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授时通考卷十二

译毕仲游议论说：关于占有田地的数量，有人就有田，有田就有分配。田地有贫瘠肥沃之分，人口有多寡之别，根据人口来耕种田地，考察田地的肥瘠和人口的多少来进行分配，这就叫做“分”。分配确定后，以名字来登记占有，这就叫做“名田”。这并没有特别难以推行的地方，然而至今未能实行，是因为制度不够公平，而且对权贵体恤过度。

大周井田制的规定，一对夫妇受田一百亩，再加上二十五亩，以至于工商士人受田也各有等级，又区分不易、一易、再易的差别。一对夫妇受田一百亩，不分主客，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亩。考虑到不易、一易、再易的轮换，再加上多余的人丁，相当于现在的三百亩。按十分之一征税，没有其他赋税，而且每年使用劳力不超过三天，相当于现在的四百亩。而何武的制度，从诸侯王到官吏百姓，都没有超过三十顷的，一个诸侯王才相当于七八个农夫，这就是所说的制度不公平。

关于名田的议论，始于董仲舒，申述于何武、师丹。到了晋朝泰始年间，限制王公的田地以品级为差，而均田制起源于北魏，到了唐朝开元年间也曾立法，但最终都没有实行。名田制之所以不能实行，不是下层百姓不实行，而是上层权贵不实行；不是地位低的人不实行，而是地位高的人不实行。在上位且地位尊贵的人，占据高位，享受厚禄，让子孙做官，赏赐频繁到来，即使田制不公平，也应当实行。而何武等人的议论，却被丁、傅、董贤所阻挠；晋、魏时期则是名义存在而实际废除，这就是所说的体恤过度。

现在将要议论占有田地的数量，那么《周官》的书籍，汉、魏、隋、唐的制度，有可以实行的，也有不可以实行的。董仲舒认为秦朝改变了井田制，百姓可以买卖，富人连片占有土地，穷人没有插锥之地，应该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量以救济不足，堵塞兼并的道路，他的说法虽然正确，但没听说具体的制度。何武的制度太狭窄，现在的制度太没有限制，应该参照《周官》受田的数量和唐朝世业田、口分田的法令，防止过多或过少而加以运用。士大夫则根据其品级的高低和家族人口的多少，不要让富贵的人有余而贫穷的人不足，总之向上足以侍奉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旁及兄弟朋友而不进行兼并，这就好了。

林勲《本政书》说：五尺为一步，二百步为一亩，二百亩为一顷，九顷为一井，一井方圆一里，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一成方圆十里，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一同的土地，总计一万井，实际为九万顷。减去三分之二，作为城郭、市场、官府、道路、山林、河流湖泊，以及贫瘠不长草木的土地。确定可以耕种和作为民居的，有三千四百井，实际为三万六百顷。一顷田地，由两个农夫耕种，每人五十亩，多余的人丁也是如此。总共两个农夫的田地，就是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平年为米五十石，丰收年为米一百石。两个农夫靠这些养活几口人的家庭，大概是充裕的。一顷土地，一百亩，由十六个人分配。每人住宅五亩，总共十六人的住宅，占地八十亩，剩余十亩作为社学和菜园，一井的人共同使用，让他们朝夕群居，以此教育子弟。然而贫富不等，不容易平均，夺取有余的来补充不足的，那么穷人就会惊恐。现在应该立法，让一个农夫占有五十亩以上田地的为良农，不足五十亩的为次农，那些没有田地成为闲民，或者不是工商而在官府成为游手好闲、从事末业的人，都驱使他们成为隶农。良农一个农夫，以五十亩为正田，其余的为羡田，正田不敢荒废，必须亲自耕种。那些有羡田的人家，不得买田，只可以卖田。至于次农，不得卖田，而与隶农都可以买羡田，以凑足一个农夫的数量，从而升为良农。凡是次农、隶农中未能买田的，都让他们分耕良农的羡田，各按其人数，每年向良农缴纳租税，依照旧俗。如果不是自己能够买田以及业主自己收回田地，都不得迁移产业。如果良农不愿意卖羡田，应该全部等到他们的子孙长大后再分配，官府不要苛刻夺取，以招致怨恨。稍微等待闲暇时日，自然符合中制的标准了。

朱子条奏经界状：我私下看到经界这件事，是民间最大的利益。在绍兴年间已经推行的地方，至今图籍尚存，田税可以考证，贫富情况得到核实，诉讼不繁杂。只有泉州、漳州、汀州未曾推行，小民产业失去而名册尚存，痛苦不堪言说，而州县坐失正常赋税，形势将走向何处呢？然而这个法令的推行，其利益在于官府和细民，而豪强大户、狡猾官吏和奸民都不方便，所以以往议论总是被流言所阻挠，甚至以汀州盗贼为借口，恐吓胁迫朝廷，不知道往年汀州屡次发生盗贼，正是因为未曾进行经界，贫民失业，又遭受追扰，无处申诉，所以轻易跟随作乱。现在臣请求先推行泉州、漳州两州，其次再及于临汀。既免除了一州盗贼过虑的担忧，又安慰了两郡贫民翘首以盼的希望，确实是不可更改的好办法。

