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五十一

译冯景，字长明，是河间郡武垣人。父亲冯杰，任伏与县令。冯景年轻时与周惠达友善，一同作为宾客跟随萧宝夤。萧宝夤后来任尚书右仆射，召冯景兼领尚书都令史。正光年间，萧宝夤任关西大行台，冯景又任行台都令史。萧宝夤失败退回长安后，有人主张到朝廷请罪，有人说应留在州中建立功劳。冯景说：“拥兵不回，这个罪过会更大。”萧宝夤不听，于是反叛。萧宝夤被平定后，冯景才得以回到洛阳。朝廷听说冯景曾进谏，所以没有治罪。后来他侍奉贺拔岳，任行台郎。贺拔岳派冯景去见齐神武帝，观察他的作为。齐神武听说贺拔岳的使者到了，十分高兴，问道：“贺拔公难道还记得我吗？”随即与冯景歃血结盟，托请贺拔岳与自己结为兄弟。冯景回来，把情况报告给贺拔岳。贺拔岳说：“这个人奸诈有余，实际能力不足。自古以来，君王和臣子没有私下结盟的，我早已把他看透了。”贺拔岳向北联合费也头，向东招引纥豆陵伊利，向西统率侯莫陈悦、河州刺史梁景睿以及各部首领结盟，共同会集平凉，调兵向东进发。他担心被怀疑有独断专任的嫌疑，便派冯景向孝武帝说明。孝武帝十分高兴。冯景又任贺拔岳大都督府从事中郎。后来侯莫陈悦被平定，周文帝派冯景到京师报告胜利。孝武帝有迁往西方的打算，便询问关中的形势。冯景劝孝武帝西迁。后来因迎接孝武帝有功，封高阳县伯，授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大统初年，奉诏代理泾州事务，死在任上。苏绰，字令绰，是武功人，魏代侍中苏则的九世孙。苏家世代有人担任二千石官。父亲苏协，任武功郡守。苏绰年轻时喜爱学习，博览群书，尤其擅长算术。堂兄苏让任汾州刺史时，周文帝在都城门外为他饯行。临别时对苏让说：“你家子弟中，有谁可以任用？”苏让便推荐苏绰。周文帝于是召苏绰任行台郎中。他任职一年多，还没有被人了解和重视。但各曹有疑难事务，都先向苏绰询问后再决定；所施行的公文，苏绰又为它们制定条文格式。行台中人都称赞他的才能。周文帝与仆射周惠达商议事情，周惠达不能回答，请求出去和人商量。于是召苏绰来，把事情告诉他，苏绰立即衡量裁定。周惠达进去呈报，周文帝称好，问道：“是谁和你一起作出这个意见的？”周惠达回答是苏绰，并称赞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周文帝说：“我也早就听说了。”不久授苏绰为著作佐郎。适逢周文帝与公卿到昆明池观看捕鱼，走到城西汉代旧仓所在地时，周文帝回头询问身边的人，没有人知道。有人说：“苏绰博学多识，请问他吧。”周文帝于是召苏绰来询问，苏绰把情况详细回答了。周文帝非常高兴，接着询问天地造化的起源、历代兴亡的事迹。苏绰口才很好，应答如流。周文帝更加赞赏他，于是与苏绰并马缓行到昆明池，最后没有设置网具便回来了。周文帝又把苏绰留下直到夜间，向他询问治国之道，躺着听他讲述。苏绰于是指陈帝王的治国之道，同时讲述申不害、韩非的要旨。周文帝便起身，整理衣服端正坐着，不知不觉把膝盖向前移近座席。谈论一直到天亮仍不厌倦。第二天早晨，周文帝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奇异之士，我正要任用他处理政事。”随即授任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掌管机密。从此对他的宠信日益深厚。苏绰开始制定公文案牍的格式、朱笔批出和墨笔呈入的制度，以及计帐、户籍的办法。大统三年，齐神武分三路入侵，诸将都想分兵抵御，只有苏绰的意见与周文帝相同。于是集中兵力抵抗窦泰，在潼关擒获了他。苏绰被封为美阳县伯。大统十一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兼领著作，并兼任司农卿。周文帝正想改革当时的政事，致力于推行使国家强盛、百姓富裕的办法，因此苏绰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辅佐完成这些事情。他裁减官员，设置二长，又设置屯田以供给军国需要。还制定六条诏书，上奏后施行。第一，先修养内心，说：如今所有方伯、刺史和县令，都是奉天朝之命，出任地方长官；论其尊贵，都相当于古代的诸侯。因此前代帝王常说，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贤能的州牧、郡守和县令。明知百官卿尹各有职掌，但论治理百姓的根本，没有什么比守宰的职责更重要。凡是治理百姓的要领，应当先治理自己的内心。内心是一身的主宰，是一切行为的根本。内心不能清静，妄念就会产生；妄念产生，认识道理就不明；认识道理不明，是非就会错乱；是非既然错乱，一个人尚且不能治理自己，又怎么能治理百姓呢？所以治理百姓的关键，只在于使内心清明。所谓清心，并不是只说不贪恋财货，而是要使心气清和、志意端正安静。心情平和、意志安静，邪僻的思虑就没有机会产生；邪僻不产生，凡是思考的事情就都能合乎最公正的道理。用最公正的道理面对百姓，下面的人谁不会受到教化而服从呢？所以说，治理百姓的根本，首先在于治理内心。其次还在于修治自身。凡是君主的自身，都是百姓的表率，是一个国家的靶子。表率不正，就不能要求影子直；靶子不清楚，就不能责怪射箭的人没有射中。如今君主自己不能修治，却希望治理好百姓，就像表率弯曲却要求影子直一样；君主的行为不能自我修养，却想让百姓修养行为，就像没有靶子却责怪射箭的人射中一样。所以做君主的，必须内心像清水一样清明，仪态像白玉一样洁白，亲自实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正公平和俭朴节约，然后再以不知疲倦来坚持，以明察来辅助。用这八件事教导百姓，百姓就会既敬畏又爱戴君主，以君主为准则、仿效君主，不必等到家教天天显现，善行自然就会兴起。第二，敦厚教化，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只有人最为尊贵。因为人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不同于草木山石，也不同于禽兽，所以尊贵。然而人的本性没有固定不变的守持，会随着教化迁移。受到敦厚朴实的教化，就会质朴正直；受到浮薄虚伪的教化，就会轻浮浅薄。轻浮浅薄，就形成衰败的风气；质朴正直，就形成淳厚和善的习俗。风气衰败，祸乱就交相兴起；习俗淳厚，天下就能自行治理。自古以来国家的安危兴亡，无不都由所受的教化决定。然而世道衰败，已经有几百年了；大乱日益严重，也将近二十年。百姓看不到德政，只听到战争；上面没有施行教化，只使用刑罚。而今中兴才刚开始，大难还没有平息，又加上战争，接着发生饥荒，各项事务刚刚创建，大多只能权宜办理。因此礼让没有兴起，风俗还没有恢复。近几年收成稍好，徭役赋税也略微减轻，衣食不再紧迫，就可以修明教化了。所有州牧、郡守、县令、长官，都应当洗心革意，对上承受朝廷旨意，对下宣扬教化。

