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卷八十二

译西魏攻克江陵后，沈重留下来侍奉梁主萧察，屡次升迁至都官尚书，兼任羽林监。萧察又命沈重在合欢殿讲授《周礼》。周武帝认为沈重经学明通、品行端正，便派宣纳上士柳裘带信，以礼聘请；又敕令襄州总管卫公直诚恳劝说并送他前来，沿途供应务求优厚。保定末年，沈重到达京师，诏令他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年间，又在紫极殿讲解三教义理，到场的朝士、儒生、僧人、道士有二千多人。沈重言辞义理优美通达，关键处明白善辩，凡是他解释的内容，都受到诸儒推重。天和六年，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仍在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语》。建德末年，上表请求回梁，周武帝下优诏不准。沈重坚决请求，才获准。皇帝派小司门上士杨汪为他送行。梁主萧岿授沈重散骑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入朝京师。开皇三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隋文帝派舍人萧子宝用少牢祭祀，追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沈重学业广博，是当时儒者的宗师。至于阴阳、图纬、道经、佛典，也没有不通晓涉猎的。著有《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一卷、《仪礼音》一卷、《礼记音》二卷、《毛诗音》二卷。樊深，字文深，是河乐猗氏人。他侍奉继母非常恭谨，二十岁时喜好学习，背着书到河西跟随老师，讲习《五经》，昼夜不倦。魏永安年间，随军征讨，因功多次升迁为中散大夫。曾经读书时看见《吾丘子》，于是回家侍奉供养继母。孝武帝西迁时，樊、王两姓起兵申义，被西魏诛杀。樊深的父亲保周、叔父欢周都遭杀害。樊深因避难坠落山崖，摔伤脚，绝食两夜。后来得到一箪饼，正想吃它，却想到继母年老脚麻，或许能够免遭掳掠，于是不吃。夜里匍匐着寻找继母，找到后把饼送给母亲。回来后又逃走，改换姓名，在汾水、晋地之间游学。学习天文和推算历法的技术。后来被人告发，囚禁押送到河东。适逢东魏将领韩轨的长史张曜看重他的儒学，把他请到家中，因此得以逃脱隐居。周文帝平定河东后，追赠保周为南郢州刺史，欢周为仪同三司。樊深回去安葬父亲，背土筑成坟墓。不久，于谨引荐他为府参军事，命他在馆中教授自己的子孙。周文帝在东馆设置学校，教育诸将的子弟，以樊深为博士。樊深经学通博丰赡，每次解释经书，常常引用汉魏以来各家的义理来说明。因此后来的学生听他说讲，不能完全理解，背后讥笑他说：“樊先生讲书，门户太多，无法理解。”然而儒者推重他的博学多闻。他喜好学习，年老也不懈怠。早晚往返时，常常倚着马鞍读书，直到马受惊把他摔到地上，损伤肢体，最终也不改变。后来任国子博士，赐姓万纽于氏。天平二年，升任县伯中大夫，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元年，上表请求退休，诏令准许。朝廷有疑难议论时，常常召他询问。后来因病去世。樊深既专攻经学，又阅读各代史书以及《仓》《雅》、篆书、籀书、阴阳、卜筮等书。他的学问虽然广博丰厚，却不善于言辞辩说，所以不被当时人称誉。撰有《孝经》《丧服问疑》各一卷，又撰《七经异同》三卷。儿子名义纲。熊安生，字植之，是长乐阜城人。年轻时喜好学习，精勤不倦。跟随陈达学习《三传》，跟随房虬学习《周礼》，侍奉徐遵明，专心学习多年；后来又向李宝鼎学习《礼》，于是广泛通晓《五经》。但他专门教授《三礼》，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有一千多人。于是考订图纬，搜集异闻。前代儒者没有领悟的地方，他都加以阐明。齐河清年间，阳休之特意上奏任命他为国子博士。当时西朝已经施行《周礼》，公卿以下大多学习其中的学业，遗留的疑问和长期难解的问题有几十条，都没有人能够详细辨析。天和三年，周与齐通好，兵部尹公正出使齐国。他与齐人谈到《周礼》，齐人无法回答。于是命熊安生到宾馆与尹公正谈论。尹公正很有口才，凡是安生谈论还没有涉及的地方，便抓住关键突然发问。安生说：“《礼》的义理宏大深奥，自有条理脉络；如果一定要登堂入室、看清奥妙，难道可以扰乱它的先后次序吗？只要肯留心，我应当按次序为你陈说。”尹公正于是询问疑难之处，安生都一一加以演说，彻底探究根本。尹公正叹服。回来后，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周武帝，武帝非常钦佩看重他。等到周军进入邺城，熊安生立即命人打扫门庭。家人觉得奇怪而询问他，安生说：“周帝重视道义、尊崇儒者，一定会来见我。”不久，周武帝驾临他的宅第，下诏不让他行拜礼，亲自握着他的手，拉他同坐，说：“朕还不能停止用兵，因此感到惭愧。”安生说：“黄帝尚且有阪泉之战，何况陛下是在恭行上天的惩罚呢！”皇帝又说：“齐氏徭役赋税频繁兴作，耗尽百姓财力；朕是在救焚救溺，想革除它的弊病，打算把府库和三台中的杂物散发给百姓，您认为怎么样？”安生说：“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散发鹿台的财物，开出巨桥的粮食；陛下这道诏令，与不同朝代的美事相同。”皇帝又说：“朕比武王怎么样？”安生说：“武王讨伐纣王，曾把纣王的首级悬挂在白旗上；陛下平定齐国，兵器没有沾血，我认为您的圣明谋略更胜一筹。”皇帝大为高兴，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第一区，又赐象笏和九镮金带，其余各种器物也都按此规格赏赐。又诏令有关官员供给安车驷马，命他随驾入朝，并敕令沿途各地供应。到了京城，敕令他在大乘佛寺参与讨论五礼。宣政元年，任露门博士、下大夫，当时年已八十多岁。不久退休，死于家中。

译熊安生既然成为儒学宗师，曾经接受他的学业、后来在学界享有名声的，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人，都是他的门徒。他撰写的《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孝经义》一卷，都流传于世。安生与同郡的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人，被尊为儒学祖师。宗道晖喜欢戴高翅帽、穿大木屐，州将初次到任时，他总是穿戴这些去拜见；仰着头、抬着肘，拜倒在木屐上，还自称学士的地位可比三公。后来齐任城王湝鞭打他，宗道晖慢慢呼喊安伟，安伟出来后，他对人说：“我受了鞭打，却没有失去汉人的体统。”说完又穿着木屐离去。冀州人因此编成话说：“显公的钟，宋公的鼓，宗道晖的木屐，李洛姬的肚子。”把它们称为四大。显公是僧人，宋公是安德太守，洛姬是妇人。熊安生在山东时，年年游历讲学，跟随他的人遍及郡县。有人欺骗他说：“某村的古坟，是晋朝河南将军熊光的坟墓，距今已经七十二代。过去有碑，被村民埋藏起来了。”安生挖地寻找，没有找到，连续多年为此打官司。冀州长史郑大讠雚判决说：“七十二代，那就是羲皇以上的人了；河南将军这个称号，晋朝没有。你的诉讼毫无道理，记下。”安生带领族人到坟前号哭。