推行经界，最紧急的事务在于推举选择官吏，请求朝廷先命令监司一员专门主管此事，让他选择一郡的太守，淘汰那些昏庸谬误、疲弱无力任事的人，而让他考察下属县令，如果不能胜任则选择其副手，再不能胜任则选择其他官员。一州不够则从一路选取，现任官员不够则从卸任待缺的人中选取，都委托太守考察申报差遣，或者暂时代理县事，或者只以措置经界为名。果然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事情就能成功而百姓不会受到骚扰。

经界的法令中，丈量土地这件事最耗费功力，而折算计算的方法又是人们难以理解的。本州已经派人到邻近州县已经推行经界的地方，取回绍兴年间施行的事目，并招募旧时曾经奉行、熟悉算法的人，选择官吏将来可以委托的，每天研究，听候指挥。只是绍兴年间户部下达的丈量计算格式印本，请求特别诏令户部查找誊录下发。

译绘制图帐的方法，从一保开始。大的方面如山川道路，小的方面如人户田宅，必须东西相连，南北对应，以至于顷亩的宽窄、水土的高低，也必须在众人面前共同确定，各自得到真实情况。十个保合并为一个都，那么都的图帐只取山水的衔接，以及各保的大致边界和总数即可，不必再详细列出人户田宅。各个都合并为一个县，那么县的图帐也像保之于都那样，不必再区分各个保。这样图帐的费用自然应当减少。如果朝廷怜悯三郡的百姓，不让他们再有烦扰耗费，不如让服役的人户只制作草图草帐，而由官府购买纸张雇佣工人，来制作正式的图帐，实际花费多少钱物，允许从本州所管辖的两司上供钱中截留拨付。这样大利就可以成就，而百姓也不会受到很大的痛苦了。又根据龙岩县尉刘璧申报：经界法实行，只有里正、里长这类的役事最为烦重。疆界田地分别，土色均摊赋税，在当时往往经历两三年，出入田间小路，荒废家务，本来就已经不堪其劳。一旦有面积宽窄失度、土地肥瘠失宜、赋税轻重失当，那么诉讼就纷纷兴起，而督促责罚也随之到来。他们都是乡间百姓，哪里懂得经界书算？必然要招募书吏来代替这种役事，而书吏一定是胥吏中狡猾强悍的人，无不趁此时机要求高价。服役的人急于期限，随索随酬，而且簿书图帐所用的纸张也费用不菲。私下认为经界法在今天不可不实行，实行了也不担心没有成效。如果里正、里长、书吏、纸张的费用有办法解决，那么就可以推行。如果坐视他们耗尽财力如往日那样，恐怕不符合仁政的本意。私下详细考察这个意思，与我所奏的略同，请求允许施行。

一、绍兴年间经界丈量完毕后，随即按亩均产。其产钱不允许跨乡。这是因为计算范围太广，难以均匀分摊，防止其中有走漏弄权、损失陷没的弊端。如果各乡的产钱租额向来均平，那么这种方法就很好了。如果各乡已经有轻重不均，人户徒然凑算，不免有有害多利少的感叹。请求特别允许产钱跨乡，通县均摊，使百里之内，轻重齐同，实在便利。

一、本州民间田地，有产田、官田、职田、学田、常平租课田，名目不一，而它们所纳税租的轻重，也各不相同。近年来产田的税已经不均，而各色田地散漫交错，尤其难以检核计算，奸民猾吏趁机作恶。现在不如将现有的田土丈量步亩，一概均产，每田一亩，随九等高下计算产钱几文，而总合一州各色租税钱米的数量，以产钱为基数，另外确定等则，一律均摊，每产一文，纳粮若干，银若干【距离州县远的地方递减令轻】，然后以到官的数量按照原来的分数分隶，逐笔拨入各色仓库。除了每年两税造簿之外，每逢辰、戌、丑、未之年，各乡再令各造一簿【令子、午、卯、酉年应办大礼，寅、申、巳、亥年解发举人，只有这四年州县无事】，开具本乡所管田数四至步亩等级，各注某人管业，有典卖则说原系某人管业，某年典卖，某人现今管业，然后在后项通结逐一开具，某人田若干亩，产钱若干，使其首尾照应。又

译造合县总簿一扇，类聚各簿通结，逐户田若干亩，产钱若干文，其有田产散在各乡的，就按烟户所在地分开排总结，并随秋科税簿送州印押，下发县知佐通行收掌。人户遇到交易，即将契书及两家的砧基簿对照乡县簿进行批凿，那么版图一定，而民业就有常法了。

