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易粹言卷十八　　　　宋　方闻一　编

译先甲三日，是妥善处理后一件事情的开始。刚爻上升、柔爻下降，所以可以作为倡导者。因此先甲三日，是为了除去旧法的弊病；后甲三日，是为了重申事情的起点。明白终结而又重新开始，通达变化而没有穷尽。至于巽卦九五，因为上下都是柔爻，所以一定是有始无终。因此说先庚、后庚，不作为万物的首倡。在甲取其顺应事物而行动，顺从民心的意义。” 广平游氏说：整治蛊乱而有所作为，不能造成扰乱，所以在蛊卦说先甲、后甲。甲表示仁柔。发布号令，不能徇从他人，所以在巽卦说先庚、后庚。庚表示义刚。《传》说：“通达变化就叫作事情；事情往来、终始循环，是必然到来的道理。” 所以说：“这就是天道运行。君子观察到这一点，因此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准备，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所以能在混乱尚未发生时制定治理措施。不是知道事物细微征兆的人，不能参与其中。事情发生以后再谋划，以防备它将要发生的变化，所以能转凶为吉；不是知道变化的人，不能参与其中。三日是成数。推究起始、求得终结，也不过是推演其数罢了。先后都达到成数，就没有忧患了。” 柔顺而止，是整治天下的蛊乱；其中义理以柔顺为主，而方法贵在止息。柔顺而止，就能大为亨通而天下得到治理。所以各爻都用治家的道理来说明。因为在这个时候，治理大的事情应当像治理小事一样，治理众多应当像治理少数一样，治理繁杂应当像治理简约一样；一切以柔顺自处，不存心惊动众人，顺着事物的次序而不扰乱，因循人情而不违逆。好像儿子承担父亲的事务，旁观和听闻的人不会受到惊扰，祸害就自然消除了。况且有所作为，难道会容易吗？如果想凭借强悍刚毅，勇于作为，频繁更改许多事情，那就像治理乱丝反而把它弄得更乱，只会更加败坏混乱，这不是治理蛊乱的方法。” 龟山杨氏说：刚爻上升而柔爻下降，刚柔不相交，上下不相亲，不能凭此有所作为。柔顺而止，没有刚健前行的才能，也不能有所作为，这就是事情所以形成蛊乱的原因。《春秋传》说：“器皿中有虫就是蛊，蛊是弊坏的时候。”先王治理蛊乱，就像修治破旧的房屋；椽、栋、门扉、楔子，各自安置在应有的位置，不改变它们的位置，这样或许还能勉强完整。如果轻率行动而纷纷更改，腐朽的就会败坏，倾斜的就会倒塌，再也无法支撑，这不是治理蛊乱的方法。刚爻上升而柔爻下降，柔顺而止，合并上下两个卦体就成为蛊。根据它的卦体，顺着它的才能加以运用，以通达变化，那么蛊就能大为亨通而天下得到治理。治理以后，才能前往有所作为。周宣王承接厉王之后，天下动荡，纲纪文章全无，蛊乱已经非常严重。宣王只是慰劳招徕、使民众归还安定、聚集安顿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大有作为。后来，他在内修治政事，在外抵御夷狄，修整车马，准备器械，又在东都重新整顿诸侯，借田猎来选练车辆和徒众。这就是已经治理而后前往有所作为。既然已经治理，却最终想要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成就中兴功业，是不可能的。” 白云郭氏说：“否、泰是相反的类别，而蛊对于否，也有相互承接的意义。不过泰卦的道理宏大，蛊卦的事情较小；虽然不能像否的反面那样直接看待，但应当先蛊而后否。圣人把困难谋划在容易之时，把大事从细微处做起，所以有治理蛊乱的方法。这就是商宗、周宣所以兴盛的原因。先儒说蛊卦由泰卦而来，刚爻上升、柔爻下降，就是这个意思。知道蛊乱的极点而加以治理，就有治理而没有混乱。所以后甲三日以后，大为亨通而天下得到治理。蛊的时势容易治理，所以应当前往有所作为，因而利于渡过大河。