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二十八

译韩兴宗的儿子韩子熙，字元雍。年轻时便自我修养整饬，很有学识，任清河王元怿的郎中令。起初，子熙的父亲把爵位让给弟弟韩显宗，韩显宗没有接受；子熙成全父亲一向的心愿，最终也没有承袭爵位。等韩显宗去世后，子熙另外蒙受赐爵，于是又把原先的爵位让给弟弟韩仲穆。兄弟之间友爱到了这种程度。母亲去世后，服丧合乎礼制。子熙受到元怿的宠信，于是暂时空缺官位，等他服丧完毕后，又重新任用他。元叉害死元怿后，元怿长久不能下葬。子熙为此忧愁憔悴，隐居田野。他常说，如果王不能恢复封号，就应当依礼迁葬；自己发誓终身不再做官。后来灵太后重新执政，任元叉为尚书令，解除他兼领军职。子熙与元怿的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宾客张子慎一起伏在宫阙前上书，为元怿申理冤屈，极力指责元叉、刘腾诬陷欺罔。奏书上报后，灵太后认为他有义，于是召用子熙为中书舍人。后来剖开刘腾的棺材，赐元叉死罪。不久，子熙参与修撰国史。建义初年，兼任黄门侍郎，不久转为正式任职。韩子熙清白自守，不与人交往应酬。他又从小失去父亲，由叔父韩显宗抚养。等韩显宗去世时，显宗的儿子韩伯华还很年幼，韩子熙爱护友爱他，胜过同胞兄弟。韩伯华长大后仍与他共同居住，车马财物都随韩伯华的用度支出，从未在言语神色间表现出来。韩子熙又上书请求给韩伯华授予官阶，于是任命韩伯华为东太原太守。韩伯华在郡任职时，被刺史元弼侮辱，韩子熙便哭着向朝廷申诉。明帝下诏派人调查核实，元弼于是受到严厉的诘问责备。尔朱荣擒获葛荣后，将他押送到京城。庄帝想当面斥责葛荣，韩子熙认为葛荣既是元凶，自知必死，恐怕会出言不逊，不应召见他。尔朱荣听说后大怒，请求治韩子熙的罪。庄帝宽恕了他，没有责罚。邢杲起兵叛乱后，庄帝下诏派韩子熙前去慰劳。邢杲诈降，韩子熙相信了他。走到乐陵时，邢杲再次反叛，韩子熙返回。因这件事被交给廷尉审理，判处死刑，后来免死，罢免官职。孝武帝初年，兼任著作，因奉行册命有功，封历城县子。天平初年，任侍读，任国子祭酒。韩子熙生活俭朴，安于贫困，常常喜好退隐清静。迁都邺城之初，各部门都配给兵力，当时认为祭酒事务清闲，只给他两名士兵。有人让他上奏请求增加兵力，韩子熙说：‘朝廷自己不给祭酒兵力，关我韩子熙什么事？’议论此事的人都很推重他。元象年间，加授卫大将军。在此以前，韩子熙与弟弟韩显宗都娶王氏为妻，她们是姑母的女儿，王氏生了两个儿子。韩子熙尚未成婚，后来却与寡妇李氏私通结合，生了三个儿子。王氏和李氏关系不和，轮流互相告发。韩子熙因此惭愧怨恨，终于因忧愤发病。去世时，他留下遗言，告诫不要请求追赠谥号，但他的儿子不能遵守，最终还是去请托求官。武定初年，追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韩兴宗的弟弟韩显宗，字茂亲。性情刚直，能够当面折服众人、在朝廷上直言规谏，也有才学。僧人法抚在三齐一带以聪明颖悟著称。法抚曾与韩显宗一起校试，抄下百余人的姓名，每人只读一遍，随后便让他复述呼叫；法抚还会有一两处错误，韩显宗却完全没有差错。法抚感叹说：‘贫道一生以来，只有对韩郎真正佩服。’ 太和初年，韩显宗被举为秀才，对策列入甲科，任著作佐郎。后来兼任中书侍郎。迁都确定之后，韩显宗上书说：第一条：臣听说，皇帝车驾今年夏天如果不巡行三齐，就将临幸中山。臣私下认为这不是好办法。为什么呢？如今徭役应当尽早停止，洛京应当尽快建成。节省费用，徭役就可以减少；集中力量施工，洛京就容易建成。希望陛下早日返回北方旧都，以节省各州供应帐幕和物资的费用。这样南方各州可以免除繁杂徭役的困扰，北都也可停止百姓流离析居的叹息；洛京可以按时建成，迁居的人也都能像回到家乡一样安然。第二条：自古圣明的帝王必定把俭朴节约当作美德，昏乱的君主必定因奢侈给国家留下祸患。臣仰想先朝历代，都降低宫室规模，把力量用在经营治理上，所以能够使国家根基扩大，帝业和国运兴隆长久。如今洛阳的宫室基址，是魏明帝所营建的，已经受到前代讥讽。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对它再减省、再减省。近来北都富裕人家竞相以住宅豪华为荣，如今趁迁都之机，应当重申禁令，使贵贱各有规制，不得逾越制度。应当端正、拓宽街道，疏通便利的沟渠，使寺院和官署彼此有别，士人和庶民分开居住，永远留下可供百世遵循、不可更改的规范。第三条：臣听说皇帝车驾返回洛阳时，只带几千名骑兵，臣认为陛下这样做很不妥。富贵人家的子弟尚且坐在高堂上，不靠近屋檐下，以防意外，何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的皇帝呢？即使清理道路后出行，尚且担心车轴折断等意外，何况要跋涉山河，怎么能不再三思考呢？第四条：臣私下想，陛下耳听佛法，眼看经籍，口中应对百官，心里思虑万机，太阳偏西才吃饭，半夜才就寝。加上孝思极其深厚，随着时间推移更加深切；文章著述的事业，也天天写成篇卷。虽然凭借陛下的圣明，这些事务未必会让您感到劳苦，但这并不是节省精神、保养性情、使无边国运长久昌盛的办法。庄周说过：‘人的形体有所凭借，而智慧却没有止境；用有止境的形体去役使无止境的智慧，就危险了。’这正是愚臣所感到不安的地方。孝文帝很接受他的意见。韩显宗又上言说：前代选取人才，必先端正名分，所以有贤良方正的称号。如今州郡举荐考察人才，徒有秀才、孝廉的名声，却没有秀才、孝廉的实际。朝廷却只考察他们的门第声望，不再弹劾治罪。这样的话，还不如另设按门第声望贡举的名目来叙用士人，何必假借秀才、孝廉的名义呢？门第声望只是父祖遗留下来的功业，对皇家又有什么益处？对当世有益的，只有贤能的人才罢了。如果确有才干，即使是屠夫、渔夫、奴仆、俘虏这样的卑贱之人，圣明的皇帝也不会以任他为臣为耻；如果没有才干，即使是三位后妃的后代，也会自己沦为皂隶。有人议论说：如今世上没有奇异杰出的人才，不如按门第取士。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难道因为世上没有周公、召公，就废掉宰相而不设置吗？只应考察那些有一点长处、一点才干的人，先加以叙用，那么贤能之才就不会被遗漏了。他又说：帝王之所以居于尊位统治臣下，凭借的是威势；百姓之所以改掉恶行、追随善行，凭借的是法令。因此凡有国家和家族，必定以刑法治理，百姓的生死命运也系于此。有罪必罚，处罚又与罪行相当，那么即使只是使用捶打这样的轻刑，人们也没有谁敢犯法。法令制定了却不执行，使人能够侥幸逃脱，那么即使使用夷三族这样的重刑，也不足以使人肃然畏惧。太和以来，很少有人因盗窃被判弃市，远近都因此肃清。由此说来，制止奸邪在于防范检查，不在于严刑峻法。如今州郡牧守为了求得当时的名声，动辄施行一概严厉的法令；台阁百官也都把深文酷法当作无私，把仁慈宽恕看成包庇盗贼。彼此互相勉励苛酷，终于形成了风气。陛下居于深宫之内，把百姓看作赤子；百官分别掌管万事的要害，却把下属当作仇敌。这样一来，尧、舜般的仁君只有一个，而桀、纣般的暴君却有成百上千，和谐之气不能到来，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应当敕令告诫百官，以仁惠对待天下百姓的性命。

译他又说：从前周王被犬戎驱逐，向东迁到河洛地区，镐京仍称为宗周，是为了保存根本。光武帝虽然号称中兴，实际上也是重新创业，西京仍设置京尹，并没有废掉旧制。如今陛下光大隆盛先世功业，迁居中原，考察古制、恢复礼法，在这方面最为盛大。按照《春秋》的义理，有宗庙的称为都，没有宗庙的称为邑，这是不可更改的典制。何况北代之地，宗庙在那里，山陵托葬在那里，王业的根基在那里，圣上的先祖遗体也安葬在那里；它作为神圣的故乡和有福之地，意义实在深远。如今却把它等同于普通郡国，臣私下感到不安。臣愚昧地认为，代京应当建立京畿、设置尹官，一如旧例，以尊崇根本、重视旧地，使万世都受到光耀。他又说：臣看到洛京的制度，居民按照官位相互编排，而不按族类居住。然而官位并不是恒常不变的，有人早晨还享受朝廷荣耀，晚上便衰败失势，于是士大夫竟沦落到奴仆居住的地方，奴婢反而显贵于富足之乡，事物颠倒，有时竟到了这种地步。古代圣王一定让士、农、工、商四类人分别居住，是希望他们职业安定、志向专一。职业安定就不虚伪，志向专一就不放荡；所以耳目所接触的事物日久便自然学会，不必督促就能成就；父兄的教导也不必严厉便能成功。臣仰想太祖道武皇帝，创建基业、拨乱反正，每天都忙得无暇顾及其他，尚且还区别士人和庶民，不让他们混杂居住，工匠、屠户、商贩也各有居处。只是没有设置科条禁令，买卖任凭人情，贵价贩卖、低价交换，结果错杂混居。假如一处有人弹筝吹笛、缓舞长歌，另一处有严厉老师苦心训诫、诵读《诗经》讲解《礼经》，宣布让儿童任意选择，那么奔向歌舞场所的有成千上万，前往学校的却一个也没有。这正是工匠伎乐不应杂居、士人不应与他们混处的明证。所以孔子说乡里有仁德才美好，孟母弘扬三次迁居的教诲；贤人圣人的教导，对此看得如此重要。如今让工匠伎乐之家学习士人的风俗礼仪，即使一百年也难以形成；让士人家的儿童模仿工匠伎乐之人的姿态神情，却一天就能学会。让士人同处居住，礼教就容易兴起；让工匠伎乐之人杂居，风俗就难以改变。朝廷每次选举士人，都要考察他们的一次婚姻、一次任官，把这些作为升降依据，何等细密！至于工匠伎乐之人的仕途，却允许他们与富贵华族相互接近、门户相连，何等疏略！如今考察古制、建立纲常，使都城居于天下中央，凡是迁居的人家，所住的都是公家土地。区别工匠伎乐之人，只需一句话，有什么可疑虑的，却要因此损害盛大的美政吗？他又说：自从南方伪朝相继承袭以来，私自占有淮北之地，想擅自取得中华的名号，并且借此招诱边地百姓，所以设置了许多寄治于外地的中州郡县。