一、本州荒废寺院田产很多，目前并没有僧人住持，田土被人侵占，将来丈量之时，无人核对，也恐怕别生奸弊，请求特别下达指令，允许本州出榜召人实封请买，不仅一时田业有归属，百姓更加富实，也免得以后背官司税赋因循损失，而且符合韩愈所谓“人其人，庐其居”的遗意，确实是厚待下层、使百姓富足，排斥异教不可失的时机。

朱子《开阡陌辨》：《汉书·地理志》说秦废除井田，开阡陌。解说者都把“开”当作开置的“开”，说秦废除井田而开始设置阡陌。考察阡陌，旧说认为是田间道路，大概是依据田地的疆界，制定其宽窄，辨别其横纵，以通人物往来，就是《周礼》所说的遂上的径、沟上的畛、洫上的涂、浍上的道。《风俗通》说南北叫阡，东西叫陌。又说：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两种说法不同。现在用遂人田亩夫家的数量来考证，应当以后说为正确。大概“陌”的意思是百，遂洫纵向而径涂也纵向，那么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就是陌了。“阡”的意思是千，沟浍横向而畛道也横向，那么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就是阡了。阡陌的名称，由此而得。至于万夫有川，而川上的路，环绕其外，以及匠人井田的制度，遂沟洫浍，也都四周环绕，那么阡陌的名称，怀疑也是因其横纵而命名的。然而遂宽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一丈六尺了。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乎二丈了。这些水陆占地不能为田的很多。先王不是不吝惜，所以正经界，止息侵争，适时蓄泄，防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的。商鞅以其急切苛刻之心，行苟且之政，只看到田地受阡陌束缚，而耕者限于百亩，就担心人力不尽；只看到阡陌占地太广，而不能为田的很多，就担心地利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授受之际，必然不免有欺瞒烦扰的奸弊，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然有暗中据为己有而税不入公上的，所以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任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再归授，以杜绝烦扰隐欺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核查阴据自私之幸。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之意于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怀刬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之旧，而非秦所置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以是数者合证之，其理可见。而蔡泽之言，尤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间之道，有经有纬，不得无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则随地为田，随

译田为路，尖斜屈曲，无所不可。又何必其取东西南北之正以为阡陌，而后可以通往来哉？或以汉世犹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于秦之所置。不知秦之所开，亦旷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适当冲要，便于往来，亦岂得而尽废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复如先王之旧耳。

译叶适论述田制说：“先王的政令，设立田官来授予天下的田地，贫富强弱，没有谁能超越谁，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地，得以自己耕种，所以天下没有极度贫穷和极度富有的百姓。到了成周时期，其制度极其完备，虽然《周礼》地官所载的内容，其中难免有牵强附会、矛盾抵触之处，但大致上，也能看出周公授田的制度。先治理天下的田地划分为井田，井田作为疆界，年年用人力修治，沟渠都有固定的数目。经界确定后，人们没有理由侵占田地。后来井田不再修治，堤防逐渐丧失，到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已经不再有井田的旧制。于是阡陌开辟，天下的田地变得简单明了，能耕种多少，只担心人们没有力气耕种，所以秦汉之际有豪强兼并的祸患，官府无法治理，而贫民不得不离开成为游手好闲之人，转而从事末业。整个汉代，凭借文景二帝的恭俭爱民，武帝的修立法度，宣帝的励精图治，却不知道根本所在，只能下达劝农的诏书，减轻田租，以招徕天下的百姓。如董仲舒、师丹虽然建议想要限制天下的田地，但其制度又与三代不合，当时只问开垦田地多少亩，完全不知道是谁的田地，也不知道天下的百姓都可以得到田地来耕种。光武帝中兴，也只是问天下丈量田地多少，当时因为丈量田地不实，获罪的长官无数。直到汉朝灭亡，三国并立，还没来得及富盛天下就大乱，当时天下的田地既不在官府，但也终究不在百姓手中，认为在官府则官府无人收管，认为在百姓手中则又没有簿籍契券，只是随其能力所能达到的地方而耕种。元魏稍立田制，北齐、后周都相继授予百姓田地，起初也不是没有法度，只是推行不到位，其法度也是空设。唐朝兴起，只依据元魏、北齐的制度加以增减，其丈量田地的方法，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百亩为一顷，一个成年男子受田一顷。周制是一百步为一亩，唐朝却超过两倍，此制度与成周不合。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世业田，是一家的田地，口分田须根据下来的人数占田多少。周制八家都私有一百亩，唐制如果子弟多则占田越多，这又与成周不合。所谓田地多足以养活人口的地方称为宽乡，少的称为狭乡，狭乡的田地减少宽乡的一半，其土地有肥瘠，一年一易种的加倍授予，宽乡三年一易种的不加倍授予，工商之人，宽乡减半，狭乡不给，也与周制不同。先王建国，只是有分封土地，没有分封百姓，只付给人百里之地，任其自治。唐朝既然只用守令治理，那么分田之时，不应当先论宽乡狭乡，以土地论，不应当以人论。现在却是宽乡自己得多，狭乡自己得少，从狭乡迁徙到宽乡的，又能一并卖掉永业田和口分田离开。成周的制度，虽然是授田给百姓，其间遇到水旱凶荒，又赈贷救济，可以不至于匮乏。如果唐朝只知道受田而已，而既然已经自己卖掉田地，便没有救济百姓的实行了。周制最不容许百姓迁徙，只有犯罪才迁徙。唐朝却容许他们迁徙，并得以自己卖掉所分的田地。刚授田之初，其制度已不能长久，又允许他们自己买卖，百姓开始有契约文书，而得以私自买卖。所以唐朝比前世，其法虽然粗略建立，但先王的法度也从此大大败坏了。后世只知道贞观之治，执之为据，所以公田开始变为私田，而田地终究不可更改。大概是因为他设立了卖田之法，所以至此。田制既坏，直到今天，官私遂各自确立界限，百姓有没入官府的，则在封固之时，或者召卖，不容百姓自己登记。所谓私田，官府执其契券，以各自证明其价值。要知道田制所以败坏，乃是从唐朝使百姓得以自己卖田开始的。前世虽不立法，其田地不在官府，也不在百姓手中。唐朝虽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其后兵革既起，征敛烦重，遂杂取于民，远近异法，内外异制。百姓得以自有其田地而公开买卖，天下纷纷相互兼并，所以不得不改变为两税法。要知道其弊端，实出于此。

