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授时通考卷四十四
后汉书·鲁恭传》永初元年，盛夏断狱，恭上疏谏曰：“永元十五年，来刺史、太守以盛夏徴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托言劳来贫人，而无隠恻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比年水旱伤稼，人饥流冗。今始夏，百谷权舆，阳气胎养之时，自三月以来，隂寒不暖，物当化变，而不被和气。月令：孟夏断薄刑，出轻系；行秋令，则草木零落，人伤于疫。夫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
又《东平宪王苍传》：永平四年春，车驾校猎河内，苍上书曰：「臣闻时令盛春，农事不聚，众兴功臣，知车驾今出，事从约省。所过吏人，讽诵甘棠之德。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视稼穑，消揺仿佯，弭节而旋。」
又《黄琼传》：琼上疏曰：“自古圣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庙之礼，亲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劝农功。今庙祀适阕，而祈谷絜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屡动圣躬，以为亲耕之礼可得而废。臣闻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坛，先时五日，有协风之应。王即斋宫，飨礼载耒，诚重之也。自癸巳以来，仍西北风，甘泽不集，寒凉尚结。迎春东郊，既不躬亲，先农之礼，所宜自勉，以逆和气，以致时风。《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
三国《呉志·华覈传》孙皓时，仓廪无储，华覈上疏曰：“先王治国，惟农是务。军兴以来，已向百载，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推此揆之，则蔬食而长饥，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且饥者不待美馔，寒者不俟狐貉。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担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资，尤甚。夫天下未平，百姓不赡，宜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而乃弃功于浮华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汉之文、景，承平继统，天下已定，四方无虞，犹以雕文之伤农事，锦绣之害女工，开富国之利，杜饥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争，豺狼充路，兵不离疆，甲不解带，而可不广生财之原，充府藏之积哉！”
晋书·食货志》：宣帝督诸军伐呉，邓艾以为大兵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陈蔡之间，土下田良，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
译《后汉书·鲁恭传》记载：永初元年，盛夏时节审理案件，鲁恭上疏劝谏说：“永元十五年，来刺史、太守在盛夏时节征召农民，拘禁审问，接连不断，没有休止。司隶校尉掌管京师，是四方效法的榜样，但近来在春季巡行各郡，借口慰问贫民，却没有怜悯的实际举措，烦扰郡县，考核并非急务。逮捕一人，罪祸牵连十余人，向上违背时令气候，向下伤害农业生产。连年水旱灾害损害庄稼，百姓饥饿流离失所。如今初夏，百谷开始生长，是阳气孕育万物之时，自三月以来，阴寒不暖，万物应当变化，却得不到和暖之气。《月令》说：孟夏时节应断决轻罪，释放轻刑囚犯；如果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草木凋零，百姓遭受瘟疫。所谓断决轻罪，是指轻罪已经判明，不希望让囚犯长期拘禁，所以及时断决。臣愚以为，如今孟夏的制度，可以遵循这个法令，那些审理案件、拷问囚犯的事，都以立秋为截止，以顺应时节，养育万物。”
又《东平宪王苍传》记载：永平四年春天，皇帝驾车在河内狩猎，刘苍上书说：“臣听说时令正值盛春，农事不能聚集人力，众臣兴起功臣之议，知道车驾如今出行，事务从简省。所经过地方的官吏百姓，传颂着《甘棠》的德行。希望陛下趁此巡视田野，查看庄稼，悠闲漫步，放缓车驾返回。”
又《黄琼传》记载：黄琼上疏说：“自古圣明的帝王，无不恭敬地举行明祀，增加福祥，所以必定亲自参加郊庙的礼仪，亲身承担籍田的辛劳，以率先引导百姓，鼓励农功。如今宗庙祭祀刚刚结束，而祈求谷物的斋戒之事，近在明天。臣担心左右近臣，不想屡次劳烦圣驾，认为亲耕的礼仪可以废除。臣听说先王制定典章，籍田有固定的日期，司徒提前告诫，司空清除祭坛，在仪式前五日，有和风的感应。君王进入斋宫，享用礼仪，携带农具，确实是重视这件事。自从癸巳日以来，接连刮西北风，甘霖不降，寒凉之气尚存。迎春于东郊，既然没有亲自参加，先农的礼仪，更应当自我勉励，以迎接和暖之气，以致使时令之风。《易经》说：‘君子自强不息’，这就是它的道理。”
三国《吴志·华覈传》记载：孙皓时期，粮仓没有储备，华覈上疏说：“先王治理国家，只以农业为务。自军队兴起以来，已经接近百年，农民废弃了南亩的耕作，妇女停止了机杼的纺织。由此推度，那么吃粗食而长期饥饿，穿薄衣而踏冰的人，本来就不少了。况且饥饿的人不等待美食，寒冷的人不等待狐貉皮衣。如今事务多而劳役繁重，百姓贫穷而风俗奢侈，工匠制作无用的器物，妇女制作华丽的装饰，不勤于麻枲的种植，却都刺绣文饰，互相模仿，以独自没有为耻。兵民之家，还追逐世俗，家里没有担石粮食的储备，出门却穿着绫绮的衣服。至于富商大贾之家，更加以金银奢华资助，尤其严重。天下尚未平定，百姓不富足，应当开辟生财的源头，丰富谷物丝帛的产业，却反而将精力浪费在浮华的巧技上，耗费时日在奢侈靡费的事情上，上面没有尊卑等级的差别，下面有耗财费力的损失。汉代的文帝、景帝，继承太平基业，天下已经安定，四方没有忧患，尚且认为雕文伤害农事，锦绣危害女工，开辟富国的利益，杜绝饥寒的根本。何况如今天下分裂，豺狼当道，士兵不离边疆，铠甲不解带，难道可以不广开生财的源头，充实府库的积蓄吗！”
《晋书·食货志》记载：宣帝督率诸军讨伐吴国，邓艾认为大军出征，运输兵力超过一半，耗费
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余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
又杜预上疏曰：「臣輙思维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硗塉。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舎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水去之后，塡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庻，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是为化无用之费，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