自从皇帝的教化传到南方，仍然沿袭而不改，凡是重叠的地名，数量非常多，这不是用来划分疆域、区别人物的办法，真正需要做的是正名。臣愚昧地认为，可以依照地理旧名，一律加以整治改革，小的郡县合并，大的郡县分置。至于中州郡县，从前因为户数少而合并裁省，如今人口已经增多，也可以恢复旧制。统治人民的人，应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不能有所偏私。所以仓库储存粮食，是为了等待水旱灾害、供应军国需要；至于有功有德的人，才加以赏赐。到了后世，却把厚重赏赐当作宠爱，赏赐没有限度。近来这种做法也太过分了。朝中的贵人，所得俸禄已经不少，土地根本穿着绮罗，仆妾吃着精美肉食，却又厚加赏赐，动辄以千计。如果把这些赏赐分给鳏寡之人，实际救济的就多了。如果不改过革除，难道不是违背‘救济急需者而不继续增加富人的财富’这句话吗？他又说：各处值宿、在宫内当值的人员，应当让武官学习弓箭，让文官诵读经传。不要让他们修整赌博器具，以养成轻薄狎昵的仪态，徒然损害朝廷礼仪，对实际事务没有益处。像这一类事情，都应当一律禁止。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好。孝文帝曾对韩显宗和程灵虬说：‘著作的职责，是掌管国史。你们的文章，朕自己完全了解；中书省官员的品评，你们也听说过。如果要拿你们与古人相比，班固、司马迁一类人，确实相差很远。如果在当代求取文学才能，你们应当推崇崔孝伯。’又对韩显宗说：‘考察你的才能，可以列在中等。’对程灵虬说：‘你和显宗相比，还是有差别，可以列在下上等。’韩显宗说：‘臣的才学浅薄，比起崔光来，陛下这样评价已经是过分优厚了。然而臣私下认为，陛下看重古人而轻视今人。从前扬雄撰写《太玄经》，当时还不免被人讥笑为只能拿来盖酒瓮；两百年以后，却超过了诸子。如今臣所撰写的东西，虽然不足以光大记述帝王功业，但万世之后，仰观祖宗巍巍的功业，上看陛下明盛的德行，又怎么会比不上《唐典》中所称的钦明、《虞书》中所称的慎徽呢？’皇帝说：‘假使朕无愧于虞舜，你又怎么能比得上尧的臣子呢？’韩显宗说：‘陛下与尧、舜齐名，公卿难道不是二八之臣一类的人吗？’皇帝说：‘你担任著作，只能说是奉行职守，还不是优秀的史官。’韩显宗说：‘臣幸逢圣明时代，秉笔直书而无所畏惧，又不接受金钱，能够安睡饱食，这已经胜过司马迁、班固了。’ 皇帝听了讥笑他。后来韩显宗与员外郎崔逸等人共同参与制定朝廷礼仪。皇帝曾下诏对各位官员说：‘近代以来，官位高低和出身，常常有固定的等级。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你们却又认为不可以，应当加以比较衡量。’李冲说：‘臣不明白，上古以来设置官职、排列位次，究竟是为了给富贵子弟安排位置，还是为了增益政务、辅助时局？’皇帝说：‘都是为了任用人才。’李冲说：‘如果是为了任用人才，陛下今天为什么专门推崇门第品级，却没有发布破格选拔人才的诏令？’皇帝说：‘如果有超出常人的技能，不必担心没人知道。但君子之家，即使没有适合当世的才能，也总是德行纯厚笃实，朕因此任用他们。’李冲说：‘傅岩、吕望，难道可以凭门第被举荐吗？’皇帝说：‘像这样能够济世的人很少，隔很长时代才有一两个。’李冲对各位卿士说：‘我刚才想请求救助各位贤才。’秘书令李彪说：‘军队人数少，不足以作为援助；但臣心里有话，怎敢不在圣明之日全部说出？陛下如果专门依据地望门第，难道不知鲁国三卿和四科弟子谁更优吗？’皇帝说：‘这就像刚才解释的那样。’韩显宗进言说：‘陛下光大洛邑，百种礼制焕然一新，国家兴衰，就取决于这一次选任。且只从国事来说，不知道中秘监、秘书令的儿子是否必定能做秘书郎？近来担任监、令的官员，他们的儿子难道都可以做秘书郎吗？’ 皇帝说：‘你为什么不谈论当世那些出身富贵的人担任监、令呢？’韩显宗说：‘陛下认为事物不能一概类推，就不应让贵人因为贵族身份而承袭显贵，也不应让卑贱之人世代承袭卑贱。’皇帝说：‘如果有高明卓越、才干出众的人，朕也不拘泥于这个惯例。’后来韩显宗任本州中正。

译孝文帝二十一年，皇帝车驾南征，任韩显宗为右军府长史、统军。军队驻扎在赭阳时，齐军戍主成公期派军主胡松、高法援等人，并引导蛮族贼兵前来攻打军营。韩显宗迎战，斩下高法援的首级。韩显宗到达新野，皇帝说：‘为什么不写露布？’韩显宗说：‘臣近来见镇南将军王肃俘获两三个贼人、得到几匹驴马，都写成露布。臣在东观时，私下常常讥笑这种做法。近来臣虽然仰仗陛下威灵，得以击败敌虏，但兵少力弱，俘获斩杀的不多。如果又高高举起长幅白绢，虚夸战功，明知那样做不对却仍然仿效，罪过就更大了。所以臣收起笔墨、卷好绢帛，只解送上奏而已。’皇帝笑说：‘像你这样的功勋，确实应当立社封侯；等赭阳平定后，再核查功劳相应酬赏。’新野平定后，任韩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元嘉的谘议参军。韩显宗上表，颇为自夸功劳，诉说此前征战的功绩。诏书说：‘韩显宗进退没有规矩，损害了我的清正风气，交给尚书查究列举罪状上报。’兼尚书张彝奏请免去韩显宗的官职。诏令让他以平民身份代理谘议职务，给他机会以后的表现。韩显宗既然失意，遇到使者前往洛阳，便写五言诗赠给御史中尉李彪，以抒发郁愤。二十三年去世。韩显宗撰写冯氏《燕志》和《孝友传》，各十卷。景明初年，追论他在赭阳的功劳，赐爵章武男。儿子韩伯华承袭爵位。程骏字驎驹，本是广平曲安人。六世祖程良，任晋朝都水使者，因犯罪被流放到凉州。祖父程肇，是吕光部的尚书。程骏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服丧时以孝顺著称。他拜刘延明为师，天性机敏好学，昼夜不知疲倦。刘延明对门人说：‘能够举一隅而推知其余三隅的人，这个孩子差不多就是这样。’程骏对刘延明说：‘如今研习名教的儒者，都认为老子、庄子的言论虚妄荒诞，不切合实际要务，不能用来治理世事。臣却不这样认为。老子著述抱守一的道理，庄子阐明人的本性的宗旨，像这样的学说，可以说是最为顺达的。人如果违背统一的根本，就会产生烦扰和虚伪；如果损伤本性，就会丧失冲和纯真的本质。’刘延明说：‘你的年纪还小，说话却像老成人一样，真好啊！’从此他的声誉更加广泛传播。沮渠牧犍提拔他为东宫侍讲。太延五年，凉州平定，程骏迁居京师。受到司徒崔浩的赏识。文成帝即位，任著作郎。皇兴年间，任高密太守。尚书李敷上奏说程骏确实有修史才能，正要让他秉笔直书，请求留用他。奏书上报后，朝廷同意了。献文帝多次召程骏来谈论《易经》《老子》的义理，回头对群臣说：‘我与这个人交谈，思想大为开阔舒畅。’问程骏年龄，他回答说：‘六十一岁。’皇帝说：‘从前姜太公年老才遇到周文王，如今你遇到朕，难道不是很早吗？’程骏说：‘臣虽然才干比不上吕望，陛下的尊贵却超过西伯。希望上天再借给臣一些年岁，让臣竭尽《六韬》那样的功效。’ 延兴末年，高丽王高琏请求把女儿送入宫中，朝廷让程骏假散骑常侍、赐爵安丰男、持节前往高丽迎接公主。程骏到达平壤城。有人劝高琏说：‘魏国过去与燕国通婚，后来却讨伐燕国，是因为使者把燕国的地形险易都了解清楚了。如今如果送女儿去，恐怕会与冯氏的遭遇没有不同。’高琏于是谎称女儿已经去世。程骏与高琏往返交涉了一年，依据义理责备高琏。高琏无法忍受他的愤怒指责，于是断绝程骏随从的酒食，想逼迫侮辱程骏，但因有所忌惮而不敢杀害他。恰逢献文帝驾崩，程骏才返回。任秘书令。起初，迁移神主到太庙时，有关官员上奏说：按照旧例，太庙中任职办事的官员通常都赐爵，如今应当依照旧例办理。诏令百官评议，群臣都认为应当依照旧例。唯独程骏认为不可以，上表说：‘臣听说名号和爵位是帝王所珍视的，山河疆土是天下最重要的，所以汉高祖有约定，不是有功不能封侯。从未听说参与宗庙事务，却可以因为疆土而获得赏赐。即使是帝王制定的制度，也不能彼此沿袭照搬。何况一时的恩泽，哪里足以作为长久世代的准则呢？’奏书上报后，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文明太后对群臣说：‘进言论事，本来就应当正直并以古典为准，怎么可以依附一时的旧例呢？’赐给程骏一套衣服、帛二百匹。又下诏说：‘程骏历任官职都清廉谨慎，进言论事常常合乎我的心意。他家门没有夹带财货来求见的宾客，家中却有怀抱道义的士人。可以再赐帛六百匹，以表彰他的俭朴德行。’程骏把这些赏赐全部分给了亲友故旧。程骏性情耿介正直，不争逐当时的荣华。太和九年正月，病情危重，留下遗命说：‘我活着时尚且崇尚俭朴节约，怎么可以死后反而办理奢侈厚重的丧事呢？从前王孙主张裸葬，是有所感触才这样做；士安用粗竹席裹葬，也颇有矫正风俗、激励世人的意味。可以用当时的衣服入殓，随葬明器依照古制。’起初程骏病重时，孝文帝、文明太后派使者轮番询问他的病情，命侍御师徐謇为他诊察，又赐给汤药。临终时，诏令任他的幼子程公称为中散，侄子程灵虬为著作佐郎。去世后，孝文帝、文明太后都为他悲伤惋惜。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套、帛三百匹，追赠兖州刺史、曲安侯，谥号为‘宪’。他所作文章，另有文集收录。李彪字道固，是顿丘卫国人，这个名字是孝文帝赐给他的。他家境寒微，幼年丧父，贫困却有大志，喜好学习而不知疲倦。起初向长乐监伯阳学习，伯阳称赞他的才华。后来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人准备隐居名山，没有成功便停止了。高悦的哥哥高闾博学多才，家中藏书丰富，李彪于是到高悦家亲手抄写、口诵记忆，连睡觉吃饭都顾不上。不久返回乡里。平原王陆睿将近二十岁，向来有志于学业。他娶东徐州刺史、博陵人崔鉴的女儿为妻，途经冀州、相州时，听说李彪的名声便前去拜访。他按照师友之礼对待李彪，称誉之声于是传遍州郡。李彪被举为孝廉，到了京城，陆睿让他住在家中并向他求学。高闾向朝廷贵人称赞李彪，李冲以深厚礼遇待他，李彪也深深依附于他们。孝文帝初年，任李彪为中书教学博士。后来假散骑常侍、卫国子，出使齐国。升任秘书丞，参与著作事务。自成帝以来直到太和年间，崔浩、高允撰述国史，按编年体编排叙录，采用《春秋》的体例，但遗漏了当时的许多事情。李彪与秘书令高祐开始上奏，请求依照司马迁、班固的体例，创设纪、传、表、志等类别。李彪又上表陈述七条密封奏事，说：