正要通报姓名时，看见徐之才、和士开两人相对而坐；由于徐之才忌讳‘雄’字，和士开忌讳‘安’字，于是安生自称‘触触生’，在场众公都笑他。乐逊，字遵贤，是河东猗氏人。幼年便有成年人的操守，跟随徐遵明在赵、魏之间学习，接受《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的大义。不久山东发生寇乱，学者四散逃亡，乐逊在纷乱之中仍然专心求道而不倦。大统七年，任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请乐逊教授诸子。不久周文帝广泛选拔贤良，授予他郡守、县令之类的职务。相府户曹柳敏、行台郎中卢光、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荐乐逊，称赞他有治理百姓的才能。李弼请求留下他，不让他赴任。魏废帝二年，周文帝召乐逊教授诸子。他在馆中六年，与诸儒分工教授经学，讲授《孝经》《论语》《毛诗》以及服虔注释的《春秋左氏传》。周闵帝即位，因为乐逊有治理事务的才干，任命他为秋官府上士，转任小师氏下大夫。从谯王宇文俭以下，都带着束脩行弟子之礼。乐逊用经学教授学生，很有训导的方法。卫公直镇守蒲州时，乐逊任卫公直的主簿。武成元年六月，因为连绵大雨持续很久，诏令百官上呈密封奏事。乐逊陈述时政所宜十四条，其中五条切中政务要害：第一，崇尚教化；第二，减少营造；第三，明确选举；第四，重视征战；第五，禁止奢侈。保定二年，因为训导有方，屡次加以赏赐，升任遂伯中大夫。五年，诏令鲁公赟、毕公贤等人，都按照交纳束脩的礼节，一同向他学习。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陈公纯以贤良举荐乐逊。天和五年，乐逊因年届悬车之年，上表请求退休，皇帝下优诏不准。于是赐给他粮食、布帛和钱等，任命他为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当地人多有蛮夷习俗，还没有习惯儒学风气。乐逊劝勉学生，加以考核考试，几年之间，教化遍及全州。当地蛮俗是孩子长大后多与父母分居，乐逊常常加以劝导，革除许多旧日弊端。在任数年，屡次受到褒奖赏赐。任期届满回朝，任皇太子谏议，又在露门教授皇子。大象初年，进爵崇业郡公，又任露门博士。大象二年，进位开府仪同大将军，出任汾阴郡守。乐逊因年老多病坚决推辞，诏令准许，于是改授东扬州刺史。仍赐安车、衣服、奴婢等，又在本郡赐田十顷，儒者以此为荣。隋开皇元年，死于家中，享年八十二岁。追赠原官，加赠蒲州、陕州二州刺史。乐逊性情柔和谨慎，交游很少，以忠信作为立身根本，从不自我夸耀推重。每当在众人中谈论时，他从不抢在别人前面，学者因此称许他。著有《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多篇。又著《春秋序义》，融通贾逵、服虔的说法，阐发杜预说法中的违失，文辞和义理都值得观赏。当初，周朝又有黎景熙，凭借古学显名。黎景熙，字季明，是河间郑县人，年轻时就因孝行闻名于世。他的曾祖父黎嶷，在魏太武帝时凭军功被赐爵容城县男，后来任燕郡守。祖父黎镇、父亲黎琼，都承袭了这一爵位。季明年少时喜爱读书，天性记忆力很强，能够默默记住所学，却没有应对酬答的才能。他的从祖黎广，在太武帝时任尚书郎，精通古学。他曾跟随吏部尚书清河人崔宏学习文字训诂，又跟随司徒崔浩学习楷书和篆书，从此家中世代相传这种书法技艺。季明也传习此法，但与许氏的书法颇有不同。他又喜好玄象之学，颇懂术数，但生活落魄，不经营产业。家中藏书一千多卷。即使贫困独居，也不因饥寒而改变操守。他与范阳人卢道源结为生死之交。永安年间，卢道源劝他出仕，他才开始任威烈将军。孝武帝西迁后，季明便寄居在伊水、洛水之间。侯景攻取黄河以北的土地，召季明从军，逐渐升任黎阳郡守。季明跟随侯景到达悬瓠，察觉侯景终究不足以依靠，便离开了他，寄居在颍川。当时王思政镇守颍川，多次派人召请季明，把他留在内馆。过了一个多月，周文帝又征召他，他于是进入关中。周文帝便命季明在东阁校正、审定古今文字。大统末年，授任著作佐郎。当时与他同辈的人，都兼任常伯，车马服饰十分华美，只有季明独自以贫寒朴素的生活自处，却毫无惭愧之色。他又勤勉于职守，著书撰述从不懈怠。然而他的性情尤其专一固执，与当时风气不合，因此一任史官，竟十年没有得到调迁。武成末年，升任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朝廷大规模营建宫室。当时春夏大旱，皇帝下诏命公卿百官尽量陈述政事的得失。季明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成汤遭遇旱灾时，以六件事情自我陈责；周宣王遭遇严重旱灾时，连祭祀用的玉器也耗尽了。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深谋远虑，体恤百姓吗？如今正是农事要紧的月份，应时的雨水仍然失期，天下百姓的心中都怀着渴望和仰盼。陛下关怀万物，把百姓当作子女一样爱护，祭祀百神，仍然没有得到丰厚而普遍的福应。难道是有些举措没有节制，违背了时令，行事失当，因此招来了这场旱灾吗？

译《春秋》记载，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下，行动也都成为后世的典范。水旱灾害以及阴阳变化，没有不是随着人的行为而发生的。孔子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怎么能不谨慎呢！」《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天不下雨，《五行传》认为，这是因为这一年竟三次修筑台榭，生活奢侈而不体恤百姓。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发生大旱，《五行传》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修建南门，使百姓劳苦而兴起徭役。汉惠帝二年夏天大旱，五年夏天又大旱，江河水量减少，溪涧断流，《五行传》认为，在此之前曾征发十四万六千人修筑长安城。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这一年征发天下旧吏，开凿昆明池。这样看来，土木工程一兴起、劳民动役，天就立即以灾异来回应。典籍既然用这些事作警诫，或许可以加以思考；上天降下谴责警告，能够改正就好。如今如果能够让百姓休息、减少劳役，以回应上天的谴责，或许神灵的恩泽会按时降下，嘉谷也能按时成熟，那么丰收之年就可以盼望，百姓前来归附也不会晚。《诗经》说：「百姓也劳苦，到如今才稍得安康；请爱护这中原百姓，以安定四方。」只怕阳气发展到极盛便会转生阴气，秋季多下雨水，年成又不能丰收，百姓将无所盼望。如果再接连发生饥荒，忧虑就更加严重了。当时豪富之家竞相追求奢侈华丽。季明又上书说：臣听说，宽厚广大可以普遍覆盖万物，慈爱能够使众人归附。所以天地被称为高大厚重，是因为万物都得到它的容纳和养育；四时显现寒暑变化，是因为各种生物都依靠这种规律生长。帝王应当像天地一样宽厚广大，以忠信对应四时。招摇星指向东方，天下便知道春天到来；君主广施恩德，天下百姓都感念他的恩惠。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凭借乾德统治天下，万物都能亨通；顺应时序驾御六龙，自强不息，乐于询问并接受规劝，这是天下人的大幸。自古以来，真正通达治道的君主，也都广泛延请贤士，博采众议，询问樵夫等平民，设置谏鼓、树立木牌，以求知道自己的过失。