又晋元帝大兴元年，后军将军应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以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逰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间者流民奔东呉，东呉今俭，皆以还反江西，良田旷废来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民，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又《齐王攸传》：「臣闻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当今方隅清穆，武夫释甲，广分休假，以就农业。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尽地利。昔汉宣叹曰：『与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赏罚，黜陟幽明，于时翕然用多名守计。今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加附业之人复有虚假，通天下之谋，则饥者必不少矣。今宜严敇州郡，捡诸虚诈害农之事，督实南亩，上下同奉所务，则天下之谷可复古政，岂患于暂一水旱便忧饥馁哉？」又《束晳传》：「晳上议曰：『农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时不諐，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无霡霂之润，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请，虽使羲和平秩，后稷亲农，理疆甽于原隰，勤藨蓘于中田，犹不足以致仓庾盈亿之积也。然地力可以计生，人力可以课致，诏书之防，亦将欲尽此理乎？今天下千城，民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或谓北土不宜蓄牧，此诚不然。案古今之语，以为马之所生，实在冀北，大贾防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钜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诸牧，以充其地，使」马牛猪羊龁草于空闲之田，游食之民受业于赋给之赐，此地利之可制者也。又如汲郡之呉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植。
译巨大。陈蔡之间，土地低下但田地优良，命令淮北两万人，淮南三万人，轮流休息且耕种且守卫。水丰年通常收成是西部的三倍，计算扣除各项费用，每年结余五百万斛作为军资。六七年间，可以在淮北积累三千万余斛，这足以供养十万军队五年的粮食。
又杜预上疏说：“臣私下考虑如今的水灾，东南地区特别严重，不仅是五谷不收，居住产业都受损，低洼田地到处停滞污浊，高地大多贫瘠。这就是百姓困穷，问题将在来年显现。虽然诏书严厉告诫二千石长吏为此设计，但不广泛制定大的制度，确定取舍的适宜，恐怕只是形式上的文书，所获益处微薄。水退之后，填淤的田地每亩收成数钟，到春天大量种植五谷，五谷必定丰收。东南以水田为业，人们没有牛犊可以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交给二州将吏士兵百姓，让他们赶上春耕。谷物丰收之后，每头牛征收三百斛，这是将无用的费用转化为运输水次成谷七百万斛。”
又晋元帝大兴元年，后军将军应詹上表说：“一人不耕种，天下必定有人承受他的饥饿。而军队兴起以来，征战运输，朝廷宗庙，百官用度，已经殷实广大，下至工商、流寓、僮仆，不亲自从事农桑而游食的人，以十万计算。不思考开辟美好的利益，却希望国家富足百姓自给，难道不难吗？近来流民奔向东吴，东吴如今饥荒，都返回江西，良田荒废已久，火耕水耨的功效，相对容易。应当选拔流民，复兴农官，功劳报赏，都像魏国的旧例。一年中与百姓平分，二年分税，三年计算赋税来役使他们，公私兼济，那么粮仓盈亿，可以指日而待。”又《齐王攸传》记载：“臣听说先王的教化，无不先端正根本，务农重本，是国家的纲领。当今四方清静，武夫放下铠甲，广泛分配休假，以从事农业。然而守相不能尽心为公，以尽地利。从前汉宣帝叹息说：‘与我治理天下的，只有优秀的二千石吗？’勤勉地施加赏罚，升降官员，当时纷纷任用多名良守。如今土地有余而务农的人众多，加上依附产业的人又有虚假，通晓天下的谋划，那么饥饿的人必定不少。如今应当严厉告诫州郡，检查各种虚诈害农的事情，督促实耕南亩，上下共同奉行所务，那么天下的谷物可以恢复古政，难道还担心暂时的一次水旱就忧虑饥馁吗？”又《束晳传》记载：“束晳上议说：‘农业丰收可以达到的原因有三：一是天时不违背，二是地利不丧失，三是人力都使用。如果必定春天没有细雨的滋润，秋天多暴雨的祸患，水旱失调，求雨禳灾有所请求，即使让羲和排列次序，后稷亲自务农，整理原野低湿之地的疆界，勤勉于中田的除草培土，还是不足以导致粮仓盈亿的积蓄。然而地力可以计算产生，人力可以考核达到，诏书的防范，也将想要穷尽这个理吗？如今天下千城，百姓多游食，废弃产业占据空地，没有田课的实际，比较计算九州，数量超过万计，可以申明严格这个防范，让监司精细考察，一人失掉课税，负及郡县，这是人力可以达到的。’”又“州司十郡，土地狭小人多，三魏尤其严重，而猪羊马牧遍布境内，应当全部破废，以供给无业、业少的人。虽然颇有些割让迁徙，在地的仍然很多。有人说北方不适合蓄牧，这确实不对。考察古今的说法，认为马的出生地，实在在冀北，大贾防羊，取自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钜鹿，这是它的效验。可以全部迁徙诸牧，以充实其地，使马牛猪羊在空闲的田地里吃草，游食的百姓
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泻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搆説官长，终扵不破。此亦谷口之謡，载在史篇，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兖豫污泥之土，渠坞之宜，必多此类，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者也。以其云雨生于畚锸，多稌生于决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两周争东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诏四州刺史，使谨按以闻。
译在赋给的赐予中受业，这是地利可以控制的。又如汲郡的吴泽，良田数千顷，泥泞水停滞污浊，人们不开垦种植。听说那里的人都说通泄的工程不足为难，排盐碱成为平原，利益很重，而豪强大族吝惜捕鱼之饶，构陷说官长，终于不破。这也是谷口的谣谚，记载在史篇，认为应当再下诏郡县，以详察当今的计策。荆扬兖豫污泥的土地，渠坞的适宜，必定多这类情况，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的。因为云雨生于畚锸，多稌生于决泄，不必盼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所以两周争东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
又《温峤传》：「时国用不足，峤因奏军国要务，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不耕之夫，动有万计。春废劝课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见施，惟赋是闻。赋不可以己，当思令百姓有以殷实。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劝课农桑，察吏能否。今宜依旧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则所益实▯矣。』」
宋书·袁湛传》时建议大田。湛弟豹上议曰：「国因民以为本，民资食以为天。修其业则教兴，崇其本则末理，实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阶也。夫设位以崇贤，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审官，不取人于浮誉，则比道周息游者，言归游子。既归则南亩辟矣。分职以任务，置吏以周役，职不以无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废，则莱荒垦矣。器以应用，商以通财，▯靡丽之巧，弃难得之货，则雕伪者贱，谷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浅利深，増贾贩之税，薄畴亩之赋，则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无仪从之徒，在野靡兼幷之党，给赐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门，则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劝，游食省而肆勤众，则东作繁矣。密勿者甄异，怠慢者显罚，明劝课之令，峻纠违之官，则嬾惰无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惧，则穑人劝矣。凡此数事，亦务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鎭之以无欲，助之以无倦，翼之以廉谨，舎日计之小成，期逺致于暮歳，则浇薄自淳，大化有渐矣。」