先甲、后甲，只是天道终始循环运行的常理。《易》在泰卦说命运将乱，在蛊卦说天下得到治理，都是先甲、后甲的常理。所以圣人在蛊弊之时，从不忧虑它不能得到治理，只担心没有治理它的人罢了。知道治理之道而又得到合适的人，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看傅说告诫高宗说：‘事情不以古人为师，却想取得长久的天下，这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又说：‘要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没有过失。’诗人赞美宣王说：‘恢复古制，是天下因王道重新施行而喜悦；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重新在东都整顿诸侯。’ 观察这两件事，就知道蛊卦的道理，只在于除去前人的弊病，恢复先王的法度罢了；大概不需要经历创业、垂统那样多的艰难。” 《象传》说：山下有风，就是蛊。君子由此振兴民众、培育德行。明道先生说：“有人治理园圃，役使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十分劳苦。先生说：‘蛊卦的象说，君子要振兴民众、培育德行。君子的事情只有这两件，没有其他作为。这两件就是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 必须在事情上学习。治理蛊乱、振兴民众、培育德行，然后才会有所知，后来才能做到这样；何必一定读书以后才算学习呢？伊川先生说：“山下有风，风遇到山而回旋，于是万物都散乱，所以是有事情发生的象。君子观察有事情发生的象，就振兴救济民众，养育他们的德行。对自己就是培育德行，对于天下就是救济民众。君子所从事的事情，没有比这两件更大的。” 龟山杨氏说：“山下有风，是振动万物的象。蛊乱之时，应当把振兴民众放在首位；振兴民众，以培育德行为根本。卫文公营建楚丘，最后达到骡马三千，正是因为内心深厚而深远，这就是所说的。” 兼山郭氏说：“低洼处会盈满，弊坏了就会更新，这是事情的常理。弊坏而不更新，最终就会形成败坏；没有新的建立，也就不能避免败亡。用这种道理去驾驭那种变化，是君子所忧虑的；圣人却没有这种忧虑。”《象传》《春秋传》说：“从文字上说，器皿中有虫就是蛊。”《周易》说：“女子迷惑男子，风从山上落下，就是蛊。”巽为长女，艮为少男，长女顺从少男，是迷惑。风在山下，是落下。从人的方面说，也是风俗的大败坏。放勋说：“匡正他，端正他，辅助他，翼护他，又进一步振兴他的德行。”那么处在这个时候，振兴德行的人当然一定有相应的方法。” 白云郭氏说：“先人说：女子迷惑男子，风从山上落下就是蛊；女子随从男子而受到迷惑。风在山下，是落下。从人的方面说，也就是风俗的大败坏。所以一定要有振兴德行的方法。”雍说：“蛊由泰而来，是泰卦的道理弊坏而成为蛊。泰卦所谓的地，如今弊坏而成为山；所谓的天，如今弊坏而成为风。天地之道弊坏而成为山风之事。大道弊坏成了具体的事情，大的弊病败坏成了小的细节，君子败坏成了小人，怎么能不振兴而使它重新振作呢？这就是君子振兴民众、培育德行的原因。能够振兴它，使它恢复到泰，就能大为亨通而天下得到治理；不能振兴它，就会一天天陷入衰败弊坏的境地，这就是否卦不能反转的原因。振兴民众是风的象，培育德行是山的象。” 初六：治理父亲留下的蛊乱，有这样的儿子，父亲可以免于过咎；虽有危厉，最终吉祥。《象传》说：治理父亲留下的蛊乱，心意在于承当父亲的事业。

