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三十

译王肃字恭懿，是琅邪郡临沂县人。他的父亲王奂，任齐朝雍州刺史，《南史》有他的传记。王肃年轻时聪明善辩，广泛涉猎经书史籍，很有远大志向。在齐朝任官，官至秘书丞。父亲王奂及兄弟都被齐武帝杀死。太和十七年，王肃从建邺来投奔北魏。孝文帝巡幸邺城，听说他到来，便谦虚地接待他，召见并询问来由。王肃应答辞理敏捷恳切，善辩而有礼，孝文帝十分哀怜他。于是谈到治理国家的道理。王肃的陈说深深符合孝文帝的旨意，孝文帝促近坐席，与他交谈直到日影移动，也没有察觉坐得疲倦。王肃于是说到萧氏已有危亡的征兆，可以乘机进取，孝文帝因此谋划南伐的决心更加坚定。孝文帝对他的器重和礼遇日益增加，亲近显贵的旧臣没有人能与他相比；有时屏退左右侍从，与他谈论直到半夜也不停。王肃也竭尽忠诚，没有任何隐瞒，自认为君臣相遇，如同诸葛亮遇到刘备。不久任辅国大将军长史，赐爵开阳伯。王肃坚决辞让伯爵，孝文帝答应了他。孝文帝下诏让王肃讨伐齐国义阳，准许他招募壮勇作为爪牙；所招募的士兵有功，奖赏加倍。跟随王肃出征的人，六品以下官员可以先行拟定任用，事后再上报；投降归化的人，五品以下官职可以先行优厚授予。王肃到了义阳，多次击败贼军，授任持节、都督、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王肃善于安抚接纳，声誉很好。不久被征召入朝，孝文帝亲手写诏书说：“见不到君子，心中如同醉酒，一天竟像三年那么长，我的忧劳怎么样呢？我已经在华林苑装饰馆舍、拂拭坐席等待你，你打算哪一天从汝坟出发呢？”又下诏说：“萧氏遭逢艰苦暴虐的时代，志向如伍子胥，困穷超过两周年，仍然穿着粗布衣服没有改变。有司应依礼劝解开导，为他裁定练禅的服制。” 太和二十年七月，孝文帝因为长期干旱不下雨而停止进食，百官到宫阙前。孝文帝在崇虚楼，派舍人询问王肃。王肃回答：“臣听说陛下停止进食，已经三天了，群臣不敢自我安宁。臣听说尧时有洪水、汤时有旱灾，这是自然定数，必须依靠圣人来救济；从未听说因为圣人而导致灾害。因此国家储备九年的粮食，用来抵御九年的灾变。昨天京城四郊之外已经承受了大雨，只有京城以内稍微缺少雨泽。百姓还没有缺少一顿饭，陛下却停止进食三天，臣民惶恐不安，已经没有心思顾及其他了。”孝文帝派人回答：“即使几朝不进食，仍然没有感应，还是因为我的诚心没有达到所造成的。我心意坚定，至死方休。”当夜，大雨倾盆而下。王肃因击破齐将裴叔业的功劳，晋升号为镇南将军，加都督四州诸军事，封汝阳县子。王肃多次上表坚决辞让，孝文帝不许，下诏赐给他鼓吹一部。当初，齐朝收捕王肃的父亲王奂时，王奂的司马黄瑶起攻打并杀死了王奂。太和二十二年平定汉阳后，黄瑶起任辅国将军，孝文帝特地下诏把他交给王肃，以便让王肃宣泄哀痛之情。孝文帝去世，遗诏任命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元禧等共同担任宰辅，召他们在鲁阳会合皇帝的灵驾。王肃到达后，便与元禧共同参与谋划政务。从鲁阳到京洛，路上的丧葬礼仪，都交给王肃参酌裁定；他忧劳勤勉地处理事务，超过了旧日的外戚。元禧兄弟都敬重亲近他，上下都称赞他们相处和睦。只有任城王元澄因为王肃出身于远方羁旅之地，一旦地位在自己之上，常对人说：“朝廷把王肃置于我之上，还可以理解；从叔广陵王是宗室中的尊长，历任内外官职，怎么能一旦让王肃位居他的右边呢？”王肃听说后，常常退让回避元澄。不久被元澄上奏弹劾，称他图谋叛乱，事情很快得到申明解释。孝文帝下诏让王肃娶陈留长公主，她原本是刘昶的儿媳彭城公主，赐钱二十万、帛三千匹。王肃上奏说：“考察官员是因为显著的才能，升迁是因为功绩卓著；升用贤能、黜退昏暗，就在于此。自从百官长期缺少考察，至今已经四年，请依照旧例，考核检验官员的才能与否。”孝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裴叔业以寿春归附北魏，朝廷授王肃为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他与彭城王元勰率领步兵、骑兵十万人前往寿春。齐国豫州刺史萧懿驻军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驻军合肥，准备谋取寿春。王肃进军讨伐，大败他们，擒获李叔献，萧懿逃走。回到京师，宣武帝在东堂召见并慰劳他，晋升为开府仪同三司，封昌国县侯。不久任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王肃多次镇守边境，尽心安抚接纳，远近之人都归心于他，归附者像集市上的人一样多，他全都能取得人心。他洁身自好，乐于施舍，简朴而断绝声色享受，始终廉洁节俭，家中没有多余财产。但他性情略显轻佻，颇以功名自许，保护自己的声誉并夸耀功劳，很少推重和谦让别人，孝文帝常常因此批评他。景明二年，王肃死于寿春，享年三十八岁。宣武帝为他举哀，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套、钱三十万、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蜡三百斤，并询问选择葬期和迁葬远近的事项，专门派一名侍御史监护丧事。又下诏说：“杜预死后葬在首阳山，司空李冲把覆舟山作为安葬之地。回望这些地方，也可算是两代人的九原了。已故扬州刺史王肃，对两代君主都忠诚守义，才智仁惠可与李冲、杜预相符。他平生的本意，是愿意最终安葬在京城陵墓之地；既然早有心愿，就应当成全他的遗志。命令把他葬在李冲、杜预两座坟墓之间，使他的神灵能够在地下相游相遇。”追赠侍中、司空公。有司上奏说王肃心地贞正、气度宏大，应该谥为匡公，宣武帝下诏谥为宣简。明帝初年，下诏为王肃建立碑铭。自从晋氏遭逢丧乱，礼乐崩坏灭亡，孝文帝虽然整顿改革制度、改变风俗，但其中仍然质朴简略，未能达到淳厚。王肃明了熟悉旧典，虚心接受委任，朝廷礼仪和国家典章，全都出自王肃之手。儿子王绍承袭爵位。王绍字三归，官至中书侍郎。死后追赠徐州刺史。儿子王迁承袭爵位；齐朝接受禅让建立政权后，爵位按惯例降等。王绍的弟弟王理，孝静帝初年得以回到朝廷，官至著作佐郎。王绍是王肃前妻谢氏所生。王肃临死时，谢氏才带着女儿和王绍来到寿春。宣武帝纳王肃的女儿为夫人，明帝又纳王绍的女儿为嫔。王肃的弟弟王康字文政，涉猎书籍史传，略有兄长的风采。