又《周朗传》：宋孝建中，周朗疏曰：「农桑者，实民之命，为国之本。有不足，则礼节不兴。若重之，宜罢金钱，以谷帛为赏罚。凡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亦不患其难也。今且听市至千钱以还者，用钱；余皆用绢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则垦田自广，民资必繁。又田非胶水，皆播麦菽；地堪滋养，悉艺麻苎。防巷縁藩，必树桑柘；列庭接宇，惟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则叙之以爵，有司亦从而加赏。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处，须官兴役，宜募逺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赏爵一级，不过千家，故近食十万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长帅，给其粮种。凡公私游手，悉发佐农。令堤湖尽修，原陆并起。仍量家立社，计地设闾，检其出入，督其防惰。须待大熟，可移之复旧。」
魏书·高允传》允领著作郎，时多禁封良田，又京师游食者众，允因言曰：「古人云，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三万七千顷。若勤之，则亩益三升；不勤则亩损三升。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若公私有储，虽遇饥年，复何忧哉！」
又《李安世传》疏曰：今虽桑井难复，宜各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凖，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
译又《温峤传》记载：“当时国家用度不足，温峤因此上奏军国要务，其中第二条说：‘一个男人不耕种，就一定有人因此挨饿。如今不耕种的人，动不动就有上万。春天废除了劝课农桑的制度，冬天却严厉下达征收租税的命令，百姓没有见到恩惠，只听到赋税。赋税不能停止，应当思考让百姓富裕充实的方法。司徒府设置田曹掾州一人，负责劝课农桑，考察官吏的才能与否。现在应当依旧设置此职，务必得到清正恪守、奉行公事，足以宣示恩惠教化的人，那么所获得的益处实在宏大。’”
《宋书·袁湛传》记载，当时建议大规模开垦田地。袁湛的弟弟袁豹上议说：“国家以民众为根本，民众以粮食为天。修治他们的本业则教化兴起，崇尚根本则末节得以治理，这确实是治国的关键道路，实现教化的阶梯。设立职位以尊崇贤人，分封爵位以任命士人，上级衡量才能以审慎授官，不凭虚浮的声誉取人，那么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就会回归本业。既然回归，那么南亩的田地就开垦了。分配职事以明确任务，设置官吏以周济劳役，职事不因无人担任而设立，官吏必因无用而裁撤，裁减冗员废置，那么荒芜的田地就开垦了。器物为了应用，商人为了流通财物，禁止华丽精巧的器物，抛弃难得之货，那么雕饰虚伪的东西就贬值，粮食庄稼就贵重了。耕作辛劳，力量殷实但收获少，工商安逸，用度浅薄但利益深，增加商贩的税赋，减轻田亩的赋税，那么末技受到抑制而农夫欢喜了。在位者没有仪仗随从，在野者没有兼并的党羽，赏赐不靠恩宠致力，劳役不进入私门，那么游食的人回归本业，勤勉者自我勉励，游食者减少而勤勉者众多，那么春耕就繁盛了。勤勉者甄别优待，怠慢者显明惩罚，明确劝课的命令，严厉纠察违犯的官员，那么懒惰者无处容身，努力耕田者有所期望，努力者欣喜而懒惰者恐惧，那么农人就会勤勉了。这几件事，也是务农的要点和趋向。以清心临治，以无欲镇守，以不倦辅助，以廉谨护持，舍弃每日的小成就，期望在晚年达到远大目标，那么浇薄的风气自然淳厚，大的教化就有渐进的成效了。”
又《周朗传》记载：宋孝建年间，周朗上疏说：“农桑，实在是民众的生命，国家的根本。如果有不足，那么礼节就不会兴起。如果重视它，应当罢用金钱，以谷帛作为赏罚。凡是淮河以北，万匹为市；长江以南，千斛为货。也不担心难以实行。现在暂且允许市场交易千钱以下的，使用钱；其余都用绢布及米。那些不符合标准的，治罪。这样那么开垦的田地自然扩大，民众的资财必然繁多。又田地不是胶水，都播种麦豆；土地适宜滋养，都种植麻苎。街巷沿着藩篱，必定种植桑柘；庭院连接屋檐，只种植竹栗。如果这些命令实行，而善于从事这些事务的人，平民就授予爵位，有关部门也跟随加以赏赐。现在长江以南，各地都丰收。有粮食的地方，需要官府兴办劳役，应当招募远近能供养五十口人一年的人，赏赐爵位一级，不过千家，所以就近供养十万口人了。让那些受食的人，全部让他们去耕种。淮南多其长官，供给他们粮种。凡是公私游手好闲的人，全部征发辅助农业。让堤坝湖泊全部修好，原野陆地都兴起。然后按家庭建立社，按土地设置闾，检查他们的出入，督促他们的防惰。等待大丰收，可以迁移恢复旧制。”
《魏书·高允传》记载，高允担任著作郎，当时多禁止封占良田，又京师游食的人众多，高允因此说：“古人说，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三万七千顷。如果勤勉，那么每亩增加三升；不勤勉则每亩减少三升。方百里损益的
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絶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又《韩麒麟传》：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古先哲王经国立治，积蓄九稔，谓之太平，故躬耤千亩以励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礼教兴行。逮于中代，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弟均赏，实百王之常轨，为治之所先。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民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民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廵行，台使岁一按检，勤相劝课，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灾凶免于流亡矣。徃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赈，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
又《苏绰传》周文方欲革易时政，务宏强国富民之道。其三尽地力曰：人生天地之间，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人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是以古之圣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民者，防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得尽其力。诸州郡县，每至嵗首，必戒敇部人，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扬汤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可使农夫不失其业，蚕妇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牒名，郡县守令随事加罚，罪一劝百。此则明宰之教也。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此三时者，农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时，则谷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时不务省事，而令人废农者，是则絶人之命，驱以就死。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隂雨之暇，又当教人种桑植菓，艺其蔬菜，修其园圃，蓄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夫为政不欲过碎，碎则人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人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故《诗》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