译伊川先生说：“初六虽然处在最下位，但蛊卦由它形成，有主事的意义。居于内卦下位而主持其事，就像儿子治理父亲留下的蛊乱。儿子治理父亲蛊乱的道理，能够承担这件事，就称为有儿子，父亲也因此没有过咎；否则就会成为父亲的拖累。所以必须常怀警惕和危惧，才可以最终吉祥。处在卑下位置却承担尊位的事情，自然应当戒慎畏惧。以初六的才能来说，虽然能够柔顺，但卦体是阴柔的，处在下位又没有应爻，却要主持治理，未必有能够成功济事的意义。如果只从不能胜任治理来解释，意义就太小了。所以专门说明儿子治理父亲蛊乱的道理：必须能够成功济事，才不会连累父亲；能够保持危惧，才能最终吉祥。这才完整显示了儿子治理父亲蛊乱的大原则。” “心意在于承当父亲的事业”，是说儿子治理父亲蛊乱的道理，心意在于承担父亲的事情。所以应当恭敬谨慎地处理这件事，使父亲处在没有过咎的地位，常怀警惕和危惧，最终就能得到吉祥。对父亲的事业竭尽诚心，就是得吉祥的道路。横渠先生说：“处在下位而不受系恋，向上与之相应，就像儿子专自处理父亲的事情。虽然心意在于承当父亲的事业，但仍然有危厉；因为它柔顺，所以最终吉祥。” 广平游氏说：初六的才能不足以胜任所应当做的事，也不足以治理蛊乱，但能使父亲没有过咎，是因为它以柔顺为本体，心意专在承当父亲的事业。心意在于承当父亲的事业，是儿子之道的正理，所以爻辞称为“有子”。何况一家之事，本来不烦杂，而初六所承担的也还不广大。守持承当父亲事业的心意去做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尚书》说：“不要说不能做到，只要已经尽了自己的心。”心意在承当父亲的事业，就能竭尽自己的心力。人的心难道不是神妙的吗？能够竭尽其心，即使愚笨也必然明达，即使柔弱也必然坚强。才能不足，不是值得忧虑的事情。” 龟山杨氏说：“以柔顺居于下位，没有能够成功济事的才能，却承担治理蛊乱的职责，心意只在承当父亲的事业，并不一定就是父子关系中的美善。若只知道顺从父亲，必然要防备顺从不义，怎么能没有过咎呢？所以必须是‘有子’的父亲，然后才能没有过咎。先于父亲的意愿承接他的志向，并以道理劝导父母，只有贤者能够做到。若见父母的心志不合乎道而不能顺从，仍然恭敬而不违背，这样才是孝。所以有危厉，最终才吉祥。” 白云郭氏说：“蛊不是创始的事情，而是曾经建立却后来发生弊病的事情；有了弊病而加以改作，就能得到治理。它不像屯卦的艰难那样难以济渡，也不像否卦闭塞那样难以倾覆。所以即使是初六柔弱的才能，也能够治理它。蛊卦实际上说的是家道，是承接父亲已经奠定的事业，又不是抛弃旧有而另创新局。能够治理父亲留下的蛊乱，就称为有子；有子，父亲才没有过失。即使有渡河的危险，也最终吉祥，何况不是危险的事情呢？‘父亲无咎’，就像武王所说‘只有我的文考没有罪过’，意思相同，只是初六没有武王那样的才能和德行罢了。‘心意承当父亲的事业’，是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 九二：治理母亲留下的弊乱，不可固守刚正。象传说：治理母亲留下的弊乱，是因为得其中正之道。伊川先生说：九二以刚阳之才受到六五的应援，因此是刚阳之才处在下位，治理上位的阴柔之事。所以取“儿子治理母亲的弊乱”为义，用刚阳之臣辅佐柔弱之君，意义也相近。九二属于巽体，处于柔顺之位，在义理上应当多用柔顺，这就是治理母亲弊乱的方法。儿子对待母亲，应当以柔顺来辅导，使她归于义理；如果不顺从而导致弊乱败坏，就是儿子的罪过。从容地顺承她，难道没有办法吗？从妇人来说明，就可以知道这是阴柔之性。若伸张自己的刚阳之道，突然强行矫正违拂，便会损伤恩情，所造成的危害更大，又怎么能够被接受呢？关键在于克制自己、降低姿态，柔顺地奉承，使她自身端正、事情得到治理而已。所以说“不可固守刚正”，是说不可固守刚直之道而把刚直发挥到底；这样才是中道。又怎么能使她去做非常高明的事业呢？对于柔弱的君主，如果能够竭尽忠诚，使他归于中道，就可以了。又怎么能使他成就大有作为的事业呢？