宣武帝初年，他带着兄长的儿子王诵、王翊、王衍等人进入北魏，授任中书侍郎。死于幽州刺史任上，追赠征虏将军、徐州刺史。王诵字国章，是王肃长兄王融的儿子。学问广博，有文才，神采气度清秀俊逸，风流优美。历任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右将军、幽州刺史、长兼秘书监、给事黄门侍郎。明帝去世，灵太后拥立幼主，当时实行大赦。王诵宣读诏书，言辞声调抑扬有致，风采神情挺拔秀美，百官倾心仰慕，无不赞叹欣赏。孝庄帝初年，王诵在河阴遇害，追赠尚书左仆射、司空公，谥号为文宣。儿子王孝康任尚书郎中。王孝康的弟弟王俊赋，性情清雅，很有文才，任齐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译王诵的弟弟王衍字文舒，声名、品行、器度和才艺略逊于王诵。官至光禄大夫、廷尉卿、扬州刺史、大中正、度支尚书、七兵尚书、太常卿。出任散骑常侍、西兖州刺史。被尔朱仲远擒获，因他的声望而没有加害他，只让他骑牛随军，过了很久才把他释放，让他远离洛阳。孝静帝初年，官至侍中。死后，诏令赐东园秘器，追赠尚书令、司徒公，谥号为文献。王衍重视旧日交情。有位故友竺ＩＱ，在西兖州被尔朱仲远杀害，他的妻子儿女饥寒交迫，王衍把他们安置在家中，多年供养救济，世人称赞他敦厚。王翊字士游，是王肃次兄王深的儿子。风采神情秀美挺拔，喜爱学习，有文才。官至中书侍郎。对荣华名利颇为热衷，并与元叉结为婚姻。任济州刺史时，政治清静，有政绩。入朝任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兼领国子祭酒。死后追赠司空公、徐州刺史。儿子王琛，武定年间任仪同、开府记室参军。刘芳字伯支，是彭城郡丛亭里人，也是汉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六世祖刘讷，任晋朝司隶校尉。祖父刘该，任宋朝青州、徐州二州刺史。父亲刘邕，任宋朝兖州长史。刘芳出继给宋朝东平太守刘逊为后。刘邕参与刘义宣的事件，死在彭城。刘芳跟随伯母房氏逃亡到清州，恰逢大赦而获免。舅舅元庆任宋朝青州刺史沈文秀的建威府司马，被沈文秀杀死。刘芳母子进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下讨伐青州、齐州，梁邹投降，刘芳被迁往北方，成为平齐民，当时十六岁。南部尚书李敷的妻子，是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儿，也是刘芳的祖母、崔浩的姑母。刘芳到京师后，前往李敷家门。崔氏以刘芳流离播迁为耻，拒绝见他。刘芳虽然处在穷困窘迫之中，但学业和志节仍然坚贞不移。他聪明敏捷超过常人，专心致志于古代典籍；白天靠替人抄书谋生，晚上诵读经书不睡觉。甚至到了要换穿衣服、两天合穿一件衣服的困窘地步，他仍然淡然自守，不急切追求荣华利禄，也不因贫贱而忧愁，于是写作《穷通论》来安慰自己。他常替各位僧人抄写经论，书法笔迹受到称赞，每卷酬值一匹缣，一年中能够收入一百多匹。这样过了几年，依靠这些收入生活颇有好转。因此与许多德高学深的僧人常有来往。当时南方有个沙门慧度因事获罪受责，不久突然死亡，刘芳因此得以听闻此事。文明太后召他入宫，打了一百鞭。当时宦官李丰主持处理这件事，知道刘芳笃志求学、具有志节品行，便把这些情况告诉太后。太后内心略感惭愧。恰逢齐国使者刘缵到来，他是刘芳同族的远房兄长，便提拔刘芳兼任主客郎，与刘缵接待交往。授任中书博士。后来与崔光、宋弁、刑产等一同任中书侍郎。不久诏令刘芳与刑产入宫教授皇太子经书，升任太子庶子，兼任员外散骑常侍。刘芳跟随皇帝前往洛阳，从途中到返回京师，始终陪侍皇帝同坐，讲解诵读经书。刘芳才思深刻敏捷，尤其精通经书义理，博闻强记，还广泛阅读《苍颉篇》和《尔雅》，尤其擅长音韵训诂，辨析清楚而没有疑惑。因此皇帝对他的礼遇日益隆重，赏赐丰厚。不久兼任通直常侍，跟随皇帝南巡，撰写巡行期间的事务记录，不久正式授任此职。王肃来投奔北魏时，孝文帝一向器重他，朝廷内外都注目于他。刘芳还没有与他见面。一次孝文帝在华林苑宴请群臣，王肃谈话间说：“古代只有妇女插笄，男子没有笄。”刘芳说：“推究经书《礼》的正文，古代男子和妇女都有笄。”王肃说：“《丧服》说男子戴免、妇女梳髽；男子戴冠、妇女插笄。这样看来，男子不应当有笄。”刘芳说：“这专门说的是丧事。《礼》说：刚遭遇丧事时，男子戴免，当时妇女梳髽；男子戴冠时，妇女插笄。意思是说在同一时期，男子和妇女戴免、梳髽，戴冠、插笄各有不同。又因为冠比笄尊贵，所以男子戴冠时便不用笄，这只是相互举言，并不是说男子没有笄。《礼记·内则》又说：‘儿子侍奉父母，鸡刚啼叫，就要梳头、束发、插笄、总发。’由此来说，男子有笄是很明显的。”高祖称赞了很久。王肃也认为刘芳说得对，说：“这难道不是刘石经吗？”过去汉代在太学制作三种字体的石经，学者遇到文字不正确，大多前往询问。刘芳音义明白、辨析清楚，遇到疑难的人都来向他请教，所以当时人称他为“刘石经”。酒宴将散时，刘芳与王肃一同出去。王肃握着刘芳的手说：“我年轻以来一直留意《三礼》，在南方时曾多次与儒者共同讨论，大家都说是这个意思，正如我刚才所说。” 如今听到你的解释，顿时消除了我平生的疑惑。”刘芳的义理精深丰富，大多都像这件事一样。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经过朝歌，见到殷代比干的墓，悲伤悼念，写文章凭吊他。刘芳为文章作注解，上表进呈。孝文帝下诏说：“看了你的注解，确实十分丰富博洽。但文章比不上屈原、宋玉，义理也愧不如张衡、贾谊。既然颇有高雅意趣，就可以交付史馆收藏。”孝文帝又下诏说刘芳经学精深通达，破格升任国子祭酒。刘芳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孝文帝征讨宛城、邓城时，起用刘芳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跟随太尉、咸阳王元禧攻打南阳。齐将裴叔业入侵徐州，边境将士颇有考虑离去或归附的。孝文帝为此忧虑，任命刘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代理徐州事务。后来兼任侍中，跟随皇帝征讨马圈。孝文帝在行宫去世，宣武帝即位时，刘芳亲手为他加上兖冕。孝文帝入殓、启祖、安葬山陵、练祭等从开始到结束的丧事礼仪，全由刘芳撰定。咸阳王元禧等奉行孝文帝遗旨，命刘芳入宫教授宣武帝经书。