译比例，为粟二百二十万斛，何况以天下之广呢？如果公私都有储备，即使遇到饥荒年，又何必担忧呢！”
又《李安世传》上疏说：“现在虽然井田制难以恢复，应当各自均量，审察其路径，让分艺有标准，力业相称，小民获得资生的利益，豪强没有余地的盈余，那么无私的恩泽就普遍播撒于兆民，如山如阜，可以积累于每户了。又所争的田地，应当限定年限断案，事情久远难以查明，全部归属现在的主人，然后虚妄的民众绝望于觊觎，守分的士人永远免于凌夺了。”又《韩麒麟传》记载：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饥荒，韩麒麟上表陈述时务说：“古代先哲王经国立治，积蓄九年的粮食，称为太平，所以亲自耕种千亩以勉励百姓，因此能够衣食滋茂，礼教兴行。到了中代，也崇尚这项事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弟均赏，实为百王的常轨，为治之所先。现在京师民众不耕种的很多，游食的人口占三分之二，大概一个男人不耕种，就有人因此挨饿，何况现在动不动以万计，所以近年山东遭水灾而民众有饿死的，直到今年秋天京都遇旱，谷价暴涨，实在是因为农人不勤勉，平时没有储备的缘故。我认为凡是珍玩之物都应当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让贵贱有别，民众回归朴素，制定天下男女按口受田，宰司四季巡行，台使每年一次按检，勤勉劝课，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余，即使遇到灾凶也免于流亡了。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我所统辖的齐州租粟只够供给俸禄，几乎没有入仓，虽然对民众有利，但不可长久，如果有军事行动或遭遇天灾，恐怕供给的方法无处取济，可以减少绢布，增加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赈，所谓私民的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了。”
又《苏绰传》记载，周文帝正想要改革时政，务求宏大的强国富民之道。其中第三条尽地力说：“人生天地之间，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想要让人兴起行礼让，这如同逆坂走丸，势不可得。因此古代的圣主知道这样，先满足他们的衣食，然后教化随之。衣食之所以充足，由于地利。尽地利之所以尽，由于劝课有方。主持这种教化的人，在于牧守令长而已。民众，愚昧。智慧不能自周，必须等待劝教，然后才能尽其力。各州郡县，每到岁首，必定告诫部人，不问少长，只要能够操持农器的，都让他们去田垦发，按时不失。所及布种既毕，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像这样的时候，都应当少长悉力，男女并功。如同扬汤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才能让农夫不失其业，蚕妇得就其功。如果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那么正长牒名，郡县守令随事加罚，罪一劝百。这就是明宰的教化。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这三时，是农之要月。如果失其一时，那么谷不可得而食。所以先王之戒说：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如果这三时不务省事，而让人废农，这就是绝人之命，驱以就死。然而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人种桑植果，艺其蔬菜，修其园圃，蓄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为政不欲过碎，碎则人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人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所以《诗》说：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如果
唐书·食货志》：德宗贞元四年，宰相陆贽上疏，其三条言廉使奏吏之能者：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垦辟。夫贵户口加增，诡情以诱奸，浮苛法以析亲族，则有州县破伤之病；贵田野垦辟，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虽辟，旧畬芜矣。人以免租年满，复为汚莱，有稼穑不增之病。此州若损客户，彼郡必减居民。增处邀赏而税数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国家设考课之法，非欲崇聚敛也。宜命有司详考课绩，州税有定，徭役有等。如此不督课而人人乐耕矣。
又权德舆传，贞元八年，关东、淮南、浙西大水，权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今霪雨二时，农田不辟，宜择羣臣明识通方者，持节劳徕，问人所疾苦，蠲其租入，与连帅守长讲求所宜。」《册府元▯唐天福三年六月，金部郎中张铸奏：『臣闻国家以务农是本，劝课为先，用广田畴，乃资仓廪。窃见所在乡村浮户，方思垦辟，正切耕耘，种木未满于十年，树谷未臻于三顷，似成产业，防有生涯，便被县司系名，定作乡村色役，惧其重敛，畏以严刑，遂舎所居，却思他适。观兹阻隔，何以舒苏？既乖抚卹之门，徒有招擕之令。伏乞明示州府，应所在无主空闲荒地，一任百姓开种，▯及五顷以上，三年外即许县司量户科徭；如未及五顷以上者，不在骚扰之限。荒榛渐少，赋税増多，非惟下益蒸黎，实亦上资邦国。』从之。」
玉海》周世宗显德三年，留心农穑，思广劝课之道，命国工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于禁中，召近臣观之。学士承防陶谷为赞，以美其事。其序曰：“耕于歴山，重华之德也；蚕于岐阳，太姒之美也。我后在宥之四载，以为化民成俗者，莫如身率。乃命有司刻木为耦人耕耘之象，又为织妇、蚕女之类，置于紫庭，亦几杖盘盂、座右之义也。志在足食，岂同流马之运？人皆有褐，且殊昆明之石。同颖八蚕，可翘足而望；岂比获玉钩于山阳，空有采桑之号？陈金根于钩盾，但为弄田之戏哉！”赞曰：“寒耕暑织，上感皇情。帝梧景转，迟迟欲行。宫帘风度，扎扎有声。疲俗是念，侈心不萌。”
宋史·食货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陈靖上言：「先王之欲厚民生，莫先于积谷，而务农、盐铁、▯酤，斯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里夐逺，虽加劝督，未遽获利。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舎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防惰，赋额岁减，国用不充。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寛以岁时，然乡县扰之，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防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捐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遯，则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絶意归耕。如授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诱之耕垦，未计赋租，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酌民力之丰寡，农亩肥硗，均配督课，令其不倦。其逃民归业，丁口授田，烦碎之事，并取大司农裁决。耕桑之外，令益种杂木、蔬菓、孶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井田，营造室居，使立保伍，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遗之资，并立条制。▯至三五年间，生计成立，即计户定徴，量田输税。若民力不足，官借籴钱，或以市糇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授，委于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値，依时价折纳，以其成数关白户部。」