译所谓教化，贵在能够用淳厚的风气煽动感染百姓，用大和之气浸润百姓，用道德覆盖百姓，用朴素的道理示范百姓；使百姓勤勉向善，每天都转向善良，邪恶虚伪的心思和贪嗜欲望，暗中逐渐消除转化，而自己还不知道是怎样发生的，这就叫教化。然后用孝悌教导他们，使人慈爱；用仁顺教导他们，使人和睦；用礼义教导他们，使人恭敬谦让。慈爱就不会遗弃亲人，和睦就不会怨恨他人，恭敬谦让就不会同万物争竞。这三点具备，王道就成就了。这就叫教导。先王之所以能够移风易俗、恢复淳朴本性，垂衣拱手治理天下而达到太平，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这就是治国的要道。第三，充分利用土地的利益，说：人生在天地之间，衣食就是生命的依靠。食物不足就会饥饿，衣服不足就会寒冷。饥寒逼近身体，却想让人兴起礼让，这就像把弹丸向上坡滚，按形势是不可能的。因此古代圣王知道这个道理，先使百姓衣食充足，然后教化随之而行。衣食之所以能够充足，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土地；土地之利所以能够充分利用，是因为劝导督促有方法。主持这项教导的，只在州牧、郡守、县令、长官。人的认识昏昧，智慧不能自行周全，必须等待劝导教诲，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各州郡县每到年初，都必须严肃告诫所属百姓，不论年长年幼，只要能拿起农具，都命令他们及时下田开垦，不要错过农时。播种完毕后，禾苗需要治理；麦子将熟还在田野，蚕还养在室内，到了这些时候，也都应当不论老少一起尽力，男女一同做工，像扬汤救火、盗贼将要到来那样紧迫。这样才能使农夫不荒废耕作，养蚕妇女得以完成蚕事。如果游手好闲、懒惰怠工，早回晚出、贪图安逸厌恶劳作，不勤于事业，就由正长把姓名报给郡县，守令根据事情加以惩罚，惩罚一人以劝戒百人。这就是贤明官长的教导。一百亩田，必须春天耕种，夏天播种，秋天收获，然后冬天才有粮食可吃。春、夏、秋这三个时节，是农事的关键月份。如果错过其中任何一个时节，就不能得到粮食。因此先王告诫说：“一个男子不耕种，天下必定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天下必定有人因此受冻。”在这三个时节，如果不致力于简省其他事务，反而让人荒废农业，就是断绝人的生路，驱使他们走向死亡。对于贫弱的家庭以及没有牛的家庭，要劝导有无相通，使他们能够互相帮助。三农农事的空闲时间以及阴雨天，还应当教人种桑、栽果树，种植蔬菜，修整园圃，饲养鸡和猪，用来准备不断生长的生活资财，供给养老的用品。治理政事不应当发布过多烦琐的言辞，过于琐碎就会使人烦扰；劝导督促也不能过于简略，过于简略就会使人懈怠。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必须根据时宜增减调整，使烦琐与简略适度。因此《诗经》说：“不刚硬也不柔弱，施行政令宽缓从容，便能求得各种福禄。”如果不能这样做，就一定会陷入刑罚之中。第四，提拔贤能良才，说：上天生下众民，不能自行受到教化，所以一定要设立君主来治理他们。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所以一定要设置臣子来辅佐他。上至帝王，下至各国，设置臣子能够得到贤才就安定，失去贤才就混乱，这是自然的道理，历代君王都不能改变。如今刺史、县令都有属官，都是辅佐他们的人。刺史府的官员由天朝任命；州中属吏以下，则由州牧、郡守自行设置。自古以来，州郡大夫只取门第资历，往往不选择贤能；末等小吏只考刀笔文书才能，根本不问志向品行。门第资历只是祖先留下的爵禄，不能防止子孙愚昧无能；刀笔才能只是身外的末技，也不能排除品行浮薄虚伪。若从有门第资历的人中得到贤能者，就像驾驭千里马而取得日行千里的效果；若从有门第资历的人中得到愚昧无能者，就像土牛木马，外形相似而没有实际用途，不能用来行路。若从有刀笔才能的人中得到志向品行端正者，就像金玉般的外表和本质，内外都美，确实是人的宝物；若从有刀笔才能的人中得到品行浮伪者，就像给朽木加上彩绘，只能一时悦目，不能充当房屋的椽梁。如今选拔人才，应当不受资历和门荫限制，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只要得到合适的人，完全可以从奴仆中起用为卿相，伊尹、傅说就是这样，何况州郡的职位呢？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丹朱、商均是帝王的后代，也不能守住方圆百里的封地，何况公卿的子弟呢？由此说来，任用官员的道理就可以看清了。凡是寻求才能技艺，是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治理百姓。如果有才能技艺而以正直为根本，就一定会凭才能治理好百姓；如果有才能技艺而以奸诈虚伪为根本，就会借助官职作乱，哪里还能得到教化呢？所以要选求才能技艺，必须先选择志向品行；好的就推举，不好的就罢黜。如今选择人才的人，常常说国家没有贤才，不知道举荐谁。这是没有认真思考，并不是合乎治理之理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人说过：明主兴起，并不是上天降下辅佐；大人奠定天命，也不是从大地提拔人才。他们总是任用一代中的人才，治理一代的事务。因此殷、周不必等待稷、契这样的臣子，魏、晋也不必借助萧何、曹参这样的辅佐。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难道拥有万户的都城，反而会说没有士人吗？只是寻找得不勤勉，选择得不审慎，有时授予职位不合适，任用时又不能发挥他们的全部才能，所以才说没有贤才。古人说：“一千人中的优秀者叫英，万人中的优秀者叫俊。”如今才智足以胜任一个官职、品行声名闻于一国的人，难道不是接近英俊之才吗？只要勤勉而审慎地考察，舍弃虚浮而取用真实，各自选出州郡中最优秀的人来任用，那么无论人数多少，都足以施行教化。谁说没有贤才呢？