近来旱灾持续超过时令，百姓都盼望丰年，陛下于是发布明诏，广泛寻求六方面的弊病，像禹、汤那样归罪于自己，像宋景公那样坚守正道，及时降下甘雨，年成和谷物因此获得丰收。克制自己、节省用度，仰慕质朴、革除浮华，这已经是很好的事了。然而朱衣紫服仍在道路上耀眼夺目，绫罗绸缎仍被豪富之家奢侈使用，粗布短衣还不能使普通百姓穿得充足，糟糠也还不能让编户百姓吃饱。这是因为劝导教化的道理还没有完全做到周密。如今即使以礼来教导他们、以刑法来整齐风俗，风俗本来就很难一下子统一。过去汉文帝收集臣民上书的布囊，用来制作帷帐；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不建造露台。他宠幸的后宫嫔妃，衣服也不拖到地上；拿她们的服饰同今天富裕人家的装饰相比，竟然还不如婢女和奴仆的衣服。然而他以自身率领臣下，使国家富裕、刑法清明，宗庙中称为太宗，确实是有原因的。臣听说，圣人长久坚持自己的治道，天下就会逐渐受到教化而形成良好风俗。如今承接魏氏衰败混乱之后，贞正诚信的风气还没有兴起。应当先尊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行，革除浮华的习俗，抑制相互追逐竞争的风气；审察鸿都门学的末流小技，焚毁雉头等奇异服饰；没有益处的货物，不要在当世看重，损害德行的器物，不要陈列在身边，这样人们就会懂得崇尚德行了。臣又听说，治理政事的关键在于选拔任用。如果差之毫厘，就会造成相差千里的错误；如果后来者反而居于前面，就会招致把人才积压起来的讥讽。因此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像穿鱼一样依次进用人才，任用官员必定依据才能。在朝廷上授予爵位，不凭个人偏爱；考察人才而授予相应官职，衡量能力而安排其职任。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才，职任符合他的能力，就像六匹马驾车、六根缰绳都调和顺畅一样，可以安坐而使车行千里。虞舜选拔众多人才，使不仁之人远离，于是各项政事都安定了，百姓也就知道接受教化了。皇帝看了奏章，赞赏他。当时外史的官署多次迁移，一直没有固定的处所。季明又上书说：「外史的职掌，就像汉代的东观，是帝王所珍视的地方，国家典籍和史事都存放于此。自魏至周，官署却没有建立。臣虽然愚昧，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因此去年十一月中，臣斗胆上奏陈述，陛下特地下达中旨，立即派人修建。时间匆匆过去了一年，还不知道工程进展如何。臣既然身负此职，常常想到这件忧虑，怎敢不再次请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外史官署才建成。天和二年，晋升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来因病去世。周文帝初年，天下分裂崩乱，当时通晓学术的人很少，所以即使是偏门学问和末流技艺，也都被征召任用。至于冀俊、赵文深这类人，虽然才华比不上古人，但名声在世上很大，也都被收纳任用。冀俊，字僧俊，是太原阳邑人。性情沉静谨慎，擅长隶书，尤其精于摹写。起初任贺拔岳的墨曹参军。贺拔岳被害后，周文帝征召他任记室。当时周文帝决意平定侯莫陈悦，便命冀俊伪造魏帝给费也头的敕书，命费也头率兵帮助周文帝讨伐侯莫陈悦。冀俊摹写旧敕书，以及代舍人、主书等人的署名，与真迹完全没有差别。周文帝非常高兴。费也头看见敕书，没有产生怀疑，于是派兵接受周文帝的指挥。大统初年，封为长安县男；跟随征讨弘农，在沙苑交战，进爵为子。多次升迁后任襄乐郡守。不久征召回朝，教授明帝以及宋献公等人学习隶书。当时按习俗，入书学的人也要行束修之礼，称作谢章。冀俊认为书法文字的兴起始于苍颉，如果同普通习俗一样行礼，便不合礼制，于是向周文帝请求举行释奠礼祭祀苍颉以及先圣、先师。授任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多次升迁后任湖州刺史。他性情恬静退让，常以清廉俭约自守，前后任职之处都颇有声誉。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后来进爵为昌乐侯，去世。赵文深，字德本，是南阳宛县人。他的父亲赵遐凭医术在魏朝做官，任尚药典御。赵文深年轻时学习楷书和隶书。十一岁时，向魏帝献上书法作品。后来因立义归附朝廷，授任大丞相府法曹参军。他很有钟繇、王羲之的法则，笔势十分可观。当时碑刻和匾额的书写，只有赵文深和冀俊二人。大统十二年，朝廷追论他立义的功劳，封为白石县男。周文帝认为隶书中存在错误，命赵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人依据《说文》和《字林》刊正六种字体，完成一万多字，流行于世。平定江陵以后，王褒进入关中，贵族和游宦子弟等纷纷学习王褒的书法。赵文深的书法于是被远远抛在后面。赵文深感到惭愧和怨恨，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后来知道众人喜爱的书法难以赶上，也改学王褒的书体。然而最终没有成就，反而受到讥讽议论，被比作邯郸学步。至于碑刻匾额的书写，其他人仍然没有谁能赶上他。王褒也常常推许他为前辈。宫殿楼阁上的题字，都是他的手迹。升任县伯下大夫。明帝命他到江陵摹写覆盖寺碑的字迹，汉水以南的人也认为他的书法精工。梁主萧察观看后称美，赏赐赠送给他的东西非常丰厚。天和元年，露寝等建筑刚刚落成，赵文深因题写匾额有功，授任赵兴郡守。赵文深虽然身处外任，每当需要题写匾额，朝廷总是再次召他回来。后来因病去世。

译辛彦之，是陇西狄道人。他的祖父辛世叙，任魏朝凉州刺史；父亲辛灵补，任周朝渭州刺史。辛彦之九岁时成为孤儿，不与品行不端的人交往。他广泛涉猎经史，与天水人牛弘志同道合，一起爱好学习。后来进入关中，便在京兆安家。周文帝见到他，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征召他任中外府礼曹，并赐给他衣服、马匹和珠玉。当时国家刚刚建立，朝廷中的显贵大多出身武人，修订确定礼仪制度的，只有辛彦之一人。不久授任中书侍郎。周闵帝接受禅让即位时，辛彦之与小宗伯卢辩专门掌管礼仪制度。他历任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任开府仪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授任小宗伯。当时宣帝册立五位皇后，辛彦之极力进谏，因此违逆圣旨，被免去官职。隋文帝接受禅让即位后，授辛彦之为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晋升为开府。历任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他与秘书监牛弘撰写新礼。皇帝曾命辛彦之与沈重辩论，沈重无法抗辩，离开座位谢罪说：「辛君所说的，像金城汤池一样坚固，无法攻破。」皇帝十分高兴。后来授任随州刺史。当时各州长官大多进献珍玩，只有辛彦之进献的都是供祭祀使用的物品。皇帝对朝臣说：「人怎么能没有学问呢！辛彦之进献的东西，正是考究古制的成果。」升任潞州刺史，前后任职都有惠民政绩。辛彦之又崇信佛教和道教，在城内建造两座佛塔，每座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突然死亡，几天后又苏醒。