又司马光疏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寒耕热耘，霑体涂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蚕妇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塲，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可不念哉！今者濬发德音，使畎亩之民得上封事，虽其言辞鄙杂，皆身受实患，直贡其诚，不可忽也。」
译《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贞元四年，宰相陆贽上疏，其中三条关于廉使奏报官吏才能的内容：一是户口增加，二是田野开垦。如果重视户口增加，就会有人弄虚作假以诱导奸邪，用苛刻的法律来分割亲属家族，这就产生了州县遭受破坏的弊病；如果重视田野开垦，就会驱使百姓去开垦荒地，规定年限免除租税，新田虽然开垦了，但旧田却荒芜了。人们因为免除租税的年限到了，又使田地变成杂草丛生的荒地，这就产生了农作物产量不增加的弊病。这个州如果损失了外来客户，那个郡必定减少居民。增加的地方为了邀功请赏而增加税额，减少的地方因为害怕获罪而不降低税额。国家设立考核官吏的方法，并不是想要推崇聚敛财富。应该命令有关部门详细考核政绩，州的税额要有定额，徭役要有等级。这样即使不督促考核，人人也会乐于耕种了。
又《权德舆传》记载，贞元八年，关东、淮南、浙西发生大水灾，权德舆建议说：“江淮地区的田地一旦丰收，就能资助周边几个道，所以天下的大计依赖于东南地区。现在连续两季阴雨，农田无法开垦，应该选择群臣中见识明达、通晓事理的人，持节去慰问安抚，询问百姓的疾苦，免除他们的租税，与地方长官共同讲求适宜的办法。”《册府元龟》记载唐天福三年六月，金部郎中张铸上奏说：“我听说国家以务农为根本，以劝勉督促为先导，用来扩大田地，从而资助仓库。私下看到各地乡村的流动人口，正想着开垦荒地，急切地进行耕耘，种树未满十年，种植谷物未满三顷，好像成了产业，防备有了生计，却被县衙登记名字，定为乡村的杂役，害怕沉重的赋税，畏惧严厉的刑罚，于是舍弃住所，又想迁往别处。看这种阻隔，怎么能让百姓舒缓复苏？这违背了安抚体恤的原则，空有招揽安抚的命令。恳请明确指示州府，凡是各地无主的空闲荒地，任由百姓开垦种植，等到达到五顷以上，三年后才允许县衙根据户口科派徭役；如果未满五顷以上，不在骚扰的范围之内。荒地逐渐减少，赋税增多，不仅对百姓有益，实际上也对国家有帮助。”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玉海》记载周世宗显德三年，留心农业，思考广泛劝勉督促的方法，命令工匠在宫中雕刻木制的耕夫、织妇、蚕女的形象，召近臣观看。学士承旨陶谷作赞，以赞美这件事。序言说：“在历山耕种，是重华（舜）的德行；在岐阳养蚕，是太姒的美德。我们的君主在位四年，认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没有比以身作则更好的了。于是命令有关部门雕刻木制的两人并耕的形象，又制作织妇、蚕女之类的形象，放置在紫庭，这也是几杖盘盂、座右铭的意义。志向在于使粮食充足，难道与流马运输相同吗？人人都能穿上粗布衣服，况且不同于昆明石。同颖八蚕的盛况，可以翘首以待；难道与在山阳获得玉钩相比，空有采桑的名号吗？在钩盾陈列金根车，只是作为弄田的游戏罢了！”赞词说：“寒冬耕种，暑天纺织，上感动皇上的心情。太阳西斜，迟迟想要行动。宫帘随风飘动，发出扎扎的声音。念及疲惫的百姓，奢侈的心念不萌生。”
《宋史·食货志》记载至道二年，太常博士陈靖上言说：“先王想要使百姓生活富足，没有比积存粮食更优先的，而务农、盐铁、专卖酒醋，这些是次要的。考察天下的土地，除了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等路，地域遥远，即使加以劝勉督促，也不能立即获利。现在京畿周围二十三州，方圆数千里，开垦的土地十中才二三，缴纳的税收十中无五六，又有隐藏里舍而称逃亡的，放弃耕种而从事游惰的，赋税额度每年减少，国家用度不充足。诏书屡次下达，允许百姓恢复产业，免除他们的租调，宽限时间，然而乡县骚扰他们，每一户归业，就刺探报告上级，早上耕种尺寸之田，晚上就进入差徭的名册，追索责问，接踵而来，虽然暂时免除他们的常租，实际上对贫困没有补益。况且百姓流徙，起初是因为贫困，有的躲避私债，有的逃避公税，既然逃亡躲藏，那么乡里就检点他们的资财，至于房屋什器、桑枣材木，都计算其价值，有的乡官用来缴纳赋税，有的债主用来偿还拖欠，生计荡然无存，回来没有去处，因此浮荡不定，断绝了归耕的念头。如果授予他们闲旷的土地，广泛招募游惰之人，诱导他们耕垦，不计算赋租，允许另外设置版图，便宜行事，斟酌民力的多少，农亩的肥沃贫瘠，均匀分配督促考核，使他们不疲倦。那些逃亡的百姓归业，按丁口授予田地，繁琐的事务，都由大司农裁决。耕桑之外，命令多种植杂木、蔬果、繁殖羊犬鸡猪等牲畜，给予桑土，暗中模仿井田制，建造房屋，建立保伍制度，养生送死的器具，庆吊问遗的资财，都建立条制。等到三五年间，生计成立，就按户定征，按田纳税。如果民力不足，官府借给籴钱，或者用来购买粮食，或者用来经营耕具，凡是这些给予的，委托给司农，等到秋天收成，才让他们偿还价值，按当时价格折纳，以其成数报告户部。”
又司马光上疏说：“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苦。寒冬耕种，暑天除草，身体沾湿，双脚涂泥，顶着太阳工作，顶着星星休息。蚕妇处理茧、绩麻纺纬，一缕一缕地积累，一寸一寸地做成，他们的勤劳到了极点。而又遭受水旱霜雹蝗虫等灾害，侥幸收成，那么公私的债务交相争夺。谷物还没离开场院，丝帛还没下织机，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所吃的糠秕都不够，所穿的粗布衣服都不完整。只是因为世代从事田亩，不知道除此之外有什么可以谋生的道路罢了。何况聚敛的臣子在租税之外，巧取豪夺，以邀功请赏？青苗法则强行散发、重敛，给陈纳新，免役法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法则劳累于非本业的工作，保马法则困于无益的费用，能不念及吗！现在皇上发出德音，使田野之民能够上封事，虽然他们的言辞鄙俗杂乱，都是亲身遭受实患，直接贡献他们的诚意，不可忽视。”
又绍兴二十六年，通判安丰军王时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尽辟，民不加多者，缘豪强虚占良田而无徧耕之力，流民襁负而至，而无开耕之地。望凡荒闲田，许人刬佃。」
又乾道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虽在江南，荒田甚多，请佃者开垦。未几，便起毛税，度田追呼，不任其扰，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请佃，免税三年。三年之后为世业，三分为率，输苗一分。更三年，増一分；又三年，全输。归业者别以荒田给之。
又七年，知扬州。晁公武言：「朝廷以沿淮荒残，未行租税。民复业与创户者，虽阡陌相望，然闻之官者，十才二三，咸惧后来税重。昔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呉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望诏两淮更不増赋，庶民知劝。」
又淳熙六年，提举浙西顔师鲁奏设劝课之法，欲重农桑，广种植也。今乡民间于己田连接闲旷硗确之地，垦成田园，用力甚勤，或以未陈起税，为人所讼，即以盗耕罪之，何以劝力田哉？止宜实田起税，非特可戢告讦之风，亦见盛世重农之意。