南徐州刺史沈陵在外叛乱、徐州发生大水后，朝廷派刘芳前往安抚并赈济灾民。不久正式任侍中，国子祭酒、大中正仍照旧。刘芳上表说：治理国家的人，无不推崇儒学、尊重道术，把兴办学校放在首位。唐尧、虞舜以前，典籍没有可靠记载；周朝兴盛以后，官职却设置在武门。蔡氏《劝学篇》说：‘周朝的师氏居住在武门左边。’如今的祭酒，就是周朝的师氏。《洛阳记》说：‘国子学宫与天子宫相对，太学在开阳门外。’考察《学记》说：‘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亲近人民，把教育放在首位。’郑玄注释说：‘宫内设置师保来教导，使国子在那里学习；宫外设置太学、庠序等官署。’由此可知，国学在宫内，太学在宫外，这是明确的。臣认为，如今既然迁都到崧山、瀍水之间，皇宫处于伊水、洛水之间，宫殿、官署都恢复旧址，至于国学，怎么可以错置？考察旧例，应当设在宫门左侧。至于太学，原有基址仍在，应当依旧营建。”

译又有人说，太初、太和二十年，发布诏令设置四门博士，在四门设立学校。臣考察：周朝以前，学校只有两处，有时崇尚东学，有时崇尚西学，有时以国中为贵，有时以郊外为贵。到了周朝，学校大概有六处：师氏学在宫内，太学在国都，四所小学在郊外。《礼记》说：‘周人在虞庠奉养老人，虞庠在国都四郊。’《礼》又说：‘天子设置四学，入学时太子要按年龄排列。’注释说：‘四学，就是周朝四郊的虞庠。’《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帝进入东学，崇尚亲亲而尊重仁；进入南学，崇尚长幼次序而尊重信；进入西学，崇尚贤能而尊重德；进入北学，崇尚贵族而尊重爵位；进入太学，承受老师教诲而询问道理。’周朝的五种学校，在这里更加清楚。考察郑玄注《学记》，周朝有六学，原因是郑玄说：‘宫内设置师保来教导，使国子在那里学习；宫外有太学、庠序等官职。’这就是证据。汉、魏以来，已经没有四郊之学。谨慎考察先帝旨意，四学应当设在四门。考察王肃的注说：‘天子四郊有学校，距离都城五十里。’但考察郑玄的说法，并没有说明远近。” 如今太学旧坊的基址宽广空旷。如果在四郊另行设置，彼此相距辽阔，检查督察难以周全。即使把太学坊分作四门，仍然太过空旷。依臣愚见，设在同一处并没有妨碍。况且当今的制度设置大多沿袭中世旧制，尚未审定四学是否应当遵从古制。请召集儒者和礼官讨论确定设置地点。” 孝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刘芳升任中书令，国子祭酒仍旧担任。出任青州刺史。处理政务偏于宽缓，不能禁止奸盗；但他廉洁清正、少有欲望，不扰乱公事和私事。回到朝廷后，参与议定律令。刘芳斟酌古今制度，是重大议论的主要主持者，其中增删损益大多出自他的意见。宣武帝认为朝廷礼仪有许多缺失，把各种议论全都交给刘芳修订，于是朝廷吉凶大事都来向他咨询。转任太常卿。刘芳认为所设置的五郊以及日月祭位，距离城郭的里数与《礼》不合；又认为灵星、周公的祭祀不应隶属于太常，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国家的大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郊祀的根本，确实在于审定祭位。臣的学问不能通晓全部经典，学业也不及贯通古今，哪里敢轻率地进献盲人之言，妄自陈说管窥之见！臣私下看到所设置的祭坛祠庙，远近是否合宜，考察典章制度，有的或许还不合乎中正。既然这是臣的职掌，请允许臣陈述浅陋意见。《孟春令》说：“它的数是八。”又说：“在东郊迎接春天。”卢植说：“东郊，是八里外的郊区。”贾逵说：“东郊祭木帝太昊，距离八里。”许慎说：“东郊，是八里外的郊区。”郑玄注《孟春令》说：“君王居于明堂。《礼》说：‘君王出行十五里迎接岁神。’这大概是殷礼。周礼规定近郊五十里。”郑玄另一条注说：“东郊距离都城八里。”高诱说：“在东方八里郊区迎接春气。”王肃说：“东郊八里，是因木数为八。”这些都是春郊八里的明确证据。《孟夏令》说：“它的数是七。”又说：“在南郊迎接夏天。”卢植说：“南郊，是七里外的郊区。”贾逵说：“南郊祭火帝，距离七里。”许慎说：“南郊，是七里外的郊区。”郑玄说：“南郊距离都城七里。”高诱说：“南郊，是七里外的郊区。”王肃说：“南郊七里，是因火数为七。”这又是南郊七里的确切证据。《中央令》说：“它的数是五。”卢植说：“中郊，是五里外的郊区。”贾逵说：“中郊设置黄帝之位，并在南郊的末端，所以说在四郊祭祀五帝。” 郑玄说：“中郊在西南方未地，距离都城五里。”这又是中郊五里的确切证据。《孟秋令》说：“它的数是九。”又说：“在西郊迎接秋天。”卢植说：“西郊九里。”贾逵说：“西郊祭金帝少昊，距离九里。”许慎说：“西郊，是九里外的郊区。”郑玄说：“西郊距离都城九里。”高诱说：“西郊，是九里外的郊区。”王肃说：“西郊九里，是因金数为九。”这又是西郊九里的确切证据。《孟冬令》说：“它的数是六。”又说：“在北郊迎接冬天。”卢植说：“北郊，是六里外的郊区。”贾逵说：“北郊祭水帝颛顼，距离六里。”许慎说：“北郊，是六里外的郊区。”郑玄说：“北郊距离都城六里。”高诱说：“北郊，是六里外的郊区。”王肃说：“北郊六里，是因水数为六。”这又是北郊六里的确切证据。宋氏《含文嘉》注说：“《周礼》规定，王畿方圆千里，取其中二十分之一作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加倍就是远郊。” 迎接王气大概在近郊举行。汉朝没有设置王畿，于是便按照各方的数目设置郊坛。因此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说：“建武二年正月，开始在雒阳城南七里设置郊坛，依照元始年间的旧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这又是汉代南郊、北郊的明确证据。如今地祇也应依照这个制度。至于三十里的郊区，对前来说违背郑玄引用的殷、周两代制度，对后来说又违背汉、魏实行的旧例。凡是城邑之外都称为郊。如今计算四郊，都以郭门为界，里数依照上述规定。”