况且以周公那样圣明的人辅佐成王，成王并不是极其柔弱的人，但周公也只能使他成为成王而已；能够守住成业而不失道，就可以了，当然不能使他做出羲、黄、尧、舜那样的事业。九二属于巽体而居中，能够柔顺而得中道，符合“不可固守刚正”的意义，这就是治理母亲弊乱的方法。所谓“得中道”，是说九二得中道而不过于刚强，这是治理母亲弊乱的善法。横渠先生说：“处在中位而运用巽顺，以刚来系制柔，治理母亲的弊乱，得到了刚柔的中道。” 广平游氏说：九二处在多誉之地，才能有余而不失中道，本来就是众人赞誉所归。六五因众人的赞誉而任用他，那么人情没有不悦服的。他的才能足以担当繁重事务，又以中道承事柔中之君，那么他的君主将仰赖他成就事业，继承先志、继续先业也会有余力了。然而声誉在下位而上位不嫉妒他，是因为得中道并以德来承事君主。龟山杨氏说：六五以阴柔的资质居于上位，九二以刚明的才能在内相应，这就是治理母亲的弊乱。治理母亲的弊乱，是处理家庭内部事务；如果以恩情掩盖义理，就不可正直纠正。正直纠正它，便会有无法承受其责任的地方。所以儿子能够治理家业，必须先包容蒙昧、接纳妇人，然后才会吉祥。臣子侍奉君主，也是如此而已。如果君主没有刚健有为的才能，却辅佐他去做大有作为的事业，很少能够成功。齐王问到喜好财货、喜好女色，孟子只是努力把这些引向正道，并不违逆他的欲望。财货和女色并不是君主应当喜好的东西；若一概用义理去纠正，齐王就会承受不了这种责备。所以孟子才这样说。说“我的君主不能做到”，就是不敬他的君主。因此用“治理母亲的弊乱”来说明它，懂得这一点，也就懂得了侍奉君主的方法。兼山郭氏说：九二，蛊卦中柔弱在内，是事情发生的原因；刚强在上，是整饬弊乱的力量。不专恃刚强，而以柔顺来辅助；不顺从内在的弊端，而以刚强来制约。这样既有事情，又有治理，所以最终达到无事。用这种方法处在这种时势中，就是所谓“元亨”。何况九二是治理母亲弊乱的爻呢？白云郭氏说：“初六以阴承阳，所以说治理父亲的弊乱；九二以阳应阴，所以说治理母亲的弊乱。但九二凭刚强的才能治理阴柔之事，比初六有余力，不可固守刚强而把自己的才能全部施用出来。只有九二能够得到中道，所以能够治理。‘贞’本来是治理事情的德性，而九二不用它，是因为蛊卦之时治理起来尚属容易，力量适中就足够了，不可过度。” 九三：治理父亲留下的弊乱，虽有小的悔恨，但没有大的过错。象传说：治理父亲留下的弊乱，最终不会有过错。

译伊川先生说：九三凭刚阳之才，居下卦之上，是主持治理的人，也就是儿子治理父亲的弊乱。以阳刚居刚位而不得中，是刚强过度。然而它属于巽体，虽然刚强过度，却并非没有顺从；顺从是侍奉亲长的根本。又居于正位，所以没有大的过失。凭刚阳之才能够治理这件事，虽然因为刚强过度而有小小悔恨，最终也没有大的过错。不过有小悔，已经不是善于侍奉亲长了。以九三的才能治理父亲的弊乱，虽然有小的悔恨，最终没有大的过错。大概是因为刚决而能治理，不失正道而又有顺从，所以最终没有过错。横渠先生说：“义理与初六所说的‘小有悔’相同，是因为它刚强。”龟山杨氏说：“儿子的职责以顺从父亲为正道，九三刚强超过中道，在儿子的职责上不能没有小的悔恨；但它的才能足以治理弊乱，虽有悔恨却没有大的过错。” 白云郭氏说：“治理弊乱的方法，只是要知道弊端所在而顺势治理它罢了，本来不必具备筹划经略的大才。不顺着弊端去治理，反而更改旧制、另创新局，未尝不会导致变乱。《诗经》说：‘不犯过失，不忘旧章，一切遵循旧有的制度。’遵守先王的法度而发生过错的，从来没有。九三的才能已经超过中道，但还没有达到大过，所以最终没有过错，大概是因为它治理的弊乱只是遵循前人的法度而已。宣王的诗中有劝诫规正之意，这就是‘小有悔’。” 六四：宽缓地治理父亲留下的弊乱，前往行动会遭到吝惜。象传说：宽缓地治理父亲留下的弊乱，前往行动还不能成功。伊川先生说：六四以阴居阴，是柔顺的才能；所处得正，所以能够宽裕地处理父亲留下的事情。