又九年，著作郎袁枢振两淮还，奏民占田不知其数，二税既免，止输谷帛之课。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地；他人请佃，则以疆界为词。官无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户不加多，而郡县之计益窘。望诏州县画疆立券，占田多而输课少者，随亩增之；其余闲田给与佃人，庶几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莱不至多荒。”
又朱熹知漳州，会臣僚请行闽中经界，乃奏言：“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利。绍兴已推行处，公私两利，独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劳逸，而后一州之利病。切独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择官吏，委任责成，度量步亩，算计精确，画图造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特许过乡、过县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今欲每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而合一州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每文输米几何，钱几何，止于一仓一库受纳。既输之后，却视原额分▯，为省计，为职田，为学粮，为常平，各拨入诸仓库。版图一定，则民业有经矣。但此法之行，贫民下户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逹其情；豪家猾吏实所不乐，皆善为説辞以惑羣听。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风阻怯，此则不能无虑。”
古今治平略，范祖禹以经筵进疏曰：天下之人至劳苦而常困穷者，农民是也。周公作《无逸》，戒王以先知稼穑之艰难，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苦，唯耽乐之从。夫稼穑之艰与小人之劳，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时，而地生财，自一粒一缕以上，皆出于民力，然后人得而用。人臣之禄，受之于君，故不可不报。
译又绍兴二十六年，通判安丰军王时升上言：“淮南土地都是肥沃的，然而土地没有全部开垦，人口没有增加的原因，是因为豪强虚占良田却没有普遍耕种的能力，流民背着孩子前来，却没有开垦耕种的土地。希望凡是荒闲田地，允许人们开垦耕种。”
又乾道四年，知鄂州李椿上奏：本州虽然在江南，荒田却很多，请求让请佃者开垦。不久，便征收毛税，丈量田地追呼催缴，百姓无法忍受这种骚扰，随即逃走了。现在想要召人请佃，免税三年。三年之后成为世业，按三分的比例，缴纳一分苗税。再过三年，增加一分；又过三年，全额缴纳。对于回归本业的人，另外给予荒田。
又七年，知扬州晁公武上言：“朝廷因为沿淮地区荒废残破，没有实行租税。恢复本业和新建户籍的百姓，虽然田间小路相望，然而向官府申报的，十人中才两三个，都害怕后来税收加重。过去晚唐时期，百姓致力于耕种，就增加租税，所以播种少；吴越地区百姓开垦荒田而不加税，所以没有荒地。希望下诏两淮不再增加赋税，或许百姓知道受到鼓励。”
又淳熙六年，提举浙西颜师鲁上奏设立劝课之法，想要重视农桑，扩大种植。现在乡间百姓在自己田地连接的空旷贫瘠之地，开垦成田园，用力非常勤勉，有的因为尚未申报就起税，被人诉讼，就以盗耕定罪，这怎么鼓励努力耕田呢？只应该根据实际田地起税，不仅可以制止告发揭发的风气，也体现盛世重视农业的意思。
又九年，著作郎袁枢巡视两淮回来，上奏说百姓占田不知其数，两税既然免除，只缴纳谷帛的课税。无力开垦，就废弃为荒地；他人请佃，就以疆界为借口。官府没有稽查考核，因此野外没有更多开垦，户口没有增加，而郡县的财政更加窘迫。希望下诏州县划定疆界立下契约，占田多而缴纳课税少的，随亩增加；其余闲田给予佃人，或许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地不至于多荒。”
又朱熹任漳州知州，适逢臣僚请求在闽中实行经界法，于是上奏说：“经界法对民间是最大的利益。绍兴年间推行的地方，公私两利，只有泉州、漳州、汀州没有实行。臣不敢先考虑个人的劳逸，而后考虑一州的利弊。我确信这一定可行。然而必须推举选择官吏，委任责成，度量步亩，计算精确，画图造册，费用由官府供给，随产业均摊税赋
君人君之奉，取之于民，故不可不爱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宫室、车马、服食、器用，无非取于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甚劳，其成之也甚难，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从来。思其所从来，则爱之而有不忍费财之心，忧之而有不忍劳民之意。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先王岂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则所被者广矣。臣愿陛下当食则思天下有饥而不得食者，当衣则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于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诚以召和气，庶几皇天报应，降丰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给人足，则太平矣。昔汉昭帝耕钩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书之，盖以昭帝欲知稼穑之艰难，与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农事，常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欲见之而不忘。国朝祖宗以来，尤重农穑。太宗谓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悯，春蚕既登，并功绩纺而缯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过疏粝。若风雨乖▯，稼穑不登，将如之何？」眞宗于内殿植稻麦，临观刈获，欲知田亩之劳，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于农政，而常以保惠小民为先，则天下幸甚。
大学衍义》周家以农事开国，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惧其未知稼穑之艰难也，故作《七月》之诗，使瞽蒙歌之宫中，庶几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宁，盖与《无逸》之作同一意也。夫农者，衣食之本，一日无农，则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几乎熄矣。惟其关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劳。当是时，农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从而崇奬劝厉之，故斯人亦以为生之乐，而勤敏和悦之气浃于上下，不见其有劳苦愁叹之状，朋酒羔羊，升堂称夀，君民相与献酬，忘其尊卑贵贱。后世之农则异乎此矣。已无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为有司者得无殃害之足矣，岂复有崇奬劝厉之意？故数米而炊，并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粮饷与牛之刍槀无所从给，预指收敛之入以为称贷之资，粝饭藜羮犹不克饱，敢望有盐酪之嘉味乎？夫农夫女红之艰勤，富室知之者寡矣，况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况贵戚近属乎？贵戚近属知之者寡矣，况六宫嫔御乎？近世张栻入侍经筵，因讲《葛覃》之诗，言于孝祖，以为周公之告成王，见于诗有若《七月》，见于书有若《无逸》，欲其知稼穑之难，小人之依，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每念乎农亩之劳，则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则骄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欤？栻之论最为垦至。臣愚不佞，愿诏儒臣以今农夫红女耕蚕劳勚之状作为歌诗，退朝之暇，使人日诵于前，且绘画成图，揭之宫掖，布之戚里，庶几圣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宫嫔御、外家近属亦知衣食所自来，勉为勤俭之趋，而不狃汰侈之习。