译古代圣哲君王制定制度，从天子到公卿，下至守门击梆的差役，他们的宫室、车马和服饰，各有等级品秩。地位低的不能僭越地位高的，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这样，上下秩序就能井然，人的志向也能安定。如今世俗浮华彼此竞逐，人的心志没有恒常的操守；大到损耗功力的物品，巨大的劳民费力之事，难道不是荒谬吗？所谓损耗功力，就是锦绣和雕饰文采；所谓劳费人力，就是广宅高屋、宏伟的形制和华丽的装饰。这些妨碍男子务农、损害女子纺织的事情，哪里说得尽呢！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当今王政中值得长叹的事情有六件，这就是其中之一。上位者喜好的事情，下面的人一定会跟从。所以越王喜好勇武，士人多轻视死亡；楚王喜好腰身纤瘦，国内便有挨饿的人。如今二位圣君亲自实行俭朴，诏令又十分恳切，可百姓的奢侈风气仍未改变，难道楚、越之人容易像那样改变，而大魏的士人却如此难以教化吗？这大概是因为朝廷的制度没有公布，人民没有看到圣德的作用，才会这样。臣愚昧地认为，住宅、车马和服饰，从百官以下直到庶人，都应按各自等级制定制度，使尊贵者不压迫卑贱者，卑下者不僭越高贵者，不能为了满足奢侈的欲望而违背经典。第二条说：《易经》说：“主持宗庙祭器的人，没有比嫡长子更合适的。”《左传》说：“太子奉献宗庙嫡长子所供的祭品。”既然祭祀没有主持者，宗庙就无人享用祭品；嫡长子被废，帝位就无人承传。圣贤知道这一点，所以留下训诫，把它作为长久传世的法则。从前姬姓周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大力尊崇儒术来教导世代嫡长子。嫡长子因此养成美德，用以大大协调百姓。由此周朝统治百姓，延续祭祀八百年。到了嬴氏在秦国称王，却不用正道教导他的嫡长子，嫡长子于是养成凶恶的品德，肆意暴虐地统治百姓。因此享国不长，传到二世就灭亡了。国家灭亡或兴盛，关键在于师傅的教导。所以《礼记》说：“嫡长子出生，就依礼举行仪式，让士人背着他，有司整肃仪容、端正冠冕，在南郊拜见上天。”这是说明嫡长子的尊重，必须让上天知晓。“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走”，这是说明孝敬的道理。然而古代太子，从还是婴儿时就已经施行教育了。这是远古时代可以借鉴的镜子。高宗文成皇帝感慨自己年少时师傅没有勤勉教导，曾对群臣说：“朕开始学习时，年纪还很小，心思不能专一。等到亲理万机，就没有空闲温习。现在想来，难道只是我的过错，还是师傅没有尽到勤勉之责呢？” 尚书李▯摘下帽子谢罪。这是近来的可鉴之事。臣恭敬地想，太皇太后辅佐高宗，教导成就显祖，使其巍巍功业远超前代君王。陛下幼年蒙受抚养教诲，圣明恭敬的品德日益提高；等到太子出生，又亲自抚养训诫，每日省察、每月考课，实在费尽心思。如今确实应当依照古制设置师傅，来教诏辅导太子。教导端正，太子就端正；太子端正，皇家就有福；皇家有福，天下百姓就大幸了。第三条说：《礼记》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粮，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光武帝时，因为一亩田没有收成，罪责便追究到州牧、郡守。圣人忧虑世事、重视粮食，像那样恳切；贤明君主体恤百姓、劝勉农耕，也像这样急切。近年山东发生饥荒，去年京师收成不好，内外百姓纷纷离开本地到丰收之地谋生。既然废弃了营田产业，百姓疲困更加严重；而且对国家体制来说，也确实造成了空虚损耗。如果预先多积蓄粮食，安定地供应百姓，哪里会驱赶督促老弱，去千里之外糊口？以今天相比古代，实在令人恐惧。臣认为，应当从州郡常调中分出九分之二，再从京都度支每年用度的剩余中拨出一部分，各自设立官署。年成丰收时买入粮食，积存在仓库；时逢歉收，就在原价上增加二成，卖给百姓。这样，百姓必然会耕种田地来购买官府的绢，又会努力储蓄财物来换取官粮。丰年便经常积蓄，凶年便按原价供给。另设农官，从州郡户数中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屯田户。考察水陆地形是否适宜，核定田地顷亩数，用没收赃物、赎罪杂物和剩余财物买牛，按数发给他们，让他们尽力耕作。每个成年男子的田地，每年要求缴纳六十斛粮食，同时核定其正税，并征发戍守等杂役。实行这两件事，几年之内粮食就会积蓄起来，百姓也会富足，即使遇到灾害也不会受害。臣又听说，前代贤明君王都致力于安抚远方之人，礼遇贤才，起用被埋没的人。所以汉高祖经过赵地时，访求乐毅的后代；晋武帝平定天下后，表彰吴、蜀的贤俊。臣认为，应当在黄河以南七州的人中选拔世家才俊，召他们到朝廷来，按照中州官员的等级，根据才能排列任用。这样，一可以扩大圣朝平等对待新旧臣民的意义，二可以安抚江、汉地区归附有道之国的心情。第四条说：汉代制度，过去规定审判重罪、上报死刑案件，要到冬季最后一个月；到孝章帝时改为十月结束，以养育三微。后来发生旱灾，议论者认为没有在十月结束审判，阴气衰微，阳气外泄，因此导致旱灾，事情便交给公卿讨论。尚书陈宠说：“冬至时阳气开始萌动，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等植物应时生长，周朝把它作为春季。十二月阳气向上贯通，雉鸣鸡孵，殷朝把它作为春季。十三月阳气已经到达，蛰虫都开始震动，夏朝把它作为春季。三微由此形成并显著起来，以贯通三统。在三统所定的春季月份断狱流血，就是不体察上天的心意。”章帝认为他说得对，最终仍在十月结束审判。如今京都和四方审判重罪、上报死刑案件，常常一直拖到冬季最后一个月，不推究三正以养育三微。宽赦怜悯之情，每每超过过去，但遵守这些法典制度的地方，仍然有所缺失。如今难道不应当以此帮助阳气生发，施行敬奉微阳的仁德吗？实在应该远取法于周代典章，近采纳汉代制度，天下审判死罪从初秋开始，到孟冬结束。不要在三统所定的春季施行斩首、绞杀之刑。这样，道理就能协调阴阳幽显，仁德也能流传给后代了。第五条说：古代大臣有因不廉洁而被废黜的，不直接说他不廉洁，而说“簠簋不饰”，即祭器不整洁。这是君主礼遇重臣、不明说其过错的做法。大臣如果犯有重大过失，就戴白帽、系赤色毛缨，端着盛水的盘子，身带宝剑，到宫室请求赐死；这是臣下知道自己有罪、不敢逃避刑罚的做法。圣朝礼遇大臣，礼制尊崇古典。自太和年间以来，有罪应当处死的，多数可以回到家中自尽。遣送他们时，皇帝深深流露出怜悯之情，言语一出便凄然落泪，百官没有不看见的，四海没有不知道的，确实足以感动将死之人的内心，安慰亲属的悲痛。然而这种恩德发自内心，却没有形成永远遵行的制度，这正是臣这个愚昧之人敢于陈述浅见的原因。

译从前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周勃被逮捕关进长安监狱，受到的侮辱与奴仆相同。贾谊于是上书，极力陈述君臣之间的道义，认为不应这样对待。所谓尊重贵臣，就是天子为他改变容色，以礼相待；官吏也都为他俯伏行礼，表示尊敬。贵臣有罪过，可以罢免他，也可以赐他自尽；但若把他捆绑起来，交给司寇，鞭打他，让小吏辱骂他，恐怕不是让百姓看见的做法。到了将要行刑时，大臣应面向北拜两拜，然后跪下自尽。天子说：“你大夫自己有过错罢了，但我对待你已经合乎礼制。朕不会让别人压制你而对你行刑。”孝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后大臣有罪，都会自杀而不接受刑罚。到孝武帝时，才渐渐恢复把大臣关进监狱。这实在是因为孝文帝当时实行了这种做法，却没有制定成永久制度。如今天下有道，正是平民百姓不议论朝政的时候，难道还可以向朝廷陈述我的愚昧之言吗？只是担心万世以后，继承帝位的君主会做出像汉武帝那样的事情。怎么能只在当时施行恩典，而不制定可以长久遵守的制度呢？” 第六条说：《孝经》说，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出于天性，因为他们本是一体、同一血气，应当共同承担而不能彼此疏离。至于父子有罪而互不牵连，这是君主厚重的恩德。但有些无情之人，父兄被关进监狱，子弟脸上却没有悲痛惊惧之色；子弟受刑，父兄也没有惭愧羞惧的表情。他们照样安享宴饮，保有荣耀职位，照样交游往来，军马仍然华美，衣冠仍然修饰。这难道是同体同气、共同分担忧患和悲痛的道理吗？臣愚昧地认为，父兄犯罪，应令子弟穿素服、袒露上身，到宫阙请求治罪；子弟获罪，应令父兄露板上书认罪，请求解除其所任官职。如果职务确实不可无人，不宜准许离职，就应加以慰勉，留下任职。这样足以敦促和激励浅薄之人，使人知道有所羞耻。第七条说：《礼记》说：大臣家中有重大丧事，君主三年不登门召见。这是圣人顺应人情制定礼制，使孝子的感情得到充分表达。周朝末年衰败，丧礼逐渐废弛，所以《要纟至》以从军服丧为讽刺，《素冠》也成为刺诗。到了暴虐的秦朝，丧礼几乎全被泯灭。汉朝初年，军务频繁，不能遵循古制。到宣帝时，凡应当从军屯田的人，若遭遇祖父母或父母去世，在未满三个月以前，都不服徭役。