柔顺的才能又居正位，只能循常自守而已；如果前去治理超过常规的事情，便不能胜任而遭到吝惜。它以阴柔而没有应援，前往又怎么能够成功呢？” 凭六四的才能，守常而处在宽裕的时势中，就可以了；若想有所前往行动，便还不能成功。如果加重它所承担的责任，就会不能胜任。横渠先生说：“宽缓地治理父亲的弊乱，不能替父亲消除祸患，只能宽松和缓地对待它而已。以柔居阴，失之于过柔，所以有吝。必须坚定守正才可以治理事情；凭柔弱之力谋求长远，前往行动还不能成功。” 龟山杨氏说：六四柔顺而不得中，没有治理弊乱的才能，是宽缓地对待父母弊乱的人。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万物对于天地可以宽缓；但子女对于父母，则不同于此。父母可以宽待子女，子女却不可宽待父母。宽缓地治理父亲的弊乱，前往行动当然应当遭到吝惜。白云郭氏说：“治理弊乱的各爻，大多没有特别大的才能，只是顺着弊端加以治理，不可过度。过度就会造成危害，便不是治理弊乱了。然而才能超过中道的，只有九三，而且也没有过分；才能不足的，就是六四。以六四阴柔而不足的才能，尚且能够宽缓地治理父亲的弊乱，由此可知治理蛊并不困难。‘宽缓地对待父亲’不是治理弊乱，而是因循原有基础而加以增益罢了。若前去治理，便会遭到吝惜，因为才能和力量太柔弱，不可前往。继承先业、守成而遵行旧法的治理，大概与此相似。” 六五：治理父亲留下的弊乱，因而获得声誉。象传说：治理父亲的弊乱而获得声誉，是因为以德来承接。伊川先生说：六五居尊位，以阴柔的资质承担君主治理弊乱的责任，向下应援九二，说明它能够任用刚阳之臣。虽然能够下应刚阳的贤臣并倚重任用他，但自身终究是阴柔的，所以不能做开创基业的事情；承接旧有事业则可以。因此说是治理父亲的弊乱。开创基业、建立统绪的事业，若没有刚明的才能便不能完成。继承世业的君主，即使资质柔弱，只要能够任用刚强贤能的臣子，就可以成为善于继承事业的君主并成就美好的声誉。太甲、成王，都是因任用臣子而获得声誉的。” 所谓“承以德”，是说治理父亲的弊乱而获得美好声誉，是因为下位的贤臣以刚中之德承接并辅佐他。横渠先生说：“即使是天子，也必然有继承之事，所以也说‘治理父亲的弊乱’。”龟山杨氏说：“六五履居尊位，却没有刚健有为的才能，斟酌先祖之道而实行，就可以了，所以用‘治理父亲的弊乱’来说明。所谓获得声誉，并不是过分矫饰以求近于名声，而只是承接旧业、以德行事而已。” 白云郭氏说：六五以柔顺、中正居于尊位，是德行盛大的君主。治理弊乱绰绰有余，所以声名洋溢于中国，很早就在天下获得声誉，这是因为凭德而不是凭力量。考察成王之时，作诗的人赞美他、喜爱他、安乐他。诗中说：“仪态恭敬昂扬，如圭如璋。美好的声誉和声望，和乐平易的君子，成为四方的纲纪。”这就是所谓以声誉治理弊乱、以德承接旧业。治理弊乱的美善，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了。上九：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事业保持高尚。象传说：不侍奉王侯，是因为他的志向可以成为法则。伊川先生说：上九处在蛊卦的终点，与下方没有系应，处在事务之外、无所任事的位置。凭刚明之才而没有应援，又处在无事之地，这是贤人君子不逢时而高洁自守、不被世俗事务牵累的状态。所以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事业保持高尚”。古人中有这样做的，伊尹、太公望早年如此，曾子、子思一类人也是如此。不屈服于道而迎合时势，既然不能在天下施展抱负，便修养自身，尊崇并珍重自己的事业，只守住志向和节操而已。士人自处高尚，也不止一种情况：有怀抱道德却不逢时，因而高洁自守的人；有知道适可而止，退处以自保的人；有衡量才能、估计名分，安于不求知名的人；有清廉耿介、自守其身，不屑于天下事务，独自保全品行的人。