他说自己游历天上，看见一座新建的厅堂，形制极其高大华丽。张元问这是什么缘故，天上的人说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所以建造这座厅堂等待他。辛彦之听说后很不高兴。这年去世，谥号为宣。辛彦之撰有《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耍》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都流行于世。他的儿子辛孝舒、辛仲龛，都很早就有美好的声誉。何妥，字栖风，是西城人。他的父亲细脚胡经商进入蜀地，于是在郫县安家。细脚胡侍奉梁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财物，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被称为西州的大商人。何妥年少时机敏警悟，八岁进入国子学，助教顾良戏弄他说：「你姓何，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何妥立即回答：「先生姓顾，是眷顾的‘顾’，还是新旧的‘故’？」众人都觉得奇异。十七岁时，凭技艺侍奉湘东王。后来湘东王知道他聪明，召他担任诵书左右。那时兰陵人萧翙也有俊秀才华，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当时人们为此说：「世上有两个俊才，白杨的何妥，青杨的萧翙。」他受到的赞美就是如此。江陵平定后，何妥进入周朝，任太学博士。宣帝初立五位皇后，向儒者辛彦之询问。辛彦之回答说：「皇后与天子地位相匹、尊贵相等，不应当有五位。」何妥反驳说：「帝喾有四位妃子，舜又有两位妃子，难道也有固定的数目吗？」因此被封为襄城县男。隋文帝接受禅让后，授任国子博士，加授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何妥性情刚烈急躁，有口才，喜欢议论人物的是非。纳言苏威曾对皇帝说：「我的先人常常告诫我说：只要读一卷《孝经》，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读那么多书？」皇帝也认为这话有道理。何妥进言说：「苏威所学不只《孝经》。如果他的父亲确实说过这话，苏威不听从父亲的教训，就是不孝；如果没有说过这话，他当面欺骗陛下，就是不诚。不诚实又不孝顺，凭什么侍奉君主？况且孔夫子又说：‘不读《诗经》就无法讲话，不读《礼记》就无法立身。’难道允许苏绰教导儿子时，偏偏违背圣人的教训吗？」苏威当时兼任五种职务，皇帝非常亲近器重他。何妥于是上奏说苏威不可信任，又认为苏威掌管天文、音律和度量制度，都不称职，便上奏八件事加以劝谏。第一件事说：臣听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但这件事唯有帝王最难做到。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者之上，百姓就会服从；提拔邪曲的人，置于正直者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由此说来，政事的安危，必定取决于谨慎选拔人才。因此，进用贤能的人应受最高奖赏，埋没贤能的人应受显著惩罚。考察如今选拔人才的情况，实在与此相差很远。不论是否谄媚正直，也不选择贤能愚劣，只要心里想抬举谁，就让他从喉舌近臣的职位起家；如果有意压制谁，就让他到老仍任郎署中的低职。人们不服气，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臣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要同士人共同决定；在市场上处死罪人，要同众人一起弃绝他。臣看到陛下留心审理诉讼，爱护百姓如同爱子，每逢裁决案件，都要询问群臣，因此刑罚不至于滥用，这是君主明察的表现。刑罚既然如此，授爵也应当这样。如果有人建立了大功，确实为皇帝所知，就可以提拔任用。从这以后，如果选任重要官职，一定要参考众人的意见，不要只相信一个人的举荐；这样上面不会偏私，下面也不会怨恨失望。第二件事说：孔子说，考察并惩治阿党之人，罪行就不会被掩盖。他又说：「君子团结众人却不结党营私，小人结党营私却不能团结众人。」所谓结党，就是阿谀偏袒朋党。对于心中所喜爱的人，既然已经使他显贵荣耀，还要继续提携；对于心中所厌恶的人，既然已经使他沉沦困顿，即使他说几句轻微的话也必定发怒。提携已经形成，彼此就一定互相遮掩，于是欺骗皇上的念头便产生了；屈辱已经加重，就会产生怨恨，诽谤攻击的话也会出现。臣希望陛下广泛访察，不要让朋党之路打开，不要让臣下擅自把威权恩宠据为己有。国家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第三件事说：臣听说，舜选拔了十六个家族，就是所谓的八元、八凯。计算他们的贤能明智，确实胜过今天的人；即便如此，舜仍然选择人才授予职任，不让他们互相侵夺、滥用职权。因此四方之门和朝廷都和谐肃穆，各项政绩都兴盛起来。如今官员极多，真正任用的人却很少，一个人往往兼任数职。这是因为国家没有人才吗？还是因为人才不够好呢？如今拥有万乘的大国，俊杰并不少，即使有明智之人，也没有途径自行显达。东方朔说：「尊重他，就任用他为将领；轻视他，就把他当作俘虏。」这话确实如此。如今担任官职的人，不衡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既没有吕望、傅说那样的才干，却自负有傅岩、渭水隐士那样的气概。不担心责任深重、责罚严厉，只害怕自己总领的事务不多。安心享受这种宠任，轻视那些掌握权力的要职。最终颠沛失足，实在就是这个原因。《易经》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爵的祭肉，污秽不堪，凶险。」意思是不能胜任所承担的职务。臣听说，用尽力气也举不起重物，就不能让他承担这样的任务。希望重新任用贤良之人，分配事务、让有才能的人共同掌管，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力量，那么各项政事就会安定了。

译第四件事说：臣听说《礼记》说，割裂言辞、破坏法度，扰乱名分、擅自改作，执持邪道来扰乱政事的人应当处死。孔子说：「沿用旧有的制度，何必一定要改作。」臣看到近年以来擅自改作的人很多。例如范威制造漏刻，十年还没有完成；赵翊制作尺和秤，七年才作出决定；公孙济的说法迂腐荒诞，医方耗费超过巨万；徐道庆混淆子午方位，糜费粮食饮食；常明破坏法度，经历多年仍未有结果；王渥扰乱名分，竟然没有止境；张山居连星位都不知道，先前已经践踏、败坏太常的事务；曹魏祖不认识北辰，如今又再次〔字迹或文字有误〕太史的事务。他们无不凭借自己的短浅见识，便自我夸耀，求取名誉，彼此厚颜无耻地欺骗蒙蔽。请从今以后，凡有这样的人，如果他们的说法不应验，必须加以重罚。这样或许能使他们有所畏惧顾忌，不敢轻率上奏狂妄简陋的意见。其余内容大多没有记载。当时苏威兼掌数职，先前曾经隐瞒武功，所以何妥说「自负有傅岩、渭水的气概」，用这话来激怒皇帝。奏章上报后，苏威非常怨恨何妥。开皇二年，苏威考核文学之士，何妥又相互斥责诋毁。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就不用担心没有博士了！」