至于朝廷大臣的丧制，尚无明确规定可考。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有重大丧忧，才开始可以离职服满丧服。到了魏武帝以及孙吴、刘蜀的时代，天天寻求战争，前代的礼制又废弃不行。晋朝时，鸿胪郑默父母去世，坚持请求服满丧服，晋武帝被他的孝心诚意感动，于是制定法令作为常制。圣魏初年，拨乱反正，还来不及建立服满丧期的制度。如今四方没有忧患，百姓安逸，正是孝慈之道普遍推行、礼教兴盛的时候。然而臣愚昧的心中，仍有未尽之意。臣看到朝廷大臣遭逢父母大丧，假期一满便赴任，穿着锦衣，乘坐轩车，参加宗庙祭祀；身佩鸣玉、垂着缨带，参加节庆宴会。这损害了为人子女的道义，违背天地间的常理。臣认为，凡遭逢父母丧事的人，都应准许服满丧期。如果因此无人任职而造成官署空缺，就应下达优厚诏旨加以慰问，起用他们临时处理政事。但只让他们总理所属事务，办理文书出纳、陈奏等事罢了；国家的吉庆活动，一律不许参加。至于军务警报，可以穿着黑色丧服从军，虽然不合礼制，却是形势所需，应当实行。皇帝阅览奏疏后认为很好，不久便全部施行。李彪渐渐受到礼遇。诏书说：“李彪虽然出身旧日并非清贵门第，历代也没有显赫资望，但他见识性情严正聪敏，博学于古代典籍，刚强善辩的才能很适合当世任用；又擅长吏职，充分宣扬了朝廷的美德。若不奖赏功劳、评定业绩，将凭什么劝勉奖励勤奋有才能的人？特此升任秘书令。因他参与议定律令有功，赐绢五百匹、马一匹、牛二头。”这一年，又加授员外散骑常侍，出使齐国。齐国派主客郎刘绘接待应对，并设宴奏乐。李彪辞谢不听音乐。入座后，李彪说：“刚才辞谢音乐，或许您还没有体谅我的心情。我皇帝孝顺的天性出于上天，对先帝的追慕没有穷尽，所以才有如今关于除丧的议论。三月月底刚过，朝臣才开始脱去丧服，仍穿素服办事。裴氏、谢氏在北方，本来应当已经把这些情况详细告诉您。今天辞谢音乐，希望您不要感到奇怪。”刘绘回答：“请问魏朝的丧礼究竟依据什么？”李彪说：“高宗服丧三年，孝文帝超过一个月。如今圣上追念先帝抚养教育的深厚恩德，感念慈爱训导的厚德，在殷、汉制度之间酌情报答，可以说是懂得礼制的变通。”刘绘又问：“如果想遵循古制，为什么不服满三年？”李彪说：“国家万机不能长期荒废，所以割舍极度的哀慕，勉强听从群臣的意见。服制的改变不同于三年，但期限与一年相同，这可以说是失礼吗？”刘绘说：“叔氏真是过分，专门用礼制要求别人。”李彪说：“圣朝自有超越历代的制度，和要求别人有什么关系？”刘绘说：“百官总摄政务，听命于冢宰，万机何必担心荒废？”李彪说：“五帝时代的臣子才能不如君主，所以君主亲自总理政事。三王时代君臣才智相等，所以共同处理政务。君主亲自总理政务，大概是远远效法轩辕、唐尧。” 李彪将要回国时，齐主亲自对他说：“您上次出使回去那天，作阮籍诗说：‘只愿长久得闲暇，来年再来这里游玩。’果然如同今天。您这次回去，还会有再来的道理吗？”李彪回答：“请让我重新作阮籍诗说：‘在清都宫中欢宴，从此一去永远不能回来。’”齐主惘然说道：“清都这样还可以说，一去永远不回来又是什么话！听您这话，似乎要成为长久的离别。朕当以特殊礼节为您送行。”于是亲自到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作诗送别。李彪受到的尊重就是这样。他前后六次奉命出使，南方人都惊异于他的正直博学。后来任御史中尉，兼领著作郎。李彪既受到孝文帝宠信，性情又刚直，于是多次弹劾纠察官员，远近都畏惧他。豪强权贵屏息不敢妄动。皇帝常称他为“李生”，从容地对群臣说：“我有李生，就像汉朝有汲黯。”后来授任散骑常侍，兼领御史中尉，解除著作郎职务。皇帝在流化池宴请群臣，对仆射李冲说：“崔光的博学、李彪的正直，是我国得到贤才的根基。” 皇帝南征，李彪兼任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等共同处理留台事务。李彪一向性情刚强豪迈，与李冲等人的意见不合，便在言语和脸色上表现出来，丝毫没有退让谦下之意。李冲积累他前后的罪过，于是在尚书省拘禁李彪，并上表说：“考察李彪过去本属平常品第，只因才能出众，才得以列入清贵显要之列，掌管东观文书，蒙受深厚恩宠，执掌御史台，左边加金珰，右边戴蝉冕，又在东省任职。按理应当感念恩德、磨砺节操，以忠心报答恩德；但他窃取名声、尸居其职，自身表现为违抗傲慢，倚仗势力而傲视他人，公然僭越放纵。他坐在禁省之中，擅自取用官府木材，竟驾乘黄马，毫无畏惧。他放纵心志，傲然自得，对应当听见看见的事情却愚昧聋瞽。如果这种事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臣如今请求依现行之事免去李彪现任官职，交付廷尉狱审。”李冲又上表说：

译自从我同元彪相识以来，将近二十二年了。元彪起初出使南方时，我见他神色严厉、言辞雄辩，凭我浅陋的见识，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一人。等到元彪官位升迁显达，参与宴饮谈论，听到他评说古今、议论人物；他在侍宴之时畅谈，在众英才中发表议论，赞赏忠贞、辨识正直，说话诚恳恻隐，只说正直之言，言辞毫不隐讳。我虽然极其愚昧，也总是敬佩他的正直。等到他开始任司直，坚守志向，径直行事，他所弹劾的人，便如箭中靶子一般应声倒下。他显赫的威势震动了下国，严肃正直的声誉从京师传扬开来；天下人因此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贪婪暴虐之徒全都缩手。可是当时有人私下对我说他威严暴烈，我认为，任职于执法严明的官署，正是人们所忌恨的，处在流言诽谤之中，容易产生谣言，我内心并不相信这些话。往年因为河阳之事，臣曾与李彪在领军府会同太尉、司空以及领军府诸卿，集中查阅廷尉审问的囚徒。当时有人申诉冤枉，二位公卿和臣本想稍加听取审察。话还没有说完，李彪便震怒，坐在东边挥动衣袖、怒目而视，口称“贼奴”，呵斥左右。他高声大喊：“到南台取我的木手来，把这个奴才的肋骨打断！”虽然说了这话，最终并没有取来木手。随即又说：“南台审问，只怕让冤屈的人活着，最终不会让无辜的人枉死。”当时众人认为冤屈问题极其重大，又有许多人已经供认事实，加上心里畏惧李彪，于是都默不作声。由于这件事，臣心中开始怀疑其中有滥刑，知道他的威严中含有暴虐。但臣仍认为他功多过少，所以没有上奏揭发到底，实际上违背了做臣子的应当知无不言之义。到去年大驾南行以来，李彪兼任尚书，臣早晚与他共事，这才知道他言语与行为相违，是只责备别人、却不责备自己，专横放纵而无所顾忌，尊重自己而轻视他人。臣与任城王都恭敬委曲自己，对他想要的事情无不顺从。依照事情查求实情，全都有确凿证据。如果臣列举的都属实，就应立即把李彪投入北方极寒之地，以除掉奸邪矫诈扰乱政事的祸害；如果臣所列没有证据，就应把臣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平息像青蝇一样混淆黑白的言论。” 皇帝在悬瓠，看到奏表后惊叹错愕地说：“没想到留守京城的人竟然这样！”有司判定李彪应处死；皇帝宽恕了他，只将他除名。李彪不久回到故乡。皇帝北巡到邺，李彪穿着平民服装，自称草野臣民，在邺城南面拜迎。皇帝说：“朕以为你已经死了。”李彪回答：“父亲还在，回怎敢死呢？”皇帝很高兴，于是对他说：“朕期望你常以贞松为志、以岁寒为心；你应当报效国家，竭尽心力发挥作用。近来看到你的弹劾文书，和你原本应有的表现大相违背。你遭受这次谴责，是因为朕和你有过错吗？是因为宰相办事不公吗？还是你自己招来的？”李彪说：“臣的过失由自己造成，罪责是自身招来的，实在不是陛下无故加给臣的罪，也不是宰相办事无辜却滥加臣罪。臣罪既然如此，正应伏在东皋之下，不应远来玷污陛下车驾扬起的清尘。但臣听说圣体不适，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因此冒险前来，并不是来谢罪的。”皇帝说：“朕想任用你，只是想起李仆射，不能做到。”皇帝不久采纳宋弁的意见，将要恢复任用李彪。恰逢留台奏表送到，说李彪与御史贾尚追查庶人元恂之事，处理时有诬陷压制，奏请逮捕李彪。李彪自己申诉事情不实，皇帝明白李彪没有这回事，便派近臣慰问勉励他。准许他用牛车分散装载物品，送往洛阳。恰逢大赦，得以免罪。宣武帝即位后，李彪依托王肃，又与郭祚、崔光、刘芳、甄琛、邢峦等以诗文往来，彼此交相推重。他趁机谈到请求恢复旧职、修撰史书之事，王肃等答应替他在左右进言。李彪于是上表说：我大魏占有中原以来，年数超过一百，经历了几十个年代，史官的记载编录仍未能充分彰显国家的盛大。加上东观中途毁坏，记载功勋的典册有所缺失，美好的事迹随着日子流逝而湮没，善行也因岁月推移而越来越少。所以谚语说：“一天不记载，百事都会荒废。”到了太和十一年，先帝先后召集有名的儒者和博学通达之士，以充任麟阁的选择对象。当时先帝不计较臣的许多短处，采纳臣的一点志向，令臣掌管文书出纳，授臣丞职，仓促地把修史之事交给臣，臣没有什么可以推辞的。高祖当时诏告臣说：“平正你的高雅志向，端正你的笔锋；如果著书不合规范，后世拿什么来观看？”臣奉行这些教诲始终不敢失坠。臣恭敬地想，孝文皇帝承受天地的重任，光大祖宗的事业，宏伟功业尚未完成，便突然崩逝，所有百姓都仿佛失去了天地。幸而陛下具备明睿的本质和保合万物的器量，发扬大明以照察万物，履行沉静恭敬以调和国家。上天清明其气，大地安乐其静，可以说是光明相重、圣德相继，国家安康。闻人说：“善于留下事迹的人希望别人继承他的行为，善于歌唱的人希望别人继承他的声调。”所以《左传》说：“文王奠定基础，周公完成事业。”然而先皇的盛大功勋和圣明通达，当今皇帝的美德和洞察，拿来与前代相比，其德行没有可以悔恨的地方。时机到了，时机到了，难道可以不使它光明显扬吗！与天地日月相合的，是先皇陶冶调和万物的功绩；与日月同样明亮的，是先皇洞察万物的光照；谋虑周遍四时的，是先皇的丰功；与鬼神相契合的，是先皇幽深的明察；迁都改邑，是先皇通达的见识；改革弊政、创立和谐，是先皇的鉴识；希望天下书同文、车同轨，是先皇的远大谋略；以四方夷狄为屏障，是先皇的谋略；海外各地都整齐服从，是先皇的威势；在岐阳举行礼仪，是先皇的义举；在泰山郊外奏乐，是先皇的仁德；车驾巡幸幽漠，是先皇的智慧。平定南荆，是先皇的礼；登山封禅、告成天地，是先皇的肃敬；亲自虔诚祭祀宗庙社稷，是先皇的敬意；政事充实而没有缺失，是先皇的德行；开通万物、成就事务，是先皇的坚贞；观察人伦礼教，是先皇的内蕴；革除弊病、创立新制，是先皇的志向；孝慈之道普遍施行，是先皇的内心。先皇有二十大功，再加上谦逊而使尊位更加光明，有所作为却不自居其功，可以说超过三皇、胜过五帝了。实在应当把他的功业写在竹简绢帛上，把声名传播到钟鼎碑石上。