所处情形虽有得失大小的不同，都是使自己的事业保持高尚的人。象传所说“志可以成为法则”，是说其进退都合乎道义。所谓“志可以成为法则”，是说像上九这样处在事务之外，不被世俗事务牵累，不以臣属身份侍奉王侯。大概进退都依据道义，出仕或退处都顺应时势，不是贤者才能做到吗？他所守持的志向，可以作为法则。横渠先生说：“隐居来求得自己的志向，所以可以成为法则。” 龟山杨氏说：上九居于一卦之外，又不与内卦相应，不是承担治理弊乱的责任者。不侍奉王侯，就是使自己的事业保持高尚。

译兼山郭氏说：“上九象征君子的德，风象征小人的德。草在草上的风吹过，必然倒伏。当女子的祟害形成时，男子之风使它从山上降落。风俗的弊病日益陷入极大败坏，却不能振兴；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办法使它兴起吗？”孟子说：“圣人是百世的老师，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的人。伯夷眼睛不看邪恶的色彩，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自己的百姓就不役使。天下太平就出仕，天下混乱就退隐。暴政所发出的地方，横暴百姓所居住的地方，他不忍居住。想到与乡里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中一样。纣王之时，他居住在北海边，等待天下清平。所以听到伯夷风范的人，顽劣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因此说：‘伯夷，是圣人中最清高的。’”所以在蛊卦之时，开始要用柔顺来引导，又用刚中来制约，最终还要达到教化不足以使人遵从、刑罚不足以使人禁止的程度。若不是他的德行足以使人忘却世俗、他的道足以使人敬仰，不因事务困穷、不被外物牵累，若不是这样，又怎能振兴这种弊乱呢？所以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卷曲。”这不只是针对这个时势而言，也可以穷究天地、贯通万世而不顾。听到这种风范的人，难道仅仅是顽劣者变得廉洁、懦弱者立定志向而已吗？这就是许由、务光受到唐虞称许的原因，大概也是因为有时势崇尚这种品行。白云郭氏说：“先人说：‘伯夷眼睛不看邪恶的色彩，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自己的百姓就不役使。天下太平就出仕，天下混乱就退隐。暴政所发出的地方，横暴百姓所居住的地方，他不忍居住。想到与乡里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中一样。’纣王之时，他居住在北海边，等待天下清平。所以听到伯夷风范的人，顽劣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因此说：‘伯夷，是圣人中最清高的。’在蛊卦的时势中，若不是他的德行足以使人忘却世俗、他的道足以使人敬仰，不因事务困穷、不被外物牵累，若不是这样，又怎能振兴弊乱呢？”雍说：“夏朝崇尚忠，商朝崇尚质，周朝崇尚文。三王并不是故意要各不相同，只是为了挽救当时的弊病罢了。懂得这一点，才足以兴起正道；不懂得这一点，即使把三代的政事逐一列举出来，治理之道也会越来越远。孟子说伯夷的清高、伊尹的担当、柳下惠的和顺，虽然行为不同，却同样归于圣人，是因为挽救弊病的方法随着时势不同而不同。蛊卦的时势中，天下事务已经败坏，人们只知道急于整治，却不知道整治本身的弊病更加严重，因此舍弃根本源头而沿循末流，风俗鄙陋、委靡而不能振作，离正道越来越远。” 这就是不侍奉王侯、保持高尚的士人所做的事。