何妥立即回答：「没有苏威，又何必担心没有执事官！」于是他与苏威结下了嫌隙。后来，皇帝命何妥考定钟律。何妥又上表说：臣听说，明处有礼乐，幽冥之处有鬼神。既然如此，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没有比礼乐更接近的了。又说，音乐达到和谐就没有怨恨，礼制达到完善就不会争斗。以揖让之礼治理天下，说的就是礼乐。臣听说音乐有两种：一是邪曲之声，二是正声。邪曲之声感动人时，便有违逆的气应和它；正声感动人时，便有顺和的气应和它。顺和之气形成祥瑞，所以音乐施行，伦理就清明；人的耳目聪敏，血气平和，风俗得到转移改变，天下都安宁。孔子说：「放弃郑声，远离谄佞之人。」所以郑、卫、宋、赵的乐声一旦流行，向内会使人发病，向外会伤害他人。因此宫声紊乱就显得荒疏，说明君主骄傲；商声紊乱就会败坏，说明官员失职；角声紊乱就会忧愁，说明百姓怨恨；徵声紊乱就会悲哀，说明政事劳苦；羽声紊乱就会危险，说明财用匮乏。这五种声音全都紊乱，国家很快就要灭亡了。魏文侯问子夏说：「我穿戴端正的礼冠礼服来听古乐，就想睡觉；听郑、卫的音乐却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子夏回答说：「古乐开始演奏时以文德为主，后来以武事收束；能够修养自身、治理家庭，并使天下平等。郑、卫的音乐则以邪曲之声扰乱人心，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停止，男女混杂，不知父子之别。如今君王所问的是乐，所喜爱的是音。乐与音相近却不同。做君主的人，应当谨慎辨察自己的喜好和厌恶。」考察圣人创作音乐，并不只是姑且使耳目感到愉悦而已，而是希望在宗庙之中，君臣共同聆听它，就无不和谐恭敬；在乡里之中，长幼共同聆听它，就无不和睦顺从；在家庭之中，父子共同聆听它，就无不和谐亲爱。这就是先王建立礼乐的原则。所以只知道声调而不知道音乐意义的，是禽兽；只知道音乐而不知道礼乐之道的，是普通百姓。因此黄钟、大吕的乐调，以及弦歌、干戚等舞蹈，儿童都能跟着演习。能够懂得礼乐之道的，大概只有君子。不懂声调的人，不能同他谈论音乐；不懂音乐的人，不能同他谈论礼乐；懂得礼乐，就接近于道了。纣王无道，太师抱着乐器逃奔周国；晋国君主德行浅薄，师旷始终珍惜清徵之音。上古时代还没有音乐，人们拍打肚子、敲击土块，快乐就存在其中。《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来崇尚德行，把它隆重地进献给上帝，使它配享祖先。」到了黄帝创作《咸池》，颛顼创作《六茎》，帝喾创作《五英》，尧创作《大章》，舜创作《大韶》，禹创作《大夏》，汤创作《大濩》，武王创作《大武》。从夏代以来年代久远，如今只有曲名，已经无法听到它们的声调了。从殷代到周代，音乐完备地保存在《诗经》的《颂》中。因此从圣贤以下，许多人都学习音乐，例如伏羲减少瑟的弦数，周文王增益琴的弦数，孔仲尼击磬，子路弹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吹箫。汉高祖初年，叔孙通借助秦朝的乐人，制定宗庙音乐。在庙门迎接神灵时，演奏《嘉至之乐》，相当于古代迎降神灵的乐曲。皇帝进入庙门时，演奏《永至之乐》，用来作为行步的节拍，相当于古代的《采荠肆夏》。献上干肉等祭品时，演奏《登歌之乐》，相当于古代《清庙》的歌。登歌演奏两遍后，演奏《休成之乐》，赞美神灵享用祭品。皇帝到东厢坐定后，演奏《永安之乐》，赞美礼仪完成。《休成》和《永至》两曲，是叔孙通创作的。汉高祖的宗庙演奏《武德》《文始》，并跳《五行之舞》。春秋时期，陈国公子陈完逃奔齐国；陈国是舜的后代，所以齐国有《韶》乐。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都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说的就是这件事。秦始皇灭掉齐国后，《韶》乐传入秦国；汉高祖灭掉秦国后，《韶》乐传入汉朝。汉高祖改名为《文始》，以表示不沿袭秦朝。所谓《五行舞》，本来是周代《大武》乐舞，秦始皇改名为《五行》。到汉孝文帝时，又创作《四时之舞》，以表示天下安定和谐、四时运行顺利。汉孝景帝采用《武德舞》改作《昭德》，汉孝宣帝又采用《昭德》改作《盛德》。虽然改变了曲名，大体上都沿用了秦朝的旧事。到了晋、魏，仍然都使用古乐。魏朝的三位祖先皇帝，都创作了乐章。自永嘉年间晋室播迁、五都倾覆之后，乐声南传，因此在江东得以完备。宋、齐以来，直到梁代，所实行的音乐制度仍然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三雍、四始，确实可以称为极盛。侯景篡逆以后，乐师四散，四舞、三调全都传到了伪齐。齐朝虽然知道这些乐曲的传承，却得到曲调后不在宗庙和朝廷使用。臣年轻时喜爱音律，留心管弦乐器，年纪虽然老了，大多还记得。等到东部地区平定，乐人全部返回，臣询问他们为什么在那里滞留，他们果然说是梁人教给他们的。如今三调、四舞都有传授者，虽然不能精通熟练，也颇具雅正的声调。如果命令他们教习传授，或许可以使古乐流传下去。然后取其共同之处，概括其要旨，因袭旧制而有所损益，再制定美好的曲名，在当今歌咏盛德，把雅正之乐传给后世，岂不是美事吗？谨慎地抄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另外创作歌辞，另行呈上。其中有些声调流荡放纵、不能在殿庭演奏的，也全部附录在后面。

译奏章上报后，皇帝另下诏给太常，命他们听从何妥的安排。于是何妥创作了清调、平调、瑟调三种乐调的声曲，又创作了八佾舞中的《鞸》《铎》《巾》《拂》四种舞。此前太常所传的宗庙雅乐，历经几十年只演奏大吕，废弃了黄钟。何妥认为这严重违背古人的本意，于是上奏请求使用黄钟。诏书下达公卿讨论，公卿同意了。不久子蔚任秘书郎，有罪应当受刑，皇帝怜悯他，减免死刑论处。从此以后，皇帝对何妥的恩宠礼遇逐渐淡薄。开皇六年，出任龙州刺史。当时有背着书箱来游学的人，何妥都为他们讲解授课。他又作《刺史箴》，刻在州府门外。在任三年，以疾病请求回京，诏令准许。又掌管学务。当时皇帝正让苏夔在太常参与议定钟律，苏夔提出的一些意见，朝廷士大夫大多赞同。唯独何妥不同意，常常指出苏夔的缺点。皇帝把这件事交给群臣讨论，群臣大多排斥何妥。何妥又上密封奏章，指陈政事得失，大体上讨论当时政治措施的利弊，同时指斥当时的朋党。于是苏威、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人都因此获罪。何妥被授为伊州刺史，但没有赴任。不久任国子祭酒，死于任上，谥号为肃。他撰有《周易讲疏》三卷、《孝经义疏》二卷、《庄子义疏》四卷；又与沈重等人撰写《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以及文集十卷，都流行于世。当时从江南来的学士中，萧该、包恺都很有名。萧该是兰陵人，梁鄱阳王萧恢的孙子，年轻时被封为攸侯。荆州平定后，他与何妥一同来到长安。他专心好学，《诗经》《尚书》《春秋》《礼记》都通晓大义，尤其精通《汉书》，很受贵族和游宦子弟的礼遇。开皇初年，赐爵山阴县公，授任国子博士。奉诏与何妥校正审定经史。然而两人各自坚持见解，互相争论是非，长期不能完成。皇帝责备他们，停止了这件事。萧该后来撰写《汉书》及《文选音义》，都受到当时人的重视。包恺，字和乐，是东海人。他的哥哥包愉通晓《五经》，包恺全部继承了他的学业。后来跟随王仲通学习《史记》《汉书》，尤其精通研究。大业年间，任国子助教。