译《礼》规定，朝拜日月都在东西城门之外。如今日月祭位距离城东西各三十里，臣私下仍认为未必合适。《礼》又说：“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如今应按照上述制度营造。《礼仪志》说：“在城南建立高禖祠。”没有说里数，所以如今沿用旧制。灵星本来不是礼制中的祭祀，始设于汉初，专门用于祈求农事，始终隶属于郡县。《郊祀志》说：“汉高祖五年，下诏命令御史，让天下各地建立灵星祠，祭牲使用太牢，由县邑令、长侍奉祭祀。”晋朝《祠令》说：“郡、县、国祭祀社稷、先农，县还祭祀灵星。”这就是灵星祠遍布天下各县的明确证据。周公庙之所以另设在洛阳，大概因为姬旦创建洛邑，所以世代传承在洛阳，尊崇祭祀从未断绝，以彰显他的功劳。夷、齐庙也是历代在洛阳境内祭祀的神祠。如今一并移交太常管理，恐怕违背它们原有的性质。像这样的祠庙还很多，都应当由所属郡县修缮治理，由公家和民间分别进行祈祷祭请。臣私下认为，太常所主管的郊祀、宗庙和神祇，自有固定范围，不应临时凭主观斟酌；如果任意妄自营建，就免不了成为滥祀。这两座祠庙，无论归太常管理还是留在洛阳，对国家来说都是祭祀，但贵在审慎考察其根本。” 臣凭着平庸浅陋的才识，错误地任居现在的职位，考察汇集典籍，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既没有发现不同的说法，认为大体可以作为依据。如今正值隆冬事务稍闲、田野空旷、人力有余之时，迁移郊坛，办理起来比较方便。” 孝文帝下诏说：“你上奏的意见确实有明确依据，但先朝设置建立已经很久了，暂且还是沿用旧制。” 此前，孝文帝在代都下诏命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以及公孙崇等十多人，修理钟磬等金石乐器和八音乐器。后来公孙崇任太乐令，便上奏请求尚书仆射高肇，与他共同营造修理。宣武帝下诏让刘芳共同主持。刘芳上表说，礼乐之事重大，不能轻率决定；如果不是广泛邀请公卿、召集博学儒者，讨论得失、研究穷尽是非，就无法把制度流传万代，成为不朽的规范。朝廷答复准许，于是几十天内多次进行三轮议论。当时朝廷官员多认为公孙崇专门主持此事已经很久，不应当有错误，因此都默默不发议论。刘芳于是援引经书诰令，搜集考察旧文，与公孙崇互相诘难质证，所有意见都有明确依据，认为其中增减多寡不一，不合典章制度。公孙崇虽然表面上作答，却没有领会刘芳的意思，最终无法为自己辩明。尚书依照事情经过上奏，宣武帝仍下诏交给刘芳另行考订制度。于是学者更加归附尊崇刘芳。刘芳认为社稷坛没有树木，又上疏说：依照《合朔仪》的注释：日食发生变化时，要用朱红色的丝绳，环绕社树捆系三周。但如今没有树。《周礼·大司徒》职掌说：“设置社稷的坛墙，并在上面种植土地之主所宜的树木，各自按照当地社坛适宜的树种。”郑玄注说：“所宜的树木，是指松、柏、栗之类。”这是第一个证据。《小司徒·封人》职掌说：“掌管设置王的社坛墙，在王畿边界种树。”郑玄注说：“这里没有说稷，是因为王以社为主；稷是社的次要部分。”这是第二个证据。《论语》说：“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用松树，殷人用柏树，周人用栗树。”这就是根据土地适宜的树种来选择。这是第三个证据。《白武通》说：“社、稷为什么要有树？是为了表示尊敬并使人辨识。使人远远看见便产生敬意，又可以用来表彰功劳。”考察这段话，正是解释为什么要有树的意义，完全没有讨论应当有树还是不应当有树。这是第四个证据。这里说“社、稷为什么要有树”，那么稷也有树就很明确了。《五经通义》又说：“天子的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制度是怎样的？” 回答说：“社坛都有围墙而没有屋顶，在其中种树。之所以有树，是因为土地之主能够生长万物，而万物没有比树木更好的，所以要种树。”这是第五个证据，也是其中最为详细明确地解释有树意义的一条。《五经要义》又说：“社坛一定要用树木作为标志。《周礼·司徒》职掌说：分封社坛并种植树木，各自按照土地所生长的树种。《尚书·逸篇》说：太社只用松树，东方社只用柏树，南方社只用梓树，西方社只用栗树，北方社只用槐树。”这是第六个证据。这又是太社和四方之社都应有树木作为区别标志的明确依据。又见各家《礼图》，社稷图都画有树，只有诫社、诫稷没有树。这是第七个证据。” 虽然已经辨明了应当有树的依据，但还没有确定所种的树木。考察《论语》所说“夏后氏用松树，殷人用柏树，周人用栗树”，正说明各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却说“太社只用松树”，这样看来，同一朝代中设置社坛所用的树也各不相同。臣愚见认为应当种松树。为什么这样说？《逸书》说“太社只用松树”，如今种松树，不必担心失礼。只有稷没有明确的证据。稷是社的次要部分，大概也不会离开松树。” 宣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刘芳沉静高雅、端方正直，气度极高，对经书、传注大多通晓，孝文帝尤其器重敬爱他，遇到事情常常回头询问他。太子元恂居东宫时，孝文帝想把刘芳的女儿嫁给他，刘芳以年龄、容貌不相称为理由推辞，孝文帝感叹他的谦逊谨慎。孝文帝又命刘芳推荐本族女子，刘芳便称说族子长文的女儿，孝文帝于是为元恂聘娶她，让她与郑懿的女儿分别作为左右孺子。崔光对刘芳有中表亲族之间的敬意，遇到事情都向他请教。刘芳撰写了郑玄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注《周官音》、王肃注《尚书音》、何休注《公羊音》、范宁注《穀梁音》、韦昭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辩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义证》《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上表请求把中书监一职让给刘芳，宣武帝不许。刘芳死后，追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为文贞侯。长子刘怿字祖欣，很有父亲的风采，颇爱好文章书札。历任徐州别驾、兖州左军府长史、司空谘议参军，多次作为行台出使，所到任处都有称职的声誉。转任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代理郢州事务，不久升任安南将军、大司农卿。死后追赠徐州刺史，谥号为“简”。没有儿子，弟弟刘廞把第三个儿子刘峻作为他的后嗣。