卫泾禁止围田的奏章：两浙地势高低相似，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排泄湖水来灌溉田地，水多则排泄田水经由江流入海，只有蓄泄两得其便，所以没有水旱的忧虑，而都是肥沃之地。自从绍兴末年，因为军中侵夺濒湖荡，工力容易办到，创置堤埂，号称坝田，民田已被其害。隆兴、乾道之后，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年无之，陂湖的利益日削月减。三十年间，昔日称为江、湖、草荡的，现在都是田地了。那些围田的人，无非是权势之家，其言语气力足以凌驾官府，而在位者重视举事而乐于因循，上下互相包庇，安然不知怪异，而围田的危害深了。议论的人又说：围田既广，则增加租税也多，对国家财政不是没有补益。完全不想沿着江并湖民间良田何止数千百顷，都是以往没有水旱灾害的。围田一旦兴起，修筑堤防水所由出入的道路顿时隔绝，稍觉干旱则占据上游，独擅灌溉之利，民田无从取水；水溢则顺流疏缺，复以民田为壑。围田侥幸一熟，增加租税有几，而当税加倍征收的田地，小有水旱，反为荒土，常赋所损，可胜计哉！请求赐行下户部，申严约束，断自今以后，凡陂湖草荡并不许官民户及寺观请佃围裹。

译马端临论井田：井田制是不容易谈论的。古代的帝王划分土地进行治理，外有公、侯、伯、子、男，内有孤卿、大夫，所管辖的不过百里之地，都世代拥有土地，世代统治百姓。于是将他们的田地划分成伍，经界端正，井田均匀，谷物俸禄公平。贪婪的士人和豪强的百姓无法肆意用力来违反法制，污浊的官吏和狡猾的小吏无法玩弄文字来扰乱账簿。到了春秋时代，列国不过几十个，土地逐渐扩大，然而又被世袭的卿大夫所分裂。比如鲁国的季氏拥有费邑，孟氏拥有成邑；晋国的栾氏拥有曲沃，赵氏拥有晋阳，都世代拥有这些地方。又如邾、莒、滕、薛之类，小国百姓少，法制容易建立。我私下推测当时有国家的人，授给百姓百亩田地，壮年时给予，年老时收回，不过像后世大富之家，把祖辈世代拥有的田地，授给佃客，衡量他们的勤惰来决定给予或剥夺，比较年成的丰歉来决定收取或借贷。那些东边阡陌西边田埂的利弊，都是年轻人所熟悉听说的，不需要考核，奸邪弊端自然没有容身之地了。降及战国，大国共七个，地广人众，考核难以施行，所以法制崩坏松弛而奸邪弊端滋长增多。秦人完全废除了井田制，汉朝继承秦朝，最终不能恢复三代井田的制度，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守令的调任年限有限，而田土的转移授受其中的奸弊无穷无尽。即使像龚遂、黄霸那样慈祥，像赵广汉、张敞、三王那样精明，既然不能在任上长久，怎么能完全了解土地民俗的适宜，像周人授田的法度呢？