译美玉没有剖开之前，和瓦石相类似；名马没有奔驰之前，和劣马混杂在一起。等到剖开磨光、奔驰试验之后，玉石和劣马、良马才开始分辨出来。贤士没有被任用时，混杂在平庸之人中，究竟凭什么能够显出不同？必须让他担任事业，要求他完成事务，才会和那些庸碌之流明显不同。吕望在屠宰和垂钓时，百里奚喂牛时，宁戚敲牛角时，管夷吾三次失败时，在这些时候，悠悠众人哪里会认为他们贤能？等到他们登上王朝，进入霸国，经过几十年，功业成就、事业建立，人们才认识到他们是奇异之士。于是后世称颂他们，赞美之辞说不尽。那些奇伟的才能、非凡的杰出人物，尚且不能在未被遇合时自行显示出与凡人的不同，何况比他们更低微的人呢？如果一定要等到姜太公出现以后才任用人才，那么千年也不会有姜太公；一定要等到管夷吾出现以后才任用人才，那么百世也不会有管夷吾。原因在于，士人必定要从微末逐渐显著，功业必定要从小处积累到大处，哪里有尚未任用就已经成功、没有使用就先显达的道理？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寻求贤才、选择士人。得到贤才而任用他，得到士人而使用他，那么天下的治理，朝哪个方向不能成功呢？然而善于任用官员的人，必定先精简官职。官职精简，贤能之人就容易充任；贤能之人容易充任，事务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官职繁多，就必定混杂不贤之人；混杂不贤之人，政事必然有得有失。所以俗语说：“官职精简，事务就简少；事务简少，人就清正；官职繁多，事务就繁杂；事务繁杂，人就混浊。”清明还是混浊的原因，在于官职繁简。考察如今的吏员，人数并不少。过去事情繁多、范围广大，尚且能够完成，何况如今户口已经减少？按照官员名额设置，仍然还嫌少。听说下等州郡还有兼任、冒充的官吏，扰乱平民百姓，实在毫无道理。像这类人，都应当罢免斥退，不得因循旧习。不只是州郡的官员需要贤能之人，直到党、族、闾、里中的正长职位，也都应当审慎选择，各自得到一乡中最优秀的人，以便互相监督统领。正长，是治理百姓的根基；根基不倾倒，上面的统治就一定安稳。寻求贤才的道路本来不止一条。然而要审慎地得到贤才，必定要通过任用来试验他，通过考核来察看他。从他在家中的表现，到他在乡党中的表现，访察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行为由来，那么为人的道理就明白了，贤能与不肖也就分辨出来了。按照这个办法寻求人才，大概就很少会有过失和后悔了。第五，体恤狱讼，说：人承受阴阳之气而生，有情也有性。性趋向善，情容易趋向恶。善恶既然分明，赏罚就随之而定。赏罚适当，恶行就会停止，善行就会受到勉励；赏罚不适当，人就手足无措，怨恨叛乱之心便会产生。因此先王十分重视此事，特别加以告诫谨慎，是希望审理案件的官员专心致志，推究事情的根源。先用五听来察验，再参照证据事实。精细观察情态，彻底查明隐藏的情形，使奸邪无处容身，罪犯一定能够查获。然后根据事情加以刑罚，轻重都适当；对过失宽免，对愚昧怜悯，查得实情也不要因此喜悦。还要权衡情理，斟酌礼制和法律，无不曲尽人心，并且远承光明的大教，使获罪的人也像回到家一样。这是最上等的做法。然而宰守不止一人，不可能人人都有通达的见识，推究道理、寻求实情有时难以做到完全。只应当秉持最公正的心，去除偏袒枉曲的意图，务求辨明曲直，想着把案件处理得尽可能公平。听取和察验的道理，必须穷尽所能见到的情形，然后依法拷问，不苛刻、不暴虐；有疑问就从轻处理，尚未审明就不妄加刑罚，依事情判断道理，使案件不被搁置拖延。这是次一等的做法。至于没有仁恕之心而放纵残暴，把人当作木石，只知道使用鞭打刑讯，那么巧诈的人即使罪状已经清楚也能获免；口才弱、不善于申辩的人，却会无罪受罚。像这样，就是最下等的做法，不可把共同治理百姓的责任交给这种人。如今的宰守，应当努力达到中等标准，并仰慕上等的善政。如果落入下等，就应当受到刑罚，不能赦免。还应当深思长远大局，心中存有德教。先王的制度说：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赦免有罪的人；与其伤害善人，宁可让淫恶之人得到利益。明知一定不能做到完全适中，宁可滥行宽赦有罪者，也不要错误地伤害善良的人。如今从政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罗织深文、巧妙弹劾，宁可使善人触犯法律，也不愿让有罪者逃脱刑罚。之所以如此，并不是都喜欢杀人，只是说做官宁可严酷，可以免除后患。这是只顾自己方便，不考虑最公正的道理；这样奉行法律的，都是奸邪之人。人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东西，死了就不能复生。然而在楚毒刑罚之下，因痛苦而被迫自诬，没有得到申理，最终陷入刑杀的人，恐怕往往存在。因此自古以来设置五听、三宥的法律，明文规定审慎处理各种案件的典章，这些都是因为非常爱惜人的生命。即使砍伐树木、杀害草木、田猎不合时宜，尚且会违背时令、损害帝王之道；何况刑罚不当，滥杀善人，难道不会伤害上天的心、破坏和气吗？和气受到损伤，却想使阴阳调和、四时顺利生养、万物丰足安宁、百姓欢悦幸福，是不可能的。所以俗语说，一个人的叹息，就足以使王道倾覆，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有宰守，怎能不谨慎呢？如果是深藏不露的奸邪大恶之徒，伤害教化、败坏风俗，违背扰乱人伦，既不忠又不孝，故意背弃正道，那么杀掉一个人而使百人受益、以此澄清王化，使用重刑也是可以的。明白这两种途径，刑罚政事就完备了。第六，平均赋税徭役，说：圣人认为最大的宝物是君位。凭什么守住君位？靠仁德。凭什么聚集百姓？靠财物。由此可知，先王必定用财物聚集人民，用仁德治理人民。如今叛寇尚未平定，军国费用很大，虽然来不及削减赋役、体恤百姓的疾苦，也应当使负担公平，让下面的人没有怨恨。所谓公平，就是不舍弃豪强而只向贫弱征收，不放纵奸巧而困苦愚笨者，这才叫均平。因此圣人说：“大概做到均平，就没有贫穷。” 然而财货的产生，劳作并不容易。纺纱、织布、绩麻，都要逐步进行，不是十天半月之间可以仓促完成的。必须劝导督促，使百姓预先经营办理。产绢的地方先办理纺织，产麻的地方早些修治纺绩。提前准备，到时候缴纳，所以国家的赋税能够供给，百姓也不困苦。如果不预先劝告戒备，临近期限才急迫催促，又担心拖延成为自己的过错，于是鞭打刑罚交相使用，只求眼前办成。富商大贾乘机谋利，有财物的人跟他们交易而高价购买，没有财物的人向他们借贷并支付利息。缴税的人于是受到侵害。征收租税时，虽然有统一的大原则，但至于斟酌贫富、安排次序先后，都是由正长开始办理，最后由守令负责。如果斟酌得当，政事就和谐，百姓就喜悦；如果核查处理没有方法，吏胥就会奸诈，百姓就会怨恨。又如差发徭役，大多不加考虑，以致贫弱者有的承受繁重徭役而被派往远方戍守，富强者有的承担较轻差役而在近处防守。守令如此用心，不存体恤百姓之意，都是王政的罪人。周文帝非常重视这六条，常常把它放在座位右边。又命令各部门官员熟习背诵；凡是州牧、郡守、县令、长官不能通晓六条和计帐的人，不得担任官职。