译刘廞字景兴，喜爱学习，意志坚强。他善于结交当时的权贵；高肇势力兴盛以及清河王元怿担任宰辅时，刘廞都同他们的子侄交游。灵太后临朝执政后，又与太后的外甥往来亲善。太后命刘廞把诗和“武”教授给弟弟元吉。逐渐升任光禄大夫。孝武帝初年，任散骑常侍，升任骠骑大将军、国子祭酒。孝武帝在显阳殿讲解《孝经》，刘廞担任执经，虽然应答和论辩不能十分精详完备，但风采、仪态和声音节奏颇值得观赏。不久兼任都官尚书，又兼任殿中尚书。等到孝武帝入关，齐神武帝来到洛阳，责备刘廞并将他杀死。他的儿子刘骘，字子升。年少时就有风度气概，颇为涉猎文史。官至徐州开府从事中郎。父亲刘廞死后，刘骘率领乡里的部众奔赴兖州，与刺史樊子鹄抵抗北魏军队。每次作战，他都流着泪冲入敌阵。城池陷落后，他被擒送到晋阳。齐神武帝怜悯他，赦免了他。文襄帝建立仪同开府后，任命刘骘为属官，又任本州大中正，转任中书舍人。当时北齐与梁通好，刘骘前后奉诏接待梁使共十六人。后来任司徒左长史，去世后，追赠南青州刺史。刘廞的弟弟刘彧，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刘彧的儿子是刘逖。刘逖字子长，年少时聪明敏捷。喜欢射猎、骑马、射箭，把游乐作为日常事务；喜爱交游，善于说笑。齐文襄帝任命他为永安公高浚开府行参军。刘逖远离家乡，厌倦羁旅生活，于是发愤自励，专心精读书籍。晋阳是都会之地，霸府朝廷的人士都聚集在那里，人人都热衷于宴饮聚会。刘逖在游宴之中，书卷从不离手；遇到以前没有见过的文献，就整天诵读，有时通宵不归。他就是这样勤奋好学。他也留心文辞，颇为擅长诗歌。北齐天保初年，他代理定陶县令，因奸邪之事获罪被免官，十多年不能调任。他的姐姐嫁给任氏，后来没入宫中，皇帝下令把她赐给魏收。魏收提拔帮助刘逖，后来刘逖任开府参军。文宣帝去世时，文士们都作挽歌，杨遵彦选取其中的作品，员外郎卢思道采用八首，刘逖采用两首，其余人最多不过三四首。中书郎李愔戏弄刘逖说：“卢八来问候刘二。”刘逖对此怀恨在心。乾明元年，兼任员外散骑常侍，出使护送梁主萧庄。回来后，兼任三公郎中。武成帝在位时，和士开受到宠信并掌握权要，刘逖依附于他。正式任中书侍郎，入朝掌管机密。当时李愔献赋，文中说自己在天保年间遭受谗言。刘逖摘取其中的文字，上奏说：“诽谤先朝，是大不敬。”武成帝大怒，重重鞭打李愔。刘逖因报了先前的怨恨而高兴，说：“重重打两下，拿鞭子打一百下，和当年喊我‘刘二’相比怎么样？”不久兼任散骑常侍，出使聘问陈国使者。刘逖想独自显示文才，不愿与其他文士同行。当时黄门侍郎王松年的妹夫卢士游，性情深沉缜密，刘逖请求让他担任副使。又有刘逖姐姐嫁到魏家，魏收当时已经把她放出宫，刘逖于是想乘机把她嫁给卢士游，卢士游不答应。刘逖害怕事情泄露，也没有强迫他。升任给事黄门侍郎，修撰国史。加授散骑常侍，授假仪同三司，出使担任北周使团副使。北齐、北周两国刚开始交往，礼仪尚未确定，刘逖与周朝官员反复议论，斟酌古今制度，多数事情合乎礼法，而且文辞也很可观，因此声名大振。出使回来，授仪同三司。武成帝去世后，和士开想要改年号，议论的人各有不同意见。刘逖请求使用“武平”这个年号，私下对和士开说：“‘武平’反过来就是‘明辅’，这是刘逖为您取的。”和士开很高兴，便采纳了。后来和士开受到众人排斥，娄定远与他共同辅政，刘逖于是转而依附娄定远，得到西域货物后，全部拿来赠送给娄定远。娄定远出任外官后，刘逖心中不安，又暗中结交斛律明月、胡长仁来巩固自己。和士开知道此事，却不十分相信；有一天忽然在斛律明月家门巷口遇见刘逖，才更加确信。起初，刘逖还未显达时，想要侍奉祖珽。祖珽没有原谅他，对别人说：“我说彭城楚子应当有气概侠义，没想到他只把崔季舒的诗拿给人看，实在违背了我对他的期望。”刘逖于是把弟弟娶祖珽的女儿，两人便结成秘密的友好关系。祖珽将要告发赵彦深、和士开时，先同刘逖谋划，刘逖却把事情告诉了二人，所以赵彦深、和士开得以设法应对。祖珽被贬黜后，命令弟弟休掉刘逖的妹妹。到这时，刘逖才解除和士开对他的嫌恶。不久出任仁州刺史。祖珽便要求行台尚书卢潜陷害刘逖，并许诺让卢潜得到越级升迁。卢潜说：“这种事，我不做。”反而告诫刘逖并保护他。后来刘逖被征召回朝，待诏于文林馆，重新任散骑常侍，负责奏报门下省事务。不久与崔季舒等一同被杀，当时四十九岁。他所撰写的文章共三十卷。他的儿子刘逸人，任开府行参军。后来在隋朝做官，最终任洛阳县令。刘芳有个堂侄叫刘懋。刘懋字仲华，祖父刘泰之，父亲刘承伯，在宋朝做官，都有声名和官位。刘懋聪明敏捷，喜爱学习，广泛通晓经史；擅长草书、隶书，认识奇异文字。宣武帝初年入朝，任尚书外兵郎中。刘芳十分器重他，凡是朝廷所撰写的制度礼仪，都让他参与斟酌。尚书省广泛议论政事时，刘懋与殿中郎袁翻常常担任主要议论者。他通晓从政事务，尚书台中遇到疑难之事，都来向他询问裁决。尚书李平与他结为生死不渝的朋友。升任步兵校尉，兼领郎中，又兼任东宫中舍人。转任员外常侍、镇远将军，领考功郎中，制定考核官员的条例，明确升降官员的办法，条理非常清楚。孝昭帝初年，大军攻打硖石，刘懋任李平行台郎中。城池攻下后，刘懋颇有功劳。太傅、清河王元怿喜爱他的文雅风度，常常注视着他离去，说：“刘先生仪表堂堂，是士大夫中的领袖；如果上天假以年寿，他一定会成为魏朝的宰辅。”皇帝下诏让刘懋与各位有才学的人撰成礼仪法令。元怿任宰相多年，对刘懋尤其礼敬，让自己的几个儿子拜他为师。升任太尉司马。熙平二年冬，因突然患病去世。他家中十分清贫，去世那天，家里只剩下空空的四面墙壁。太傅元怿以及当时的才俊无不为他痛惜。追赠持节、前将军、南泰州刺史，谥号宣简。刘懋的诗、诔、赋、颂以及文章在当时都很有声誉；又撰写各种器物制作起源的书十五卷，名为《物祖》。常爽字仕明，是河内温县人，魏朝太常卿常林的第六代孙。祖父常珍，任苻坚的南安太守，因世道动乱，便迁居凉州。父亲常坦，在乞伏氏政权中任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