译臣私下认为，史官中通达的人，大则可以与日月同样光明，小则可以与四时同样茂盛，所以声名能够流传无穷，道义能够昭示后代。因此金石可以毁灭，而风采流传不会泯灭的，大概只有典籍吧。谚语说：“宰相门中有宰相，将军门中有将军。”这不只是说天性，大概还说的是习染学习所获得的能力。臣私下认为，掌管天文的官员、太史的职务，如果有合适的人，应当让它世代相传。所以司马谈、司马迁世代修史而功业建立，班彪、班固世代修史而声名成就；这正是前代可供借鉴的轨迹，也是后代可以取法的蓍龟。可是前代史官不能完成事业的，都是衰乱的时代，不能容纳善才。因此张衡离开史官而写成辞赋，蔡邕离开秘书阁而成就史志。近代僭窃晋统的时代，有佐郎王隐，被著作郎虞预毁谤，丢官在家。白天砍柴供烧火，夜晚阅读文章编缀史料，编成《晋书》，保存了一代的事情。司马绍下令尚书只供给笔墨纸张罢了。国家的大部典籍，竟在私人家中完成，末世的弊病竟到了如此地步。这就是史官没有遇到好时代。如今大魏的史官，职位尊贵，俸禄又使亲族荣耀，优游安闲，正可说是安乐美好、尽享休息了！然而史书和典谟不能宏大完成，实在是有原因的。从前著作郎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都因文章才能被选拔，负责注释撰述的事务相同，却都寿命不长，不能完成盛大功业。前著作郎程灵虬与他们同时被选拔，共同掌管修史之事，如今调任其他职位，所任官职已不主管此事。只有著作郎崔光一人，虽然没有调任，但兼任两种侍从官职，所以记载撰述也有所缺失。臣听说典籍的兴盛，源于伟大的事业；雅乐颂歌能够流传，起因于美好的德行。从前史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代有美好的事情却不记载，是你的罪过。”所以美名能够长久显现。诸葛孔明在蜀地，不把修史官的事务放在心上，因此长久受到讥讽。《尚书》说“不要使众官空缺”，《诗经》有“想到自己的职事和忧患”的话。臣虽然现在不主管此事，但过去曾忝任此职，所以不以草野之身自我疏远，冒昧谈到这件事。俗话说：“忧虑这件事的人未必懂得，懂得这件事的人却不能做。”臣确实不够懂，却偏要勉强去做。臣私下考察先朝赐给臣“彪”这个名字，远的是取法《汉书》中的班彪，近的是取法《晋书》中的司马绍；推求名字的意义，想停止也做不到。如今请求在京城求得一处安静地方，综合整理国家典籍，以完成过去的志愿。请官府供给人力，以满足所需。虽然不能光大开启宏大的史录，但也希望不至于整天饱食而无所事事。近的话一年可以完成，远的话三年可以有成；正本收藏在麟阁，副本藏在名山。当时司空北海王元详、尚书令王肃答应了他。王肃因为李彪没有俸禄，常常给予他救济粮饷。于是李彪住在秘书省，依照王隐的旧例，以白衣身份修史。宣武帝亲自处理政务后，崔光上表说：“臣过去因李彪的举荐而得以任用，和他共同修史多年。他志向和精力坚定强健，考订撰述从不疲倦。近来彼此离散，很多事情废弃中断，最近承蒙收用起任，又回来总理这些事务。他年老而更加奋勉，修史才能日益更新。如果恢复他的旧职，让他专心修史而不懈怠，一定能够彰明《春秋》，阐发完成皇家的史籍。既然先帝曾厚重委任他，又历任高官，细小的过失应当一并洗涤。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授他常伯，正式掌管著作事务。”宣武帝没有同意。诏令李彪兼任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这不是李彪所愿，他坚决请求不赴任。最终死于洛阳。起初李彪任中尉时，号称严酷。因为难以取得奸人的供词，便制作木手敲击他们的胁肋和腋下，有时人被打得气绝后又苏醒。后来他安抚汾州叛乱的胡人，抓获其中的凶恶首领，都鞭打脸面后杀死。到李彪患病时，身上往往疮口溃烂，疼痛毒害极其严重。追赠汾州刺史，谥号刚宪。李彪在秘书省一年多，修史事业最终没有来得及完成，但区分史书体例，都是李彪的功劳。他撰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其余诗、颂、赋、诔、章、表等另有文集。李彪虽然与宋弁结为管仲、鲍叔牙那样的深交，宋弁担任大中正时，与孝文帝私下议论，仍把李彪安置在寒门地位，根本不想稍微给予优待。李彪也知道这件事，却不以为恨。宋弁去世后，李彪悲痛不止，为他写哀诔，写尽了辛酸。郭祚任吏部时，李彪替儿子李志请求官职，郭祚便按旧有门第安排他。李彪认为自己历任常伯，又兼任尚书，郭祚应当按照贵游子弟破格提拔李志，因此深感愤怒怨恨，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当时舆论因此非难郭祚。郭祚常说：“你和义和是至交，难道我因为宽待你而使你反过来怨恨我吗？”任城王元澄过去也和李彪关系不和，后来任雍州刺史，李彪前往见他，为李志请求在他的府署任职。元澄释然，替他上启，李志得以任列曹行参军，当时舆论称赞元澄的美德。李志字鸿道，博学而有才干，十多岁就能写文章。李彪认为他非同寻常，对崔鸿说：“您应当和鸿道成为洛阳的‘二鸿’。”崔鸿于是与李志交好往来。李彪有个女儿，年幼时就聪明贤能。李彪常常认为她非同寻常，教她读书学习，诵读经传。他曾私下对亲近的人说：“这个孩子将来应当振兴我家，你们应当让她发挥力量。”李彪死后，宣武帝听说她的名声，召她入宫为婕妤。她在宫中经常教皇帝的妹妹读书，诵授经史。起初李彪就认为李志和这位婕妤非同寻常，特别器重喜爱他们。公私聚会时，她一定亲自吟咏，因此受到孝文帝的尊贵礼遇。李彪死后，婕妤果然进入掖廷，后宫众人都以她为师法宗仰。宣武帝死后，她成为比丘尼，通晓经义，在法座上讲说，众僧都赞叹敬重她。李志历任官职的地方都有政绩。桓叔兴在外叛乱，南荆州荒废毁坏，领军元叉举荐他的才能，认为他可以任职安抚教导，于是任命他为南荆州刺史。建义初年，他叛变投奔梁国。李志的弟弟李游，有才干和品行。他随兄长李志在南荆州，正遇尔朱氏之乱，便与李志一起逃奔江左。李游的儿子是李昶。

译李昶小名那。性情严峻急躁，不与杂乱的人交游。年幼时已经懂得写文章，在洛阳很有声名。当时洛阳刚开始设置明堂，李昶十几岁时作《明堂赋》，文章虽然优美通达但还不够成熟，才思文采却很值得观赏。见到的人都说他有家风。起初拜见周文帝，周文帝非常惊异他的才能，优厚地供给资用，让他进入太学。周文帝每次见学生，一定向李昶询问他们的才干品行。李昶神情清明颖悟，应答明白善辩，周文帝每每称赞叹服。绥德公陆通广泛选拔属官，请求任用李昶为司马，周文帝答应了。李昶虽年纪轻，陆通特别加以礼遇，公私事务全都取决于他。又兼任二千石郎中，掌管礼仪注记。多次升迁为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李昶虽身处郎官，周文帝一直想把文书事务交给他，于是任命他为丞相府记室参军、著作郎、修国史，转任大行台郎中、中书侍郎，又转任黄门侍郎，封临黄县伯。他曾对李昶说：“你的祖父从前在中朝任御史中尉；你的操守崇尚坚贞稳固，按理应当不失家风。但我因为中尉是负责弹劾的官职，任用涉及爱憎，所以没有立即授予你。可是这个职位空缺已久，没有人能替代你。”于是上奏任李昶为御史中尉，赐姓宇文氏。六官制度建立后，授任内史下大夫，进爵为侯。明帝初年，任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授任中外府司录。保定初年，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转任御正中大夫。当时朝廷认为近侍清要之职，应广泛选用国内英才，于是让李昶与安昌公元则、中都公陆逞、临淄公唐瑾等一起担任纳言。不久进爵为公。保定五年，出任昌州刺史。在州任上患病，请求入朝，诏令准许。还没到京城就去世了，追赠相州、瀛州二州刺史。李昶在周文帝时期已经担任朝廷枢要之职。军队和马匹的调配，专门交给他办理；诏书和册命的文章，也都由李昶撰写。到晋公宇文护执政时，对他的委任仍和过去一样。李昶常说：“文章方面的事情，不值得流传后世；治理国家、推行教化，希望能够赶上古人。”所以他所写的文章，完全没有草稿留存，只是把心思放在政务上罢了。又因为父亲在江南，而自己寄居关右，从小直到去世，都不饮酒、不听音乐。当时舆论因此称赞他。儿子李丹继承爵位。高道悦，字文欣，是辽东新昌人。曾祖高策，任冯跋的散骑常侍、新昌侯。祖父高育，任冯弘的建德令。太武帝东征时，他率领部众归顺，授任建忠将军、齐郡和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父亲高玄起，任武邑太守，于是定居勃海郡莜县。高道悦年轻时任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后来任谏议大夫，神色严正地履行官职，不畏惧强权。