译自从晋朝末年起，文章竞相追求浮华，终于形成风气。周文帝想革除这种弊病，借魏帝祭祀宗庙之时，群臣全部到齐，便命苏绰撰写《大诰》，上奏施行。文辞说：中兴十一年仲夏，各诸侯国的百官，都聚会于王庭。柱国泰以及群公列将没有不来朝见的。当时于是大规模考察百官的法度，把它公布给各诸侯国，用来安定我国的法度。皇帝这样说：“从前尧任命羲、和，确实使百官得到治理；舜任命九官，众多功绩都兴盛；武丁任命傅说，能够成就高宗的美名。这实在是美善的事，朕应当恭敬地遵循。各位在职官员，来到我太祖的朝廷，朕将重重任命你们担任相应的官职。” 六月丁巳日，皇帝早朝到太庙，所有属官没有不在自己的职位上的。皇帝这样说：“咨问我的元辅、群公、列将、百辟、卿士、庶尹和各位掌管事务的官员：我恭敬地施行祖宗所承受的神圣天命，考察先王的典章训诫，向你们这些在位者郑重告诫。从前我的太祖神皇开始承受天命，创建了我皇家的基业；烈祖、景宗拓展四方疆界，平定了武功；到了文祖，大力施行文德；恭敬的武考，也没有损坏前代的旧制。自那以后，政治日渐衰败的弊病由此兴起，在东方造成了大乱，于是我们的百姓全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我一人继承先王的武德，早晚都心怀敬畏，就像徒步涉过大河一样，不知道怎样才能渡过去。因此我考察帝王的典籍，衡量先王的法度，来拯救百姓的疾苦。那些贤明的君王曾给我留下通达的训诫，说：‘上天生育万民，不能自行治理；上帝降下明察，树立大君来治理他们。’大君也不能独自治理百姓，所以广泛寻求明德之士，任命各级官员来辅佐他。因此，上天命令君王，君王任命官员，都只是为了体恤百姓，而不是为了安逸享乐。君王是元首，百姓是脚，股肱之臣是辅弼。上下同为一体，各自勤勉办理职守，这样才能达到皇家的正道。所以古代的常训说：‘君主能以君主之事为艰难，臣子能以臣子之事为艰难，政事才会得到治理。’如今我一人承受上天的福佑，已经登上大君之位。” 股肱之臣和各位百官，都应当治理、奉行我国的政令，没有谁不共同守住自己的职分。唉！如果君主不把君主之事看作艰难，臣子不把臣子之事看作艰难，政事还怎么会不败坏呢？唉，这实在艰难啊！你们所有在位者，都要恭敬地听从命令。” 皇帝这样说：“柱国：天下不能安定，已经延续二十年了。上天还没有断绝我太祖、烈祖的天命，所以赐给我一位元辅。国家将要倾危，您就是栋梁；皇道不能达到极致，您就是辅相；百官的政务失度，您就是总录其事的人。您应当文武兼备，能够明察而善于治理，践行七种德行，施展九类功业，平定暴乱，安抚天下百姓，并把恩泽推及九州正域，就像伊尹辅佐商朝、吕尚辅佐周朝、傅说辅佐武丁一样，以保全我无边无际的国运。” 皇帝这样说：“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诸位公卿作为我的鼎足，来辅佐我自身。太宰主管天官，应当能够协调六职；太尉主管武事，而武事在于止息战争；司徒主管民众，应当恭敬地施行五教；司空主管土地，应当利用土地使百姓生活富足。太宰、太尉、司徒这三公，应当像天上的三阶星那样各得其位；这四位辅弼，应当像四时运行那样共同成就一年。上天所任的职事，难道可以让人来代行吗？” 皇帝这样说：“列将：你们应当像鹰一样奋扬，成为我的爪牙。对寇贼奸宄、扰乱中原的蛮夷，你们要前往征讨；用恩惠安抚他们，用威势督责他们，使刑罚的目的达到最终不再使用刑罚，使万国都安宁。要让八方境内没有违背我的命令，这就是你们的功劳。” 皇帝这样说：“各诸侯国的君长：你们要守卫土地，成为百姓的父母。百姓不能忍受饥饿，所以先王重视农业；不能忍受寒冷，所以先王重视女工。人们如果不遵循孝顺父母、慈爱子女的道理，骨肉之间的恩情就会淡薄；如果不厚行礼让，争夺的祸根就会产生。这六件事，实在是教化的根本。唉！居上位的人应当宽厚；宽厚了百姓就会懈怠，所以要用礼来整齐他们，既不能刚硬，也不能柔弱，要考察并归于正道。” 皇帝这样说：“卿士、庶尹以及各位掌管事务的官员：君王按年考察政绩，卿士按月考察，庶尹按日考察，各职事官按时考察。年、月、日、时，都不可改变应有的法度；各种法令都能端正，众多功业就会成就。唉！正是依靠这些王官，调和治理万国，就像天上有北斗，用它斟酌元气、调节阴阳而不失其和，百姓便永远有所依赖；如果违背这种次序，万物就会因此受到伤害。这实在艰难啊！” 皇帝这样说：“天地运行的规律，是一阴一阳；礼俗的变化，是一文一质。从三皇五帝以来直到今天，并不只是彼此更替，而是为了救治弊病；也不只是相互沿袭，而是因为这样可以长久。我们大魏承接周朝末流，接续秦、汉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承袭魏、晋的浮华放诞，五代形成的浇薄风气，也因而一直没有改变。现在要使风俗和穆、教化兴盛，难道还可以继续这样吗？唉，我的公辅、众位僚属和各国君长：我只有不才，希望你们共同尽心尽力，恭敬谨慎地承担这些艰难，能够遵循前代君王伟大而光明的功烈，不敢懈怠荒废。咨问你们这些在位者，也要与我的心意相合，厚重德行，信任贤良，只把艰难的事情当作要务。能够抛弃浮华，趋近真实；背弃虚伪，崇尚诚信。不要过失，也不要遗忘；一心遵循三代的常典，归于道德仁义，以保全我祖宗伟大的天命。承受上天的福佑，能够安抚四方，永远使我的百姓安康。你们要警戒啊，我的话不再重复。” 柱国泰以及众位僚属、各位君长拜手稽首说：“‘确实聪明的人，才能成为大君；大君成为百姓的父母。’三皇五帝以来的君王，都遵循这条道路，因此能够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自那以后，历经千年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只有陛下思念先王功业，将要扭转衰乱的末世，使天下远远达到雍和太平，因此把伟大的天命赐给我们群臣。帝王的话博大精深，难的不在于说出这些话，实在难在实行。