译常爽年少时就聪明敏捷，严肃正直而有志气，即使家人和奴仆也从未见过他宽纵放诞的样子。他专心致志地学习，见闻广博，记忆力很强，熟悉谶纬、天文气象、《五经》和诸子百家，广泛研究综合。州郡以礼征召他，他都不肯就任。武成帝西征凉州一带时，常爽与哥哥常士国到军门归顺。武成帝嘉奖他们，赐常士国五品爵位显美男；常爽为六品，授宣威将军。当时战争频繁，征伐是主要事务，贵族子弟无暇学习。常爽在温水西岸设馆授徒，教授门徒七百多人，京师的学业因而迅速复兴。常爽制定的教训制度有严格的奖惩条文，弟子侍奉他，像侍奉严厉的君主一样。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都是在常爽教导下成才的。崔浩、高允都称赞常爽教育严格而且奖惩得当。高允说：“文翁以柔和取胜，先生以刚强制胜；施教虽不同，使人成才却是一样的。”他的博闻通识受到如此赞叹和敬服。他利用授课之余，撰写《六经略注》，以推广圣贤著作，内容很有条理。他的序文说：《易传》说：建立天的法则，是阴和阳；建立地的法则，是柔和刚；建立人的法则，是仁和义。这样说来，仁义是人的本性；经典是人的外在文饰。它们都用来陶冶人的精神性情，启发人的耳目；没有不通过学习就能成就器用的，也没有不通过反复研习就能使事业精进的。所以季路是勇士，接受道义的教导后成就了忠勇刚烈的气概；宁越原是平庸之人，通过讲习学问保全了高尚的节操。大概所凭借的是学习，所依循的是根本；根本树立起来，道才会产生，人的文饰完备，德行也就具备了。从前先王教导天下，没有不以《诗》《书》引导人民，以《礼》《乐》教育人民，移易他们的风俗，使人民和睦。因此，恭敬节俭、庄重严肃而不烦琐，是因为深受《礼》的教化；广博平和、宽厚善良而不奢侈，是因为深受《乐》的教化；温和柔顺、敦厚朴实而不愚昧，是因为深受《诗》的教化；通达事理、见识深远而不欺妄，是因为深受《书》的教化；清洁宁静、精细深微而不刻薄害人，是因为深受《易》的教化；善于组织辞语、类比事物而不混乱，是因为深受《春秋》的教化。《乐》用来调和精神，《诗》用来端正言语，《礼》用来彰明仪体，《书》用来扩大见闻，《春秋》用来裁断事务。这五部经典，大概是五常之道，彼此相互需要而完备。《易》是它们的源头，所以说：如果看不见《易》，乾坤大概就要停止运行了。由此说来，《六经》是先王遗留下来的功业，是圣人的盛大事业，怎么可以不把心思寄托其中、用眼睛观察、以它陶冶性情、修饰自身呢？近来趁着有空闲的日子，我专心研究学术，略微撰述所听闻的内容，探讨它们的根本，命名为《六经略注》，用来教导门徒！” 他的《六经略注》流传于世。常爽不侍奉王侯，独自守着闲静的生活，讲习经典二十多年，当时人称他为“儒林先生”。六十三岁时，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常文通，历任官职，做到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常文通的儿子是常景。常景字永昌，年少时聪明敏捷，起初读《论语》《毛诗》，一经接受便能通览。长大后有才思，尤其喜爱文章。廷尉公孙良举荐他为协律博士，孝文帝亲自听到了他的名声，随后任用他为门下录事。正始初年，朝廷召集尚书、门下省官员在金墉城中书省外署考察议论律令，命常景参与议议。宣武帝的舅父护军将军高显去世，他的哥哥右仆射高肇托请常景、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分别撰写碑铭，并一起呈给皇帝。皇帝把这些文章都交给侍中崔光选择，崔光上奏说，常景的名位虽在众人之下，文章却在众人之上，于是采用常景的文章刻在碑石上。高肇娶平阳公主为妻，不久公主去世。高肇想让公主的家令居丧守庐并穿丧服，此事已经交给学官议定，准备施行。尚书省又来询问常景，常景认为妇人没有专门成为国君的道理，家令也不能具有纯粹臣子的名分，于是坚持议论说：丧服制度的根本，在于根据身份等级来确立哀情；服丧轻重的依据，也在于顺着哀情来制定礼制。虽然道理关系到国家盛衰，事情贯通古今，但制定礼制的根本以及服制降等减杀的原则，其实是一致的。所以臣下对君主服丧，是为了助长敬意、尊崇其地位；臣下对君主的母亲和妻子服丧，是依从君主的服制而确定礼义。然而，所谓诸侯、大夫的君主，是指他们拥有土地和属官；说他们没有相应的服丧条文，是因为他们并非世袭爵位的君主。如今王姬下嫁，虽然加授爵命，但她所处的情形并不是君主的封邑，按道理不同于拥有封土的诸侯。为什么呢？诸王开国，都完整设置臣属和官吏；他们在世时，臣下有趋奉侍奉的勤劳，死后也尽到服丧的礼节。而公主的家令只有一人，家令以下虽有受命的属官，却没有参与处理政事的礼仪，实际上缺少作为臣子的体制。推究公主尊贵的原因，她之所以设置家令，大概是因为公主家中的内务偶尔需要同外部沟通，按道理不能自行通达，必须通过他人。这样看来，家令只是掌管内外沟通以及主持公主家务的官员，并不涉及君臣关系和名分区别。由此推论，家令不能算纯粹的臣子，公主也不能算正式的君主，这是很明白的。况且以女子为君主、男子为臣下，是古代礼书没有记载的，也是先朝从未议论过的。可是四门博士裴道广、孙荣乂等把公主当作君主，把家令当作臣子，规定服斩衰之丧，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张虚景、吾难羁等不推究君臣的分别，也不探求应当服丧的情理，仍然赞同这种议论，按照为母亲服齐衰的制度来要求；但从名分和实际考察，理由并不妥当。我私下认为，公主的爵位既不是拥有采邑的君主，家令的官职又没有纯臣的形式。如果依照母亲的服制，那么情理和议论都无法施行；如果比照小君的制度，那么从服也没有依据。考察经书和《礼》，这件事没有现成的条文；依我的愚见，认为不应服丧。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常景长期滞留门下省，多年不能升任显要官职。他以蜀地的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四位贤人都有高才却没有显赫官位为由，寄托自己的感慨来赞颂他们。常景在枢密机构任职十多年，受到侍中崔光、卢昶、游肇、元晖特别了解和赏识。屡次升任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初年，东宫建立，兼任太子屯骑校尉，录事之职仍旧。奉诏撰写门下省诏书，共四十卷。尚书元苌出任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请求让常景担任司马。因常景的资历次序不够，便授他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兼任长安县令，他施行了很好的惠政，百姓和官吏都称赞他。