于是学习《汉书》的人把萧该、包恺二人奉为宗师，远近聚集门徒授课的有几千人。包恺去世后，门人修筑坟墓并立碑纪念他。房晖远，字崇儒，是恒山真定人。家世相传研习儒学。晖远幼年就有志向和操守，通晓《三礼》《春秋三传》《诗经》《尚书》《周易》，也精通图纬之学。他一向以教授学问为职责，从远方背着书箱来跟随他学习的人，常常多达几千。他的名声被齐南阳王高绰、当时的定州刺史听闻后，召他任博士。周武帝平定北齐，寻访儒学俊才，晖远第一个响应征召，授任小学下士。隋文帝接受禅让后，升任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常称他为“五经之库”。吏部尚书韦世康推荐他，升任太学博士。不久与沛公郑译修订乐章。后来又任太常博士，没过多久擢升为国子博士。正逢皇帝下令，国子学生中通晓一经的人一律推荐选拔，将要提拔任用他们。策问结束后，博士们不能及时判定优劣。祭酒元善感到奇怪，询问原因，晖远说：「江南和河北的义理、条例不同，博士不能全部涉猎。学生都坚持自己所学的短处，却称说自己的长处；博士们各自心存疑虑，所以长久不能决定。」祭酒于是命晖远考核审定，晖远提笔便写，开始到结束没有一点疑滞。有不服的人，晖远便询问他所传承的义疏，立即从头到尾背诵出来，然后指出其中的短处。从此没有人敢于掩饰自己的错误了。所考察的四五百人，几天就决定完毕。各位儒者无不推许他学识广博，都认为自己无法测知他的深浅。不久奉诏参与修订法令格式。文帝曾对群臣说：「自古以来天子有女乐吗？」杨素以下的人都不知道典故出处，于是说没有女乐。晖远说：「臣听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就是王者后宫之乐，记载在《雅》《颂》中，不能说没有。」皇帝非常高兴。仁寿年间，晖远死于任上，朝廷为之叹惜，赗赙等丧葬赠助非常丰厚，追赠员外散骑常侍。马光，字荣伯，是武安人。年轻时喜好学习，跟随老师学习了几十年，昼夜不停；图书、谶纬之学没有不全部阅读的。他尤其精通《三礼》，成为儒者所宗仰的人。隋开皇初年，朝廷征召山东研习义理的学者，马光与张仲让、孔笼、窦仕荣、张买奴、刘祖仁等人一同到来，都授任太学博士，当时人称他们为“六儒”。然而他们都鄙陋粗野，没有仪态风范，朝廷并不重视他们。窦仕荣不久病死。张仲让没过多久告老回乡，撰写十卷书，自称：「这部书如果上奏，必定会成为宰相。」他又多次谈论玄象之事。州县把这些事逐级上报，他最终因这些言论获罪被诛杀。孔笼、张买奴、刘祖仁不久也都被责罚而死。只有马光独自存活下来。有一次举行释奠礼，皇帝亲自到国子学，王公以下全部聚集在那里。马光登堂就座，讲解《礼》，启发学生理解篇章义理。随后十多名儒生依次向他提出疑难，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博学之士。马光剖析疑难滞塞之处，虽然言辞不算俊逸善辩，但讲述《礼》的义理宏大丰富。辩论的人无法测知他的深浅，都共同推许佩服他。皇帝赞赏他并加以慰劳。山东研习《三礼》的人，自熊安生之后，只有一人宗仰马光。起初他在瀛州、博州一带授课，门徒有一千多人，到这时许多人背着书箱跟随他进入长安。几年后，他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后来因病死在家中。刘焯，字士元，是信都昌亭人。他额头高而宽，背部隆起，目光高远；聪明敏捷而深沉稳重，年少时就不喜欢嬉戏。他年轻时与河间人刘炫结盟为友，一同向同郡人刘轨思学习《诗经》，向广平人郭懋学习《左传》，又曾向阜城人熊安生请教《礼》，但都没有学完便离开了。武强交津桥的刘智海家，向来藏书很多，刘焯便到他家读书，前后将近十年；即使衣食不能接续，也安然自若。于是他凭儒学知名，任州博士。

译隋开皇年间，刺史赵煚征引他任从事。参加秀才科考试，射策列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共同修撰国史，兼任律历方面的议论和审定工作。仍然在门下省当值，以等待皇帝咨询。不久授任员外将军。后来与各位儒者在秘书省考核审定各种学说。因请假回乡，县令韦之业征引他任功曹。不久再次进入京城，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崇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人，在国子学共同讨论古今难通的义理，连前代贤人都未能通晓的内容也在讨论之列。每次登堂就座，辩论接连而起，众人都不能使他屈服。杨素等人无不佩服他的精深博大。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到京师，文字已经磨灭，没有人能辨认。奉诏由他与刘炫二人讨论经义，深深挫败了各位儒者，众人都心怀嫉妒怨恨。于是他被飞章诬告，削除名籍。于是他悠闲地生活在乡里，专心以教授和著述为业，勤勉不倦。贾逵、马融、王肃、郑玄所传的章句，他多有考辨是非之处。《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等十多部书，以及推算日月运行的经法、测量山海的技术，他无不核查根本，穷究奥秘。撰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都流行于世。刘炫聪明博学，名声仅次于刘焯，所以当时人称他们为“二刘”。天下有名的儒者和后辈学人前来质疑问难、接受教诲，不远千里而来的，数也数不清。评论者认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人能超过他。然而他胸襟不够开阔，又吝惜钱财；对于不送束修的人，从来没有教诲，因此当时人因此轻视他。废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还没来得及进谒，便下诏命他到蜀王杨秀那里任事。他与杨秀志趣不合，过了很久也没有前往。杨秀听说后大怒，派人给他戴上枷锁押送到蜀地，发配到军防任职。后来他负责校勘书籍。杨秀因获罪被废，刘焯又与各位儒者修订礼制和律令，授任云骑尉。炀帝即位后，升任太学博士，不久因品秩低下而离职。几年后，又被征召入朝等待皇帝咨询。他趁机上呈自己撰写的《历书》，其中与太史令张胄玄有很多不同，被张胄玄驳斥，未被采用。去世后，刘炫替他请求谥号，朝廷没有准许。刘炫，字光伯，是河间景城人。年轻时就以聪敏著称。他与信都人刘焯闭门读书，十年不出门。刘炫眼神精明，直视太阳也不眩晕；记忆力很强，默默记住的东西无人能比。他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中诵读，眼睛计算，耳朵听取，五件事情同时进行，没有一样遗漏。周武帝平定北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召他任户曹从事。后来刺史李绘署任他为礼曹从事，他因办事能干而知名。隋开皇年间，奉诏与著作郎王劭共同修撰国史，不久在门下省当值，以等待皇帝咨询。又诏令各类术士修订天文、律历，他兼在内史省考核审定各种学说。内史令博陵人李德林非常礼敬他。刘炫虽然遍任三省的值官，最终却没有得到正式官职，反而被县府责令承担赋役。刘炫向内史申诉，内史把他送到吏部。尚书韦世康询问他有什么才能，刘炫自己写状说明：「《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传》《左传》《孝经》《论语》，以及孔安国、郑玄、王肃、何休、服虔、杜预等十三家的注解，虽然义理有精有粗，都能够讲授；《周易》《仪礼》《谷梁传》用功稍少；史书、诸子书、文集中的嘉言和旧事，全都背诵在心；天文、律历，穷究考察其中的精微奥妙。