又论后魏实行均田法，夹漈郑氏说：井田制废除七百年，到后魏孝文帝才开始采纳李安世的建议，实行均田法。然而晋武帝时，男子一人只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成年男子课田五十亩，成年女子二十亩，次等成年男子减半，女子则不课田，那么也不是始于后魏。只是史书没有记载其还授的法度，无法考证其详情罢了。有人说井田制废除已久，突然实行均田，夺取有余的给予不足的，必定导致烦扰而兴起怨恨。不知道后魏为什么能实行？然而看它的立法，所授给的是露田，各种桑田不在还授的范围内，意思桑田必定是人家世代拥有的产业，所以在上面栽植桑榆，而露田不栽树，那么似乎所授给的都是荒闲无主的田地。必定是那些远流配谪无子孙以及户口断绝的人，其废墟宅院桑榆都成为公田来互相授受，那么固然不是完全夺取富人的田地给予穷人。又法令规定有盈余的不还，不足的按法授给种子。盈余的可以卖其盈余，不足的可以买其所不足，不得卖其分内之田，也不得买过其所不足，自令他们从便买卖，以符合均给的数量，那么又不是强行夺取作为公田，而授给无田的人，与王莽所实行的不同了。

明胡翰论井牧：井田是仁政的首要措施。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的百姓才开始困顿疲敝了。其后二百三十多年，汉朝才开始有名田的议论。又其后六百多年，后魏才开始有均田的法度。名田，就是占田。占田有限制，这是富人不能超过制度的规定。其后师丹、孔光等人沿袭它，命令百姓名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议论的人根据三十顷的田地，是周代三十夫的土地。一个夫占有了就超过了，所以名田虽然有古代的遗意，不如均田好。均分土田，审定经界，区分露田，区别世业，魏人依靠它，劳力与产业相称。北齐、后周沿袭不变，隋又沿袭它。唐朝拥有天下，于是定为口分、永业的制度。宋刘敞又说魏、齐、周、隋享国时间短，战事不息，土地空旷人口稀少，其田地足以供给其民众。唐朝承平日久，丁口增多，官府没有闲田，授给只是徒具形式。不知道隋、唐的盛世，丁口差不多。开皇十二年，派遣使者均分天下的田地，狭乡一个夫仅二十亩。隋的授给比唐有什么增加？唐虽然承平日久，贞观、开元的盛世，其户口还不及隋，怎么至于徒具形式没有实效呢？刘敞的话说错了。只是狭乡民多而田地不充裕，永业田出卖而百姓不稳固，像陆贽所说的时弊那样。以我看来，古代百步为一亩，汉人增加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北齐又增加三百六十步为一亩。现在所用的是汉亩步，现在的五十亩，是古代的百亩。汉代提封田万万顷，只有邑居、道路、山林、川泽不可开垦，其余三千二百二十九万顷都可开垦。元始初年派遣司农劝课农桑，确定开垦田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顷。这时天下的百姓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户，以田地均分，计算每户得田六十七亩，是古代的百四十亩。每家获得百四十亩，耕种它不至于不足。唐朝盛世永徽年间民户不过三百八十万，到开元七百八十六万，也不超过汉代。以天下的田地供给天下的百姓，征引汉、唐，那么后世哪有不足的忧患呢？

崔铣《均田议》：田地不均，产生于两种豪强。贵宦多贿赂，富室多钱财。近来有司立法均田，划分丘亩计算田亩，分三等征税，可惜把它交给吏胥，高低任由心意，尤其被两种豪强煽动动摇而罢免了。现在应该仿效古代限制田产，先禁止兼并，召集每丘田主，共同辨别肥沃贫瘠。高田适宜积水，低田适宜干旱，互相抵消，然后定等分租。又拿出山泽，使穷人得以谋生。这样十年，家家可以使之自给。

译《大学衍义补》按语说：秦朝废除井田制，开辟阡陌，已经一千多年了。确实没有恢复的可能。有人说国家初建、人口稀少的时候，可以实行井田制。然而太平日子久了，人口日益繁多，最终也必然导致制度的崩坏废弃。不如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使其合乎人情，适应当地风俗，而不违背先王的意旨。政令不必拘泥于古代的遗留制度。那么张载的话，难道不对吗？回答说：张载固然说过处理这件事有方法，他的话含蓄而没有明说，我不敢妄加推测。

