弟王頍；杨庆、田翼、纽因、刘仕俊、翟普林、华秋、徐孝肃。《孝经》说：“孝，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义理、人的行为准则。”《论语》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吧！”《吕氏春秋》说：“孝，是三皇五帝最根本的职责，是统摄万事的纲纪。掌握这一种方法，百种善行就会到来，百种邪恶就会离去，天下就会顺从，大概只有孝吧！”这样看来，孝这种德行极其高尚，它作为道路极其深远，对人的教化也极其深刻。因此，圣明的帝王把孝行施行于天下，就能使自己的德行与天地相合，使自己的光明与日月齐等；诸侯、卿、大夫把孝行施行于国家，就能永远保全宗庙社稷，长久守住俸禄爵位；平民男女把孝行施行于乡里，就能在当代播扬美好的功业，在千年之后传扬美好的名声。因此尧、舜、汤、武处于帝王之位，彰明最高的德行来敦厚风俗；孔子、墨子、荀子、孟子禀具圣贤的资质，弘扬正道来激励习俗。考察他们成功的由来，不过就在于此罢了。然而淳厚的本源已经过去，浇薄的风气越来越盛，礼义没有树立，廉洁谦让也无人修养。至于手执银印金印、位列钟鸣鼎食之家、站立在朝廷之中的人，并不只有一个家族；积聚龟甲贝币、充实仓廪、居住在乡里巷陌中的人，也不只有一家。他们在爱护和敬重亲人的方面，却还没有做到完备；在哀痛思念的节制方面，也很少有人能够恰到好处。这就是诗人之所以思念戴素冠之人的原因，也是孔门之所以责备穿着锦衣的人之处。况且，活着时尽力奉养父母，死后把哀痛思念做到极致，事迹虽然多种多样，内心却是一致的。至于诚意感动泉中的鱼、感通鸟兽，事情超出常理，这实在是罕见的。至于冬天为父母暖床、夏天为父母扇席，灌溉树木、背土培墓，如果把这些事加诸常人，世俗必定会认为是过分。这本来就是仁人君子所要感叹的，也是贤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辅应当放在心上的。如果能够彰明教化来挽救弊病，以优厚的爵位赏赐来勉励他们的心志，以积存的诚恳来诱导他们进步，再经过岁月来求得最终成效，那么今天所谓少见的孝行，就可以变多；古人所谓困难的孝行，就可以变得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