皇帝南征，在秦、雍征发士兵，约定秋季大规模集中到洛阳检阅。高道悦认为使者书侍御史薛聪、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拖延耽误期限，便上奏列举他们的罪过。他又弹劾兼任左仆射、吏部尚书的任城王元澄，说元澄位居朝廷右部之首，职责又涉及军机，兵使是否会集，他竟从未查问奏报。尚书左丞公孙良职掌枢要，也蒙混冒失而不举发。请依现行之事免去元澄、公孙良等所任官职。当时高道悦的兄长高观任外兵郎中，元澄上奏说高道悦有袒护兄长的过错，孝文帝下诏责备他。然而因这件事已经受到恩赦宽宥，便搁置不再追究。诏书说：“高道悦资质性情忠诚笃厚，禀性操守坚贞明亮。他执掌法度，树立公平严肃的规矩；身居谏官，表现出敢于犯颜直谏的节操。王公都畏惧他的刚直，朕实在赞美他专一至诚的态度。他直言不讳的诚心，比汲黯、鲍宣又有什么惭愧的呢？任命他为主爵下大夫，谏议大夫一职仍旧。” 皇帝巡幸邺城，又兼任高道悦为御史中尉，留守洛京。当时宫殿刚开始奠基，宗庙和府库还没有建成，皇帝将要从水路巡幸邺城。已经下诏让都水官调回营造宫殿所用的木材，用来制造船只。高道悦上表劝谏，认为宫阙居室的营造工程尚未完成，却拿木材供皇帝游玩嬉戏使用，损耗特别多。又说水路深险的危险，古今都共同谨慎防范。于是皇帝便改走陆路。调任高道悦为太子中庶子，他神色严正地立于朝廷，威严得难以侵犯，宫官上下都畏惧他。太和二十年秋，皇帝巡幸中岳，下诏让太子元恂入居金墉城。但元恂暗中谋划返回代地，对高道悦前后规劝进谏十分恼怒，于是在宫禁之中杀死了他。皇帝非常悲痛惋惜，追赠散骑常侍、营州刺史，并派王人慰问他的妻子儿女，又下诏派使者监护丧事。葬在旧日墓地，谥号贞侯。宣武帝又追记他的忠贞气节，任命长子高显族为给事中。高显族也因忠厚受到称赞，死于右军将军任上。高显族的弟弟高敬猷，很有风度。萧宝夤西征时，任用他为骠骑司马。等到萧宝夤谋反，高敬猷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暗中谋划起义，事情泄露后被杀。追赠沧州刺史，准许他的一个儿子出仕。高道悦的长兄高嵩，字昆仑，任魏郡太守。高嵩的弟弟高双，任清河太守。因贪污财货获罪，将要在市中行刑时遇到大赦，得以免死。当时北海王元详任录尚书事，高双多次收受金银财宝，便被授任司空长史。后来任凉州刺史，专门放纵贪婪暴虐，因罪被免职。后来贿赂高肇，又起任幽州刺史。因贪污污秽被弹劾，罪行尚未判定，又遇大赦而恢复官职。不久去世。高双的弟弟高观，任尚书左外兵郎中、城阳王元鸾司马。南征赭阳时，作为先锋战死，谥号闵。甄琛，字思伯，是中山毋极人，汉太保甄邯的后代。父亲甄凝，任州主簿。甄琛年轻时聪敏颖悟。在家庭内部，他和兄弟嬉戏亲昵，不把礼法放在心上。他博览经史，号称有刀笔之才。但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缺少风度仪表。被举为秀才，入京多年，常常把时间耗费在下棋上，甚至通宵不停。他手下有个仓头奴仆，常让他拿蜡烛；有时奴仆因困倦打盹，甄琛便重重杖打他，这样的事不止一次。奴仆后来忍受不了疼痛，便说：“郎君辞别父母出来做官，如果是为了读书让我拿蜡烛，我不敢推辞受罚；可是为了下围棋，日夜不停，这难道是您来京城的本意吗？还要加重杖罚，不也是没有道理吗？”甄琛怅然惭愧并受到感触。于是向许赤彪借书研习，见闻学业一天天提高。太和初年，授任中书博士，升任谏议大夫，有时提出建议，也受到孝文帝的了解和赏识。宣武帝即位后，任甄琛为中散大夫，兼任御史中尉。甄琛上表说：

译《月令》说，山林薮泽中，凡是能够采取得到蔬菜、食物和捕获禽兽的，都由野虞教导他们。那些互相侵夺的人，治罪而不赦。这说明应当引导人民而不是禁止他们，使有无相通、彼此救济。《周礼》虽然有禁止随意取用川泽资源的规定，正是为了防止资源被耗尽，但一定会让人们在适当的时候取用。这就是所谓由公家设置障护，更是为了替百姓守护资源。如今上天为百姓生出盐，国家替百姓设置障护。假如百姓获得盐利，就好比财富只富了口腔和牙齿，却没有惠及四肢。况且天下夫妻每年进贡粮食和丝帛，四海所有财物都用来供奉一个人；军国所需的资财，取给于百姓，天子又何必忧虑贫乏，而偏偏要禁止一个池塘呢？臣每次观察上古爱护人民的事迹，时常读到中世骤然加税的典籍，没有一次不赞叹前者的远大，惋惜后者的短浅。如今伪朝的弊制相承，仍然崇尚关卡和市肆的税收。大魏宏大宽博，只接受粮食和丝帛的输纳。这使远方听到的人无不歌颂圣德。俗话说，出纳财物吝啬，是有司的福分；施行恩惠困难，是人君的祸患。府库中的财物尚且因为不施舍而成为灾祸，何况府库以外的利益，怎么可以对百姓吝惜？希望放宽盐禁，使恩泽充沛地远及各地。依照《周礼》设置川衡的办法，只让官员监督引导而已。” 诏令交给八座官员议论可行与否，奏报上来。彭城王元勰、兼任尚书的邢峦等上奏说：甄琛所陈述的，只恐怕坐着谈论时道理很高明，实行起来却会缺少成效，因此我们犹豫不决，不能认为可行。臣等私下认为，大道既然已经过去，恩惠便由此产生；下面奉养上面，上面施恩于下面，尊卑之间才能和睦。常常担心财物不能救济国家，恩泽不能厚待百姓，所以想尽各种办法来表达这种心意，制定法令来实行这种志向。至于收取山泽资源的税，轻于百姓的贡赋；设置关市税，补益国家十分之一的储备。收取这里而补给那里，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利；把那里的财物转到这里，也不是为了自身享用。其意义在于汇集天地间的产物，惠施给天地间的百姓，凭借造物者的富足，救济造物者的贫乏。禁止这些泉池，并不是专供太官享用；集中这些丝帛，难道是为了后宫的资用吗？既然利益不在自己，彼此的道理相同，积聚起来再分散出去，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然而实行以来，主管官员多有懈怠，财物出入之间，事情没有依照法令办理。这是执行的人没有方法，并不是创立制度的人有错误。若因此让朝廷中有见识的人来掌管经营，现今却把它废除，恐怕会失去先前的旨意。应当依照原来的制度办理。”}], 诏书说：“设置盐税，是自古以来通行的制度；然而兴办制度以便利百姓，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甄琛的奏表，确实可以说是有助于政务、改善风俗的意见。可以依从他先前的谋划，只是尚书务必严厉制定禁止豪强的制度。” 诏令甄琛参与八座议事，不久任正中尉。后来升任侍中，兼领中尉。甄琛低眉退缩，害怕躲避，不能约束纠察贵族子弟，凡是弹劾的人，大多交给下属官吏办理。当时赵修受到宠信而显贵，甄琛竭力奉承他。甄琛的父亲甄凝任中散大夫，弟弟甄僧林任本州别驾，都托靠赵修为自己申诉求进。等到赵修奸诈的事情败露，明令将要逮捕审讯，甄琛当天才举发他的罪行。等到监刑鞭打赵修时，他还彼此隐瞒、暗中怜惜，却对别人说：“赵修这个小人，后背像土牛一样，倒很能挨鞭子。”有见识的人因此非难他。赵修死的第二天，甄琛与黄门郎李凭因结党被召到尚书省。兼任尚书的元英、邢峦彻底追究他们阿附赵修的情状。甄琛曾经授官时，各位宾客全都聚集，邢峦却到得很晚。甄琛对邢峦说：“什么地方放来了一只蛆，今晚才来看我？”虽然是用话开玩笑，邢峦却变了脸色，心怀愤恨。到了这时，便大力互相追究。司徒、录尚书事、北海王元详等上奏说：谨按，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执掌法令的职位，纠察揭发本是他的职责。即使风闻邪恶、声名玷污，也还应当弹劾纠察，更何况赵修侵害公家、损害私利，朝野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可是甄琛曾经不加陈奏，反而与他往来，使朝廷内外彼此呼应，造成了对赵修的赞誉。使一个平民的父亲，越级升任正四品官；七品官的弟弟，越过三阶取得俸禄。这既损害先皇选用人才的制度，也玷污圣明任用官员的声誉。他又与黄门郎李凭互相内外勾结。李凭的兄长无功受封，李凭明知此事却不说。等到赵修的罪衅显露，才加以弹劾。赵修活着时便依附他的权势，死后却又在地上排斥诋毁他。窃取上天之功，作为自己的力量；对上欺骗朝廷，对下蒙蔽百官。他的鄙陋奸诈，到此已经十分严重。谨依照法律条文，请求免除他的官职。他的父亲任中散大夫，实在是贪得越级，即使是皇族帝孙，也没有这样的先例。既然不能按伦次取得官位，请下令收回并夺除。李凭结党依附赵修，把他当作亲信和靠山，玷污皇帝的风教，败坏正确的教化；如果对此不加纠察，将凭什么整肃阿谀之风、奖励忠直气节？请免除李凭现任官职，以整肃风俗法度。” 奏议获准。甄琛于是被免官，回到本郡。与他相互牵连而死或被贬黜的有二十多人。起初甄琛因为父母年老，常常请求解除官职以奉养侍奉他们，所以孝文帝授给他本州长史。等到显贵通达以后，他不再请求回乡，到这时才回来。他奉养老母数年，遭逢母亲去世。母亲是钜鹿曹氏，具有孝顺的品性。丈夫离开家乡，路程超过百里，每当得到鱼肉、蔬菜、瓜果等珍美食物时，必定先让童仆奔走送给母亲，然后自己才进食。甄琛母亲的丧服期还未满，又遭逢父亲去世。甄琛在墓地亲手种植松柏，隆冬时节背负工具挖掘泥土。乡里的老人怜悯他，全都来帮忙出力。十多年中，坟墓建成，树木也长得茂盛。他与弟弟甄僧林发誓终身同居，专心经营产业，亲自从事农田园圃之事，时常以带着鹰犬奔驰打猎来自我娱乐。朝廷有大事时，仍然上表陈述自己的情怀。过了很久，又授任散骑常侍，兼领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受到极大的亲近宠信。朝廷把门下省的各项事务交给他，外出参与尚书省事务，入内参与帷幄机密。孝文帝时，甄琛兼任主客郎，迎送齐国使者彭城人刘缵。甄琛敬重他的才器容貌，常常赞叹吟咏他。刘缵的儿子刘昕任朐山戍主。刘昕死后，家属进入洛阳。他有一个女儿，年龄还不到二十岁，甄琛便娶刘昕的女儿为妻。婚礼当天，诏令供给厨房费用。甄琛所喜爱的人和事，宣武帝在位时曾拿来调笑他。甄琛升任河南尹，黄门侍郎和大中正的职务仍旧兼任。甄琛上表说：