臣听说：‘没有谁不能有一个好的开始，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商书》说：‘始终如一，德行就会日益更新。’希望陛下敬慎开始，谨慎终结，以达到德行日新的境界，那么我们群臣，岂敢不早晚奉行、宣扬这美德呢？希望这种大义能光照四方，使天下广泛种植德行，让九州内外、幽远之地都明白并奉行大君的明训，共同迁向正道，永远承受无边的福佑。” 皇帝说：“敬慎行事吧。” 从此以后，诏令文笔都依照这种体例。苏绰性情俭朴，不经营产业，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因为天下尚未平定，他常把治理天下看作自己的责任。他广泛寻求贤能俊杰，共同弘扬政治之道；凡是他推荐提拔的人，都做到大官。周文帝也推心置腹地任用他，彼此没有隔阂的话。周文帝有时外出游历，常预先签署空白诏书交给苏绰；如果需要有所处分，就根据事情随时施行。周文帝回来后，只向他奏报知悉即可。苏绰常说，治理国家的原则，应当像慈父一样爱护百姓，像严师一样教训百姓。每次与公卿议论政事，从白天谈到夜晚，无论事情大小，都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由于长期苦思劳累，最终患上气疾。大统十二年，他死在任上，时年四十九岁。

译周文帝痛惜他，悲哀之情使身边的人都受到感动。将要下葬时，他对公卿等人说：“苏尚书一生谦逊退让，崇尚节俭。我想完全成全他的平素志愿，只是恐怕那些庸俗之人不能理解；如果厚加赠官和谥号，又违背我们从前相知相交的情谊。我进退两难，心中很疑惑。”尚书令史麻瑶越级上前说：“从前晏子是齐国的贤大夫，一件狐皮袍穿了三十年。他死时，只用一辆遣车送葬。齐侯没有违背他的志愿。苏绰既然操守清白，居身廉洁谦抑，我以为应当依从俭约，以彰显他的美德。”周文帝称好，于是把麻瑶推荐给朝廷。苏绰归葬武功时，原文记载为‘唯载’，并用布车一乘。周文帝和众位公卿都徒步送到同州城外。周文帝亲自在车后洒酒祭奠，说：“尚书一生所做的事情，妻子、儿女、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只有你了解我的心意，我也了解你的志向。正想和你共同平定天下，不幸你却离我而去，怎么办啊！”于是放声痛哭，不知不觉连酒杯都从手中掉落。到了安葬那天，他又派使者用太牢祭祀苏绰，并亲自撰写祭文。”},{ 苏绰还撰写了《佛性论》《七经论》，都流传于世。周明帝二年，苏绰配享于文帝庙庭。其子苏威继承爵位。苏威字无畏。年少时就有极深的孝性，五岁丧父，悲哀憔悴得像成年人一样。周文帝时，承袭美阳县公爵位，出仕任郡功曹。大冢宰宇文护见到他，礼遇有加，并把女儿新兴公主嫁给他。苏威见宇文护专权，担心祸患殃及自己，便逃入山中。但被叔父逼迫，最终没有能够免除仕途。不过他每次居住在山寺，都以讽诵经书为乐。不久，授任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怀道县公。武帝亲自总理万机，任命他为稍伯下大夫。前后所授官职，他都以疾病为由推辞不就任。他有一位堂妹嫁给河南人元世雄。元世雄先前与突厥结有嫌隙，突厥入朝时，请求把元世雄及其妻子儿女交给他们，准备报复。周朝于是把他们交了出去。苏威认为夷人贪图财利，便挂牌出售田宅，耗尽家产赎出元世雄。舆论称赞他的义举。宣帝继位后，立即任命他为开府。隋文帝任丞相时，高颎多次称说苏威贤能，文帝也一向看重他的声名，召他进入卧室内交谈，十分高兴。过了一个多月，苏威听说禅代的议论，便逃回乡里。高颎请求追召他。文帝说：“他是不愿参与我们的事情，暂且放下吧。”接受禅让后，征召任命他为太子少保，追赠他的父亲为邳国公，并由苏威承袭爵位。不久兼任纳言，苏威上表陈述谦让，文帝下优诏不许。文帝曾与文献皇后对饮，召来苏威、高颎、杨素、广平王杨雄四人，对他们说：“太史说我的国运在三年后就会终结，我忧闷不安，所以举杯饮酒。现在我想在南山险要之处修筑营垒，和诸位共同守固，以观察时局变化，你们认为怎么样？”苏威进言说：“周文王修养德行，便使地震之灾很快消退；宋景公说了一句话，便使彗星退避三舍。希望陛下扩大、崇尚德行和法度，享受上天的福佑。如果抛弃德行而依仗险要，即使同舟而行的人，谁不是敌国呢？纵然南山险峻，又哪里足以固守呢？”文帝认为他说得好，便赐酒给他。起初，苏威的父亲苏绰在魏朝任职时，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制定征税法，颇被认为税法沉重。后来他叹息说：“这样做正如拉满弓一样，并不是太平时代的法令。后世的君子，谁能把弓弦放松呢？”苏威听到这番话后，常把减轻赋税当作自己的责任。到这时，他上奏请求减轻赋税和劳役，务必采用宽轻的法典，文帝全部听从。苏威逐渐受到亲近和重用，与高颎共同参与掌管朝政。苏威见宫中用银子制作帷帐钩，便极力陈说节俭的好处，劝告文帝。文帝为之改变态度，把旧有的雕饰物品全部命令拆除毁掉。文帝曾经恼怒一个人，要杀掉他。苏威进入阁中进谏，文帝不接受。文帝更加愤怒，准备亲自出去斩杀那人。苏威挡在前面不肯离开，文帝避开他出去。苏威又拦住文帝，文帝拂袖入内。过了很久，文帝才召见苏威道歉说：“您能够这样做，我就没有忧虑了。”于是赏赐他两匹马和十多万钱。过了一年多，不久又兼任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原来的官职都照旧保留。持书侍御史梁毗弹劾苏威兼任五职，安于繁重事务而贪恋权位，没有举荐贤能来代替自己的想法。文帝说：“苏威早晚勤勉不懈，志向在于长远大事；即使举荐贤能有所欠缺，又何必急着逼迫他呢？”又回头对苏威说：“任用我就实行，不任用我就退藏，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样吧！” 文帝于是对朝臣说：“苏威如果没有遇到我，就无法施展他的主张；我如果没有得到苏威，又凭什么推行我的治道？杨素才华和辩才天下无双，但若论斟酌古今、帮助我宣扬教化，就不是苏威的匹敌。苏威如果生逢乱世，商山四皓又哪里容易使他屈服呢！”他受到重视，就是如此。不久，苏威被任命为刑部尚书，解除太子少保、御史大夫的官职。后来京兆尹一职被废除，他代理雍州别驾。当时高颎与苏威同心协力，共同辅佐政务和刑法，大小事情没有不一起筹划的，所以隋朝变革数年后，天下称为太平。不久转任户部尚书，纳言仍旧兼任。适逢山东各州发生饥荒，文帝命苏威赈济他们。升任吏部尚书，兼任国子祭酒。隋朝承接战乱之后，法令制度错杂不一。文帝命朝臣整理修改旧法，编成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大多由苏威制定，世人认为他有才干。