至于公私文书，从来没有借助他人代笔。」吏部最终没有详细考核试问他。然而朝廷中有名望的士人十多人，都作保说明刘炫所说没有错误，于是授任殿内将军。当时牛弘上奏请求搜购天下散佚的书籍，刘炫于是伪造了一百多卷书，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上报送给官府，取得赏赐后离去。后来有人告发他，遇到赦免得以免死，但因罪被削除名籍。他回到家乡，以教授为业。废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他到了京城，诏令他到蜀王杨秀那里任事，他拖延不去。杨秀大怒，把他戴上枷锁押送到益州。不久配给杨秀任帐内，每次都让他手执兵仗在门口守卫。没过多久又释放了他，让他负责校勘书籍和史书。刘炫于是仿照屈原《卜居》写成《筮涂》，借此寄托自己的心情。杨秀被废之后，他与各位儒者修订五礼，授任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提出《礼》的规定：诸侯亲族断绝旁系期服，大夫降低一等。如今的上柱国虽然不同于古代诸侯，但可以比照大夫；官品在第二品，应该对旁系亲属降服一等。议论的人大多认为有道理。刘炫反驳说：「古代做官的人，宗族中只有嫡长子一人可以仕进，庶子不能进用，因此先王重视嫡子。宗子有分配俸禄给族人的义务，族人与宗子虽然关系疏远，仍然为他服丧三个月，实在是因为接受过他的恩惠。如今做官的人凭才能升迁，不限制嫡子还是庶子，这与古代已经不同了，还有什么理由降服呢？如今显贵的人大多忽视近亲，如果再降服，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就要从此开始了。」于是这件事被搁置。开皇二十年，废除国子学、四门学以及州县学校，只设置太学，置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刘炫上表说学校不应废除，言辞情理都十分恳切，但皇帝没有采纳。当时国家富足强盛，人人都把辽东当作目标。刘炫认为辽东不能征伐，作《抚夷论》来讽谏，然而当时没有人能够领会。到了大业末年，三次征伐都未能成功，刘炫的话才得到验证。

译炀帝即位后，牛弘让刘炫参与修订律令。起初在文帝时，认为刀笔吏大多是小人，任职年久便滋长奸诈，这是形势使然；又认为风俗日渐衰败，妇女没有节操。因此制定法令：州县佐吏三年更换一次；九品官员的妻子不得再嫁。刘炫撰文论证认为这样做不可，牛弘最终还是采纳了。各郡设置学官以及流外官的俸禄，都由刘炫主管发放。牛弘曾问刘炫：“按照《周礼》，士人多而府史少；如今令史比从前多百倍，判官减少就办不成事。这是什么缘故？”刘炫说：“古人把事情交给官员办理，并责成他们完成，年终考核功过优劣；案卷不反复查验，文书不烦琐详尽，府史所任不过掌握大纲而已。如今的文书簿册，总担心被查考复核、罗织锻炼；如果写得不严密，甚至要到万里之外追查证人，查验百年前的旧案。所以谚语说：‘老吏抱着案卷死去。’古今不同，差距竟如此之大。事务烦琐、政治败坏，正是由此造成的。”牛弘又问：“魏、齐时期，令史还从容自得；如今却忙得连安静坐下的时间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刘炫说：“齐氏设置州，不过几十个；三府行台彼此统领，往来的文书不过十条。如今有州三百个，这是繁琐的第一点。从前州里只设置纲纪官，郡里设置太守、郡丞，县里只有县令；其他属官由长官自行征辟，奉诏赴任，每州不过几十人。” “如今却不是这样，大小官员全都由吏部任命，哪怕极细小的事情也都归考功部门考核，这是繁琐的第二点。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使内心清明；官府事务不减少，却希望从容自得，怎么可能呢！”牛弘非常赞同他的话，却不能采用。纳言杨达举荐刘炫，说他博学而有文才，射策考试名列高等，于是授任太学博士。一年多后，因为品秩低而离职。刘炫回程走到长平时，奉诏追赶到皇帝行在。有人说他品行不好，炀帝于是罢免了他。他回到河间。当时盗贼蜂拥而起，谷物粮食价格暴涨，经书典籍的流传中断，教授之事无法实行。刘炫和妻子儿女相隔百里，音信断绝，忧郁不得志，于是自己写了一篇赞：博通之士如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都自己叙述美好的品德，使芳名流传后世。我哪里敢仰望并与前贤相比，反而留给后人笑柄呢？只是因为年华已迫近暮年，大命将要结束，故旧朋友飘零，门生弟子像雨点般离散；我将像朝露一样突然死去，魂魄埋在北方荒野。亲戚故旧不能了解我的内心，后人也看不到我的踪迹。趁我还有一口气，姑且说出心中的话，等到我死后，也把它传到乡里，使后世的俊杰知道我的微小志向罢了。我从束发成年以来，直到满头白发，幼年时受到慈爱父母的宽恕，从未挨过鞭打；跟随学习时受到贤明老师的怜惜，也没有受到荆条、楚条的杖责。后来敦睦邦族，结交同辈，重视他人而轻视自己，先人后己。从前年幼体弱时，乐于和长者交游；到了年老，又多次接触后辈。学习时能接受教诲而不厌倦，教导别人时劳苦也不疲倦。只是内心幽微的情怀很少得到满足，心中所想又多有违背。反省自己一生，回顾始终，大幸有四件，深深遗憾的有一件。我本性愚钝闭塞，家业贫困，受到父兄的宽容，得以跻身士大夫的末流。于是能够广泛阅读典籍诏诰，考察古今；一点小小的善名在乡野间显露，虚名也传遍了国内。这是第一件幸运。有时隐居，有时显达于人间；在世俗中沉浮，多次忝居徒劳无功的职务，长期掌管记录刑徒劳役的文书。姓名没有被记在白简上，事情也没有被染上丹笔。立身处世、建立品行，实在有很多惭愧；临终时能够保全手足，也希望可以因此免于罪责。这是第二件幸运。凭着这平庸空疏的才能，多次得到皇帝的眷顾；凭着这卑微的身份，却屡次升入朝廷。和骏马并驾，与鸾鸟齐飞，在凤池整理文书，在麟阁记录君主的言行。参与拜见宰辅，登门请见群公；受到厚重礼遇和特殊恩宠，声誉因而增加，身价也随之改变。这是第三件幸运。白昼将尽，已经感叹自己年老；退职后恢复平民服饰，回到故乡安葬自己的遗骸。以研读文史来怡悦精神，观赏鱼鸟来排遣忧虑；观察田野万物，登临园林池沼，慢步行走以代替乘车，把无事清闲看作可贵。这是第四件幸运。我仰慕休明盛世，感慨教化之道日渐衰败；践履先儒遗留下来的正轨，痛惜众家言论日益芜杂污秽。驰骋于古代典籍之中，厘正改订偏僻谬误，修撰之事刚刚完成，事业恰好成就。可是上天违背人的愿望，前途不肯成全我；世路尚未平坦，学校却全都废弃，道术不能在当时完备，学业也不能在身后传承。含恨埋入黄泉，实在就在这里！这是第一件深深的遗憾。当时刘炫住在郡城，粮食和供给都断绝了。他的门生大多跟随盗贼。门生们怜悯刘炫困穷，来到城下索要刘炫，郡官于是把刘炫交给了他们。刘炫被盗贼带走，经过下城堡。不久盗贼被官军击败，刘炫饥饿无所依靠，又投奔县官。县官以为刘炫和盗贼相互勾结，担心他日后生变，于是关门不接纳他。当时正值夜间冰寒，刘炫因此冻饿而死。后来他的门生为他谥称“宣德先生”。刘炫性情急躁，好强争胜，很喜欢诙谐戏谑，常常自我夸耀，喜欢轻视侮辱当时的人，为执政者所鄙弃，因此仕途不得志。他撰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释《诗序》一卷、《算术》一卷，连同所撰文集，都流行于世。当时儒学之士，又有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王孝籍，都以知名著称。褚晖，字高明，吴郡人。凭借《三礼》的学问在江南闻名。炀帝时，征召天下通晓儒术的人，全部集中到内史省，依次讲论。褚晖辩说广博，没有人能驳倒他，因此升任太学博士。撰写义疏一百卷。顾彪，字仲文，余杭人。精通《尚书》和《春秋》。炀帝时，任秘书学士。撰写《古文尚书义疏》二十卷，流行于世。鲁世达，余杭人。炀帝时，任国子助教。撰写《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流行于世。张冲，字叔玄，吴郡人。仕于陈朝，任左中郎将，但这并不是他的志趣。于是深思经典，撰写《春秋义略》，与杜氏说法不同的有七十多处；又撰有《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王孝籍，平原人。年轻时喜好学习，广泛阅读各种著作，遍习《五经》，很有文才。与河间刘炫志趣相同，友爱亲善。开皇年间，被召入秘书省，协助王劭修撰国史。王劭不礼遇他。他在秘书省多年，仍免不了缴纳赋税，郁郁不得志，于是写信给吏部尚书牛弘说：