译国家定都代地时，盗窃很多。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泛设置主管官员，里宰都由下至代郡令长以及五等散男中有经略才干的人担任。又设置许多吏员和士卒作为他们的辅助。提高并重视他们的地位，这才得以禁止盗窃。如今迁都以来，天下更加广阔；四方远地前来会集，事务超过了代都时期。盗贼公然横行，抢劫危害不断。这是因为各坊混杂，编排划分不精确，主管官员昏暗软弱，不能承担查察职责的缘故。如今所选择的尹官既不是南方的良材，里尉又像铅刀一样勉强割削，却希望清理肃正都邑，是不可能的。里正只是流外四品，职权轻而事务琐碎，多数是才能低下的人。人人心存苟且，不能督察，所以使盗贼得以容纳奸邪，百姓的赋税也失去条理。边境以外的小县，所管辖的不过百户，而令长都由将军担任。京城各坊，大的有时有千户、五百户，其中都是王公卿尹、贵族权势者的姻亲，豪强狡猾之人的仆隶，以及受庇护供养的奸徒；高门深宅，不可以随意干预查问。与边县相比，难易完全不同。如今反而使那里困难、这里容易，实在不妥。君王制定法律，要随着时势采取适宜的办法；先朝所定的品秩，也不一定马上固定不变。施行以后加以观察，不便利就修改。如今清闲官职、安静事务尚且允许长官兼任，何况繁重紧要的事务，更不能不选拔有才干的人来兼领。请从武官中选取八品将军以下、能干而有操守、能够济事的人，以本官的俸禄和抚恤兼任里尉，各自领取原有俸禄。才能高的兼领六部尉，中等的兼领经途尉，才能低的兼领里正。否则，请稍微提高里尉的品秩，选取下品官中应当升迁的人，升任里尉。这样督察责罚就有了凭据，京城便可以清肃。诏书说：“里正可以从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等职位中选拔，何必一定要武官呢？”甄琛又奏请设置羽林军为游军，在各坊巷巡查盗贼。于是京城清静安宁，后来都相继采用了这一办法。甄琛转任太子少保，黄门侍郎仍旧担任。高肇死后，甄琛因属于高肇一党，不宜再参与朝政，出任营州刺史，后调任凉州刺史。朝廷仍因他与高氏亲近，不愿让他处在内廷。过了很久，任吏部尚书。不久，授任定州刺史。他坚决推辞说：“陛下在东宫时，崔光任少傅，臣任少保；如今崔光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开国公。过去仆射游肇当时任侍中，与臣的官阶相近；游肇在尚书省任仆射，死后追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臣如今恰好任征北将军、定州刺史。活着任师保，反而不如死后的游肇。”诏书安慰并遣送他。甄琛到达家乡后，穿着锦衣白天出游，大肆自我夸耀；处理政务严苛琐细，很没有声誉。崔光推辞任司徒时，甄琛写信给崔光，表面上彼此抑扬褒贬，实际上是在互相附和。崔光也揣摩出他的意思，回信使他高兴。甄琛被征召任车骑将军、特进，又授任侍中。因他年老衰弱，诏令赐给御府制作的手杖，早朝时拄杖出入。死后，诏令供给东园秘器，追赠司徒公、尚书左仆射，加赐后部鼓吹。太常议定谥号为“文穆”，吏部郎袁翻上奏说：按礼制，谥号是对死者德行事迹的评价；称号是功劳的表彰；车服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因此，德行大的人获得美名，德行小的人获得相应的名号。德行由自己造成，名声由别人评定。所以要等到盖棺以后才确定谥号，把他生前的善恶都累积考察，用来给后人劝勉和警戒；本人虽然死了，也使名声长存。凡有人去世，属地官员应立即报告大鸿胪，并转告本郡大中正。大中正列举他的德行事迹、功劳过失，接到大中正的移文后，公府报告太常，由太常所属博士评议谥号，列出后上奏。谥号不合礼法的，博士要像选举时不据实评议一样获罪。如果行状失实，大中正要像博士一样获罪。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殷切重视、谨慎对待这件事的，因为谥号是褒贬事实的依据。如今的行状，都出自死者家中，任凭臣子自己陈说君父的行为，再没有辨明是非的事情。臣子想要光耀君父，只是苦于君父的事迹不够高、行为不够美，所以极尽辞藻、任意铺陈，再没有限度。看他们写的行状，便仿佛周公、孔子并驾齐驱，伊尹、颜回接连相承；议论他们的谥号，即使穷尽文德武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然而现在的博士与古代不同，只知道依照行状，又预先询问家人的意思；臣子所请求的，便替他们议定上报，完全不再斟酌取舍，商议是非。以至于谥号的加赠，和泛泛增加官阶没有区别；专门把极其美好的称号作为谥号，再没有贬低降等的名号。礼官的过失，竟到了这种地步。考察甄司徒的行状，其中说他的德行与圣人齐同，盛大的声名与大贤相当；“文穆”这个谥号，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只是近来追赠谥号，按惯例普遍加重，像甄琛这一类人，无不再另加谥号。我认为应当依照谥法，“慈惠爱人”称为“孝”，应该谥为“孝穆公”。从今以后，应明确命令太常、司徒：凡有这样的行状，言辞放纵铺张、没有节制限度的，都请加以裁量，不准接受采用。仍然沿袭从前错误的，全部交给司法官依法定罪。诏令同意了。甄琛出殡时，明帝亲自送行，下车登上灵车，穿着吊丧服为他哭泣，并派舍人慰问他的几个儿子。甄琛性情轻率简慢，喜欢嘲笑戏谑，因此声望不高。但他聪明明达，有办事才干，任官时清廉正直。从孝文帝、宣武帝以来，都了解并礼遇他。明帝因为师傅的情分而更加以礼相待。他所写的文章鄙陋琐碎，没有大的格局，偶尔也有见解。《磔四声》《姓族废兴》《会通缁素三论》以及《家晦》二十篇、《笃学文》一卷，在当时颇为流行。甄琛的长子甄侃，字道正，官至秘书郎。性情险恶刻薄，经常同盗贼抢劫之徒往来。随甄琛在京城时，因酒色之事夜宿洛水亭舍，殴打主人。被司州弹劾，长期关押在州狱。甄琛对此大为惭愧愤慨。广平王元怀任州牧时，原本与甄琛不和，想要把案件全部查清、彻底追究。甄琛托身边人将此事报告宣武帝，宣武帝命元怀宽免释放甄侃。元怀坚持不放，过了很久才因特别诏旨释放甄侃。从此甄侃沉沦废弃，最后死在家中。

译甄侃的弟弟甄楷，字德方。粗通文学，较为熟悉吏务。甄琛奏请授他为秘书郎。宣武帝去世，尚未下葬，甄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酒嬉戏，被免官。后来逐渐升任尚书仪曹郎，具有能任职办事的声誉。明帝末年，他在乡里服丧，定州刺史广阳王元深召甄楷兼任长史，把州中事务交给他。不久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领北镇流民在州西北的左人城反叛，屠杀村庄、抢掠郊野，向州城进发。州城中先有燕、恒、云三州的避难户，鲜于修礼等声称要把这些人一同组织起来起事。甄楷见人心不安，担心变乱发生，便奔走收捕三州人中的强暴者并杀掉，以此威慑外面的贼军。等刺史元冏、大都督杨津等到达后，甄楷才回家。后来鲜于修礼等怨恨甄楷屠杀伤害北方人，便挖掘他的父亲的坟墓，载着棺材绕城巡行，表示报复。孝庄帝时，征召他任中书侍郎。后来东魏权臣高欢的长子高澄任用他为仪同府谘议参军。死后，追赠骠骑将军、秘书监、沧州刺史。甄琛的堂弟甄密，字叔雍。清廉谨慎，欲望很少，广泛涉猎书籍史事。他厌恶世俗争贪，靠不正当手段取得荣宠，曾经作《风赋》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后来参与中山王元英的军事事务。元英在钟离战败退兵时，乡人苏良被贼军俘获，甄密拿出全部私财把他赎回。苏良回来后，拿出全部资财报答甄密。甄密一概不接受，说：“救济您的那天，本来就没有求取财物的意思，哪里有索要赎金的想法？”葛荣侵扰河北时，诏令甄密任相州行台，援助守卫邺城。庄帝因甄密保全邺城的功劳，赏赐他安市县子爵位。孝静帝初年，任卫尉卿，在任上有公平正直的声誉。出任北徐州刺史，死在任上。追赠骠骑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号为“靖”。甄琛同郡人张纂，字伯业。祖父张珍，字文表，任慕容宝的度支尚书。道武帝平定中山后，张珍进入魏国，死于凉州刺史任上，谥号为“穆”。张纂颇为涉猎经史，素来有气节和崇高志趣，喜欢结交杰出人物。任乐陵太守时，在郡中收受了很多财物。听说御史到来，便弃郡逃走，于是被除名，后来死去。天平初年，追赠定州刺史。张纂的叔父张感，字崇仁，有才器和事业心，不接受州郡征召。张感的儿子张宣轨，年少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多次升迁，任相州抚军府司马。张宣轨性情豁达直率，轻视钱财，喜好施舍。葛荣围城时，他与刺史李神有坚守城池的功劳，因功赐爵中山公。后来因获罪而死于邺城。张纂的堂弟张元宾，官至奉朝请。等到他的外甥高昂显贵通达后，上奏请求追赠张元宾瀛州刺史。高聪，字僧智，本是勃海人。曾祖高轨随慕容德迁徙到青州，于是定居在北海郡剧县。父亲高法昂，年轻时跟随车骑将军王玄谟征战，因功升至员外郎，早年去世。高聪出生便丧母，由祖母王氏抚养。大军攻克东阳后，高聪迁居平城，与蒋少游一起成为云中兵户，困窘到无所不做。同族祖父高允把他当作孙子看待，给予大量周济。