开皇九年，任尚书右仆射。这一年因母亲去世离职，哀毁过度，身体瘦削得只剩骨架。文帝下诏慰勉劝谕，情意十分殷切；不久起用他主持政事。他坚决推辞，文帝下优诏不许。第二年，文帝巡幸并州，命他与高颎共同总管留守事务。不久又追召他到皇帝行在，派他裁决百姓诉讼。不久，文帝命苏威持节巡抚江南，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便宜行事。他经过会稽，越过五岭后返回。江南自晋代以来，刑法宽疏松缓，世族与平民、贵者与贱者彼此不相欺凌。平定陈朝以后，治理百姓的人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不论年长年幼，都让他们诵读五教。苏威又加上烦琐浅陋的言辞，百姓叹息怨恨。使者回来后，上奏说江南应当按照内地各州的办法征收户籍赋税。文帝认为江南刚刚平定，便召见户部尚书张婴，责备他施政过于急迫。当时江南的州县又上书说想把当地人迁入关中，远近都惊骇不安。饶州吴世华起兵作乱，把县令生割肢解，吃他的肉。于是原陈朝境内的百姓全都反叛，捉住长吏，抽出他的肠子杀死，说：‘还要让我们诵读五教吗！’不久，文帝下诏命内史令杨素讨伐平定他们。当时突厥都蓝可汗屡次造成祸患，文帝又命苏威前往可汗处。”

译苏威的儿子苏夔凭借公子的盛名，招引宾客，天下士大夫多归附于他。当时朝廷议论礼乐，苏夔与国子博士何妥各有主张。于是苏夔、何妥各自提出一种议论，让百官署名表示赞同哪一方。朝廷中多依附苏威，赞同苏夔的有十分之八九。何妥愤怒地说：‘我讲学论道四十多年，反而被一个昨天还是小儿的人压倒了！’于是上奏说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结为朋党，尚书省中称王弘为世子、李同和为叔父，说这两人像苏威的子弟。又说苏威通过不正当途径任用堂弟苏彻、苏肃等人，让他们冒充资历做官。又有国子学请求任用黎阳人王孝逸为书学博士，苏威托请卢恺，把王孝逸任为自己府中的参军。文帝命蜀王杨秀、上柱国虞庆则等人交叉审查此事，事情都得到验证。文帝拿《宋书·谢晦传》中关于朋党的事让苏威阅读。苏威害怕了，脱帽叩头。文帝说：‘道歉已经晚了！’于是免去苏威的官爵，让他以开府身份回家。知名人士因苏威获罪的有一百多人。不久，文帝说：‘苏威的德行原本很好，只是被人误导了。’便命令恢复他出入宫禁的资格。过了一年多，又恢复他的邳公爵位，任命为纳言。他随文帝祭祀泰山，因为对祭祀不敬而被免职。不久又恢复原职。文帝对群臣说：“世人说苏威假装清廉，家中积累金玉，这是假话。然而他性情刚狠暴戾，不切合世俗事务，求取名声过分；顺从他他就高兴，违背他他必然发怒，这才是他最大的毛病。”仁寿初年，又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文帝巡幸仁寿宫，命苏威总管留守事务。文帝回来后，御史上奏说苏威的职事有许多没有办理。文帝大怒，责问苏威。苏威道歉，文帝也就停止追究。隋炀帝继位后，准备大规模兴建长城，苏威进谏劝止。高颎、贺若弼被诛杀时，苏威因受到牵连而被免官。过了一年多，任鲁郡太守，修整仪仗。召回任太常卿。随军征讨吐谷浑，晋升为右光禄大夫。一年多后，又任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共同参与掌管朝政，当时人称他们为‘五贵’。征伐辽东时，以原官兼任右武卫大将军，晋升为光禄大夫，赐爵房陵侯，不久进封房公。他因年老请求退休，炀帝不许。又以原官参与掌管选官事务。第二年，随军征伐辽东，兼领右御卫大将军。杨玄感反叛时，炀帝把苏威召到帐中；苏威脸上显出恐惧，炀帝对他说：‘这个小儿聪明，难道不会成为祸患吗？’苏威说：‘粗疏浅薄的人并不聪明，必然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只是恐怕祸乱会逐渐形成阶梯。’苏威见劳役无休无止，百姓都想作乱，便借此含蓄地劝谏炀帝。炀帝最终没有醒悟。随炀帝返回，到了涿郡，炀帝下诏命苏威安抚关中，并任用他的孙子尚辇直长苏儇作为副使。苏威的儿子、鸿胪少卿苏夔先前任关中简黜大使。一家三人都奉使关右，三辅地区以此为荣耀。过了一年多，炀帝亲笔下诏说：‘玉因为洁白润泽，即使丹砂和紫色也不能改变它的本质；松树显示出岁寒不凋的品格，霜雪也不能损伤它的光彩。可以说，温厚仁慈、刚劲正直，是本性如此。房公苏威，是先后两朝的旧臣，是朝廷中的老资格，国家的栋梁，辅佐调和我的自身，遵守文法，谦抑自身而率先遵循礼制。从前汉代三杰中，辅佐惠帝的是萧何；周代十位治乱功臣中，辅佐成王的是邵奭。国家的宝器，就在于得到贤才。参与璇玑台阶之列，成为众人瞻仰的人，这完全是恰当的。虽然职责在于论道，最终还要期待他提出规谏、补救过失；权衡人才使时政和谐，朝廷寄托的责任十分重大。可授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官职照旧。’苏威当时地位尊贵，受到重视，朝臣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后来随炀帝巡幸雁门。雁门被突厥包围，朝廷上下危惧。炀帝想带少量骑兵冲破包围逃出。苏威劝谏说：“据城防守，我们还有余力；轻骑突围，却正是突厥所擅长的。陛下是统率万乘之国的君主，怎么可以轻率脱身！”炀帝于是停止了这个打算。不久突厥也解围离去。车驾驻扎太原，苏威因为盗贼不断，劝炀帝返回京师，巩固根本，为国家社稷打算。炀帝起初听从了他，最终却采用宇文述等人的意见，于是前往东都。天下大乱，苏威知道炀帝无法匡正局势，深感忧虑。适逢炀帝询问盗贼的情况，宇文述说：“盗贼确实很少，不值得忧虑。”苏威不能违心回答，便躲在殿柱后。炀帝呼唤并询问他。苏威说：“臣不负责此事，不知道盗贼有多少，只担心他们逐渐逼近。”炀帝说：“这是什么意思？”苏威说：“过去盗贼还占据长白山，如今已经逼近到荥阳、汜水了。”炀帝不高兴，问话就此结束。五月五日，百官进献礼物，多是珍玩，苏威献上了一部尚书，含蓄地劝谏炀帝。炀帝更加不满。后来炀帝又询问征伐辽东的事，苏威回答时回头请求赦免群盗，派他们去讨伐高丽，炀帝更加愤怒。御史大夫裴蕴迎合炀帝的旨意，让御史张行本上奏，说苏威过去在高阳主持选官时，滥授官职给人；又畏惧突厥，请求将他召回京师。炀帝命人审查这些事情，于是下诏说：“苏威立意结党，喜好异端，心怀诡诈之道，企图侥幸求取名利，诋毁呵斥律令，诽谤讥刺御史台和尚书省。从前我略微征伐辽东，是奉行先帝遗志；凡是参与详细询问的人，都应当竭尽胸中所想，可是苏威不肯敞开心怀，竟然没有回答诏命。