译我私下认为，毒虫蜇伤皮肤，便会从早到晚睡不着；饥寒逼迫身体，也会终年不得安乐。为什么呢？痛苦使人难以安定，贫穷容易使人忧愁。何况心中怀抱着忧患，犹如冰火熔化脂膏；肌肤腠理之间，又有风霜侵入骨髓。怎么能咬住舌头、闭紧嘴唇，忍住声音、压抑气息，厌恶呻吟之声而忍受酸辛的惨酷呢！伏望明尚书公您显出哀怜体恤的神色，敞开宽厚优容的胸怀；您的咳唾足以使干涸的鱼重新活命，您的吹嘘足以使困顿的鸟羽重新飞翔。散发椒兰般的芬芳，温暖如布帛般的言语，使小人的请求得到允许，并让大君听闻。即使山川绵延遥远，鬼神都在这里，只要诚信而且有征验，所说的话没有不能实现的。但我仍担心，救援溺水者如果迟于伸手，扶起跌倒者如果慢于伸足；若要等待越人的船只，寻求鲁、燕的云梯，那么一定会悬挂在高树枝头，沉没在深泉底下。” 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贫穷之人，在省中任职七年，考课劳役不能免除，庆功赏赐也沾不上边；卖掉贡禹那样的田产，来供给释之那样的费用；既有弱小儿女的拖累，又没有强兄留下的产业。加上慈母还在堂上，年华已经迟暮，寒暑交替而不能侍奉，关山遥远而难以相隔。咬臂相约，前路却更加遥远；倚门盼望的母亲，早晚都在倾心等待。像司马相如那样称病，却没有官职可以用来免职；即使像梅福那样发狂，也不是成仙就能躲避。忧愁和疾病比厉鬼还严重，人的生命又不同于金石那样坚固。精神将要消散，恐怕占筮也得不到应验；带着遗恨进入幽冥，恩顾就全都落空了。这正是王稽向范雎进言、应侯因此不快的情形。我的才华隐藏在鬓发之中，近在眉睫之间，师旷尚且未曾听闻，离朱也未曾看见。我长久沉沦于东观，滞留在南史之职，始终没有人荐举引进，永远如同埋葬在地下。三代不升迁，虽说是因为寂寞无闻；十年不调任，实在是缺少知己。世间罕见的，是圣明的君主；万中难有的，是真正贤能的臣子。像这样罕见的君主又遇到万中难有的贤臣，这就是小人认为明尚书您的幸运。您坐在选拔人才的根本位置，掌握铨选任官的大权，却反而披着狐白裘，不喜欢穿黑衣；这是小人认为明尚书您做得不对的地方。从前和氏璧尚未剖开，卞和便被砍断双脚；百里奚尚未被任用，禽息便撞碎了头。您身居可以进言的位置，拥有任用人才的资质，却厌恶耳目的明察，没有断首断足的忧患；既然有所畏惧而不去做，谁知道其中的曲折呢！有的官职不能与他的才能相称，有的士人冤屈尚未伸张；一个人私下议论，话便流传天下，功劳得不到记录，怎么能没有失望！倘若我的疾病还没有发展到死亡，狂乱的心还能恢复清醒，我愿把穷愁写在简册上，连缀成忧患之辞。把志向寄托给前代贤哲，把心意传达给后世圣贤，使千年以后的人怜悯我的怀才不遇，追究执事您的过失，使您的清誉蒙上污点。那么我这不肖之身，无论死生都会成为累赘；小人的罪过，也将永远不能洗清。希望您稍稍加以怜悯，留心此事，不要忽视。牛弘也知道他的学业，却始终没有为他调任。后来王孝籍回到乡里，以教授为业，死在家中。他所注的《尚书》和《诗》，因遭逢战乱而散失。史臣评论说：古语说：‘相貌身材不足以让人观赏，勇力不足以凭恃，族姓不足以称道，祖先不足以称颂，然而声名显赫于四方，声誉流传到后代，这难道不就是学问吗？’ 这话确实说得对啊！梁越一类人专心求学而不知疲倦，从自身努力求取，终于能够在道德学问方面闻名，成为座上珍贵的宾客。有的人聚集门徒千百人，有的人身穿官服、乘坐轩车，全都是古代学问带来的力量。然而远道追想汉、魏，博学之士大多清正通达；到了近古，鸿儒大多鄙陋庸俗。文武之道是否衰落，关键在人，难道只是当今的人愚昧闭塞，而古昔的人全都明智聪哲吗？不过在于是否被任用，是否被知晓罢了。从前辅佐协调各种政务，必定在博学鸿儒中举荐德才；近代辅佐国家，却都从刀笔吏中选取人才。即使有学问高深、入于精微之境，勤奋超过苏秦刺股，名声闻于海内，考取甲科，如果命运偶然顺遂，也未必能得到青紫官服；有时屡次遭逢命运乖舛，必定被抛弃在草野之中。这样看来，古代求学的人，俸禄就在学问之中；如今求学的人，却因贫贱而困苦。明达之人、有志有识之士，哪里肯困滞于所学习的事业，只求陷于贫贱呢！这就是儒者少有通达之人、学者多变得鄙俗的原因。至于刘焯，德行冠绝士大夫，多次推究天象，既精深又博大，洞察幽微，探寻深奥而推及远方，学术源流深不可测。数百年来，只有这样一个人而已。刘炫的学问确实是通儒水平，才能足以成就事务；九流七略，没有不广泛阅览的。虽然探究幽深隐秘不及刘焯，但裁定义理、形成学说，文采雅正却超过刘焯。只是时代没有给他们机会，他们饥饿而死，尸骨被弃于沟壑。这正是子夏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上天所给予他们的是聪明才智，所不给予的是显贵仕进；连上古圣人都尚且不能避免，刘焯、刘炫又能拿命运怎么办呢！王孝籍只是把《离骚》那样的文章写得很好，又能有什么救助呢！《北史》卷八十三 列传第七十一　文苑 温子升、荀济、祖鸿勋、李广、樊逊、荀士逊、王褒、庾信、颜之推、颜之仪（颜之推之弟）、虞世基、柳顾言、许善心、李文博、明克让、刘臻、诸葛颍、王贞、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常德志、尹式、刘善经、祖君彦、孔德绍、刘斌。《易经》说：“观察天文，可以考察时令的变化；观察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下。”这样看来，文章的作用真是重大啊！远远追溯上古三代，贯通百代历史，至于《坟》《素》所记载的内容，已经无法详说；自《典》《谟》以后，遗留下来的风教仍可叙述。至于制定礼制、创作音乐，使功绩声名传播四方，实在美好。言语如果不文雅，行动怎么能够流传久远呢？因此，曲阜那位多才多艺的圣人，考察夏、商两代而端正礼乐的源流；阙里的圣人探究人性和天道，修订《六经》来维系教化的末流。因而能够穷尽神妙、通晓变化，在千古之中被称为首屈一指；治理国家、规范风俗，所留下的作用可以藏用于百代。伟大啊，这确实是圣人的著述制作。到了两周，道术衰败，七十弟子的义理各不相同。淹中、稷下诸家，以及八儒、三墨的差异；漆园、黍谷诸家，以及名、法、兵、农各家的分别，虽然其中有雅正的诰令和深奥的义理，有的还未尽善尽美，但考察他们留下的遗迹，也都是贤达之流吧。那些遭受谗毁而被放逐的臣子，处境困穷而退居后门的士人，道路艰难而未被遇合、志向郁结而不能伸展的人，往往在愤懑困顿之中，在宫阙之下挥写文章，从泥滓中奋飞而直上青云，一朝振拔沉沦，声名流传千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