又按：井田制废除之后，土地不在官府而在百姓手中，因此贫富不均。当时懂得治国道理的人，都慨叹古代制度的美好，但没有恢复的可能。于是有限田的议论，均田的制度，按口分配世业田的法令。然而都是议论而没有实行，实行了也不能长久。为什么呢？这些法令虽然各有可取之处，但都不免违背人情而不适应当地风俗，可以暂时实行而不能长久。如果不得已要创立制度，一定要根据已经形成的风俗来确立未来的限制，不追究过去的过错而限制未来的行为，可以吗？臣请求以一年为期限。这样，今年正月以前，百姓家中所有的土地，即使多达百顷，官府也不问。只是从今年正月以后，一个成年男子只允许占有土地一顷【多余的数量不允许超过五十亩】，于是用成年男子来分配土地，进而制定差役的法令。成年男子多而土地少的，允许购买补足数量；成年男子与土地相当的，不允许再购买，购买的没收。那些成年男子少而土地多的，在限制之前不再追究，自设立限制以后，只允许出卖，有增加购买的，一并削夺其所有【百姓家生子将要成为成年男子的，就允许预先购买以等待其成年】。用一顷土地分配给一个成年男子，承担一个成年男子的差役。那些土地多而成年男子少的家庭，在按土地分配成年男子达到足额之外，用两顷土地视为一个成年男子，承担一个成年男子的差役，酌情出雇役的钱【富人出钱财】。土地少而成年男子多的家庭，在按成年男子分配土地达到足额之外，用两个成年男子视为一顷土地，承担一个成年男子的差役，酌情出劳役的征发【穷人出劳力】。如果土地多而成年男子少的地方，每个成年男子多余三五十亩，或者多达一二顷；成年男子多而土地少的地方，每个成年男子多达四五十亩，七八十亩，根据多少，尽其数量来分配。此外，又因此制定做官者优免的法令，根据官品的高低，酌情给予优免，只是不分配成年男子，缴纳赋税照旧。那个人已经死了，优免惠及子孙，以寄托世禄的意思【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顷，五品以上免三顷，七品以上免二顷，九品以上免一顷；地方官则依次递减，没有土地的准许用土地免成年男子，只是不分配成年男子，缴纳赋税照旧】。名叫配丁田法，既然不夺取百姓所有的土地，那么有土地的只担心子孙不多，而没有隐瞒不报的了。不仅百姓有固定的产业，没有极贫极富的不均，而且官府的差役也有核查成年男子和核查赋税的依据。实行几十年，官府有限制，富人不再购买土地，兴衰无常，富户不免出卖产业，土地价格日益便宜，而百姓的产业日益平均。虽然井田制不能突然恢复，但兼并的祸患逐渐消除了。

唐顺之《答施武陵书》：方田这一法令，不难于丈量土地，而最难于核查土地。因为土地有肥沃贫瘠，难以一概而论亩数，必须在丈量之前，先核查一县的田地，定为三等，一定要得到实情，然后丈量，才可以用折算的方法。田亩如《周礼》所说：一易之田，每家百亩；再易之田，每家二百亩；三易之田，每家三百亩。这是确定亩数征收赋税的标准。曾经看过国家初建时折算亩数确定赋税的法令，肥沃地方的田地一定窄，贫瘠地方的田地一定宽，很符合古人的意旨。现在如果不先核查田地，就进行丈量，那么肥沃地方的重税必然减少，贫瘠地方的轻税必然增加，这不是公平的方法。丈量土地的难处，全在于此。至于丈量方法，简易的记载在《九章算法》中，必须自己明白这个意思，才可以让下属去做，大概就没有弊病了。

张栋因事陈述意见，上疏说丈量一事，是好的法令。等到完成时，不必用这个来约束那个，不必用一个县来约束一个省，不必用一个省来约束天下。有的减少尺数丢弃弓长，有的斜量折算，这些弊病在田亩，罪责在业主。有的把上等田当作中等田，有的把中等田当作下等田，这些弊病在田等，罪责在公正官。有的更改亩数除去弓长，有的移动三亩凑成五亩，有的减少这里增加那里，有的挪用东边补西边，这些弊病在田册，罪责在书吏和算手。大概弊病不外乎这三种。章潢《井田、限田、均田总论》说：井田法，到周朝才完备。自从李悝、商鞅出现，这种制度就废灭无存，确实是万世的罪魁祸首。然而从秦汉到现在，英明的君主和仁义的统治者，以及有奇谋大略的大臣，没有人能改变它。即使有改变的，有的到了荒谬无稽的地步，难道秦朝的法律比三代圣人更好吗？议论的人说战国战乱之后，丘陵城郭，坟墓庐舍，都长满了茂草，即使有平原，也一半是荆棘。汉朝距离秦朝不久，已经不能依次整理经营了。何况处在千年之后，想要沿袭其事业，授予百姓，重蹈王莽的覆辙，也太迂腐了。这是井田制不能恢复的原因，是形势决定的。不得已，又有“限田”“均田”的说法。董仲舒在元狩年间提倡限田，而汉武帝没有实行。师丹在鸿嘉年间请求限田，而成帝不能采用。乾兴初年，下诏限制公卿以下和衙前将吏的土地，而办事的人认为不便。井田制既然废除，富人的产业已经肥厚繁殖，传给子孙，比拟于封国，而突然想在岁月之间全部剥夺其所有，这也不符合人情。这是限田制不能实行的原因，也是形势决定的。从周朝以来七百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奏疏，平均授予百姓土地，然而没有传到第二代就废除了。又过了一百二十年，唐太宗制定口分田、世业田的法令，然而实行不久就停止了。又过了二百三十年，周世宗下诏实行元稹的均田图法，然而世家大族群起阻挠。周朝的制度已经久远，人口交错出生，百姓迁徙不定，土地的给予和替代没有常规，而按亩计算官员，尚且不能胜任其混乱。这是均田制不能长久的原因，也是形势决定的。田地不能实行井田制，又不能限制，又不能平均，平均也不能长久，只是建立步亩，括清田地平均赋税，这是最好的防备。一定要衡量山泽的收入，查看庄屯的额度，堵塞飞洒诡寄的漏洞，责成没有户籍的户口，命令所缴纳的与所收入的相当，取其他的盈余补充崩坏决口，偿还损失的额度，没有逃避赋税隐匿拖欠的人，就核查询问，嘉奖并重新开始，免除其刑罚，不论世代。世代偏累疲弱老病的百姓，欢欣如同重生。这样，田地不必实行井田制，而井田制的精神存在；田地不必平均，而平均的精神寓含其中了。