译，特许经过乡、县均摊核算，或许百里之内，轻重齐同。现在想要每亩根据九等高下，确定产业钱，而合并一州的租税钱米之数，以产业钱为基数，每文钱缴纳多少米，多少钱，只在一个仓一个库受纳。缴纳之后，再根据原额分配，作为省计，作为职田，作为学粮，作为常平仓，各拨入各仓库。版图一定，那么民业就有常规了。但这法实行，贫民下户固然非常高兴，然而不能自己表达情况；豪家猾吏实在不乐意，都善于用说辞迷惑众人。贤士大夫中喜欢安静、厌恶纷扰的，或许不深入考察就望风阻挠畏惧，这是不能不忧虑的。”
《古今治平略》中，范祖禹在经筵进疏说：“天下人中最劳苦而常困穷的，是农民。周公作《无逸》，告诫君王要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又说商朝的逸王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听小民的劳苦，只追求享乐。耕种收获的艰难与小民的劳苦，人君不可以不知道。天生四时，地生财富，自一粒一缕以上，都出于民力，然后人才能使用。人臣的俸禄，受之于君，所以不可不报答。君王的奉养，取之于民，所以不可不爱民。天子，是合天下之力共同尊崇的，凡是宫室、车马、服食、器用，无非取于天下，都是百姓的膏血。其制作非常劳苦，其完成非常艰难，安然享受，不可不思其所从来。思其所从来，则爱之而有不忍费财之心，忧之而有不忍劳民之意。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的，从未有过。先王岂能人人给他食物，人人给他衣服吗？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则所被者广矣。臣愿陛下当食则思天下有饥而不得食者，当衣则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于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诚以召和气，庶几皇天报应，降丰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给人足，则太平矣。昔汉昭帝耕钩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书之，盖以昭帝欲知稼穑之艰难，与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农事，常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欲见之而不忘。国朝祖宗以来，尤重农穑。太宗谓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悯，春蚕既登，并功绩纺而缯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过疏粝。若风雨乖候，稼穑不登，将如之何？’真宗于内殿植稻麦，临观刈获，欲知田亩之劳，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于农政，而常以保惠小民为先，则天下幸甚。”
《大学衍义》中说：周家以农事开国，成王年幼继位，周公担心他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作《七月》之诗，让瞽蒙在宫中歌唱，或许成王知道小民的依靠，不敢荒废安宁，这与《
戒谕守宰勤行劝相，毋妄兴徭役以夺其时，毋横加赋敛以困其力。老农之不能自养者，籍之有司，大夏隆冬，赋常平义廪之粟，稍赈赡之，岁凶。赈卹先良农而后游手，以示圣朝重本之意，则民将争趋南亩。衣食足而孝弟兴矣。《元史·食货志》：至元七年，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农桑之制，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为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逺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桑为事。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村某人于上。社长以时防视，劝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防官责之。社中有丧病不能耕种者，众合力助之。一社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高者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种植之制，每丁课种桑枣二十本土性不宜者种榆栁等，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各社种苜蓿以防饥。近水之家许凿池养鱼，幷鵞鸭莳莲藕菱芡蒲苇等，以助衣食。荒闲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廵视，有蝗蝻遗子之地设法除之。
译无逸》之作同一意思。农民，是衣食的根本，一日无农，则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几乎熄矣。惟其关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劳。当是时，农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从而崇奬劝厉之，故斯人亦以为生之乐，而勤敏和悦之气浃于上下，不见其有劳苦愁叹之状，朋酒羔羊，升堂称夀，君民相与献酬，忘其尊卑贵贱。后世之农则异乎此矣。已无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为有司者得无殃害之足矣，岂复有崇奬劝厉之意？故数米而炊，并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粮饷与牛之刍槀无所从给，预指收敛之入以为称贷之资，粝饭藜羮犹不克饱，敢望有盐酪之嘉味乎？夫农夫女红之艰勤，富室知之者寡矣，况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况贵戚近属乎？贵戚近属知之者寡矣，况六宫嫔御乎？近世张栻入侍经筵，因讲《葛覃》之诗，言于孝祖，以为周公之告成王，见于诗有若《七月》，见于书有若《无逸》，欲其知稼穑之难，小人之依，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
又《虞集传》：泰定中，集拜翰林直学士，尝因讲罢，进曰：「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堕者而易之。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逺寛东南海运，以舒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
又关中大饥，帝问集何以捄？对曰：承平日久，人情晏安，志士急乎近效，则怨讟生。不幸大灾之余，正作新之机也。若遣一二有仁术、知民事者，稍寛其禁令，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定城郭，脩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招其伤残老弱，渐以其力治之，则逺去而来归者渐至。春耕秋敛，皆有所助。一二岁间，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济，四面而至者均齐方一，截然有法则，三代之民将见出于空虚之野矣。