译此前，太常刘芳与常景等人撰写朝廷法令，还没有来得及颁行；另行主持礼仪注记，许多内容是草创的，也没有完成。刘芳去世后，常景继承并完成了这项事业。宣武帝去世后，召常景赴京，回来修订礼仪注记。授谒者仆射，加授宁远将军，又以原官兼任中书舍人。后来授步兵校尉，仍任中书舍人。又奉诏撰写太和以后已经施行的朝廷礼仪，共五十多卷。当时灵太后下诏，依照汉代阴后、邓后临朝的旧例，亲自奉行宗庙祭祀，与皇帝交替献祭。常景于是依据正确的礼制确定仪注，朝廷认为他的意见正确。正光初年，授龙骧将军、中散大夫，中书舍人仍旧。当时明帝在国子寺举行讲学礼，司徒崔光手执经书，命常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一同担任录义官。事情结束后，又举行释奠礼，并下诏让百官作释奠诗，常景所作的诗受到赞美。这一年九月，蠕蠕首领阿那瑰回到朝廷，朝廷对他的班位次序犹豫不决。高阳王元雍询问常景。常景说：“从前咸宁年间，南匈奴单于来朝，晋朝把他安排在王公、特进之下。今天安排班次，应该在藩王和仪同三司之间。”元雍听从了他的意见。朝廷典章制度遇到疑难而不能决定时，当时总是询问常景，然后施行。起初，平定齐国以后，光禄大夫高聪迁居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他聘娶妻子，并供给钱财和住宅。高聪后来为高允立碑，常说：“我用这篇文章报答恩德，也就足够了。”豫州刺史常绰认为还没有充分表现高允的美德。常景仰慕高允的才华器识，先撰写《遗德颂》。司徒崔光听说后拿来观看，品味了很久，才说：“高光禄平时常以文章自负，自以为可以用它报答高允的恩德；如今看了常先生这篇颂文，高氏不能独自占有这份美名了。”侍中崔光、安丰王元延明奉诏议定服饰章采，命常景参与修订此事。不久进号冠军将军。阿那瑰返回本国时，在边境逗留不进，并且诉说物资困乏。朝廷派尚书左丞元孚奉诏赈济抚恤，阿那瑰却挟持元孚经过柔玄，逃往漠北。朝廷派尚书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讨，却没有追上。于是命常景出塞，经过絺山，抵达瀚海，宣读诏令，约束众人后返回。常景跋涉山川，怅然感怀古人，于是仿作刘琨《扶风歌》十二首。进号征虏将军。孝昌初年，任给事黄门侍郎，不久授左将军、太府少卿，仍任中书舍人。他坚决推辞太府少卿而没有接受，改授散骑常侍，将军之职仍旧。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变投奔梁朝，梁武帝派豫章王萧综进入彭城据守。当时安丰王元延明任大都督、大行台，率领临淮王元彧等各路军队讨伐萧综。不久萧综投降归附，徐州平定恢复，朝廷派常景兼任尚书，持节骑马赶赴，与行台都督观察形势、区分部署。常景经过洛纳时，便在那里撰写铭文。当时尚书令萧宝夤、都督崔延伯、北海王元颢、都督车骑将军元恒芝等分别出兵讨伐，皇帝诏令常景到各军宣读旨意并慰劳问候。回来后，以原来的将军官职授任徐州刺史。杜洛周在燕州反叛，仍以常景兼任尚书、担任行台，与幽州都督、平北将军元谭共同抵御。常景上表请求把幽州各县的军队全部迁入古城；山路上有通往贼军的地方，临时征发士卒和民夫，因地制宜设置戍堡，用来防守阻遏。又说近来征发的士兵并不全都强壮，如今的三长，又多由豪门中丁口多的人担任，因此请求临时征发他们充军。明帝都听从了。进号平北将军。另下诏命元谭向西到军都关，向北沿卢龙塞布防，占据这两处险要，以堵塞贼军出入的道路。皇帝又下诏，命常景把山中险要道路的地方全部防守封塞起来。常景派府录事参军裴智成征发范阳三长所统领的士兵，守卫白▯闰；都督元谭据守居庸关下口。不久，安州的石离、冗城、斛盐三戍的士兵反叛，结交杜洛周，部众有两万多落，从松岍奔赴贼军。元谭命别将崔仲哲等在军都关截击，等待他们。崔仲哲战死，杜洛周又从外面前来接应，元谭腹背受敌，于是大败，各军夜间溃散。皇帝下诏任命常景部下的别将李琚为都督，代替元谭征讨居庸关下口；降常景为后将军，解除他的州刺史职务。仍下诏任命常景为幽州、安州、玄州四州行台。贼军向南出动后，劫掠蓟城，常景命统军梁仲礼率兵拦截攻击。梁仲礼击败贼军，俘获贼将、御夷镇军主孙念恒。都督李琚在蓟城以北遭到贼军攻击，军队战败，他也战死。常景率领属城百姓抵御贼军，贼军不敢逼近。杜洛周退回占据上谷。授常景平北将军、光禄大夫，行台之职不变。杜洛周派他的都督王曹纥真、马叱斤等率众向蓟城以南进军，想要掠夺人口和粮食，却遇上连绵阴雨，贼众疲惫。常景与都督于荣、制史王延年在栗国部署军队，截击贼军退路，大败他们，斩杀王曹纥真。杜洛周率军向南奔赴范阳，常景与王延年、于荣击败他。又派别将军在州城西面的彪眼泉再次击败贼军，俘获、斩杀以及溺死的贼众很多。后来杜洛周向南包围范阳，城中人反过来投降，擒获刺史王延年和常景，把他们送给杜洛周。不久杜洛周被葛荣吞并，常景又归入葛荣部下。葛荣失败后，常景得以回到朝廷。永安初年，诏令恢复常景原来的官职，兼任黄门侍郎，又代理著作事务；他坚决推辞，没有就任。永安二年，授中军将军，正式任黄门侍郎。此前他参与议定《正光壬子历》，到这时赐爵高阳子。元颢逼近京城，庄帝北巡，常景与侍中、大司马、安丰王元延明在宫禁中召集各位亲信宾客，于是安定并慰劳京师。元颢进入洛阳后，常景仍居原位。庄帝回宫后，解除他的黄门侍郎职务。普泰初年，授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因参与起草诏命有功，封濮阳县子，后来按照惯例追改爵位。永熙二年，监理议事。常景从年轻到老年，一直担任职事官，清廉节俭，自我约束，从不经营产业。至于衣食，只求能够维持生活罢了。他沉醉于经史，喜爱玩味文章；如果遇到新奇的书，就殷勤寻访，有时还典当或购买，不问价格贵贱，一定要得到才算满足。朋友刁整常对他说：“您以清廉的德行自处，不经营家业，虽然节俭值得赞赏，但将来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我恐怕挚太常要在柏谷挨饿了。”于是他与卫将军羊深怜悯常景的贫乏，便率领刁双、司马彦邕、李谐、毕祖彦、结义显等人，各自拿出一千钱，给他买马。天平初年迁都邺城，当时诏令下达三天后，四十万户仓促上路；朝廷收取百官的马匹，尚书丞、郎以下不属于随从人员的，都只能骑驴。齐神武帝因为常景清贫，特意给他车牛四乘，他的妻子儿女才得以到达邺城。后来授仪同三司，仍任原来的将军。武定六年，因年老多病辞去官职，皇帝下诏特许供给他右光禄大夫的役力，终身不绝。武定八年去世。