辅弼启发君主的道理，难道应当像这样吗！”于是削除苏威的名籍。一个多月后，有人上奏说苏威与突厥暗中图谋不轨。大理寺主簿责问苏威。苏威自我陈述说，自己的精诚不能感动君上，过失和罪责屡次显露，罪当万死。炀帝怜悯他，释放了他。这一年，苏威随炀帝巡幸江都宫。炀帝准备重新任用苏威，裴蕴、虞世基上奏说他昏聩衰老、身体羸弱多病，炀帝于是作罢。宇文化及弑逆后，任命苏威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宇文化及失败后，苏威归附李密。李密失败后，他归往东都，越王杨侗任命他为上柱国、邳公。王世充僭越称帝，任命他为太师。苏威自认为是隋朝旧臣，遭逢丧乱，所到之处都随时势变化而应对，以求容身免祸。唐太宗平定王世充后，苏威坐在东都阊阖门内，请求拜见太宗，声称自己年老多病，不能起身行礼。太宗派人责备他说：“您是隋朝的宰辅，政局混乱时不能匡救，终于使万物百姓陷入涂炭，君主被杀、国家灭亡。您见到李密、王世充都拜伏舞蹈。如今既然年老多病，也不必相见了。”不久苏威进入长安，到朝堂请求拜见，高祖又不允许。最后死在家中，时年八十二岁。

译苏威立身清廉节俭，以廉洁谨慎著称。然而每逢公开议论，他厌恶别人和自己意见不同，即使是小事，也一定坚持争辩。当时人认为他没有大臣应有的风度。他所修订的法令、规章、章程，都在当时施行，但颇为烦琐细碎，评论者认为不是简约而能长久实行的制度。到了大业末年，征发徭役尤其繁多；至于评定功劳、实行赏赐，苏威总是迎合风向和旨意，动辄把事情压下不办。当时群盗蜂起，郡县有奏报盗贼情况的，他又呵斥责问使者，命令减少盗贼人数，所以出兵攻讨时多不能取胜。由此最终导致败乱，受到舆论讥议。其子为苏夔。苏夔字伯尼。聪明敏捷，能言善辩，但性情轻浮险诈，没有操守。八岁就能诵读《诗经》，并且懂得骑马射箭。十四岁时，随父亲到尚书省，与安德王杨雄比射箭，赌得一匹骏马回来。十四岁到学校，与各位儒生议论，言辞和意趣都很出色，见到他的人无不称善。长大后博览群书，尤其以精通钟律自负。他起初名叫苏哲，字知人，父亲苏威因此为他改名苏夔，颇被有见识的人讥笑。苏夔由此出仕，任太子通事舍人。杨素见到他很惊异，常戏弄苏威说：“杨素没有儿子，苏夔没有父亲。”后来他与郑译、何妥议论乐律，获罪，相关议论被搁置不行。他撰写《乐志》十五篇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几年后，升任太子舍人，因获罪免官，闲居多年。仁寿三年，文帝下诏让天下举荐通达礼乐本源的人。晋王杨昭当时任雍州牧，举荐苏夔。他与各州举荐的五十多人一同入见。文帝望见苏夔，对侍臣说：“只有这一个人，符合我所要举荐的人。”于是任命他为晋王友。炀帝继位后，苏夔历任太子洗马、司朝谒者。因为父亲被免职，苏夔也离开官职。后来历任尚书职方郎、燕王司马。辽东战役中，因功任朝散大夫。当时炀帝正勤于经营远方战略，蛮夷纷纷入朝。炀帝对宇文述、虞世基说：“四方夷族都来归服，前来华夏观礼，鸿胪这一职务，必须交给有声望的人。哪里有才艺众多、容貌仪表足以接待宾客的人可以担任呢？”宇文述、虞世基以苏夔回答。当天便任命苏夔为鸿胪少卿。这一年，高昌王麹伯雅来朝，朝廷把公主嫁给他。苏夔素有雅望，便命他主持婚礼。后来延安、弘化等几个郡的盗贼聚集，炀帝下诏命苏夔巡视关中。突厥包围雁门时，苏夔在镇城东南修筑弩楼、车箱、兽圈，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炀帝见后称善。因功晋升为通议大夫。又因父亲的事情获罪，被削除名籍。后来适逢母亲去世服丧，他悲哀过度，去世，时年四十九岁。苏绰的弟弟苏椿，字令钦。性情廉洁谨慎，沉着勇敢，有决断力。魏正光年间，关右盗贼作乱，苏椿应募讨伐，被授为荡寇将军。因功多次升迁为中散大夫，赐爵美阳子。大统初年，任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姓贺兰氏。后来任帅都督，代理弘农郡事务。苏椿任官时刚强能干，特别受到周文帝的知遇。大统十四年，设置当州乡师，若不是在乡里有声望、确实得到众人拥戴的人，不得参与。于是派驿使追召苏椿，让他统领乡兵。这一年，他攻破槃头氏有功，任散骑常侍，加授大都督。十六年，征讨随郡。军队回来后，任武功郡守。既然治理本乡，他以清廉节俭自持，无论大小政务，都竭尽忠诚宽恕之心。进爵为侯，官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去世。其子苏植继承爵位。苏亮字景顺，是苏绰的堂兄。祖父苏稚，字天佑，官至中书侍郎、玉门郡守。父亲苏祐，任泰山郡守。苏亮年少时通达敏捷，博学，喜欢撰写文章，擅长写章奏；与弟弟苏湛等人都在西土闻名，一家人中有两人被举为秀才。苏亮起初被举为秀才，到洛阳时，拜访河内的常景。常景非常器重他，并对人说：“关中有才学、可以抗衡山东的人，大概就是这个人吧！”魏齐王萧宝夤召他任参军。萧宝夤升为大将军后，仍让他任属官。萧宝夤一向与他相知器重，凡有文书檄令、谋划议论，都交给他办理。不久代理武功郡事务，声誉政绩十分显著。萧宝夤作乱时，任苏亮为黄门侍郎。苏亮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人相处从不发生冲突。萧宝夤失败后，跟随他的人大多遭祸，只有苏亮得以保全。长孙承业、尔朱天光等西征时，都任用苏亮为郎中，专门掌管文书。贺拔岳任关西行台时，召苏亮为左丞，掌管机密事务。魏孝武帝西迁后，苏亮升任吏部郎中。大统二年，任给事黄门侍郎，兼领中书舍人。魏文帝的儿子宜都王元式任秦州刺史，任苏亮为司马。文帝对苏亮说：“黄门侍郎怎么可以担任秦州司马？只是因为朕疼爱儿子，让他出任藩镇，所以把心腹托付给他，你不要因此怨恨。”临行辞别时，赐给他御马。大统八年，封临泾县子，任中书监，兼领著作，修撰国史。苏亮有机智辩才，善于谈笑。周文帝非常器重他，每有筹划议论，大多符合皇帝的旨意。他记住别人的优点，忘掉别人的过错，举荐提拔后进，常常唯恐来不及，因此当时人敬仰爱慕他。他历任秘书监、大行台尚书，出任岐州刺史。朝廷因为他出任本州长官，特意赐给他路车、鼓吹，先让他返回住宅，又给他三千骑士，列队演习礼仪；他游历乡里，经过故交家中，欢饮十天，然后才进入州府，世人认为这是荣耀。大统十七年，征召任侍中，死在任上。追赠原有官职。苏亮年轻时与堂弟苏绰都很有名，但苏绰的文章稍稍不如苏亮；至于筹划政事、谋求进取，苏亮又比不上苏绰。因此世人称他们为‘二苏’。苏亮自大统以来，没有一年不升迁，一年之中有时升迁三次。众人都说他的才干达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不奇怪他升得快。他所写的文章有几十篇，颇为流传于世。其子苏师继承爵位，因为苏亮当时声望很高，出仕即任黄门侍郎。