明史李信圭传：宣德八年春，言自江淮达京师，沿河郡县悉令军民挽舟，岁发二三千人，昼夜以俟。及致田土荒芜，民无蓄积，稍遇歉岁，辄老穉相持，縁道乞食，实可悯伤。请自仪眞抵通州，尽免其杂徭，俾得尽力农田。《大学衍义补》臣按：成周之后，最重农者莫如汉文景二帝，尤惓惓焉，非徒有是虚文也。而减租之诏岁下，虽以武帝之穷奢好武，下至舟车皆有算，而于田租则未尝有加焉。兹则所谓诚于悯农之实惠也。自是而后，君非不耕籍田，后非不亲蚕，非不下悯农之诏，非不敇守令以劝相，然皆尚虚文而已，非实惠也。是故农不必劝也，能无扰之足矣。善乎栁宗元之言曰：「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朂尔植，督尔获。蚤缲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鼔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小人辍饔飱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臣愿仁圣在上，思王业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禁游惰则为之者众，省徭役则不夺其时，减租赋则不罄所有。是虽不下悯农之诏，而人皆知其有悯念之心；不设劝农之官，人皆受其劝相之惠。田里小民，不胜多幸。
又臣按《周礼》，周公致太平之书也。周家自后稷以来，以农为国，故周公于书既作《无逸》，以为其君告，使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于《诗》作《豳颂》，以为其君诵，使其知王业之所起，而不敢荒宁。及其作《周官》也，或以廵稼穑，或以简稼器，趋其耕耨，辨其种类，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无非以为农事而已。噫！周公之辅成王，陈言以献忠于上者，惓惓以稼穑为言；建官以分治于下者，谆谆以农事为急，其知本乎？
钦定授时通考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授时通考卷四十五
劝课
官司
诗豳风田畯至喜
传田畯，田大夫也。疏：畯，农夫也。农夫，田官也。今之啬夫是也。此官选俊人，主田谓之田畯。典农之大夫谓之农夫，以王者尤重农事，知其爵为大夫也。
又《周颂》：「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集注：此戒农官之诗，保介农官之副也。
又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疏率是主田之吏，农夫使民耕田而种百谷。农夫，主田之吏也。集注亦戒农官之词。盖成王始置田官，而尝戒命之也。
周礼》天官甸师，下士二人，掌帅其属而耕耨，王借以时入之，以共齍盛。
注郊外曰甸师长也，其属府史胥徒也。
又，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大司徒之职，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
又载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任土之法。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注：空田者，罚以三家之税，粟以共吉凶二服及丧器也。疏夫三为屋，罚以三夫之税粟。云吉凶二服及丧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物，故集此罚物为之。
译又《虞集传》记载：泰定年间，虞集被任命为翰林直学士，曾趁讲经完毕时进言说：“京城以东，濒临大海数千里，北至辽海，南到青齐一带，是一片芦苇丛生的荒地。海潮每日涨落，淤积成肥沃的土地。采用浙江人的方法，修筑堤坝抵御海水以开垦农田，允许想求取官职的富人，聚集众人，分配给他们土地，由官府划定边界作为界限。能带领万人耕种的，授予万人之田，担任万人的首领；千人、百人也是如此。考察那些懈怠的人并替换他们。三年后查看成效，根据土地的高低确定税额上报朝廷，依次逐渐征收。五年后有积蓄，就授予官职，从所积蓄的粮食中发放俸禄。十年后授予符印，允许传给子孙，如同军官的制度。这样，东面就有数万民兵，可以就近护卫京城，对外抵御海岛夷人，远远减轻东南海运的负担，以舒缓疲敝的百姓。于是满足了富人求官的愿望，而获得了他们的效用。江海间游荡乞食、盗贼之类的人，都有了归宿。”
又关中发生大饥荒，皇帝问虞集如何救济？虞集回答说：“太平日子久了，人心安逸，志士急于看到近效，就会产生怨恨。不幸在大灾之后，正是建立新秩序的好时机。如果派遣一两位有仁爱之术、懂得民事的人，稍微放宽禁令，随郡县选择可用之人，确定城郭，修缮里巷，治理沟渠，划定田亩，减轻赋税，招抚伤残老弱，逐渐让他们出力治理，那么远离家园而来归附的人就会渐渐到来。春耕秋收，都有人帮助。一两年间，不征收赋税，不征发徭役，疆域界限端正，邻里相望互相救济，四面而来的人均匀整齐，截然有法度，三代那样的百姓将在空旷的原野上出现了。
《明史·李信圭传》记载：宣德八年春，李信圭上言说，自从江淮到达京城，沿河郡县都命令军民拉船，每年征发两三千人，昼夜等候。导致田地荒芜，百姓没有积蓄，稍微遇到歉收年份，就老幼相携，沿路乞讨，实在令人怜悯悲伤。请求从仪真到通州，全部免除杂役，使他们能尽力从事农田耕作。《大学衍义补》臣按：成周之后，最重视农业的莫过于汉文帝、汉景帝两位皇帝，尤其恳切，不仅仅是有这些虚文。而减租的诏书每年下达，即使是汉武帝那样穷奢极欲、喜好武功，下至舟车都要征税，但对于田租却从未增加过。这就是所谓的真诚怜悯农民的实惠。从此以后，君主不是不耕籍田，皇后不是不亲蚕，不是不下达怜悯农民的诏书，不是不告诫守令以劝勉相助，但都是崇尚虚文罢了，不是实惠。所以农民不必劝勉，能够不扰乱他们就足够了。柳宗元的话说得好：“治理百姓的人喜欢烦琐地发布命令，好像很怜爱他们，最终却带来灾祸。早晚官吏来呼喊说：‘官命催促你们耕种，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早点缫丝，早点织布，养育你们的小孩，喂大你们的鸡猪。’敲鼓聚集他们，击木召唤他们。小民停止吃饭来慰劳官吏，尚且不得空闲，又怎么能繁衍他们的生命而安定他们的性情呢？”臣希望仁圣君主在上，思考王业的根本，念及小民的依靠，禁止游惰则从事耕作的人就多，省减徭役则不耽误他们的农时，减少租赋则不耗尽他们所有的财产。这样即使不下达怜悯农民的诏书，人们都知道他有怜悯之心；不设置劝农的官职，人们都受到劝勉相助的恩惠。田里的百姓，不胜庆幸。
又臣按《周礼》，是周公致太平的书。周家自从后稷以来，以农业立国，所以周公在《尚书》中作《无逸》，作为对君主的告诫，让他知道小民的依靠，而不敢安逸享乐；又在《诗经》中作《豳颂》，作为对君主的诵读，让他知道王业的起源，而不敢荒废安宁。等到他作《周官》时，有的巡视庄稼，有的检查农具，催促耕种，辨别种类，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无非都是为了农事。唉！周公辅佐成王，陈言以献忠于上，恳切地以稼穑为言；建官以分治于下，谆谆以农事为急，他懂得根本啊！
钦定授时通考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授时通考卷四十五
劝课
官司
《诗·豳风》：“田畯至喜。”
传：田畯，田大夫也。疏：畯，农夫也。农夫，田官也。今之啬夫是也。此官选俊人，主田谓之田畯。典农之大夫谓之农夫，以王者尤重农事，知其爵为大夫也。
又《周颂》：“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集注：这是告诫农官的诗，保介是农官的副手。
又“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疏：率是主田之吏，农夫使民耕田而种百谷。农夫，主田之吏也。集注：也是告诫农官的词。大概成王开始设置田官，而曾经告诫命令他们。
《周礼》天官甸师，下士二人，掌帅其属而耕耨，王借以时入之，以共齍盛。
注：郊外曰甸，师长也，其属府史胥徒也。
又，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大司徒之职，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
又载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任土之法。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注：空田者，罚以三家之税，粟以共吉凶二服及丧器也。疏：夫三为屋，罚以三夫之税粟。云吉凶二服及丧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物，故集此罚物为之。