高尚之士，难道只是因为不侍奉王侯才显得高尚吗？一定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道，并不是舍弃“一箪食、一豆羹”那样的义理。蛊卦之时，大道不明，王侯中的贤者只知道趋向事务、追求功效；他们不仅不知道大道的整体而不能运用，也有许多人认为大道不切合时务而不肯采用。这样一来，高尚之士所守持的，正是当世所不用的；而王侯所追求的，有时对高尚之道根本不曾留意。因此高尚之士既不能屈道以求自身显达，也就不能侍奉王侯。既然王侯不可侍奉，世人却称他高尚，这样看他的事业也就合宜了。对于君子来说，只是尽用舍、行藏之道而已，哪里会把高尚本身放在心上呢？所以天下已经又因治理蛊弊而更加败坏，若不是这样的人，谁能振兴它？蛊卦上九既没有与世俗断绝的过失，也没有屈道求用的牵累；他的用舍行藏之志，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这就是孟子称伯夷为百世之师的原因。否则，像不出仕的荷蓧丈人、狂歌的接舆、放荡而不守法的庄周、主张为我而无君的杨氏，他们虽然不仕、狂放或纵任，并且自称高尚以欺骗世俗耳目，这样的人是有的，但君子从来不取法他们。所以孔子不能做专意隐遁、故意行怪的人，孟子也深深鄙视陈仲子把这种行为当作廉洁。若不是伯夷那样的圣人，使听到他的风范者变得廉洁，使懦弱者立定志向，又怎么能够振兴蛊弊之风呢？《易》在否卦中说君子汇聚而守正，在蛊卦中说有不侍奉王侯的士人；二者的道不同，不能混同评论。《大易粹言》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大易粹言》卷十九　　　　宋　方闻一　编。▯【兑下坤上】。伊川先生说：“《临》的卦序说，有了事情然后才能壮大，所以继《蛊》卦之后是《临》卦。临，就是壮大。蛊，就是事情。有事就能够壮大，所以继之以临。”韩康伯说：“可以壮大的事业，是由事情产生的。两个阳爻正在向上增长而盛大，所以成为临卦。”此卦为泽在地上。泽上之地是岸，是与水相接的地方；临近于水，所以叫临。天下万物中，彼此紧密相近的，没有比地与水更明显的。因此地上有水就是比卦，泽上有地就是临卦。临，是临近百姓、临治事务；凡是有所临治，都是这个意思。在卦义中取上位临下位，以临民为主旨。”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伊川先生说：这是从卦的才能来说的；临卦之道若具备卦所显示的才能，就会大为亨通而守正。下方两个阳爻正在增长，阳道即将盛大的时候，圣人预先加以警戒说：“阳虽然正在盛大，到了八月，它的道就会消退，那时就有凶。” 大体说来，圣人发出警戒，一定是在事物正盛的时候；在正盛时考虑衰败，就可以防止盛极，并谋求长久。如果等到已经衰败之后才警戒，也来不及了。自古以来，天下安定太平，没有长久而不发生混乱的，这是因为不能在盛大时警戒。正盛时不知道警戒，于是习惯于安定富足便产生骄纵奢侈，贪图安逸放纵便使纲纪败坏，忘记祸乱便使祸患萌发，因此逐渐沉溺其中而不知道混乱已经到来。”},{ 临卦说“八月有凶”，意思是到了八月就成为遯卦；正当阳刚之气逐渐增长的时候，便预先以阴气将要增长的迹象来告诫人们【周行已録】。横渠先生说：“临卦说‘有凶’，大体上是说《易》在爻发生变化时，阳爻发展到第二位便加以警戒，恐怕已经出现过盛的苗头；还没有超过中位就先行告诫，这与‘履霜，坚冰至’的意义相同。至于泰卦九三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也都是对超过中位的警戒【易说】。” 白云郭氏说：“临，是以大的来临小的、以上来临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