译常景善于同人交往，始终如一。他所交游相处的人都佩服他深沉高远的气度，从未见过他有骄矜吝啬之心。他喜欢饮酒，对荣华利禄看得很淡，心情自得，不侍奉权贵之家。性情温和厚重，恭敬谨慎。他每次读书看到关于韦弦之戒的故事以及处境深浅变化的危险，便绘制古代可以作为鉴戒的事例，指明事情来作比喻，加以赞论并叙述说：《周雅》说：“说天大概很高，便不敢不弯曲身体；说地大概很厚，便不敢不小心举步。”有一位在朝廷中隐退的大夫，以这篇文章作为鉴戒，于是警惕恐惧地说：大道丧失，人的本性就会倾斜；利欲看得越重，自身就越轻。因此要顺应和气、保持谦逊，把这些道理写在典籍上；防微杜渐、谨慎独处，把它们绘成图像。辞人的赋文确实如此，文字隐约而道理明白。仰头看高天，听察卑微之处而明辨；俯身测厚地，只见山岳高峻、河川深静。谁与天地共同承载万物？应当不偏私、不畏惧。谁在大地上行走？应当不陷落、不坠下。因此善恶都有征验，万物没有完全相同或不同的。议论处于高位并不能长久，人们都会敬畏忌惮。唉！即使大地深厚，也还要战战兢兢。浩大显赫的名位，谁能知道它真正亲近的是什么？想抓住它却抓不住，想听见它却没有声音。所以对显露的祸患要警戒，对细微的祸患更要急切防范。贪求高爵是祸患的开端，奢侈的声名是祸患的根基。自身陷入禄利，言语沉溺于是非。有的人贪求欲望而不满足，有的人知道满足却不肯辞让。因此地位越高，形势越加逼迫；正道越是树立，邪道越是欺凌。哪有地位衰朽而危险不聚集，邪恶荣耀而正道不凋零的呢？所以悔恨比大地更深厚，祸患比天空更高远。悔恨还没有形成时，谁肯弯腰屈身？祸患还没有降临时，谁肯小心举步？总是等到机关发动后才思考谋划，车辆翻覆后才改变道路。等到想改已经来不及，所以狡猾的兔子失去了洞穴；事后才思考，所以容易触犯逆鳞。君子却不是这样。身体舒展时，心中仍怀有收敛之意；看见有人沉溺，便思考如何救助。推究人的缺失，其尺度远如无阶可登的天空；权势地位的危险，比深不可测的大地还深。诱饵丰厚而自身不争，爵位降低而内心不系恋。已经成就善行，仍守护不失；尚未失败，便害怕犯错。即使盈满，也警戒自己趋向冲决；即使通达，也考虑可能阻滞。把知晓天命当作长寿，把安于天命当作最大的恩惠。收敛才智而顺应时势，怀抱愚拙而遨游世间。应该弯腰，就弯腰；应该小心举步，就小心举步；即使白天已经决定实行，夜里仍然思考谋略；即使口中诵读已经明白，内心还一定反复体会其中的契合。因此能够不随众、不受诱惑，从而平息群小的诽谤；没有毁誉之累，而把诚信留给上天。寄托自身如同金石一样牢固，树立名声可以与天地同存。喧嚣争逐不能侵扰他，他安闲自得地独自前行。这样一来，华丽楼阁、金碧宫门，都可以安然作为居所；锦衣玉食，都可以用来保养身体。柳下惠三次被贬黜，脸色不变；子文三次升迁，内心也不喜悦。可是迷惑的人看见居于高位可以凭借权势，便想登高来占据荣华；看见直道可以修养自己，便想独占直道来求取声誉。只有去掉声誉之心，声誉才可以树立，哪里是靠夸耀道义来宣扬的呢？只有考虑危险，安全才可以巩固，哪里是借助外在道义就能保全的呢？所以君子鉴戒依靠道义不能追逐声名，便舍弃声名而守护道义；鉴戒专擅道义不能守住权势，便舍弃权势来尊崇道义。为什么呢？践行道义即使达到很高的地位，也不能没有亢满之患；追求声名即使有道，也不能没有悔恨。因此声名越奢盛繁多，实际德行越容易衰败；功业越向前推进，自身的行迹越应退让。这样一来，精神就会逐渐超越常度，骄奢便自然亲近；感情同道义断绝，事情同权势相邻。刚想竭尽心思保持权势，又想凭借权势求得出路。因此利欲诱惑他的本性，祸难缠绕他的身体。利欲交相作用，幽暗和显明都随之改变；祸难构成后，智慧和谋术便无从施展。如果这样，即使被帝王系缚在爵位的局势中，怎么能够安宁？即使佩玉立于皇庭之上，怎么能够真正荣耀？所以自身和道义尚未穷尽，崇尚邪道的路径已经形成；功业尚未建立，修正自身的办法已经产生。福禄与人事彼此阻塞，艰难祸患在时势和人情中突然聚集。忠诚耿介者在白日剖心，坚贞的节操沉埋于幽冥。由此可知愚智变化的关键、祸福相依的联系以及成败存亡所凭借的根本，难道只在于谦逊顺从吗？呜呼，应当以此为鉴！呜呼，应当以此为鉴！常景所著的文章有数百篇，流行于世。他删订改正晋代司空张华的《博物志》，又撰写《儒林传》《列女传》各几十篇。长子常昶，年少时有学识，富有文才，早年去世。常昶的弟弟常彪之，永安年间任司空行参军。史臣评论说：古人说：“才干还不到古人的一半，功业却已经超过了他们。”王肃是流寓之士，只被皇帝见过一次便受到知遇，获得显赫的任用，地位与旧日名臣相同；虽然是凭借自己的才器功业取得的，但也未尝不是时势际遇造成的。刘芳卓然独立，深沉而喜好古道，博学通达、见识广博，是当时儒者的宗师。刘懋才华横溢、见识广博而好学，受到世人重视，并不是虚誉。常爽以儒学素养著称，常景以文章义理受到尊崇，真是美好啊！《北史》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一 郭祚、张彝；孙晏之的曾孙乾威；邢峦的弟弟子昕；族孙臧；邵李崇的堂弟平；平的儿子奖、谐。郭祚字季祐，是太原晋阳人，魏朝车骑将军郭淮的弟弟郭亮的后代。祖父郭逸，任本州别驾，前后把两个女儿嫁给司徒崔浩，又把一个女儿嫁给崔浩的弟弟、上党太守崔恬。太武帝时，崔浩受到亲信宠用而掌权，便任命郭逸为徐州刺史，赐假榆次侯，追赠光禄大夫。父亲郭洪之因崔浩的事情获罪被杀。郭祚逃亡躲藏，得以免死。郭祚年少时便成了孤儿，家境贫寒，姿态容貌并不出众，乡里人没有人赏识他。有个女巫给郭祚相面，说他将来会富贵。郭祚广泛涉猎经史，学习崔浩的书法，尺牍和文章受到世人称赞。二十岁时任州主簿，刺史孙小把文书事务交给他办理。太原太守王希彦是郭逸妻子的侄子，也共同周济郭祚，他才逐渐振作。孝文帝初年，郭祚被举为秀才，对策列为上等，授中书博士。转任中书侍郎，升任尚书左丞，长期兼任给事黄门侍郎。郭祚清廉勤勉地办理公务，早晚都不懈怠，孝文帝非常赏识他。他随皇帝南征，回来后正式任黄门侍郎。皇帝车驾到长安，经过渭桥，路过郭淮的庙，问郭祚：“这是你们家祖先所承继的功业吗？”郭祚说：“这是臣的七世伯祖。”皇帝说：“先贤和后来的贤哲，竟然集中在一家之中。”郭祚回答说：“从前臣的先人凭借通晓儒学、才华英博，只是侍奉魏文帝。微臣才疏德薄，幸而遇到并侍奉圣明之主，自认为已经十分幸运了。”皇帝于是下令用太牢祭祀郭淮庙，让郭祚亲自撰写祭文。因郭祚赞助迁都洛阳的谋划，赐爵东光子。孝文帝曾到华林园，顺便观览旧日的景阳山。郭祚说：“山因为仁德而静止，水因为智慧而流动，愿陛下修治这座山水。”皇帝说：“魏明帝从前因奢侈而失误，朕怎么能在后来沿袭他的做法呢？” 郭祚说：“高山令人仰望。”皇帝说：“莫非说的是崇高的德行吗？”郭祚升任散骑常侍，仍兼领黄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