译苏亮的弟弟苏湛，字景俊。年少时就有志向和操行，与苏亮一起在西土闻名。二十多岁时，被举为秀才，任奉朝请，兼领侍御史，加授员外散骑侍郎。萧宝夤西征时，任苏湛为行台郎中，非常信任重用他。萧宝夤将要谋反时，苏湛正在家中卧病。萧宝夤便让苏湛的姨表弟、天水人姜俭对苏湛说：‘我不能坐等死亡，如今只得为自身打算，不再做魏朝臣子了。我和你将共同承担生死荣辱，正要与你同甘共苦，所以特意把这件事告诉你。’苏湛听后放声大哭。姜俭急忙制止他说：‘怎么马上就这样呢？’苏湛说：‘全家上下百口人，马上就要被屠灭，怎么能不哭！’哭了几十声后，慢慢对姜俭说：‘请替我告诉齐王：大王本来因为困穷而投奔别人，依赖朝廷借给大王羽翼，才得到今天这样的荣宠。既然国家正处于多难之时，不能竭尽忠诚报答恩德，怎么可以趁人之危，便生出夺取天下的野心呢！如今魏朝的德运虽然衰败，但天命还没有改变；大王的恩义还没有广泛施于人，破亡之期必定很快到来。我苏湛终究不能凭借世代积累的忠贞根基，一旦替大王被灭族。’萧宝夤又让姜俭对苏湛说：‘这是救命的计策，不得不这样做。’ 苏湛又说：‘凡是要举大事，应当得到天下奇才。如今只是和长安那些赌博的徒众、小儿辈一起谋划这件事，哪里能办成呢？我不忍心看见荆棘长在大王的门户庭院中。希望赐我告老还乡的许可，或许还能保全身体归于地下，不愧对祖先。’萧宝夤平素很看重他，知道他一定不会为自己所用，于是听任他回到武功。萧宝夤后来果然失败。孝庄帝即位后，征召任苏湛为尚书郎。孝庄帝曾对他说：‘听说你回答萧宝夤的话，辞采非常美好，可以讲给我听吗？’苏湛叩头谢罪说：‘臣自己想来，言辞远远不如伍被；然而始终不改变操守，私下认为我超过了他。只是臣与萧宝夤相交共事，关系亲密，能够把心里话全部说尽，却不能使他守住臣节，这是臣的罪过。’孝庄帝非常高兴，加授散骑侍郎。不久升任中书。孝武帝初年，因病返回乡里，死在家中。追赠散骑常侍、镇西将军、雍州刺史。苏湛的弟弟苏让，字景恕。幼年聪明敏捷，喜爱学习，很有鉴察人物的能力。起初任本州主簿，逐渐升为别驾、武都郡守、镇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周文帝任丞相时，召他为府属官，非常亲近礼待。出任卫将军、南汾州刺史，有良好的政绩。不久死于任上。追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泾州刺史。史臣评论说：周惠达礼遇萧宝夤，于是与戎寇相处周旋，不因处境险夷而改变志向，这确实是能够坚守到底的人。周文帝提剑起兵，百般制度草创之时，在群雄争逐的年代施行简约的法制，在鼎足而立的时期修明太平的礼制，最终能够去掉雕饰而归于质朴，改变奢侈而崇尚节俭；风教既已施行，下面的百姓恭肃，上面的君主受尊崇；边境屡遭扰动，而内部安定、外部归附，这大概都是苏绰的力量。邳公苏威在周朝国运将衰之时，正奉行幽隐坚贞之道；隋室兴起时，首先响应征召。蒙受深厚的任用和知遇，享尽宠爱荣耀，长久处在机要权衡之地，对政事多有增损，耗尽心力，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然而他志向崇尚清廉节俭，器量却不够宏大；喜欢同意自己、厌恶不同意见，有违正直之道；不遵循简易原则，还不能称为通达的德行。他历事两位皇帝，三十多年，虽然在当时曾被废黜，最终仍被称为遗老。君主邪僻却不能直言匡正，国家灭亡却与众百姓一样只顾求生；‘我有过错，你来辅弼我’的话，只听见他说过，却没有见到他实际做到。像疾风中的劲草一样的人，没有在他身上看到。礼遇任命之道在兴盛的君王那里有所缺失，或许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苏夔志向见识深沉敏锐，端方雅正值得称道；如果上天假以年寿，足以不使祖业受损了。《北史》卷六十四 列传第五十二 韦孝宽；他的兄长韦夐；韦夐的儿子韦世康；韦瑱；韦瑱的儿子韦师；柳虬；柳虬的弟弟柳桧；柳庆；柳庆的儿子柳机；柳机的儿子柳述；柳机的弟弟柳弘；柳旦；柳肃；柳机的堂侄柳謇之。韦叔裕，字孝宽，是京兆杜陵人，年轻时就以字孝宽行世。家世代都是三辅的著姓。祖父韦直善，任魏朝冯翊、扶风二郡守。父亲韦旭，任武威郡守。建义初年，任大行台右丞，加授辅国将军、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任右将军、南豳州刺史。当时氐族盗贼多次抢掠，韦旭根据情势招抚，他们随即归附。不久死于任上，追赠司空、冀州刺史，谥号文惠。韦孝宽沉着敏锐，温和正直，涉猎经史。二十岁时，正逢萧宝夤在关右作乱，便到朝廷请求担任军队的先锋。朝廷嘉许他，立即任命为统军。随冯翊公长孙承业西征，每次作战都有功劳。任国子博士，代理华山郡事务。适逢侍中杨侃任大都督，出镇潼关，召韦孝宽为司马。杨侃惊异于他的才能，把女儿嫁给他。永安年间，授宣威将军、给事中，不久赐爵山北县男。普泰年间，以都督身份随荆州刺史源子恭镇守穰城，因功任淅阳郡守。当时独孤信任新野郡守，与韦孝宽同属荆州，两人感情亲密，政绩和才术都很好，荆州官吏百姓称他们为‘连璧’。孝武帝初年，以都督身份镇守城池。周文帝从原州前往雍州，命韦孝宽随军。攻克潼关后，立即任命他为弘农郡守。跟随窦泰作战，兼任左丞，节度宜阳兵马事务。又与独孤信进入洛阳，任阳城郡守；再与宇文贵、怡峰接应颍川义军，在颍川击破东魏将领任祥、尧雄。韦孝宽又进军平定乐口，攻下豫州，俘获刺史冯邕。又随军在河桥作战。当时大军失利，边境骚动，于是命韦孝宽以原将军身份代理宜阳郡事务。不久升任南兖州刺史。这一年，东魏将领段琛、尧杰又占据宜阳，派阳州刺史牛道恒煽动诱使边民。韦孝宽对此深感忧虑，于是派间谍寻访并获得牛道恒的手迹，命善于临摹书法的人伪造牛道恒写给韦孝宽的信，信中谈到归顺投诚的意图；又做出信纸被烧落灰烬的样子，好像是从火中抢救出来的书信，再让间谍送到段琛营中。段琛得到信后，果然怀疑牛道恒，他所要谋划经营的事情都没有被采用。韦孝宽知道他们已经离心，于是出动奇兵突然袭击，擒获牛道恒和段琛等人，崤山、渑池一带于是平定。大统五年，进爵为侯。八年，调任晋州刺史，不久移镇玉壁，兼管南汾州事务。在此以前，山胡凭借险要地势，多次抢劫为盗；韦孝宽向他们显示威严和信义，州境肃然安定。进授大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