译姜垕《水田议》：职方氏说：“幽州适宜种植三种谷物。”郑玄说：“是黍、稷、稻。”贾公彦疏解道：“幽州与冀州相接，冀州都适宜种植黍和稷，幽州 additionally 适宜种植稻，所以说有三种：黍、稷、稻。”可见幽州适宜种稻，由来已久了。又读《宋史·何承矩传》：“从顺安军沿海地区，东西三百多里，南北五七十里的范围，全部开辟为稻田。”《食货志》说：“凡是雄州、郑州、霸州、平戎军、顺安军等地，修筑堤堰六百里，设置斗门引淀水，起初作为塘泊，最终变为稻田，防御边塞、充实边防，都有显著成效。”稻田有八项好处：多挖沟渠，利用淤泥肥田，这是第一利；分流支河，疏通壅塞之害，这是第二利；旱年不担心干枯，这是第三利；水年不担心泛滥，这是第四利；通航舟船，便于转运物资，这是第五利；一斗稻米能换几斗粟米，这是第六利；拖欠的赋税容易缴清，这是第七利；战马无法驰骋突袭，这是第八利。然而开始时必定要毁坏百姓的坟墓，大量征发劳力，改变山川原野的格局，拖延年月，必须由机密重臣主持，托付给重要大臣，不要因为小害而阻挠，不要贪图微利而草率行事，放宽法律条文，等待合适的时机，就可以推行了。

国朝户部条陈圈地疏：圈取土地一事，在顺治四年奉有上谕：“今后民间田产不再拨取，永远禁止革除。”又在顺治十年奉有谕旨：“以后仍遵照前旨，再不许圈取民间房地。”钦遵在案。近年来，有因为旗下退出的荒地再次圈补的，有从省下及那营处所来的壮丁又进行圈拨的，有各旗退出的荒地招民耕种，或半年，或一二年，青苗成熟，遇到拨补又再次圈去的，有因为圈补时将接壤未圈的民地取齐圈去的，导致百姓失业穷困逃散，且不敢把田地当作恒产，多致荒废。而旗下退出的荒地又圈取民间熟地，更亏空国家赋税。臣等斟酌商议：满洲百姓都是朝廷的子民，且大圈地的农户早已圈定，屡次奉有上谕禁止圈取，自应永远遵行。查张家口、杀虎口、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山海关等口外，既然有可居住的空闲之地，自御内以至王、贝勒、官员、披甲，有情愿将各壮丁分内田亩退回圈取口外空闲之地耕种的，各该衙门都统印文咨送臣部，按丁丈给。将此退出的土地收存拨给，从省下那营处所来的壮丁圈取民地，永远停止，这样百姓得以安身，不至于流离失所了。

汤斌与宋郡守书：睢阳卫地共有四项，叫大军、新增、余屯、徭役。弓口只有徭役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其起科最少。大军、新增、余屯三项，总共以三百步为一亩。大约计算小地十亩，折合行粮地八亩，就像州地的二亩折一亩，商丘等县的或四亩折一亩，或三亩折一亩的不同。以前代二百多年所遵循的，也是我皇清定鼎以来，所沿袭而未改的，到了庚子、辛丑年间，蠹书诡影过多，钱粮难以敷用，于是有将大军三项强行当作小亩派粮的，这叫做挤地。挤地既久，诡影更加便利，明谋密议，必定不肯全部清理清楚，乞请发出钧示，令各项地亩一概遵循旧例，不得挪移纷更，这样里役就没有借口了。总之，卫地自从经过丈量之后，花户无地数，都可以按籍而求，除徭役一项外，凡军、新、余、屯查繵册内，小地十亩者，赤历内注地八亩；小地一顷者，赤历内注地八十亩。那么从前的挤地自然去除，而当年的旧例自然恢复。在蠹书的话中，必定说：依小亩则足额，依旧例则不足额。不知道地还是昔日之地。本朝《赋役全书》，额地额粮，都依照故明的旧制。昔日大亩而足额，今日必定挤地而后足额。这不是诡影之地多，就是繵外余地之未报。某等以为，诡影之地，繵外未报之地，没有里书不知道的，总责里书，勒限清报，期于大亩足额而止。事关民瘼，伏惟鉴照。