高聪涉猎经史，颇有文才。高允赞赏他，多次称道他的优点，并把他推荐给朝廷，因此与蒋少游一同被授任中书博士。转任侍郎，做高阳王元雍的老师，逐渐受到孝文帝了解和赏识。太和十七年，兼任员外散骑常侍，出使齐国。后来兼任太子左率。高聪稍微学习过弓马，于是自以为有将帅才略。孝文帝决意向南征讨，专门向王肃询问军事。高聪托请王肃，希望以偏将身份效力。王肃向皇帝进言，所以暂授高聪辅国将军，接受王肃节度，共同援救涡阳。高聪性情急躁而胆怯，缺少威严和声望，等与贼军交战，望见敌军声势便退败。孝文帝宽恕他的死罪，把他迁往平州。他行至瀛州时，刺史王质捕获一只白兔，准备献给皇帝，托高聪代写表章。皇帝看了表章，回头对王肃说：“在下面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才华，竟使朕不知道？”王肃说：“大概是高聪北迁以后，也许是他写的。”皇帝明白过来，说：“一定是这样。” 宣武帝初年，高聪又偷偷回到京师，劝说高肇废除六辅。宣武帝亲自处理政务后，授任高聪给事黄门侍郎，后来加授散骑常侍。皇帝巡幸邺城返回时，在河内郡怀县境内，皇帝射箭达到一里五十多步。侍中高显等上奏说，盛大的事情和奇异的功绩应当记录，请刻铭文于射宫，永远彰显圣上的技艺。于是便在射箭场所刻铭，高聪为此撰写铭文。赵修受到宠幸时，高聪深深结交依附。每当与赵修相互召请任用，便称赞高皓的才识不是赵修所能比。于是又借高皓上奏请求田地住宅，都得到皇帝准许。等到高皓获罪被杀，高聪认为他死得太晚了。他对情义凉薄，都是如此。侍中高显任护军时，高聪代替他兼任这一职务。高显和哥哥高肇怀疑高聪在中间挑拨构陷他们，便设法追查高聪。高聪兼任此职十多旬，出入机密要害之处，说话就能决定事情，没有长远考虑，凭借贵势和权力，沉溺于声色；他收受贿赂的名声，远近都听说了。中尉崔亮知道高肇稍有怨恨，便当面陈述高聪的罪状，朝廷将高聪出任并州刺史。高聪善于应付进退，知道高肇厌恶自己，便侧身奉承侍奉，高肇于是像从前一样对待他。高聪在并州任职数年，多次不遵守法令，又与太原太守王椿有嫌隙，再次被大使御史举奏。高肇常常以宗族私情援助他，事情便被搁置拖延。宣武帝末年，授任散骑常侍、平北将军。明帝即位后，因为高聪一向依附高肇，出任幽州刺史。不久又因属于高肇党羽，与王世义、高绰、李宪、崔楷、兰氛之一起被中尉元匡弹劾，灵太后全都特别宽免了他们。高聪于是被废弃在家，与外界断绝交往，只经营园圃果树，世人称为“高聪梨”，把它当作珍奇异物。又只是以声色来自我娱乐。后来授任光禄大夫，死去。灵太后听到他的死讯，叹息惋惜了很久。追赠青州刺史，谥号为“献”。高聪有十多个歌妓，无论有无儿女，都登记入籍作为妾，以此满足他的情欲。等到他患病时，想让她们不再侍奉别人，便命令她们烧灼手指、吞炭，并出家做尼姑。高聪所写的文章有二十卷。长子高云，字彦鸿，官至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在河阴遇害，追赠兖州刺史。

译史臣评论说：韩麒麟凭借才干器识得到任用，于是被齐地人士记载称道。显宗凭文学自立，屡次陈述当时政务；至于如实记录的功劳，却没有听说。韩熙清高自守，所获荣宠超过了他的才器。程骏的才干事业受到知遇，大概是当时的长远谋略。李彪出身于卑微的家族，在圣明时代被擢拔，皇帝的车驾突然指向他，声名震动江南；他执笔立言，于是成为良史。等到把正直的准绳握在手中，严厉的气色显露于眼前，却没有坚持到底的办法，晚年道路坎坷。“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说的就是李彪。高道悦有謇直的作风，受到世人的忌惮；他憎恶正直而招致灾祸，难道不可悲吗？甄琛凭借学问和刀笔之才，早年建立声名；受到三朝礼遇，最终达到崇高显要的地位。高聪凭才干受到知遇，名声地位显赫。然而他们走着不同的道路，却一同奔向覆亡的险途，实在可惜！” 《北史》卷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 杨播的儿子杨侃；杨播的弟弟杨椿；杨椿的儿子杨昱；杨椿的弟弟杨津；杨津的儿子杨遁逸、杨谧；杨谧的弟弟杨愔；燕子的儿子燕献；郑颐；杨敷的儿子杨素；杨素的孙子杨玄感；杨素的弟弟杨约；杨约的堂叔杨异；杨敷的叔父杨宽；杨宽的儿子杨文恩、杨纪。杨播，字延庆，是弘农郡华阴县人。高祖杨结，在慕容氏政权中任官，官至中山相。曾祖杨珍，在道武帝时归附魏国，官至上谷太守。祖父杨真，任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亲杨懿，延兴末年任广平太守，有政绩声誉。孝文帝南巡时，官吏百姓都称颂他，征召任选部给事中，有公平的声誉。授任安南将军、洛州刺史，尚未赴任便去世。追赠原官，加封弘农公，谥号为“简”。杨播本来的字是元休，孝文帝赐他改为延庆。母亲王氏，是文明太后的姨母。杨播年轻时修身整饬，奉养母亲竭尽礼数。擢任中散，逐步升任卫尉少卿。他与阳平王元颐等出兵漠北攻打蠕蠕，大量取得战果。升任武卫将军，又出征蠕蠕，到达居然山后返回。等到皇帝亲自南征，暂授他前将军，跟随皇帝到钟离。军队返回时，诏令杨播布置圆阵抵御敌军。双方相持了两夜，军中粮食吃尽，敌军包围更加紧迫。杨播于是率领三百名精锐骑兵，经过敌军船只旁边大声喊道：“我现在要渡河，能作战的就出来！”于是拥兵渡河，敌军没有人敢动。赐爵华阴子。后来跟随皇帝在邓城击破崔慧景、萧愆，晋升号为平东将军。当时皇帝在沔水城炫耀军威，三月上巳设宴，皇帝与中军彭城王元勰比赛射箭，左卫元遥在元勰一方，而杨播在皇帝一方。元遥射中箭靶正中，所得筹数已经满了。皇帝说：“左卫的筹数已经够了，右卫不能不解围。”杨播回答说：“仰仗圣上的恩德，希望一定争取。”于是箭也正中靶心。皇帝笑着说：“即使是养由基的精妙箭术，又怎么能超过这个呢？”于是举起酒杯赐给杨播，说：“古人用酒来调养疾病，朕今天用酒赏赐你的才能，可以说是古今不同了。” 授任太府卿，晋爵为伯。后来任华州刺史。到任后借用百姓的田地，被御史王基弹劾，官职爵位都被削除，死在家中。杨侃等停柩不葬，多年上诉。到熙平年间，才追赠镇西将军、雍州刺史，恢复他的爵位，谥号为“壮”。杨侃字士业，颇爱好琴和书籍，尤其喜欢谋划。当时杨播一门显贵，满朝都是他们家的人，子侄很早就通达仕进，唯独杨侃不与人交游，公卿中很少有人认识他。亲友劝他出仕，杨侃说：“如果有良田，何必忧虑晚年？只是遗憾自己没有才干罢了。”三十一岁时，承袭华阴伯爵位。扬州刺史长孙承业请他任录事参军。梁国豫州刺史裴邃谋划突然袭击寿春，暗中收买寿春人李瓜花、袁建等，让他们作为内应。裴邃已经整顿集结军队，担心寿春有所察觉，便故意移文说：“魏国开始在马头设置戍所，听说又想修筑白捺旧城。如果这样，便会逐渐侵逼我方。这也需要营建欧阳，设置交界防备。如今征集的士卒已经聚集，只等回信。”属官们都想据实回复，说没有修筑白捺城的意图。杨侃却说：“白捺是小城，本来就不是险要之地；裴邃聚集军队又发来移文，虚构这些话，难道没有别的图谋吗？”长孙承业于是说：“录事可以制作移文答复。”移文说：“他集结军队，想来另有用意，为什么要妄自捏造白捺之事？别人有这样的心思，我可以推测出来，不要以为秦地没有人才。”裴邃得到移文，以为自己的意图已经被察觉，便解散军队。李瓜花等因约定的日期和契约没有实现，便互相告发，因而伏罪的有十多家。裴邃后来终于袭击寿春，进入外城后退去，于是在黎浆、梁城列营，早晚抢掠。长孙承业便奏请任杨侃为统军。后来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叛，长孙承业跟随大军讨伐他，授杨侃为长孙承业行台左丞。军队驻扎在恒农时，杨侃对长孙承业说：“如今叛军守着潼关，占据全部险要地势。应当向北夺取蒲坂，迅速乘船到西岸，在必死之地布置军队，使人人都有斗志，这样华州之围可以不用交战便解除；潼关的叛军一定会望风溃散。各处平定后，长安自然可以攻克。我的愚见可以记录下来，请让我为明公充当前锋。”长孙承业听从了他，命令他的儿子长孙子产等率骑兵与杨侃在恒农北渡，随即占据石锥壁。杨侃于是发布告示说：“现在暂且把军队停驻在这里，等待步兵，同时观察人心向背。若有人送来投降名册，各自回到村中，等行台军点燃三烽火，各村也要回应，以此表明投降归顺。没有回应烽火的，就是不投降的村庄，按理必须全部杀戮。”人们便相互传告。实际上没有投降的村庄，也假装举起烽火，一夜之间，数百里以内到处都是火光。围城的敌军无法推测其中缘故，各自散归。长安平定，杨侃颇有功劳。建义初年，授任岐州刺史。适逢元颢从内部逼近，诏令他代理北中郎将。孝庄帝迁往黄河以北时，握着杨侃的手说：“朕留用你镇守藩镇、寄托重任，把你调到这里，正是为了今天。但你家尊卑老幼有百口之多，如果跟随朕出行，连累的地方很大。你可以回洛阳，寄望将来的谋划。”杨侃说：“难道可以因为臣出身微贱，就顿然废弃君臣大义吗？”坚持请求随从。授任度支尚书，兼给事黄门侍郎，封敷西县公。等皇帝南还时，元颢命梁将陈庆之守北中城，自己据守南岸。有夏州义士替元颢守卫黄河中的沙洲，暗中送信表示归顺，请求破坏桥梁来建立功效。尔朱荣赶去接应。桥梁破坏后，接应未能成功，这些人都被元颢屠杀。尔朱荣将要考虑撤退，想要谋划以后再举兵。杨侃说：“如果现在就回去，会使人心失望。不如征召发动人力，多多捆扎木筏，间杂使用船只，沿黄河广泛布置。让数百里之内都成为可以渡河的地方，元颢知道该防守哪里呢？一旦能够渡河，必定建立大功。”尔朱荣大笑着听从了他。于是尔朱兆等人在马渚一带许多地方向南渡河，元颢便向南逃走。皇帝进入都城，杨侃解除尚书职务，改任正黄门侍郎。因渡河功劳，晋爵济北郡公，又授任他的长子杨师仲为秘书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