董以宁《民屯议》：屯田以兵，也以民。明朝无所谓民屯。迁徙无田的人耕种旷土，就叫做屯。大概兵戈交错之地，旷土必定多。丘濬又说：沿海闽地筑堤以拦咸水之入，疏渠以通淡水之来，那么田地都可以成为良田。何患无地呢！如今降人云集，既议置屋处之，又给以口粮，不是长久之计。固然拨给地亩为宜。但夺取土著之田以给之，则病民而理有所不可；或官买熟田以给，则官民皆病，而势且有所不能。或以未垦之田计口授之，只供其衣食，恐怕将来成熟之后，欲其输将无缺，等于民田，则必不给而转徙，仍为无定。若听其不与输将，等于赐田，则又姑息而主客更觉偏枯。莫若因安插之时置屋，即于有田之地，仿明初卫所旧制，多拨田若干亩，教人以耕之法，而又给以农具屯种，使次年以值还官，三年税十之三，四年税十之六，至五年而全征其课额，则更为酌量之。全抛荒之地，原为瓯脱，而兹有垦辟之劳，当较里甲之输稍减。以啸聚之余得颁田里，而又无城守之任，当较旗丁之纳稍增。待及屯成，亦可于向时运粮派饷之地稍减厘毫，合龠以苏其困矣。

沈荃遵旨条陈疏：一、地亩等则之宜分晰也。中州土地原有上中下及金银铜铁锡等名目分别起科，而因地未尽辟，疆井混淆，八府以内不分等则，一概派粮，致贻民间赔害。今查首渐有就绪，小民自无遁情，若不亟乘清查之时分晰高下，则熟田固难隐匿，而起科或至混淆，终非

译皇上深切关怀国家财政与百姓生计的至诚心意，仍恳请敕令有关部门在汇总报告之后，查照万历年间的则例，按照土地面积摊派粮赋，永远遵守，这样土地税赋就有确定的规范，荒年也能免除百姓包赔的苦难了。

佟凤彩条陈民田疏一：里甲田地多寡悬殊，应当均平。私下查考，均平里甲，长久以来奉旨通行各省，只有河南因为荒地多、熟地少，因循旧习如故。虽然有里甲的名称，但实际上多寡不一。多的每里有五六百顷，或三四百顷；少的每里只有一二百顷，甚至只有数十顷，乃至寥寥数顷。遇到有差役，官府只知道按照里来编派差役，不知道里大则田地多、户殷实，众人分担容易；里小则田地少、人稀少，难以承担差役。更有官户、儒户的名义，有的不编入甲，有的编入甲却不当差，甚至避重就轻，诡寄飞洒。大里越发得到便宜，小里越发增加苦累，名义上是一例当差，实际上有不均的叹息。现在计议，不如命令各州县详细考察，除了已经均平的不动外，凡是不均平的，不许拘唤各户审编，也不许里书分派，只令州县印官按照现在征粮的地亩册。如一州县有地一千顷，原来分为十里，每里均分一百顷，一里之中各分十甲，一甲均分十顷。遇到有差役，按里甲均当，不许稍有增减。这样豪强就没有计谋躲避，贫弱也不致偏枯受累。

李光地请开河间府水田疏：查南方水田的方法，实行于北方往往有效。从前涿州被水淹没的田地，一亩卖钱二百，还没有买主；后来开为水田，一亩典银十两。即使现在淀中浮居的村庄，每年收取蒲稗菱藕的利益，没有旱灾的忧患。其资生并不曾减少于高地。臣愚以为静海、青县上下一带水居的百姓，正应当以此利导之。那些可以兴修水田的地方，教他们栽秧插稻的方法。至于献县、交河等与正定接壤的地方，是盐河上游。如果能够修治沟渠，杂兴水田，那么水势逐渐分散，下游的水势也会日益减少。这是利用水的利益，以此来消除水的灾害。然而举行方始，如果不是有熟识情形、历经试用的人，让他实心任事，恐怕空言无益。

刘殿衡条陈疏一：挖压田地，应当令丈量明确估价，公议均补。楚北安荆一带地方，外面是川江，里面是襄汉，水势湍急，风浪洗刷，凡是堤坝大多冲溃，必须挽筑月堤以防不测。那筑月堤，堤脚的宽度二三丈不等，必须覆盖筑在民田之上，这叫做压。压则田在这堤之下了。堤身的高度长度一二丈不等，取土于民田之中，这叫做挖。挖则这田深洼无用了。这挖压的田主垸内，如果有多余的田地，那么去掉这几亩堤脚田土，它所保护的实在很多，或许也甘心。如果只有这几亩，因为坐附堤边，一旦尽被挖压，势必谋生缺乏办法。臣采访舆情，酌定一法。以后遇到修筑堤塍，在兴工之时，令地方官将堤身所压的田地及两边取土的地，都丈量明确亩数，确立界址，着令堤长甲长秉公估定价值，查明本垸内众姓享利的田地若干亩，挖压的田地若干亩，算明均摊补偿，交给被挖被压的本主，另置田产耕种，那么就没有强行挖压的弊端，而穷民得以免除偏累向隅的痛苦了。

钦定授时通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